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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滇缅抗战及其特点
李剑飞
60年前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一场公理战胜强权、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华民族团结合作、同仇敌忾，高举反法西斯主义旗帜，浴血奋战，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也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滇缅抗战正是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远征军出师缅甸，对于远东盟军对日作战起了直接的配合作用。”在3年多的浴血奋战中，以中国为主力的中美英盟军最终取得了滇缅抗战的胜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一
滇缅抗战从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开始，到1945年3月皎脉（乔梅）会师胜利结束。涉及中美英三大盟国，战场范围包括中国、缅甸与印度。
历时3年多的滇缅抗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2年2月至1942年5月，是滇缅抗战的防御阶段。1942年1月，日军进攻缅甸，英军节节败退，寻求中国军队的救援。2月16日，中国远征军正式入缅作战。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滞留于滇缅边境待命的第5军、第6军依次入缅，紧急向缅南、缅东地区开进，协助英军，展开了缅甸防御战。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入缅良机的错失以及多头指挥的混乱，使得仓促上阵的远征军的入缅作战始终处于被动状态，至5月不得不退出缅甸。但远征军将士初露锋芒，虽败犹荣，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仍然创造了同古保卫战和仁安羌解围战的辉煌战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第二阶段，从1942年5月至1943年10月，是滇缅抗战的相持阶段。一方面，中国远征军缅甸失利，一部败撤印度，大部败走野人山退回滇西，出师10万仅存4万。缅甸失守，滇缅公路被切断。不仅如此，日军也随之从西南方向进犯我国。1942年5月3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滇西，一周时间便相继侵占了怒江以西的畹町、芒市、龙陵、腾冲约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至1943年初，日军势力向北延伸到泸水地区，向南到达孟定地区，占领了我云南境内怒江以西的滇西地区数百公里长的一块狭长地带，约8.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另一方面，我滇西守军果断炸毁怒江惠通桥，成功地利用怒江天险阻止了日军的东进，凭险隔岸相持，日军再不能踏入怒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半步，保卫了西南大后方。同时，积极整训军队，为实施反攻作充分准备。败撤印度的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指导下，在印度蓝姆伽训练营受训并进行整编，并于1943年8月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利用美援物资配备全副美式装备，使战斗力大为提高。在滇西，中国政府也积极重新组编并整训第二批远征军，于1943年4月在云南楚雄重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与英美军队协同反攻缅甸。
第三阶段，从1943年10月至1944年5月，是滇缅抗战的反攻阶段。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在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开始了缅北反攻，拉开了滇缅抗战反攻的序幕。经过整训的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经月余激战，于12月18日，攻占敌重要据点于邦，取得缅北首次大捷。次年3月5日攻克缅北战略要地孟关，并将兵锋指向了孟拱和缅北重镇密支那。与此同时，中国驻印军在美国工程兵团的配合下，战胜了极其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异常险峻的地理环境，使从印度雷多经缅北密支那到中国境内的中印公路（又名史迪威公路），随着缅北反攻的节节胜利逐步向国境延伸。
第四阶段，从1944年5月至1945年3月，是滇缅抗战的决胜阶段。为了策应驻印军的反攻行动，早日贯通中印公路，经过长期整训、养精蓄锐的滇西中国远征军于1944年5月强渡怒江天险，开始对怒江以西的日军展开反攻，与驻印军形成东西夹攻日军之势。滇缅日军遭此沉重打击，陷入穷途末路，战局一败涂地。中国驻印军先后攻克孟拱、密支那和八莫。滇西中国远征军也取得了艰苦卓绝的腾冲、松山和龙陵等战役的胜利。1945年1月27日，中国驻印军与滇西远征军会师芒友，“全国上下所深切期望之国际路线，始告打通”。3月又克滇缅战场日军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腊戍，并于月底与英军会师皎脉。至此，缅北、滇西的反攻，解放缅甸领土8万余平方公里，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共毙伤日军4.8万余人，全歼缅北、滇西日军，反攻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也宣告了历时3年多的滇缅抗战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二
