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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的对日政策
李敏
从1931年9月日本入侵我国东北，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在东亚地区美、日、中三国的关系微妙而复杂。1931～1941年美国的对日政策可分为：“九一八”事变到欧战爆发、欧战爆发到美日谈判、美日谈判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美国的对日政策具有双重性，虽有妥协退让一面，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美日争夺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因素。
一
1931年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公然使用武力破坏华盛顿体系的重大行动，威胁了美国所确立的远东秩序。但美国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除表示惊讶和遗憾外，没有提出谴责。美国总统胡佛在1931年10月的演说中竟说：“假如日本人公开对我们说，我们不再遵守华盛顿协定了，因为在中国秩序没有恢复，中国的一半领土已经布尔什维克化了，而且正在同俄国合作。我们人民的生存全靠我们向中国出口和从中国进口原料，我们经济由于中国无秩序而濒于瘫痪状态。满洲现在掌握在一个冒险者手里，而且我们的生存将会受到威胁。因此，请给我们机会以在中国恢复秩序。如果他们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我们是不会提出异议的。”侵占东北后不久，日本政府希望美国不妨碍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要求美国政府同意“不干涉”满洲事务，作为交换条件，日本答应讨论美国在华感兴趣的一切问题。美国政府接受了这一要求，但以日军不得向锦州以南推进并不得占领该城为条件。10月8日，日军炮轰锦州，破坏了日美间的“不干涉”秘密协定。美国发表声明，宣称在远东形成的局势，破坏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1932年1月2日，日军侵占锦州，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照会。其主要内容是：“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以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美国的这一政策性声明，史称“不承认主义”或“史汀生主义”：只要不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允许日本在中国东北自由行动，并重申了美国在中国推行的“门户开放”原则。可见从1931～1937年“七七”事变前，虽然罗斯福已指出美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但整个说来，美国这时的对日政策，绥靖的一面是主要的。美国除了发出要求日本遵守国际公约和中日双方停止战争的呼吁外，对日本侵略我国东北没有采取任何制裁行动。
1937年7月7日，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美国的在华利益进一步受到威胁，罗斯福的对日政策开始有所改变。这一年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着名的《防疫演说》，不指名地谴责了日本的侵华行动，并指出在这种侵略威胁的发展下，美国也难幸免，西半球将受到攻击，表示美国赞同用集体行动共同对付侵略者。1939年7月26日，美国宣布日美通商条约到期后不再续约（日美通商条约订于1911年，1940年1月26日到期），显示美国对日本的行动不再置若罔闻。但罗斯福政府认为：“我们在远东的利益较英国为小，没有必要在解决远东危机中充当心甘情愿的领袖。”所以美国在这一期间基本上采取了绥靖立场。虽然美国国务卿赫尔多次强调日本的行动对美国在中国的权益亦有影响，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上，美国没有同意苏联代表提出的对日集体制裁的建议。既对日本全面侵华表示不满，又不敢对它实行制裁；既希望中国的抗日运动削弱日本，又不向中国提供实际援助。1937年美国出口日本的物资中战争物资占58%，1938年占67%，日本所急需的战争必需品石油、废铁和飞机零件多数从美国进口，1939年日本进口的石油90.8%来自美国。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如果没有美国的经济输血，是很难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相反，在抗战初期，美国政府对中国要求援助却是另一副面孔。中国银行家陈光甫被派往美国接洽贷款，经过一年半的巨大努力，才得到总计约4～5千万美元的商业贷款，还要以中国的农产品和矿产品作抵押。霍普金斯称这些“象征性的支付”是“安慰良心的钱”。
美国在这一时期推行绥靖政策的主要原因是：按传统之见，凡是美国国界以外发生的事情在美国人看来都与美国不相干，何况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离美国又极其远。加之，在30年代初，由于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治领袖深为困扰的是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事务，更不是当时的中国动乱。美国人把亚洲的战争看成是相对说来并不重要的战争，“即无关紧要的民族为无关紧要的争端而进行的一场无关紧要的战争”。1933年5月，中国公使施肇基前往美国，请求美国出面调解中日冲突。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斯坦利·K。项白克声称：“此项调停任务应是国联或英法的事，或那些物质利益受到比美国更尖锐的威胁的国家的事；即使美国的远东政策原则可能受到进一步的破坏，美国的贸易前景可能受到更多的损害，但按照物质利益来看，那里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同上。就中日美三国关系而言，保持美日关系是首要的，保持美中关系是第二位的。因此，美国的绥靖政策，即用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来维持列强的共同利益，在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中是司空见惯的事。美国政府确实对日本提出过许多抗议，但这并不是针对日本侵略中国，而是针对日本侵略中国使美国的在华特权和利益受到侵犯。
