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帝国时期的文化新潮
政治统一和经济高速发展，为帝国时期德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随着科学研究的深人和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富有探索精神的德国学术研究已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德国的大学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德国的科研训练方法被推广到欧美许多国家。与 19 世纪普及教育的总趋势相一致，德国群众性的各类教育活动蓬勃开展，其中等教育学制已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典范。德国的大学不仅是学习的中心，也是研究的中心，学术研究不仅为学术名流所瞩目，也开始受到大型企业集团的关注，受过大学教育的声望甚至得到普通商人和工业家的高度尊重。随着各类报刊和出版物的创办和扩大发行，教育的普及和知识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1750年德国各邦共出版书籍1279本，1850年达到9053本，1890年已升至1900本。除了各类普及廉价版本的科普和文艺作品，歌德大部头的《浮士德》也很快成为群众教育的主要作品。
德国文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也受本国文化传统和全欧范围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
由于帝国时期资本主义种种矛盾的暴露，从启蒙时代就流行于全欧的理性自由主义开始受到新的时空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挑战。这一变化与欧洲整体上出现的理性主义危机相合拍，给这一时期德国文化的发展打下深刻的时代印记，使得帝国时期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历史图景。新的文化观念在推动人们不断取得富有创造力的文化成果的同时，也协助创造出一个迷茫的、不确定的时代。
新的文化观念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以引人注目的新宇宙观表现出来。直至 19 世纪末，西方的宇宙观主要建立在牛顿经典物理学的基础之上，一个井然有序、机械般运转的宇宙，是牛顿理论所展示的家喻户晓的物质世界图画。然面，世纪之交，这一宇宙模式连同不可抗拒的因果规律已受到新的科学观念的冲击。挑战主要来自德国。除了前面述及的自然科学发现。，对 20世纪自然科学发展产生了革命性影响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 1905 年，这位年仅 26 岁的犹太裔德国物理学家，在莱比锡《物理学纪事》杂志上发表三篇论文，提出“狭义相对论”，向盛行 200 余年的经典物理学传统观念发起挑战。在全文只有900字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一文中，爱因斯坦通过论证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以及时间、空间与物质运动之间的密切关联，否定了传统的绝对时空观；并通过论证质量和能量的关系，得出了一切质量都有能量、一切能量都有质量、能量等于质量和光速平方的乘积的著名结论。这一结论被用方程式表述为：E=mc2O。这一理论揭示了原子内部所蕴藏的巨太能量的奥秘，为现代高能物理学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16年他又发表“广义相对论”，进一步从时间、空间和物质分布的相互关系上否定了传统的时空观，从而拉开了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序幕。
帝国时期仅次于自然科学发展成就的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历史学领域，根植于浪漫主义历史循环论的兰克史学，是对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史学的超越性发展。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6 年）是 19 世纪德国史学界的泰斗，他以其漫长的学术生涯和所标榜的治史态度与方法，对德国和整个欧洲的史学发展带来早年曾在莱比锡大学研习语言学和神学，以后由语言学转向历史学。1824 年，因发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声誉鹊起，次年被聘为柏林大学教授，从此开始了他那延续 60 余年的专业研究生涯。兰克的巨大影响得益于他在柏林大学开创的研究班（smnr，以及他首倡的“eia客观主义”研究方法。兰克主张研究历史要客观、公正、重视对史料的掌握与考证，强调依照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撰写真实历史的原则。他把这一原则贯穿于他的研究班教学实践，直接间接地培养了上百名卓越的学者，使批判性的历史研究伸展到几乎所有时期和所有国家。依照上述原则，他先后撰写了16，1 7 世纪欧洲许多民族的历史和包括《教皇史》在内的系列人物传记。他的全集多达 54 卷。晚年他企图以《世界史》来完成他那一系列有关西方各国的民族历史专论，但这部包罗万象的巨著最后只写到 1453 年。除了教学、著述，兰克担任普鲁士科学院成员达 54 年，主持柏林大学历史讲座前后46年。1871年退休后仍笔耕不辍。由于著述宏富、治史严谨、门徒众多，兰克被称为“近代科学历史学之父”，“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第一人”。兰克史学研究的特点在于通过具体的、深人的史实和对真实的个体的实证研究来确定历史的真实性，这与总结和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判然有别。此外他否认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反对对历史事件作出解释和概括，并以政治史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些都反映了他与理性主义史学在治史观念上的原则差别。
