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

第九章 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离开北大，大概有两年时间，我不得不自谋生计，尽管有些不习惯不适应非校园生活，也要尽量地改变自己，习惯独立，适应社会。我在姐姐给找的一家电脑公司干过两个月的销售，体验了一把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最后被安全淘汰，那根本就不是我能做的事。最终我选择了自由（包括待业一年），也是不是办法的办法。

　　复发性口腔溃疡继续捣乱我原本混乱的生活，持续不断的牙疼让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从牙周到牙髓，从牙冠到压根，继而半边脸，甚至整个头部，都在神经性的疼痛。疼痛，疼痛，永无休止，永不停歇的疼痛！疼痛，疼痛，深入神经，深入心灵的疼痛！钻心的疼痛，悲怆的疼痛，既是肉体的疼痛，更是精神的疼痛。我每一天都在体验疼痛，我每一处都在承受疼痛。我心力交瘁，被疼痛苦苦纠缠。我大量吃药，竟跑医院，在开往口腔医院的汽车上，我和人争吵，动手打架，在疼痛中丧失理智。疼痛，使我成了一个道德病人，一个精神残疾。

　　2002年9月—2003年2月，间断性神经疼痛，口腔疾患有所好转，我在父亲的支持下开办了文化体育用品商店，手续办得很顺利，十几平米的店面，房租700，三个月一交，我做了半年的商店老板。父亲协助我打理小店铺，多亏了这些年他的支持我才能干成些事。这个世界我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我的父亲，我最好的文章就是凝汇真情的《父亲在我背后》（写于2006年9月）。

　　头三个月，边摸索经验边学着经营惨淡的生意，一天也就十几、几十块钱的收入，还得算上公用电话费，真的是入不敷出。爸爸带我到金五星、天意等批发市场进货，数量少，品种不全。在“王小二”开店的日子里，我碰到过换假币的骗子，兜售伪劣产品的骗子，以制作广告牌的名义骗钱的骗子，这些都能让不更世事的我吃亏上当。我恨透了骗子，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二手货骗子、伪劣骗子，他们给我上了人世最黑暗的实践课。我不知道这门功课如何考核，我只是在后来的日子，谨防被骗，拒绝行骗。

　　可是防不胜防，骗子的招数千奇百怪，总能令不谙世事的我眼花缭乱。我在北京最好的朋友向我借钱用，他先借500按时归还，再借1500又如数奉还，然后借3000，渐渐消除我对“朋友”的不信任，最后狠敲我一笔，携款潜逃，下落不明。我写了一篇《爱上抢劫犯》，就是以此人此事为素材，论述、叙事、抒情、表意。我对不起这个湖南的抢匪，我的受骗上当是一种报应，理所应当的恶报。关于此人此事我不想再提起。我的“折算抵销”的思维方式的确很卑下，以物易物，以物冲财，以行赎业，以罪抵债。可是，面对金钱和感情，我表现的同样惊慌错乱。

　　在我无事可做、迷恋上网的这段日子，在一种虚幻的情境下，我其实就是与各式各样的“骗子”打交道，我自己也造就种种假象，是欺骗角色和迷幻满足的代言人。我也和网友聊天见面，被他们带到后海去逛酒吧，花270元饮酒作乐，然后去钱柜狂嘶乱吼，最后被网友放了鸽子，一个人在大厅里坐等天明，黯然回家。网友还骗我购买禁书，我便按她告知的福建帐户汇款180元，然后热切地盼望收书，然后谩骂他的不守信义，然后就杳无音信。我还和网络情人幽会，当听到“我真的把你当作朋友”，被情人绝望地摇着我的肩膀，我也木然地站在那里，冷面以对。我用千奇百怪的网名迷惑我所谓的87个虚拟情人，让他们成全我不真实的欲望，我对87个情人说：“虽我行为下作，但我灵魂高贵。”我能告诉你们的最大经验就是：无欲则刚。你自己想要堕落下去，连上帝都救不了你。