二
1939年9月，希特勒突袭波兰，欧战爆发。欧战爆发后，美国继续保持中立政策，但罗斯福加紧同孤立主义势力作斗争，竭力阻止德国侵略势力的进一步加强。1939年9月23日，第一届美洲国家外长会议在巴拿马召开，通过了《中立共同宣言》和《巴拿马宣言》，规定美洲各国有权把交战国的舰艇赶出本国领海，在美洲大陆周围建立起300海里的安全地带，筑起一道阻止纳粹势力入侵的篱笆。10月底至11月初，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新中立法》取消武器禁运条款，改为“现金购货，运输自理”，由于英国的海上运输发达，又有强大的海军，《新中立法》有利于英法而不利于德国。到1941年5月，希特勒控制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尼亚、南斯拉夫、希腊等14个欧洲国家，特别是作为欧洲陆军强国的法国六个星期就被德国击败，世界各大国感到震惊，在新形势下不同程度地调整了自己的总战略。德国打败法国后，战略地位和军事实力大大加强，希特勒急切希望侵占苏联，实现征服整个欧洲大陆的夙愿，以便尽快地向称霸世界的第三步扩张目标迈进。德国在西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日本的侵略气焰，他们希望进一步在亚洲扩大侵略，同德国共同瓜分世界。1940年7月，日本政府确定了南进方针和加强同德意勾结的路线。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首次公开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把东到新西兰，南到澳大利亚，西到印度的亚太地区都圈到日本的统治范围内。随着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逐步升级，特别是法国败降后，美国对东亚战场和欧洲战场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1940年9月23日，日本军队进驻印度支那北部，迈开了夺取东南亚和南洋的第一个实际的军事步骤；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正式签订了矛头直指美国的三国军事同盟条约。中国的命运开始同整个东亚地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就像三国同盟的缔结把欧洲战争与亚洲战争联结在一起一样。从此战争与美国在全球权力政治中的利益变得日益密切。
1941年初，罗斯福对他的全球战略思想作了明确的表述。他在致格鲁的信中写道：“根本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承认，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战争，全部是世界（冲突）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又必须承认，在欧洲和在远东，我们的利益都受到了威胁。”这种形势迫使罗斯福从五大洲七大洋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最后得出结论：“我们的自卫战略必定是一种全球战略。”。从美国的全球利益考虑，其海外的主要利益在欧洲，欧洲是它首先要确保的战略地区。虽然罗斯福认识到美国被卷入战争是难免的，但为了首先集中力量对付欧洲战场，他仍希望安抚日本。尽管当时日本的行动正越来越多地威胁着东南亚，他仍指望不惜一切手段使日本的战争行为局部化并稳住日本。罗斯福说，他对日本的政策是一种“又拖又挡”的政策。据此，1940年9月28日，美国制定了“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同年11月，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的备忘录，明确指出：德国是主要敌人，在大西洋采取强大攻势，在太平洋采取守势，在欧洲问题解决之前，要尽量避免与日本开战。为了这一目的。当务之急是支持中国并防止中国崩溃。这样就能把日本军队拴在亚洲大陆上。如果能制止日本进军东南亚，也就能削弱其盟友德国在欧洲的地位。按照这一观点给予中国以积极的支持就变得必要而且紧迫了。1940年7月26日，罗斯福宣布实行凭许可证购置航空汽油、飞机润滑油及高质废钢铁，同时下令增加陆军兵员和军用飞机的生产，增派一批军舰和飞机到菲律宾加强防御力量。此外，罗斯福还给中国国民政府10架新式飞机和一批贷款。正式宣告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对若干日本急需的军用物资实行出口限制。1940年11月30日，日军刚刚承认南京汪伪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罗斯福就宣布批准给中国国民政府一笔期待已久的1亿美元贷款，同意史汀生和马歇尔调拨100架歼击机帮助保卫滇缅公路。美国不仅逐渐加强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和援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希望中国的各种抗日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曾在某种程度上反对蒋介石挑动内战，认为这会削弱中国抗日的能力，所以，当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美国曾对此表示反对。可见，美国把它的对外政策的重点从日本转向中国，就像美、英转变其对苏政策一样，而中国人民在抗战中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改变了西方人对战争的悲观看法。美国政府在长期奉行一种调和与妥协的政策后，终于认识到对付日本侵略的唯一办法是做好战争的准备。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提出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1941年3月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向“对于美国的国防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国家提供武器、军用物资、粮食。