兰克的史学成就代表了 19 世纪实证研究的一个高峰，但在他身上仍可看到一个理念论者的形象。因为除了强调辨析史料，兰克还主张通过非理性的直觉体验包含在历史个体中的整体精神，以揭示历史的本质。这种矛盾性是他对启蒙主义的反叛，也为后人超越其史学传统提供了新的空间。在他身后，普鲁士学派、文化史学派、经济史学派的兴起，已使兰克史学面临新的挑战其中号称兰克学派分支的普鲁士学派，在其最重要的代表亨利·冯·特赖奇克（1834-1896 年）那里，已背离兰克客观史学的传统，成为为德国统治集团公开辩护和效劳的御用史学。而在文化史学派代表人物卡尔·兰普勒希特（1856-1915 年）那里，兰克的史学模式则完全变成批判的对象。兰布勒希特试图在一般心理学法则的基础上撰写历史。他认为，历史不应只是对事件的叙述，而应当对变化作出解释，历史不应只是对个人的研究，而是对“社会心理”因素和人的共性的研究。兰布勒希特的批判未能撼动兰克史学的正统地位，但新的文化史观已成为与兰克传统的政治史相对抗的新史学思潮。以后，威廉·狄尔泰（182-191 年）高举“精神科学”的旗帜，倡导历史研究中对人的潜在意识和非理性力量的重视，开始了所谓理解的历史学研究，从面对德国历史编纂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趋势与整个欧洲理性主义衰落和非理性主义思潮崛起的背景相互呼应，展示了德国历史研究的复杂图景。
表现在历史学领域不同文化思潮的冲突，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有集中的反映。其中德国的社会学，不同于英法的实证主义经验研究，更大的成果表现在受新思潮影响的历史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领域。斐迪南·滕尼斯、格奥尔格·齐默尔和马克斯·韦伯是这一学派的杰出先驱。其中马克斯·韦伯（1864-1920 年）由于其所开创的“理解社会学”成为德国社会学领域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马克斯·韦伯，1864年4月21日降生于德国图林根埃尔富特市一个富有的法学家家庭。5 岁时随家迁居柏林，定居于西郊名流荟萃的夏洛腾堡，从小就受到浓厚的学术气氛的熏陶。182 年人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学习。1884年转人柏林大学继续攻读法律，同时兼修历史课程。1892年在柏林大学获得教职，主讲罗马法和德国商业史。两年后，转到弗莱堡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1896年回到海德堡大学，从事经济学和农业政策的教学研究。189年因患精神病获长假休养，曾游历英国、比利时、意大利和美国。1903年开始恢复学术创作活动。1905 年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奠定了他的历史社会学基础，为他赢得巨大的声誉。以后，他的创作活力泉涌不止，新的研究成果接踵而来。
到 1920 年去世，他已是德国社会科学界一位知名学者和教授。但直至30年代后期，他的思想才在英语世界广泛传播开来。二次大战后，西方学术界兴起“韦伯热”，并逐渐扩及东亚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驰名的学术人物。今天，被称作与马克思、杜尔凯姆齐名的百科全书式的社会学思想家。
韦伯思想的核心命题是“理性化”。他认为，理性化的过程，即以理性了解和掌握自然界的规律，以理性方式组织生产和国家管理，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西方文明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其自然观念和社会观念上完全根除了神话、巫术和各种神秘观念的影响；其国家组织拥有理性的文字宪法，以理性为基础制定的法律，以及由依据理性法律规定管理国务的训练有素的政府官员所组成的官僚机构。这一理性化的过程之所以最先出现于西方，是新教伦理观念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相一致的产物。同时他还解释了宗教价值观和伦理观是如何阻碍了理性化过程在中国和印度出现的原因。韦伯认识到理性有明显的两重性，它带来科学和经济成就的同时，又无情地打破了数世纪以来形成的传统，使生命丧失精神追求。所以，理性化的过程是一个“世界失去魅力”的过程。它将使人类感到空虚，使生活失去意义，并必然助长非理性冲突的产生和发展。因此，要维持理性就必须了解人类的非理性。他主张在社会学研究中，不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从社会结构或社会本身出发研究，只能从作为社会客体存在的个人及其社会行为出发，并运用“主观理解”的方法，通过“理解”影响人的行为的意图、动机、情感、意志等因素来把握社会。韦伯在政治社会学中，有关能以个人魅力吸引民众的非凡领袖人物社会作用的深刻分析，就说明了在所谓高度理性化的现代社会独裁者和煽动家仍能赢得众望的基本原因。这种研究取向和方法，反映了韦伯思想中德国唯心主义思维方式的传统影响，也是理性主义危机以及理性和非理性两种对立思潮所引起的冲突在帝国时期德国知识界的一种反应。在韦伯身上，19世纪理性主义传统和对非理性主义新精神思潮的体验，同时存在，他试图弥合两者冲突的努力以及由此引起的思想矛盾，是使他成为影响巨大，但又充满争议的社会思想家的重要原因如果说，在历史学、社会学领域富有影响的成果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思辩的、非理性的思潮对实证的、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以及企图弥合两种思潮鸿沟的愿望，那么，在哲学领域，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和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及文化批判，则把非理性主义推向极端，对德国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
