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
> 第三十四章 艰苦卓绝，刚毅坚卓
第三十四章 艰苦卓绝，刚毅坚卓
抗日烽火中的西南联大马亚娜
西南联大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并与抗战相始终。抗日烽火中的这所流亡大学，除了两度播迁，流徙万里，其艰难岁月的突出表现还在于历经日本飞机的轰炸和战时的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然而在艰苦卓绝的环境和条件下，西南联大师生胸怀抗战必胜的信念，践行“刚毅坚卓”的校训，顽强奋斗，努力办学，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一、日机轰炸下的西南联大
1.日军对昆明的轰炸
抗日战争中的昆明，是大后方的重镇，支援前线的基地；大批沿海内地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落户此地，众多的沦陷区难民也纷纷涌入。因此，昆明和陪都重庆一样成了日军飞机轰炸的主要目标之一。
据当时防空司令部编印的《云南防空实录》记载，从1938年9月28日至1944年，昆明共发警报232次，日机入侵昆明市上空142次，入侵日机达1099架，共投弹3043枚，死伤无辜同胞3530人（其中被炸死1759人），炸毁、烧毁、震毁各种房屋19015间。市区几乎到处都被炸，城郊不少地方也被炸，炸得昆明城百孔千疮，弹坑累累。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之下，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大都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险情，一些师生在空袭中受伤，有的员工甚至遇难。
1938年9月28日，日军飞机首次空袭昆明。当时的昆明没有防空力量，昆明市民面对敌机的空袭亦毫无经验和准备，惊慌无措，四处奔逃，许多人集中到了潘家湾及小西门城脚的苗圃中。日机遂对小西门外潘家湾一带进行轰炸。这次轰炸，给昆明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据资料记载，当时“昆明死伤甚重，计轻伤60人，重伤173人，死190人；其他血肉横飞，尸身难觅者尚不知多少”。
2.朱自清、闻一多亲历昆明首次被轰炸
1938年9月28日，日机首次空袭昆明，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朱自清亲身经历，并且给他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这次轰炸中，地处小东门文林街的昆华师范学校被炸，情况严重，死伤甚众。当时昆华师范为西南联大所租借，用做教职员工宿舍。朱自清恰好在现场，目睹了空袭后的景状，十分悲愤，他在日记里记下了当时的情况：“见死者静卧，一厨子血肉模糊，状至惨。”
当时闻一多住在小西门内武成路福寿巷内，当听到空袭警报后，一方面安排在家的三个孩子躲到桌子下面，一方面跑出去找两个在昆华小学读书的孩子。在往城外走的途中，敌机已飞到头顶，闻一多靠到墙边躲避，一串炸弹落在一家院子里，强烈的爆炸把墙上的砖石震掉，砸破了他的头顶，顿时血流满面。幸好街头救护队及时赶来抢救包扎，才使得伤势不太严重。
3.1940 年10月13日日机轰炸，西南联大损失惨重
1940年10月13日，午后2时，敌机30余架侵袭昆明，在本市西区文林街一带投下许多炸弹，西南联大中了40余弹，图书馆、生物实验室、宿舍一部分被毁。租借昆华中学南北两院为校舍的“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部炸毁，女生宿舍亦受波及”，学生的“衣物被褥一无所余，情形之惨，不堪言喻”。联大师院学生尤其是滇籍学生“家境素极清寒，平时向学已感财力匮乏，时有辍学之虞”。此次空袭之后，联大师院专门打报告给教育厅：“不幸此次忽遭狂炸，衣物书籍损失殆罄，且值此物价飞涨期间，添制颇感困难。因此，日来生活异常痛苦，此种情状如不设法救济，难免被迫辍学，如是，滇省教育蒙受相当之损失。”
此外，昆华中学还专门报告：“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租用部分而在此次敌机轰炸中受损的房舍有：北院北食堂3大间（震坏）、后寝室7间（轻微震坏）、办公厅3大间（全部震坏）、办公厅西侧厢房3间（全部震坏）、与正厅并排之侧房3间（全部震坏）、旧大门东侧高阁楼上下两层（全部震坏）、东寝室过道桥1座（全部炸毁）、东寝室康德院1所（全部炸毁）、东寝室走廊1排（全部炸毁）、后层大殿东侧漏角1大间（轻微震坏）。”
