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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宋文化其他主要特征的体现
前面已述，宋元文化除了具有开放性这一共同特征以外，其他方面的特征差距甚大，甚至没有任何可比性。实际上，后世的人们喜欢将宋文化与唐文化相比较。与隋唐文化，尤其唐文化那种恢弘大气、热情奔放、色调明快的风格不一样，宋文化呈现出的是一种端庄秀丽、典雅高贵、完美精致、色调淡雅的风格。如果将唐文化比喻成色彩鲜艳的油画，那么宋文化就是一幅清丽脱俗的水墨画；如果将唐文化比喻成浓郁香甜的咖啡，那么宋文化更像是一杯清淡可口的绿茶，其味虽淡，意境却远，这也是不少人喜欢宋文化的重要原因。其实，宋朝人自己也是不喜欢唐文化的。宋文化的其他主要特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敛阴郁 悲凉雄壮
宋文化内敛阴郁、悲凉雄壮文化特征的形成，由外在和内在两方面因素造成：外在因素是两宋外部环境的“险恶”，内在因素则是宋朝“守内虚外”基本国策的实施。
宋朝的周边环境与前代王朝大不一样。前代王朝，像秦、汉、隋、唐，都是绝对强大，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无法与它们抗衡，双方冲突的结果都是以中原政权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而两宋时，由于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大，使两宋在与它们的对抗中不仅不占任何优势，反而吃尽苦头。
早在北宋建立之前，公元９１６年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即辽太祖）就已经在今东北地区和蒙古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契丹，公元９４７年改国号为辽。１０３８年，北宋第四位皇帝仁宗时，在今甘肃、宁夏，以及青海、陕西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又兴起了一个强大的党项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大夏，史称西夏，其第一任国君叫元昊。１２世纪初女真族又崛起于东北地区。１１１５年其首领完颜阿骨打（即金太祖）建立金国后迅速扩张势力，１０年后灭亡了辽国，随后又灭亡了北宋。１２０６年，更加强大的蒙古国在蒙古草原上建立。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对两宋构成长期的军事压力，压得两宋始终喘不过气来。
实际上，依综合国力计算，两宋王朝，尤其北宋并不比汉、唐差，而之所以对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屡战屡败，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与以前大不相同，它们本身的汉化程度非常高。如辽和西夏基本上已经发展到封建制阶段，同时又处在上升时期，国力强盛，再加上游牧部族活泼好动、剽悍勇猛、虚心好学、进取心强烈的特点，使得他们不仅能够与北宋王朝抗衡，而且还常常居于主动地位。以后的金和蒙古国，虽然刚建立时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制过渡阶段，但在与封建化的辽和西夏的接触中，尤其是在与宋朝的交往中，促使他们迅速地封建化。如金在占据黄河流域地区后，很快就完成了封建化过程。文化差异上的缩小使得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不仅能够与中原王朝抗衡，而且还能战而胜之。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朝北部缺少天险的屏护。在北宋建立前，公元９３６年，五代后晋的皇帝石敬瑭为了取得辽的支持，将幽云十六州（亦称燕云十六州），即今北京到大同一线，割送给了辽朝。幽云十六州地势险要，东到今河北遵化，西到今山西神池，北到长城，南到今天津及今河北河间、保定、繁峙、宁武一线，是防御中原地区的军事要地及重要屏障。这一地区割给辽后，使黄河以北的中原地区无险可守。辽和后来的金及蒙古都是从这里发动进攻南下中原的。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炅都曾竭力想夺回这一地区，对辽发动了几次战争，但无奈实力不济，均以失败告终，以后的北宋皇帝更加无所作为。所以，北宋的北部疆界始终没有推至华北平原北部的山区。较之前代那些强大王朝来说，北宋的国土面积要小许多。而北宋灭亡后，金的势力直抵长江流域，更可以随时南下威胁南宋。宋高宗建炎二年（１１２８年），金兵渡过长江，宋高宗被金兵追得在海上飘荡了好几个月不敢上岸。这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军队第一次渡过长江天险，其明示的危险信号是不言而喻的。北部天险的丧失，也是宋朝在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对抗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的重要原因。
当然，仅仅因为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强大、北部天险丧失，就使得两宋王朝疲弱不堪、认打认罚，未免有些牵强。外因还是要通过内因才起作用。造成两宋文化上述特征的最重要因素是宋朝所奉行的“守内虚外”政策。
“守内虚外”政策源于宋太祖。应该说，宋太祖确定“守内虚外”政策还是具有一定政治眼光的。首先，他通过总结前代王朝灭亡的历史经验认为，对自己王朝威胁最大的不是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而是国内农民的反抗斗争。这一论断的确实符合北宋建立后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现实。宋朝以前的各王朝刚建朝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一般都要限制地主的土地兼并，尽量改善一下农民的生存条件，如隋唐均田制的实行等。而宋朝由于是赵匡胤通过发动兵变，依靠手中的军权夺取最高统治权而建立的，没有经受过农民起义的洗礼，主观上不具备缓和阶级矛盾的条件。所以，北宋建立后不仅没有尽量缓和阶级矛盾，反而不立田制，听任地主兼并土地，激化了阶级矛盾。于是北宋建立后不久，全国绝大部分土地很快就被地主，尤其是官僚大地主所占有，广大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为此，宋朝政府将全国户籍分成主户和客户两大类。主户是占有土地、承担赋税的纳税户，分五等，其中上户三等约占总人口的１０%左右，却占有全国８０%以上的土地。客户则是没有土地的民户，靠给人佃耕为生。同时，北宋政权实行优恤官员的政策，凡官员都给优厚官俸，有钱、有米、有职田、有办公田、有柴草钱、有年节赏钱等，还有随从、当差人的衣粮等，并且不用服徭役。加之宋朝的官极多，宋真宗时为１万人，６０年后到英宗时已增加到２４ ０００人，到徽宗时官员数目比宋初增加了１０倍。因此，宋朝的贫富差距非常之大。结果，公元９９３年，北宋王朝建立仅仅３０多个年头后，四川地区就爆发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这次起义值得一提的是其“均贫富”口号的提出。这一口号的提出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它不仅表达了农民要求平均财富和土地的迫切愿望，而且标志着中国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正是由于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所以地主阶级镇压农民阶级的手段也必定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守内虚外”基本国策的制定和实施，就是宋朝统治者镇压农民反抗斗争的手段进一步提高的体现。
为了防范农民反抗斗争，宋朝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处处提防。如每遇灾荒之年即招募大量饥民入伍。此举既扩大了兵力，加强了镇压力量，又削弱了农民的反抗力量，是比较有效的。两宋时期没有发生过一次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与此不无关系。两宋时期著名的农民起义，除了前面提到的王小波、李顺起义以外，还有北宋末年徽帝宣和二年（１１２０年）爆发于今安徽、浙江一带的方腊起义，当时各地响应起义的有近百万之众。另外，南宋初年高宗建炎四年（１１３０年）洞庭湖区爆发的钟相、杨么起义也是规模比较大的一次，参加起义的人数曾达２０万人。这次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表明农民阶级已经从要求经济平等发展为要求政治上的平等，反抗水平进一步提高。钟相、杨么起义坚持数年，最后被以岳飞的“岳家军”为主的南宋军队镇压下去。
其次，宋太祖总结了唐朝以来藩镇割据、中央集权制衰弱的历史经验，对地方拥有过多军队心存芥蒂。于是，他把内外屯戍的士兵全都统属于禁军。禁军本来是皇帝的亲兵，但宋朝时凡中央直属部队都是禁军，由朝廷直接统辖，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宋朝的地方军队都是老弱不说，还不许进行军事训练，战斗力几乎为零。另外，宋太祖还确定了京师禁军能制外郡禁军的原则，即将禁军中的大部分驻守在京师及附近地区。如北宋初全国兵额３７万多，其中禁军有近２０万，近２０万禁军中，一半守卫京师，一半守边区和内郡。由于在边疆只驻守了少量的边防军，所以一旦遭遇外敌入侵，这些边防军根本抵御不住。
宋太祖确立下的这种“守内虚外”政策，为以后北宋、南宋的皇帝所奉行不替，成为两宋的基本国策。它的实行使两宋政府始终把统治重点放在内部，对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则采取消极防御态度，从而导致政治上一味妥协，军事上不求有功，经济上大量赔款，造成浓烈的内敛阴郁的文化特征。同时，由于这一政策的泛滥，使两宋最终都亡于少数民族政权———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亡国的痛楚又给两宋的文化抹上了浓厚的悲凉色彩，其最集中体现在两宋亡国君主的凄惨结局上。北宋亡国君主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父子被金人俘后，拘禁在遥远的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宋徽宗还算幸运，七八年后就死了，享年５３岁，少受了一些折磨。而宋钦宗过了近３０年的拘禁生活才死，享年５６岁，其所遭受的罪难以用语言表述。他们忍受的痛苦肯定包括日夜期盼赵构来救而最终却成为泡影的绝望。而南宋末帝赵昺的结局更加悲凉。年仅８岁的他，被元兵追至海里，无处可逃，最后由忠臣陆秀夫背负着投海而死。宋朝这样的结局，赵氏子孙这样的境遇，宋太祖肯定是料想不到的。