　　我在23个场合作报告讲学，都没有提及我的这段不光彩的人生经历，这是见不得光的生活真实事件，对我有很大影响，却不能与听报告的大众分享。我可以讲开商店半年赔损八千的事，讲我如何不服命运的倒霉安排，走上充满屈辱的求职路。我在人才网站发布个人信息，希望得一份编辑或文案的简单工作。我带着简历和希望到京城各文化机构面试，碰运气的结果就是碰壁和碰灰。我的语言是找工作的最大障碍，我不能流利的表情达意，不能清楚地与人交流，这是硬伤，基本上破灭了我谋求正常工作的幻想。我大学毕业，浪荡北京，沦落到乌有精神之乡，没有职业和朋友，没有收入来源和可靠归宿。这就是我的事业危机。那时正值晚春时节，风沙呼呼地在外面吼着，直也似鬼哭狼嚎。我在蜗居的常净斋里，苦不堪言，心慌意乱。

　　非典这年的2月到8月，我终于得偿所愿，在《北大学子》编辑部任文学编辑，这似乎是一个事业的契机，我多想就此寻到某种转机，改善我的文学事业与生活状况。一方面我想通过编辑部为我的作品找到出版途径，给近四年的创作一个阶段性总结；另一方面我可以利用我的文字专长自食其力，改变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子哥状态。凭我多年的文学实践，尤其在北大进修三年之后，我变得愈加自信，觉得做一个小小的文字编辑实在绰绰有余，甚至有点大材小用。我很努力也很轻松地完成主编交待的编写任务，像模像样地出了两期杂志，可月工资只有900元，而且不能按时发放，一拖再拖。我气不过，便和主编理论，完全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也不管他领导不领导。我和几个同事相处很融洽，唯独和领导搞不好关系。个性太强的人是不服管的，我就找不到适合做我领导的人。于是，由于我的桀骜不驯，也有非典爆发的原因，我被主编请回了家，其实是我主动炒了老板的鱿鱼，因为那个盈不抵亏的小单位离了我这有才有气的文字工作者更是难以存活。果然，他们后来再没有出过杂志，接过几个不着调的教育项目，半途都不到就废掉了。

　　工作期间，四月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我见到了来京开演唱会的赵传，我被他紧紧拥抱，热泪盈眶，与他合影留念。这个我大学时代的精神偶像，声音的巨人，竟然能和我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交谈，也不枉了我对他的音乐那般迷恋与痴狂。“我给赵传写过歌词！”这是我经常向我的读者卖弄的一句话。除了那种应有的自豪与快乐感，这还是一句相当模糊的话。我相信模糊语言的文字力量和审美效果。我给赵传写过歌词——写过什么歌词？赵传用了没有？他可能根本就没看到，也许赵传确实让你给他写了，但是他不满意你所写的，谱不成曲，你压根儿就不擅长干这种活。总之，这句模糊语言包含了太多的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能引导和误导读者，以为你和名人有什么样的亲密联系，从而购书或拒绝购书。读者买书有一千个理由，我可以知道；读者不买书也有一千个理由，我不愿过问。你知道吗？当初我在赵传的“传情达意”网上谑浪地宣布我爱赵传就像同性恋，吓了传哥一大跳，所以不敢用我给他写的优美歌词，这也是保不准儿的事呀。

　　03到04年，是我最穷困潦倒的两年，在父亲的帮助下，我领了一年的失业金，勉强度日。我省吃俭用，一个月最少时只花费二百多。为了节省一块钱的费用，我会选择坐大公共而不会去坐小巴。我看到公交车上有一角钱硬币，我会去捡。把在地上见到的零钱和家里猪罐里的零钱一起拿到银行里存起来，尽管银行里几乎没有存款。我衣衫褴褛，穿着多年的旧衣服，拣姐弟的剩货穿、用，看他们的脸色讨生活。母亲对我的生活状态和恶劣心态极为不满，我们的母子关系在这个阶段达到最紧张的地步，稍有风吹草动，母亲就老泪纵横，骂我没有本事还不争气。我经常两眼无神地望向窗外，没有表情，看不见希望。

