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
我在少年时代，曾多次聆听大人们讲说郭子仪的故事，印象深刻。近十年来，海外郭氏后裔的寻根热，颇为引人往目。
秦、晋等省亦出现了官方或民间的郭子仪研究会，从事相关的学术和招商活动。郭子仪是陕西历史名人，但陕西出版他的个人传记还属鲜见。子是，我便不揣浅陋，于几年前开始收集史料，欲尝试为之。幸运的是，不久便得到三秦出版社的支持和鼓励，使我的心愿付诸实施，得以有机会将这本拙作奉献给广大读者。
郭子仪作为唐朝中期重要的军事政治人物，以其功德圆满，后世评论甚少争议。因而，为其作传，便难脱叙功摆好之寞臼。然而旧史载笔，于真人实事之中，不无出人。今人读史，时世环境与发论立场不同，自然还有可再深人剖析之情节自古知人论世，无不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者击节赞叹。《旧唐书》魏徽传中一段议论，却颇堪玩味：（魏）徽再拜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帝（太宗）日：
忠、良有异乎？徽曰：“良臣，樱、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帝深纳其言，赐绢五百匹。”魏微乃千古名臣，其谏诊多为后世垂范。今持其说以论郭子仪，庶几可免拔高贬抑而失其真切。
郭子仪历事玄、肃、代、德四帝，其功绩称著于平定“安史之乱”和抗御吐蕃侵扰的战争时期。安禄山反叛之前，郭子仪长期戍守边疆，已是年近花甲之人，官至正三品级，地位显达而功誉不闻。河朔乱起，举国震惊。郭子仪被摧升为朔方节度使，奉诏率军东进，投人平叛战争。在河东道北部，朔方军旗开得胜，收复静边军、云中和马邑。随后，郭子仪增援李光弼而东下井，进军河北，连战皆捷。尤其是嘉山之战大破史思明，威震叛军。次年六月，哥舒翰兵败灵宝，失守撞关。玄宗仓皇西幸，避乱人蜀。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郭、李二人奉诏率5万大军奔赴行在，于八月同登宰辅之位。正所谓“受任子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在其后的20余年间，郭子仪历经坎坷，几度浮沉，始终“晏然效忠，有死无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虽有“再造王室”之高勋，却能“位重恳辞，失宠无怨。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憾以抱仇摊，。诚乃”大雅君子，杜授纯臣。自秦、汉以还，勋力之盛，无与伦比，上述乃唐史记载，后世无可损益。但唐代史臣裴泊谓其“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就有言过其实而与真情不甚契合之隙。
郭子仪在有生之年，享有朝廷授予的太尉、中书令、汾阳郡王等崇高官爵，以功图形凌烟阁，并受赐“尚父”之号；发妻王氏受封“霍国夫人”：八子八婿以及兄弟侄儿皆位列朝廷，第六子郭暖尚代宗第四女升平公主；早已亡故的祖父及父母亦被追赠官爵封号达到了封建社会中人臣权势和荣耀的顶峰。
至于其身后之备极哀荣，贻福家族子孙，更无须细加肪列。所有这些，着实令当时及后世人们艳羡不已，称美有加。
而裴泊所谓之“朝不忌”和“主不疑”，却显系巧饰文辞之笔。郭子仪在玄宗朝为戌边宿将。长期供职于朔方军，并以“宽厚得众”而升任节帅。朔方镇兵在平叛战争和抗御吐蕃侵扰中，一直充任主力军。这是郭子仪立身建功之本。但是肃、代二帝对郭子仪和朔方军的信任程度，却始终是打有折扣的。
安禄山受唐玄宗崇官厚禄之优养，最终却起兵反叛，致使肃宗以下诸帝对手握重兵的诸镇节帅心存戒备，不敢再完全信任。但要剿平叛乱，又不得不重用他们。“马鬼事变”之后，皇太子（即肃宗）与玄宗分兵另图去就。但去往何处，当时胸中并无成算。心怀顾虑之下到达灵武并抢班即位后，立即召回郭、李所率之朔方大军。但在是年十月进取长安时，却任用房琅指挥仓促拼凑起来的杂牌军，并不使用建制完整的正规边兵朔方军。及至只会纸上谈兵的房玲惨败于陈涛斜，肃宗痛心疾首，欲严究其败军之罪。幸亏李泌从中说项，才予以从轻处分。肃宗处心积虑，企图组建“亲兵”的努力既成泡影，这才只得回过头来使用郭子仪所统之朔方军。