与此同时，面对少数民族政权咄咄逼人的攻势，一大批不甘被欺压和奴役的汉族民族英雄曾进行积极的抗争。但仍是由于“守内虚外”政策作祟，使他们全部以悲壮的结局告终，没有一个人实现还我河山、重整江山的抱负，使宋文化在具有内敛阴郁特征的同时，又具有沉重的悲凉雄壮之感。如北宋初年的杨业虽在对辽战争中屡建威名，但因文武不和，最终作战失败被俘，不屈绝食而死；南宋初年抗金名将岳飞虽让金兵闻风丧胆，但最终被一肚子私心杂念的宋高宗伙同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罪名害死；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在南宋灭亡４年之后，仍不肯降元，最后慷慨就义于元大都。其他如北宋末南宋初的李纲，任宰相７０多天即被宋高宗罢免，空有一腔热血却无处施展；北宋末南宋初名将宗泽，虽屡败金兵，但不被允许收复北方失地，最终忧愤成疾，临死时犹连呼“过河”者三；南宋初名将刘锜，虽连破金兵，但遭秦桧等人排挤，被剥夺兵权，最终忧愤而死；南宋末名将王坚在四川抵抗元军，致蒙古宪宗蒙哥重伤不治而亡，逼退蒙古军，但最后被奸臣贾似道排斥，郁郁而终；南宋末名将张珏，１８岁从军，在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陷落后仍在四川坚持抵抗，最后粮尽力竭，为元军所俘，愤恨自缢而死；南宋末李庭芝固守扬州，被俘的谢太后曾两次下诏劝降，他都坚决拒绝，并射杀使者，后转战泰州（今江苏泰州），元兵破城时，他投池自尽，因水浅未死，被俘，押回扬州，宁死不屈，直至被害；南宋末爱国志士、白潞洲书院创始人江万里，晚年住在广信（今江西上饶市），元军攻入广信，他投池而死，以身殉国；南宋末张世杰，与陆秀夫奉末帝赵昺居厓山（今广东新会南），与元兵大战，元将派其外甥招降，他回答：“愿学古代忠臣，死不移志。”继续忍着饥渴与元军决战，兵败后不得不漂流海上，得知皇帝已死，部下劝他上岸，被他拒绝，最后船坏溺水而死。陆秀夫则先拔剑逼迫妻子跳海，然后自己背负赵昺投海而亡。当时船上官兵、家属随之投海者甚多，７天后海面浮起上万的死尸，场面何其悲壮！
宋文化悲凉雄壮的特征还体现这些民族英雄的词作和诗作中。著名词作如岳飞的 《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眼望、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还有辛弃疾的 《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著名的诗作如陆游的 《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还有文天祥的 《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些诗词作品字里行间中所透露出的那种浓郁的悲凉雄壮感，令人既感到振奋，又觉得辛酸，心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难以名状的伤感和压抑感。尤其，当想到由于南宋的灭亡使陆游所企盼的“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家祭”永远无法举行时，这样的心理感受就更加沉重了。
二、致密精细 完备成熟
宋文化致密精细、完备成熟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在政治制度层面，二在思想学术层面。
在政治制度层面，无论是防范农民的反抗斗争，还是提防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对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不利的潜在威胁，宋朝统治者都殚精竭虑，制定出一套设计致密、考虑周到的制度，几乎将一切不利于宋王朝长治久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完备与成熟。
针对农民的反抗斗争，除了上述遇灾荒之年即招募大量饥民入伍的防范措施以外，宋朝政府还格外加重了对“贼盗”的惩罚，力图压制农民的“不轨”行为。如规定持械杀人的“贼”，不分情节，不分首犯从犯，一律重杖处死。除了宋朝的根本大法 《宋刑统》 将严惩的锋芒主要指向贼盗犯罪外，宋朝政府还颁行一些特别法，进一步加强镇压，如北宋仁宗嘉祐年间（１０５６—１０６３年）颁行的 《重法地法》。该法规定对于在开封府及附近州县的贼盗犯罪须加重处罚，以后“重法地”又扩大到全国许多其他州县。此外，还有北宋神宗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创立的 《盗贼重法》。该法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江海船栰之中”为重法对象，规定即使不在重法地之内，这些犯罪亦以重论，而且还要株连家属，没收财产，对于窝赃包庇和累犯惯犯等也要严惩。宋朝的这些立法明显重于唐律，显现出阶级矛盾趋于尖锐化的社会现实。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行之有效，前述两宋没有爆发过一次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与这些法律的实施不无关系。
针对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对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不利的潜在威胁，宋朝的统治者更是制定了一套“收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官僚体制，将官员反叛、背叛皇权的可能性压缩到最小限度。其中，“收权”主要针对地方，即尽量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加强中央集权；“分权”则体现在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机构中，即不使任何官员可以专任其权，且令官员之间互相牵制，以加强专制皇权。所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宋朝又得到进一步加强。
收权的实施首先体现在剥夺节度使的权力上。唐朝后期和五代时期，节度使大权在握，称霸地方，不服中央，造成严重的藩镇割据局面。宋朝建立后，先规定节度使只负责驻节所在州的政事，其藩镇境内其余各州不再由其领导，而直接隶属朝廷。此举使节度使的行政权力大为缩减，降低到与州长官相等，仅级别稍高些。稍后，又禁止节度使掌握实权，把这一职务变成元老重臣出守地方的虚衔，而将地方军政实权归于州长官，这样节度使问题被顺利解决。其次体现在严格控制州县长官上。宋朝的地方行政虽沿用唐朝的州、县两级制，但控制极严。各州长官称“权知军州事”，简称“知州”，均由中央委任朝廷文官担任，３年一换，而且本地人还不能在本地做官。县长官———知县亦由中央选派京官出任。这些出任地方长官的官员，都带着原来的中央官衔，他们位高权重，威慑地方。北宋初年，符彦卿久镇大名府，专横一时，但当朝官周渭知永济县时，符彦卿郊迎，周渭只在马上拱揖答礼，他也无可奈何。再次体现在控制地方财权上。唐朝后期各地藩镇的财赋收入多自己留充军费，很少有人上交朝廷。五代时藩镇更加骄横，租赋根本不入朝廷。有鉴于此，宋太祖于乾德二年（公元９６４年）下令，从这一年起，各州郡的民租和专卖收入，除地方必要开支外，所有钱币绢帛之类，都要送到京师。第二年又重申，各州除留少数必要费用外，全部解送京师，不许扣留。中央政府还派出朝官１８人分驻各地，收受民间租税。宋太宗时朝官驻各州监督收税成为定制。乾德三年（公元９６５年），北宋政府又开始设置转运使，总管各道财赋。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９９７年），改道为路，全国分为１５路（后增至２６路）。转运使是路一级的常设官员，主管某一路所属州郡的财政税收和水陆转运。宋太宗还规定各路转运使要轮流到京师报告当地财政情况。此举改变了过去节度使把持地方财政，以大量财物留使、留州的现象，消除了地方割据的财政基础。
分权的实施首先体现为中央的政事、军事和财政３项大权由３个互不统属的平行机构掌握，它们分别对皇帝负责，谁也无法专权。如宰相只负责政事，其以前所掌之军政由枢密院分割，宰相与枢密院号为“二府”；宰相以前所掌之财权由三司使分割。三司使地位仅次于宰相，称为“计相”。不仅如此，在这３项大权内部还要进一步分权。如担任宰相职务的不仅多人，而且并无定员。宋太祖用赵普为宰相，又用薛居正等３ 人为副相，称“参知政事”，牵制宰相，分割宰相在政治上的权力。再如枢密院虽负责全国军政，但它只掌军政令和调动部队，并不直接掌兵。直接掌兵的是“三衙”（或称“三司”）。三衙即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司。它们直接统辖禁军，负责禁军的管理、训练，但无权调遣军队。这样，三衙和枢密院互相牵制，禁军只有皇帝才能指挥。无论三衙将帅或枢密使，都无法利用军队发动政变。另外，日常统兵与战时统兵又有分别。三衙仅负责日常统兵，遇战事则由朝廷另行委派将帅统兵出征，战事结束兵归三衙，将还本职。这样，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统兵将帅亦难以发动兵变。财政之权也一样，虽由三司总负责，但三司下又有盐铁、度支、户部３个部门。其中，盐铁掌管工商业收入和兵器制造，度支掌管财政收支和粮食漕运，户部管理全国户籍、赋税和专卖等事，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其次，分权的实施还体现为官与职不一、名与实分开的制度上。宋朝中央的台、省、寺、监等机构，都是官无定员，也无专职。三省、六部、二十四司虽都各有长官，但如没有特别指令均不主管本司事务。因为宋朝的官员有官、职、差遣之不同。官，只是一种虚衔，作为叙级、定薪俸之用。宋初把尚书、侍郎等职称都列入这一类。职，亦称贴职，是一种清高的虚衔，只表示学识水平，也没有实权所掌，如秘阁修撰、龙图阁学士等属于这一类。宋朝的官员只有获得差遣，才能实际任职，执行具体职掌。朝官中的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外官中的知州、知县、转运使等都属于这一类。如宋太祖时的枢密直学士、兵部侍郎、参知政事薛居正，其官为兵部侍郎，即领兵部侍郎的俸禄；其职是枢密直学士，表示他具有枢密直学士的才识水平；其差遣参知政事，是其实职。宋朝一般的官员都是高官低差遣，领丰厚的俸禄，因此大家只注重差遣，并不注重徒有虚名的官位。即使官至尚书，差遣也可能只是个知州。这一制度的实行，避免了官员长期握有某方面的权力而专权，威胁皇权。另外，分权不仅体现在硬件———制度方面，还体现在软件———用人方面。为了防止任何人专权，宋朝统治者还往往以观点、作风不同之人共谋朝政，让他们彼此“异论相搅”，以达到“各不敢为非”的目的。这是两宋时期时常改革派与保守派共处一朝、主战派与主和派共居一堂的重要原因。如宋高宗初期主战派李纲、宗泽便不得不与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同朝。而宋朝的党争之风非常严重也与此不无关系。
