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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攻势作战
李可
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总的战略是“持久消耗战”。由于国民政府对战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对“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的军事原则认识不够，所以在抗日战争中的攻势作战中有不少是失败的教训，也有少数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目前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攻势作战的研究不多，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193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了《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该计划说：“抗日战争，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这是国民政府第一次把对日持久作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写入国防作战计划。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战争一开始就认为：应在打持久战的基础上，在大量消耗敌人之后“转移攻势”，进行攻势作战。
但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战争要打多久，一直没有正确的认识，直到1939年11月，才认识到要长期苦斗5～10年之久。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的9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上说：“现在我们要争取最后胜利，必须设法使战胜必需具备的条件——即全国军民的战斗准备和战时必须的物质条件，逐渐充实调和起来，尽可能的迅速准备妥当，则一年的战争，一定可以维持下去。”（下同）蒋介石最初认为一年之内便可结束战争。但在淞沪会战结束之后，蒋介石认识到，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就可以结束的，他说：“日本在二三年以内一定站不住，决不能持久下去。”日本“占地愈大，派兵愈多，旷日持久，师老民怨，断不是先天不足的国力所能应付的。”（下同）直到1939年11月，蒋介石在《第二期抗战之要旨》中说：“准备作五年十年之苦斗，则抗战最后胜利之目的，方能达成也。”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持久消耗战的认识从最初的1年，发展到2～3年，最后达到5～10年的思想是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正因为如此，1939年蒋介石主持制定的攻势作战计划，就有“速胜论”的因素在内。
从抗日战争爆发到武汉保卫战的失败、岳州失陷被蒋介石定义为第一期抗战，主要实行的是“防御战略”。以后的抗战称为第二期抗战，实施的是“转守为攻的战略”。由1944年到抗战胜利被定义为第三期抗战，是实行反攻作战。
在1939年1月1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制定的《桂林行营作战指导方案》中说：“本行营所辖各战区，以消毫（耗）敌人之目的，应保浙赣、湘赣、粤西各要线及现态势……相机转取攻势。”2月17日，蒋介石向各战区发布反攻命令：“敌国国内，财政已濒绝境，经济将告崩溃，兵员伤亡，征补为难，国民反战，情绪高涨。”“此次反攻，实为我国抗战以来之最好时机。”（下同）准备发动春季、夏季、秋季等连续的攻势。在6月蒋介石颁布的夏季作战计划中，命令实行攻势作战。“令各战区以约三分之一的兵力，施行局部攻势，牵制消耗敌人。”但因为日军先期发动攻势，使中国军队的进攻受挫。到1939年冬天，蒋介石下达了冬季攻势命令，在命令中说：“7月攻势未收预期战果，深为遗憾，今国际情势激变有利，为加敌以大打击，促成更有利之发展，各战区应于9月中旬，以战区现有兵力，继续实施攻势努力，截断敌重要交通线，并消耗敌人。”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南岳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说：我们抗战的进程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已达到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所以要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冬季攻势作战。共投入132个师，9个独立旅，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在华北、华中、华南同时向日军发动反攻。蒋介石下令：以第二、第三、第五、第九战区“实行主攻”，以第一、第四、第八及鲁苏、冀察各战区，“向当面敌人实施助攻”。要求第五战区进取汉口；第九战区挺进武昌，攻击南昌、九江；第3战区攻击湖口、芜湖。要求将南京以西之敌驱逐至长江下游。在两个多月的战斗中给予日军以一定的打击。
例如：在华南，为了反攻南宁，中国军队集中了15万大军，在昆仑关附近与日军大战。12月31日攻克昆仑关，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到1940年3月，经过激战日军再陷昆仑关。