也就是说，联大师范学院租借的昆华中学房舍在此次日军轰炸中“大都被毁，不堪住用”。于是，联大师院重新租借龙翔街的昆华工校校舍，继续坚持办学。
4.“跑警报”
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回忆说：“在昆明的几年中，除了办校外，突出的事情就是跑警报，几乎天天要跑。日本飞机来轰炸时，从容飞来，从容飞走，可以说是畅通无阻，如入无人之境。”
联大学生汪增祺在《跑警报》中写道：昆明警报很多，“我刚到昆明的头二年，39、40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谈不上防空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
在日机的空袭下，“跑警报”成为了昆明市民的“家常便饭”，在警报最频繁的时期，有时一天来回跑两三次警报，一直延续了两三年，昆明市民天天过着朝不保夕的恐惧生活。警报的规律，一般在上午九、十点钟响，下午两点钟左右解除。日军轰炸时，飞机的数量并不多，几架、十几架，很少超过20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日机空袭昆明是从武汉出发，到达昆明是在上午10点钟左右。西南联大师生摸到了这个规律，便将上课的时间提前，到10点左右就把上午的课上完，下午3点以后上课。这中间是准备空袭疏散的时间，一有空袭警报，师生们都向新校舍后面的土山上疏散。
由于经常“跑警报”，因此“跑警报”就成了联大学生的“必修课”。有的还跑出了经验。联大“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许多人作业、练习和论文都是在“跑警报”中完成的。联大常委梅贻琦“作为校长，也和教师、学生们一起跑到学校后面的小山上，在坟头之间躲避一下”。
5.联大教授与“防空洞”
面对敌机的轰炸，联大教师不少人修建了防空洞，以避空袭。因此，不少有关联大教授的回忆中“防空洞”也是一个专门的话题。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曾雇人在小东门把城墙挖空，里面加上木料，形成了一个防空洞。这个防空洞可以通向城墙外边，城墙内外各有一个洞口，如果一个洞口被堵塞了，可以从另一个洞口出去，只要不被炸弹直接命中是很保险的。防空洞修好后，冯友兰全家及左邻右舍一听见空袭警报便钻进洞里。但是这个防空洞里的木料被人偷走，只剩下一个空土洞了。
梅贻琦的夫人回忆说，当时西仓坡联大清华大学有一个简易的防空洞。每次跑警报，西南联大的办事处都是把学校的文件放在这个简易防空洞内，留下两个工友看守。在一次轰炸中办事处被炸，文件全部被毁，两位看守文件的工友也不幸被炸死。梅夫人说这是“给我们记忆留下一件很难过的事”。
在昆明首次遭到空袭的劫难之后，闻一多搬到小东门内节孝巷13号周宅居住，附近还住有冯至教授。1940年9月30日敌机轰炸昆明，闻一多和冯至两家人都躲进防空洞内。一枚炸弹落在闻一多住处的后花园内，幸亏是个“哑弹”，没有爆炸，闻一多及其家人才得以幸免罹难。但找来警察一看，说可能是定时炸弹，搞得大家提心吊胆，一夜不眠，后怕不已，后来迁往郊外。
同日，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家在昆明租赁的房屋正中一弹，家当几乎全部化为灰烬。幸运的是全家人都已躲进防空洞里，幸免于难。
1941年的一次空袭中，家住黄土坡的华罗庚到旁边的联大数学系教师闵嗣鹤家，两人在闵家的防空洞口附近谈数学问题。这时一颗炸弹落在附近，洞口被大量的溅土所掩埋，两人也被埋在里面。空袭后，大家花了两三个小时才把他们刨出来，华罗庚耳朵也被震出了血。多年后，每当华罗庚想起这次被“活埋”又死里逃生时，仍是感慨万千。
6.昆明有多大联大就有多大：联大教授疏散郊区和县乡
历经空袭和跑警报的联大教授们，依靠防空洞也不保险，于是联大校方为了大家的安全，请教授们疏散到昆明郊区甚至县乡。他们到学校上课，或乘火车、或坐小马车、或徒步、或头天进城住在学校单身宿舍里。
当时周培源一家疏散得很远，住在昆明城外的西山脚下，离联大的新校舍约有40里。周培源只好自己养一匹马，骑马到教室跟前，把马一系，保证了按时上课。闻一多家迁到昆明西郊陈家营住，后又搬到龙头街旁的司家营。杨武之家搬到龙院村，冯友兰家住在龙头村。冯至家则迁到金殿山后的一个林场内的茅屋里，因为要到学校上课，往往是下午进城，次日早晨上山，单程约15里。费孝通住在呈贡县的魁阁。钱穆住的地方可能是最远的——宜良县岩泉寺，离联大新校舍60多公里。因此当时有一说法：昆明有多大联大就有多大。
二、西南联大的艰难岁月
