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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文化多元性特征的主要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多元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胡汉文化的交相辉映，以及“二学二教”的争衡融合两个方面。
一、胡汉文化交相辉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胡人与战国秦汉时期已大不一样，他们早已摆脱不知中原礼仪的状态，许多人甚至成为谙熟汉族典章的饱学之士。如汉国建立者匈奴人刘渊就非常喜好《春秋左氏传》、《孙子兵法》、《吴起兵法》 等，甚至能熟读成诵。他曾以非凡的仪容机鉴折服了晋武帝司马炎等汉族士族。后赵的建立者羯族人石勒自比汉族开国君主，自谓能与汉光武并驱中原。他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曾在军中专设“君子营”以处士大夫，将不少失意的士人和下层世族吸收到自己身边。他十分信任汉族失意士人张宾，对他言听计从，用为主谋，即位后曾明令不得侮辱“衣冠华族”。为了维护统治，他还十分注意“核定户口，劝课农桑”，并大力提倡经学，设立太学，用考试和保荐的方法选拔官员，实行一套汉族封建统治的办法。
实际上，十六国前期诸胡族政权的统治者大多数都具有较强的汉化倾向，其中尤以汉国、前燕、前秦为最。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英雄人物由于还没有沾染上中原士族的“膏粱豢养之气”，尚保持着本民族雄爽劲悍、能骑善射的本色，因而处在汉化过程中最有生气和最具进取精神的阶段。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认识胡汉文化各自的长处和弱点，能以进取者的眼光对汉族文化进行有选择的吸收。不仅如此，他们在入主中原后，在汉族地主的导引下，还迅即接过了汉族传统文化的旗帜，通过实行“弃毡裘，袭冠带，释介胄，开庠序”等文化举措，广泛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再造工程，从而使中原文化并未因汉族政权的失势而有任何的间断。如石勒称赵王时袭用的是西晋天子的礼乐，其他胡族政权更是仿效汉族王朝的典章礼乐来构筑自己的政治结构。在戎马倥偬中，广修学宫，复兴学校，留心儒教，祭祀孔子，努力恢复汉族文化，几乎成了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奉行不变的基本国策。
在这场胡族汉化交流的大洪流中，鲜卑族皇帝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公元４６７—４９９年）在公元５世纪末进行的汉化改革是不得不提的一件大事。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第六位皇帝，５岁即位，先由太皇太后冯氏秉政，到他１９岁时冯氏死才得以亲政。亲政后，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洛阳。
北魏以前的首都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位置偏北，远离中原，不利于统治。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更重要的是使鲜卑族广泛地接受先进汉文化，消除鲜卑族和汉族之间的隔阂，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拉拢汉族地主士大夫，巩固北魏统治，孝文帝决定迁都。迁都问题一经提出，立刻在北魏朝廷中引起巨大震动，遭到许多贵族、官员的强烈反对。不得已，孝文帝宣布大举南伐，远征江南的南朝齐。太和十七年（公元４９３年），孝文帝率领２０万大军，号称３０万，开始“南伐”。大军开到洛阳时，天连降大雨，道路泥泞，但孝文帝仍“戎服执鞭，御马而出”，表示要继续南进。群臣跪在马前叩头，请求他不要再南进，否则必败无疑。孝文帝乘机说：“若不南进，即当移都于此。”于是孝文帝下令，愿意迁都的统统站在右边，不愿意的站在左边。结果随军贵族、官吏都纷纷站在右边，山呼万岁，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计划顺利完成。洛阳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迁都于此对北魏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孝文帝在迁都前后，还颁行了一系列汉化措施。一是改鲜卑姓为汉姓，如把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所以孝文帝拓跋宏又叫元宏；把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把步六孤氏改为陆氏；把达溪氏改为奚氏；把乙旃氏改为叔孙氏等。二是禁止鲜卑人穿本民族的服装，一律改穿汉装。孝文帝模仿南朝汉族官服制定北魏官服，并亲自向群臣颁赐。一次，他在街上看见有鲜卑族妇女仍穿自己的民族服装，大为恼火，把群臣责备一番，以后汉服逐渐推广开来。三是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鼓励鲜卑人和汉族人结婚。孝文帝把汉族的高门世族列为甲、乙、丙、丁４等，并亲自制定条例，规定鲜卑族的“八大姓”———穆、陆、贺、刘、楼、于、嵇、尉与汉族头等贵族崔、卢、李、郑４姓门第相当。他自己亲娶汉族大姓女为妃，以示提倡，又为他的弟弟们娶汉族大姓女为正妃，而把原来鲜卑族的正妃降为侧室。四是禁止说胡话，改说汉话。具体规定是，３０岁以上的人可以慢慢改，３０岁以下的人立即就改，在朝廷为官的再说胡语要降职。另外，孝文帝还参照南朝的汉族典章制度，重订了官制朝仪等。