　　我要过的那种生活不是这样的，但要过哪种生活呢？说不清，不好说，反正不是目前这样，没有着落，朝不保夕。在此年景，弟弟姐姐都比我强。弟弟02年大学毕业，在一家大IT公司做销售，在一个很平稳的工作环境中按部就班地争取着自己的前途。姐姐的景况就更好了，通过十来年在京艰难打拼，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车子、孩子，票子充足，现任一家大公司北方部总经理，衣食无忧，不像他的残废弟弟那样内忧外患。很难想象，98年春天我来京旅游，她还住着租房，用着寻呼机，上班挤公汽，房漏偏遭连夜雨；也就短短半年的时间吧，姐姐的销售业绩突飞猛进，在我最后一个寒假来京与家人聚会时，姐姐已经给父母置备了一应俱全的家用什物，自己的小家也是焕然一新，桌上放着她和姐夫的两部手机，“寻呼”时代彻底结束。想想姐姐由91年来京务工的打工妹，到如今已成为月薪捌千的高层管理者（白领阶层），这其中的遭际和变故岂能用言语概括？不过，姐姐飞黄腾达基本与我这个残废弟弟无关，她不稀罕我，逢年过节淘汰几件旧衣物送给我就很不错了，我连表示寒心的资格都没有。短短几年之后，我卖书做到经济独立，她才对我另眼相看，赞助我的事业，给我介绍对象。我必须感念姐姐，是她的切身经历激励我不断地顽强奋斗。

　　我把我的传奇遭遇和怨毒感受说给在北大走读时的同学武锦维听，他是基督教神甫还是天主教牧师，我至今都没详细询问过，我没有打听别人隐私细节的嗜好，也许是不关心或者不在意吧。武锦维拿出100元人民币买走了我的《生的伟大》，按理说我是应该送给他的，毕竟同学一场，而且关系不错。可是想想那些在北大读书时交到的朋友：和我合出文集的古典诗人陈志刚，带我去山东老家看黄河的孟亭竹，笑面呵呵的陕西基督教徒常永青，借我饭卡使用的现任北京电视台记者的宋闻雷，还有两个说我讲话速度慢有利于她们练中文听力的韩国留学生，他们全都与我不辞而别，杳无音讯，我也不必再做出友情的亲密动作了吧。我是个被友谊伤害过的人，我应该发扬“不相信、不在乎、不要脸、不讲理”的卓特品格，与并不纯洁的往昔作愉快的诀别——再见，朋友，谢谢你的壹佰块钱。

　　这些年习惯了孤独地过，生活里是没有主题的。不被家人重视，没有朋友，爱情违纪，人情淡漠，被性情折磨，这就是我的爱的危机。不被人爱，也不去爱别人。爱是无缘由的，应该无条件地关心亲人，资助朋友，谅解爱侣，宽待别人；我没有爱的能力，爱的心胸，爱的资质，爱的气魄。爱是没有对象的，我不爱任何人，更不爱惜自己，爱是一种罪过，我的爱就是悔罪。我的文章里充满了“是”的定义，似是而非：我是个被生活修理过的人，文章里充斥习惯性谎言，骗自己，瞒世人。我是个无知的人，无情的人，无耻的人，无赖的人。所以，我是个无爱的人。无爱就无所畏惧。这是我关于爱的最大危机。

　　在危机的生活中，我鲜明地感受着危机的存在，这是不幸的鬼打墙，我决定改变这样的状况。我必须做点什么事，争取先在经济上独立，然后才能让无用书生变成“有用的人”。可能让我做什么呢？我能做的事和愿做的事都是非常有限的，我必须从轻车熟路上考虑，那么还是和书有关，和文学有关。文学是什么，文学是也许能养活自己的一条老路，一辆破车，我所谓的“轻车”“熟路”，着意在一个轻字上面，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着意在一个熟字上面，我没有探索新路走向新生的可能性。

　　2004年7—8月，驾驶破车走老路，我第三次回东北，计划这个夏天出版《纵火天堂》，像前两次一样自己出版。对于我出书的造反意义（在天国里撒野放火，不是神仙也是疯子，我想我是疯了），金亮起初是不赞成的，他考虑到我的投资与回收的许多问题，甚至坚决反对我的疯狂决定。这时有另一个校友在鼎力支持我，他就是和金亮差不多一个时间结识的，他的名字叫铁柱。我出完第二本书后要做宣传设计，经人介绍找到了在这方面有专长的铁柱，我们合作的相当愉快，因此也成了很好的朋友。朋友有时就是一种默契的感觉，你对他有好的感觉，他正好也不讨厌你，你们就可以马上签订交友协议。协议第一条，宽容。铁柱对我很宽容，这一点在以后的交往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我想我也是遵照协议的，我们的友谊很长久。

