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心和文化

第十二节 狠斗私心一闪念

　　一

　　佛教博大精深，一旦传入中国，智识之士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是什么样的，却也不是很容易预期的，种种因素都会起到作用。正如男女生子，虽然和父母总要有相似之处，但是儿子总归有一些不同于父母的地方，也许更好，也许更差。

　　这里我想稍稍议论一下在“无私”这个观念上，佛教和中国原有的传统之间是如何结合的，最后产生了什么结果。

　　在无私以及相对应的自私这方面，中国古代有不同的态度：墨家的态度应该说是无私的，他们以兼爱的伟大精神，全心全意地为大众的福祉而奔波。墨家团体中，类似传说中的共产主义，有钱大家用，有饭大家吃。而杨朱的态度则是“自私”的，他的一句名言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过去我们都嫌弃杨朱过于小气，但是，现在想想杨朱的观点也很有道理。如果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应有的利益，有保护自己的一根毛的动机，则更容易建立起个人权利和义务的概念，保护社会中个人的合法利益。杨朱的表达也许比较夸张，但是他的思想实际上和西方的个人主义精神颇为合拍，有利于现代公民意识。儒家在这方面的态度不同于墨家也不同于杨朱。简单地说，儒家最早重视的是“义”和“利”的区别，认为君子固然不排斥利，但是义更加重要。但早期儒家并不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只是后来的儒家逐渐变质，逐渐把义和利对立，贬低追求利的行为。并且，逐渐把“无私”和“义”混为一谈，把“利”和自私混作一谈，于是无私就成为了一种伟大的道德境界，而自私则逐渐被看作是一种罪恶了。

　　二

　　在儒家排斥“自私”和溢美“无私”的过程中，其实受到了佛教的一些影响，虽然这个影响未必是佛教的本来意图。

　　简单说来，就是从佛教“去我执”的追求中以及禅定实践中，儒家受影响加强了对“无私”的追求。

　　粗略地说，“我执”大致上指的是人和其他生物的“自我保存本能”。出于这个本能，任何人和生物都有一种追求自我利益的倾向，也就是“自私”的倾向。有一本生物学名著叫作《自私的基因》，就是阐述在基因层面，这种为基因的自我保存和复制的倾向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一个社会中，必须有一种超越这种自我保存本能的原则，社会才能建立。如果每个人都仅仅为自己生活，那么社会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于每个人的“私利”的“公义”，而这个“公义”和每个人的“我执”是不同的。儒家的重视“义”正是这个原因。而为了“义”的实现，每个人必须“克己”。按照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术语是用超我抑制本我，也就是不完全按照自己的自私的欲望行动。

　　当然佛教“破我执”的目的和儒家不同，佛教的目的不在于社会，而在于个人精神的超越，破除我执，则精神就可以超越自我保存本能的限制，使精神的境界开拓。这是一种精神性的追求——我们不再是本能的奴隶，而成为了自由的精神。儒家和佛教，一是社会性的，一是宗教性的。

　　去我执的方法上，佛教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禅定。中国虽然也有类似的方法，比如道家的坐忘，但是毕竟佛教才有最体系化的禅定技巧。儒家吸收了这个方法，用于“克己”的功夫，使克己更有操作性了。

　　如王阳明《传习录》中有这样的描述：

　　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力子！”是友愧谢。

　　这里的静坐时，将好名等根扫除的功夫，就是儒家的克己功夫。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佛教禅定和破除我执的影响在。传说中，王阳明前世是一个和尚，固然这只是传说，但是从象征意义上分析：所谓“前世”可以象征着“过去的时候”、“前面的原因”或者“思想的根源”等。比如，我遇到十几年前的朋友，大家改变都很大，可以说“恍如隔世”，在心理意象中或者梦中，也可以用“前世”这个意象来表达类似感受。王阳明的前世是和尚，在心理意象的表达上，其意义就是“王阳明的思想根源，有佛教的影响”。前人也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并且许多新儒家的人物，思想中也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王门弟子王艮的“满街都是圣人”的说法，明显类似于禅宗的“人人都有佛性”。“百姓日用即道”，也颇似佛教的“烦恼即菩提”。王艮虽同意王阳明的“良知”说，却质疑王阳明的“致良知”说，认为“良知一点，分分明明，停停当当，不用安排思索”，又何需去“致”？我们也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慧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影子。

