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天窗

第四章 十大良相

　　中国历史的天窗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宰相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政治结构中，处于统治阶级的上层；在社会结构中，也是一般文人向往的最高政治理想和道德典范。因为人人当国君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造反作乱才能从一介平民窜上皇帝的位置。而当宰相却是很现实也合法的事情。自从实行科举制度，书生通过层层选拔，有才者得以进入统治阶层，因此普通人的最高政治理想中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得以实现，而“国乱思良相，家贫思良妻”、“良相医国”等等思想也深入人心。

　　从宰相制度的兴废看，其起源甚早，而且复杂多变。黄帝至西周时期已有宰相名称如“相”、“百揆”、“宰”等。丞相作为官称，始于秦国，后来也被他国采用。在秦统一中国、实行丞相制度后，相权日强。到西汉初期，宰相的权力更是迅速膨胀，并很快达到鼎盛时期。曹魏时，凡任录尚书事、尚书令及尚书仆射者，便成为宰相，但这时的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在名义上仍不失为宰相之号。在唐代李世民继位后，尚书省的左、右仆射与侍中、中书令均成为宰相。从贞观元年起，以他官预宰相事便经常出现。在北宋前期，中书门下的长官为正宰相，亦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元至清末宰相的职能衰落。因为宰相制度无论怎样调整，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明朝从废丞相到实行内阁制，使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央官制发生了最重要的变革。朱元璋以擅权挠政为名，杀中书省丞相胡惟庸，废丞相，使六部直隶于皇帝。废除宰相制后，相权被分于六部，国柄则集于皇帝一身。明成祖时，正式设立内阁。阁臣权力虽比宰相权力小得多，但人们还是习惯把阁臣看成宰相。清朝皇帝集权则达到极点，而宰相的地位则淡出历史舞台。

　　良相，也称良宰，虽然一定得是德才兼备的治国之臣，但要真正称得上“良相”的，还得综合考量。汉代王充在《论衡·别通》中说：“医能治一病谓之巧，能治百病谓之良。”同样，良相还要能在各种复杂的朝廷政治里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东汉末年的曹操自始至终都称自己是“汉相”，但在朝内飞扬跋扈，独断专权，逼死皇后，逼封王公爵位，在与皇帝重要的关系中，显然是“不良”的，因此，曹操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功绩不少，但在稳固皇权方面，不算是良相，相反，在中国民间里，曹操的名头还是“奸臣”更响亮一些。清末的李鸿章虽然自诩为“良相”，但因为晚清实在腐败无能，李鸿章又是多个丧权辱国条约的谈判者，尽管他个人才学出众，但终究不配“良相”。同样，“中兴之臣”中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也不属此列。

　　在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政治结构中，皇帝永远是核心，而良相的功绩除了稳固皇权统治、国家统一以外，还要能处理好与皇帝的关系。如果能和皇帝相安无事又能作出稳定社会关系的不凡功绩，才能算得上是良相。而那些直言甚至“犯上”的宰相，虽然有德有才，但最终因此不能更好地施展政治抱负的，也算不上“良相”。总而言之，“良”的标准一方面取决于自身的才能和历史功绩，一方面取决于和皇帝的关系。依照这样的标准，在唐代，“良相”人数居多，而到了明清以后，由于皇权的集中，而“良相”不多了。

　　周公

　　周武王曾说自己的国家有“能臣”十人，而周公无疑应该是排在首位的。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是周武王姬发的同胞弟弟。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被商纣王处死，由姬发即位，周公则精心辅佐。

　　武王即位后，商纣王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商军主力也正远征东夷，武王趁朝歌空虚，遂率兵伐商。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率战车300辆，挺进离朝歌很近的地方——牧野。为了鼓舞士气，一鼓作气，周公作《牧誓》。周公在这篇战斗檄文中，先痛斥商纣王只听妇人（妲己）之言，不祭祀祖先天地之神，连自己同祖兄弟都不任用，反而重用逃亡的罪人，暴虐百姓，遭致致天怒人怨；第二段申明自己是躬行天罚，宣布作战纪律，鼓励战士勇猛杀敌。牧野一战商朝灭亡。

　　灭商后，如何处置原来殷商奴隶主和上层贵族，众人分说不一。在周公的建议下，原殷人得以在原来的住处安居。周公这种给降者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原本是为社会休养生息保留人力。但不想后来被武王的反对势力所利用，留下后患。