长期以来，囿于党史、革命史的显学地位，现代史中的滇缅抗战被边缘化，滇缅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并未凸现出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的评价。
滇缅抗战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次极具战略意义和特点的反法西斯战役。
（一）滇缅抗战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唯一的出境作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从北向南、自东向西发起对中国的侵略，东北、华北、华中、华南，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抗日烽火连绵不绝，皆以中国本土为战场而展开。
太平洋战争后，切断滇缅运输线，成为日本南进策略的重要一环。不仅如此，日本进军缅甸，也直接威胁到中国西南抗战战略后方。一旦得逞，东西夹击，重庆危殆，后果不堪设想。
1942年2月16日，中国远征军第5军先头部队开始入缅，跨出了国境，“以支援英军确保缅甸国际补给线为目的，即深入缅甸境内，力求曼德勒以南地区，击破日军，状况不利时，主力以密支那、八莫为基地，一部以景栋为基地，策划持久，确保国境”。
异国作战，给中国远征军的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国军入缅，时限所迫，又以天时不利，时当盛夏，暑雨连绵，瘴疠丛生，病痛者多，地利不熟”。不仅如此，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还面临着“极其错综复杂”的民情，“缅甸除先进分子积极支援中国远征军抗日外，一般都抱着观望的态度，反动党派且为日本利用，甘作缅奸，到处进行破坏的活动。同时缅甸人民普遍仇视英军，遇机即杀”，当年的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在许多年后的回忆中，也不无感慨地说：“如不是广大爱国华侨积极援助，我军就不免要全军覆没了。”
在此后的三年中，正是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中国远征军在异国他乡，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战胜了穷凶极恶的敌人，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滇缅抗战是中美英三国协同合作进行的一次国际战役
“中国抗日战争不但在战略上支援和配合了美、英盟军的作战行动，而且与盟军实行了战役上的协同作战，为最后击败日本法西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共和国开国将领宋时轮的这番评论是客观、中肯的，其所指的协同作战的战役正是——滇缅抗战。
实际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英美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了协同合作、保卫滇缅的重要性。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缅甸以及其同中国的联系在整个（东方）战区中是最重要的一环。”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认为：“如果缅甸失守，我方整个局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相对而言，中国政府鉴于抗战形势和对日军进攻的准确预判，更早就加强了西南防御并积极实现了中美英三国在滇缅抗战中的协同合作。
早在1939年11月，蒋介石即电促龙云，从速加强滇境防务。随着日军占领越南，国民政府就全力加强滇边防御。将台儿庄战役中名震中外的滇军第60军从前线调回云南防御滇南，并调中国军队的精锐第5军、第6军进入云南和组编第66军，准备从滇西赴缅远征。同时，积极寻求中美英三国的合作。1941年初，中方派出军事考察团，在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考察三月之久，编成《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提出了共同防御缅甸的策略。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第二天即12月9日，蒋介石便指令在昆明西山的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拟定了《中英联军缅南会战计划》。12月23日，蒋介石主持了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召开的东亚联合军事会议，通过了《远东联合行动初步计划》，会议决定成立中、英联军统帅部，中国3个军（9个师）入缅。同日，中英两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中英军事同盟，共同防御缅印。第二天，蒋介石在约见美、英军事代表共进早餐时，对英国军事代表魏菲尔说：“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因此，如果贵国需要，我们可以派遣8万人入缅甸作战。”又请美国代表勃兰德向罗斯福转达：“远东地区对日作战，端赖中国之陆军与英美海空军协同一致为主体。务望美国有一中、美联合作战计划。”
正是三国的共同利益与合作认识，正是中国政府的积极努力，促进了多边合作的加强，为中美英滇缅抗战的实现及胜利创造了条件。