西南联大在昆八年的时间，除了敌机轰炸带来的种种困难外，还有战时的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各种办学条件可谓艰苦卓绝。
1.办学地点四分五裂，到处租借
西南联大初迁到昆明时，校舍完全靠东拼西凑，租赁解决，散布各处。理学院在大西门外昆华农校；工学院在拓东路迤西、江西、全蜀三个会馆；文、法学两学院在昆尚无立足之所，遂在蒙自借用原海关、法国银行和希腊歌胪士洋行等闲置房舍，设立分校藉以安顿。一个学期之后，文法学院迁回昆明，借了因躲避日军轰炸而疏散闲置的昆华工校、昆华师范学校的校舍作为教师宿舍。新增的联大师范学院则借昆华中学的南院和北院为校舍。两年后，因敌机轰炸房舍大部被毁，继而迁借昆华工校。之后，学校当局在昆明城西北三分寺附近购一荒地建筑校舍。新校舍落成后，西南联大才算安定下来了，文、法、理三学院遂迁到新校舍，但工学院和师院仍“寄人篱下”。
2.新校舍因陋就简，堪称“草棚子大学”
西南联大新校舍里，没有一栋楼房，一律平房。学生住的是草顶土墙的房子，宿舍为大通铺，40人住一间。房屋连基本的遮风避雨都难以做到，一到雨季，床下便成为水乡泽国。教室初为铁皮顶土墙，后来铁皮顶也被商人购买而换成了草顶。学校图书馆是唯一的砖墙瓦顶的建筑物。但藏书量少，座位拥挤，学生因抢占座位，屡次挤破馆门。因抢借参考书或过期不还而被记过的学生，占当时联大受校纪处分学生的相当数量。学校附近的茶馆成为学生自习和研讨学问的地方，不少学生的论文和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里完成的。实验品缺乏，仪器设备少且简陋，致使许多试验无法进行。
3.师生生活倍极艰辛
当时联大的学生，多数是从沦陷区来的。他们的经济来源常常接济不上，生活极为困难，很多同学都必须靠勤工俭学。全校一半以上的同学都在校外兼差，半工半读，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家教、卖报郎、油漆工、广告员、店员、汽车售票员，就连大西门城楼上放午炮报时的事也被联大学生包了。
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教师们的薪水多打七折支付，生活很困难。一个月的工资加到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完了。为了养家糊口，教师们多是靠兼职兼薪，以为补贴。大多数的人是卖文，向报刊投稿，得一点稿费。能作古文的人，向当地富贵人家作“谀墓”之文，这样的生意最好，因为可以得到实物报酬。华罗庚一家住在昆明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里，楼下养牲畜，全家人挤在两间小厢楼里。晚上，牛在柱子上擦痒痒，危楼欲倒，让人提心吊胆。闻一多全家8口人挤在一间上为狭窄住房，下为牛圈的农家破旧房屋里，平日闻一多靠雕刻图章以贴补家用。就连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也约集了几家联大家属，自己动手，制作糕点，走很长的路，送到昆明城里的冠生园代销。朱自清教授冬天做不起棉衣，买了一件便宜的赶马人用的披毡御寒；长期的粗劣伙食，使朱自清胃病加重，健康状况恶化。吴大猷教授常常身穿补丁裤子去上课。曾昭抡教授的鞋子总是前后见天……
三、联大师生对时艰的乐观态度和对抗战的
必胜信念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办学经费短缺、设施不全、生活极其艰苦的环境，西南联大师生始终保持积极乐观态度，笳吹弦诵，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1.“跑警报”，紧张中透出从容
面对敌机的轰炸，联大师生最初是比较紧张和恐惧的。但是，由于空袭的频繁，人们对“跑警报”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变得习以为常，泰然自若，甚至对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讹诈威胁表示出了极大的蔑视。
汪增祺一篇《跑警报》的文章将当时联大师生这种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该文说：“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之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跑警报时，人们或走入树林，或在土丘旁安坐，大家借此机会凑在一起，既谈战争的消息和政治局势的动向，也谈学术和艺术等。日子久了，见面时都面带笑容，一个共同的命运把人们集合在一起，把生死存亡置之度外。待敌机走后，人们又回到学校，或继续上课，或找地方温书。在郊外的防空洞里，有人还在洞口用碎石子嵌出这样的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这既体现出联大浓郁的文化意味，又折射出联大师生在性命攸关时的“胜似闲庭信步”的超然态度，同时也体现了对日寇的嘲谑。