阿图尔，叔本华（178-1860年）属于前帝国时期的哲学家，是非理性的唯意志论的思想先驱。青年时期，叔本华曾在柏林大学专攻哲学，受到康德、费希特的影响，也研究过印度哲学。1818年发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集中阐述了他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人的意志而不是理性。意志是人的内驱力，是欲望，是支配人类行为的执着力量。由于意志和欲求总是得不到满足，因而它的本质是痛苦的，欲求是无止境的，痛苦是无边际的。对世界本质的肯定就是对生命意志的肯定，但这种肯定又无异于痛苦，因而要摆脱痛苦，就要抑制各种欲求，摆脱意志的束缚，否定生命意志。这样，叔本华的哲学就从非理性立场出发逐步陷人悲观厌世的虚无主义深渊。叔本华的哲学命运在其生前长期各受冷落，只是到 1851 年发表《附录和补充》之后，才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但直至尼采接受了他的生命意志学说，并以权力意志说进行了新的超越之后，叔本华才成为这一思潮推崇的精神先驱。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190年），出身于萨克森罗肯镇一个新教牧师家庭。少年时期先后就读于瑙姆堡文科中学和浦弗达预备学校。20岁时进人波恩大学。
学习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一年后转人莱比锡大学，由语言学转向哲学。1869 年应聘担任瑞士巴塞尔大学语言学教授。1871 年，出版第一部著作炙悲剧的诞生》，从美学角度确立了哲学研究的起点，曾轰动一时，受到热烈赞扬，也遭到正统语言学家的猛烈攻击。1879年，尼采因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辞去教职。从这时起到189年精神失常，他度过了10年飘泊不定的生活。为了寻找适合于自己健康状况的气候，他辗转旅行于德国、意大利之间，从山到海，从海到山，没有职业，没有家庭，背井离乡，四处流浪。在流浪中他深沉地感受到孤独的痛苦，但为了自由地思考，他又感到需要孤独。在这10年中，他写下了他大部分的著作，在反思和批判中确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和哲学观点。
尼采早年深受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后又同音乐家瓦格纳有过一段亲密的交往。对这两人他都经历了由崇拜到否定、批判的转变过程，但终生也没有完全摆脱他们的影响。叔本华对尼采的影响是纯粹的精神影响，因为他们不仅素味平生，而且在尼采进大学时，叔本华早已去世。但是当他第一次不经意地读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时，就立即为作者的思考方式和生动笔触所感染。叔本华以意志为世界本质的说教及其所描绘的异常悲观的人生图景，引起了他的共鸣。当时的激动和感奋是他从未经历过的，好像这本书是专为他写的一样。但是数年以后，他逐渐超越了他所崇拜的前辈，用权力意志取代了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并通过对人生的可悲性质采取挑战的态度来肯定人生，超越了后者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他指责叔本华用个人优郁的性格歪曲了世界的真相，决心用新的感受为生命的意义提供一种新的答案同音乐家瓦格纳的交往，是尼采一生中富有影响的事件。他们于 1869 年秋在瑞士相识。瓦格纳是叔本华哲学的信徒，他用音乐表现了叔本华哲学的精神，被尼采视为音乐领域里的叔本华。但是，瓦格纳深受德国市民喝彩的音乐风格，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疏离感。他指责瓦格纳所倡导的歌剧音乐把音乐变成了对感官的刺激和麻醉，以迎合小市民的多愁善感情调，败坏了音乐的纯正风格。这样，他先后摆脱他早年的两位崇拜对象之后，进人创建自己哲学体系的发韧期。从 1878 年起，他先后写下了《人性，太人性了》（1876-1878年）、《欢乐的科学》（182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3-1885年）、《善恶的彼岸》（185-186年）、《道德的谱系》（187年）、《反基督教》（18年）、《偶像的黄昏》（188 年）、《看哪这人》（18 年），以及最终没有完成的主要哲学著作《权力意志—变革一切价值的尝试》（1901年出版）。
尼采的著作不是系统的论文，而是格言警句的汇总，常有相互矛盾之处，但他的思想却能使自己的读者人迷。造成轰动效应的是他那横扫 19 世纪文明和价值观的势头，也包括对权力意志、“超人”哲学和非理性的古典酒神精神的推崇和提倡。否定和批判现存的道德观念和精神信条，是贯穿于尼采全部成熟著作的主题。
为此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传统的基督教伦理，并对启蒙时代以来科学与理性的发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尼采认为，基督教是从古代世界继承下来的弱者对强者的一场革命，它以来世说瓦解了人类控制世界的意志，以其教义中的罪过感束缚了人类本能和天性的正常发挥。它否定生命，钳制人类意志的自由表现，使谦卑和自我压抑成为美德，使骄傲成为邪恶，从而在根本上削弱了生命的本能，窒息了生命的火花。而生命的火花，作为人类本质的内在欲望，必须重新燃烧。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上帝是人类自己的创造，随着上帝和基督教价值观之死，将带来人类的解放。人类可以超越虚无主义价值观，恢复生命活力，创造出新的价值观，成为自己的主人。尼采还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衰败、颓废，归结为理智才能过分发展，而意志和本能受到侵害的产物。他反对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对理智的强调，认为只有人的本能欲望才是生命的真正力量。理性化的过度发展抑制了人类的意志，也摧毁了闪烁着文化创造精神和点燃生活激情的自发的生命活力。为了战胜令人窒息的现代文明带来的单调与平庸，他呼吁一种没有基督教负罪感，能够以强力证实自己存在的理想的“超人”的出现。超人不为社会所强加的任何限制所束缚，具有旺盛的强力意志和健全的生命本能，是充满古典的酒神精神的欢乐生活的真正享受者。