随着滇缅抗战的开辟，中美英三国的合作也进一步加强。
应该说，中国政府滇缅抗战的态度是积极的。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出动最精锐的40万大军与美英盟军协同作战，作出了最大的牺牲，成为滇缅抗战的主力军。
同时，美英盟国也积极协同合作，主要表现在：
第一，军事指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长官，直接指挥了中美英三国的协同作战，并组织了中国驻印军的整训及制定了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
第二，战场配合：美英军派出了作战部队直接协同远征军作战。尤为突出的是，美军第14航空队（即飞虎队）和第26航空队、第10航空队完全夺取了滇缅战场的制空权，有力地配合了远征军的地面作战。此外，英军在印缅的对日作战，也有力地支援了中国远征军的反攻。
第三，后勤装备：以大量的美式武器装备武装了中国远征军，并在战时供应了大量的弹药。随着滇缅公路的阻断，从1942年5月初到1945年底，援助中国的物资的81%是在“驼峰航线”上完成的。中国驻印军的补充兵员，驻滇中国远征军的美械装备，以及在缅北、滇西反攻战役中的大量后勤保障工作，都得到了美中“驼峰”空运队的大力支持，为反攻战役的发起和胜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后勤保障。“驼峰”空运，美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战后美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在“驼峰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达13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第四，训练指导：美军给远征军有力的训练作战指导。无论是印度蓝姆伽训练营驻印远征军的热带丛林作战训练，还是滇西远征军的整训乃至强渡怒江时，都得到了经验丰富的美军军官的帮助指导。反攻阶段，远征军战斗力的大幅提高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中英美三国的合作并非想象的那么愉快、顺畅。由于三个同盟国的利益差异，特别是英美两国存在的大国强权意识，对中国平等合作不够，利用成分更多，从而使得三大盟国间的协同合作充满着曲折反复。在入缅作战问题上的良机错失，在中国远征军指挥权上的较劲，在战场指挥上的不协调，都造成了无谓的内耗与损失，直接影响到滇缅战局，使得滇缅抗战一波三折。但“总的来说，在滇缅战场上，中国军队与盟国军队是共同对敌（抗日）的，协同作战，互相支援，同过生死，共过患难。这是战时盟国关系基本的一面。”
正是基于三大盟国这种协同合作，才使得滇缅抗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在整个印缅地区作战中，中国远征军和盟军一道，共歼日军十六万余人”，为最后击败日本法西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滇缅抗战开辟了中国抗战两线作战的西线战场
随着日军进占缅甸，威胁西南，中国的抗战遭受日军的东西夹击不可避免。“就国军之全般战略言，原日军入侵中国之一般作战方向，大致自东徂西。今若缅甸为日军攻陷，则不仅滇缅路被切断，使国军与联军之联络受阻，且物资之补给陷入困难，而日军且可由此向中国西南国境入侵，收夹击之效，更使国军陷于腹背受敌之窘境。”因此，滇缅抗战开辟了中国抗战的西线战场，使中国的抗战形成了东、西两线作战。
长期以来，由于滇缅抗战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中国抗战的两线作战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西线战场和东线战场是统一的中国抗日战场的两部分，二者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西线战场的开辟，无论是保卫运输线，防御西南边陲，还是配合东线战场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军事步骤。
中国抗战的两线作战，从军事上说乃不得已而为之。对中日双方来讲，可以说是利弊参半。一方面，迫于日本进攻滇缅，构成对中国大后方的威胁，从而被迫调动大量兵力布防于西南和西线战场作战，这必然影响到东线战场的防守兵力和作战，使东线战场对日作战能力明显削弱。对于这一点，日本军方在开始进攻缅甸不久即已感觉到了，“重庆的注意力完全被缅甸方面的战况所吸引，因而在中国大陆上的抗日军事活动呈现消极”。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抗战西线战场的开辟，也使日军战场分散，东西兼顾，捉襟见肘，穷于应付。“为了对付同盟国从云南和印度反攻缅甸，日本不得不陆续向缅甸增调重兵。其有限的兵力相当大的一部分被牵制在缅甸战场上，最多时达到10余个师团，使它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更加捉襟见肘。因此，从亚洲—太平洋战线的战略全局上看，日军侵占缅甸又给自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在战术上暂时赢了一着，在战略上最终将输掉全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西线战事的胜利结束，粉碎了敌人东西夹击的图谋，稳定了西南局势，巩固了抗战大后方；开通和开辟了国际运输线，源源不断的援华物资畅通无阻地输入，为中国的抗战胜利创造了物质条件；滇缅抗战的完全胜利，完成了将侵略者最早赶出国门的伟业，从而增强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争取全面胜利的信心。这些都极大地支持了东部战场，甚至为整个战局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中国西攻滇缅，给后期整个中国抗战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随着滇缅战场的胜利，重庆政府摆脱了长期以来遭受东西夹击的局面，这就为1945年春东线战场反攻态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四）滇缅抗战是中国抗战最早的反攻战役