2.面对清贫，乐观幽默
联大师生生活贫穷的窘相在联大的校园里随处可见，但是师生们不会因此而自卑，都能坦然面对。而且，在文人聚集的联大，人们对贫困的苦涩都采取乐观的态度和幽默、嘲谑的方式来化解。有同学将前后都破了的鞋戏称为“空前绝后”；鞋底掉了只有鞋面，仍套在脚上，还谑为“脚踏实地”。后来由此干脆产生了一则谜语：“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联大学生吃的是砂粒、稗子、老鼠屎等混合的饭，同学们戏称为“八宝饭”。闻一多教授家累较重，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领着孩子到野地里抓蚂蚱当菜吃，还美其名曰“蚂蚱当虾米”。华罗庚称自己为“清高教授”，其含义有二：一是清华大学的高级教授，二是清贫高危。本来联大学生在大东门放午炮，时间非常准确，但是有一次为了看一场足球赛，而提前把午炮放了……由此可见，艰难困苦中，联大师生积极的、乐观的人生态度，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精神动力。
3.对抗战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联大师生面对敌机的狂轰滥炸，面对艰难困苦，为什么还如此乐观？这是因为联大师生对抗战充满了必胜的信念。而这种必胜的信念凝结成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充分反映在西南联大的校歌里。
校训既表达了联大人面对危难应持的态度，也提出了联大人做事必须追求卓越的高标准。校歌歌词简述了西南联大诞生的历史背景及三校搬迁的经过，反映了抗战初期的形势，联大办学的目的，表达了联大师生应负的时代使命，在抗战期间与国家共兴亡、同命运的爱国情操以及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慷慨激昂的校歌，振奋人心，在抗战时期成为了人们的精神动力，对鼓舞人们争取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堪称千古绝唱。其中“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是突出表达这种信念的经典语句，像座右铭一样深刻在联大师生的脑海之中。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信念，又秉承“刚毅坚卓”的校训，联大教师们安贫乐道，严谨治学，潜心钻研，着书立说，诲人不倦，为培养“人杰”做贡献；学生们则以天下为己任，勤奋读书，刻苦钻研，立志救国。
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在联大师生日常生活中都体现得比较充分。梅贻琦的夫人在做糕点售卖以贴补家用时，还把这种自己生产的糕点称为“定胜糕”，意为抗战必定胜利。学生们则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面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联大学生曾掀起着名的“倒孔（祥熙）”运动；在抗战时局艰难之时，联大学生一批又一批奔赴抗日疆场。
西南联大在抗战八年的艰苦岁月中，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先后入联大就读的学子共8000人，正式毕业学生约4000人（其中本科生3700余人，硕士生74人）。他们中很多人日后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其中仅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就有173人。此外，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载，联大的毕业生中有834名学生从军，直接奔赴抗日疆场，有的还为抗战献出了生命。这个数字，超过了在联大受过教育的学生的十分之一。