孝文帝改革的决心是极大的。他的改革一直遭到一些鲜卑贵族的阻挠和反对，甚至他的太子拓跋恂也反对改革，阴谋发动叛乱，结果被孝文帝废为庶人，后用药酒毒死；一些反对迁都和改革的贵族在平城多次阴谋起兵，打算另立一国，也都被孝文帝坚决地镇压下去了。改革最终获得成功。孝文帝改革的成功既是十六国以来民族融合的总结，也是民族融合的结晶，同时极大地推动了北方各民族的融合，为中国文化的进一步成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族文化在吸收汉族文化的同时，也将自己的精华带入中原地区，如桌、椅、板凳等。桌、椅、板凳传入后，改变了汉族人席地而坐的传统习俗。另外，今天汉语中带“胡”字的东西，如胡笳、胡瓜、胡饼、胡床等，也基本上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由胡族带入中原的。还有，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均田制、府兵制等都是由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领袖确立和建立起来的。均田制是北魏孝文帝下令开始实行的，府兵制则是西魏权臣宇文泰创立的。宇文泰也是鲜卑人。均田制是将国有土地授给农民，由国家直接剥削农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豪强地主对农民的盘剥，缓和了农民的反抗，并对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开垦荒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等都具有的积极作用。府兵制则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将军户单立，军人平时务农，农隙练兵，征发时自带兵器资粮。该制度对于保障兵源、提高军队战斗力有积极作用。这两项制度为以后隋唐两代所继承，并对唐朝的繁盛做出了贡献。
二、“二学二教”争衡融合
“二学”即儒学与玄学，“二教”即佛教与道教。除儒学以外，玄学、佛教、道教都是这一时期新兴的学说，由于它们的兴起，使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出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格局。但由于自西汉中期儒家学说被确立为正统以来，３００多年过去了，中国文化的儒家化倾向已成定局，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受到它很深的影响，其他学术派别无论是批判讥讽，抑或与之抗衡；无论是取其精华，抑或敬而远之，都不能取而代之，所以不似春秋战国时没有主流与非主流、正统与非正统之别，各种派别可以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发展那种样子了。
（一）玄学的兴起及其基本内容
玄学的创始人是曹魏正始年间（公元２４０—２４８年，齐王曹芳年号）的何宴、王弼；发展于西晋元康年间（公元２９１—２９９年，晋惠帝司马衷年号），代表人物是嵇康、阮籍；最后完成于西晋永嘉年间（公元３０７—３１２年，晋怀帝司马炽年号），代表人物是向秀、郭向。这些人生活在魏晋之间，因而“玄学”又往往称为“魏晋玄学”。
与世界上任何事情的发生、发展、灭亡都需要一定历史条件一样，玄学的兴起也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之所以兴起，根本原因是统治者的需要。魏晋时期，黄巾起义的风暴刚刚过去，曹氏和司马氏两个豪强地主集团的权力之争又激烈展开。这样，地主阶级一方面需要防范农民起义的再起，另一方面又要适应政治舞台上攘夺纷争的局面，所以极力要寻求出一种新的思想工具，于是坐谈玄理的“玄学”便应运而生了。