尼采的“超人”概念是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种现实。他借助超人概念来否定旧的传统，试图为理性抑制下衰弱、退化的人类精神，提供一个超越现代化的理想类型。超人与非超人的界线是生命意志的强弱，而不是种族或出身的差异，但他的学说中包含着种族主义的糟粕。他对优生学的盛赞和对生存竞争规律的宣扬，都表现出露骨的种族主义倾向。他针对西方文明的弊端所展开的文化批判和价值重估，削弱了西方文明的理性基础，对生命哲学、文化哲学，以及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都有较大影响。由于尼采哲学的复杂性、矛盾性，20世纪资产阶级文化思A中的进步流派和反动流派，都从他那里获得了启示。他的思想中的消极成分曾为法西斯主义者所利用，其中权力意志、超人等概念曾为纳粹分子所歪曲，他们自视为尼采超人的化身，把尼采颂扬为自己的思想先驱。但尼采既不是民族沙文主义者，也不是反犹主义者，他对新帝国持批判态度，甚至反对把德国置于稗斯麦的领导之下。此外，他对德国民族的评价整体上比较低，认为德国人的心理是病态的，对自己的邢恶毫无意识，是一个危险的民族。相反，他认为“与一个犹太人接触是一种愉快，承认“犹太人是目前生活在欧洲的最健壮、最坚强、最纯洁的民族”。这些都体现了他与纳粹势力之间的重要差别。
尼采的哲学以极为复杂的内涵，反映了危机时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和人生态度，为认识西方文明的弊端，毫不妥协地正视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由于没有提出解决现代社会病症的建设性观点，他对西方价值观极端而猛烈的低毁，以及对权力意志的颂扬，却为暴力和非理性的滋长提供了土壤。
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波，在 19 世纪后期德国的音乐文化创作中得到明显的回应。在帝国时期的思想界，有一位音乐家占有显要地位，令人困惑不解。他以戏剧为题材所独创的音乐剧，以不可遏制的激情所表达的奇妙的、动人心魄的象征意义，使他的音乐成为德意志民族命运的象征，对德国精神文化的未来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位独具特色的音乐奇才就是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年）。1813年5月日，瓦格纳诞生于莱比锡一个有教养的警官家庭，但父亲在他出生6个月后就去世了。继父路德维希·盖耶尔是一位颇有才艺的演员，同戏曲界、音乐界名流广有交往，耳濡目染，使幼年瓦格纳很早就同音乐艺术有着不解之缘。18岁时，瓦格纳进人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和美学。两年后，在一次音乐会上，第一次聆听贝多芬的交响乐，深受感动，从此他放弃学业立志要作一名音乐家。其后的6年，他先师从教堂司乐魏利格学习乐理，以后辗转于外省几个剧院充当音乐指挥，逐步积累了丰富的舞台演奏经验o1836年，他完成了最初两部歌剧的创作。
1839年，他带着名作（黎恩济》前往巴黎谋求发展。
但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相反在生活上陷人困境。绝望之际，他接到德累斯顿歌剧院打算上演《黎恩济》的消息，于是满怀深情地回到祖国。这出反映罗马人反暴政斗争的历史歌剧首演成功，为他的事业带未了前景和希望。从此他开始走上歌剧革新的道路，决心用新的音乐成就改造旧歌剧的传统。
1843年，新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在德累斯顿首演，成为瓦格纳走向革新道路的起点。在这部歌剧中，他首次以特殊的技巧，展示了音乐与歌剧的综合，把一种源于德国民间的原始乐曲发展为全剧的主题，使歌剧演变为以音乐为主旋律的交响曲。以后随着名作《唐豪黝、《罗恩格林》的上演，瓦格纳的创作在 40 年代达到高峰。他试图以交响乐恢复古希腊悲剧宏伟场景的努力，已把音乐剧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在这时，欧洲 1848 年革命爆发了。瓦格纳因同情革命，甚至煽动军队起义，遭到政府的通缉。他被迫流亡瑞士。在那里，他总结了他的艺术改革思想，并开始写作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和另外两部出色的作品：《特利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名歌手》。这三部乐剧体裁不同，但都以史诗般的艺术效果，展示了瓦格纳惊人的音乐夭才。由于巴伐利亚年轻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赞助，乐剧演出后，为瓦格纳赢得空前的声名他开始被视为一位开辟了音乐中新的英雄时代、以新的音乐形式恢复古希腊酒神文化精神的先驭。保罗·亨利·朗格指出：“瓦格纳的英雄人物和瓦格纳的音乐不只是产生了一个自然热情的世界，而且是用神话—宗教的虚构掩盖了这些人的热情的世界，·二”瓦格纳超迈前人之处在于，他将音乐与戏剧的表现以尽可能紧密的形式联成一体，以一种“连绵不断的旋律”，取代传统的宣叙调和咏叹调，并按德国语言的音调形成独特的旋律轮廓，使旋律配合剧情的发展，成为连续不断的整体。这种新型“音乐剧”具有鲜明交响性和德国气质。音乐主题和动机成为乐剧的角色，成为与剧中人物和情节相伴随的情感象征，使主题旋律产生的听觉效果与戏剧演出产生的视觉效果融为一体，给观众以强烈的震撼力量。