分权的实施在地方上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在路级机构的设置上，由最初设置的诸路转运使司（简称“漕司”）负责监管地方财政，兼及行政监督，到后来又增设多种名目的路级监司。例如，提点刑狱司，简称“宪司”，主管司法；提举常平司，简称“仓司”，主管仓储；安抚使司，简称“帅司”，主管军务、治安。漕司、宪司、仓司、帅司合称“四监司”，它们互不统属不说，路之辖境的划分也不尽相同，或者虽相同而治所未必在一地。而且，它们既各有主管范围，又互有重叠，往往使之兼理它务。这样，四监司中哪个也不能在地方专权，老老实实听从中央的指挥。其次，在州一级机构的设置上，宋朝有一绝妙安排，即在长官知州之外另设“通判”一职。通判亦由朝廷直接派遣，但它既非知州的副职，又非其属官，地位微妙。通判不仅有权与知州共同处理州事，而且还负责监督知州的行动，并直接向朝廷报告地方情况，因此通判又称“监州”。各州公文均须知州和通判并署，方能生效。知州和通判互相牵制，既防止他们擅权跋扈，又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防止他们专权和培植私人势力。
通过以上各种措施，宋朝真正做到了“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最终集政权、财权、军权于皇帝一人，使专制主义又得到空前发展。
不仅如此，宋朝统治者对于历代均不能避免的宗室谋篡、外戚干政、宦官专权等问题也在制度上设计了种种预防措施。如规定除远亲外，宗室成员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担任官职也有诸多限制。尤其与前代不同的是，宋朝的皇子都不直接封王，而是先授予防御使之类的头衔，然后经由国公、郡王等级别，逐渐升至亲王，但亲王的子孙并不许袭爵。朝会班序亲王居于宰相之下，官属亦从简，等等。由于这一系列的防范措施，使得宋朝成为历代王朝中“家天下”色彩最为淡薄的，皇帝的家人、亲属、家奴等各种非理性政治因素对政治、社会的影响都被控制到最低的程度。
宋朝统治者所制定的上述制度，可谓用心良苦、思虑深远，几乎算无遗策，它确实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但弊病也是极大的。宋朝官僚制度最大的弊病在于防弊过当，矫枉过正，以至造成上下约束过紧，牵制过密，机构重叠，官员繁多，权力不专，权限不明，以及“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的严重后果。宋朝成为积贫积弱、苟且偷安的一个朝代，其深刻原因就在于此。
在思想学术层面，宋文化密致精细、完备成熟的特征体现为理学的构建。
理学，亦称道学，是以儒学为核心，经过儒、道、佛互相渗透而形成的一种比较完整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在宋朝形成，以后影响到元、明、清３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正统思想理论。
理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宋初，仍继续保持着文化多元的格局，儒学、佛教、道教均受到推崇，三教并立。中国第一部官刻的大藏经 《开宝藏》 就是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９７１年）开始起刻的。道教经典也在宋初被编为 《宝文统录》 和 《大宋开宫宝藏》。不过，在宋太祖、宋太宗时代，由于统治者正致力于统一全国，恢复残破的封建经济，还没有来得及大力宣扬儒学。直到王小波、李顺起义后，北宋统治者感觉到威胁，才开始逐步加强思想统治，兴起复兴儒家文化的运动。如宋朝政府设立了专为皇帝讲儒家经传的讲席———经筵，自太学生、翰林侍讲学士至崇政殿说书，皆充任讲官。咸平元年（公元９９８年），宋真宗一即位，就封孔子的第四十五代孙孔延世为“文宣王”。大中祥符元年（１００８年），他又亲自到曲阜孔庙行礼，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表示最高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
宋初统治者推崇儒学，以“明纲纪”为目的。出于加强统治的需要，宋王朝统治集团清楚地认识到，明纲纪必须修礼乐，修礼乐必须重儒术，否则就避免不了重蹈前代藩镇割据、君权旁落的覆辙。但尽管社会需要儒学的复兴与发展，需要它重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以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思想领域进行一统化统治的需要，并作为对全社会进行道德控制的工具，但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却抑制并阻碍着儒学的复兴和独尊。所以，从宋初到宋仁宗统治的末期，振兴儒学运动历时８０余年，并没有收到预期的社会效果。虽然，儒学的兴盛成为潮流，但佛教、道教的影响并未明显减弱。当时，不仅大多数普通百姓求仙拜佛，文人学士专心于佛老的也不在少数。
佛教、道教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不仅仅因为它们在中国生根已有千年的历史，它们的基本思想观念已渗透到民族文化的心理深层，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佛教、道教都有比较完备的思辨哲学体系和比较深厚的理论思维。它们对于宇宙本质、万物变迁、人心人性、善恶报应等问题的论说，都在高度抽象的概念中展开，使人感到高深莫测、神秘无比，因而不自觉地在主观意识上夸大了它们的作用。相形之下，儒学则显得浅显、粗疏，无论是对天道变化、宇宙生成的解释，还是君臣父子、尊卑上下的论证，都比较直观、通俗，缺乏系统的理论和高深的思辨。
有鉴于此，一些精通儒学的大师们，如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司马光等，放弃了以往恪守先儒之说的传统，以传统儒学为基本框架，以是否益于纲常名教作为价值尺度和取舍标准，对佛教、道教的思辨哲学进行研究，大量吸取其理论思维的成果，将佛教、道教的本体论、认识论与儒学的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结合起来，用新的思辨哲学论证封建道德纲常、等级秩序和专制集权的合理性、神圣性，并且力求解决道德起源与道德修养等重大理论问题，从而创立了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理学。
理学分为两派：一派属客观唯心主义，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一派属主观唯心主义，以陆九渊为代表。两宋的理学，表面上不谈鬼神和神仙，也不像西汉董仲舒那样鼓吹“天人感应”，而是提出一些新的命题，如“理”、“天理”、“心”、“性”、“人欲”等，对儒学重新做一番修补与阐释工夫，使之更加哲理化，因而也更加适应封建社会趋向没落时期统治者的需要。
二程就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是北宋洛阳（今河南洛阳）人，一同受业于周敦颐。因二人居住洛阳，所以其学世称“洛学”。他们提出一个“理”的哲学范畴，认为“理”是宇宙的本源，先事物而存在，它不仅创造天地万物，而且凌驾于物质之上。还认为，“理”是永恒不变的，这就是“天理”。进而，他们把封建伦理道德统统说成是符合“天理”的东西。如程颐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极力宣扬封建礼教，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思想，坚决反对寡妇再嫁。
陆九渊是南宋抚州（今江西临州）人，出身豪族地主家庭。其主观唯心主义是随着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深化变化而出现的。他的哲学称为“心学”，就是把“心”当作世界的本体，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他不承认人心之外有物质世界，认为客观世界只是人心的产物。他说：“心即理。”还说，心就是仁义。他把封建伦理道德和哲学联系在一起，提出要用“仁义”来破除百姓的物质欲望，反映出豪族地主对农民起义的极大恐惧。
两宋时期，朱熹对理学所做的贡献最大，因其思想体系渊源于二程，故后人称为“程朱学派”。朱熹祖籍南宋徽州（今属江西），出生在今福建。他学问广博，在经学、史学、文学及考释古籍等方面均有成就。他不仅确立起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并且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二程的观点，认为“理”或“天理”为天地万物的根源。他还提出“气”的范畴，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材料）”。他认为“理”是“超然于万物之上，广大无边”的，其充塞于宇宙，无处不在。最终他把“理”和封建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提出“理”就是“仁、义、礼、智”，并称：“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也就是说，三纲五常先天就产生了。由于“理”是永恒不变的，所以“纲常万年，磨灭不得”。朱熹认为人性中有“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天理”是至善的，“人欲”是万恶的，因此要“存天理，灭人欲”。他说：“天理人欲，相为消长分数。其为人也寡欲，则人欲分数少，故虽有不存者寡矣。不存者寡，则天理分数多矣。其为人也多欲，则人欲多分数，故虽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则是天理分数少也。”实际上，他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求百姓甘受封建统治，不要起来反抗。
