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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简述西南联大的民主精神
周俊利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建于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其“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在短短八年时间里，为国家培育出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从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近年来，西南联大的魅力越来越引人注目，笔者以为：西南联大师生具有“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民主精神，是她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颗璀璨明珠的重要原因，本文旨在阐述西南联大具有民主精神的原因及表现。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危在旦夕。北平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天津私立南开大学南迁，在湖南长沙联合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但随着日寇的不断入侵，上海、南京相继陷落，武汉震动，“临大”再次西迁云南，到达昆明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5月4日开学上课，至1946年5月4日结束。八年中，这一诞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学校为国统区大后方昆明带来了勃勃生机，成为昆明乃至整个大后方人民瞩目的中心，被称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一、西南联大具有民主精神的原因
西南联大融汇了北大的“民主自由”、清华的“严谨求实”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以及三校爱国的优良传统，从而形成联大的“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这所大学荟萃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济济人才，教授阵容鼎盛，其中有很多德高望重、学术造诣很深的中年教授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又到国外留学，受西方民主国家的现代自由主义影响较深。联大聚集了一批批经过考试选拔的、取得优异成绩的、思想进步的高素质学生，这为西南联大继承和发扬“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奠定了基础。1983年北京校友会成立时，陈岱孙老师指出：“这个草创的新大学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在那强敌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弦歌不辍确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境界……追求民主与科学确是当时我们的共同认识和信念。”
正是靠着这种认识和信念，不少学生直接投身于抗战第一线；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师生对时局的发展忧心忡忡，又参加到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中去，闻一多教授和潘琰、李鲁连等为此而英勇献身。
一个大学校风的形成，是有赖于校长的。西南联大采用委员会制，由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分工合作，后两位在重庆从政，很少来校，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常驻昆明，实际掌理校务。梅贻琦作为难得的优秀教育家，他总是站在祖国、民族和师生的一边，对不利于教育和联大的事进行敷衍、应付，甚至抵制。作为校长，在学校的教育方针、课程安排、教授治校等民主管理、学术自由方面，他总是坚定地站在师生一边抵制外来的干扰，甚至进行必要的斗争。例如国民政府曾要求学校解聘闻一多、吴晗等教授，梅贻琦根本不理睬；1945年发生屠杀学生的“一二·一”惨案时，他亲自祭奠被惨杀的四烈士，表现得大义凛然。
西南联大民主风气的形成，固然与校长的素质与人品分不开，更重要的是自始至终坚持教授治校的原则。比之人格平台，更为稳定、可靠的是建立制度平台，即建立民主治校、教授治校的制度平台，由人治走向法治。“教授治校”在西南联大以前的北大、清华两校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梅贻琦在1931年12月3日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后，维护和强化了教授治校的制度，这一制度在以后的西南联大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作为西南联大行政权力机构的校务委员会，其成员全部由教授组成，校务委员会曾经提出三个目标：（1）力求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风之优点在联大有表现机会；（2）就学生日常团体生活培养互助为公之团体精神；（3）促进学生对于时代的觉悟与对于青年责任之认识，以增强其参加抗战建国之志与努力。这说明西南联大成为学术的殿堂、民主的堡垒绝非偶然。
西南联大在当时以“民主堡垒”的称号而闻名于海内外，这既是由于西南联大师生中“爱国、民主、科学”的思想深入人心，也是由于西南联大中共地下组织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执行中共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的指示，实施适应当时形势的正确领导，充分发挥“民青”以及各进步组织的作用。西南联大在昆明组建以后，中国共产党就组建了党的地下组织，并在当时开展的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1941年月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进步人士的迫害，疯狂逮捕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这时，周恩来指示国统区的中共组织、共产党员：“目前的政治形势要求我们沉机观变，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以实现中央给我们规定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