　　强大欲望的成功转化就是这回第四次出书《纵火天堂》，后记在一年前就写好了，由于资金、出版社等问题一直拖到今年。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总结，又是一个四年了，这个四年我究竟干了些什么，后记中也许略有体现。

　　本书书稿绝大部分作于1999年6月——2003年9月。36篇文章中有一文选自《不悔青春》，有7文选自诗文合集《第四人称代词》，其余28篇皆为新文，其中有一篇赠文。不好的是，正式组稿前，家里计算机C盘染上了网络病毒，在不得不格式化后，文本文件丢失殆尽，令人懊恼一时。“其词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心念电转欣喜之因，除了D盘还存旧文和网上论坛里还有备份外，就是放开了自己，不力图个别篇章的虚假完美，而是“顺其自来，不以力构”。所以能如此“神速”地组稿写稿编稿，给这一四年以气度闲雅的“过去完成式”之告别。

　　本书所有文章坚持唯美主义抒情风格，共分三部分辑录，着意反映《大瑟尔》（“大色儿”）由呆在《巨大的子宫》里蒙昧生活的无心孩童，到学着用《宇宙的眼睛》观察人世的无知少年，再到在《黑色的春天》快活妄想的无聊青年的自然变更过程，以美国当代作家Henry Miller的殉色三部曲（《情欲之网》、《性爱之旅》、《春梦之结》），分别为三辑名称，注解我的三大美德（失眠、暴食、堕落）并冠以主观喜好色彩及意义时间后缀，以不严谨的划分笼统地分门别类，以防混成一片不利阅读。

　　本书书名暨我的BBS署名“纵火天堂”，是取意英国诗人JOHN MILTON（弥尔顿）的史诗著作《失乐园》，掌故出自《圣经》中大天使撒旦堕落成魔鬼的故事，有很深的文学意义和宗教色彩。“堂主”是“宁为地狱之王，不作天堂之仆”的超越性的精神和理想。至于网名“庄酷”，是“热爱中国古典文学（庄），崇尚西方自由思想（酷）”的精辟概括，是一个很具个性特色的名字。“纵火天堂堂主庄酷”这八字的语词组合与“杀人放火”无本质之关联。

　　累文成书，要感谢我读过的书的作者和选过的课的北大老师以及听过的歌的歌手，使我得以“剽窃”高明手法或“抄袭”奇妙文句，借鉴引用之处恕不一一注明。

　　本书问世，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大人！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赐赉我不忧三餐一宿的温饱生活，相对自由散漫的生活才使我得有闲暇从事文学创作。

　　本书付梓还得到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他们是张庆、史强、王一良、代子、金亮、铁柱、陈志刚、杜少波、叶莉娅、颜华、武锦维等。我是应该感谢他们的。

　　但丁的时代，神祗死了；尼采的时代，上帝死了；庄酷的时代，‘我’死了。

　　于是，“他就先进大学，再出外洋，三做教授或大官，四变居士或隐逸去了。”（鲁迅语）

　　举世不知何足怪，力行无顾是英豪。

　　庄酷

　　2003年9月于北京

　　这份后记的感谢名单里除了各个时期的朋友的友情惦念，还有我们班上的三个女博士：代子、叶莉娅、颜华。前两个现已出国，代子跟着博士后老公在法国访问学习，叶莉娅在德国进修。颜华留校任教。这是我们班的高级知识分子，是我们班的光荣。我之所以要感谢她们，不是因为他们对我的文学事业有多大贡献，而是因为她们上学时都是我的好同学，毕业的这几年也时不时会一次面，代子在北大团委工作过一段时间，其他两位都来过北大荣幸地让我请她们吃饭。想想吧，在一个自由作家的文集里出现三位女博士的名字，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和恐慌的事。

　　我毫不惭愧地在女博士面前定义自己为作家，“现代主义”好像不太适合我，古典浪漫主义文学还比较切合我的实际。我在构思与写作上非常健忘，当天夜里失眠时构思好的精彩片断，第二天睁眼醒来随即忘得一干二净，当时想到的充满诗意的叙述转眼间一句也想不起来。这样丢失的文字不计其数，所以写作十三年下来，仅有一百万字的积累，而且良莠不齐，至少一半是垃圾。《纵火天堂》里的垃圾成堆是可想而知的，肆虐的大火烧得美丽的天堂一片狼藉，金砖玉瓦亦是残垣败壁。不过，我确信垃圾自有垃圾的价值，照样能用它们换回生活费用。我是这么干的，我干得比我设想的还要出色。当然，那是连给带送清理完《纵火天堂》以后的事。