　　周朝建立不久武王身染重病。周公焦虑万分，写《金滕》一文，虔诚地祈祷，愿意自己代替兄长，以让武王康复。最后武王还是病故，武王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周公，而周公涕泣不止，坚决不受，只是答应暂时代理国政。周公立武王之子诵继位，即成王。成王当时还是个十多岁的小孩子。周公摄政，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然而受封在东方监视武庚的管叔和蔡叔，对周公摄政很不满意。管叔认为自己是文王的第三子，是周公的兄长，应该自己掌握大权，他和蔡叔沆瀣一气，散布谣言，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想谋害成王，篡夺他的王位。为了表示自己的心迹，周公写了一首诗，名叫《鸱鸮》，这首诗后被收入《诗经》中。诗中一面表示了周公对周室、成王的忠贞；一面把那些散布流言的人比做“鸮鸱”，警告他们“无毁我室”。而年幼的成王在被人不断地鼓噪下，也开始有所怀疑。后来，无意之中，成王发现周公原来写的《金滕》，周公的忠肝义胆彻底让他释怀。于是，成王和周公的关系走向缓和，为西周早期的兴盛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而周公的尽心辅佐，也被人们称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为了巩固统治，周公以朝歌为都，建立卫国，以管理殷民七族，这些大多是些有某种手工艺专长的氏族。周公先后给卫侯康叔封发布《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这被看作是周公的施政纲领。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的是使人民经过战乱后安定下来，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周公还分封了大大小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公把周朝的同姓兄弟、功臣、贵族安排在全国各个重要据点，这样，周王室就处在一个几乎都是本族人的保护之中。

　　周朝的都城在丰、镐（在今西安附近），远离中原，偏于西部。周公决定迁都中原，以便有效地控制东方。周公辅政的第5年，正式营建洛邑（在今洛阳西）。在洛邑营建成之前，周公还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通过所谓的礼制，将阶级社会划分为多个等级或名分。周礼非常复杂，几乎包括了人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一切行为规则。所谓乐，就是音乐。这在当时是少数奴隶主才能享有的特权，什么等级什么场合用什么乐，有严格的区分，不能滥用。礼和乐相辅相成，是巩固周朝等级制度的手段。当东都洛邑建成时，周公的礼乐也制成。周公在新都建立时，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项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说的“制礼作乐”。

　　这时成王已经长大，周公便把政权交给成王，自己退居辅佐地位。周成王执政后，周公担心成王年少，贪图安逸，便写了一篇《无逸》，劝勉成王：要懂得勤劳辛苦的好处，不要一味贪图享受。要学习商代几个贤王和周文王的榜样，爱护百姓，励精图治，以便长久地享有王位。反之，不关心百姓疾苦，一味骄奢淫逸，就不会得到好下场。他谆谆告诫成王，教导他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国君，要像文王那样礼贤下士，治理好国家。

　　在周公的尽心辅佐和教导下，西周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在中原和沿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在成王执政的37年中为以后的继任者奠定了雄厚的国力，开创了“成康之治”的局面。

　　周公晚年回到封的地方，临终交待死后葬在成周的地方，以表明他的忠心。在武王伐纣的功臣中，周公、召公、姜子牙都是首辅，只是周公身为王亲贵族，依然不居功自傲，忠心辅佐三代君主。由于周公制礼作乐，规范人们的行为，也成为后来孔子极力倡导的道德法则，周公自身的品格也成为后来人的道德典范，人们也把那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比作周公。

　　管仲

　　（？—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又称管敬仲，周王同族姬姓之后，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擅长骑射之术。

　　管仲的前半生是穷困潦倒或命运不济的，为了谋生不得不从事当时很低贱的职业——经商。而管仲之所以能成就日后的功绩，除了自身才华出众外，关键是有一个了解他的益友（鲍叔牙）和一个赏识他的明主（齐桓公）。

　　鲍叔牙早年和管仲一起经商，而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而鲍叔牙对此从不和管仲计较，还说管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家贫困。管仲在战场上多次从阵上逃回来。因此人们讥笑他是贪生怕死。而鲍叔牙向人们解释说，管仲不是怕死，是因为他家有老母要靠他一人供养。管仲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

　　后来，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而由于齐襄公淫乱，国内各种政治暗流涌动，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分别避祸鲁国和莒国，以待时机。公元前686年，齐国内乱终于爆发。公孙无知杀死齐襄公，自立为国君。公孙无知在位仅一年有余，齐国贵族又杀死公孙无知，一时齐国无君，一片混乱。在外的公子纠和小白，都力争尽快赶回国内夺取君位。管仲为使纠当上国君，埋伏中途欲射杀小白，一箭射在小白的铜制衣带钩上。小白咬破舌头装死，麻痹管仲和纠。后在鲍叔牙的协助下抢先回国，登上君位。他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即位，设法杀死了公子纠，也要杀死有一箭之仇的管仲。鲍叔牙极力劝阻，指出管仲乃天下奇才，要桓公为齐国强盛着想，忘掉旧怨，重用管仲。桓公接受了建议，设法从鲁国接回管仲，并且拜为相，主持政事。

　　由于鲁国曾收容自己争夺王位的纠，齐桓公即位不久率军攻鲁，结果大败而归。痛定思痛，齐桓公采纳管仲的意见开始改革。在经济方面，管仲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否，人民乐居与否都与经济实力有关。他倡导：“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废除原来在西周初建的公田制，实行“相地而衰”的土地税收政策，就是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对特定的商品进行“官办”，如当时很重要的战略物资盐、铁等设官监制；由于齐国沿海，则大力发展渔业；可能由于自己早年经商的原因，深知商业活动对于经济的重要性，于是鼓励与他国的贸易。由于种种措施得力，君臣又一条心，齐国的经济实力很快得到发展。