长期以来，党史、革命史都以1944年敌后战场的反攻作为中国抗战局部反攻的开始。笔者认为，如果将中国人民的抗战视为全民族抗战的话，就不能漠视正面战场的抗战，就应当对当时的重庆政府当局的抗战给予正确的评价。如果我们将滇缅抗战放到抗战进程中来，真正将其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组成部分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以滇缅抗战作为中国抗战最早的反攻战役更具合理性。
第一，滇缅抗战反攻时间更早。滇缅战场的对敌反攻阶段，中国驻印远征军是从1943年10月向缅北反攻即已开始，滇西中国远征军的反攻作战继之也于1944年5月强渡怒江开始。“中国远征军在滇西的反攻既是盟军在缅甸战场反攻的重要一翼，同时又是中国战场对日全面反攻的序幕。”
第二，滇缅抗战更具标志性。而滇缅抗战“为自抗战以来，彻底胜利之歼灭战，而滇西、缅北大捷尤为我抗日胜利之先声，敌经此次打击，形势日蹙，遂至无条件投降”。
第三，滇缅抗战最先赶走侵略者。1945年1月27日，经过了缅北反攻和滇西反攻的两支中国远征军在中缅边境芒友会师，滇西失地全部收复，“在中国战场上最先把日本侵略军驱逐出国门”。是故当时就有“收复失地，实滇省为最”的评价了，“人们坚信，我军在缅北、滇西所取得的胜利，乃是全国抗战胜利的先声，最后胜利的日子即将到来了”。就在滇缅战场的枪炮声停息后不到半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了。
滇缅抗战奏响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反攻号角，谱写了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他们所进行的“真是一场恶斗，一首史诗，一桩惊天动地的英雄事业”。“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数万中华抗日健儿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崇山密林中了。
今天，滇缅战场的硝烟早已散去了60年，我们对其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公正、客观、准确地给予它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应有地位。
滇缅抗战必将以其特殊的贡献和特有的价值载入史册，彪炳千秋。
（作者单位：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60年前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一场公理战胜强权、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华民族团结合作、同仇敌忾，高举反法西斯主义旗帜，浴血奋战，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也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滇缅抗战正是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远征军出师缅甸，对于远东盟军对日作战起了直接的配合作用。”在3年多的浴血奋战中，以中国为主力的中美英盟军最终取得了滇缅抗战的胜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一
滇缅抗战从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开始，到1945年3月皎脉（乔梅）会师胜利结束。涉及中美英三大盟国，战场范围包括中国、缅甸与印度。
历时3年多的滇缅抗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2年2月至1942年5月，是滇缅抗战的防御阶段。1942年1月，日军进攻缅甸，英军节节败退，寻求中国军队的救援。2月16日，中国远征军正式入缅作战。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滞留于滇缅边境待命的第5军、第6军依次入缅，紧急向缅南、缅东地区开进，协助英军，展开了缅甸防御战。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入缅良机的错失以及多头指挥的混乱，使得仓促上阵的远征军的入缅作战始终处于被动状态，至5月不得不退出缅甸。但远征军将士初露锋芒，虽败犹荣，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仍然创造了同古保卫战和仁安羌解围战的辉煌战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第二阶段，从1942年5月至1943年10月，是滇缅抗战的相持阶段。一方面，中国远征军缅甸失利，一部败撤印度，大部败走野人山退回滇西，出师10万仅存4万。缅甸失守，滇缅公路被切断。不仅如此，日军也随之从西南方向进犯我国。1942年5月3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滇西，一周时间便相继侵占了怒江以西的畹町、芒市、龙陵、腾冲约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至1943年初，日军势力向北延伸到泸水地区，向南到达孟定地区，占领了我云南境内怒江以西的滇西地区数百公里长的一块狭长地带，约8.