所谓“玄学”，就是玄虚之学。它是从老庄哲学发展而来的，属于唯心主义哲学。其哲学宗旨是“贵无”，即认为“无”是宇宙万物这些实际存在的“有”的本源，从“无”中产生万物，即“无中生有”。其思想特点是糅合儒道，儒道并蓄，如宣称“名教出于自然”，并推崇 《老子》、《庄子》、《周易》 为“三玄”等，不过其最崇尚的还是老庄的“轻人事，任自然”之学。玄学的政治主张是“无为”，对统治者强调“无为而治”，对被统治者强调“无为而处”。不过，鉴于当时战乱不休、纷争不已的政治环境，士大夫们虽然对社会现状极端不满，但又不敢挺身抗争，也看不到和平、安宁的希望，因此玄学更多讲的其实是“处世之道”，即如何逃避现实和明哲保身。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知识主要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玄学也兴盛于他们中间。所以，玄学的产生及消亡与士族地主的兴盛、衰亡有密切联系。玄学家们认为，在乱世中保全自己的最佳办法就是避免接触社会现实，坐而论道，以玄谈为妙，谁谈得越玄虚谁就越有名望，表明他就越有学问，以此来明哲保身。因此，当时的谈玄之士，个个口锋犀利，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内容都是玄而又玄，不着边际，极力不涉人事，从而形成“清谈”的特色。司马昭曾论及玄学家阮籍，说他是“天下之至慎”，“吾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
在这种追求全身之道的影响下，清谈之风弥漫于世家大族之间，愈演愈烈。玄学家们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高唱着“无为”曲调，以参与“俗务”为耻，以无所事事为荣，以不谈人事为高，随时随地标榜自己的“清高”。他们平时讲究漂亮的容貌，潇洒的风度，使人“望若神仙”，整天装腔作势，挥麈谈玄，从而形成这个时期特有的“魏晋风度”。
玄学的形成与风行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政治黑暗、政局动荡、杀戮迭起，以及人们内心沮丧、精神颓废、不思进取的特殊背景。不过，早期的玄学对于打破经学对文化思想的禁锢起过一定的作用。如嵇康就是一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人，敢于怀疑已经处于一尊的儒家圣人。但是，玄学的“虚无”、“无为”之说毕竟是带有欺骗性的说教，尤其发展到后来，表现为更直接地为门阀地主的腐朽统治进行辩护，越来越走向反动，最终随着门阀地主的衰落而逐渐走下历史舞台。
尽管如此，魏晋玄学对古代知识分子的影响至深。从此以后，老庄之学“轻人事、任自然”的价值观念深深地植根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铸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玄”、“远”、“清”、“虚”等生活情趣。“玄”，即深奥，深不可测；“远”（音愿），即乖离，不合群，不同俗；“清”，即心态平和，与世无争；“虚”，即无欲，许多知识分子清贫一生也无怨无悔。
（二）道教的兴起及其基本内容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渊源于古代的巫术、秦汉时的神仙方术和黄老道家思想，主张人经过修炼可以使精神、肉体两者长生永存，成为神仙。它以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即 《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基本追求是羽化成仙，长生不死，行为表现是禳灾求福，服丹修炼。其酝酿于东汉末年，发展于魏晋时期，南北朝时各个道派统一起来正式形成道教。
相传东汉顺帝刘保时（公元１２５—１４４年），一个叫宫崇的人把他老师于吉（一作干吉）传给他的所谓神书 《太平清领书》 献给皇帝。这部 《太平清领书》 即后世所谓的 《太平经》，是道教最早的经典。于吉大概就是第一个总集道教经典、开始传播道教的人。《太平经》 内容十分庞杂，作者自称著书的目的是要成为“帝王良辅，相与合策，共理致太平”，但实际上书中大量宣扬的是儒家的伦理纲常，同时也夹杂进一些曲折反映普通百姓不满剥削、要求均等的思想。即便如此，汉顺帝仍认为此书“妖妄不经”，收藏不用，对它并不欣赏。
道教初创阶段，有东西两支教派。西支是东汉顺帝时张陵创制的“五斗米道”，流行于汉中、巴郡一带。因受道者须出米５斗，故名。由于教徒们尊张陵为天师，故又称“天师道”。该道奉老子为教主，以 《老子五千文》 为主要经典，设“义舍”、“义米”等救助贫苦教徒，广受信奉。张陵，又叫张道陵，后来被尊为“掌师”和“正一天师”。从西晋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多次授予张道陵子孙以“天师”、“真人”等封号。东支是东汉灵帝刘宏时（公元１６７—１８９年）张角创制的“太平道”，流行于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极大公平”相号召，故名。他在民间以符水咒语给人治病，并教人思过，以 《太平清领书》 为经典，信奉者甚众，达数十万之多。公元１８４年张角以“太平道”组织和发动了黄巾大起义，由于起义前事机泄露，导致仓促起义，加之起义军只知抢占城市，固守孤城，结果被各个击破，仅半年就遭致失败。“太平道”也因此成为“邪教”而遭到镇压。