为贯彻这个方针，中共南方局又提出，要求共产党员“勤学、勤业、勤交友”，这些指示给新形势下的学生运动指明了方向。
此外，西南联大民主活动的开展也与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当局的不干预态度有关。龙云在云南主政十多年，对蒋介石消极抗战和借抗战消除异己的做法十分不满，同蒋介石有着深刻矛盾，“对昆明汹涌澎湃的民主运动是同情的”，因而，对以联大为核心的昆明争取民主、要求进步的活动，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只要不触及地方当局的利益，即使活动中有些反蒋言行也不禁止；学生集会游行时，他常派警察维持秩序，防止特务捣乱。1945年，抗战胜利后，龙云被蒋介石挟持到南京软禁起来。但要求民主的呼声遍及云南，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还政于民、实施宪政、组织联合政府的浪潮，形成不可遏制的力量。
二、西南联大民主精神的表现
冯友兰总结说，西南联大八年“内树学术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西南联大的民主精神突出地表现在政治、学术和管理三个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西南联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一直走在国统区民主运动的最前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1938年5月到1940年底，联大的抗日民主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学生组织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三校原来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不顾蒋介石的禁令，1938年秋，蒋介石下令取缔民先、蚁社、青年救国团等全国性的青年抗日团体。秘密重建了“民先”支部，成为学生运动的核心。其他重要社团如群社、冬青社都是以“民先”队员为骨干的公开的进步的学生组织。在联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下，群社以“学习好、生活好”为口号，通过举办夏令营、晚会、歌咏和体育比赛，主办演讲会、辩论会、文艺讲习班等一般同学乐于接受的形式，介绍革命理论和进步文艺。一位教员动情地回忆说：“这里的民主集会，自由的歌声，在在都给人注入不少活力，往往在极端苦闷时，因了一个晚会而重新振作起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联大由于条件简陋而流行“壁报文化”。进步壁报有政论性的《群声》，文艺性的《腊月》、《冬青》，画刊《热风》等，主要宣传抗日、民主、团结等主张。反动的有三青团控制的“明社”，出版了《青年》、《南针》、《微言》等壁报，主要宣传妥协、反共、反人民的主张。双方时常发生笔战，刊载壁报的校门两侧被誉为“民主墙”，那里成为“供人呼吸新鲜空气获得营养的窗口”，“只要在民主墙边停留一会儿，就立刻感到抗战的呼吸了”。“民先”和群社还十分注意向社会开展救亡宣传，如举办公演周，为市民演出救亡剧；发动学生劳军、慰问抗属；纪念“九一八”，宣传收复东北，主张抗战到底。这一时期开展的活动锻炼培养了一批学生运动骨干，为联大以后在昆明民主运动中充当中坚打下了基础。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联大民主运动曾一度陷入低潮，但民主的火种并没有熄灭。1944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在消极抗战的方针指导下出现了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失城百座，大后方形势也十分危急。鲜明的对比使人们意识到没有政治民主就没有抗战胜利，不改变蒋介石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就没有人民的出路，昆明及整个国统区的争取民主的斗争再度高涨，联大再次走在前列，一批知名教授、学者公开参加斗争。1944年5月4日，联大举行了纪念“五四”运动的多种活动，民主教授如闻一多、张奚若、吴晗等都参加了，并一致要求学生继续发扬“五四”民主精神，打破黑暗牢笼，这一天被称为“联大民主精神复兴的一天”；1944年下半年，联大的民主活动扩展到社会各界。随着民主运动的发展，1945年2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盟的支持帮助下，联大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以加强组织领导。“民青”一成立，就发动进步学生取得竞选胜利，夺回学生自治会领导权，从此以后，联大的民主活动向纵深方向发展。大规模的演讲会、时事晚会、新诗朗诵会等各种宣传方式充分运用，华罗庚教授曾在联大学生主办的科学晚会上大声疾呼：“科学的基础应该建立在民主上。”诗人光未然在新诗社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上朗诵《民主在欧洲旅行》的长诗……在这里，发出的民主呼声，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抨击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介绍，已经在昆明、整个后方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时，联大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昆明成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全国人民一片欢腾。在八年抗战中经历了深重苦难和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广大人民迫切希望和平，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支持下阴谋挑起内战，借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内战的阴影再次笼罩在中国上空。联大师生密切关注时局的变化，10月1日，西南联大张奚若等十教授为国共商谈致电蒋、毛，希望国共商谈，召开政协会议，实现中国民主政治。11月25日，联大、云大等校学生在联大大草坪集会，召开时事晚会，钱端升等四位教授发表演讲，呼吁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建立联合政府。