　　我的才干也许是平凡的，但我做事的毅力绝对是非凡的。平庸的才能，非凡的毅力，两者既矛盾又统一在一个抗争的生命内部。毅力和决心是万能的，口号是坚持。那时至少有一个人理解我在生命与文学上的坚持，这个人就是铁柱。他帮我四易其稿，设计《纵火天堂》的封皮，最后确定图腾、烈火、颓墙的意象群组合，用我喜欢的暗红色作封面底色，整体创意统一又不落俗套，我很喜欢。这是铁柱第一次给人当封面设计，一边揣摸一边积累经验，我俩的感觉都还可以，于是敲定，铁柱同志以后就是著名大作家、浪漫派古典主义文学家庄酷先生的“御用”设计了！果然，我的后五本书都是由他负责封面的。封皮是一本书的脸面，我这么大的人物没脸没皮可不行。铁柱理解我的幽默更甚于理解我的文字，我们一起笑对生活，生活根本就没有苦难这回事。

　　在北京大学学习三年后，我当了半年文学编辑，做文字校对工作，开了半年文体商店，失业一年。从2004年九月开始，北大人在校园里又能经常见到我，北大学生评我为“燕园四大民间高手”之一，一个清洁工老头称我为北京大学的大舅子，一个在北大做过生意的朋友夸我是“装疯卖傻一神仙”。我在北大卖书卖了快四年了，售出去的书达7600余册。被体制执行者攻击谩骂和暴力执法，经常让我颤栗地体验人性的凶残和野蛮。我常拖着一个能装六十本的大箱子，站在大讲堂前的广场上，茫然无助，不知该不该继续卖书，或许我应该另外考虑何去何从……

　　我是信佛的，从大二时候就跟着张老师的老伴宋伯伯学习佛法，我佛缘极好，也屡有亲近佛法之意，但是我毕竟没有完全走进去，从形式上皈依佛门。我是信佛，也认可佛教主张的诸多哲学理论，但我不能完全按佛教哲学的观念进行思想和决动，我的许多邪行邪念、恶性恶趣也背离佛的旨意。归根结蒂，这是不正信的结果。我始终怀疑佛陀对人世苦难的解救能力，我始终固执在有情有我的生命底层，知错不改，执迷不悟。这是我的信仰危机。我可以为了卖书，为了获利，不承认自己的佛教信仰。我可以为了快活，为了俗欲，轻率泯灭自己的一颗佛心。我不相信，在贪嗔痴慢疑的五毒蛊惑下失真造作，不得解脱。我备受人情人性的折磨，苦受人心人生的炼狱。佛祖流泪，我生生死死永不后悔。

　　在最后的信仰危机中，我在坚守唯一的阵地。这就是博雅塔下未名湖畔的“第十二张桌子”，我在这两块石头拼凑的台面上贩卖理想，历练人性。我不知道何时结束这漫长的苦役，也不期盼灵与肉的刑罚能最终通往圣地。我继续以这样自由的方式勇敢生活，以贫弱的身体和强健的心灵向世人庄重宣布：站在理想生活的边缘，捍卫另类生存的尊严。——这是一个善良的人、顽强的人、自由的人、幸福的人，最后的声音。

　　有个中年人在博客里为我记录下都市行走的声音：出了中关村图书大厦，看见一人，旁边一牌，“自由作家，签名售书；残疾作家，签名售书”。天色有些暗了，去北大的计划取消了，便和这人聊起天来。这人说话口齿不太清，笔者听得辛苦。原想买一本回去看看，但价格实在太高，舍不得。这种出书售书的方式，我是第一次见识，也许能从中感悟出什么。

　　“这些书都是你写的？”

　　“是啊。”

　　“哪本最好？”

　　“这本。”他指着《通往天堂的路经过炼狱》说，笔者顺势拿起看。

　　“你写这些书花了多长时间？”