魏晋以后，统治阶级为了防止农民反抗，一方面严禁民间的道教活动，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和组织上逐步对原始道教加以改造和利用，使道教的主流发生变化，逐渐向上层化发展。在原始道教变化为道教的过程中，葛洪、寇谦之、陆修静和陶弘景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葛洪为两晋间人，他的贡献是将神仙信仰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使道教走上儒家化的道路。他提出教徒必须以儒家的忠孝仁信为本，否则，虽然勤于修炼也不可能成仙。他所著的《抱朴子》 一书成为道教的经典。晋元帝司马睿封他为“关内侯”。寇谦之是北朝嵩山道士，他摒除了民间道教要求平等的思想成分，劝导信徒“勿怨贫苦”，并引入佛教轮回转生思想。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制定出了一整套坛位礼拜和衣冠仪式，进一步把道教规范化。陆修静是南朝宋庐山道士，他依据宗法思想和制度，吸收佛教仪式，编制了新的道教斋戒仪式。陶弘景为南朝齐、梁间的著名道士，他宣扬金丹修炼，并提出“仙亦有等级千亿”的思想，让人们遵守世间的等级差别。梁武帝对他宠幸有加，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请他出主意，时人称为“山中宰相”。经过他们的努力，在南北朝时，道教的宗教仪式、斋醮程式和道德戒律等基本形成，道教作为一个完整意义的宗教终于定型。
道教最初是贫苦百姓为寻求相互帮助和解脱现实的痛苦而出现的，但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并正式形成，则是与当时社会腐败黑暗、门阀专制腐朽、阶级对立严重的现实分不开的。首先，在复杂多变、阶级对立严重的社会形势下，统治者无法继续沿用以前的统治方法，儒家所宣传的仁义道德在统治集团内部残酷的纷争面前已经荡然无存，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更具欺骗性的思想理论，一方面利用它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利用它来安抚百姓，缓解百姓反抗的情绪，稳固统治。而道教所宣扬的禳灾求福、服丹修炼引导人们忍受现实社会的痛苦，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神仙境界，正好适应了统治者的需求，于是在他们的赞助和提倡下，道教正式形成并迅速地发展起来。
其次，道教兼采儒、老（道家）、释（佛教）３家之说，把它们杂糅融会在一起，以汉民族土生土长的传统形式出现，不仅十分有利于宣传推广，而且也便利了它的扩大和影响。所以，不仅是汉族统治者愿意利用道教作为掩护自己统治的手段，一些进入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乐意利用它作为统治汉族百姓的工具。例如，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道教正式确定为“国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寇谦之平城献经后，欣然改元“太平真君”，并在平城设天师道场，亲往道坛接受符箓。以后的北魏皇帝每当即位时都沿用这个仪式，以表示自己的统治顺天合法。
再次，门阀地主利用宗教进行自我陶醉和追求腐朽的生活方式，也是道教在这个时期兴起的重要原因。司马氏集团建立晋朝以来，外患内乱交并，统治集团内部厮杀混战，政局多变，许多贵族感到生死无常，精神极度空虚。于是，他们便不顾一切地纵情放荡，生活极端腐化堕落。但世俗的享乐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了，于是他们纷纷炼丹服药，幻想长生不死，得道升天，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曾专门设置“神仙博士”，建立“仙坛”，替他煮炼百药。结果，他自己因药物中毒，精神变态，闹到昏乱发狂的地步。不少士族名流服药之后，丑态百出，有的药性发作难挨，隆冬季节裸袒食冰；有的背上发疽，呕血不止，脊肉溃烂，舌缩入喉，痛苦不堪；有些人甚至因此家败人亡。
第四，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长期战乱使他们看不到安定的希望，精神极度空虚，加之战争、饥馑、瘟疫、凶杀使人的寿命短暂，人们寄希望于宗教，期盼生命的长久。同时，普通民众也需要借助宗教的麻痹作用陶醉自己，寻求心灵上的安宁。另外，战乱中的百姓是得不到政府有效保护的，他们不得不参加那些具有帮派性、互助性的民间组织，以求得到帮助，这些也造成了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的兴起。
值得注意的是，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将希望寄托于来世，期盼死后升天，进入天堂不同的是，作为汉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所关心的不是让人死后干什么，而是教给人们如何不死的方法，教给人们如何能够长生不老。这一点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对生命的渴求与尊重。中国古话“好死不如赖活着”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生命追求。正因为道教追求长生不死的目标和钻研制作使人不死的炼丹之术的宗教目的迎合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情趣，所以使它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与儒学、佛教齐名的一支宗教文化。