如今，抗日战争胜利已届甲子，西南联大也已不复存在。然而，在艰苦卓绝中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奇迹的西南联大将永载史册，联大“刚毅坚卓”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西南联大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并与抗战相始终。抗日烽火中的这所流亡大学，除了两度播迁，流徙万里，其艰难岁月的突出表现还在于历经日本飞机的轰炸和战时的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然而在艰苦卓绝的环境和条件下，西南联大师生胸怀抗战必胜的信念，践行“刚毅坚卓”的校训，顽强奋斗，努力办学，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一、日机轰炸下的西南联大
1.日军对昆明的轰炸
抗日战争中的昆明，是大后方的重镇，支援前线的基地；大批沿海内地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落户此地，众多的沦陷区难民也纷纷涌入。因此，昆明和陪都重庆一样成了日军飞机轰炸的主要目标之一。
据当时防空司令部编印的《云南防空实录》记载，从1938年9月28日至1944年，昆明共发警报232次，日机入侵昆明市上空142次，入侵日机达1099架，共投弹3043枚，死伤无辜同胞3530人（其中被炸死1759人），炸毁、烧毁、震毁各种房屋19015间。市区几乎到处都被炸，城郊不少地方也被炸，炸得昆明城百孔千疮，弹坑累累。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之下，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大都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险情，一些师生在空袭中受伤，有的员工甚至遇难。
1938年9月28日，日军飞机首次空袭昆明。当时的昆明没有防空力量，昆明市民面对敌机的空袭亦毫无经验和准备，惊慌无措，四处奔逃，许多人集中到了潘家湾及小西门城脚的苗圃中。日机遂对小西门外潘家湾一带进行轰炸。这次轰炸，给昆明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据资料记载，当时“昆明死伤甚重，计轻伤60人，重伤173人，死190人；其他血肉横飞，尸身难觅者尚不知多少”。
2.朱自清、闻一多亲历昆明首次被轰炸
1938年9月28日，日机首次空袭昆明，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朱自清亲身经历，并且给他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这次轰炸中，地处小东门文林街的昆华师范学校被炸，情况严重，死伤甚众。当时昆华师范为西南联大所租借，用做教职员工宿舍。朱自清恰好在现场，目睹了空袭后的景状，十分悲愤，他在日记里记下了当时的情况：“见死者静卧，一厨子血肉模糊，状至惨。”
当时闻一多住在小西门内武成路福寿巷内，当听到空袭警报后，一方面安排在家的三个孩子躲到桌子下面，一方面跑出去找两个在昆华小学读书的孩子。在往城外走的途中，敌机已飞到头顶，闻一多靠到墙边躲避，一串炸弹落在一家院子里，强烈的爆炸把墙上的砖石震掉，砸破了他的头顶，顿时血流满面。幸好街头救护队及时赶来抢救包扎，才使得伤势不太严重。
3.1940 年10月13日日机轰炸，西南联大损失惨重
1940年10月13日，午后2时，敌机30余架侵袭昆明，在本市西区文林街一带投下许多炸弹，西南联大中了40余弹，图书馆、生物实验室、宿舍一部分被毁。租借昆华中学南北两院为校舍的“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部炸毁，女生宿舍亦受波及”，学生的“衣物被褥一无所余，情形之惨，不堪言喻”。联大师院学生尤其是滇籍学生“家境素极清寒，平时向学已感财力匮乏，时有辍学之虞”。此次空袭之后，联大师院专门打报告给教育厅：“不幸此次忽遭狂炸，衣物书籍损失殆罄，且值此物价飞涨期间，添制颇感困难。因此，日来生活异常痛苦，此种情状如不设法救济，难免被迫辍学，如是，滇省教育蒙受相当之损失。”
此外，昆华中学还专门报告：“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租用部分而在此次敌机轰炸中受损的房舍有：北院北食堂3大间（震坏）、后寝室7间（轻微震坏）、办公厅3大间（全部震坏）、办公厅西侧厢房3间（全部震坏）、与正厅并排之侧房3间（全部震坏）、旧大门东侧高阁楼上下两层（全部震坏）、东寝室过道桥1座（全部炸毁）、东寝室康德院1所（全部炸毁）、东寝室走廊1排（全部炸毁）、后层大殿东侧漏角1大间（轻微震坏）。”