瓦格纳不是单纯的作曲家。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热爱文学、诗歌和戏剧创作，认真学习过希腊文，钻研过莎士比亚、歌德和席勒的作品。年轻时也曾参预政治活动，是 1848 年革命的政治流亡者。以后又因受戈比诺伯爵的种族理论的影响，成为北欧日耳曼民族种族主义的宣传者，是反犹太运动的先锋。此外，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同青年尼采的交往，都从不同方面影响过他的思想。这些复杂的阅历和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以及一生中所经受的几起感情波折，都在他的乐剧创作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使他的作品既新奇多彩、变化万千，充满激情和诱人的幻想，又沉重、压抑，弥漫着浓厚的感伤情调和忧郁气氛。这些都使他成为世界音乐史上充满争议的风暴中心。在他的祟拜者看来，他的乐曲是令人心醉、光彩夺目和新颖脱裕的；他的批评者则认为，他以令人迷醉、麻本、支离破碎的韵律败坏了文化和音乐艺术的纯正风气。尽管如此，他的音乐作品仍具有现代艺术的感人力量。人们可以批评他、攻击他，但不能否定他。由于他在音乐戏剧中的大胆革新，音乐已不再是原来的面貌了。
德国文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也受本国文化传统和全欧范围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
由于帝国时期资本主义种种矛盾的暴露，从启蒙时代就流行于全欧的理性自由主义开始受到新的时空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挑战。这一变化与欧洲整体上出现的理性主义危机相合拍，给这一时期德国文化的发展打下深刻的时代印记，使得帝国时期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历史图景。新的文化观念在推动人们不断取得富有创造力的文化成果的同时，也协助创造出一个迷茫的、不确定的时代。
新的文化观念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以引人注目的新宇宙观表现出来。直至 19 世纪末，西方的宇宙观主要建立在牛顿经典物理学的基础之上，一个井然有序、机械般运转的宇宙，是牛顿理论所展示的家喻户晓的物质世界图画。然面，世纪之交，这一宇宙模式连同不可抗拒的因果规律已受到新的科学观念的冲击。挑战主要来自德国。除了前面述及的自然科学发现。，对 20世纪自然科学发展产生了革命性影响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 1905 年，这位年仅 26 岁的犹太裔德国物理学家，在莱比锡《物理学纪事》杂志上发表三篇论文，提出“狭义相对论”，向盛行 200 余年的经典物理学传统观念发起挑战。在全文只有900字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一文中，爱因斯坦通过论证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以及时间、空间与物质运动之间的密切关联，否定了传统的绝对时空观；并通过论证质量和能量的关系，得出了一切质量都有能量、一切能量都有质量、能量等于质量和光速平方的乘积的著名结论。这一结论被用方程式表述为：E=mc2O。这一理论揭示了原子内部所蕴藏的巨太能量的奥秘，为现代高能物理学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16年他又发表“广义相对论”，进一步从时间、空间和物质分布的相互关系上否定了传统的时空观，从而拉开了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序幕。
帝国时期仅次于自然科学发展成就的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历史学领域，根植于浪漫主义历史循环论的兰克史学，是对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史学的超越性发展。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6 年）是 19 世纪德国史学界的泰斗，他以其漫长的学术生涯和所标榜的治史态度与方法，对德国和整个欧洲的史学发展带来早年曾在莱比锡大学研习语言学和神学，以后由语言学转向历史学。1824 年，因发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声誉鹊起，次年被聘为柏林大学教授，从此开始了他那延续 60 余年的专业研究生涯。兰克的巨大影响得益于他在柏林大学开创的研究班（smnr，以及他首倡的“eia客观主义”研究方法。兰克主张研究历史要客观、公正、重视对史料的掌握与考证，强调依照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撰写真实历史的原则。他把这一原则贯穿于他的研究班教学实践，直接间接地培养了上百名卓越的学者，使批判性的历史研究伸展到几乎所有时期和所有国家。依照上述原则，他先后撰写了16，1 7 世纪欧洲许多民族的历史和包括《教皇史》在内的系列人物传记。他的全集多达 54 卷。晚年他企图以《世界史》来完成他那一系列有关西方各国的民族历史专论，但这部包罗万象的巨著最后只写到 1453 年。除了教学、著述，兰克担任普鲁士科学院成员达 54 年，主持柏林大学历史讲座前后46年。1871年退休后仍笔耕不辍。由于著述宏富、治史严谨、门徒众多，兰克被称为“近代科学历史学之父”，“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第一人”。兰克史学研究的特点在于通过具体的、深人的史实和对真实的个体的实证研究来确定历史的真实性，这与总结和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判然有别。此外他否认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反对对历史事件作出解释和概括，并以政治史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些都反映了他与理性主义史学在治史观念上的原则差别。
