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出镇河中
边兵征误平叛，行营军需供应困难，时断时续。河东道太原、蜂州行营兵乱，杀死节度使邓景山、李国贞、荔非元礼，局势波动。郭子仪封爵受命，出镇河中，诛乱卒以俄众，诸军惕息奉法。
安史叛乱之前的道（边疆军区），主要是为了应付战争而设，其长官节度使的职责，只是专掌边防军戎，无权过问地方州县的行政事务。安禄山叛乱之后，渔关失守，唐玄宗在逃往蜀中的途中，发布诏令，新设山南东、江南东、黔中、淮南等节度使。肃宗即位之后，又在关中、河东、河南、江淮地区陆续增设了数十个节度使。史称“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额。凡诸道节度使”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至于署置官属及本道州县官员等，也均由节度使自行简择。所有这些措施，完全是为了适应平叛战争的紧急需要。
平叛战争初起，由于内地军备弛废，叛军势力强盛一时，唐朝廷紧急征调西北各军镇的边兵投人战争。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以及河东诸镇兵马，相继离开本镇驻地。其作战期间的驻扎之地，称为“行营”。于是，数十万军队的兵员补充，军需供应，便成为朝廷和地方州县的一大负担唐王朝的经济富庶地区，首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河北，以及关中和河东汾河流域，然而，战争波及的也正是上述地区。由于连年战争，百姓流离，经济凋残，丁壮从军供役，农耕乏人，土地荒芜，再加上天灾频仍，军需供应极为艰难。而尚未遭受兵的江淮地区，一跃成为唐王朝的财赋源泉，经济命脉之所系。但是，由于叛军盘踞河南地区，溯汁河而人黄河的槽运线路被拦腰切断，江淮财赋只能改道溯汉水上达汉中，再转输至关中地区。这样一来，不仅潜路迂曲，而且山河阻隔，陡增了许多困难。
这种因战争而导致的财政格局剧变，势必造成军需供应上的“青黄不接”。在平叛前线连年裕血战斗的广大将士，由于直面巨大的生命牺牲，其战斗情绪的高昂及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败和进程。而军需供应的丰足和及时与否，又直接影响着前线将士的战斗意志和军心稳定。
早在平叛战争之前，驻防边疆的一些军镇中，就因将领克扣军饱和虐待部下，不时发生士兵骚乱事件而在平叛战争期间，相对恶劣的行营环境，极易引发此类士兵骚乱现象，并演变为恶性的军乱事件。
宝应元年（762）初，驻屯在河东道的唐军行营中，连续发生了兵乱事件。原来，自王思礼于乾元元年（759）七月接替李光弼任河东节度使，到他上元二年（761）五月死于任上期间，太原的军需物资储备充足，除供给本镇军用之外，积蓄粮米达100万解。王思礼曾上奏请输50万解以供京师。王思礼去世后，由管崇嗣继任其职。此人为政宽容松弛，信任左右部属，只几个月功夫，储存的粮食便消耗流失殆尽，惟剩仓底陈腐之米万料左右。
肃宗闻奏，改任邓景山取代管崇嗣。邓景山到任之后，开始核查府库出入账目。许多将士都有隐吞贪污事实，心中极为恐慌。其中有一位副将所犯之罪，依法应当处斩。诸将请求宽免，被邓景山拒绝。副将之弟请求代兄受死，也不允许。后来请求捐献一匹马赎死为活，邓景山这才答应。将士们愤然而言道：“我们的性命还不值一匹马！”邓景山闻言却大发脾气，把众将士严厉叱责了一顿。此前，邓景山将陈腐变霉的粮米发到军中，已经激起了士兵的怨愤情绪。部将黄抱玉遂借机聚集士卒，鼓动作乱，于二月初三日杀死了邓景山。消息传报朝廷，肃宗以邓景山驾驭部下失措，对参与作乱者不加追究，派遣使者到军中宣慰安抚将士。