也就是说，联大师范学院租借的昆华中学房舍在此次日军轰炸中“大都被毁，不堪住用”。于是，联大师院重新租借龙翔街的昆华工校校舍，继续坚持办学。
4.“跑警报”
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回忆说：“在昆明的几年中，除了办校外，突出的事情就是跑警报，几乎天天要跑。日本飞机来轰炸时，从容飞来，从容飞走，可以说是畅通无阻，如入无人之境。”
联大学生汪增祺在《跑警报》中写道：昆明警报很多，“我刚到昆明的头二年，39、40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谈不上防空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
在日机的空袭下，“跑警报”成为了昆明市民的“家常便饭”，在警报最频繁的时期，有时一天来回跑两三次警报，一直延续了两三年，昆明市民天天过着朝不保夕的恐惧生活。警报的规律，一般在上午九、十点钟响，下午两点钟左右解除。日军轰炸时，飞机的数量并不多，几架、十几架，很少超过20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日机空袭昆明是从武汉出发，到达昆明是在上午10点钟左右。西南联大师生摸到了这个规律，便将上课的时间提前，到10点左右就把上午的课上完，下午3点以后上课。这中间是准备空袭疏散的时间，一有空袭警报，师生们都向新校舍后面的土山上疏散。
由于经常“跑警报”，因此“跑警报”就成了联大学生的“必修课”。有的还跑出了经验。联大“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许多人作业、练习和论文都是在“跑警报”中完成的。联大常委梅贻琦“作为校长，也和教师、学生们一起跑到学校后面的小山上，在坟头之间躲避一下”。
5.联大教授与“防空洞”
面对敌机的轰炸，联大教师不少人修建了防空洞，以避空袭。因此，不少有关联大教授的回忆中“防空洞”也是一个专门的话题。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曾雇人在小东门把城墙挖空，里面加上木料，形成了一个防空洞。这个防空洞可以通向城墙外边，城墙内外各有一个洞口，如果一个洞口被堵塞了，可以从另一个洞口出去，只要不被炸弹直接命中是很保险的。防空洞修好后，冯友兰全家及左邻右舍一听见空袭警报便钻进洞里。但是这个防空洞里的木料被人偷走，只剩下一个空土洞了。
梅贻琦的夫人回忆说，当时西仓坡联大清华大学有一个简易的防空洞。每次跑警报，西南联大的办事处都是把学校的文件放在这个简易防空洞内，留下两个工友看守。在一次轰炸中办事处被炸，文件全部被毁，两位看守文件的工友也不幸被炸死。梅夫人说这是“给我们记忆留下一件很难过的事”。
在昆明首次遭到空袭的劫难之后，闻一多搬到小东门内节孝巷13号周宅居住，附近还住有冯至教授。1940年9月30日敌机轰炸昆明，闻一多和冯至两家人都躲进防空洞内。一枚炸弹落在闻一多住处的后花园内，幸亏是个“哑弹”，没有爆炸，闻一多及其家人才得以幸免罹难。但找来警察一看，说可能是定时炸弹，搞得大家提心吊胆，一夜不眠，后怕不已，后来迁往郊外。
同日，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家在昆明租赁的房屋正中一弹，家当几乎全部化为灰烬。幸运的是全家人都已躲进防空洞里，幸免于难。
1941年的一次空袭中，家住黄土坡的华罗庚到旁边的联大数学系教师闵嗣鹤家，两人在闵家的防空洞口附近谈数学问题。这时一颗炸弹落在附近，洞口被大量的溅土所掩埋，两人也被埋在里面。空袭后，大家花了两三个小时才把他们刨出来，华罗庚耳朵也被震出了血。多年后，每当华罗庚想起这次被“活埋”又死里逃生时，仍是感慨万千。
6.昆明有多大联大就有多大：联大教授疏散郊区和县乡
历经空袭和跑警报的联大教授们，依靠防空洞也不保险，于是联大校方为了大家的安全，请教授们疏散到昆明郊区甚至县乡。他们到学校上课，或乘火车、或坐小马车、或徒步、或头天进城住在学校单身宿舍里。
当时周培源一家疏散得很远，住在昆明城外的西山脚下，离联大的新校舍约有40里。周培源只好自己养一匹马，骑马到教室跟前，把马一系，保证了按时上课。闻一多家迁到昆明西郊陈家营住，后又搬到龙头街旁的司家营。杨武之家搬到龙院村，冯友兰家住在龙头村。冯至家则迁到金殿山后的一个林场内的茅屋里，因为要到学校上课，往往是下午进城，次日早晨上山，单程约15里。费孝通住在呈贡县的魁阁。钱穆住的地方可能是最远的——宜良县岩泉寺，离联大新校舍60多公里。因此当时有一说法：昆明有多大联大就有多大。
二、西南联大的艰难岁月
西南联大在昆八年的时间，除了敌机轰炸带来的种种困难外，还有战时的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各种办学条件可谓艰苦卓绝。