11月28日，西南联大等31校全体学生告美国人民书及西南联大等31所学校学生为反对内战告全国同胞书中，提出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美国政府应立即撤退驻华美军；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民主方式解决纠纷，并组织联合政府决定建国纲领。但是联大师生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正义呼声，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军警的镇压，他们向手无寸铁的师生举起血淋淋的屠刀，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擦亮了群众的眼睛，激起了爱国师生和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和强烈反对。在中共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在此期间，联大教授会多次开会，声援学生的罢课斗争；与此同时，昆明学生的斗争还得到了全国的声援，重庆、成都、上海等近20个城市的学生、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以举行追悼会、示威游行等方式支援昆明学生。震动全国的“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学生运动，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揭开了国统区反对美蒋内战、独裁的“第二条战线”的序幕。
其次，从学术方面看，西南联大被欧美新闻记者称为“民主的堡垒”，这一称号是名副其实的。主持校务的梅贻琦一向以思想民主、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作为治校原则，不管是在原来的清华大学还是西南联大校园里，始终会聚着学术思想的各家各派，师生们对任何学术性或敏感性的政治问题都可以公开讨论，气氛极其热烈。在联大，一个教室里讲唯物主义，另一个讲的可能是尼采哲学；有的教授主动和学生一起听另一位教授讲课，遇有不同意见时，还当场进行探讨，学生也可以参加。汤用彤为哲学系开的“魏晋玄学”，汤用彤、闻一多、沈有鼎、朱自清等常在吃了晚饭后聚在一间房子里，谈论各种问题。至于理科教授，他们往往利用节假日召开学术研讨会，把欧洲吃午茶的形式改造过来，在饭桌上边吃边讨论交流。“由物理系教授余瑞璜等为召集人的每月定期集会，轮流报告自己的工作或专题报告，参加的有吴有训、任之恭、余瑞璜、华罗庚、王竹溪、赵九章……”正是在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和和浓厚的学习氛围中，保证了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服从于真理而不是别的外在压力，尽管当时的条件极其艰苦，在科研方面仍取得了累累硕果。冯友兰说，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写了“贞元六书”，是创作丰收期；华罗庚1940年写出的《堆垒素数论》，奠定了他在数学界一代宗师的地位，“几代数论学者都从华罗庚的至今仍有影响的专着《堆垒素数论》中学到了国法的知识”。
再次，从管理的角度看，西南联大的民主管理模式也为后人所乐道。西南联大三所不同校风的学校虽是由于情势所逼联合起来的，八年里却“合作无间”、“相得益彰”，一方面是由于常务委员会委员之间相互信任，张伯苓曾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代）着”，他对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梅先生多负责，蒋梦麟也说过：“我的不管就是管”。另一方面是由于联大推行了一种集体领导、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西南联大设有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校务委员会由三常委、常委会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及教授副教授互选的11名代表组成，以常委会主席为主席，负责讨论、审议学校的一切重大事项及常委会交议的事项等，是学校的行政权力机构。教授会是学校的咨询机构，通常是在听取常委会主席报告学校的工作后，讨论学校的重大问题，教授会对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实施、学生学习都有相当的影响和作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授治校的民主作风。另外，西南联大常委会成员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是着名的教育家，既懂得教育教学规律，又有较强的行政管理才能。此外，联大还先后成立过几十个专门委员会来处理专门的具体事务。比如，1938年10月，教育部要求编制校歌校训，联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编制本大学校歌校训委员会”，以冯友兰为主席。常委会依托校务委员会进行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又有教授会的参谋咨询，还有各种专门委员会的积极参与管理，这就保证了学校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开展。正是因为西南联大特殊的背景，学生的爱国热情、教师的敬业精神、管理者的民主作风等诸方面的因素使师生之间在教与学的目标上达成了一致，共同的奋斗目标使学校的三种力量在教学过程中形成了很好的合力，在短短的时间里为祖国、为世界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有97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有作家穆旦、汪增祺，有翻译家王佐良、许渊冲，鼎鼎大名，不再一一列举。
三、结语