　　儒家吸收佛家观点，总体上来说是有好处的，借助佛家的启发，新儒家把儒家思想中原来虽然蕴含着，但是并没有明确表达的一些东西明确化了。关于人性的本质，关于天命的本质等问题，在孔子都没有明确地论述，而借助佛家的启发，宋明理学对这些哲学性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和阐述，王阳明的成就就是其中的高峰。

　　但是，从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问题。就从《传习录》的这个例子说。有人质疑：“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这个质疑并非没有道理，要知道按照王阳明的领悟，好名、好色、好货这些“人欲”，并非和“天理”绝对对立。人喜欢出名，喜欢金钱美女，在其他理学家看来固然是应该剔除的人欲，但是，王阳明却已经领悟到了，这些欲望也是天理的一部分，只要我们能够适当地安放这些欲望，不让它们泛滥成灾，就不违背天理。当王阳明被质疑为“剜肉做疮”时，只好不正面回答，而严肃地（正色）告诉对方，“我这个方子就是好”。原因也正是因为他知道对方的质疑是有道理的。王阳明的真实想法是，“我知道这个做法有剜肉做疮的危险，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现实阶段还需要，大本事人过了数十年，亦还用得着”。王阳明固然知道王良所说的“良知不需要去‘致’”有道理，但是更知道在一开始就这样宣称，则大家都不去修养自己的心灵了。类似慧能的方法，对一些不适当的人来说，反而没有作用。所以，王阳明要求人们先从扫除这些“人欲”开始，通过一段时间的修养，可以把这些“人欲”（按照佛教所说就是我执）减弱，然后，就可以用王艮的方式，让人欲合乎天理了。

　　王阳明的方法，对治那种自我修养中急于达到高境界，在行为上不自我约束，结果反而成为口头禅、野狐禅的偏差，很有用处。但是，这样的危险，就是陷入另一种偏差—这怪不得他，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法。这另一种偏差，就是本文要说的，儒家吸收佛教观点后出现的过分克己和压制人欲，过度强调“无私”，最后发展到“狠斗私心一闪念”。

　　三

　　所谓狠斗私心一闪念，就是要求人，在发现有任何“私心”的时候，马上“狠斗”，也就是强力压抑。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样的效果是可以让人达到“大公无私”的境界。在实际操作中，这个口号压抑人性，压抑人的正常欲望，压抑人的正常需要，产生了很大的危害。“文化大革命”中，人们不能光明正大地要求满足个人的需要。不能有“好货”之心，所以，富裕的人是要遭到指责的；不能有“好色”之心，所以，25岁之前恋爱是被看作类似流氓行为的，爱情歌曲被改名称为黄色歌曲；不能有“好名”之心，所以，当时的许多小说都是“集体创作”。这样的压抑，使得整个社会都沉入一种死寂的状态，心理极为不健康。

　　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狠斗私心一闪念”这样一种极端的态度，实际是儒家的“克己”和佛教的“去我执”、禅定中的“去杂念”结合后，又被逐步扭曲形成的结果。

　　其实，在儒家一开始吸收佛教观点和方法时，就已经有一个小小的偏误了。这个偏误就是，大家对儒家和佛教的区别注意不够。儒家思想是为社会生活服务的，是“世间法”；而佛教是为了超越性的追求服务的，是出世间法。因此，对待“我执”或者“人欲”，这两者的根本目标就不一样。作为追求超越的出世间法，作为宗教，当然可以让信徒追求一种很特别的境界，破除我执。但是，作为世间法，这个目标就并不适当，因为“人欲”或者“我执”恰恰是世间生活的基础，是不需要破除的，只需要控制调节。

　　世间法的“克己”只需要一种自律、自我控制和管理能力就可以了，不应当把佛教中的一些用于出世间的方法引入。引入不当，就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做法，出现了把正常的个人利益追求看作是“自私”，甚至出现了“狠斗私心一闪念”。

　　当然，在后来的偏差中，还有其他的认知上的误解。比如，佛教固然目标是去除我执，但是并不认为压抑的方式可以去除我执，压抑只能让我执的表现更隐蔽。“文化大革命”中，表面上看大家很大公无私，但实际是人们的私欲以隐蔽的形式继续存在，甚至在一些人身上表现得更为肮脏恶劣。“狠斗”，这样一种对自己内心中的一部分极端不接纳的态度，更是会强化人的变态的攻击性。“文革”期间出现的大量的残暴行为，从根源上看未必不与此有关。

　　当然，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出现上述偏差的原因也不仅仅是认知上有误解。有的人是用这样的口号作为心理控制的手段，还有种种社会学、经济学等原因，那应是另外一篇文章了。

　　§§辑三 从源头开始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