　　“十三年。”

　　“每天能卖多少书？”

　　“不一定，有时候一天能卖几十本，有时候就只有几本。”

　　“为什么都没有出版社和书号呢？”

　　“没有通过出版社。”

　　“为什么不找出版社？”

　　“出版社出的书未必是最好的，他们有的最多只能卖2000册。”

　　“这本怎么又有书号呢？其他都没有啊。”

　　“这是一个朋友给我的。”

　　“他哪来的书号。”

　　“不知道。”

　　“谁给你印书？”

　　“印刷厂。”

　　“书价是怎么定的？”

　　“随心所欲定的。”

　　“打折卖吗？”

　　“不打折，原价卖。”

　　“你这样卖书，没人找麻烦吗？”

　　“有，很少。这样卖了快四年了。”

　　“你就靠这生活吗？卖了多少书？”

　　“是啊，大概8000册了。”

　　……

　　下午六七点钟，天已经黑下来了，未名湖岸亮起了灯，博雅塔十三层的灯也一圈一圈亮起来，分外神圣。这时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我正收拾卖剩下的六本书准备走人，突然一本书掉在了地上，我弯下腰去捡，摸到一个软乎乎的东西，这是什么？我拿起来定睛一看，这分明是一块肥嘟嘟、油腻腻、滑溜溜、软啪啪的肉啊！足有两斤沉，这是谁的肉啊，没人要我干脆带回家，这不是成心让我开荤吗？我喜笑颜开，想不到卖书卖到最后，竟然卖出一块肉来。黑灯瞎火，也找不到那本掉在地上的书了，权当让肉换掉了。我卷起五本书和一块肉，得意洋洋地一溜烟小跑，出了东门，过了天桥，挤上公车。旁边好奇的人看我一手拎肉，一手持书，问我：“您是卖肉的还是卖书的？”

　　我是写书人，也是卖书人。我是纯文学作家，也是自由卖书者。我在《致北大执法者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

　　我的姥爷李文禄曾经在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工作，我的小舅李利平也与北大有关。我的母亲在上小学（北大附小）时就天天路过未名湖，我也曾经在北大学习三年，可以说我与北大渊源极深。说我是“喝着未名湖水长大的”一点也不为过。从姥爷辈儿算起，我也算北大的家属。北大中文系魏赤、孔庆东、钱理群、曹文轩、戴锦华、褚斌杰、邵永海、常森等老师都可以证明我在北大走读学习的经历，孔庆东老师还给我的新书题过词，帮我向出版社作过推荐。戴锦华老师听过我的经历后说：“你是我们北大的骄傲！”她也曾答应在不忙时为我的新书作序。因此，我冒昧提请长期在北大卖自己写的书的可行性方案。

　　我非常希望能回报北大，作为中国残联确认的重残人员，来北大工作显然不现实。那么我想用自己的创作成果作为回报，证明北大对我的恩赐与哺育。我一直以是一名纯文学作家为荣，我的作品与政治、商业无关，属于纯粹的校园文学作品。大学生、文学青年、追求梦想的人是我最忠实的读者。我也是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我的绝大多数作品都能给人以正确的启迪、深深地感动与心灵的震撼，所以我在湖边卖书不是件丢人的事。关于这个，有网络众多读者的读后感可以为我作证。至于一些少量的负面信息，只能说明我在做这件事的某些环节是有问题的，不能说明我选择的出路是根本错误的。我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欢，但我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这就能证明我在北大售书行为的积极意义。我应该更加努力上进，回报那些善待我的人。

　　事实证明，我在未名湖畔卖书是一道人物风景，太多的人为此而动容，深切地体会到北大精神的所在，魅力所在。我作过许多有意义的尝试：宣传北大的人文历史，介绍北大的名胜古迹，鼓励青年，带动学子，弘扬真、善、美的人生境界，“兼容并包、自由民主”的北大人文精神在我身上得以集中体现：作为残疾人弱者，能被北大包容是其民主的具体体现；作为文学青年作家，能被北大接受是其思想自由的最好说明。不是老有人说北大的优良传统正在逐渐消亡吗？我的存在难道不是对持此论调的人的有力批驳吗？