在华中，中国军队集中约80个师，对日军发动进攻。日军伤亡8300多人，受到沉重打击。
在华北，第八战区的中国军队攻入包头，打下五原，全歼敌五原特务机关。
由于在发动冬季攻势之前的1939年末，日军破译了蒋介石关于“冬季攻势”的密码电报，日军死守严防，所以攻势虽然给予日军以重大打击，但中国军队自身受到的损失更大。从战略上看，冬季攻势失败了。蒋介石在总结冬季攻势时说：“第三战区，以14个师及配属大量火炮攻击沿江防守1师团之敌军……但该战区正式交战仅3昼夜，即告停止。”“第五战区……发动全力，而未能克服钟祥与信阳之任何一据点。”第四战区粤北之役（昆仑关之战）“虽能转败为胜，但丧师折兵，遗弃仓库辎重，损失至巨”等等。蒋介石认为“此次冬季攻势失败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准备不周到”。“另外一个缺点，就是不能发挥火炮的威力。”蒋介石说：“今后要积极进攻；从前战略是步步后退的，今后的战略要节节进攻。”
1940年，日军攻占宜昌，打开了入川的大门，国内外局势十分严峻，国民政府不得不把主要的兵力用于防止日军侵入四川以保卫重庆。在欧洲，德军攻占了北欧、法国等地，法国的贝当政府投降。1940年8月，国民政府军令部制定了《拱卫行都作战计划》、《拱卫行都交通破坏计划》，要求各部队“破路清野”，“阻敌西进”。蒋介石没有再提攻势作战，主要在各战区进行防御作战。经过枣宜、上高、中条山和第二次长沙会战，均以国民党军队的失败而告结束。到1940年末，日军的战略指导已经陷入困境中，日军统帅部为了准备太平洋战争，要求削减在华兵力，1941年以后，日本不得不将主要注意力向南方转移。在中国实行《对中国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该计划说：“昭和十六年（1941年）秋季以后，转入长期持久态势……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日本被迫适应在中国打持久战，这对日寇非常不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加上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日军损失约5万兵力）。蒋介石下令发动“全面游击”。在蒋介石致薛岳的电报中说：“英、美已与日寇猛烈对敌中，各战区应于亥月30日，同时发动游击，持续时间15日。”但攻击的效果欠佳。
1941年底至1942年初，中国军队入缅甸作战，这是第一次入缅作战。在1941年12月19日，中、英、美三国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联合作战问题。1942年2月，编成中国远征军共三个军（第5、第6和第66军）进入缅甸的同古、毛奇、猛畔、腊戍、曼德勒等地。先后与日军第55、第18、第33师团作战。日军攻占同古、腊戍、八莫、密支那等地。中国第66军一部援助英军第1师，救出被围英军7000余人。5月中旬，中国军队退出缅甸，有两个师进入印度，其余转移回国。8月，进入印度的中国军队全部集中到印度的蓝姆伽整训。1943年1月，正式编成中国驻印军，由史迪威任总指挥。中国远征军的失败是由于同古失守后，使日军能经过毛奇进达腊戍，造成远征军防御中的一大缺口，成为一次战略性的失误。在撤退中，第5军军长杜聿明不接受史迪威的命令撤往印度，而是直奔缅北，在林海中穿行了近3个月，士兵大量死亡，到达印度东北角雷多时剩下不足3000人。这次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经历5个月的苦战，以失败告终，代价高昂，损失惨重，中国军队入缅约10万人，损失过半。英军参战兵力4万多人，损失22000余人。
1943年随着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的胜利，盟军准备由缅甸北部进行反攻，开辟经缅北进入中国大陆的通道。10月，在驻印度美国空军的支持下，盟军首先由雷多向缅北日军反攻，希望攻占密支那，并修筑由印度的雷多经缅北与滇缅公路相连接的中印公路。1943年3月5日，中国军队击破日军第18师团主力。6月下旬配合英军攻占了孟拱。此时中国远征军已由滇西出动强渡怒江，越过高黎贡山，在美国空军的支援下攻入腾冲、龙陵等地，收复了云南被占领土。8月，驻印中国军队攻占密支那，12月攻入八莫。1945年1月15日攻克南坎，24日占芒友，与中国远征军胜利会师，中印公路被打通。接着攻占腊戍，完成缅北作战。中国军队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历时一年半，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进军2400多公里，歼敌31000多人。中国军队的入缅作战对日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是蒋介石攻势作战中最为成功的战例。
1943年11月，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成立（由美国人陈纳德任总指挥的“飞虎队”并入），使日军逐渐丧失了在中国大陆的制空权。美国空军的轰炸机从中国大陆的多个机场起飞，对台湾及日本本土进行连续轰炸，使日本面临巨大的空中威胁。
1942年，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拟定了中国军队秋季攻势作战计划，准备夺回宜昌和岳阳。在华中以第五战区、第六战区为主攻，第九战区、第三战区为助攻。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实行攻击作战。
1943年，蒋介石制定了《国军总反攻作战计划大纲》，计划反攻武汉。“但倭寇有总崩溃之征兆时，各战区应不失好机，同时反攻。”随后在1944年又制定了《军令部拟收复宜沙会师武汉作战计划》。
1945年拟定了《军令部拟中国陆军作战计划大纲》，准备攻击东南沿海地区的日军，与盟军会师，夺取海南岛、香港，打击广西、广东之敌。