　　一心图霸的齐桓公对管仲提出“会盟诸侯”的政治设想，而管仲谏阻道，比齐国势力强的国家有很多，南有楚，西有秦晋，然而他们都自恃强大而不把周王放在眼里，所以不能称霸。虽然周王室衰微，但仍是名正言顺的天子。如果齐国以尊王攘夷的名义号令，则海内诸侯望风归附。管仲说的“尊王攘夷”，就是尊重周朝王室，承认周天子的共同领袖的地位；联合各诸侯国，共同抵御戎、狄等部族对中原的侵扰。尊王则成为当时笼络人心，师出有名的一面旗帜。

　　正是基于这一战略，齐国左征右讨，会盟诸侯，驱逐犬戎。公元前667年，齐桓公召集鲁、宋、陈、卫、郑、许、滑、滕等国君，在宋国的幽地会盟，周天子派代表参加，并授予侯伯的头衔。公元前652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派人送祭肉给桓公以示嘉奖。桓公在葵丘（今河南考城附近）召集各诸侯国会盟，举行受赐典礼，并依据管仲的建议，订立了盟约。至此，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六次和平会盟，还辅助王室一次，史称“九会诸侯，一匡天下”，成为公认的霸主。

　　在管仲病危时，齐桓公去询问他谁可以接受相位。而管仲并没有推荐自己的知己，也是良臣的鲍叔牙，管仲大公无私地说，鲍叔牙是君子，但他善恶过于分明，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这样是不可以为政的。对于齐桓公提到的易牙这个人也毫不避讳地表示自己的厌恶，说易牙为了满足国君的要求不惜烹了自己的儿子以讨好国君，没有人性，不宜为相。但齐桓公没有采纳管仲的意见，在管仲死后还是重用易牙等奸佞之徒。结果在齐桓公病重的时候，几个公子争夺王位，而易牙等人阻止宫人送食送药给齐桓公。齐桓公知情懊悔地说：“如死者有知，我有什么面目去见仲父？”临终时用衣袖遮住脸，活活饿死了。

　　在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中原的一百多年后，孔子赞叹齐国的霸业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挽救周王室，百姓直到今天仍然受他的恩泽。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还要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夷统治下的老百姓了。

　　萧何

　　（？—公元前193年），西汉初年政治家，汉朝的建国功臣。徐州小沛（今江苏沛县）人。早年在沛县当“功曹”，与刘邦是贫贱之交。秦朝末年各地揭竿而起，刘邦在芒砀山起事，萧何随即前往一同征战。刘邦平定关中后，他留守后方，为刘邦作后勤工作。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建立汉朝。而萧何又居功至伟。在楚汉相争的五年中，刘邦好几次都是全军溃败，甚至要通过“诈降”等卑贱的手段才能逃脱，全有赖萧何从关中后方补充兵力物资。所以，刘邦在排座次时把萧何排为第一，准许他穿鞋带剑上殿，并封了萧何的父子兄弟十多人。

　　为了休养生息，刘邦下令“卸甲归田，马放南山”，并减免百姓赋税。而汉朝的首都还未定，咸阳也已经是一片废墟。由萧何负责营建新都——长安。萧何筹建未央宫，并规划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等，工程浩大。刘邦则嫌宫室过于壮丽豪华，责备萧何。萧何认为，正因为天下初定，才能够借机多征发些人和物来营建富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宫室壮丽才能显出威严，也免得子孙后代再来重建。刘邦于是采纳了萧何的意见。西汉建都长安，历时二百余年，最早规划设计者就是萧何。

　　在公元前206年至前202年楚汉战争的过程中，刘邦身边共有7人取得王爵，建立了半独立的王国。这些强大的异姓王的存在，对于汉封建国家的统一政权是严重的威胁。刘邦当初封他们为王，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他在做皇帝以后的第六个月，就借口诸王谋反，开始一个一个地收拾他们。韩信由于曾在刘邦危机时刻逼封假王，种下祸根。汉朝建立后韩信掌握兵权，刘邦就多次借故削去韩信的兵权，最后降为只有虚名的淮阴侯。公元前197年，吕后密召萧何将韩信诓入宫中，并夷三族。刘邦杀功臣特别是剪除异姓王，是他为了巩固新王朝而必然采取的政治方针；韩信死于正想乘隙揽权的吕后之手，这也不是偶然的事。当时身为丞相的萧何，却也深受刘邦的猜忌，自身难保。他原是韩信的保荐人，这时候不得不屈于吕后的意旨，诱杀韩信。如果他态度犹豫，就有遭受株连的危险。结果，萧何就因诛韩信功，从丞相晋升为相国，加封食邑五千户，并有专门的卫队保护。

