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心和文化

第四节 重新评价那个谁

　　中国人自古习惯“案例教学”，我们的伦理、价值观和道德，都是通过人和事展示出来的，因此，中国哲人酷爱评价古人。评价古人，实际是一个中国哲人阐明自己的价值观的主要方法。而我们现在心目中，某个古人是什么样子，也往往受到了这些“借古人的形象，说自己的情怀”的哲人的影响。

　　尧舜禹是什么样子，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了解的尧舜禹，更多的是孔子所描述的形象。孔子虽然博学，毕竟没有真正见过尧舜禹，所以他所描述的形象，与其说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不如说是孔子理想中的圣王形象。尧舜禹是否真的是孔子所说的样子，并不重要，对孔子来说，重要的是能借这样一些光辉的名宇，推广自己的仁的精神。

　　屈原是我们熟知的人物，实际上，这个楚国的大夫之所以这样有名，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汉代的贾谊对他的推崇。而贾谊之所以在先秦人物中独独推崇屈原，是因为屈原被贬滴的命运以及怀才不遇，都和贾谊自己颇为相似。屈原是在先秦的楚国受到排挤，而贾谊是在汉代受到排挤，时代不同而境遇相近，所以贾谊借屈原的酒来浇自己的块垒。而后代其他怀才不遇的人，也都纷纷借屈原比喻自己，这才使得屈原的名字越来越响亮。屈原，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楚国的大夫形象，他代表的是一种高洁的人生。端午节我们怀念屈原，实际就是怀念我们的纯洁的心灵。

　　汉代的董仲舒固然有名气，但是如果不是司马光的推崇，他的名气也绝不可能有现在这样大。有学者考证，实际上董仲舒当时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汉武帝的完全接纳，影响也并不那么大。是到了班固才提出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曾被接纳，而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才完整地提出了一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由于《资治通鉴》影响巨大，这个说法才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司马光对董仲舒的推崇，还表现在他对董仲舒的赞美：“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正如贾谊的赞美屈原，实际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赞美，司马光赞许董仲舒，实际上也是借董仲舒的名字来推自己和自己的观点。董仲舒是否成功地让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其实对司马光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借助这样一种说法，司马光希望自己可以让宋朝皇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高度评价董仲舒，实际上是司马光推出自己的观点的一个方法。虽然在我看来，董仲舒的作为实在是弊大于利，司马光虽然为人的私德不错，他的政见也是很成问题的，而且，那种只觉得自己对的固执独断态度也难于让人认可，难怪苏轼会气愤地称之为“司马牛”。

　　以后的时代中，对古人的评价也都带着当代的目的。比如，百姓高度赞许岳飞、杨家将等人物，是因为南宋后期，国破家亡的厄运一直威胁着国人，而最后亡国的惨剧终于成为了现实。岳飞等人，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挽救国家的最后希望，岳飞冤死，在大家心目中是国家灭亡的代表性事件。人们高度评价岳飞，实际上是表达对中华文明失陷于异族的惋惜。当满清入主中原后，就迅速用政治手法，把中国人的“武圣人”由岳飞改为关羽，也正是因为满清统治者知道岳飞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知道岳飞的形象不倒，中国人就不会真正服从满清的统治。

　　满清政府对关羽形象的处理，则是一种“重新解释”方法：关羽原来被大家接受，是因为他追随的是刘备而非曹操，曹操在大家心目中代表的是篡位奸臣，而刘备则是汉家正统。所以，关羽的忠本来指的是忠于汉朝正统，也就是忠于孔子所确定的原则。关羽夜读《春秋》这个不知真假的故事，也正是表明关羽所忠的与其说是刘备，不如说是孔子。但是，在满清把关羽树为“武圣人”时，却做了不同的解释，说“关羽所忠的是刘备，而之所以忠于刘备，是因为他们是‘异姓兄弟’”。而“异姓兄弟”影射的是满族和汉族的关系，虽然不是一族，但是也可以如同兄弟。这样一解释，一次再评价，仿佛关羽就成为了忠于满清的化身了。

　　五四时期，重新解释、评价和塑造孔子的形象，则是为了消除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过去的中国，孔子的形象十分的高大完美，而在五四时期，则刻意寻找他的缺点进行攻击。在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更是把“孔老二”的形象丑化到不堪入目，这样一种方法，也是为了消除他对文化的影响力。“孔子”的思想我们不论是否同意，但是至少会尊重，而一个小丑般可笑的“孔老二”的思想，怎么可能成为大家所乐意尊重的呢？通过重新评价和重新塑造他的形象，一种反孔的思想就得到了推广。——中国人对社会心理有天生的把握，仅仅依靠本能，就可以比国处心理学家运用科学手段做的还要巧妙。

　　因此，评价一个谁谁谁，可以是推广自己思想的一个很好的手段；而重新评价谁谁谁，也是改造文化，用新的思想取代旧的思想的一个很好的手段。

　　如果我们要改造中国文化，消除中国文化中的糟粕，也必须要做这个事情，那就是清理文化记忆中的各个人物形象，并逐一重新评价。这样，我们的国民才能够理解，什么是我们所提倡的新文化，什么是健康美好的人格，而什么是我们要清除的糟粕。仁人志士，不妨留心于此。

　　附记：

　　本来，我计划要提到一位古人，要把本文的思想归于这个人，并竭力为他鼓吹，但是，我想，还是算了。揭秘戏法的人，如果同时还要变那些自己刚刚揭秘的戏法，未免有些可笑。我只做一个小小的重新评价的示例吧，戏法玩得不好，大家见谅。

　　示例：重新评价冯道

　　冯道（882—954），字可道，自号“长乐老”。五代时人。后唐（923—934）、后晋（936—940）时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到契丹任太傅。后汉（947—948）时任太师。后周（951—959）时任太师、中书令。曾著《长乐老自叙》。

　　在生活中，冯道“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有钱和随从仆人一起花；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让美女在另外的屋子住，找到她家人后再送回去；在遇到饥荒时，他散尽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

　　在从政中，他能找机会劝诫皇帝，要皇帝重视民众疾苦，告诉皇帝：仁义才是帝王之宝。他提拔重用孤寒才子，主持印刷儒家经典，一生所做的好事很多。对暴虐的辽国皇帝，他说：“当今百姓，佛出也救不得，唯皇帝救得。”这的确是一个“无廉耻”的大马屁，但是，这个马屁的作用，是救了不知多少人的性命，舍自己的自尊而救天下民众，这样的人格是值得称道的。他的行为，得到了当时人们的高度赞誉，而宋初的名臣范质也评价他：“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

　　但是，在欧阳修所修的历史中，却评价冯道是一个“无廉耻者”，司马光更称之为“奸臣之尤”。主要原因是他没有遵守“忠臣不事二主”的规矩，先后为六个皇帝做宰相级别职务。因此，即使是对他持肯定态度的《旧五代史》，也质疑他的“忠”：“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

　　忠于皇帝，是司马光等人的道德规范，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忠的价值是很值得怀疑的。五代时期的皇帝，大多只是一些得势的军阀而已，何值得我们把生命托付？因此，冯道辗转为多个皇帝做事，在我们看来，并非他人生败笔。我们要关注的，是他做了什么事情，而这些事情是善良还是邪恶。——如果以此标准看，冯道是一个很出色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