理学的影响至深至远。比如，朱熹用“天理”遏制“人欲”，束缚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发展的主张，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得到全面推行，其结果是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逐渐向感情内向转化。今日中国人性格内向的特征就是肇始于宋文化。再如，中华民族“重义轻利”观念的形成也是肇始于理学。传统儒学并不排斥“利”，在谈到“义”与“利”时，讲的是“先义后利”，并无轻重之别，但理学把它发展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其结果是严重影响中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最终阻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成。
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特点是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强调自省、自律。它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个人内心世界，强调古已有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正因如此，使得宋文化在思想学术方面表现出十足的密致精细、完备成熟的特征。
宋文化密致精细、完备成熟的特征还体现为科学技术的发达。详见本章第一节。
三、精巧内趋 文气十足
宋文化独有的特征还有精巧内趋、文气十足。这一特征的形成，首先得益于宋朝“重文轻武”基本国策的长期实行。
“重文轻武”政策原则的确立也肇始于宋太祖，是他有鉴于五代时期军事将领拥兵夺权的教训而制定的基本国策。五代时期，政权的更替都是随着军权的得失而转移的。在短短５０多年的时间里，朝代换了５个，皇帝换了８个，连宋太祖自己也是利用手中的兵权篡位夺权当上皇帝的。因此，建隆二年（公元９６１年），刚刚当上皇帝不久，宋太祖便利用举行宴会之机，“杯酒释兵权”，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了宿将石守信（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王审琦（殿前都指挥使）、高怀德（殿前副都点检）等统领禁军的权力，同时顺势取消了殿前都点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３个禁军高级将领职位，改以资浅才庸的低级军官统领禁军，并由此确定下“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从宋太祖以后，宋朝统治者都有意识地压抑武将，抬高文官、士人的地位，提倡文治。如中央掌管军政的枢密使及地方军事长官皆用文官。宋太祖曾十分得意地对亲信大臣赵普说：“我现在派１００多个文人担任地方的藩镇，就算都去贪污，为害也不及武将的十分之一。”不仅如此，作战时也多以文臣担任统兵主帅。
其次，与两宋教育的发达和科举制的完备有关。两宋时期由于摆脱了士族地主政治的束缚，等级差别缩小，低级官僚子弟和寒素子弟都可以就学，从而便利了他们的成才。同时，宋朝政府还十分重视发展地方学校，如北宋末年曾“学校之设遍天下”，从而使知书达理的文人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例升高。与此同时，科举制也日臻完备。宋朝不仅形成了严格的３级考试和３年一考制度，而且考试手段更加完善，采取如搜身、弥封、誊录、锁院、别试等多种前所未有的防弊措施，力求做到公平竞争。两宋时，科举考试向读书人广泛开放，不问家世，一旦录取，即刻授官，且升迁前景远较其他仕途优越。科举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录取人数数倍于唐朝。据资料显示，唐朝登科总数为６ ６０３人，两宋则达到４５ ６４０人。两宋宰相９０%系科举出身。与唐朝相比，进士科已成为宋朝科举的主要名目，其他科目无足轻重。由于进士科主要考诗赋、经义，因此促使人们专心致志地埋头读儒家的书，读书人的群体规模也比以前增大了许多。
再次，与宋朝统治者重视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遗产整理有关。宋朝建立后，在戎马倥偬中收集书籍，又于民间广求亡书，校勘整理经史子集，编纂类书、史书和文献目录，大力进行图书建设。经济稍好，又重新建立被毁的“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另外还增设秘阁、龙图阁、天章阁，不仅发挥了藏书和整理古籍的巨大功能，而且还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文人贤哲。
由于“重文轻武”，以及教育发达、科举制完备，所以宋朝社会的整体文化素养超过汉唐时期，不仅文气十足，而且人才济济。如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朝就据有６位，即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明人徐有贞曾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此话并非虚言。
宋文化精巧内趋、文气十足特征的突出体现是词的创作。词是曲子词的简称，亦称长短句，是唐朝时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它最初流行于民间，后来才出现文人作品。唐末、五代时，词在文人手里有了发展，到宋朝时达于空前繁荣阶段。词是宋朝文学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流传至今的宋词超过两万首，词人１ ０００余家。宋词虽然与唐诗并称，分别为中国文学史上两个难以逾越的高峰，但是与唐诗含义阔大、形象众生、长于抒发远大志向相比，宋词就显得小而狭、巧而新、精而细了许多。词的特点是更加侧重音律与语言的契合，其造境摇曳空灵，其取径幽约怨悱，其寄托要眇怅惆。正因如此，它也更加便于文人骚客抒发内心的惆怅、哀怨、思念、追忆、悲切、失意及爱恋等情感，比诗更能称得上是文人的作品。在宋词中，尽管也有颇为阳刚的豪迈慷慨之作，如苏轼的 《念奴娇· 赤壁怀古》、岳飞的 《满江红》、辛弃疾的 《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 等，但其感人至深、引人入胜的还是那些婉约阴柔、情深意长之词。如柳永的 《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词中那难以割舍的恋情与离别之恨，以及终身失意的感慨，催人泪下。
再如，秦观的 《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爱情的真挚与纯洁，在词中得到充满激情的歌唱，令人心中顿涌无尽之爱。
又如，李清照的 《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卷帘西风，人比黄花瘦。
其词将因悲秋伤别而引起的无尽寂寞与相思情怀真挚地抒写出来，读来使人对其境遇充满了同情之心。
即使是岳飞这样背负“精忠报国”２０年、金戈铁马、烈火狂飙、南征北战、屡建大功的铮铮铁汉，也有逸致闲情、温柔旖旎、近于婉约的词作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词作中的淡淡伤情犹如万山磅礴中呜咽的流水，较之其壮怀激烈的 《满江红》 来说显得沉郁苍凉许多，也更能引人心动，令人含泪欲流。
由于词具有婉约阴柔、阳刚之气不足的文人特质，因此也更加适合女性表达细腻的情感。这就是为什么唐朝没有一流的女诗人，而宋朝却有一流的女词人———李清照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宋文化精巧内趋、文气十足的特征还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如绘画。宋朝的绘画强调融诗歌、书法于作品之中，富于潇洒高迈之气与优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而且宋朝十分盛行山水、花鸟画。与人物画相比较，山水画和花鸟画更适合文人的欣赏与爱好。再如古文。宋人的文章以舒徐和缓、阴柔澄定、明白晓。、平易近人为特色。著名的作品有范仲淹的 《岳阳楼记》、欧阳修的 《醉翁亭记》 和 《秋声赋》。还有如宋诗，其如纱如葛、思虑深沉，给人以别样的享受。王安石后期登山临水、咏物抒怀写景的小诗 《钟山即事》、《金山三首》 是宋诗的典型代表，后人评价它们是“雅丽精绝，脱去流俗”，被称为“王荆公体”。在生活方面，如饮茶、穿着等，也同样充满了浓郁的文人特质。宋人饮茶“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在服饰穿着上，宋人也是惟务洁净，以简朴清秀为雅。宋朝的瓷器制作更体现着这样的文化特征，其脱略繁丽丰腴，尚朴澹，重意态，努力迎合着文人的鉴赏品位。宋朝的名窑中，定窑（今河北曲阳）产胎质洁白如粉的白瓷，汝窑（今河南汝州）产温润敦厚的青瓷，钧窑（今河南禹州）产光彩夺目的绿色或紫色的窑变瓷器。官窑（今河南开封东南）产专供皇室使用的瓷器，颜色为粉青或淡青。哥窑（今浙江龙泉）产百圾碎。另外，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弟窑都生产晶莹如玉的瓷器。像唐三彩、唐五彩这样的花花绿绿作品，在宋朝是不多见的。
宋文化精巧内趋、文气十足的特征集中体现在宋徽宗身上。这个北宋亡国之君，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相反还有着一堆的毛病，但是在艺术方面却有着很高的造诣，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名垂青史、举足轻重的人物。宋徽宗在诗词、音乐、戏曲等方面都有广泛的爱好，尤其在书画方面，才艺最高。他自创的“瘦金体”，于书法史上独树一帜，成为后代楷模。在绘画上，他擅长山水、人物，尤其擅长花鸟，在花鸟画上的成就受到历代品评者极高的赞誉，在中国绘画史上成为花鸟画承上启下的重要画家。让这样的人当皇帝，真是历史的错误选择。