在抗战中诞生成长的西南联大，继承了三校的光荣传统，形成了“爱国、民主、科学”精神，在国统区的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中留下了闪光的足迹，成为抗日大后方的“民主堡垒”。联大“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民主作风，在经历了历史的千锤百炼后仍熠熠闪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校长尼柯尔在祝贺联大五十周年的信中说：“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举世学术界所追忆与推崇。”美国联大史研究专家易社强说：“联大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建于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其“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在短短八年时间里，为国家培育出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从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近年来，西南联大的魅力越来越引人注目，笔者以为：西南联大师生具有“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民主精神，是她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颗璀璨明珠的重要原因，本文旨在阐述西南联大具有民主精神的原因及表现。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危在旦夕。北平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天津私立南开大学南迁，在湖南长沙联合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但随着日寇的不断入侵，上海、南京相继陷落，武汉震动，“临大”再次西迁云南，到达昆明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5月4日开学上课，至1946年5月4日结束。八年中，这一诞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学校为国统区大后方昆明带来了勃勃生机，成为昆明乃至整个大后方人民瞩目的中心，被称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一、西南联大具有民主精神的原因
西南联大融汇了北大的“民主自由”、清华的“严谨求实”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以及三校爱国的优良传统，从而形成联大的“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这所大学荟萃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济济人才，教授阵容鼎盛，其中有很多德高望重、学术造诣很深的中年教授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又到国外留学，受西方民主国家的现代自由主义影响较深。联大聚集了一批批经过考试选拔的、取得优异成绩的、思想进步的高素质学生，这为西南联大继承和发扬“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奠定了基础。1983年北京校友会成立时，陈岱孙老师指出：“这个草创的新大学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在那强敌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弦歌不辍确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境界……追求民主与科学确是当时我们的共同认识和信念。”
正是靠着这种认识和信念，不少学生直接投身于抗战第一线；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师生对时局的发展忧心忡忡，又参加到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中去，闻一多教授和潘琰、李鲁连等为此而英勇献身。
一个大学校风的形成，是有赖于校长的。西南联大采用委员会制，由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分工合作，后两位在重庆从政，很少来校，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常驻昆明，实际掌理校务。梅贻琦作为难得的优秀教育家，他总是站在祖国、民族和师生的一边，对不利于教育和联大的事进行敷衍、应付，甚至抵制。作为校长，在学校的教育方针、课程安排、教授治校等民主管理、学术自由方面，他总是坚定地站在师生一边抵制外来的干扰，甚至进行必要的斗争。例如国民政府曾要求学校解聘闻一多、吴晗等教授，梅贻琦根本不理睬；1945年发生屠杀学生的“一二·一”惨案时，他亲自祭奠被惨杀的四烈士，表现得大义凛然。
西南联大民主风气的形成，固然与校长的素质与人品分不开，更重要的是自始至终坚持教授治校的原则。比之人格平台，更为稳定、可靠的是建立制度平台，即建立民主治校、教授治校的制度平台，由人治走向法治。“教授治校”在西南联大以前的北大、清华两校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梅贻琦在1931年12月3日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后，维护和强化了教授治校的制度，这一制度在以后的西南联大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作为西南联大行政权力机构的校务委员会，其成员全部由教授组成，校务委员会曾经提出三个目标：（1）力求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风之优点在联大有表现机会；（2）就学生日常团体生活培养互助为公之团体精神；（3）促进学生对于时代的觉悟与对于青年责任之认识，以增强其参加抗战建国之志与努力。这说明西南联大成为学术的殿堂、民主的堡垒绝非偶然。
西南联大在当时以“民主堡垒”的称号而闻名于海内外，这既是由于西南联大师生中“爱国、民主、科学”的思想深入人心，也是由于西南联大中共地下组织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执行中共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的指示，实施适应当时形势的正确领导，充分发挥“民青”以及各进步组织的作用。西南联大在昆明组建以后，中国共产党就组建了党的地下组织，并在当时开展的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1941年月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进步人士的迫害，疯狂逮捕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这时，周恩来指示国统区的中共组织、共产党员：“目前的政治形势要求我们沉机观变，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以实现中央给我们规定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