再从朔方军数易节帅，郭子仪和李光弼等大将遭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辈阉宦首领。僧毁的史实中，更不难看出朝廷的猜防戒备之深。否则，此辈无拳无勇的“奴才”，不假主子“龙威”，又焉得专横跋雇于能征善战的诸镇节帅之上！
旧史上每每诉病之所谓“阉寺弄权”，实乃“君上负臣”的遮羞布。这种注重人事措置而轻视制度建设的因循情状，正是中国封建时代集权政治的一大特征。
与郭子仪的位极人臣，封妻荫子，联姻皇室，光宗耀祖，子孙瓜绵延，福泽后代相比，李光弼和仆固怀恩的结局下场，实堪令人扼腕叹息。李光弼（契丹族）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且”威略“和战功更在郭子仪之上。他在难抗朝廷”瞎指挥，而兵败邝山后，即被罢去朔方节帅职务，移镇临淮。广德元年（763），吐蕃大军人寇京师，代宗诏征诸道节帅“勤王”。而李光弼因畏祸“迁延不至，由之田神功等人皆不案命，遂愧耻成疾，于次年七月于徐州。落了个晚节有亏，令名不全的结局，以致史臣有”不释位之诛“的讥评仆固怀恩（铁勒族）为朔方宿将，勇冠全军，战功累累，家族中捐躯疆场者多达46人。但其性情雄毅寡言，刚决犯上，虽有最终平定河北之大功，却在回军途中，遭辛云京、李抱玉、骆奉先、鱼朝恩等人上下”媒孽，进退维谷，被遏得走上了叛变之路。这四人中骆、鱼皆为阉臣，辛、李二人则是非朔方军系统的镇将。
从以上的比较中，便不难看出郭子仪当时在诚惶诚恐之下，得以全其令名，确属苦心经营。史称其“朝闻命，夕引道，无纤介自嫌。寥寥数语，于赞扬之中，包掩了多少战战兢兢和勤勤恳恳。若非出身诗书礼教相传的世代仕宦之家，深得宦海浮沉之际修身自全的玄奥，恐亦难免祸延己身，殃及家族的悲剧。从为”身家性命“着想的世俗观念出发，”明哲保身便是郭子仪有别于李光弼和仆固怀恩等蕃将，的个性品德，也是今人读史不必苛求古人之处以上妄说，唐突公论。恳析唐史学界看宿和同挤以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秦、晋等省亦出现了官方或民间的郭子仪研究会，从事相关的学术和招商活动。郭子仪是陕西历史名人，但陕西出版他的个人传记还属鲜见。子是，我便不揣浅陋，于几年前开始收集史料，欲尝试为之。幸运的是，不久便得到三秦出版社的支持和鼓励，使我的心愿付诸实施，得以有机会将这本拙作奉献给广大读者。
郭子仪作为唐朝中期重要的军事政治人物，以其功德圆满，后世评论甚少争议。因而，为其作传，便难脱叙功摆好之寞臼。然而旧史载笔，于真人实事之中，不无出人。今人读史，时世环境与发论立场不同，自然还有可再深人剖析之情节自古知人论世，无不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者击节赞叹。《旧唐书》魏徽传中一段议论，却颇堪玩味：（魏）徽再拜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帝（太宗）日：
忠、良有异乎？徽曰：“良臣，樱、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帝深纳其言，赐绢五百匹。”魏微乃千古名臣，其谏诊多为后世垂范。今持其说以论郭子仪，庶几可免拔高贬抑而失其真切。
郭子仪历事玄、肃、代、德四帝，其功绩称著于平定“安史之乱”和抗御吐蕃侵扰的战争时期。安禄山反叛之前，郭子仪长期戍守边疆，已是年近花甲之人，官至正三品级，地位显达而功誉不闻。河朔乱起，举国震惊。郭子仪被摧升为朔方节度使，奉诏率军东进，投人平叛战争。在河东道北部，朔方军旗开得胜，收复静边军、云中和马邑。随后，郭子仪增援李光弼而东下井，进军河北，连战皆捷。尤其是嘉山之战大破史思明，威震叛军。次年六月，哥舒翰兵败灵宝，失守撞关。玄宗仓皇西幸，避乱人蜀。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郭、李二人奉诏率5万大军奔赴行在，于八月同登宰辅之位。