三
在“先欧后亚”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前一年里，同日本进行谈判，企图通过阻遏和妥协两手，稳住太平洋局势，推迟美日冲突。所以从1940年底的谈判开始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的对日妥协更多地带有策略性色彩，军事战略的考虑是其决定性因素。此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有两重性：一方面，不愿日本独占中国，侵犯其在华利益，而希望中国从背后牵制日本的南进，所以继续援助中国。到1941年底，对中国的贷款约1.7亿美元。另一方面，对日战略物资输出的比重不断加大。1933～1940年，美国输日的废铁达1000万吨以上，占同期美国废铁输出总量的53%。美国认为禁运原料会迫使日本向其他国家发动战争。同时，太平洋战争前美国的军事力量主要放在大西洋，在太平洋的海上力量不如日本强大。以马尼拉为基地的亚洲舰队，虽有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9艘，巡洋舰21艘；但日本却拥有9艘航空母舰，10艘战列舰，35艘巡洋舰。美国深感远东实力薄弱，不可能同时伸出两个拳头去对付德国和日本。因此，尽量争取更多时间做好战争准备成为美国同日本谈判的另一动机。这是美国在大西洋与太平洋顾此失彼无以两全的困境下，采取的带有权宜策略的缓兵之计。1941年8月，罗斯福曾说：“我深信，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同日本发生战争”，“甚至30天也可以对巩固美国的阵地起良好作用”。1940年10月，罗斯福和赫尔商定，对日“敞开讨论和订立协定的大门”，想以旷日持久的谈判阻止日本南进。1940年11月，美国纽约天主教马利诺会会长瓦尔什主教等以视察教务为名到达东京，会见日本军政要人，希望调整“美日邦交”。同时，日本也任命了和罗斯福有私人交情的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为驻美大使。野村抵达华盛顿后，立即同美方要人进行接触。1941年3月至6月双方多次谈判方案或修正案。美方的要求是：日本废弃与德意缔结的针对美国的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美国也承诺不缔结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条约；日本从中国撤兵，南京汪伪政府并入重庆政府，在中国恢复“门户开放”政策；日本保证不用武力向西南太平洋发展，美国保证向日本提供石油、橡胶、锡、镍等原料。日本坚持的条件是：日美谅解案不能与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相抵触；美国放弃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兵的提议。由于双方条件相距太远，6月，谈判陷入僵局。苏德战争爆发后，1941年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的帝国国策纲要”，规定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辞对美英一战”，对苏德战争暂不介入。
1941年7月起，日本从中国战场、朝鲜和本土调集大量兵力到中国东北地区，举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作为掩护“南进”的烟幕；7月29日，日军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占领了整个印度支那。美国对日本的扩军备战行动作了强烈的反应，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成立由麦克阿瑟领导的远东美军司令部，向菲律宾增调部分地面部队和航空兵，8月美、英、荷三国宣布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8月24日，罗斯福指出：远东形势有“武装冲突”的危险，并第四次召见野村，警告日本必须停止扩张活动，否则美国将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手段。8月26日，日本建议举行日美首脑会议。赫尔提出首脑会议前必须在三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作为先决条件：第一，日本从中国撤军；第二，日本改变与三国同盟的关系；第三，太平洋地区贸易机会均等。日本拒绝美方提出的先决条件，首脑会议告吹。10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辞职，东条续任首相。罗斯福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召开战时高级军政联络会议磋商政策；同时，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下令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采取预防性警戒措施。11月20日，野村向赫尔提交了日本最后一个谈判方案，要求美国不得向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扩张，解除对日本的经济封锁，不得阻碍日本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美国当然不会接受。11月25日，赫尔的《美日协定基本纲要》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军队，日本不能参加与保持太平洋地区和平相抵触的协定。日本把《纲要》看成是美国对日本的“最后通牒”。日美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1940年底至1941年底的美日谈判同慕尼黑协定不一样，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不是一味退让，而是同遏制措施相配合的“又拖又挡”的政策；罗斯福与张伯伦不同，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沉迷于和平幻想之中。美国的强硬措施和局部退让都没能缓和美日矛盾，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美国没有完全达到它所要求的战略目的——在远东暂时避免战争，但在尚未为时太晚之前，悬崖勒马，避免了远东慕尼黑的悲剧。