兰克的史学成就代表了 19 世纪实证研究的一个高峰，但在他身上仍可看到一个理念论者的形象。因为除了强调辨析史料，兰克还主张通过非理性的直觉体验包含在历史个体中的整体精神，以揭示历史的本质。这种矛盾性是他对启蒙主义的反叛，也为后人超越其史学传统提供了新的空间。在他身后，普鲁士学派、文化史学派、经济史学派的兴起，已使兰克史学面临新的挑战其中号称兰克学派分支的普鲁士学派，在其最重要的代表亨利·冯·特赖奇克（1834-1896 年）那里，已背离兰克客观史学的传统，成为为德国统治集团公开辩护和效劳的御用史学。而在文化史学派代表人物卡尔·兰普勒希特（1856-1915 年）那里，兰克的史学模式则完全变成批判的对象。兰布勒希特试图在一般心理学法则的基础上撰写历史。他认为，历史不应只是对事件的叙述，而应当对变化作出解释，历史不应只是对个人的研究，而是对“社会心理”因素和人的共性的研究。兰布勒希特的批判未能撼动兰克史学的正统地位，但新的文化史观已成为与兰克传统的政治史相对抗的新史学思潮。以后，威廉·狄尔泰（182-191 年）高举“精神科学”的旗帜，倡导历史研究中对人的潜在意识和非理性力量的重视，开始了所谓理解的历史学研究，从面对德国历史编纂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趋势与整个欧洲理性主义衰落和非理性主义思潮崛起的背景相互呼应，展示了德国历史研究的复杂图景。
表现在历史学领域不同文化思潮的冲突，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有集中的反映。其中德国的社会学，不同于英法的实证主义经验研究，更大的成果表现在受新思潮影响的历史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领域。斐迪南·滕尼斯、格奥尔格·齐默尔和马克斯·韦伯是这一学派的杰出先驱。其中马克斯·韦伯（1864-1920 年）由于其所开创的“理解社会学”成为德国社会学领域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马克斯·韦伯，1864年4月21日降生于德国图林根埃尔富特市一个富有的法学家家庭。5 岁时随家迁居柏林，定居于西郊名流荟萃的夏洛腾堡，从小就受到浓厚的学术气氛的熏陶。182 年人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学习。1884年转人柏林大学继续攻读法律，同时兼修历史课程。1892年在柏林大学获得教职，主讲罗马法和德国商业史。两年后，转到弗莱堡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1896年回到海德堡大学，从事经济学和农业政策的教学研究。189年因患精神病获长假休养，曾游历英国、比利时、意大利和美国。1903年开始恢复学术创作活动。1905 年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奠定了他的历史社会学基础，为他赢得巨大的声誉。以后，他的创作活力泉涌不止，新的研究成果接踵而来。
到 1920 年去世，他已是德国社会科学界一位知名学者和教授。但直至30年代后期，他的思想才在英语世界广泛传播开来。二次大战后，西方学术界兴起“韦伯热”，并逐渐扩及东亚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驰名的学术人物。今天，被称作与马克思、杜尔凯姆齐名的百科全书式的社会学思想家。
韦伯思想的核心命题是“理性化”。他认为，理性化的过程，即以理性了解和掌握自然界的规律，以理性方式组织生产和国家管理，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西方文明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其自然观念和社会观念上完全根除了神话、巫术和各种神秘观念的影响；其国家组织拥有理性的文字宪法，以理性为基础制定的法律，以及由依据理性法律规定管理国务的训练有素的政府官员所组成的官僚机构。这一理性化的过程之所以最先出现于西方，是新教伦理观念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相一致的产物。同时他还解释了宗教价值观和伦理观是如何阻碍了理性化过程在中国和印度出现的原因。韦伯认识到理性有明显的两重性，它带来科学和经济成就的同时，又无情地打破了数世纪以来形成的传统，使生命丧失精神追求。所以，理性化的过程是一个“世界失去魅力”的过程。它将使人类感到空虚，使生活失去意义，并必然助长非理性冲突的产生和发展。因此，要维持理性就必须了解人类的非理性。他主张在社会学研究中，不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从社会结构或社会本身出发研究，只能从作为社会客体存在的个人及其社会行为出发，并运用“主观理解”的方法，通过“理解”影响人的行为的意图、动机、情感、意志等因素来把握社会。韦伯在政治社会学中，有关能以个人魅力吸引民众的非凡领袖人物社会作用的深刻分析，就说明了在所谓高度理性化的现代社会独裁者和煽动家仍能赢得众望的基本原因。这种研究取向和方法，反映了韦伯思想中德国唯心主义思维方式的传统影响，也是理性主义危机以及理性和非理性两种对立思潮所引起的冲突在帝国时期德国知识界的一种反应。在韦伯身上，19世纪理性主义传统和对非理性主义新精神思潮的体验，同时存在，他试图弥合两者冲突的努力以及由此引起的思想矛盾，是使他成为影响巨大，但又充满争议的社会思想家的重要原因如果说，在历史学、社会学领域富有影响的成果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思辩的、非理性的思潮对实证的、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以及企图弥合两种思潮鸿沟的愿望，那么，在哲学领域，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和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及文化批判，则把非理性主义推向极端，对德国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
阿图尔，叔本华（178-1860年）属于前帝国时期的哲学家，是非理性的唯意志论的思想先驱。青年时期，叔本华曾在柏林大学专攻哲学，受到康德、费希特的影响，也研究过印度哲学。1818年发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集中阐述了他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人的意志而不是理性。意志是人的内驱力，是欲望，是支配人类行为的执着力量。由于意志和欲求总是得不到满足，因而它的本质是痛苦的，欲求是无止境的，痛苦是无边际的。对世界本质的肯定就是对生命意志的肯定，但这种肯定又无异于痛苦，因而要摆脱痛苦，就要抑制各种欲求，摆脱意志的束缚，否定生命意志。这样，叔本华的哲学就从非理性立场出发逐步陷人悲观厌世的虚无主义深渊。叔本华的哲学命运在其生前长期各受冷落，只是到 1851 年发表《附录和补充》之后，才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但直至尼采接受了他的生命意志学说，并以权力意志说进行了新的超越之后，叔本华才成为这一思潮推崇的精神先驱。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190年），出身于萨克森罗肯镇一个新教牧师家庭。少年时期先后就读于瑙姆堡文科中学和浦弗达预备学校。20岁时进人波恩大学。