从1942年起国民党的这些攻势作战计划，由于日军不断发动攻击而被放弃。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是日本在正面战场发动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国失去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和福建等省的一部或大部地区共约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46座城市，30多个机场和几十万部队。这一失败是由于蒋介石的指挥机关采取消极避战政策和作战指挥上的失误所致。
实际上，在1940年之后，国民政府的军队和装备由于外援的逐渐增多而大为改善，兵力也有所增强（正面战场有兵力300多万），而日军的兵力则不断减少，已由1941年夏季的最高峰85万人（25个师团，20个独立混成旅团），下降到1943年的60万人左右，而正面战场的兵力只有30余万人。
国民政府从1941年以来除了缅北、滇西反攻作战和空军的主动进攻之外，并没有进行过较大规模的主动进攻战役。可见其消极避战的思想在抗战后期仍十分严重。虽然蒋介石每年都制定攻势作战计划，但由于大多数的高级将官都有保存实力的思想，并不积极地去进攻日军。蒋介石也多次指责下级说：在日军不进攻时“大家守着不动，最多派少数游击队去应付应付”。在日军进攻时，在阵地上“打了两天三天，就不奉命随便退却，甚至于退到‘数百里的后方’”，“或取巧避战”。所以从1942年之后，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攻势作战，除缅北、滇西反攻和空军的进攻外，其他的攻势作战计划只是一纸空谈而已。
另外，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攻势作战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攻势作战应分成几个阶段？
我认为可大体上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抗日战争爆发到1939年的“冬季攻势”作战时期。其中以1939年的“冬季攻势”最为重要。就发动攻势的原因来看，蒋介石认为抗日战争已经到了反攻的时机。他认为，欧战的爆发使中国的抗战到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但实际上中国还没有实力来夺取全面的胜利，并进入全面反攻。
第二个阶段，是由1939年底至1943年底。在正面战场主要是以消积防御为主，发动的主动攻势作战只有第一次进入缅甸的远征作战，但因为与英军的配合作战不好，特别是英军主动后撤，使中国远征军防线出现问题，加上自己的防线也被突破，从而导致失败。在这一时期蒋介石虽然有攻势作战的想法，但都未能实现。到1941年10月以后，他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时，已不讲转守为攻了，而是强调持久防御。
第三个阶段，是由1943年底至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时，蒋介石说：“到今天又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们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现在抗战的局面，真是攻守异势，今昔易时，敌我形势已经完全转变过来了。”但由于日军发动了豫、湘、桂会战，正面战场失败，中国军队损失达到50余万人，损失了约40个师的装备，所以反攻还未能开始就失败了。这一时期，真正的攻势作战是在缅甸和滇西作战中所取得的节节胜利。此时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也夺取了制空权，空军不断对日寇进行轰炸，日军转入防御作战。
第二个问题是：国民政府的攻势作战有什么经验和教训？
第一阶段的“冬季攻势”作战中，我军出动132个师和9个独立旅，对华南、华中、华北之敌进行攻击，使敌人受到了严重打击。但进攻中也暴露出很多的问题。例如：在总结昆仑关战役时，《蔡仁清总结昆仑关九塘战斗经验致白崇禧等报告》中说：国军“攻击时兵力不能集中使用、情报不确实、不能与友军密切协同、掷弹筒多不知使用”，“重兵器超越射击技术不良，缺乏重兵器的观测器材”等等，其结果是使进攻失败。
在南昌攻坚战的总结报告中说：“攻击准备不足，缺乏一鼓作气之精神，新兵过多，伤亡特大，阵地未能纵深配备，敌情侦察判断不确实，不能彻底破坏交通线，预备队使用过早，缺乏协同一致精神，奉行命令不彻底”等等。
由于以上的各种重大问题，最终导致了这些进攻的失败。
第二阶段，由于没有发动真正意义上的攻势作战，只有入缅作战的经验可以总结。在入缅作战中，中国军队的失败，主要是对敌情判断失误，同时，英军放弃阵地，使中国远征军的整个防御体系出现缺陷，在撤退中又各行其是，导致更大的损失。在指挥官的问题上，有很大问题，英军的亚历山大、美军的史迪威、中国军队的参谋团，都是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命令相互矛盾，使军队不知所措。与英军的协同很不好。这诸多的问题使日军得以取胜。
第三阶段，国民政府取得了缅北和滇西抗战的胜利。这是在总结以前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取得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在缅甸北部作战中，我军装备优于日军，火力完全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敌人埋头于工事，坐受我炮火轰击。而空军又绝对优势，我昼夜自由活动，敌则昼伏夜动。”我军发挥炮兵火力，采取迂回于敌之背后，截断敌之退路的战法。“证明迂回包围为森林战不二法门。”再加上后勤补给充足。“总之，物资多，运输便，后方补给圆滑，前方之战力自可发挥。”
