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概论

第七节 宋元文化宽容大度性格的主要体现

　　前面已述，宽容大度性格虽然也是宋文化和元文化所共同具备的，但与开放性文化特征形成背景的不同一样，宋元文化宽容大度性格的形成也各有自己的背景，主要体现也各不一样。

　　一、宋文化宽容大度性格的主要体现

　　宋文化宽容大度性格主要体现在容忍士大夫集团对皇权的制衡，以及实行开明的思想文化政策两方面。

　　宋朝时，士大夫集团的势力非常强大，形成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士大夫政治，或称文官政治。这种政治氛围的形成，前面已提到，是宋朝“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政策长期实行的结果。宋朝历代统治者在压制武人的同时，都着意于文教事业，执行“佑文”政策，大力抬高文人的地位。如给予文人以优厚的政治、经济待遇，尊重士大夫的基本人格和尊严等。同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虽然实行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策，但他们在大多数时候都能做到从大局出发，节制自己的私欲，尽量做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如宋仁宗就曾“措置天下事，不欲从中出”。因此，宋朝的最高统治者能够容忍士大夫集团对自己皇权的限制。

　　宋朝皇权受到限制的典型表现是经筵制度的形成。前面已述，经筵是专门为皇帝学习经书、史书而开设的课程。汉朝以来，经筵即有零散事例，但未成制度。宋朝经筵则完全制度化，除了寒暑期外均隔日一讲。大儒程颐论述经筵的重要性说：“臣窃以为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服之柄，百官威慑，莫敢仰视，万方承奉，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惑可知。”他在经筵讲书时，以师道自居，表情严肃，多所规谏，使得皇帝畏惧，以致有“僭横”之称。另外，宋朝台（御史台）谏（谏院）合一，共任言责，不仅起到制衡宰相的作用，也对皇帝形成约束，常言人所不能堪，有时还与宰相联合起来对抗皇帝。这样，不仅宋朝的士大夫集团与皇权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历代少有的相对合理的制衡关系，而且也使宋朝成为封建时代“公天下”政治色彩最为浓厚的一个朝代。

　　宋朝统治者在容忍自己的最高权力受到一定限制的同时，还实行比较开明的思想文化政策。如不以言语罪人，不杀士大夫及放言国事者等。这些政策也都是在宋初时便确定下来的赵氏“家法”。在两宋时期，尽管也曾出现过苏轼“乌台诗案”和秦桧杀害岳飞的惨剧，但从总体上讲，与秦朝“焚书坑儒”及明清“文字狱”的专制主义文化政策相比，宋朝的统治者在大多数时间里能够恪守祖宗“家法”的。正因为宋朝具有思想言论相对自由的氛围，所以士大夫们敢于说话，敢于指陈时弊，敢于思维，敢于创造。这也是宋朝科技文明位居当时世界第一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宋朝的统治者还实行不强行扶植某一学派，也不压制另一学派的政策。如允许佛教、道教与儒学共存，允许它们相互争鸣讨论等。正是这种政策的实行，使儒、佛、道相互兼容，并推动了糅合儒、佛、道思想的新儒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使中国传统哲学在宋朝时进入到更高的思辨境地。而理学虽然在宋朝形成，但并未成为官学，甚至理学大师还曾被罢斥。如朱熹在大肆鼓吹“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时，被人劾奏言行不一，说他曾引诱两个尼姑作妾，出去做官的时候都带着她们；他的大儿媳在丈夫死后却怀了孕；等等。一下子使理学的名声变得很坏，气得宋宁宗赵扩降旨要贬朱熹的官。朱熹赶紧上表认罪，承认了纳尼姑作妾等事。宋朝的这种比较开明的思想文化政策，使得思想界非常活跃，学术派别众多。除了前述理学的诸学派外，还有王安石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新学”，张载的“关学”，以及南宋吕祖谦、陈亮、叶适的“浙东学派”等。

　　宋文化宽容大度性格还表现为，对后周皇帝之后及“十国”投降国君基本上都能给予优待。如后周世宗柴荣的后人，在宋朝时世为官宦，基本上与宋朝相始终。其他如荆南（南平）末代国君高继冲于公元９６３年（太祖乾德元年）降宋，官拜武宁军节度使；后蜀末代国君孟昶于公元９６５年（乾德三年）降宋，被封为秦国公，死后追封楚王；南汉末代国君刘鋹于公元９７１年（太祖开宝四年）降宋，被封为恩赦侯，后进封为卫国公；北汉末代国君刘继元于公元９７９ 年（太宗太平兴国四年）降宋，封彭城郡公，死后追封彭城郡王；吴越末代国君钱俶于公元９８７年（太宗雍熙四年）降宋，先后被封为淮海国王、汉南国王、南阳国王、许王、邓王，死后追封秦国王。只有南唐后主李煜于公元９７５ 年（开宝八年）降宋，封违命侯，后来公元９７８年（太平兴国三年）被宋太宗毒杀，但死后赠太师，追封吴王。另外，各国降将、官员也都加以任用。如杨业，本为北汉将领，北汉亡后降宋，继续带兵，曾领数百骑大败１０万辽兵，号“杨无敌”。尽管宋朝统治者此举主要是出于扩大支持面的考虑，但比起南北朝、五代政权交替时前朝末代君主往往遭杀戮来说，确实“仁慈”多了。