1.办学地点四分五裂，到处租借
西南联大初迁到昆明时，校舍完全靠东拼西凑，租赁解决，散布各处。理学院在大西门外昆华农校；工学院在拓东路迤西、江西、全蜀三个会馆；文、法学两学院在昆尚无立足之所，遂在蒙自借用原海关、法国银行和希腊歌胪士洋行等闲置房舍，设立分校藉以安顿。一个学期之后，文法学院迁回昆明，借了因躲避日军轰炸而疏散闲置的昆华工校、昆华师范学校的校舍作为教师宿舍。新增的联大师范学院则借昆华中学的南院和北院为校舍。两年后，因敌机轰炸房舍大部被毁，继而迁借昆华工校。之后，学校当局在昆明城西北三分寺附近购一荒地建筑校舍。新校舍落成后，西南联大才算安定下来了，文、法、理三学院遂迁到新校舍，但工学院和师院仍“寄人篱下”。
2.新校舍因陋就简，堪称“草棚子大学”
西南联大新校舍里，没有一栋楼房，一律平房。学生住的是草顶土墙的房子，宿舍为大通铺，40人住一间。房屋连基本的遮风避雨都难以做到，一到雨季，床下便成为水乡泽国。教室初为铁皮顶土墙，后来铁皮顶也被商人购买而换成了草顶。学校图书馆是唯一的砖墙瓦顶的建筑物。但藏书量少，座位拥挤，学生因抢占座位，屡次挤破馆门。因抢借参考书或过期不还而被记过的学生，占当时联大受校纪处分学生的相当数量。学校附近的茶馆成为学生自习和研讨学问的地方，不少学生的论文和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里完成的。实验品缺乏，仪器设备少且简陋，致使许多试验无法进行。
3.师生生活倍极艰辛
当时联大的学生，多数是从沦陷区来的。他们的经济来源常常接济不上，生活极为困难，很多同学都必须靠勤工俭学。全校一半以上的同学都在校外兼差，半工半读，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家教、卖报郎、油漆工、广告员、店员、汽车售票员，就连大西门城楼上放午炮报时的事也被联大学生包了。
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教师们的薪水多打七折支付，生活很困难。一个月的工资加到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完了。为了养家糊口，教师们多是靠兼职兼薪，以为补贴。大多数的人是卖文，向报刊投稿，得一点稿费。能作古文的人，向当地富贵人家作“谀墓”之文，这样的生意最好，因为可以得到实物报酬。华罗庚一家住在昆明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里，楼下养牲畜，全家人挤在两间小厢楼里。晚上，牛在柱子上擦痒痒，危楼欲倒，让人提心吊胆。闻一多全家8口人挤在一间上为狭窄住房，下为牛圈的农家破旧房屋里，平日闻一多靠雕刻图章以贴补家用。就连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也约集了几家联大家属，自己动手，制作糕点，走很长的路，送到昆明城里的冠生园代销。朱自清教授冬天做不起棉衣，买了一件便宜的赶马人用的披毡御寒；长期的粗劣伙食，使朱自清胃病加重，健康状况恶化。吴大猷教授常常身穿补丁裤子去上课。曾昭抡教授的鞋子总是前后见天……
三、联大师生对时艰的乐观态度和对抗战的
必胜信念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办学经费短缺、设施不全、生活极其艰苦的环境，西南联大师生始终保持积极乐观态度，笳吹弦诵，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1.“跑警报”，紧张中透出从容
面对敌机的轰炸，联大师生最初是比较紧张和恐惧的。但是，由于空袭的频繁，人们对“跑警报”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变得习以为常，泰然自若，甚至对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讹诈威胁表示出了极大的蔑视。
汪增祺一篇《跑警报》的文章将当时联大师生这种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该文说：“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之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跑警报时，人们或走入树林，或在土丘旁安坐，大家借此机会凑在一起，既谈战争的消息和政治局势的动向，也谈学术和艺术等。日子久了，见面时都面带笑容，一个共同的命运把人们集合在一起，把生死存亡置之度外。待敌机走后，人们又回到学校，或继续上课，或找地方温书。在郊外的防空洞里，有人还在洞口用碎石子嵌出这样的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这既体现出联大浓郁的文化意味，又折射出联大师生在性命攸关时的“胜似闲庭信步”的超然态度，同时也体现了对日寇的嘲谑。