　　正当萧何自认为深得刘邦信任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名叫召平的人，一身丧服来见萧何。召平对萧何说，大祸就要临头。皇上在外风餐露宿，而您长年留守在后方，好吃好喝，而外人看来，您没有任何汗马功劳，就是在后方作文字工作，最近淮阴侯谋反，也让皇帝开始怀疑您了。安排卫队不是对您的宠爱，而是为了防范您。萧何听后立刻辞掉封赏，并把全部私家财产都捐出来。刘邦果然很高兴。公元前195年，另一位异姓王黥布谋反，刘邦亲自率军征讨。每次萧何派人输送军粮到前方时，刘邦都要问来的人：“萧相国在长安做什么？”使者回答，萧相国爱民如子，除办军需以外，无非是做些安抚、体恤百姓的事。刘邦听后总默不作声。萧何的门客听说后，忙劝谏萧何：您一入关就深得百姓的爱戴，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百姓都拥护您，现在身为相国，还在想尽办法为民办事，以此安抚百姓。而皇帝却不这么看，几次问您的起居动向，就是害怕您的民望高过他，借机起事。萧何立刻明白了在这敏感时期，不能再像原来和刘邦刚开始打天下时那样，大公无私反而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于是他故意派人强买民间田宅，故意制造坏名声。当刘邦班师回朝时，有百姓拦路告相国强夺、贱买民间田宅，价值数千万。而刘邦不以为然，反而心安，认为萧何也不过是与百姓争利之徒。

　　从此以后，萧何对刘邦只有诚惶诚恐，恭谨有加，而对国事就只能保持沉默寡言了。公元前195年，刘邦病死，萧何辅佐太子刘盈登上帝位，这就是汉惠帝。萧何继任丞相，但他这时候也是风烛残年了，不久也病逝。萧何为相期间，在制订汉朝的典章制度方面还办了一件大事，即作汉律九章。在约法三章的基础上，参照秦法，摘取其中合乎当时情况的内容，制成律法共九章。这是汉朝制作律令的开端。萧何制定的汉律九章，删除了秦法的苛烦、严酷，使法令明简。正是由于萧何早年有心地对政章、法律做了有意义的整理工作，并制定汉律九章的成文的法规，才使得后来的继任者曹参得以“萧规曹随”，无为而治，汉朝也得以休养生息。

　　诸葛亮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三国时期蜀国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琅邪阳都（今山东沂水县）人。东汉末年，由于各地军阀混战，诸葛亮和家人隐居南阳隆中（今湖北襄樊西），躬耕陇亩。通过潜心学习，他不但熟知天文地理，而且精通战术兵法。诸葛亮在年轻时就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并常将自己比作管仲、乐毅二人。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屯兵新野时，三顾茅庐，终于将诸葛亮召在幕下。刘备按照诸葛亮在《隆中对》提出的战略，占据荆、益二州，联合孙权，对抗曹操，三分天下有其一。以后促成刘备与孙权联军将曹操击败于赤壁，巩固益州根据地，使蜀与魏、吴成鼎足之势。曹丕代汉为帝后，刘备也称汉帝，诸葛亮出任丞相、录尚书事，总理国家大事。

　　由于东吴偷袭荆州，关羽被杀，张飞为报仇也被叛将杀死，刘备为二弟报仇冒险犯敌，结果在夷陵被陆逊所败。公元223年，刘备在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县东）病逝。临死对诸葛亮说：“依照你的才干十倍于魏主曹丕，一定能安定国家，最终成就大事。如果我的儿子刘禅值得辅佐就辅佐；如果他实在不能成才，你可以代替他成为皇帝。”诸葛亮流泪说：“臣一定竭尽全力，尽职尽责，效忠皇上，即使死了也不改初衷。”刘备又写下诏书告诫刘禅说：“你和丞相相处，要像对待父亲一样。”

　　太子刘禅即皇帝位，史称后主，改元建兴。后主封诸葛亮为武乡侯。成立丞相府办事。不久，又兼任益州牧，政事事无巨细，都由他决定。

　　诸葛亮辅政后，深知统一的第一障碍是北方的魏国。而恢复与东吴的外交关系则极其重要。由于关羽、张飞、刘备都因东吴而身亡，因此蜀国上下都以为世仇，但诸葛亮还是力促两国联盟。双方经过谈判，孙权断绝同曹魏的关系，重新和蜀汉结成联盟。此后，吴蜀双方使臣往来不断，蜀汉减轻了东顾之忧。外交上的成功，为诸葛亮集中精力整顿内政、平定南中叛乱，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以后对魏国的军事行动中，多次与东吴联手出击。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设想“南抚夷越”，把这里建成刘备集团的统治后方。蜀汉的南部地区，包括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通称南中地区。当时这里居住着一些称之为“西南夷”的少数民族。刘备占领益州后，诸葛亮选派善于处理民族关系的安远将军邓芝治理南中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平叛过程中，还上演“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后来采取了安抚民心的政策，引进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倡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南中发展成为蜀汉政权比较稳定的后方和财政收入来源地。那里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及其他物资，被大量地运送出来，补充了蜀汉政权的财政和军事之需。

　　诸葛亮当政期间，主要依靠从荆州带来的旧属，同时注意笼络原来刘璋部下和益州豪强大族。对出身贫寒而有才干的士人，也大力拔擢，被称赞为能尽时人之器用。他法令严明，赏罚必信。参军马谡极受器重，北伐中马谡为先锋，违反节度，为魏将所败，亮流涕处死，并以用人失察自请贬官。益州豪强大族自刘璋统治以来，长期专权自恣，蔑视君臣之道，诸葛亮对他们的不法行为，也毫不容情。从而保证了蜀国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和统一。