　　二、元文化宽容大度性格的主要体现

　　元文化宽容大度的性格首先体现在对异域文化的兼容并蓄方面。前面已述，１３世纪时尚处在奴隶制时代早期的蒙古族文化远远落后于周边其他地区的文化。蒙古贵族虽然能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广大的亚欧地区，但蒙古族文化上的贫瘠，加之蒙古大帝国地跨欧亚，民族众多，成员复杂，宗教信仰各异，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使得他们不得不对被征服地区的文化持容忍和接受的态度。元朝建立后，这种对异域文化宽宏大度的性格保留下来。其突出体现在，元朝统治者允许各种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在境内传播，并且均加以提倡，使得它们在中国都有了很大发展。

　　佛教的地位在元朝位居第一，其中的喇嘛教派更受尊崇。元世祖尊吐蕃喇嘛僧八思巴为国师，命他统领佛教。在元朝政府的支持下，八思巴还成为掌握吐蕃政教事务的首领。他死后，得赐号“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其后继者也都称“帝师”。元朝“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元朝在修寺院、作佛事方面，每年都要花费大量钱财。据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统计，全国有佛教寺院４ 万余处，僧尼２０余万人。僧侣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享有各种特权，还经常得到元朝政府的赐予。元文宗、顺帝时，大承天护圣寺两次得到赐田３ ２５０万亩。道教在元朝的地位仅次于佛教。在金朝时，道教新兴起全真教、大道教和太一教３个新的派别。其中全真教派在元朝影响最大，在北方地区广为流传。成吉思汗在波斯时曾召见全真教首领“长春真人”丘处机，称其为“丘神仙”，十分尊崇。道教旧派正一教（天师道）流行于江南地区，１２７６年元军攻入南方后，对它也注意加以利用，曾召其天师到大都。伊斯兰教教徒在元朝称“木速蛮“或“答失蛮”，多从事官商贸易事业。元朝在中央设有回回哈的司，掌管伊斯兰宗教事务。基督教在元朝称“也里可温”（意为“信奉基督教的人”），属罗马教派，即天主教，在蒙古西征后来中国，曾发展到３万多人。元世祖曾让马可· 波罗的父亲、叔叔带一封书信给罗马教皇，要求派遣１００名基督教士来华。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年），意大利人孟特· 戈维诺奉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之命，涉海来华传教。他于至元三十一年抵达大都，向新即位的元成宗呈递了教皇的书信，并被允许进行传教。他建立了４ 所教堂，把 《新约全文》 翻译成蒙文，还收养了１５０名中国儿童，教他们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把他们培养成传教士。他还为大约６ ０００人进行了洗礼。元朝贵族、驸马高唐王阔里吉思即跟从孟特· 戈维诺改奉了天主教。１３０７年，教皇克利门特五世正式任命孟特· 戈维诺为大都大主教，并遣教士７人东来相助，其中３人到达中国，在福建泉州设立了分教区。另外，犹太教在元朝也比较活跃，其教徒当时被称为“术忽”。

　　其次，元文化宽宏大度的性格还体现在对于杂剧中揭露社会黑暗现实、歌颂反抗精神等题材的容忍上。元杂剧，亦称元曲，是与唐诗、宋词并称的文学形式，它是在宋金以来民间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吸收宋词的成就，以金之诸宫调为曲调发展起来的一种戏剧形式。

　　元杂剧对社会现实的揭露不仅是无情的，甚至是非常深刻的。著名的如关汉卿的 《窦娥冤》。作者通过窦娥的悲剧，对造成这一悲剧的元朝社会的政治、伦理、高利贷剥削、社会风气等进行了尖锐深刻的解剖和批判。通过窦娥的嘴，作者既揭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福贵又寿延”，又对天与地提出尖锐的指责，“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另外，在 《鲁斋郎》 中，关汉卿更是将元朝社会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尖锐矛盾展示在世人面前。他不仅深刻揭露了豪强恶霸荒淫无耻的生活和凶恶残暴的行径，而且对于豪强恶霸恣意妄为，不仅迫害普通百姓，也迫害下级官吏，搞得他们家破人亡的种种暴行进行了露骨的批判。再有如陆仲良的 《陈州粜粮》。该剧不仅揭露了贪官污吏徇私枉法、官官相护的种种罪行，而且深刻地揭示出这一切是造成人民苦难的根源。该剧是元杂剧保留至今的公案戏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元杂剧还大胆地抒发出反对民族压迫的情感。如关汉卿的 《拜月亭》。该剧揭露的是蒙古军侵金给人民带来的种种灾祸。再如马致远的 《汉宫秋》。作者借古讽今，借批判西汉元帝及汉室朝廷官宦惧怕北敌———匈奴，不敢抵抗的昏庸与怯懦，影射蒙古族征服中原的社会现实。另外，元杂剧中还有许多公开讴歌男女爱情、宣扬追求爱情自由的作品。如王实甫的 《西厢记》、白朴的 《墙头马上》 等。

　　元杂剧在元朝达到鼎盛，既是这种艺术形式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由于仕途受阻，不少文人投身元杂剧的创作，从而提高它的艺术品位和文学地位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元朝政府的宽容态度，使文人创造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很少受到限制的话，元杂剧是不会取得如此高的艺术成就的。

　　宋元时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后的辉煌。这个时期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逐渐进入枯萎期，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小不说，领先世界千年以上的优势逐渐丧失，直至陷于落后挨打的境地。

　　§§第十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沉暮——明清时期（1840年前）

　　明清时期（１８４０年以前），虽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领域继续取得辉煌的成就，但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已越发明显地暴露出来，中华文明前进的速度明显降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不可逆转地走向下坡。与此同时，西方文明却开始加速发展，跃跃欲试地要赶上中国。１６４０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预示着世界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而４年之后在中国建立的大清王朝却仍然继续着封建专制主义的衣钵。两千多年来不断得到强化的君主专制制度，在明清时期终于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显现出强烈的腐朽、愚昧的封建社会末期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