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另一方面，我滇西守军果断炸毁怒江惠通桥，成功地利用怒江天险阻止了日军的东进，凭险隔岸相持，日军再不能踏入怒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半步，保卫了西南大后方。同时，积极整训军队，为实施反攻作充分准备。败撤印度的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指导下，在印度蓝姆伽训练营受训并进行整编，并于1943年8月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利用美援物资配备全副美式装备，使战斗力大为提高。在滇西，中国政府也积极重新组编并整训第二批远征军，于1943年4月在云南楚雄重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与英美军队协同反攻缅甸。
第三阶段，从1943年10月至1944年5月，是滇缅抗战的反攻阶段。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在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开始了缅北反攻，拉开了滇缅抗战反攻的序幕。经过整训的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经月余激战，于12月18日，攻占敌重要据点于邦，取得缅北首次大捷。次年3月5日攻克缅北战略要地孟关，并将兵锋指向了孟拱和缅北重镇密支那。与此同时，中国驻印军在美国工程兵团的配合下，战胜了极其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异常险峻的地理环境，使从印度雷多经缅北密支那到中国境内的中印公路（又名史迪威公路），随着缅北反攻的节节胜利逐步向国境延伸。
第四阶段，从1944年5月至1945年3月，是滇缅抗战的决胜阶段。为了策应驻印军的反攻行动，早日贯通中印公路，经过长期整训、养精蓄锐的滇西中国远征军于1944年5月强渡怒江天险，开始对怒江以西的日军展开反攻，与驻印军形成东西夹攻日军之势。滇缅日军遭此沉重打击，陷入穷途末路，战局一败涂地。中国驻印军先后攻克孟拱、密支那和八莫。滇西中国远征军也取得了艰苦卓绝的腾冲、松山和龙陵等战役的胜利。1945年1月27日，中国驻印军与滇西远征军会师芒友，“全国上下所深切期望之国际路线，始告打通”。3月又克滇缅战场日军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腊戍，并于月底与英军会师皎脉。至此，缅北、滇西的反攻，解放缅甸领土8万余平方公里，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共毙伤日军4.8万余人，全歼缅北、滇西日军，反攻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也宣告了历时3年多的滇缅抗战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二
长期以来，囿于党史、革命史的显学地位，现代史中的滇缅抗战被边缘化，滇缅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并未凸现出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的评价。
滇缅抗战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次极具战略意义和特点的反法西斯战役。
（一）滇缅抗战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唯一的出境作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从北向南、自东向西发起对中国的侵略，东北、华北、华中、华南，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抗日烽火连绵不绝，皆以中国本土为战场而展开。
太平洋战争后，切断滇缅运输线，成为日本南进策略的重要一环。不仅如此，日本进军缅甸，也直接威胁到中国西南抗战战略后方。一旦得逞，东西夹击，重庆危殆，后果不堪设想。
1942年2月16日，中国远征军第5军先头部队开始入缅，跨出了国境，“以支援英军确保缅甸国际补给线为目的，即深入缅甸境内，力求曼德勒以南地区，击破日军，状况不利时，主力以密支那、八莫为基地，一部以景栋为基地，策划持久，确保国境”。
异国作战，给中国远征军的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国军入缅，时限所迫，又以天时不利，时当盛夏，暑雨连绵，瘴疠丛生，病痛者多，地利不熟”。不仅如此，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还面临着“极其错综复杂”的民情，“缅甸除先进分子积极支援中国远征军抗日外，一般都抱着观望的态度，反动党派且为日本利用，甘作缅奸，到处进行破坏的活动。同时缅甸人民普遍仇视英军，遇机即杀”，当年的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在许多年后的回忆中，也不无感慨地说：“如不是广大爱国华侨积极援助，我军就不免要全军覆没了。”
在此后的三年中，正是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中国远征军在异国他乡，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战胜了穷凶极恶的敌人，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滇缅抗战是中美英三国协同合作进行的一次国际战役