由于道教利用所谓仙丹妙药寻求不死之术，有些道家人物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研究出了一些药物治病的方法，成为药物学家。例如，葛洪、陶弘景都是著名的大医学家。他们的著作，如 《金匮药方》（已佚）、《肘后百一方》、《神农百草经》 等大量吸收民间医药知识，长期为古代医学家所应用，起过相当的积极作用。另外，道教徒搞的“炼丹术”，事虽荒诞，但由于采用矿物炼丹制药，也包含着原始化学实验的成分，扩大了古代化学科学知识。葛洪的 《抱朴子》 中就有不少科学史资料。
（三）佛教的传播与兴盛
佛教是公元前６世纪由佛祖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立的。公元前３世纪，孔雀帝国的阿育王皈依佛教后大力支持佛教向外扩张。从此佛教冲出南亚次大陆，走向世界，并最终发展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佛教传入中国是在公元前后，即西汉末年的时候。据记载，西汉末年哀帝刘欣时，大月氏使者伊存到汉朝，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佛经，这是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的正式记录，但当时还没有宗教性活动。东汉明帝刘庄时，刘秀的儿子楚王刘英曾为“浮屠”斋戒祭祀，供养“伊蒲塞”（佛教信徒）和“桑门”（和尚），受到明帝的褒奖，这是封建政权正式承认佛教地位的明确记载。不久，明帝派使臣到大月氏，邀请天竺和尚摄摩腾和竺法兰２人，以白马驮载佛经及释迦牟尼像回到首都洛阳，东汉政府为此专门修建了一座白马寺。这些都说明东汉初期佛教已经正式传入中国。不过，东汉时人们对佛教没有多少认识，只是把它当作神仙方术家所宣传的一种道术来信奉，因此信奉的人不多，影响甚小。
到了魏晋时期，尤其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不仅迅速摆脱了刚刚传入中国时的沉寂状态，而且突然兴旺发达起来。这个时期，不仅天竺的各种佛教流派大都传入中国，而且佛教的经典也大量地被翻译过来。如仅魏晋时期就先后翻译出佛经７０２部，１４９３卷。南北朝时期，广修佛寺，信徒大增。当今闻名遐迩的少林寺就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４９５年），是孝文帝为安顿印度僧人跋陀而建的。北魏末年，全境所建寺庙竟达３ 万多所，僧尼在２００万上下。南朝梁武帝时，仅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一地就有佛寺５００ 多所，僧尼１０多万。
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兴盛，与道教一样，也是适应了统治者需要的结果。佛教教义告诉人们：人生在世就是受苦的；在人世间行善，来世可以荣华富贵。这样使人们将希望寄托在来世，在现世再苦也不会起来反抗了，这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不仅如此，佛教其实比道教更具欺骗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到南北朝时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已成陈腐谰言，受到普遍怀疑；另一方面道教所宣扬的“羽化成仙”和“长生不老”，由于谁也没有亲眼看见过，因此影响力受到限制。而佛教却以“神不灭论”为理论基础，广为宣扬“生死轮回”、“三世因果报应”等思想，让人们把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来世，而来世的幸福是无法验证的，这样其欺骗性和麻痹性作用更加突出，更加适合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南朝宋文帝刘隆曾一语中的地说：“如果普天下的百姓都皈依佛法，我就可以安享太平，还会有什么事发生呢？”基于这种思想，北朝前秦的符坚、后秦的姚兴，北魏的文成帝，南朝的宋明帝、梁武帝、陈后主等，莫不崇敬佛法，尊礼高僧，不仅从政治上保护，而且在经济上支持。南朝齐的宰相竟陵王萧子良为众僧设斋，竟亲自为他们端水送饭。梁武帝不仅定佛教为国教，而且他本人几次到同泰寺舍身作“寺奴”，然后由群臣筹集一万万钱或两万万钱的巨款把他赎回来，前后共用钱达４亿。