诸将请求让都知兵马使、代州（山西代县）刺史辛云京继任节度使，得到恩许。辛云京接任之后，奏请由兵马使张光晨担任代州刺史。就在太原的兵乱尚未平息之时，南面绛州（山西新绛）的朔方军行营中也发生了动乱。绛州因遭受饥懂，民间无有积储，难以征收赋税，行营中的粮食供给和军功赏赐，均告缺乏。新任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连续上奏告急，却不见朝廷答复，将士怨声鼎沸。突将王元振图谋借机作乱，诈传军令道：“明日修缮都统住宅，诸位准备好备箕和铁铲，到都统门前集合，等候分派活儿。”士卒一听，愤怒顿生，哗然议论道：
“我们这些朔方健儿难道是为人修理住宅的民夫吗！”
二月十五日，王元振带领受他煽动的士兵，放火烧毁了节度使衙门。李国贞闻讯躲进监狱之中，被王元振率众抓获，然后把士兵平日吃的饭食端来，质问道：让士兵吃这样的食物，还要役使他们干苦力活，这行吗广李国贞对士兵解释道：为我修理住宅的事，根本就没有。至于军粮间题，我已经多次奏报朝廷，但至今未见答复。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事情。众人听后准备散去，王元振大喊道：今天的事何必再问呢！都统不死的话，那么我们大家就得问罪受死了说着，拔刀杀死了李国贞。同时遇害的还有李国贞的两个儿子。
驻扎在翼城（山西翼城）的镇西、北庭行营中，士兵也群起作乱，杀死了节度使荔非元礼，推举裨将白孝德为节度使。
唐朝廷为求息乱宁军，便顺水推舟，授其放节。
绛州兵乱发生后，士卒四出抢掠民间粮食和财物，一时无人能够制止得住，唐朝廷上下为此大伤脑筋。肃宗担心绛州与太原的乱兵串连起来，扩大事态，更担心乱兵会与史朝义叛军通气勾结。鉴于新提拔的节度使都是威望轻浅，不足以有效地弹压安抚河东诸军，肃宗决定重新起用郭子仪。同时，从京城调拨了4万匹绢帛、5万端布匹、6万石粮米，紧急运往绛州行营，慰劳将士，安定军心。
二月二十一日，肃宗下达诏书，任命郭子仪为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兵马副元帅，仍充本营管内观察处置使，进封汾阳郡王，出镇河中三月间，肃宗已是病情沉重，群臣无人能够人宫晋见。十一日，郭子仪上奏请求道：老臣这次受命，很有可能会死在外面。临行不见陛下一面，臣虽死也难9目。肃宗传令于寝宫召见郭子仪，嘱咐道：河东的事情，肤就全拜托于你了！
郭子仪特蒙召见，面承圣喻，不禁声泪俱下。肃宗又赏赐他御马、金银器具和各种彩锦。
就在此时，史朝义下令叛军北进，围攻驻守泽州（山西晋城）的李抱玉。郭子仪立即派遣定国军前往救授。四月一日，叛军兵败于泽州城下，撤围南退。
四月下旬，郭子仪到达绛州行营。煽动起事的王元振沾沾自喜，认为郭子仪能够受命复出，是他带头闹事的结果。由于李光弼、李国贞二人都是治军严厉，朔方将士更加怀念郭子仪在任时的仁善宽厚。所以王元振利用军中这种抵触情绪，煽起了兵乱。
郭子仪下马伊始，抚慰将士，稳定局势，同时暗中调查带头作乱的人。五月二日，郭子仪下令抓捕王元振及其同谋者40余人，叱责道：你们身处与叛军相邻的前线地区，竟然公开杀害主将，如果叛军乘机发动进攻，恐怕绛州早就失守了。
我身为宰相，受朝廷之命，岂能接受一个士兵的私情而抛弃国法吗训随即下令将王元振一伙斩首示众。
还有其余参与作乱的士卒，忧惧不安，企图再次起事倡乱。随同父亲来到绛州的郭（郭子仪第三子）挑选出精锐士卒4000人，晓以忠节大义，亲自统领侍卫父帅，以备不测。
郭烯持弓警夜，连续七个夜晚没有睡觉。图谋作乱者无隙可乘，未敢轻举妄动。新任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在太原闻知绛州行营的消息后，立即效法郭子仪，将杀害邓景山的作乱者数十人逮捕审讯，问罪处斩。从此以后，河东道各军行营中的将士都小心谨慎，遵纪守法，不敢再造次行事，胡作非为。