学习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一年后转人莱比锡大学，由语言学转向哲学。1869 年应聘担任瑞士巴塞尔大学语言学教授。1871 年，出版第一部著作炙悲剧的诞生》，从美学角度确立了哲学研究的起点，曾轰动一时，受到热烈赞扬，也遭到正统语言学家的猛烈攻击。1879年，尼采因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辞去教职。从这时起到189年精神失常，他度过了10年飘泊不定的生活。为了寻找适合于自己健康状况的气候，他辗转旅行于德国、意大利之间，从山到海，从海到山，没有职业，没有家庭，背井离乡，四处流浪。在流浪中他深沉地感受到孤独的痛苦，但为了自由地思考，他又感到需要孤独。在这10年中，他写下了他大部分的著作，在反思和批判中确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和哲学观点。
尼采早年深受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后又同音乐家瓦格纳有过一段亲密的交往。对这两人他都经历了由崇拜到否定、批判的转变过程，但终生也没有完全摆脱他们的影响。叔本华对尼采的影响是纯粹的精神影响，因为他们不仅素味平生，而且在尼采进大学时，叔本华早已去世。但是当他第一次不经意地读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时，就立即为作者的思考方式和生动笔触所感染。叔本华以意志为世界本质的说教及其所描绘的异常悲观的人生图景，引起了他的共鸣。当时的激动和感奋是他从未经历过的，好像这本书是专为他写的一样。但是数年以后，他逐渐超越了他所崇拜的前辈，用权力意志取代了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并通过对人生的可悲性质采取挑战的态度来肯定人生，超越了后者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他指责叔本华用个人优郁的性格歪曲了世界的真相，决心用新的感受为生命的意义提供一种新的答案同音乐家瓦格纳的交往，是尼采一生中富有影响的事件。他们于 1869 年秋在瑞士相识。瓦格纳是叔本华哲学的信徒，他用音乐表现了叔本华哲学的精神，被尼采视为音乐领域里的叔本华。但是，瓦格纳深受德国市民喝彩的音乐风格，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疏离感。他指责瓦格纳所倡导的歌剧音乐把音乐变成了对感官的刺激和麻醉，以迎合小市民的多愁善感情调，败坏了音乐的纯正风格。这样，他先后摆脱他早年的两位崇拜对象之后，进人创建自己哲学体系的发韧期。从 1878 年起，他先后写下了《人性，太人性了》（1876-1878年）、《欢乐的科学》（182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3-1885年）、《善恶的彼岸》（185-186年）、《道德的谱系》（187年）、《反基督教》（18年）、《偶像的黄昏》（188 年）、《看哪这人》（18 年），以及最终没有完成的主要哲学著作《权力意志—变革一切价值的尝试》（1901年出版）。
尼采的著作不是系统的论文，而是格言警句的汇总，常有相互矛盾之处，但他的思想却能使自己的读者人迷。造成轰动效应的是他那横扫 19 世纪文明和价值观的势头，也包括对权力意志、“超人”哲学和非理性的古典酒神精神的推崇和提倡。否定和批判现存的道德观念和精神信条，是贯穿于尼采全部成熟著作的主题。
为此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传统的基督教伦理，并对启蒙时代以来科学与理性的发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尼采认为，基督教是从古代世界继承下来的弱者对强者的一场革命，它以来世说瓦解了人类控制世界的意志，以其教义中的罪过感束缚了人类本能和天性的正常发挥。它否定生命，钳制人类意志的自由表现，使谦卑和自我压抑成为美德，使骄傲成为邪恶，从而在根本上削弱了生命的本能，窒息了生命的火花。而生命的火花，作为人类本质的内在欲望，必须重新燃烧。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上帝是人类自己的创造，随着上帝和基督教价值观之死，将带来人类的解放。人类可以超越虚无主义价值观，恢复生命活力，创造出新的价值观，成为自己的主人。尼采还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衰败、颓废，归结为理智才能过分发展，而意志和本能受到侵害的产物。他反对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对理智的强调，认为只有人的本能欲望才是生命的真正力量。理性化的过度发展抑制了人类的意志，也摧毁了闪烁着文化创造精神和点燃生活激情的自发的生命活力。为了战胜令人窒息的现代文明带来的单调与平庸，他呼吁一种没有基督教负罪感，能够以强力证实自己存在的理想的“超人”的出现。超人不为社会所强加的任何限制所束缚，具有旺盛的强力意志和健全的生命本能，是充满古典的酒神精神的欢乐生活的真正享受者。