在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扶持，佛教的影响甚巨，其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恶性膨胀。寺院不仅占有大量的良田沃土，而且享有免役、免税的特权，以至很多农民投靠到寺院充当佃户，从而形成特有的寺院经济。北齐时几乎所有的良田沃土均被寺院所占，南朝梁时近一半的户口为寺院所有，在社会中形成一支势力强大的寺院地主阶层，这是前所未有的。寺院地主力量的壮大既是佛教空前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为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由于佛教寺院占田夺民，难免与封建国家和世俗地主发生矛盾，激化起来还会引发激烈的斗争。所以，南朝、北朝也曾发生过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如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等都曾亲自出马，拆毁寺庙和佛像，将寺院田产没收，勒令僧尼还俗。但随着以后“爱佛”皇帝的登基，又会开展“兴佛”运动。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就在“灭佛”、“兴佛”运动的交替中不断得到扩张。这个时期，不少“爱佛”的统治者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建筑佛寺。后秦在今甘肃天水麦积山距地面８０米的悬崖绝壁上开凿石窟，工程浩大，竟“砍尽南山柴，堆起麦积崖”，及至今天麦积山对面的南山上仍未长出参天大树。北魏先在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开凿云冈石窟，迁都洛阳后又开凿龙门石窟。龙门石窟的开凿历时２３ 年，费工８０多万。而其在天宫寺铸造的佛像竟耗铜高达１０万斤、黄金６００ 斤。南方的许多寺庙，甚至比有些王侯的宫殿还要高大、宽敞。
（四）“二学二教”的冲突与融合
前面已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独尊的地位虽然有所动摇，但无论是在社会影响方面，还是思想文化领域，它仍是至尊，无人能与之比肩而立，因此其他学说只能以它作参照物，并在它腾出的空间里生存。
在“二学二教”中最为活跃的是玄学。玄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反对儒学、否定儒学的面貌出现的，而且态度激进，举止出格，因此尽管它对儒学也有吸收的一面，但批判、否定的味道更浓。而反过来，儒学对之更是甚为不满，所以双方的冲突极为激烈。不过，玄学与佛教却能一拍即合，东晋时玄学几乎完全融入佛教中。
这一时期最文静的应该是道教。由于道教起自本土，来自民间，本身就有一定的生存基础，与儒学之间也早已达成默契，双方井水不犯河水，所以儒学能够默许它的存在，对之并无排斥之举。但道教毕竟是另外一种学说，所以儒学对它也无调和之意。而道教由于主要兼采儒家、道家和佛教之说，其理论的构建得益于其他学说，因此天生矮人一截，不过也因人而异：对儒学，道教鉴于其至尊的地位，对之只有调和而不敢排斥；而对于佛教，道教则敢于摆摆地头蛇的架子，对之排斥多于调和。
佛教是当时唯一能与儒学形成对手的学说，不过佛教因有“外夷”的身份，所以强龙不压地头蛇，除了核心教义和基本理念不能更改外，基本上还能让着儒学，对儒学调和多于排斥。而儒学对佛教则是排斥多于调和了，尤其佛教最初在中国流传时，曾遭到儒学的强烈排斥。原因是佛教讲出家修行，要求教徒剃发；宣扬脱离尘世，四大皆空，不再致礼王者，这些都与儒家所提倡的忠君孝父之道发生严重冲突。例如，儒家宣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思想与佛教的剃发修行就有着强烈的抵触。另外，儒学以华夏大国自居，斥责佛教为夷狄之教，只适合于夷狄地区，不适合于中土华夏。在这一点上，道教与儒家一样，也攻击佛教为夷狄之教。而佛教则以孔子、老子也是佛，佛即孔老进行反击。再有，佛教所宣扬的三世因果报应和神不灭论与儒家重视现实世界的思想也发生严重冲突。于是在南北朝时期，儒、佛之间曾爆发一场“神灭”与“神不灭”，以及有无“三世因果报应”的大辩论。当时连梁武帝也站在佛教立场上参加论战，但最后还是以范缜的 《神灭论》 获得理论上的辉煌胜利而告终，从而打破了佛教笼罩下思想界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
佛教在遭到儒学强烈排斥和反对的情况下，还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兴盛的发展，可见当时儒学的地位已经降低到何种地步了。不过，佛教实际上也在悄悄吸收着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本土思想来充实自己的教义。只是由于人们对佛教了解不足，所以此时的佛教信徒多用一些中国固有的思想牵强附会地解释佛教。例如，对佛教的“涅槃寂静”和“一切皆空”思想，用黄老学与玄学的“无为说”和“贵无说”加以解释；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则用道教的“福善祸淫”思想来解释；对佛教的“神不灭论”，用儒家典籍中的鬼神说来解释；等等。儒家思想与佛教的全面融合是从隋唐时期开始的，那时的佛教在吸收了大量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之后，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并进入全盛时期。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道教和佛教，再加上早已成为“显学”的儒学，“二学二教”之间既相互冲突、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创了一个新的生动活泼、多元发展的文化格局。