在滇西反攻作战中，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例如：对“敌情判断正确”。“主宰战场，以绝对优势兵力及火炮与空军协同，猛烈反攻，并大胆包围，迂回，完全之于主动。”“官兵士气旺盛，作战奋勇”等等。
在缅北会战和滇西反攻战中，中国军队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使敌人无法机动，又有制空权，使日军十分被动，结果被歼灭。
总之，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几乎每年都有攻势作战的计划，但真正实行的比较少，特别是能成功战胜敌人的更少，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的进攻多次打乱了中国军队进攻的计划，而且前期中国军队的攻势作战因为经验不足一直难以成功。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由于有了前期的失败经验和教训，在后期的缅北和滇西反攻中才有杰出的表现。再一点是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思想，在各级军官中都有表现，例如：本来命令1个师进攻，这个师就派1个团去进攻，这个团又只派1个营去进攻。这样一来，1个师的攻势，变成了1个营的进攻。所以攻势的力度大大减少，最终导致了进攻作战的失败。
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就不同，他们深入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争，从本质上说是主动进攻敌人，是攻势作战。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战斗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抗日战争之初，我八路军、新四军仅3万多人，到1938年10月，发展到10多万人，到1940年底，发展到50万人，1945年4月，我军发展到91万人，还有民兵220万，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战斗力不断提高。在八年抗战中，我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在敌后战场对敌作战125000余次，消灭日军527000余人，消灭伪军118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积聚和发展了人民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为赢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可见，对攻势作战的应用不同，其结果就大不一样了。
（作者单位：昆明学院）
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总的战略是“持久消耗战”。由于国民政府对战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对“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的军事原则认识不够，所以在抗日战争中的攻势作战中有不少是失败的教训，也有少数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目前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攻势作战的研究不多，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193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了《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该计划说：“抗日战争，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这是国民政府第一次把对日持久作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写入国防作战计划。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战争一开始就认为：应在打持久战的基础上，在大量消耗敌人之后“转移攻势”，进行攻势作战。
但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战争要打多久，一直没有正确的认识，直到1939年11月，才认识到要长期苦斗5～10年之久。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的9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上说：“现在我们要争取最后胜利，必须设法使战胜必需具备的条件——即全国军民的战斗准备和战时必须的物质条件，逐渐充实调和起来，尽可能的迅速准备妥当，则一年的战争，一定可以维持下去。”（下同）蒋介石最初认为一年之内便可结束战争。但在淞沪会战结束之后，蒋介石认识到，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就可以结束的，他说：“日本在二三年以内一定站不住，决不能持久下去。”日本“占地愈大，派兵愈多，旷日持久，师老民怨，断不是先天不足的国力所能应付的。”（下同）直到1939年11月，蒋介石在《第二期抗战之要旨》中说：“准备作五年十年之苦斗，则抗战最后胜利之目的，方能达成也。”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持久消耗战的认识从最初的1年，发展到2～3年，最后达到5～10年的思想是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正因为如此，1939年蒋介石主持制定的攻势作战计划，就有“速胜论”的因素在内。