为贯彻这个方针，中共南方局又提出，要求共产党员“勤学、勤业、勤交友”，这些指示给新形势下的学生运动指明了方向。
此外，西南联大民主活动的开展也与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当局的不干预态度有关。龙云在云南主政十多年，对蒋介石消极抗战和借抗战消除异己的做法十分不满，同蒋介石有着深刻矛盾，“对昆明汹涌澎湃的民主运动是同情的”，因而，对以联大为核心的昆明争取民主、要求进步的活动，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只要不触及地方当局的利益，即使活动中有些反蒋言行也不禁止；学生集会游行时，他常派警察维持秩序，防止特务捣乱。1945年，抗战胜利后，龙云被蒋介石挟持到南京软禁起来。但要求民主的呼声遍及云南，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还政于民、实施宪政、组织联合政府的浪潮，形成不可遏制的力量。
二、西南联大民主精神的表现
冯友兰总结说，西南联大八年“内树学术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西南联大的民主精神突出地表现在政治、学术和管理三个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西南联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一直走在国统区民主运动的最前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1938年5月到1940年底，联大的抗日民主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学生组织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三校原来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不顾蒋介石的禁令，1938年秋，蒋介石下令取缔民先、蚁社、青年救国团等全国性的青年抗日团体。秘密重建了“民先”支部，成为学生运动的核心。其他重要社团如群社、冬青社都是以“民先”队员为骨干的公开的进步的学生组织。在联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下，群社以“学习好、生活好”为口号，通过举办夏令营、晚会、歌咏和体育比赛，主办演讲会、辩论会、文艺讲习班等一般同学乐于接受的形式，介绍革命理论和进步文艺。一位教员动情地回忆说：“这里的民主集会，自由的歌声，在在都给人注入不少活力，往往在极端苦闷时，因了一个晚会而重新振作起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联大由于条件简陋而流行“壁报文化”。进步壁报有政论性的《群声》，文艺性的《腊月》、《冬青》，画刊《热风》等，主要宣传抗日、民主、团结等主张。反动的有三青团控制的“明社”，出版了《青年》、《南针》、《微言》等壁报，主要宣传妥协、反共、反人民的主张。双方时常发生笔战，刊载壁报的校门两侧被誉为“民主墙”，那里成为“供人呼吸新鲜空气获得营养的窗口”，“只要在民主墙边停留一会儿，就立刻感到抗战的呼吸了”。“民先”和群社还十分注意向社会开展救亡宣传，如举办公演周，为市民演出救亡剧；发动学生劳军、慰问抗属；纪念“九一八”，宣传收复东北，主张抗战到底。这一时期开展的活动锻炼培养了一批学生运动骨干，为联大以后在昆明民主运动中充当中坚打下了基础。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联大民主运动曾一度陷入低潮，但民主的火种并没有熄灭。1944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在消极抗战的方针指导下出现了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失城百座，大后方形势也十分危急。鲜明的对比使人们意识到没有政治民主就没有抗战胜利，不改变蒋介石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就没有人民的出路，昆明及整个国统区的争取民主的斗争再度高涨，联大再次走在前列，一批知名教授、学者公开参加斗争。1944年5月4日，联大举行了纪念“五四”运动的多种活动，民主教授如闻一多、张奚若、吴晗等都参加了，并一致要求学生继续发扬“五四”民主精神，打破黑暗牢笼，这一天被称为“联大民主精神复兴的一天”；1944年下半年，联大的民主活动扩展到社会各界。随着民主运动的发展，1945年2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盟的支持帮助下，联大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以加强组织领导。“民青”一成立，就发动进步学生取得竞选胜利，夺回学生自治会领导权，从此以后，联大的民主活动向纵深方向发展。大规模的演讲会、时事晚会、新诗朗诵会等各种宣传方式充分运用，华罗庚教授曾在联大学生主办的科学晚会上大声疾呼：“科学的基础应该建立在民主上。”诗人光未然在新诗社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上朗诵《民主在欧洲旅行》的长诗……在这里，发出的民主呼声，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抨击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介绍，已经在昆明、整个后方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时，联大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昆明成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全国人民一片欢腾。在八年抗战中经历了深重苦难和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广大人民迫切希望和平，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支持下阴谋挑起内战，借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内战的阴影再次笼罩在中国上空。联大师生密切关注时局的变化，10月1日，西南联大张奚若等十教授为国共商谈致电蒋、毛，希望国共商谈，召开政协会议，实现中国民主政治。11月25日，联大、云大等校学生在联大大草坪集会，召开时事晚会，钱端升等四位教授发表演讲，呼吁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建立联合政府。