　　诸葛亮对西南少数族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政策。建兴三年（225），南中（主要当今云南、贵州地区）发生大族叛乱，诸葛亮即亲率大军，深入不毛，进行讨伐，打击为首分子，同时尽量争取当地上层大姓，有的被起用为地方长官。这些地区的统治得以稳固，为蜀国提供了物力和兵力。

　　为了统一，诸葛亮先后五伐中原，在军事进攻中有胜有败，对整体三国鼎立的格局没有任何变化。但从当时蜀汉偏居益州一隅的情势看，诸葛亮的北伐却又是必要的。诸葛亮与土地四倍于己、人口五倍于己的曹魏抗衡，又遇到司马懿这样的名将，其北伐无功，也属情理之中。虽然诸葛亮的北伐没有达到预定目的，但他的军事才能和鞠躬尽瘁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仰。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对其评价是：诸葛亮身为相国，安抚百姓，以身作则，使百官各守其职，朝廷政治清明，开诚布公；对于那些忠心，赏罚分明，不循私情，在治理的区域里，人们都畏惧他而又爱戴他，刑法虽然严厉但被处罚的人都不恨他，真是治国的良才，管仲、萧何都不如他！

　　房玄龄

　　房玄龄（578—648年）。出身于齐州（今山东省）的一个家族。在隋代，他曾任地方和中央的高官，最高作过吏部侍郎。李世民占领长安后不久，委任他为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主管军事机要文书的起草和参谋）。

　　房玄龄成为李世民的心腹参谋后，一心一意辅佐李世民。他比别的文臣武将更有政治眼光，看得远，想得全面。比如，李世民在扫平诸割据势力的战争中，每打胜一处，众人都争着抢掠府库里的珍珠宝玩，而房玄龄惟独考虑怎样收揽人才。房玄龄进爵为邢国公，唐太宗认为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房玄龄后任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前后13年，是太宗朝任期最长的宰相。

　　唐太宗对房玄龄十分信任，把用人大权完全交付给他。房玄龄根据唐太宗“量才授职”、“任官惟贤”、“务省官员”的原则，对所有中央官员重新进行审核优选，最后只留下精干人员共640名。房玄龄善于发挥别人的长处，“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他和杜如晦配合得最好。房玄龄常常和唐太宗预先作出谋划，等待杜如晦作出判断，用房玄龄的话说：“非如晦莫能筹之”，结果杜如晦来到时，往往都能和房玄龄的主张默契。所以史家称说：“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彼此相辅相成。房玄龄知人善任，常常向太宗推荐新发现的人才，委以重任。

　　房玄龄任相期间，是唐太宗的得力助手，事无巨细，想得周到慎密。古人说他在相位时，“贞观之盛，群材蚁附”，这自然与他任人唯贤有关。但当重要部门，一时英才难选时，他又宁缺毋滥，自己先承担起来。史称，有一个时期，管理财政的度支部门缺少合适的人选，房玄龄“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因为这是“关天下利害”，“民力所系”的要害部门，是决不可交付给“聚敛之臣”的。这种“宁受吝权之讥，而不忍冒昧以与下”的精神，可谓用心良苦。也正由于此，房玄龄堪称为贞观之治时期的良相。房玄龄忠心辅佐唐太宗，需要他过问的事情很多，从《贞观政要》的若干条记载看，他不仅要过问吏治，经常审查司法的得失，还要知悉武库甲仗的多少，以及宫室营造等细务。其所谓“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对这一切，房玄龄都很认真，即使略小有不察，都觉得是自己的过失。

　　房玄龄在唐太宗左右，虽不像魏征那样成为刚直不阿的诤臣，但觉得有不当处，也经常向唐太宗当面提出意见。例如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问周围的大臣：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房玄龄在一旁答道：那是因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识人间情伪和理国安危的缘故。以此来警诫唐太宗不要过于宠爱子孙。自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年）开始，到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对高丽进行了多年的战争，这一战争给人民带来很大负担，贞观十九年一次战役，仅战马就死掉了十之七八。连唐太宗自己也深为后悔，曾说过假如魏征还活着，一定不让进行这次战争。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又打算再次东征。这时房玄龄已经重病缠身，唐太宗出征前，他仍然不顾重病，书写谏表，上呈太宗。他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静，各得其所，唯东讨高丽，将要成为国家大患。吾知而不言，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的。”此表写得十分诚挚恳切，使唐太宗十分感动，叹息道：“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难得。”