在宋文化这种精巧内趋、文气十足的氛围之下，隋唐文化尚武的精神气质早已飘散。宋军对外作战屡战屡败，它是重要原因之一。
一、内敛阴郁 悲凉雄壮
宋文化内敛阴郁、悲凉雄壮文化特征的形成，由外在和内在两方面因素造成：外在因素是两宋外部环境的“险恶”，内在因素则是宋朝“守内虚外”基本国策的实施。
宋朝的周边环境与前代王朝大不一样。前代王朝，像秦、汉、隋、唐，都是绝对强大，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无法与它们抗衡，双方冲突的结果都是以中原政权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而两宋时，由于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大，使两宋在与它们的对抗中不仅不占任何优势，反而吃尽苦头。
早在北宋建立之前，公元９１６年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即辽太祖）就已经在今东北地区和蒙古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契丹，公元９４７年改国号为辽。１０３８年，北宋第四位皇帝仁宗时，在今甘肃、宁夏，以及青海、陕西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又兴起了一个强大的党项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大夏，史称西夏，其第一任国君叫元昊。１２世纪初女真族又崛起于东北地区。１１１５年其首领完颜阿骨打（即金太祖）建立金国后迅速扩张势力，１０年后灭亡了辽国，随后又灭亡了北宋。１２０６年，更加强大的蒙古国在蒙古草原上建立。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对两宋构成长期的军事压力，压得两宋始终喘不过气来。
实际上，依综合国力计算，两宋王朝，尤其北宋并不比汉、唐差，而之所以对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屡战屡败，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与以前大不相同，它们本身的汉化程度非常高。如辽和西夏基本上已经发展到封建制阶段，同时又处在上升时期，国力强盛，再加上游牧部族活泼好动、剽悍勇猛、虚心好学、进取心强烈的特点，使得他们不仅能够与北宋王朝抗衡，而且还常常居于主动地位。以后的金和蒙古国，虽然刚建立时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制过渡阶段，但在与封建化的辽和西夏的接触中，尤其是在与宋朝的交往中，促使他们迅速地封建化。如金在占据黄河流域地区后，很快就完成了封建化过程。文化差异上的缩小使得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不仅能够与中原王朝抗衡，而且还能战而胜之。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朝北部缺少天险的屏护。在北宋建立前，公元９３６年，五代后晋的皇帝石敬瑭为了取得辽的支持，将幽云十六州（亦称燕云十六州），即今北京到大同一线，割送给了辽朝。幽云十六州地势险要，东到今河北遵化，西到今山西神池，北到长城，南到今天津及今河北河间、保定、繁峙、宁武一线，是防御中原地区的军事要地及重要屏障。这一地区割给辽后，使黄河以北的中原地区无险可守。辽和后来的金及蒙古都是从这里发动进攻南下中原的。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炅都曾竭力想夺回这一地区，对辽发动了几次战争，但无奈实力不济，均以失败告终，以后的北宋皇帝更加无所作为。所以，北宋的北部疆界始终没有推至华北平原北部的山区。较之前代那些强大王朝来说，北宋的国土面积要小许多。而北宋灭亡后，金的势力直抵长江流域，更可以随时南下威胁南宋。宋高宗建炎二年（１１２８年），金兵渡过长江，宋高宗被金兵追得在海上飘荡了好几个月不敢上岸。这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军队第一次渡过长江天险，其明示的危险信号是不言而喻的。北部天险的丧失，也是宋朝在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对抗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的重要原因。
当然，仅仅因为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强大、北部天险丧失，就使得两宋王朝疲弱不堪、认打认罚，未免有些牵强。外因还是要通过内因才起作用。造成两宋文化上述特征的最重要因素是宋朝所奉行的“守内虚外”政策。
“守内虚外”政策源于宋太祖。应该说，宋太祖确定“守内虚外”政策还是具有一定政治眼光的。首先，他通过总结前代王朝灭亡的历史经验认为，对自己王朝威胁最大的不是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而是国内农民的反抗斗争。这一论断的确实符合北宋建立后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现实。宋朝以前的各王朝刚建朝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一般都要限制地主的土地兼并，尽量改善一下农民的生存条件，如隋唐均田制的实行等。而宋朝由于是赵匡胤通过发动兵变，依靠手中的军权夺取最高统治权而建立的，没有经受过农民起义的洗礼，主观上不具备缓和阶级矛盾的条件。所以，北宋建立后不仅没有尽量缓和阶级矛盾，反而不立田制，听任地主兼并土地，激化了阶级矛盾。于是北宋建立后不久，全国绝大部分土地很快就被地主，尤其是官僚大地主所占有，广大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为此，宋朝政府将全国户籍分成主户和客户两大类。主户是占有土地、承担赋税的纳税户，分五等，其中上户三等约占总人口的１０%左右，却占有全国８０%以上的土地。客户则是没有土地的民户，靠给人佃耕为生。同时，北宋政权实行优恤官员的政策，凡官员都给优厚官俸，有钱、有米、有职田、有办公田、有柴草钱、有年节赏钱等，还有随从、当差人的衣粮等，并且不用服徭役。加之宋朝的官极多，宋真宗时为１万人，６０年后到英宗时已增加到２４ ０００人，到徽宗时官员数目比宋初增加了１０倍。因此，宋朝的贫富差距非常之大。结果，公元９９３年，北宋王朝建立仅仅３０多个年头后，四川地区就爆发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这次起义值得一提的是其“均贫富”口号的提出。这一口号的提出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它不仅表达了农民要求平均财富和土地的迫切愿望，而且标志着中国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正是由于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所以地主阶级镇压农民阶级的手段也必定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守内虚外”基本国策的制定和实施，就是宋朝统治者镇压农民反抗斗争的手段进一步提高的体现。
为了防范农民反抗斗争，宋朝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处处提防。如每遇灾荒之年即招募大量饥民入伍。此举既扩大了兵力，加强了镇压力量，又削弱了农民的反抗力量，是比较有效的。两宋时期没有发生过一次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与此不无关系。两宋时期著名的农民起义，除了前面提到的王小波、李顺起义以外，还有北宋末年徽帝宣和二年（１１２０年）爆发于今安徽、浙江一带的方腊起义，当时各地响应起义的有近百万之众。另外，南宋初年高宗建炎四年（１１３０年）洞庭湖区爆发的钟相、杨么起义也是规模比较大的一次，参加起义的人数曾达２０万人。这次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表明农民阶级已经从要求经济平等发展为要求政治上的平等，反抗水平进一步提高。钟相、杨么起义坚持数年，最后被以岳飞的“岳家军”为主的南宋军队镇压下去。
其次，宋太祖总结了唐朝以来藩镇割据、中央集权制衰弱的历史经验，对地方拥有过多军队心存芥蒂。于是，他把内外屯戍的士兵全都统属于禁军。禁军本来是皇帝的亲兵，但宋朝时凡中央直属部队都是禁军，由朝廷直接统辖，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宋朝的地方军队都是老弱不说，还不许进行军事训练，战斗力几乎为零。另外，宋太祖还确定了京师禁军能制外郡禁军的原则，即将禁军中的大部分驻守在京师及附近地区。如北宋初全国兵额３７万多，其中禁军有近２０万，近２０万禁军中，一半守卫京师，一半守边区和内郡。由于在边疆只驻守了少量的边防军，所以一旦遭遇外敌入侵，这些边防军根本抵御不住。
宋太祖确立下的这种“守内虚外”政策，为以后北宋、南宋的皇帝所奉行不替，成为两宋的基本国策。它的实行使两宋政府始终把统治重点放在内部，对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则采取消极防御态度，从而导致政治上一味妥协，军事上不求有功，经济上大量赔款，造成浓烈的内敛阴郁的文化特征。同时，由于这一政策的泛滥，使两宋最终都亡于少数民族政权———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亡国的痛楚又给两宋的文化抹上了浓厚的悲凉色彩，其最集中体现在两宋亡国君主的凄惨结局上。北宋亡国君主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父子被金人俘后，拘禁在遥远的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宋徽宗还算幸运，七八年后就死了，享年５３岁，少受了一些折磨。而宋钦宗过了近３０年的拘禁生活才死，享年５６岁，其所遭受的罪难以用语言表述。他们忍受的痛苦肯定包括日夜期盼赵构来救而最终却成为泡影的绝望。而南宋末帝赵昺的结局更加悲凉。年仅８岁的他，被元兵追至海里，无处可逃，最后由忠臣陆秀夫背负着投海而死。宋朝这样的结局，赵氏子孙这样的境遇，宋太祖肯定是料想不到的。