正所谓“受任子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在其后的20余年间，郭子仪历经坎坷，几度浮沉，始终“晏然效忠，有死无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虽有“再造王室”之高勋，却能“位重恳辞，失宠无怨。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憾以抱仇摊，。诚乃”大雅君子，杜授纯臣。自秦、汉以还，勋力之盛，无与伦比，上述乃唐史记载，后世无可损益。但唐代史臣裴泊谓其“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就有言过其实而与真情不甚契合之隙。
郭子仪在有生之年，享有朝廷授予的太尉、中书令、汾阳郡王等崇高官爵，以功图形凌烟阁，并受赐“尚父”之号；发妻王氏受封“霍国夫人”：八子八婿以及兄弟侄儿皆位列朝廷，第六子郭暖尚代宗第四女升平公主；早已亡故的祖父及父母亦被追赠官爵封号达到了封建社会中人臣权势和荣耀的顶峰。
至于其身后之备极哀荣，贻福家族子孙，更无须细加肪列。所有这些，着实令当时及后世人们艳羡不已，称美有加。
而裴泊所谓之“朝不忌”和“主不疑”，却显系巧饰文辞之笔。郭子仪在玄宗朝为戌边宿将。长期供职于朔方军，并以“宽厚得众”而升任节帅。朔方镇兵在平叛战争和抗御吐蕃侵扰中，一直充任主力军。这是郭子仪立身建功之本。但是肃、代二帝对郭子仪和朔方军的信任程度，却始终是打有折扣的。
安禄山受唐玄宗崇官厚禄之优养，最终却起兵反叛，致使肃宗以下诸帝对手握重兵的诸镇节帅心存戒备，不敢再完全信任。但要剿平叛乱，又不得不重用他们。“马鬼事变”之后，皇太子（即肃宗）与玄宗分兵另图去就。但去往何处，当时胸中并无成算。心怀顾虑之下到达灵武并抢班即位后，立即召回郭、李所率之朔方大军。但在是年十月进取长安时，却任用房琅指挥仓促拼凑起来的杂牌军，并不使用建制完整的正规边兵朔方军。及至只会纸上谈兵的房玲惨败于陈涛斜，肃宗痛心疾首，欲严究其败军之罪。幸亏李泌从中说项，才予以从轻处分。肃宗处心积虑，企图组建“亲兵”的努力既成泡影，这才只得回过头来使用郭子仪所统之朔方军。
再从朔方军数易节帅，郭子仪和李光弼等大将遭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辈阉宦首领。僧毁的史实中，更不难看出朝廷的猜防戒备之深。否则，此辈无拳无勇的“奴才”，不假主子“龙威”，又焉得专横跋雇于能征善战的诸镇节帅之上！
旧史上每每诉病之所谓“阉寺弄权”，实乃“君上负臣”的遮羞布。这种注重人事措置而轻视制度建设的因循情状，正是中国封建时代集权政治的一大特征。
与郭子仪的位极人臣，封妻荫子，联姻皇室，光宗耀祖，子孙瓜绵延，福泽后代相比，李光弼和仆固怀恩的结局下场，实堪令人扼腕叹息。李光弼（契丹族）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且”威略“和战功更在郭子仪之上。他在难抗朝廷”瞎指挥，而兵败邝山后，即被罢去朔方节帅职务，移镇临淮。广德元年（763），吐蕃大军人寇京师，代宗诏征诸道节帅“勤王”。而李光弼因畏祸“迁延不至，由之田神功等人皆不案命，遂愧耻成疾，于次年七月于徐州。落了个晚节有亏，令名不全的结局，以致史臣有”不释位之诛“的讥评仆固怀恩（铁勒族）为朔方宿将，勇冠全军，战功累累，家族中捐躯疆场者多达46人。但其性情雄毅寡言，刚决犯上，虽有最终平定河北之大功，却在回军途中，遭辛云京、李抱玉、骆奉先、鱼朝恩等人上下”媒孽，进退维谷，被遏得走上了叛变之路。这四人中骆、鱼皆为阉臣，辛、李二人则是非朔方军系统的镇将。
从以上的比较中，便不难看出郭子仪当时在诚惶诚恐之下，得以全其令名，确属苦心经营。史称其“朝闻命，夕引道，无纤介自嫌。寥寥数语，于赞扬之中，包掩了多少战战兢兢和勤勤恳恳。若非出身诗书礼教相传的世代仕宦之家，深得宦海浮沉之际修身自全的玄奥，恐亦难免祸延己身，殃及家族的悲剧。从为”身家性命“着想的世俗观念出发，”明哲保身便是郭子仪有别于李光弼和仆固怀恩等蕃将，的个性品德，也是今人读史不必苛求古人之处以上妄说，唐突公论。恳析唐史学界看宿和同挤以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