一、胡汉文化交相辉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胡人与战国秦汉时期已大不一样，他们早已摆脱不知中原礼仪的状态，许多人甚至成为谙熟汉族典章的饱学之士。如汉国建立者匈奴人刘渊就非常喜好《春秋左氏传》、《孙子兵法》、《吴起兵法》 等，甚至能熟读成诵。他曾以非凡的仪容机鉴折服了晋武帝司马炎等汉族士族。后赵的建立者羯族人石勒自比汉族开国君主，自谓能与汉光武并驱中原。他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曾在军中专设“君子营”以处士大夫，将不少失意的士人和下层世族吸收到自己身边。他十分信任汉族失意士人张宾，对他言听计从，用为主谋，即位后曾明令不得侮辱“衣冠华族”。为了维护统治，他还十分注意“核定户口，劝课农桑”，并大力提倡经学，设立太学，用考试和保荐的方法选拔官员，实行一套汉族封建统治的办法。
实际上，十六国前期诸胡族政权的统治者大多数都具有较强的汉化倾向，其中尤以汉国、前燕、前秦为最。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英雄人物由于还没有沾染上中原士族的“膏粱豢养之气”，尚保持着本民族雄爽劲悍、能骑善射的本色，因而处在汉化过程中最有生气和最具进取精神的阶段。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认识胡汉文化各自的长处和弱点，能以进取者的眼光对汉族文化进行有选择的吸收。不仅如此，他们在入主中原后，在汉族地主的导引下，还迅即接过了汉族传统文化的旗帜，通过实行“弃毡裘，袭冠带，释介胄，开庠序”等文化举措，广泛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再造工程，从而使中原文化并未因汉族政权的失势而有任何的间断。如石勒称赵王时袭用的是西晋天子的礼乐，其他胡族政权更是仿效汉族王朝的典章礼乐来构筑自己的政治结构。在戎马倥偬中，广修学宫，复兴学校，留心儒教，祭祀孔子，努力恢复汉族文化，几乎成了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奉行不变的基本国策。
在这场胡族汉化交流的大洪流中，鲜卑族皇帝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公元４６７—４９９年）在公元５世纪末进行的汉化改革是不得不提的一件大事。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第六位皇帝，５岁即位，先由太皇太后冯氏秉政，到他１９岁时冯氏死才得以亲政。亲政后，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洛阳。
北魏以前的首都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位置偏北，远离中原，不利于统治。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更重要的是使鲜卑族广泛地接受先进汉文化，消除鲜卑族和汉族之间的隔阂，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拉拢汉族地主士大夫，巩固北魏统治，孝文帝决定迁都。迁都问题一经提出，立刻在北魏朝廷中引起巨大震动，遭到许多贵族、官员的强烈反对。不得已，孝文帝宣布大举南伐，远征江南的南朝齐。太和十七年（公元４９３年），孝文帝率领２０万大军，号称３０万，开始“南伐”。大军开到洛阳时，天连降大雨，道路泥泞，但孝文帝仍“戎服执鞭，御马而出”，表示要继续南进。群臣跪在马前叩头，请求他不要再南进，否则必败无疑。孝文帝乘机说：“若不南进，即当移都于此。”于是孝文帝下令，愿意迁都的统统站在右边，不愿意的站在左边。结果随军贵族、官吏都纷纷站在右边，山呼万岁，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计划顺利完成。洛阳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迁都于此对北魏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孝文帝在迁都前后，还颁行了一系列汉化措施。一是改鲜卑姓为汉姓，如把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所以孝文帝拓跋宏又叫元宏；把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把步六孤氏改为陆氏；把达溪氏改为奚氏；把乙旃氏改为叔孙氏等。二是禁止鲜卑人穿本民族的服装，一律改穿汉装。孝文帝模仿南朝汉族官服制定北魏官服，并亲自向群臣颁赐。一次，他在街上看见有鲜卑族妇女仍穿自己的民族服装，大为恼火，把群臣责备一番，以后汉服逐渐推广开来。三是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鼓励鲜卑人和汉族人结婚。孝文帝把汉族的高门世族列为甲、乙、丙、丁４等，并亲自制定条例，规定鲜卑族的“八大姓”———穆、陆、贺、刘、楼、于、嵇、尉与汉族头等贵族崔、卢、李、郑４姓门第相当。他自己亲娶汉族大姓女为妃，以示提倡，又为他的弟弟们娶汉族大姓女为正妃，而把原来鲜卑族的正妃降为侧室。四是禁止说胡话，改说汉话。具体规定是，３０岁以上的人可以慢慢改，３０岁以下的人立即就改，在朝廷为官的再说胡语要降职。另外，孝文帝还参照南朝的汉族典章制度，重订了官制朝仪等。