与此同时，面对少数民族政权咄咄逼人的攻势，一大批不甘被欺压和奴役的汉族民族英雄曾进行积极的抗争。但仍是由于“守内虚外”政策作祟，使他们全部以悲壮的结局告终，没有一个人实现还我河山、重整江山的抱负，使宋文化在具有内敛阴郁特征的同时，又具有沉重的悲凉雄壮之感。如北宋初年的杨业虽在对辽战争中屡建威名，但因文武不和，最终作战失败被俘，不屈绝食而死；南宋初年抗金名将岳飞虽让金兵闻风丧胆，但最终被一肚子私心杂念的宋高宗伙同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罪名害死；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在南宋灭亡４年之后，仍不肯降元，最后慷慨就义于元大都。其他如北宋末南宋初的李纲，任宰相７０多天即被宋高宗罢免，空有一腔热血却无处施展；北宋末南宋初名将宗泽，虽屡败金兵，但不被允许收复北方失地，最终忧愤成疾，临死时犹连呼“过河”者三；南宋初名将刘锜，虽连破金兵，但遭秦桧等人排挤，被剥夺兵权，最终忧愤而死；南宋末名将王坚在四川抵抗元军，致蒙古宪宗蒙哥重伤不治而亡，逼退蒙古军，但最后被奸臣贾似道排斥，郁郁而终；南宋末名将张珏，１８岁从军，在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陷落后仍在四川坚持抵抗，最后粮尽力竭，为元军所俘，愤恨自缢而死；南宋末李庭芝固守扬州，被俘的谢太后曾两次下诏劝降，他都坚决拒绝，并射杀使者，后转战泰州（今江苏泰州），元兵破城时，他投池自尽，因水浅未死，被俘，押回扬州，宁死不屈，直至被害；南宋末爱国志士、白潞洲书院创始人江万里，晚年住在广信（今江西上饶市），元军攻入广信，他投池而死，以身殉国；南宋末张世杰，与陆秀夫奉末帝赵昺居厓山（今广东新会南），与元兵大战，元将派其外甥招降，他回答：“愿学古代忠臣，死不移志。”继续忍着饥渴与元军决战，兵败后不得不漂流海上，得知皇帝已死，部下劝他上岸，被他拒绝，最后船坏溺水而死。陆秀夫则先拔剑逼迫妻子跳海，然后自己背负赵昺投海而亡。当时船上官兵、家属随之投海者甚多，７天后海面浮起上万的死尸，场面何其悲壮！
宋文化悲凉雄壮的特征还体现这些民族英雄的词作和诗作中。著名词作如岳飞的 《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眼望、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还有辛弃疾的 《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著名的诗作如陆游的 《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还有文天祥的 《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些诗词作品字里行间中所透露出的那种浓郁的悲凉雄壮感，令人既感到振奋，又觉得辛酸，心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难以名状的伤感和压抑感。尤其，当想到由于南宋的灭亡使陆游所企盼的“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家祭”永远无法举行时，这样的心理感受就更加沉重了。
二、致密精细 完备成熟
宋文化致密精细、完备成熟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在政治制度层面，二在思想学术层面。
在政治制度层面，无论是防范农民的反抗斗争，还是提防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对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不利的潜在威胁，宋朝统治者都殚精竭虑，制定出一套设计致密、考虑周到的制度，几乎将一切不利于宋王朝长治久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完备与成熟。
针对农民的反抗斗争，除了上述遇灾荒之年即招募大量饥民入伍的防范措施以外，宋朝政府还格外加重了对“贼盗”的惩罚，力图压制农民的“不轨”行为。如规定持械杀人的“贼”，不分情节，不分首犯从犯，一律重杖处死。除了宋朝的根本大法 《宋刑统》 将严惩的锋芒主要指向贼盗犯罪外，宋朝政府还颁行一些特别法，进一步加强镇压，如北宋仁宗嘉祐年间（１０５６—１０６３年）颁行的 《重法地法》。该法规定对于在开封府及附近州县的贼盗犯罪须加重处罚，以后“重法地”又扩大到全国许多其他州县。此外，还有北宋神宗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创立的 《盗贼重法》。该法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江海船栰之中”为重法对象，规定即使不在重法地之内，这些犯罪亦以重论，而且还要株连家属，没收财产，对于窝赃包庇和累犯惯犯等也要严惩。宋朝的这些立法明显重于唐律，显现出阶级矛盾趋于尖锐化的社会现实。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行之有效，前述两宋没有爆发过一次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与这些法律的实施不无关系。
针对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对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不利的潜在威胁，宋朝的统治者更是制定了一套“收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官僚体制，将官员反叛、背叛皇权的可能性压缩到最小限度。其中，“收权”主要针对地方，即尽量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加强中央集权；“分权”则体现在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机构中，即不使任何官员可以专任其权，且令官员之间互相牵制，以加强专制皇权。所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宋朝又得到进一步加强。
收权的实施首先体现在剥夺节度使的权力上。唐朝后期和五代时期，节度使大权在握，称霸地方，不服中央，造成严重的藩镇割据局面。宋朝建立后，先规定节度使只负责驻节所在州的政事，其藩镇境内其余各州不再由其领导，而直接隶属朝廷。此举使节度使的行政权力大为缩减，降低到与州长官相等，仅级别稍高些。稍后，又禁止节度使掌握实权，把这一职务变成元老重臣出守地方的虚衔，而将地方军政实权归于州长官，这样节度使问题被顺利解决。其次体现在严格控制州县长官上。宋朝的地方行政虽沿用唐朝的州、县两级制，但控制极严。各州长官称“权知军州事”，简称“知州”，均由中央委任朝廷文官担任，３年一换，而且本地人还不能在本地做官。县长官———知县亦由中央选派京官出任。这些出任地方长官的官员，都带着原来的中央官衔，他们位高权重，威慑地方。北宋初年，符彦卿久镇大名府，专横一时，但当朝官周渭知永济县时，符彦卿郊迎，周渭只在马上拱揖答礼，他也无可奈何。再次体现在控制地方财权上。唐朝后期各地藩镇的财赋收入多自己留充军费，很少有人上交朝廷。五代时藩镇更加骄横，租赋根本不入朝廷。有鉴于此，宋太祖于乾德二年（公元９６４年）下令，从这一年起，各州郡的民租和专卖收入，除地方必要开支外，所有钱币绢帛之类，都要送到京师。第二年又重申，各州除留少数必要费用外，全部解送京师，不许扣留。中央政府还派出朝官１８人分驻各地，收受民间租税。宋太宗时朝官驻各州监督收税成为定制。乾德三年（公元９６５年），北宋政府又开始设置转运使，总管各道财赋。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９９７年），改道为路，全国分为１５路（后增至２６路）。转运使是路一级的常设官员，主管某一路所属州郡的财政税收和水陆转运。宋太宗还规定各路转运使要轮流到京师报告当地财政情况。此举改变了过去节度使把持地方财政，以大量财物留使、留州的现象，消除了地方割据的财政基础。
分权的实施首先体现为中央的政事、军事和财政３项大权由３个互不统属的平行机构掌握，它们分别对皇帝负责，谁也无法专权。如宰相只负责政事，其以前所掌之军政由枢密院分割，宰相与枢密院号为“二府”；宰相以前所掌之财权由三司使分割。三司使地位仅次于宰相，称为“计相”。不仅如此，在这３项大权内部还要进一步分权。如担任宰相职务的不仅多人，而且并无定员。宋太祖用赵普为宰相，又用薛居正等３ 人为副相，称“参知政事”，牵制宰相，分割宰相在政治上的权力。再如枢密院虽负责全国军政，但它只掌军政令和调动部队，并不直接掌兵。直接掌兵的是“三衙”（或称“三司”）。三衙即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司。它们直接统辖禁军，负责禁军的管理、训练，但无权调遣军队。这样，三衙和枢密院互相牵制，禁军只有皇帝才能指挥。无论三衙将帅或枢密使，都无法利用军队发动政变。另外，日常统兵与战时统兵又有分别。三衙仅负责日常统兵，遇战事则由朝廷另行委派将帅统兵出征，战事结束兵归三衙，将还本职。这样，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统兵将帅亦难以发动兵变。财政之权也一样，虽由三司总负责，但三司下又有盐铁、度支、户部３个部门。其中，盐铁掌管工商业收入和兵器制造，度支掌管财政收支和粮食漕运，户部管理全国户籍、赋税和专卖等事，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其次，分权的实施还体现为官与职不一、名与实分开的制度上。宋朝中央的台、省、寺、监等机构，都是官无定员，也无专职。三省、六部、二十四司虽都各有长官，但如没有特别指令均不主管本司事务。因为宋朝的官员有官、职、差遣之不同。官，只是一种虚衔，作为叙级、定薪俸之用。宋初把尚书、侍郎等职称都列入这一类。职，亦称贴职，是一种清高的虚衔，只表示学识水平，也没有实权所掌，如秘阁修撰、龙图阁学士等属于这一类。宋朝的官员只有获得差遣，才能实际任职，执行具体职掌。朝官中的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外官中的知州、知县、转运使等都属于这一类。如宋太祖时的枢密直学士、兵部侍郎、参知政事薛居正，其官为兵部侍郎，即领兵部侍郎的俸禄；其职是枢密直学士，表示他具有枢密直学士的才识水平；其差遣参知政事，是其实职。宋朝一般的官员都是高官低差遣，领丰厚的俸禄，因此大家只注重差遣，并不注重徒有虚名的官位。即使官至尚书，差遣也可能只是个知州。这一制度的实行，避免了官员长期握有某方面的权力而专权，威胁皇权。另外，分权不仅体现在硬件———制度方面，还体现在软件———用人方面。为了防止任何人专权，宋朝统治者还往往以观点、作风不同之人共谋朝政，让他们彼此“异论相搅”，以达到“各不敢为非”的目的。这是两宋时期时常改革派与保守派共处一朝、主战派与主和派共居一堂的重要原因。如宋高宗初期主战派李纲、宗泽便不得不与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同朝。而宋朝的党争之风非常严重也与此不无关系。
