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改变一生的十大事典

第一节 靠藏锋之道与人交手

　　成大事的根基何在？在能力？在本事？在机会？当然是！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做人的底子厚不厚，做人的学问深不深。曾国藩一生以做人为修炼，在进退、藏露、静动之间均游刃有余，任何人要想击垮他都是不可想象的。

　　“阅读精要”

　　做人的学问是大学问、大智慧。在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中，如何做人是一门基础课和必修课。其中盈虚有度，福不尽享的做人智慧，道尽了中国的传统哲学的精髓。曾国藩深得其中真味，并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用曾国藩的话就是人要学会藏锋，为人处世时不要锋芒毕露，露得太多不但伤人而且害己。曾国藩靠藏锋之道与周围形形色色的人周旋，并在大多数的时候依靠这一藏锋之道而笑到最后。

　　（1）曾国藩善用藏锋之道

　　有人说曾国藩能够功成名就的最大原因，就是深谙藏锋。梁启超谓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又说：“吾生平短于才，爱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难道他真是一个钝拙愚柔短才的人吗？实在说起来，这又不尽然了。一个人的成就有小有大，小者或可从困勉铢积寸累得来，若成就大业，只靠辛苦强学还是不行，尤必有超人的领悟天才，才能相济为用，曾国藩说：“器有洪纤，因材而就，次者学成，大者天授。”可见一斑。曾国藩的祖父告诉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傲上下工夫，颇有大智若愚之意。但是藏锋是为了出击，如果一味地“藏”，也就谈不到“锋”了，因为没有试验的机会，曾国藩帮助李鸿章稳定两江总督一职，集中反映了他“有藏有露再试锋刃”的高超谋略。李鸿章署理江督时，虽然励精图治，但因地位不稳，时间较短，成效甚微。他受命刚满五个月，就突然奉命赴河洛防剿，兼顾山陕门户，以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总督，李宗羲、丁日昌递署漕督、苏抚。清廷此举，用心险恶。从军事上说，时值捻军主力从安徽转进河南，向西运动，而曾国藩则侧重东路，无力西顾，清廷拟调李鸿章督带号称洋枪精整为淮军之冠的杨鼎勋等部驰往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边境，“备回剿捻”，以防止捻军和西北回民义军联合抗清。从政治上说，“江督天下大缺，枢廷部臣衣食所（系）”，岂能让曾、李久居？清廷阴谋一石二鸟；通过独立于湘淮集团的吴棠夺取李鸿章手中的两江地方实权，又可利用淮系李鸿章牵制湘系曾国藩，以防“内轻外重”。

　　曾国藩、李鸿章看穿清廷用心，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曾国藩接奉廷寄，认为“措置太骤，竟日为之不怡”。他未经与李鸿章协商，就上疏抗争，声言“目下贼势趋重东路”，清军“自当以全力专顾东路”，“谕旨饬李鸿章视师河洛，该处现无可剿之贼，淮勇亦别无可调之师”，“臣今所倚以办贼者，全赖淮勇诸军，供其指麾，李鸿章若果入洛，亦岂肯撤臣布置已定之兵，挟以西行，坐视山东、江苏之糜烂而不顾”。认为李宗羲“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虽称熟习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浮”，难胜其职，李鸿章接奉廷寄后，也“反复筹思，似难尽妥”。李鸿章之所以拒绝视师河洛，是因为捻军主力业已挥师东指，同时担心“一军两帅，牵制殊多”，而且也害怕失去对饷源重地两江实权的控制。为此，他致函曾国藩，先后提出两种应付方法。在接到清廷命令的第三天，他恳请曾国藩对于两江的人事安排“熟筹密陈”。他认为倘若自己视师河洛，吴棠必争江督一席，而吴棠“满腹牢骚，用人行政必多变局”。吴棠早年曾有德于贫穷未达的叶赫那拉氏家庭，因而慈禧垂帘听政后，“圣眷颇隆”。李鸿章虽然恭维吴棠为“天子知名淮海吏”，是自己的“金石至交”，但考虑到吴棠既是慈禧亲信，又被曾国藩贬抑，因而从派系利益出发，反对吴棠署理江督。他借助别人之口，道出自己的心声，建议调李瀚章为苏抚兼通商大臣，而以丁日昌任苏藩，或调李瀚章署江督，而仍以丁日昌兼苏抚通商。李瀚章是他的胞兄，丁日昌“洋务既熟”，又与淮军“息息相关”。在他看来，只有他们才能稳定东南大局。他劝告曾国藩在择人问题上，“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十六日他再次致函曾国藩，表示最好是维持现状，否则就彼此对调。曾国藩既然早有“决不回任”的表示，如今就只好主张维持现状了。因而，李鸿章便于十月初复奏，婉转要挟清廷，说视师河洛，有“兵难远分，饷难专恃，军火难常接济三端”。清廷鉴于曾、李的这种态度，不敢强制，只得下谕允准。

　　（2）曾国藩靠“硬”字诀和“悔”字诀行世

　　曾国藩常用“厚藏匿锐，身体则如鼎之镇”这两句话教育僚属及家人，这两句话可以作为座右铭来遵守。而这种思想的根基和来源，是心神方面的“主静”之说。由此可知，曾国藩已体悟到了“主静”的滋味。“主静”一语由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他认为，天地诞生以前的“无极”本来是“静”的，所以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业已丧失的“静”的境界。对理学家而言，“静”的功夫是如此重要，曾国藩自然也深有体会。同治九年（1871年）五月，曾国藩做了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副对联集中反映了他精神世界的两重性，一方面战战兢兢，一方面坦坦荡荡；一方面悲观主义，一方面乐观主义。他的悲观是对乐观的悲观，他的乐观是对悲观的乐观，这使他能生不忘死，居安思危，也使他能辱中求荣，挫时思奋。这种逆来顺受法，曾国藩称之为“悔字诀”与“硬字诀”。如果仅仅是硬字，那就不足以服众，也不足以成就一番事业。曾国藩的成功之处还得力于一个“悔”字，“悔”字是从内省中化生出来的，那就是对自己行为的检点或反省，也反映出曾国藩智慧的一面。

　　在一篇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如觉天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处处皆有善气相逢。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曾国藩早年在翰林院整月整月地研读《易经》，自然受到了其中阴阳消长、主静藏锋思想的影响，他常常引用《易经》中的“日中则仄，月盈则蚀”来告诫自己和家人。一般人之所以不如那些圣人，就在于圣人既可尽性又能知命。尽性，就像学习普通的道理，至于知命则是一种极高的境界了。当尽性的时候，如果功力已经达到了十分，然而所得到的效果或者有相应的回报，或者没有相应的回报。对此，圣人都能淡然处之，好像知道这样，又好像不知道这样；好像很在意，又好像不太在意，这其中的滋味最难体察。

　　平常人之所以不能正确对待尽性与知命，就在于太在乎事情的结果。他们有意或无意会产生这样的倾向，即有多少耕耘就该有多少收获，不然的话，就会悻悻然、愤愤然，牢骚满腹、怨天尤人。他不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天就是命。但相信天并不等于放弃努力，得过且过，无所作为；而是要正确看待你的努力以及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在尽性上，不妨盲目一些，在知命上，不妨透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