从抗日战争爆发到武汉保卫战的失败、岳州失陷被蒋介石定义为第一期抗战，主要实行的是“防御战略”。以后的抗战称为第二期抗战，实施的是“转守为攻的战略”。由1944年到抗战胜利被定义为第三期抗战，是实行反攻作战。
在1939年1月1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制定的《桂林行营作战指导方案》中说：“本行营所辖各战区，以消毫（耗）敌人之目的，应保浙赣、湘赣、粤西各要线及现态势……相机转取攻势。”2月17日，蒋介石向各战区发布反攻命令：“敌国国内，财政已濒绝境，经济将告崩溃，兵员伤亡，征补为难，国民反战，情绪高涨。”“此次反攻，实为我国抗战以来之最好时机。”（下同）准备发动春季、夏季、秋季等连续的攻势。在6月蒋介石颁布的夏季作战计划中，命令实行攻势作战。“令各战区以约三分之一的兵力，施行局部攻势，牵制消耗敌人。”但因为日军先期发动攻势，使中国军队的进攻受挫。到1939年冬天，蒋介石下达了冬季攻势命令，在命令中说：“7月攻势未收预期战果，深为遗憾，今国际情势激变有利，为加敌以大打击，促成更有利之发展，各战区应于9月中旬，以战区现有兵力，继续实施攻势努力，截断敌重要交通线，并消耗敌人。”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南岳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说：我们抗战的进程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已达到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所以要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冬季攻势作战。共投入132个师，9个独立旅，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在华北、华中、华南同时向日军发动反攻。蒋介石下令：以第二、第三、第五、第九战区“实行主攻”，以第一、第四、第八及鲁苏、冀察各战区，“向当面敌人实施助攻”。要求第五战区进取汉口；第九战区挺进武昌，攻击南昌、九江；第3战区攻击湖口、芜湖。要求将南京以西之敌驱逐至长江下游。在两个多月的战斗中给予日军以一定的打击。
例如：在华南，为了反攻南宁，中国军队集中了15万大军，在昆仑关附近与日军大战。12月31日攻克昆仑关，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到1940年3月，经过激战日军再陷昆仑关。
在华中，中国军队集中约80个师，对日军发动进攻。日军伤亡8300多人，受到沉重打击。
在华北，第八战区的中国军队攻入包头，打下五原，全歼敌五原特务机关。
由于在发动冬季攻势之前的1939年末，日军破译了蒋介石关于“冬季攻势”的密码电报，日军死守严防，所以攻势虽然给予日军以重大打击，但中国军队自身受到的损失更大。从战略上看，冬季攻势失败了。蒋介石在总结冬季攻势时说：“第三战区，以14个师及配属大量火炮攻击沿江防守1师团之敌军……但该战区正式交战仅3昼夜，即告停止。”“第五战区……发动全力，而未能克服钟祥与信阳之任何一据点。”第四战区粤北之役（昆仑关之战）“虽能转败为胜，但丧师折兵，遗弃仓库辎重，损失至巨”等等。蒋介石认为“此次冬季攻势失败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准备不周到”。“另外一个缺点，就是不能发挥火炮的威力。”蒋介石说：“今后要积极进攻；从前战略是步步后退的，今后的战略要节节进攻。”
1940年，日军攻占宜昌，打开了入川的大门，国内外局势十分严峻，国民政府不得不把主要的兵力用于防止日军侵入四川以保卫重庆。在欧洲，德军攻占了北欧、法国等地，法国的贝当政府投降。1940年8月，国民政府军令部制定了《拱卫行都作战计划》、《拱卫行都交通破坏计划》，要求各部队“破路清野”，“阻敌西进”。蒋介石没有再提攻势作战，主要在各战区进行防御作战。经过枣宜、上高、中条山和第二次长沙会战，均以国民党军队的失败而告结束。到1940年末，日军的战略指导已经陷入困境中，日军统帅部为了准备太平洋战争，要求削减在华兵力，1941年以后，日本不得不将主要注意力向南方转移。在中国实行《对中国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该计划说：“昭和十六年（1941年）秋季以后，转入长期持久态势……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日本被迫适应在中国打持久战，这对日寇非常不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加上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日军损失约5万兵力）。蒋介石下令发动“全面游击”。在蒋介石致薛岳的电报中说：“英、美已与日寇猛烈对敌中，各战区应于亥月30日，同时发动游击，持续时间15日。”但攻击的效果欠佳。
1941年底至1942年初，中国军队入缅甸作战，这是第一次入缅作战。在1941年12月19日，中、英、美三国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联合作战问题。1942年2月，编成中国远征军共三个军（第5、第6和第66军）进入缅甸的同古、毛奇、猛畔、腊戍、曼德勒等地。先后与日军第55、第18、第33师团作战。日军攻占同古、腊戍、八莫、密支那等地。中国第66军一部援助英军第1师，救出被围英军7000余人。5月中旬，中国军队退出缅甸，有两个师进入印度，其余转移回国。8月，进入印度的中国军队全部集中到印度的蓝姆伽整训。1943年1月，正式编成中国驻印军，由史迪威任总指挥。中国远征军的失败是由于同古失守后，使日军能经过毛奇进达腊戍，造成远征军防御中的一大缺口，成为一次战略性的失误。在撤退中，第5军军长杜聿明不接受史迪威的命令撤往印度，而是直奔缅北，在林海中穿行了近3个月，士兵大量死亡，到达印度东北角雷多时剩下不足3000人。这次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经历5个月的苦战，以失败告终，代价高昂，损失惨重，中国军队入缅约10万人，损失过半。英军参战兵力4万多人，损失22000余人。