（作者单位：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从1931年9月日本入侵我国东北，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在东亚地区美、日、中三国的关系微妙而复杂。1931～1941年美国的对日政策可分为：“九一八”事变到欧战爆发、欧战爆发到美日谈判、美日谈判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美国的对日政策具有双重性，虽有妥协退让一面，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美日争夺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因素。
一
1931年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公然使用武力破坏华盛顿体系的重大行动，威胁了美国所确立的远东秩序。但美国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除表示惊讶和遗憾外，没有提出谴责。美国总统胡佛在1931年10月的演说中竟说：“假如日本人公开对我们说，我们不再遵守华盛顿协定了，因为在中国秩序没有恢复，中国的一半领土已经布尔什维克化了，而且正在同俄国合作。我们人民的生存全靠我们向中国出口和从中国进口原料，我们经济由于中国无秩序而濒于瘫痪状态。满洲现在掌握在一个冒险者手里，而且我们的生存将会受到威胁。因此，请给我们机会以在中国恢复秩序。如果他们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我们是不会提出异议的。”侵占东北后不久，日本政府希望美国不妨碍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要求美国政府同意“不干涉”满洲事务，作为交换条件，日本答应讨论美国在华感兴趣的一切问题。美国政府接受了这一要求，但以日军不得向锦州以南推进并不得占领该城为条件。10月8日，日军炮轰锦州，破坏了日美间的“不干涉”秘密协定。美国发表声明，宣称在远东形成的局势，破坏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1932年1月2日，日军侵占锦州，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照会。其主要内容是：“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以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美国的这一政策性声明，史称“不承认主义”或“史汀生主义”：只要不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允许日本在中国东北自由行动，并重申了美国在中国推行的“门户开放”原则。可见从1931～1937年“七七”事变前，虽然罗斯福已指出美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但整个说来，美国这时的对日政策，绥靖的一面是主要的。美国除了发出要求日本遵守国际公约和中日双方停止战争的呼吁外，对日本侵略我国东北没有采取任何制裁行动。
1937年7月7日，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美国的在华利益进一步受到威胁，罗斯福的对日政策开始有所改变。这一年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着名的《防疫演说》，不指名地谴责了日本的侵华行动，并指出在这种侵略威胁的发展下，美国也难幸免，西半球将受到攻击，表示美国赞同用集体行动共同对付侵略者。1939年7月26日，美国宣布日美通商条约到期后不再续约（日美通商条约订于1911年，1940年1月26日到期），显示美国对日本的行动不再置若罔闻。但罗斯福政府认为：“我们在远东的利益较英国为小，没有必要在解决远东危机中充当心甘情愿的领袖。”所以美国在这一期间基本上采取了绥靖立场。虽然美国国务卿赫尔多次强调日本的行动对美国在中国的权益亦有影响，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上，美国没有同意苏联代表提出的对日集体制裁的建议。既对日本全面侵华表示不满，又不敢对它实行制裁；既希望中国的抗日运动削弱日本，又不向中国提供实际援助。1937年美国出口日本的物资中战争物资占58%，1938年占67%，日本所急需的战争必需品石油、废铁和飞机零件多数从美国进口，1939年日本进口的石油90.8%来自美国。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如果没有美国的经济输血，是很难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相反，在抗战初期，美国政府对中国要求援助却是另一副面孔。中国银行家陈光甫被派往美国接洽贷款，经过一年半的巨大努力，才得到总计约4～5千万美元的商业贷款，还要以中国的农产品和矿产品作抵押。霍普金斯称这些“象征性的支付”是“安慰良心的钱”。
美国在这一时期推行绥靖政策的主要原因是：按传统之见，凡是美国国界以外发生的事情在美国人看来都与美国不相干，何况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离美国又极其远。加之，在30年代初，由于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治领袖深为困扰的是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事务，更不是当时的中国动乱。美国人把亚洲的战争看成是相对说来并不重要的战争，“即无关紧要的民族为无关紧要的争端而进行的一场无关紧要的战争”。1933年5月，中国公使施肇基前往美国，请求美国出面调解中日冲突。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斯坦利·K。项白克声称：“此项调停任务应是国联或英法的事，或那些物质利益受到比美国更尖锐的威胁的国家的事；即使美国的远东政策原则可能受到进一步的破坏，美国的贸易前景可能受到更多的损害，但按照物质利益来看，那里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同上。就中日美三国关系而言，保持美日关系是首要的，保持美中关系是第二位的。因此，美国的绥靖政策，即用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来维持列强的共同利益，在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中是司空见惯的事。美国政府确实对日本提出过许多抗议，但这并不是针对日本侵略中国，而是针对日本侵略中国使美国的在华特权和利益受到侵犯。