就在郭子仪受命赴河中镇抚军乱期间，京师长安却发生了一场血腥浓烈的宫廷事变。
安史叛乱之前的道（边疆军区），主要是为了应付战争而设，其长官节度使的职责，只是专掌边防军戎，无权过问地方州县的行政事务。安禄山叛乱之后，渔关失守，唐玄宗在逃往蜀中的途中，发布诏令，新设山南东、江南东、黔中、淮南等节度使。肃宗即位之后，又在关中、河东、河南、江淮地区陆续增设了数十个节度使。史称“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额。凡诸道节度使”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至于署置官属及本道州县官员等，也均由节度使自行简择。所有这些措施，完全是为了适应平叛战争的紧急需要。
平叛战争初起，由于内地军备弛废，叛军势力强盛一时，唐朝廷紧急征调西北各军镇的边兵投人战争。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以及河东诸镇兵马，相继离开本镇驻地。其作战期间的驻扎之地，称为“行营”。于是，数十万军队的兵员补充，军需供应，便成为朝廷和地方州县的一大负担唐王朝的经济富庶地区，首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河北，以及关中和河东汾河流域，然而，战争波及的也正是上述地区。由于连年战争，百姓流离，经济凋残，丁壮从军供役，农耕乏人，土地荒芜，再加上天灾频仍，军需供应极为艰难。而尚未遭受兵的江淮地区，一跃成为唐王朝的财赋源泉，经济命脉之所系。但是，由于叛军盘踞河南地区，溯汁河而人黄河的槽运线路被拦腰切断，江淮财赋只能改道溯汉水上达汉中，再转输至关中地区。这样一来，不仅潜路迂曲，而且山河阻隔，陡增了许多困难。
这种因战争而导致的财政格局剧变，势必造成军需供应上的“青黄不接”。在平叛前线连年裕血战斗的广大将士，由于直面巨大的生命牺牲，其战斗情绪的高昂及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败和进程。而军需供应的丰足和及时与否，又直接影响着前线将士的战斗意志和军心稳定。
早在平叛战争之前，驻防边疆的一些军镇中，就因将领克扣军饱和虐待部下，不时发生士兵骚乱事件而在平叛战争期间，相对恶劣的行营环境，极易引发此类士兵骚乱现象，并演变为恶性的军乱事件。
宝应元年（762）初，驻屯在河东道的唐军行营中，连续发生了兵乱事件。原来，自王思礼于乾元元年（759）七月接替李光弼任河东节度使，到他上元二年（761）五月死于任上期间，太原的军需物资储备充足，除供给本镇军用之外，积蓄粮米达100万解。王思礼曾上奏请输50万解以供京师。王思礼去世后，由管崇嗣继任其职。此人为政宽容松弛，信任左右部属，只几个月功夫，储存的粮食便消耗流失殆尽，惟剩仓底陈腐之米万料左右。
肃宗闻奏，改任邓景山取代管崇嗣。邓景山到任之后，开始核查府库出入账目。许多将士都有隐吞贪污事实，心中极为恐慌。其中有一位副将所犯之罪，依法应当处斩。诸将请求宽免，被邓景山拒绝。副将之弟请求代兄受死，也不允许。后来请求捐献一匹马赎死为活，邓景山这才答应。将士们愤然而言道：“我们的性命还不值一匹马！”邓景山闻言却大发脾气，把众将士严厉叱责了一顿。此前，邓景山将陈腐变霉的粮米发到军中，已经激起了士兵的怨愤情绪。部将黄抱玉遂借机聚集士卒，鼓动作乱，于二月初三日杀死了邓景山。消息传报朝廷，肃宗以邓景山驾驭部下失措，对参与作乱者不加追究，派遣使者到军中宣慰安抚将士。诸将请求让都知兵马使、代州（山西代县）刺史辛云京继任节度使，得到恩许。辛云京接任之后，奏请由兵马使张光晨担任代州刺史。就在太原的兵乱尚未平息之时，南面绛州（山西新绛）的朔方军行营中也发生了动乱。绛州因遭受饥懂，民间无有积储，难以征收赋税，行营中的粮食供给和军功赏赐，均告缺乏。新任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连续上奏告急，却不见朝廷答复，将士怨声鼎沸。突将王元振图谋借机作乱，诈传军令道：“明日修缮都统住宅，诸位准备好备箕和铁铲，到都统门前集合，等候分派活儿。”士卒一听，愤怒顿生，哗然议论道：