尼采的“超人”概念是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种现实。他借助超人概念来否定旧的传统，试图为理性抑制下衰弱、退化的人类精神，提供一个超越现代化的理想类型。超人与非超人的界线是生命意志的强弱，而不是种族或出身的差异，但他的学说中包含着种族主义的糟粕。他对优生学的盛赞和对生存竞争规律的宣扬，都表现出露骨的种族主义倾向。他针对西方文明的弊端所展开的文化批判和价值重估，削弱了西方文明的理性基础，对生命哲学、文化哲学，以及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都有较大影响。由于尼采哲学的复杂性、矛盾性，20世纪资产阶级文化思A中的进步流派和反动流派，都从他那里获得了启示。他的思想中的消极成分曾为法西斯主义者所利用，其中权力意志、超人等概念曾为纳粹分子所歪曲，他们自视为尼采超人的化身，把尼采颂扬为自己的思想先驱。但尼采既不是民族沙文主义者，也不是反犹主义者，他对新帝国持批判态度，甚至反对把德国置于稗斯麦的领导之下。此外，他对德国民族的评价整体上比较低，认为德国人的心理是病态的，对自己的邢恶毫无意识，是一个危险的民族。相反，他认为“与一个犹太人接触是一种愉快，承认“犹太人是目前生活在欧洲的最健壮、最坚强、最纯洁的民族”。这些都体现了他与纳粹势力之间的重要差别。
尼采的哲学以极为复杂的内涵，反映了危机时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和人生态度，为认识西方文明的弊端，毫不妥协地正视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由于没有提出解决现代社会病症的建设性观点，他对西方价值观极端而猛烈的低毁，以及对权力意志的颂扬，却为暴力和非理性的滋长提供了土壤。
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波，在 19 世纪后期德国的音乐文化创作中得到明显的回应。在帝国时期的思想界，有一位音乐家占有显要地位，令人困惑不解。他以戏剧为题材所独创的音乐剧，以不可遏制的激情所表达的奇妙的、动人心魄的象征意义，使他的音乐成为德意志民族命运的象征，对德国精神文化的未来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位独具特色的音乐奇才就是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年）。1813年5月日，瓦格纳诞生于莱比锡一个有教养的警官家庭，但父亲在他出生6个月后就去世了。继父路德维希·盖耶尔是一位颇有才艺的演员，同戏曲界、音乐界名流广有交往，耳濡目染，使幼年瓦格纳很早就同音乐艺术有着不解之缘。18岁时，瓦格纳进人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和美学。两年后，在一次音乐会上，第一次聆听贝多芬的交响乐，深受感动，从此他放弃学业立志要作一名音乐家。其后的6年，他先师从教堂司乐魏利格学习乐理，以后辗转于外省几个剧院充当音乐指挥，逐步积累了丰富的舞台演奏经验o1836年，他完成了最初两部歌剧的创作。
1839年，他带着名作（黎恩济》前往巴黎谋求发展。
但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相反在生活上陷人困境。绝望之际，他接到德累斯顿歌剧院打算上演《黎恩济》的消息，于是满怀深情地回到祖国。这出反映罗马人反暴政斗争的历史歌剧首演成功，为他的事业带未了前景和希望。从此他开始走上歌剧革新的道路，决心用新的音乐成就改造旧歌剧的传统。
1843年，新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在德累斯顿首演，成为瓦格纳走向革新道路的起点。在这部歌剧中，他首次以特殊的技巧，展示了音乐与歌剧的综合，把一种源于德国民间的原始乐曲发展为全剧的主题，使歌剧演变为以音乐为主旋律的交响曲。以后随着名作《唐豪黝、《罗恩格林》的上演，瓦格纳的创作在 40 年代达到高峰。他试图以交响乐恢复古希腊悲剧宏伟场景的努力，已把音乐剧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在这时，欧洲 1848 年革命爆发了。瓦格纳因同情革命，甚至煽动军队起义，遭到政府的通缉。他被迫流亡瑞士。在那里，他总结了他的艺术改革思想，并开始写作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和另外两部出色的作品：《特利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名歌手》。这三部乐剧体裁不同，但都以史诗般的艺术效果，展示了瓦格纳惊人的音乐夭才。由于巴伐利亚年轻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赞助，乐剧演出后，为瓦格纳赢得空前的声名他开始被视为一位开辟了音乐中新的英雄时代、以新的音乐形式恢复古希腊酒神文化精神的先驭。保罗·亨利·朗格指出：“瓦格纳的英雄人物和瓦格纳的音乐不只是产生了一个自然热情的世界，而且是用神话—宗教的虚构掩盖了这些人的热情的世界，·二”瓦格纳超迈前人之处在于，他将音乐与戏剧的表现以尽可能紧密的形式联成一体，以一种“连绵不断的旋律”，取代传统的宣叙调和咏叹调，并按德国语言的音调形成独特的旋律轮廓，使旋律配合剧情的发展，成为连续不断的整体。这种新型“音乐剧”具有鲜明交响性和德国气质。音乐主题和动机成为乐剧的角色，成为与剧中人物和情节相伴随的情感象征，使主题旋律产生的听觉效果与戏剧演出产生的视觉效果融为一体，给观众以强烈的震撼力量。
瓦格纳不是单纯的作曲家。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热爱文学、诗歌和戏剧创作，认真学习过希腊文，钻研过莎士比亚、歌德和席勒的作品。年轻时也曾参预政治活动，是 1848 年革命的政治流亡者。以后又因受戈比诺伯爵的种族理论的影响，成为北欧日耳曼民族种族主义的宣传者，是反犹太运动的先锋。此外，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同青年尼采的交往，都从不同方面影响过他的思想。这些复杂的阅历和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以及一生中所经受的几起感情波折，都在他的乐剧创作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使他的作品既新奇多彩、变化万千，充满激情和诱人的幻想，又沉重、压抑，弥漫着浓厚的感伤情调和忧郁气氛。这些都使他成为世界音乐史上充满争议的风暴中心。在他的祟拜者看来，他的乐曲是令人心醉、光彩夺目和新颖脱裕的；他的批评者则认为，他以令人迷醉、麻本、支离破碎的韵律败坏了文化和音乐艺术的纯正风气。尽管如此，他的音乐作品仍具有现代艺术的感人力量。人们可以批评他、攻击他，但不能否定他。由于他在音乐戏剧中的大胆革新，音乐已不再是原来的面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