　　房玄龄对“贞观之治”还有一项较大贡献：主持了对经籍图书的搜集整理，主持了《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还主持了唐朝国史的编纂。早在李世民身为秦王之时，在他周围就聚集了许多著名文士，号曰“秦府十八学士”，而房玄龄为十八学士之首。太宗贞观四年（630年），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太宗决定组织人力校刊统一的《五经定本》，最后由房玄龄召集诸儒“讨论得失”，最后统一颁定。唐太宗十分重视历史经验，从贞观三年（629年）便着手对两晋、北齐、北周和梁、陈、隋六朝史的编纂，房玄龄是齐、周、梁、陈、隋五朝史的总监，是《晋书》的监修。五朝史修成于贞观十年（636年），《晋书》最后完稿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从贞观三年（629年）起，房玄龄还担任了唐国史和实录的主编和监修。在修本朝史时，房玄龄主张秉公直书，不得曲阿。《贞观政要》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贞观十四年（640年），太宗要想看一看修的国史，对房玄龄说：“为什么自古来当代国史，皆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答道：“国史既善恶必书，可能书写到人主的非法之处，理当不让皇帝亲见。”唐太宗解释说，他想看国史别无他意，只是为了鉴戒自己，房玄龄和魏征才同意他看了。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病势沉重时，唐太宗和他见了一面，“太宗对之流涕，玄龄亦感咽不能自胜”，足见君臣二人感情之深厚。卧床期间，唐太宗不断派人探望，临死前，太宗又亲临与之握手叙别。死时，房玄龄年七十整。

　　狄仁杰

　　狄仁杰，（630—700年），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武则天时期宰相，杰出的政治家。

　　狄仁杰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676年，狄仁杰任大理丞，他刚正廉明，执法不阿，由于聪明过人，又熟悉典章法度，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到1.7万人，而且没有冤诉者，成为朝野和民间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摘奸除恶的青天。不久，狄仁杰被唐高宗任命为待御史，负责审讯案件，纠劾百官。狄仁杰的才干与名望，逐渐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和信任。691年，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平章事，开始了他短暂的第一次宰相生涯。身居要职，狄仁杰谨慎自持，从严律己。有一次，武则天对他说：“你在汝南，甚有善政，你想知道那些说你不好的人都说了什么吗？”狄仁杰说：“如果陛下认为我有什么过错的话，臣一定改正；陛下如果知道臣并没有过错，那就是臣的荣幸。臣不知有什么诋毁我的，那都是为我好。还是不要让我知道的好。”武则天对他坦荡豁达的胸怀深为叹服。

　　狄仁杰官居宰相的时候，正是周武朝政治斗争激烈的时候，当时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窥视皇位，他认为狄仁杰将是他被立为皇嗣的障碍之一。不久狄仁杰就被诬谋反，狄仁杰运用自己的才智机谋死里逃生，被贬为彭泽令后升任幽州都督。狄仁杰的社会声望不断提高，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赐给他紫袍、龟带，并亲自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木，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金字。697年，狄仁杰被武则天招回朝中，官拜鸾台（门下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698年，武承嗣、武三思多次游说太后，请立为太子。武则天也年纪大了，也正在为“立武”还是“立李”犹豫不决。狄仁杰劝说武则天应该还政于庐陵王李显。对武则天十分了解的狄仁杰从母子亲情的角度从容地劝说她：“立自己的儿子，则身后也能在宗庙里享受后代的祭拜；而立自己的侄子，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侄子将姑母的牌位放在宗庙里的先例。”武则天说：“这是联的家事，你怎么能知道。”狄仁杰郑重地回答：“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谁不是臣？什么事不是皇帝的家事！皇上是首脑，臣子为股肱，都是一体的。何况臣位是宰相，又岂能不知道？”最后，武则天听从狄仁杰的意见，亲自迎接庐陵王李显回宫，立为皇嗣，而李唐才得以维系。狄仁杰因此被历代政治家、史学家称为有再造唐室之功的忠臣义士。

　　作为一名精忠谋国的宰相，狄仁杰很有知人之明，也常以举贤为意。狄仁杰先后举荐了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位忠贞廉洁、精明干练的官员，他们被武则天委以重任之后，政风为之一变，朝中出现了一种刚正之气。以后，他们都成为唐代中兴名臣。由于狄仁杰有知人之明，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回答：“举贤为国，非为私也”。

　　在狄仁杰为相的几年中，武则天对他的信重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名。每次狄仁杰和武则天发生争执，武则天都“屈意从之”。狄仁杰曾多次以年老告退，而武则天都不许，破例让他觐见免拜。武则天还体谅他告诫朝中官吏：如果不是军国大事，都不要打扰他。700年，狄仁杰病故的时候，武则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

　　狄仁杰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的武则天时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姚崇

　　姚崇（公元651年——721年），陕州峡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他在武周、唐睿宗、玄宗三朝为相，也兼兵部。特别是在唐玄宗早期为宰相，对“开元之治”的贡献尤多，对唐中期的影响极为深远。