“中国抗日战争不但在战略上支援和配合了美、英盟军的作战行动，而且与盟军实行了战役上的协同作战，为最后击败日本法西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共和国开国将领宋时轮的这番评论是客观、中肯的，其所指的协同作战的战役正是——滇缅抗战。
实际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英美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了协同合作、保卫滇缅的重要性。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缅甸以及其同中国的联系在整个（东方）战区中是最重要的一环。”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认为：“如果缅甸失守，我方整个局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相对而言，中国政府鉴于抗战形势和对日军进攻的准确预判，更早就加强了西南防御并积极实现了中美英三国在滇缅抗战中的协同合作。
早在1939年11月，蒋介石即电促龙云，从速加强滇境防务。随着日军占领越南，国民政府就全力加强滇边防御。将台儿庄战役中名震中外的滇军第60军从前线调回云南防御滇南，并调中国军队的精锐第5军、第6军进入云南和组编第66军，准备从滇西赴缅远征。同时，积极寻求中美英三国的合作。1941年初，中方派出军事考察团，在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考察三月之久，编成《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提出了共同防御缅甸的策略。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第二天即12月9日，蒋介石便指令在昆明西山的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拟定了《中英联军缅南会战计划》。12月23日，蒋介石主持了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召开的东亚联合军事会议，通过了《远东联合行动初步计划》，会议决定成立中、英联军统帅部，中国3个军（9个师）入缅。同日，中英两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中英军事同盟，共同防御缅印。第二天，蒋介石在约见美、英军事代表共进早餐时，对英国军事代表魏菲尔说：“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因此，如果贵国需要，我们可以派遣8万人入缅甸作战。”又请美国代表勃兰德向罗斯福转达：“远东地区对日作战，端赖中国之陆军与英美海空军协同一致为主体。务望美国有一中、美联合作战计划。”
正是三国的共同利益与合作认识，正是中国政府的积极努力，促进了多边合作的加强，为中美英滇缅抗战的实现及胜利创造了条件。
随着滇缅抗战的开辟，中美英三国的合作也进一步加强。
应该说，中国政府滇缅抗战的态度是积极的。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出动最精锐的40万大军与美英盟军协同作战，作出了最大的牺牲，成为滇缅抗战的主力军。
同时，美英盟国也积极协同合作，主要表现在：
第一，军事指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长官，直接指挥了中美英三国的协同作战，并组织了中国驻印军的整训及制定了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
第二，战场配合：美英军派出了作战部队直接协同远征军作战。尤为突出的是，美军第14航空队（即飞虎队）和第26航空队、第10航空队完全夺取了滇缅战场的制空权，有力地配合了远征军的地面作战。此外，英军在印缅的对日作战，也有力地支援了中国远征军的反攻。
第三，后勤装备：以大量的美式武器装备武装了中国远征军，并在战时供应了大量的弹药。随着滇缅公路的阻断，从1942年5月初到1945年底，援助中国的物资的81%是在“驼峰航线”上完成的。中国驻印军的补充兵员，驻滇中国远征军的美械装备，以及在缅北、滇西反攻战役中的大量后勤保障工作，都得到了美中“驼峰”空运队的大力支持，为反攻战役的发起和胜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后勤保障。“驼峰”空运，美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战后美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在“驼峰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达13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第四，训练指导：美军给远征军有力的训练作战指导。无论是印度蓝姆伽训练营驻印远征军的热带丛林作战训练，还是滇西远征军的整训乃至强渡怒江时，都得到了经验丰富的美军军官的帮助指导。反攻阶段，远征军战斗力的大幅提高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中英美三国的合作并非想象的那么愉快、顺畅。由于三个同盟国的利益差异，特别是英美两国存在的大国强权意识，对中国平等合作不够，利用成分更多，从而使得三大盟国间的协同合作充满着曲折反复。在入缅作战问题上的良机错失，在中国远征军指挥权上的较劲，在战场指挥上的不协调，都造成了无谓的内耗与损失，直接影响到滇缅战局，使得滇缅抗战一波三折。但“总的来说，在滇缅战场上，中国军队与盟国军队是共同对敌（抗日）的，协同作战，互相支援，同过生死，共过患难。这是战时盟国关系基本的一面。”
正是基于三大盟国这种协同合作，才使得滇缅抗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在整个印缅地区作战中，中国远征军和盟军一道，共歼日军十六万余人”，为最后击败日本法西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滇缅抗战开辟了中国抗战两线作战的西线战场