分权的实施在地方上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在路级机构的设置上，由最初设置的诸路转运使司（简称“漕司”）负责监管地方财政，兼及行政监督，到后来又增设多种名目的路级监司。例如，提点刑狱司，简称“宪司”，主管司法；提举常平司，简称“仓司”，主管仓储；安抚使司，简称“帅司”，主管军务、治安。漕司、宪司、仓司、帅司合称“四监司”，它们互不统属不说，路之辖境的划分也不尽相同，或者虽相同而治所未必在一地。而且，它们既各有主管范围，又互有重叠，往往使之兼理它务。这样，四监司中哪个也不能在地方专权，老老实实听从中央的指挥。其次，在州一级机构的设置上，宋朝有一绝妙安排，即在长官知州之外另设“通判”一职。通判亦由朝廷直接派遣，但它既非知州的副职，又非其属官，地位微妙。通判不仅有权与知州共同处理州事，而且还负责监督知州的行动，并直接向朝廷报告地方情况，因此通判又称“监州”。各州公文均须知州和通判并署，方能生效。知州和通判互相牵制，既防止他们擅权跋扈，又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防止他们专权和培植私人势力。
通过以上各种措施，宋朝真正做到了“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最终集政权、财权、军权于皇帝一人，使专制主义又得到空前发展。
不仅如此，宋朝统治者对于历代均不能避免的宗室谋篡、外戚干政、宦官专权等问题也在制度上设计了种种预防措施。如规定除远亲外，宗室成员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担任官职也有诸多限制。尤其与前代不同的是，宋朝的皇子都不直接封王，而是先授予防御使之类的头衔，然后经由国公、郡王等级别，逐渐升至亲王，但亲王的子孙并不许袭爵。朝会班序亲王居于宰相之下，官属亦从简，等等。由于这一系列的防范措施，使得宋朝成为历代王朝中“家天下”色彩最为淡薄的，皇帝的家人、亲属、家奴等各种非理性政治因素对政治、社会的影响都被控制到最低的程度。
宋朝统治者所制定的上述制度，可谓用心良苦、思虑深远，几乎算无遗策，它确实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但弊病也是极大的。宋朝官僚制度最大的弊病在于防弊过当，矫枉过正，以至造成上下约束过紧，牵制过密，机构重叠，官员繁多，权力不专，权限不明，以及“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的严重后果。宋朝成为积贫积弱、苟且偷安的一个朝代，其深刻原因就在于此。
在思想学术层面，宋文化密致精细、完备成熟的特征体现为理学的构建。
理学，亦称道学，是以儒学为核心，经过儒、道、佛互相渗透而形成的一种比较完整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在宋朝形成，以后影响到元、明、清３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正统思想理论。
理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宋初，仍继续保持着文化多元的格局，儒学、佛教、道教均受到推崇，三教并立。中国第一部官刻的大藏经 《开宝藏》 就是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９７１年）开始起刻的。道教经典也在宋初被编为 《宝文统录》 和 《大宋开宫宝藏》。不过，在宋太祖、宋太宗时代，由于统治者正致力于统一全国，恢复残破的封建经济，还没有来得及大力宣扬儒学。直到王小波、李顺起义后，北宋统治者感觉到威胁，才开始逐步加强思想统治，兴起复兴儒家文化的运动。如宋朝政府设立了专为皇帝讲儒家经传的讲席———经筵，自太学生、翰林侍讲学士至崇政殿说书，皆充任讲官。咸平元年（公元９９８年），宋真宗一即位，就封孔子的第四十五代孙孔延世为“文宣王”。大中祥符元年（１００８年），他又亲自到曲阜孔庙行礼，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表示最高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
宋初统治者推崇儒学，以“明纲纪”为目的。出于加强统治的需要，宋王朝统治集团清楚地认识到，明纲纪必须修礼乐，修礼乐必须重儒术，否则就避免不了重蹈前代藩镇割据、君权旁落的覆辙。但尽管社会需要儒学的复兴与发展，需要它重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以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思想领域进行一统化统治的需要，并作为对全社会进行道德控制的工具，但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却抑制并阻碍着儒学的复兴和独尊。所以，从宋初到宋仁宗统治的末期，振兴儒学运动历时８０余年，并没有收到预期的社会效果。虽然，儒学的兴盛成为潮流，但佛教、道教的影响并未明显减弱。当时，不仅大多数普通百姓求仙拜佛，文人学士专心于佛老的也不在少数。
佛教、道教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不仅仅因为它们在中国生根已有千年的历史，它们的基本思想观念已渗透到民族文化的心理深层，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佛教、道教都有比较完备的思辨哲学体系和比较深厚的理论思维。它们对于宇宙本质、万物变迁、人心人性、善恶报应等问题的论说，都在高度抽象的概念中展开，使人感到高深莫测、神秘无比，因而不自觉地在主观意识上夸大了它们的作用。相形之下，儒学则显得浅显、粗疏，无论是对天道变化、宇宙生成的解释，还是君臣父子、尊卑上下的论证，都比较直观、通俗，缺乏系统的理论和高深的思辨。
有鉴于此，一些精通儒学的大师们，如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司马光等，放弃了以往恪守先儒之说的传统，以传统儒学为基本框架，以是否益于纲常名教作为价值尺度和取舍标准，对佛教、道教的思辨哲学进行研究，大量吸取其理论思维的成果，将佛教、道教的本体论、认识论与儒学的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结合起来，用新的思辨哲学论证封建道德纲常、等级秩序和专制集权的合理性、神圣性，并且力求解决道德起源与道德修养等重大理论问题，从而创立了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理学。
理学分为两派：一派属客观唯心主义，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一派属主观唯心主义，以陆九渊为代表。两宋的理学，表面上不谈鬼神和神仙，也不像西汉董仲舒那样鼓吹“天人感应”，而是提出一些新的命题，如“理”、“天理”、“心”、“性”、“人欲”等，对儒学重新做一番修补与阐释工夫，使之更加哲理化，因而也更加适应封建社会趋向没落时期统治者的需要。
二程就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是北宋洛阳（今河南洛阳）人，一同受业于周敦颐。因二人居住洛阳，所以其学世称“洛学”。他们提出一个“理”的哲学范畴，认为“理”是宇宙的本源，先事物而存在，它不仅创造天地万物，而且凌驾于物质之上。还认为，“理”是永恒不变的，这就是“天理”。进而，他们把封建伦理道德统统说成是符合“天理”的东西。如程颐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极力宣扬封建礼教，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思想，坚决反对寡妇再嫁。
陆九渊是南宋抚州（今江西临州）人，出身豪族地主家庭。其主观唯心主义是随着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深化变化而出现的。他的哲学称为“心学”，就是把“心”当作世界的本体，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他不承认人心之外有物质世界，认为客观世界只是人心的产物。他说：“心即理。”还说，心就是仁义。他把封建伦理道德和哲学联系在一起，提出要用“仁义”来破除百姓的物质欲望，反映出豪族地主对农民起义的极大恐惧。
两宋时期，朱熹对理学所做的贡献最大，因其思想体系渊源于二程，故后人称为“程朱学派”。朱熹祖籍南宋徽州（今属江西），出生在今福建。他学问广博，在经学、史学、文学及考释古籍等方面均有成就。他不仅确立起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并且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二程的观点，认为“理”或“天理”为天地万物的根源。他还提出“气”的范畴，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材料）”。他认为“理”是“超然于万物之上，广大无边”的，其充塞于宇宙，无处不在。最终他把“理”和封建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提出“理”就是“仁、义、礼、智”，并称：“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也就是说，三纲五常先天就产生了。由于“理”是永恒不变的，所以“纲常万年，磨灭不得”。朱熹认为人性中有“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天理”是至善的，“人欲”是万恶的，因此要“存天理，灭人欲”。他说：“天理人欲，相为消长分数。其为人也寡欲，则人欲分数少，故虽有不存者寡矣。不存者寡，则天理分数多矣。其为人也多欲，则人欲多分数，故虽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则是天理分数少也。”实际上，他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求百姓甘受封建统治，不要起来反抗。