“我们这些朔方健儿难道是为人修理住宅的民夫吗！”
二月十五日，王元振带领受他煽动的士兵，放火烧毁了节度使衙门。李国贞闻讯躲进监狱之中，被王元振率众抓获，然后把士兵平日吃的饭食端来，质问道：让士兵吃这样的食物，还要役使他们干苦力活，这行吗广李国贞对士兵解释道：为我修理住宅的事，根本就没有。至于军粮间题，我已经多次奏报朝廷，但至今未见答复。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事情。众人听后准备散去，王元振大喊道：今天的事何必再问呢！都统不死的话，那么我们大家就得问罪受死了说着，拔刀杀死了李国贞。同时遇害的还有李国贞的两个儿子。
驻扎在翼城（山西翼城）的镇西、北庭行营中，士兵也群起作乱，杀死了节度使荔非元礼，推举裨将白孝德为节度使。
唐朝廷为求息乱宁军，便顺水推舟，授其放节。
绛州兵乱发生后，士卒四出抢掠民间粮食和财物，一时无人能够制止得住，唐朝廷上下为此大伤脑筋。肃宗担心绛州与太原的乱兵串连起来，扩大事态，更担心乱兵会与史朝义叛军通气勾结。鉴于新提拔的节度使都是威望轻浅，不足以有效地弹压安抚河东诸军，肃宗决定重新起用郭子仪。同时，从京城调拨了4万匹绢帛、5万端布匹、6万石粮米，紧急运往绛州行营，慰劳将士，安定军心。
二月二十一日，肃宗下达诏书，任命郭子仪为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兵马副元帅，仍充本营管内观察处置使，进封汾阳郡王，出镇河中三月间，肃宗已是病情沉重，群臣无人能够人宫晋见。十一日，郭子仪上奏请求道：老臣这次受命，很有可能会死在外面。临行不见陛下一面，臣虽死也难9目。肃宗传令于寝宫召见郭子仪，嘱咐道：河东的事情，肤就全拜托于你了！
郭子仪特蒙召见，面承圣喻，不禁声泪俱下。肃宗又赏赐他御马、金银器具和各种彩锦。
就在此时，史朝义下令叛军北进，围攻驻守泽州（山西晋城）的李抱玉。郭子仪立即派遣定国军前往救授。四月一日，叛军兵败于泽州城下，撤围南退。
四月下旬，郭子仪到达绛州行营。煽动起事的王元振沾沾自喜，认为郭子仪能够受命复出，是他带头闹事的结果。由于李光弼、李国贞二人都是治军严厉，朔方将士更加怀念郭子仪在任时的仁善宽厚。所以王元振利用军中这种抵触情绪，煽起了兵乱。
郭子仪下马伊始，抚慰将士，稳定局势，同时暗中调查带头作乱的人。五月二日，郭子仪下令抓捕王元振及其同谋者40余人，叱责道：你们身处与叛军相邻的前线地区，竟然公开杀害主将，如果叛军乘机发动进攻，恐怕绛州早就失守了。
我身为宰相，受朝廷之命，岂能接受一个士兵的私情而抛弃国法吗训随即下令将王元振一伙斩首示众。
还有其余参与作乱的士卒，忧惧不安，企图再次起事倡乱。随同父亲来到绛州的郭（郭子仪第三子）挑选出精锐士卒4000人，晓以忠节大义，亲自统领侍卫父帅，以备不测。
郭烯持弓警夜，连续七个夜晚没有睡觉。图谋作乱者无隙可乘，未敢轻举妄动。新任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在太原闻知绛州行营的消息后，立即效法郭子仪，将杀害邓景山的作乱者数十人逮捕审讯，问罪处斩。从此以后，河东道各军行营中的将士都小心谨慎，遵纪守法，不敢再造次行事，胡作非为。
就在郭子仪受命赴河中镇抚军乱期间，京师长安却发生了一场血腥浓烈的宫廷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