　　如果这个可行性方案能得到批准，我将把它变成公益性活动，当然在不影响学校教学管理正常秩序的前提下。我的初步想法是，将售书所得扣除出书成本和生活费用，用于资助北大众多的贫困学生，这叫“取之于社会，造福于北大”。作为一名残疾青年，我自立自强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卖书三年来我深有体会，如果这种愿望得不到社会力量的支持和扶助，那就是一句空话。

　　佛教上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作为普通人、平常人，我们救人性命的机会并不很多。佛家的话不妨理解成：给人一条活路，胜造七座博雅塔。意思其实是一样的。作为北大人，你们何必要苦苦相逼呢？你们千方百计地为难一个残疾人的自救行为有什么真理和正义可言吗？为什么不能同情弱者，继续宽容一点？好人是一定会有好报的。好人的定义是不会为难别人，不会给别人造成巨大的心灵伤害。这个社会的心灵疾病就是来自仇恨，来自彼此的敌对状态。我当然不是北大的敌人，我只是一个不甘示弱的弱者。我要发奋图强，却得到你们数次的破坏阻挠，还有三次用暴力执法的手段非法没收了我的书，这是不人道的，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残疾人的成果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非法占有。

　　如果，由于什么有违人道主义的工作原则不能答应我的申请，我将为此抗争到底。我在北大争取生存权，你们不同意，就表示对生命本身的彻底轻视。我不惜用鲜血和生命据理力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既然生命本来不再重要，不再被你部门尊重，我将无所畏惧。

　　期待有一个更加圆满的解决方案，如果不能，我将继续向上申诉，并且坚持已经四年的售书活动。我将义无反顾地一直前行，别无选择。

　　此致

　　敬礼

　　申诉人：王伟

　　2005年九月，我的第五本书、“庄酷式”散文合集《生的伟大》自版发售，标志着我自行写书、编书、出书、卖书的文学事业发生转折。我业已适应自行出版、自我销售的谋生道路。我只是一个努力生活的人，如果生活不给我更多的机会，我也将选择坚强地面对。感谢有那么多关心和爱护我的善良人们，我依然在顽强地生存着，尽管前方的道路并不好走，我也无处回头。我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我将向着光明与希望前行，并不拒绝与黑暗抗争，与艰险同行。我热爱生活，生命总有出路。

　　1995年9月—2005年11月16日这十年时间，我历遍了危机四伏的生活：情感危机、学业危机、不信任危机、思想危机、性情危机、独立的危机、创作危机、爱的危机、事业危机、信仰危机。经历十年精神危机，独具异趣，充满深情的我患了眼干症，从此不会再流一滴眼泪，无论狂喜还是痛悲，我都不会有喜极而泣或热泪盈眶的真实状况。我一个人过，不哭一声，不诉一句，快乐地望着窗外，听任北风呼啸而过，大地再不留下什么。

　　2005年我的三十岁生日，没参加任何考核，我就单方面宣布情感毕业，告别暗恋的幻觉和亲情友情的慰藉，精神危机的十年就此结束。这一年，我三十岁，彻底诀别十年精神炼狱史，在成都昭觉寺皈依佛教，法号宽亘。受佛庇佑的人，即便在黑暗中也能洞见佛祖保佑我的光明。佛祖此时是我的第二个母亲。

　　母亲不仅给了我们生命，还给了我们整个世界。我们应该常思生身之母的恩德，常念法身之母佛祖的慈悲。愿天下母亲福寿安康，愿所有大善之士长久住世法体清净，愿所有如母有情福慧增长同生西方。愿我们安住知恩报恩的本心，六时吉祥！

　　我在各大学做售书报告时总会提到生我养我的母亲，和我最终选择的佛教信仰。母亲给了我生命，信仰给了我力量。报告现场总是那么沉静，听我演讲的大学生表情凝重，在思索我传达给他们的生命的力量。也许他们根本听不清我在说什么，尤其后几排的同学，他们只是被我乐观的心态、激情的声音、庄重的表情、颤动的身躯所感染，他们没有选择离去，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个正在说话的人确实拥有一个伟大而完整的生命！

　　感谢生命赐予我的一切欣荣和苦难。我热爱生命，所以相信生活总有出路。

　　2008-3-10开笔动工

　　2008-6-11完成一稿

　　2008-6-24最后修定

　　§§第二篇 庄酷式散文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