1943年随着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的胜利，盟军准备由缅甸北部进行反攻，开辟经缅北进入中国大陆的通道。10月，在驻印度美国空军的支持下，盟军首先由雷多向缅北日军反攻，希望攻占密支那，并修筑由印度的雷多经缅北与滇缅公路相连接的中印公路。1943年3月5日，中国军队击破日军第18师团主力。6月下旬配合英军攻占了孟拱。此时中国远征军已由滇西出动强渡怒江，越过高黎贡山，在美国空军的支援下攻入腾冲、龙陵等地，收复了云南被占领土。8月，驻印中国军队攻占密支那，12月攻入八莫。1945年1月15日攻克南坎，24日占芒友，与中国远征军胜利会师，中印公路被打通。接着攻占腊戍，完成缅北作战。中国军队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历时一年半，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进军2400多公里，歼敌31000多人。中国军队的入缅作战对日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是蒋介石攻势作战中最为成功的战例。
1943年11月，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成立（由美国人陈纳德任总指挥的“飞虎队”并入），使日军逐渐丧失了在中国大陆的制空权。美国空军的轰炸机从中国大陆的多个机场起飞，对台湾及日本本土进行连续轰炸，使日本面临巨大的空中威胁。
1942年，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拟定了中国军队秋季攻势作战计划，准备夺回宜昌和岳阳。在华中以第五战区、第六战区为主攻，第九战区、第三战区为助攻。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实行攻击作战。
1943年，蒋介石制定了《国军总反攻作战计划大纲》，计划反攻武汉。“但倭寇有总崩溃之征兆时，各战区应不失好机，同时反攻。”随后在1944年又制定了《军令部拟收复宜沙会师武汉作战计划》。
1945年拟定了《军令部拟中国陆军作战计划大纲》，准备攻击东南沿海地区的日军，与盟军会师，夺取海南岛、香港，打击广西、广东之敌。
从1942年起国民党的这些攻势作战计划，由于日军不断发动攻击而被放弃。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是日本在正面战场发动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国失去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和福建等省的一部或大部地区共约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46座城市，30多个机场和几十万部队。这一失败是由于蒋介石的指挥机关采取消极避战政策和作战指挥上的失误所致。
实际上，在1940年之后，国民政府的军队和装备由于外援的逐渐增多而大为改善，兵力也有所增强（正面战场有兵力300多万），而日军的兵力则不断减少，已由1941年夏季的最高峰85万人（25个师团，20个独立混成旅团），下降到1943年的60万人左右，而正面战场的兵力只有30余万人。
国民政府从1941年以来除了缅北、滇西反攻作战和空军的主动进攻之外，并没有进行过较大规模的主动进攻战役。可见其消极避战的思想在抗战后期仍十分严重。虽然蒋介石每年都制定攻势作战计划，但由于大多数的高级将官都有保存实力的思想，并不积极地去进攻日军。蒋介石也多次指责下级说：在日军不进攻时“大家守着不动，最多派少数游击队去应付应付”。在日军进攻时，在阵地上“打了两天三天，就不奉命随便退却，甚至于退到‘数百里的后方’”，“或取巧避战”。所以从1942年之后，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攻势作战，除缅北、滇西反攻和空军的进攻外，其他的攻势作战计划只是一纸空谈而已。
另外，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攻势作战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攻势作战应分成几个阶段？
我认为可大体上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抗日战争爆发到1939年的“冬季攻势”作战时期。其中以1939年的“冬季攻势”最为重要。就发动攻势的原因来看，蒋介石认为抗日战争已经到了反攻的时机。他认为，欧战的爆发使中国的抗战到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但实际上中国还没有实力来夺取全面的胜利，并进入全面反攻。
第二个阶段，是由1939年底至1943年底。在正面战场主要是以消积防御为主，发动的主动攻势作战只有第一次进入缅甸的远征作战，但因为与英军的配合作战不好，特别是英军主动后撤，使中国远征军防线出现问题，加上自己的防线也被突破，从而导致失败。在这一时期蒋介石虽然有攻势作战的想法，但都未能实现。到1941年10月以后，他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时，已不讲转守为攻了，而是强调持久防御。