　　姚崇在武则天朝因为家庭出身显贵而为官。在兵部任职时，因为能以极快的速度处理军务被破格提升为兵部侍郎。698年开始担任周武朝的宰相之职。当时朝政被酷吏周兴与来俊臣搞得乌烟瘴气，虽然两人被武则天诛杀，但人人还是小心翼翼。武则天在一次廷议中提出：“周、来二人办案时期，朝中反逆的事情特别多；二人死后朝中则无反逆之事。而以前定的反逆案应该没有被冤枉的，不然为什么现在没人来申冤辩屈呢？”朝臣无人敢说实话，怕惹祸上身。只有姚崇挺身而出，争辩说：“原来被定为叛逆而家破身亡之人，都是在严刑逼供下诬谄致死的。告密的人为了邀功请赏，编造谎言，这就是所谓的‘罗织’。陛下虽然也曾派近臣去了解狱囚的情况，但所派近臣本人都人人自危，他怎敢据实上报实际情况呢？我以全家近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现任朝臣之中没有一个犯叛逆之罪的。”姚崇这一义正辞严的抗辩，不仅满朝文武对他深表感激，连武则天也深为叹服。她说：“以前的宰相，怕负责任，遇事敷衍，不报实情，让我陷入残暴境地，只有姚卿敢说实话。”公元705年，武则天病重时期，张柬之、桓彦范密谋诛杀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由于姚崇是当朝宰相又掌握兵权，于是也参与进来。行动成功后，武则天被迫退位，唐中宗李显复出。而正在举国庆贺的时候，姚崇一人却潜然泪下，极为伤感。有人对他说：这时候哭泣不是时候，恐怕累及自身。而姚崇作为率性之人说：“我参预政变诛杀二张，是作为臣子应尽之责；而今天辞别旧主而哭泣，也是一个臣子应有的节操。如果真因为这次的哭泣而遭惩罚，我也心甘情愿。”不久姚崇被贬为地方刺史。

　　公元710年睿宗李旦即位，又召姚崇回朝廷担任兵部尚书，不久又升为中书令即宰相之职。后来由于东宫太子李隆基与其姑母太平公主有隙，为了平息风波，睿宗贬姚崇为外州刺史。不久李隆基即位，也就是唐玄宗。玄宗和姚崇一起骑马打猎，然后讨论政治。他问姚崇是否愿出任宰相。姚崇答复说，除非玄宗接受十条改革纲领，否则就难以从命。这些内容是：皇上应该以仁爱治天下而不是靠严刑峻法；军事上不轻举妄动；法律应不论亲疏，要一视同仁；禁止宦官参政；禁止开征苛捐杂税；禁止任命皇亲国戚在中央任职；树立皇帝的个人权威；容许大臣们直谏；停止建造佛寺道观；清除外戚过多的权力。玄宗表示同意，姚崇这才接受任命。姚崇在开元时期为相处理的第一件事是勒令僧徒还俗。中宗朝佛教泛滥，公主及外戚度人为僧为尼者甚多。后来由于有些富户强丁以寺庙做为逃赋逃役的避风港，成为国家之害。姚崇采取措施让伪滥的僧徒还俗者12000多人，堵塞了国家赋税漏洞，增加了社会劳力。玄宗即位以后，以为政清明为目标，姚崇独当重任，对一切政务处置得当，而且雷厉风行，深得玄宗信任。但是姚崇对他的儿子和属下们约束不严，他们接受宾客的馈赠，招致朝臣和社会人士的批评，其中他的同僚赵诲，在一次接待中私受珍贵礼品，被下狱处死。但姚崇因为设法营救而招致玄宗不满，不久请辞。但姚崇为相期间，始终还是体国忠君爱民的，最后还推荐了另一位重臣宋璟。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1190—1243年）。耶律楚材十七岁入仕金朝，由于蒙古的南下，1215年身陷燕京。不久受到成吉思汗的召见得以归顺蒙古。在蒙古人身皇权被人格化了，在一个很少或没有政府管理制度的好战的部落社会中，其首领与追随者之间的个人关系就是最为重要的。他们的首领或统治者从经验丰富和忠诚的战士中挑选他亲密的伙伴（蒙古语称为那可儿），而圈外人则期望有一位他们可以为其效劳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首领。耶律楚材和成吉思汗就是这种关系，耶律楚材被称为“吾图撒合里”，蒙古语就是“长胡子”的意思，表明成吉思汗十分信任他。耶律楚材随军西征的整个战争过程中，一直跟随在成吉思汗的身边。先后担任过掌管汉文的文书工作、司天台春官。

　　成吉思汗逝世后，元太宗元年（1229年）秋，在推举大汗的过程中，在耶律楚材等人的大力支持下，窝阔台得以顺利继承大汗位，耶律楚材也被称为社稷的功臣，日益获得信任。当时，蒙古立国未久，诸事草创，许多必要的制度尚未建立，百废待兴的事情太多了，耶律楚材写成《便宜十八事》一疏上奏。这封奏疏的内容很广，包括了官吏设置、赋役征收、财政管理、刑法执行等许多方面，并且特别指出当时官场上盛行的送礼之风，为害不小，希望下令禁止。

　　耶律楚材的许多建议得到窝阔台汗的首肯，作为诏令颁布施行，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于税赋充足，窝阔台汗非常高兴，笑着对耶律楚材说：“你没有离开我的左右，但却收来了这么多的财物，使国用充足，真有本领啊！在金国的臣僚中还有像你这样的人才吗？”耶律楚材答道：“现在南京（开封）的臣僚都比我好，我因为没有什么本领，所以才留在燕京，结果被陛下所用了。”窝阔台汗对耶律楚材的谦虚态度表示嘉赏，觉得确实是一个可以大用的人才，当即下令任命他作中书令，把典颁百官、会决庶务的大权交给他，事无巨细，都先向他报告，再由他转请皇帝处理。