2.面对清贫，乐观幽默
联大师生生活贫穷的窘相在联大的校园里随处可见，但是师生们不会因此而自卑，都能坦然面对。而且，在文人聚集的联大，人们对贫困的苦涩都采取乐观的态度和幽默、嘲谑的方式来化解。有同学将前后都破了的鞋戏称为“空前绝后”；鞋底掉了只有鞋面，仍套在脚上，还谑为“脚踏实地”。后来由此干脆产生了一则谜语：“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联大学生吃的是砂粒、稗子、老鼠屎等混合的饭，同学们戏称为“八宝饭”。闻一多教授家累较重，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领着孩子到野地里抓蚂蚱当菜吃，还美其名曰“蚂蚱当虾米”。华罗庚称自己为“清高教授”，其含义有二：一是清华大学的高级教授，二是清贫高危。本来联大学生在大东门放午炮，时间非常准确，但是有一次为了看一场足球赛，而提前把午炮放了……由此可见，艰难困苦中，联大师生积极的、乐观的人生态度，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精神动力。
3.对抗战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联大师生面对敌机的狂轰滥炸，面对艰难困苦，为什么还如此乐观？这是因为联大师生对抗战充满了必胜的信念。而这种必胜的信念凝结成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充分反映在西南联大的校歌里。
校训既表达了联大人面对危难应持的态度，也提出了联大人做事必须追求卓越的高标准。校歌歌词简述了西南联大诞生的历史背景及三校搬迁的经过，反映了抗战初期的形势，联大办学的目的，表达了联大师生应负的时代使命，在抗战期间与国家共兴亡、同命运的爱国情操以及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慷慨激昂的校歌，振奋人心，在抗战时期成为了人们的精神动力，对鼓舞人们争取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堪称千古绝唱。其中“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是突出表达这种信念的经典语句，像座右铭一样深刻在联大师生的脑海之中。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信念，又秉承“刚毅坚卓”的校训，联大教师们安贫乐道，严谨治学，潜心钻研，着书立说，诲人不倦，为培养“人杰”做贡献；学生们则以天下为己任，勤奋读书，刻苦钻研，立志救国。
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在联大师生日常生活中都体现得比较充分。梅贻琦的夫人在做糕点售卖以贴补家用时，还把这种自己生产的糕点称为“定胜糕”，意为抗战必定胜利。学生们则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面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联大学生曾掀起着名的“倒孔（祥熙）”运动；在抗战时局艰难之时，联大学生一批又一批奔赴抗日疆场。
西南联大在抗战八年的艰苦岁月中，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先后入联大就读的学子共8000人，正式毕业学生约4000人（其中本科生3700余人，硕士生74人）。他们中很多人日后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其中仅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就有173人。此外，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载，联大的毕业生中有834名学生从军，直接奔赴抗日疆场，有的还为抗战献出了生命。这个数字，超过了在联大受过教育的学生的十分之一。
如今，抗日战争胜利已届甲子，西南联大也已不复存在。然而，在艰苦卓绝中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奇迹的西南联大将永载史册，联大“刚毅坚卓”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