第三个阶段，是由1943年底至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时，蒋介石说：“到今天又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们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现在抗战的局面，真是攻守异势，今昔易时，敌我形势已经完全转变过来了。”但由于日军发动了豫、湘、桂会战，正面战场失败，中国军队损失达到50余万人，损失了约40个师的装备，所以反攻还未能开始就失败了。这一时期，真正的攻势作战是在缅甸和滇西作战中所取得的节节胜利。此时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也夺取了制空权，空军不断对日寇进行轰炸，日军转入防御作战。
第二个问题是：国民政府的攻势作战有什么经验和教训？
第一阶段的“冬季攻势”作战中，我军出动132个师和9个独立旅，对华南、华中、华北之敌进行攻击，使敌人受到了严重打击。但进攻中也暴露出很多的问题。例如：在总结昆仑关战役时，《蔡仁清总结昆仑关九塘战斗经验致白崇禧等报告》中说：国军“攻击时兵力不能集中使用、情报不确实、不能与友军密切协同、掷弹筒多不知使用”，“重兵器超越射击技术不良，缺乏重兵器的观测器材”等等，其结果是使进攻失败。
在南昌攻坚战的总结报告中说：“攻击准备不足，缺乏一鼓作气之精神，新兵过多，伤亡特大，阵地未能纵深配备，敌情侦察判断不确实，不能彻底破坏交通线，预备队使用过早，缺乏协同一致精神，奉行命令不彻底”等等。
由于以上的各种重大问题，最终导致了这些进攻的失败。
第二阶段，由于没有发动真正意义上的攻势作战，只有入缅作战的经验可以总结。在入缅作战中，中国军队的失败，主要是对敌情判断失误，同时，英军放弃阵地，使中国远征军的整个防御体系出现缺陷，在撤退中又各行其是，导致更大的损失。在指挥官的问题上，有很大问题，英军的亚历山大、美军的史迪威、中国军队的参谋团，都是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命令相互矛盾，使军队不知所措。与英军的协同很不好。这诸多的问题使日军得以取胜。
第三阶段，国民政府取得了缅北和滇西抗战的胜利。这是在总结以前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取得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在缅甸北部作战中，我军装备优于日军，火力完全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敌人埋头于工事，坐受我炮火轰击。而空军又绝对优势，我昼夜自由活动，敌则昼伏夜动。”我军发挥炮兵火力，采取迂回于敌之背后，截断敌之退路的战法。“证明迂回包围为森林战不二法门。”再加上后勤补给充足。“总之，物资多，运输便，后方补给圆滑，前方之战力自可发挥。”
在滇西反攻作战中，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例如：对“敌情判断正确”。“主宰战场，以绝对优势兵力及火炮与空军协同，猛烈反攻，并大胆包围，迂回，完全之于主动。”“官兵士气旺盛，作战奋勇”等等。
在缅北会战和滇西反攻战中，中国军队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使敌人无法机动，又有制空权，使日军十分被动，结果被歼灭。
总之，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几乎每年都有攻势作战的计划，但真正实行的比较少，特别是能成功战胜敌人的更少，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的进攻多次打乱了中国军队进攻的计划，而且前期中国军队的攻势作战因为经验不足一直难以成功。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由于有了前期的失败经验和教训，在后期的缅北和滇西反攻中才有杰出的表现。再一点是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思想，在各级军官中都有表现，例如：本来命令1个师进攻，这个师就派1个团去进攻，这个团又只派1个营去进攻。这样一来，1个师的攻势，变成了1个营的进攻。所以攻势的力度大大减少，最终导致了进攻作战的失败。
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就不同，他们深入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争，从本质上说是主动进攻敌人，是攻势作战。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战斗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抗日战争之初，我八路军、新四军仅3万多人，到1938年10月，发展到10多万人，到1940年底，发展到50万人，1945年4月，我军发展到91万人，还有民兵220万，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战斗力不断提高。在八年抗战中，我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在敌后战场对敌作战125000余次，消灭日军527000余人，消灭伪军118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积聚和发展了人民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为赢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可见，对攻势作战的应用不同，其结果就大不一样了。
（作者单位：昆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