　　由于蒙古是从北方而来的民族，窝阔台汗决心采用“汉法”。耶律楚材便成了他重要的参谋和助手。在进行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元朝也逐渐开始改革。逐步废除了屠城杀掠的习惯，免难民、降俘之死，大大促进了统一战争的胜利进行。阻止了“裂土分民”，建立军、民、财分治的中央集权制。尊孔用儒，始兴文治。立法执法，制止贪暴等系列措施，有效地恢复了社会生产力。

　　1241年窝阔台汗逝世后，乃马真皇后称制，宠信奥都刺合蛮，而耶律楚材遭到排斥疏远。耶律楚材得不到信任，眼见奸邪当道，政事日非，在太宗后乃马真氏三年“愤惋”而死。死时才五十五岁。

　　耶律楚材对于蒙古立国中原，是很有贡献的，因而在他死后，许多蒙古人痛哭流涕，如丧其亲戚，接连几天听不到奏乐唱歌的声音。全国各地的士大夫听说耶律楚材死了，也莫不涕泣相吊。当时的人们对他的死都感到非常悲痛和惋惜。后来，许多评论家对他的一生也有很高的评价。元朝的宋子贞认为耶律楚材在那个“大乱之后，天纲绝，八理灭”的时代，“以一书生，孤立于庙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学”，确实是很困难的。但他终于发挥他的才干，取得蒙古统治者的信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广泛的改革，使“天下之人固已均受其赐”，贡献之大是非同一般的。明朝的张溥则认为他“相二帝，辟草昧，开基元德”，其功绩可与周召二公相比。

　　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年），湖广江陵（今湖北沙市郊区）人。

　　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考中进士，开始出仕，但由于不满奸相严嵩专权而托病家居。后严嵩父子被罢，由徐阶任首辅，张居正被任命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开始委以重用。后上书《陈六事疏》，力主改革。隆庆二年至五年间（1568～1571），他与高拱、王崇古、谭纶、戚继光等一起整顿北边武备，使北方边塞数十年得无事。穆宗死后，年仅十岁的明神宗即位。当时，内宫中有大太监冯保和李太后把持，张居正等人为顾命大臣，他要应付这三个重要人物。从表面看来，当然是十岁的神宗容易应付，而且作为内阁大学士也身居“帝师”的身份，但事实上，张居正身后的种种波折完全是因为这方面的失败。一次神宗在朗诵论语时，将“色勃如也”读做“色背如也”，在旁边的张居正厉声指正，由于神宗生性固执，加上以后诸多小事上，张居正触怒小皇帝，所以导致最终的悲剧。

　　张居正真正当权是从隆庆六年六月开始，在以后的十年里，张居正先后提出“考成法”以整顿官僚机构，加强内阁职权，抑制宦官势力。在治学方面，整顿学政，禁止民间讲学，查处私立书院。随后又陆续实施“清通欠、省驿递、惩贪墨、汰冗官、省支出”等项改革措施。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按照这一制度，所有各种徭役征发、附加费以及五花八门的征用都合并成单一的银两缴款额。又在全国清丈田亩，共清查出未报的土地约147余万顷。他还采取厚商措施，整顿钱法，严禁私铸；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减轻了黄、淮下游的水患，漕运畅通。对周边民族，张居正并不主张主动出击，而是对外显示强硬姿态的同时，内修战守，整饬边防，这样避免矛盾激化，改善边防败坏局面。进而通过降明的俺答汗同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首领达赖三世建立了封贡关系。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逝世。在张居正施政的时期是晚明历史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一时期明朝所积累的国库储备方面成就很显著。北京粮仓有足够的存粮以应对九年。在紧急时刻才能支取的太仓库里的存款增加到600多万两银子。太仆寺保存另外400万两，南京的库房也藏有250万两储备。广西、浙江和四川的省库平均存款在15万至80万两之间。这和16世纪平常的情况形成了似乎是不可能的对比。张居正生前神宗曾经对他说：“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张居正病逝后，神宗下诏罢朝数日，并赠他为上柱国，赐谥文忠。神宗对于张居正功勋业绩的估价还是相当高的。然而，张居正尸骨未寒，时局却急骤逆转。

　　张居正改革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神宗皇帝与张居正保持了一致的态度。嘉靖以来社会危机迫使统治阶级必须改革，所以保守势力未能占居上风；另外由于改革的十年中，神宗年纪尚幼，对待身兼首辅和严师的张居正是又敬又畏。其后，由于改革已见成效，危机已经缓解，保守势力抬头；另方面，神宗皇帝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主见渐渐显露，而张居正没有及时察觉，“威柄震主”让皇帝不快。所以在张居正去世后，他的主要支持者大太监冯保被捕，家产被查抄。很快，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也被逐渐废除，原来重用的官员被罢黜，裁汰的冗官被起用。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神宗就下旨剥夺张居正的上柱国封号和文忠赐谥，他家又被查抄，最后只落得家破人亡的境地。在张居正改革被废止后，神宗皇帝嗜酒、恋色、贪财、尚气的私欲，大肆发作。他横征暴敛，挥金如土。整个统治阶级糜烂不堪。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起来，一发而不可收拾。而朝中也再没有一个能人志士脱颖而出力挽狂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