11月28日，西南联大等31校全体学生告美国人民书及西南联大等31所学校学生为反对内战告全国同胞书中，提出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美国政府应立即撤退驻华美军；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民主方式解决纠纷，并组织联合政府决定建国纲领。但是联大师生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正义呼声，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军警的镇压，他们向手无寸铁的师生举起血淋淋的屠刀，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擦亮了群众的眼睛，激起了爱国师生和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和强烈反对。在中共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在此期间，联大教授会多次开会，声援学生的罢课斗争；与此同时，昆明学生的斗争还得到了全国的声援，重庆、成都、上海等近20个城市的学生、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以举行追悼会、示威游行等方式支援昆明学生。震动全国的“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学生运动，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揭开了国统区反对美蒋内战、独裁的“第二条战线”的序幕。
其次，从学术方面看，西南联大被欧美新闻记者称为“民主的堡垒”，这一称号是名副其实的。主持校务的梅贻琦一向以思想民主、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作为治校原则，不管是在原来的清华大学还是西南联大校园里，始终会聚着学术思想的各家各派，师生们对任何学术性或敏感性的政治问题都可以公开讨论，气氛极其热烈。在联大，一个教室里讲唯物主义，另一个讲的可能是尼采哲学；有的教授主动和学生一起听另一位教授讲课，遇有不同意见时，还当场进行探讨，学生也可以参加。汤用彤为哲学系开的“魏晋玄学”，汤用彤、闻一多、沈有鼎、朱自清等常在吃了晚饭后聚在一间房子里，谈论各种问题。至于理科教授，他们往往利用节假日召开学术研讨会，把欧洲吃午茶的形式改造过来，在饭桌上边吃边讨论交流。“由物理系教授余瑞璜等为召集人的每月定期集会，轮流报告自己的工作或专题报告，参加的有吴有训、任之恭、余瑞璜、华罗庚、王竹溪、赵九章……”正是在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和和浓厚的学习氛围中，保证了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服从于真理而不是别的外在压力，尽管当时的条件极其艰苦，在科研方面仍取得了累累硕果。冯友兰说，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写了“贞元六书”，是创作丰收期；华罗庚1940年写出的《堆垒素数论》，奠定了他在数学界一代宗师的地位，“几代数论学者都从华罗庚的至今仍有影响的专着《堆垒素数论》中学到了国法的知识”。
再次，从管理的角度看，西南联大的民主管理模式也为后人所乐道。西南联大三所不同校风的学校虽是由于情势所逼联合起来的，八年里却“合作无间”、“相得益彰”，一方面是由于常务委员会委员之间相互信任，张伯苓曾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代）着”，他对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梅先生多负责，蒋梦麟也说过：“我的不管就是管”。另一方面是由于联大推行了一种集体领导、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西南联大设有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校务委员会由三常委、常委会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及教授副教授互选的11名代表组成，以常委会主席为主席，负责讨论、审议学校的一切重大事项及常委会交议的事项等，是学校的行政权力机构。教授会是学校的咨询机构，通常是在听取常委会主席报告学校的工作后，讨论学校的重大问题，教授会对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实施、学生学习都有相当的影响和作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授治校的民主作风。另外，西南联大常委会成员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是着名的教育家，既懂得教育教学规律，又有较强的行政管理才能。此外，联大还先后成立过几十个专门委员会来处理专门的具体事务。比如，1938年10月，教育部要求编制校歌校训，联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编制本大学校歌校训委员会”，以冯友兰为主席。常委会依托校务委员会进行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又有教授会的参谋咨询，还有各种专门委员会的积极参与管理，这就保证了学校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开展。正是因为西南联大特殊的背景，学生的爱国热情、教师的敬业精神、管理者的民主作风等诸方面的因素使师生之间在教与学的目标上达成了一致，共同的奋斗目标使学校的三种力量在教学过程中形成了很好的合力，在短短的时间里为祖国、为世界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有97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有作家穆旦、汪增祺，有翻译家王佐良、许渊冲，鼎鼎大名，不再一一列举。
三、结语
在抗战中诞生成长的西南联大，继承了三校的光荣传统，形成了“爱国、民主、科学”精神，在国统区的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中留下了闪光的足迹，成为抗日大后方的“民主堡垒”。联大“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民主作风，在经历了历史的千锤百炼后仍熠熠闪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校长尼柯尔在祝贺联大五十周年的信中说：“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举世学术界所追忆与推崇。”美国联大史研究专家易社强说：“联大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