随着日军进占缅甸，威胁西南，中国的抗战遭受日军的东西夹击不可避免。“就国军之全般战略言，原日军入侵中国之一般作战方向，大致自东徂西。今若缅甸为日军攻陷，则不仅滇缅路被切断，使国军与联军之联络受阻，且物资之补给陷入困难，而日军且可由此向中国西南国境入侵，收夹击之效，更使国军陷于腹背受敌之窘境。”因此，滇缅抗战开辟了中国抗战的西线战场，使中国的抗战形成了东、西两线作战。
长期以来，由于滇缅抗战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中国抗战的两线作战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西线战场和东线战场是统一的中国抗日战场的两部分，二者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西线战场的开辟，无论是保卫运输线，防御西南边陲，还是配合东线战场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军事步骤。
中国抗战的两线作战，从军事上说乃不得已而为之。对中日双方来讲，可以说是利弊参半。一方面，迫于日本进攻滇缅，构成对中国大后方的威胁，从而被迫调动大量兵力布防于西南和西线战场作战，这必然影响到东线战场的防守兵力和作战，使东线战场对日作战能力明显削弱。对于这一点，日本军方在开始进攻缅甸不久即已感觉到了，“重庆的注意力完全被缅甸方面的战况所吸引，因而在中国大陆上的抗日军事活动呈现消极”。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抗战西线战场的开辟，也使日军战场分散，东西兼顾，捉襟见肘，穷于应付。“为了对付同盟国从云南和印度反攻缅甸，日本不得不陆续向缅甸增调重兵。其有限的兵力相当大的一部分被牵制在缅甸战场上，最多时达到10余个师团，使它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更加捉襟见肘。因此，从亚洲—太平洋战线的战略全局上看，日军侵占缅甸又给自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在战术上暂时赢了一着，在战略上最终将输掉全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西线战事的胜利结束，粉碎了敌人东西夹击的图谋，稳定了西南局势，巩固了抗战大后方；开通和开辟了国际运输线，源源不断的援华物资畅通无阻地输入，为中国的抗战胜利创造了物质条件；滇缅抗战的完全胜利，完成了将侵略者最早赶出国门的伟业，从而增强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争取全面胜利的信心。这些都极大地支持了东部战场，甚至为整个战局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中国西攻滇缅，给后期整个中国抗战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随着滇缅战场的胜利，重庆政府摆脱了长期以来遭受东西夹击的局面，这就为1945年春东线战场反攻态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四）滇缅抗战是中国抗战最早的反攻战役
长期以来，党史、革命史都以1944年敌后战场的反攻作为中国抗战局部反攻的开始。笔者认为，如果将中国人民的抗战视为全民族抗战的话，就不能漠视正面战场的抗战，就应当对当时的重庆政府当局的抗战给予正确的评价。如果我们将滇缅抗战放到抗战进程中来，真正将其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组成部分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以滇缅抗战作为中国抗战最早的反攻战役更具合理性。
第一，滇缅抗战反攻时间更早。滇缅战场的对敌反攻阶段，中国驻印远征军是从1943年10月向缅北反攻即已开始，滇西中国远征军的反攻作战继之也于1944年5月强渡怒江开始。“中国远征军在滇西的反攻既是盟军在缅甸战场反攻的重要一翼，同时又是中国战场对日全面反攻的序幕。”
第二，滇缅抗战更具标志性。而滇缅抗战“为自抗战以来，彻底胜利之歼灭战，而滇西、缅北大捷尤为我抗日胜利之先声，敌经此次打击，形势日蹙，遂至无条件投降”。
第三，滇缅抗战最先赶走侵略者。1945年1月27日，经过了缅北反攻和滇西反攻的两支中国远征军在中缅边境芒友会师，滇西失地全部收复，“在中国战场上最先把日本侵略军驱逐出国门”。是故当时就有“收复失地，实滇省为最”的评价了，“人们坚信，我军在缅北、滇西所取得的胜利，乃是全国抗战胜利的先声，最后胜利的日子即将到来了”。就在滇缅战场的枪炮声停息后不到半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了。
滇缅抗战奏响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反攻号角，谱写了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他们所进行的“真是一场恶斗，一首史诗，一桩惊天动地的英雄事业”。“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数万中华抗日健儿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崇山密林中了。
今天，滇缅战场的硝烟早已散去了60年，我们对其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公正、客观、准确地给予它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应有地位。
滇缅抗战必将以其特殊的贡献和特有的价值载入史册，彪炳千秋。
（作者单位：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