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冰鉴》是他一生相人、识人之术的总结。一说到相术,人们总喜欢与迷信联系起来。曾国藩的独门相术虽也有些传统相术的成分,但更多是通过这些成分表现出的精神面貌、脾气、秉性和所长所短来分析、判断一个人适宜的发展方向和可能的成就。正是依靠这套所谓的“相术”,曾国藩才发现、延用了大量有用的人才。
(1)广为流传的相术神话
曾国藩曾说:“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直接把一个人能否立志、志向高低作为衡量人才高下的标准,这个观点是极有见地的。因为,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人最后能成就大事的。世传曾国藩还颇精于相术,并著有相书《冰鉴》,他在运用相书的理论察颜闻声、评判人品方面堪称一绝。曾国藩颇精于相术。他所编写的《相人口诀》说:“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据《清史稿·曾国藩传》记载,每逢选吏择将,他必先面试目测。审视对方的相貌、神态,附会印证相书上的话,同时又注意对方的谈吐行藏,二者结合,判断人物的吉凶祸福和人品才智。在他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着初识者的相貌特征和他对人的评价。《见闻琐录》“曾文正知人”条则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曾国藩善知人,预卜终身。任两江总督时,陈兰彬、刘锡鸿颇富文藻,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并负重名。有人推荐到幕府,接见后,曾国藩对人说:“刘生满脸不平之气,恐不保令终。陈生沉实一些,官可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作为。”不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西洋,两人意见不合,常常闹出笑话。刘写信给清政府,说郭嵩焘带妾出国,与外国人往来密切,“辱国实甚。”郭嵩焘也写信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的是李鸿章,自然倾向于同为曾门的郭嵩焘,将刘撤回,以后不再设副使。刘为此十分怨恨,上疏列举李鸿章有十可杀大罪。当时清廷倚重李鸿章办外交,上疏留中不发,刘气愤难平,常常出语不驯,同乡皆敬而远之。刘设席请客,无一人赴宴,不久忧郁而卒。陈兰彬于同治八年(1869年)经许振祎推荐,进入曾国藩幕府,并出使各国。其为人不肯随俗浮沉,但志端而气不勇,终无大建树。作者说,观曾国藩预决二人,真如天算一般。然其衡鉴之精,尚不止此。在军命将,说某人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名终。皆一一验证。
(2)冷眼识尽天下英雄
实际上,曾国藩观察人并不完全以貌取人,譬如罗泽南“貌素不扬,目又短视”,骆秉章“如乡里老儒,粥粥无能”,但他都能倾心结好,许为奇才。又如塔齐布,因为他出仕很早,穿草鞋,每朝认真练兵,便为曾国藩所赏识。后来一力保举他,并且说:“塔齐布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所以说,曾国藩善于识拔人才,主要是因为他能观人于微,并且积久而有经验,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对于观人的方法,“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惭的人。曾国藩能这样“冷眼识英雄”,所以在他夹袋中储藏了不少人物的档案,等到一旦需用,他便能从容地按其才能委以职务,而且一一胜任。后来和太平军打仗,曾国藩幕府中人才之盛,一时无二。这不能不说是由于做京官时,观察罗致人才的好处。
发现人才的本领,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的首要本领,其价值往往超过了所发现的人才的价值。《韩诗外传》说:“在能人中推荐能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