二
1939年9月，希特勒突袭波兰，欧战爆发。欧战爆发后，美国继续保持中立政策，但罗斯福加紧同孤立主义势力作斗争，竭力阻止德国侵略势力的进一步加强。1939年9月23日，第一届美洲国家外长会议在巴拿马召开，通过了《中立共同宣言》和《巴拿马宣言》，规定美洲各国有权把交战国的舰艇赶出本国领海，在美洲大陆周围建立起300海里的安全地带，筑起一道阻止纳粹势力入侵的篱笆。10月底至11月初，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新中立法》取消武器禁运条款，改为“现金购货，运输自理”，由于英国的海上运输发达，又有强大的海军，《新中立法》有利于英法而不利于德国。到1941年5月，希特勒控制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尼亚、南斯拉夫、希腊等14个欧洲国家，特别是作为欧洲陆军强国的法国六个星期就被德国击败，世界各大国感到震惊，在新形势下不同程度地调整了自己的总战略。德国打败法国后，战略地位和军事实力大大加强，希特勒急切希望侵占苏联，实现征服整个欧洲大陆的夙愿，以便尽快地向称霸世界的第三步扩张目标迈进。德国在西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日本的侵略气焰，他们希望进一步在亚洲扩大侵略，同德国共同瓜分世界。1940年7月，日本政府确定了南进方针和加强同德意勾结的路线。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首次公开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把东到新西兰，南到澳大利亚，西到印度的亚太地区都圈到日本的统治范围内。随着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逐步升级，特别是法国败降后，美国对东亚战场和欧洲战场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1940年9月23日，日本军队进驻印度支那北部，迈开了夺取东南亚和南洋的第一个实际的军事步骤；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正式签订了矛头直指美国的三国军事同盟条约。中国的命运开始同整个东亚地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就像三国同盟的缔结把欧洲战争与亚洲战争联结在一起一样。从此战争与美国在全球权力政治中的利益变得日益密切。
1941年初，罗斯福对他的全球战略思想作了明确的表述。他在致格鲁的信中写道：“根本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承认，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战争，全部是世界（冲突）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又必须承认，在欧洲和在远东，我们的利益都受到了威胁。”这种形势迫使罗斯福从五大洲七大洋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最后得出结论：“我们的自卫战略必定是一种全球战略。”。从美国的全球利益考虑，其海外的主要利益在欧洲，欧洲是它首先要确保的战略地区。虽然罗斯福认识到美国被卷入战争是难免的，但为了首先集中力量对付欧洲战场，他仍希望安抚日本。尽管当时日本的行动正越来越多地威胁着东南亚，他仍指望不惜一切手段使日本的战争行为局部化并稳住日本。罗斯福说，他对日本的政策是一种“又拖又挡”的政策。据此，1940年9月28日，美国制定了“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同年11月，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的备忘录，明确指出：德国是主要敌人，在大西洋采取强大攻势，在太平洋采取守势，在欧洲问题解决之前，要尽量避免与日本开战。为了这一目的。当务之急是支持中国并防止中国崩溃。这样就能把日本军队拴在亚洲大陆上。如果能制止日本进军东南亚，也就能削弱其盟友德国在欧洲的地位。按照这一观点给予中国以积极的支持就变得必要而且紧迫了。1940年7月26日，罗斯福宣布实行凭许可证购置航空汽油、飞机润滑油及高质废钢铁，同时下令增加陆军兵员和军用飞机的生产，增派一批军舰和飞机到菲律宾加强防御力量。此外，罗斯福还给中国国民政府10架新式飞机和一批贷款。正式宣告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对若干日本急需的军用物资实行出口限制。1940年11月30日，日军刚刚承认南京汪伪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罗斯福就宣布批准给中国国民政府一笔期待已久的1亿美元贷款，同意史汀生和马歇尔调拨100架歼击机帮助保卫滇缅公路。美国不仅逐渐加强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和援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希望中国的各种抗日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曾在某种程度上反对蒋介石挑动内战，认为这会削弱中国抗日的能力，所以，当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美国曾对此表示反对。可见，美国把它的对外政策的重点从日本转向中国，就像美、英转变其对苏政策一样，而中国人民在抗战中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改变了西方人对战争的悲观看法。美国政府在长期奉行一种调和与妥协的政策后，终于认识到对付日本侵略的唯一办法是做好战争的准备。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提出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1941年3月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向“对于美国的国防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国家提供武器、军用物资、粮食。
三