理学的影响至深至远。比如，朱熹用“天理”遏制“人欲”，束缚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发展的主张，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得到全面推行，其结果是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逐渐向感情内向转化。今日中国人性格内向的特征就是肇始于宋文化。再如，中华民族“重义轻利”观念的形成也是肇始于理学。传统儒学并不排斥“利”，在谈到“义”与“利”时，讲的是“先义后利”，并无轻重之别，但理学把它发展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其结果是严重影响中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最终阻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成。
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特点是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强调自省、自律。它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个人内心世界，强调古已有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正因如此，使得宋文化在思想学术方面表现出十足的密致精细、完备成熟的特征。
宋文化密致精细、完备成熟的特征还体现为科学技术的发达。详见本章第一节。
三、精巧内趋 文气十足
宋文化独有的特征还有精巧内趋、文气十足。这一特征的形成，首先得益于宋朝“重文轻武”基本国策的长期实行。
“重文轻武”政策原则的确立也肇始于宋太祖，是他有鉴于五代时期军事将领拥兵夺权的教训而制定的基本国策。五代时期，政权的更替都是随着军权的得失而转移的。在短短５０多年的时间里，朝代换了５个，皇帝换了８个，连宋太祖自己也是利用手中的兵权篡位夺权当上皇帝的。因此，建隆二年（公元９６１年），刚刚当上皇帝不久，宋太祖便利用举行宴会之机，“杯酒释兵权”，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了宿将石守信（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王审琦（殿前都指挥使）、高怀德（殿前副都点检）等统领禁军的权力，同时顺势取消了殿前都点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３个禁军高级将领职位，改以资浅才庸的低级军官统领禁军，并由此确定下“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从宋太祖以后，宋朝统治者都有意识地压抑武将，抬高文官、士人的地位，提倡文治。如中央掌管军政的枢密使及地方军事长官皆用文官。宋太祖曾十分得意地对亲信大臣赵普说：“我现在派１００多个文人担任地方的藩镇，就算都去贪污，为害也不及武将的十分之一。”不仅如此，作战时也多以文臣担任统兵主帅。
其次，与两宋教育的发达和科举制的完备有关。两宋时期由于摆脱了士族地主政治的束缚，等级差别缩小，低级官僚子弟和寒素子弟都可以就学，从而便利了他们的成才。同时，宋朝政府还十分重视发展地方学校，如北宋末年曾“学校之设遍天下”，从而使知书达理的文人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例升高。与此同时，科举制也日臻完备。宋朝不仅形成了严格的３级考试和３年一考制度，而且考试手段更加完善，采取如搜身、弥封、誊录、锁院、别试等多种前所未有的防弊措施，力求做到公平竞争。两宋时，科举考试向读书人广泛开放，不问家世，一旦录取，即刻授官，且升迁前景远较其他仕途优越。科举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录取人数数倍于唐朝。据资料显示，唐朝登科总数为６ ６０３人，两宋则达到４５ ６４０人。两宋宰相９０%系科举出身。与唐朝相比，进士科已成为宋朝科举的主要名目，其他科目无足轻重。由于进士科主要考诗赋、经义，因此促使人们专心致志地埋头读儒家的书，读书人的群体规模也比以前增大了许多。
再次，与宋朝统治者重视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遗产整理有关。宋朝建立后，在戎马倥偬中收集书籍，又于民间广求亡书，校勘整理经史子集，编纂类书、史书和文献目录，大力进行图书建设。经济稍好，又重新建立被毁的“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另外还增设秘阁、龙图阁、天章阁，不仅发挥了藏书和整理古籍的巨大功能，而且还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文人贤哲。
由于“重文轻武”，以及教育发达、科举制完备，所以宋朝社会的整体文化素养超过汉唐时期，不仅文气十足，而且人才济济。如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朝就据有６位，即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明人徐有贞曾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此话并非虚言。
宋文化精巧内趋、文气十足特征的突出体现是词的创作。词是曲子词的简称，亦称长短句，是唐朝时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它最初流行于民间，后来才出现文人作品。唐末、五代时，词在文人手里有了发展，到宋朝时达于空前繁荣阶段。词是宋朝文学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流传至今的宋词超过两万首，词人１ ０００余家。宋词虽然与唐诗并称，分别为中国文学史上两个难以逾越的高峰，但是与唐诗含义阔大、形象众生、长于抒发远大志向相比，宋词就显得小而狭、巧而新、精而细了许多。词的特点是更加侧重音律与语言的契合，其造境摇曳空灵，其取径幽约怨悱，其寄托要眇怅惆。正因如此，它也更加便于文人骚客抒发内心的惆怅、哀怨、思念、追忆、悲切、失意及爱恋等情感，比诗更能称得上是文人的作品。在宋词中，尽管也有颇为阳刚的豪迈慷慨之作，如苏轼的 《念奴娇· 赤壁怀古》、岳飞的 《满江红》、辛弃疾的 《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 等，但其感人至深、引人入胜的还是那些婉约阴柔、情深意长之词。如柳永的 《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词中那难以割舍的恋情与离别之恨，以及终身失意的感慨，催人泪下。
再如，秦观的 《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爱情的真挚与纯洁，在词中得到充满激情的歌唱，令人心中顿涌无尽之爱。
又如，李清照的 《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卷帘西风，人比黄花瘦。
其词将因悲秋伤别而引起的无尽寂寞与相思情怀真挚地抒写出来，读来使人对其境遇充满了同情之心。
即使是岳飞这样背负“精忠报国”２０年、金戈铁马、烈火狂飙、南征北战、屡建大功的铮铮铁汉，也有逸致闲情、温柔旖旎、近于婉约的词作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词作中的淡淡伤情犹如万山磅礴中呜咽的流水，较之其壮怀激烈的 《满江红》 来说显得沉郁苍凉许多，也更能引人心动，令人含泪欲流。
由于词具有婉约阴柔、阳刚之气不足的文人特质，因此也更加适合女性表达细腻的情感。这就是为什么唐朝没有一流的女诗人，而宋朝却有一流的女词人———李清照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宋文化精巧内趋、文气十足的特征还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如绘画。宋朝的绘画强调融诗歌、书法于作品之中，富于潇洒高迈之气与优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而且宋朝十分盛行山水、花鸟画。与人物画相比较，山水画和花鸟画更适合文人的欣赏与爱好。再如古文。宋人的文章以舒徐和缓、阴柔澄定、明白晓。、平易近人为特色。著名的作品有范仲淹的 《岳阳楼记》、欧阳修的 《醉翁亭记》 和 《秋声赋》。还有如宋诗，其如纱如葛、思虑深沉，给人以别样的享受。王安石后期登山临水、咏物抒怀写景的小诗 《钟山即事》、《金山三首》 是宋诗的典型代表，后人评价它们是“雅丽精绝，脱去流俗”，被称为“王荆公体”。在生活方面，如饮茶、穿着等，也同样充满了浓郁的文人特质。宋人饮茶“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在服饰穿着上，宋人也是惟务洁净，以简朴清秀为雅。宋朝的瓷器制作更体现着这样的文化特征，其脱略繁丽丰腴，尚朴澹，重意态，努力迎合着文人的鉴赏品位。宋朝的名窑中，定窑（今河北曲阳）产胎质洁白如粉的白瓷，汝窑（今河南汝州）产温润敦厚的青瓷，钧窑（今河南禹州）产光彩夺目的绿色或紫色的窑变瓷器。官窑（今河南开封东南）产专供皇室使用的瓷器，颜色为粉青或淡青。哥窑（今浙江龙泉）产百圾碎。另外，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弟窑都生产晶莹如玉的瓷器。像唐三彩、唐五彩这样的花花绿绿作品，在宋朝是不多见的。
宋文化精巧内趋、文气十足的特征集中体现在宋徽宗身上。这个北宋亡国之君，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相反还有着一堆的毛病，但是在艺术方面却有着很高的造诣，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名垂青史、举足轻重的人物。宋徽宗在诗词、音乐、戏曲等方面都有广泛的爱好，尤其在书画方面，才艺最高。他自创的“瘦金体”，于书法史上独树一帜，成为后代楷模。在绘画上，他擅长山水、人物，尤其擅长花鸟，在花鸟画上的成就受到历代品评者极高的赞誉，在中国绘画史上成为花鸟画承上启下的重要画家。让这样的人当皇帝，真是历史的错误选择。
在宋文化这种精巧内趋、文气十足的氛围之下，隋唐文化尚武的精神气质早已飘散。宋军对外作战屡战屡败，它是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