在“先欧后亚”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前一年里，同日本进行谈判，企图通过阻遏和妥协两手，稳住太平洋局势，推迟美日冲突。所以从1940年底的谈判开始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的对日妥协更多地带有策略性色彩，军事战略的考虑是其决定性因素。此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有两重性：一方面，不愿日本独占中国，侵犯其在华利益，而希望中国从背后牵制日本的南进，所以继续援助中国。到1941年底，对中国的贷款约1.7亿美元。另一方面，对日战略物资输出的比重不断加大。1933～1940年，美国输日的废铁达1000万吨以上，占同期美国废铁输出总量的53%。美国认为禁运原料会迫使日本向其他国家发动战争。同时，太平洋战争前美国的军事力量主要放在大西洋，在太平洋的海上力量不如日本强大。以马尼拉为基地的亚洲舰队，虽有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9艘，巡洋舰21艘；但日本却拥有9艘航空母舰，10艘战列舰，35艘巡洋舰。美国深感远东实力薄弱，不可能同时伸出两个拳头去对付德国和日本。因此，尽量争取更多时间做好战争准备成为美国同日本谈判的另一动机。这是美国在大西洋与太平洋顾此失彼无以两全的困境下，采取的带有权宜策略的缓兵之计。1941年8月，罗斯福曾说：“我深信，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同日本发生战争”，“甚至30天也可以对巩固美国的阵地起良好作用”。1940年10月，罗斯福和赫尔商定，对日“敞开讨论和订立协定的大门”，想以旷日持久的谈判阻止日本南进。1940年11月，美国纽约天主教马利诺会会长瓦尔什主教等以视察教务为名到达东京，会见日本军政要人，希望调整“美日邦交”。同时，日本也任命了和罗斯福有私人交情的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为驻美大使。野村抵达华盛顿后，立即同美方要人进行接触。1941年3月至6月双方多次谈判方案或修正案。美方的要求是：日本废弃与德意缔结的针对美国的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美国也承诺不缔结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条约；日本从中国撤兵，南京汪伪政府并入重庆政府，在中国恢复“门户开放”政策；日本保证不用武力向西南太平洋发展，美国保证向日本提供石油、橡胶、锡、镍等原料。日本坚持的条件是：日美谅解案不能与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相抵触；美国放弃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兵的提议。由于双方条件相距太远，6月，谈判陷入僵局。苏德战争爆发后，1941年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的帝国国策纲要”，规定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辞对美英一战”，对苏德战争暂不介入。
1941年7月起，日本从中国战场、朝鲜和本土调集大量兵力到中国东北地区，举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作为掩护“南进”的烟幕；7月29日，日军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占领了整个印度支那。美国对日本的扩军备战行动作了强烈的反应，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成立由麦克阿瑟领导的远东美军司令部，向菲律宾增调部分地面部队和航空兵，8月美、英、荷三国宣布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8月24日，罗斯福指出：远东形势有“武装冲突”的危险，并第四次召见野村，警告日本必须停止扩张活动，否则美国将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手段。8月26日，日本建议举行日美首脑会议。赫尔提出首脑会议前必须在三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作为先决条件：第一，日本从中国撤军；第二，日本改变与三国同盟的关系；第三，太平洋地区贸易机会均等。日本拒绝美方提出的先决条件，首脑会议告吹。10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辞职，东条续任首相。罗斯福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召开战时高级军政联络会议磋商政策；同时，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下令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采取预防性警戒措施。11月20日，野村向赫尔提交了日本最后一个谈判方案，要求美国不得向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扩张，解除对日本的经济封锁，不得阻碍日本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美国当然不会接受。11月25日，赫尔的《美日协定基本纲要》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军队，日本不能参加与保持太平洋地区和平相抵触的协定。日本把《纲要》看成是美国对日本的“最后通牒”。日美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1940年底至1941年底的美日谈判同慕尼黑协定不一样，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不是一味退让，而是同遏制措施相配合的“又拖又挡”的政策；罗斯福与张伯伦不同，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沉迷于和平幻想之中。美国的强硬措施和局部退让都没能缓和美日矛盾，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美国没有完全达到它所要求的战略目的——在远东暂时避免战争，但在尚未为时太晚之前，悬崖勒马，避免了远东慕尼黑的悲剧。
（作者单位：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