孝文帝改革的决心是极大的。他的改革一直遭到一些鲜卑贵族的阻挠和反对，甚至他的太子拓跋恂也反对改革，阴谋发动叛乱，结果被孝文帝废为庶人，后用药酒毒死；一些反对迁都和改革的贵族在平城多次阴谋起兵，打算另立一国，也都被孝文帝坚决地镇压下去了。改革最终获得成功。孝文帝改革的成功既是十六国以来民族融合的总结，也是民族融合的结晶，同时极大地推动了北方各民族的融合，为中国文化的进一步成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族文化在吸收汉族文化的同时，也将自己的精华带入中原地区，如桌、椅、板凳等。桌、椅、板凳传入后，改变了汉族人席地而坐的传统习俗。另外，今天汉语中带“胡”字的东西，如胡笳、胡瓜、胡饼、胡床等，也基本上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由胡族带入中原的。还有，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均田制、府兵制等都是由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领袖确立和建立起来的。均田制是北魏孝文帝下令开始实行的，府兵制则是西魏权臣宇文泰创立的。宇文泰也是鲜卑人。均田制是将国有土地授给农民，由国家直接剥削农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豪强地主对农民的盘剥，缓和了农民的反抗，并对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开垦荒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等都具有的积极作用。府兵制则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将军户单立，军人平时务农，农隙练兵，征发时自带兵器资粮。该制度对于保障兵源、提高军队战斗力有积极作用。这两项制度为以后隋唐两代所继承，并对唐朝的繁盛做出了贡献。
二、“二学二教”争衡融合
“二学”即儒学与玄学，“二教”即佛教与道教。除儒学以外，玄学、佛教、道教都是这一时期新兴的学说，由于它们的兴起，使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出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格局。但由于自西汉中期儒家学说被确立为正统以来，３００多年过去了，中国文化的儒家化倾向已成定局，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受到它很深的影响，其他学术派别无论是批判讥讽，抑或与之抗衡；无论是取其精华，抑或敬而远之，都不能取而代之，所以不似春秋战国时没有主流与非主流、正统与非正统之别，各种派别可以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发展那种样子了。
（一）玄学的兴起及其基本内容
玄学的创始人是曹魏正始年间（公元２４０—２４８年，齐王曹芳年号）的何宴、王弼；发展于西晋元康年间（公元２９１—２９９年，晋惠帝司马衷年号），代表人物是嵇康、阮籍；最后完成于西晋永嘉年间（公元３０７—３１２年，晋怀帝司马炽年号），代表人物是向秀、郭向。这些人生活在魏晋之间，因而“玄学”又往往称为“魏晋玄学”。
与世界上任何事情的发生、发展、灭亡都需要一定历史条件一样，玄学的兴起也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之所以兴起，根本原因是统治者的需要。魏晋时期，黄巾起义的风暴刚刚过去，曹氏和司马氏两个豪强地主集团的权力之争又激烈展开。这样，地主阶级一方面需要防范农民起义的再起，另一方面又要适应政治舞台上攘夺纷争的局面，所以极力要寻求出一种新的思想工具，于是坐谈玄理的“玄学”便应运而生了。
所谓“玄学”，就是玄虚之学。它是从老庄哲学发展而来的，属于唯心主义哲学。其哲学宗旨是“贵无”，即认为“无”是宇宙万物这些实际存在的“有”的本源，从“无”中产生万物，即“无中生有”。其思想特点是糅合儒道，儒道并蓄，如宣称“名教出于自然”，并推崇 《老子》、《庄子》、《周易》 为“三玄”等，不过其最崇尚的还是老庄的“轻人事，任自然”之学。玄学的政治主张是“无为”，对统治者强调“无为而治”，对被统治者强调“无为而处”。不过，鉴于当时战乱不休、纷争不已的政治环境，士大夫们虽然对社会现状极端不满，但又不敢挺身抗争，也看不到和平、安宁的希望，因此玄学更多讲的其实是“处世之道”，即如何逃避现实和明哲保身。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知识主要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玄学也兴盛于他们中间。所以，玄学的产生及消亡与士族地主的兴盛、衰亡有密切联系。玄学家们认为，在乱世中保全自己的最佳办法就是避免接触社会现实，坐而论道，以玄谈为妙，谁谈得越玄虚谁就越有名望，表明他就越有学问，以此来明哲保身。因此，当时的谈玄之士，个个口锋犀利，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内容都是玄而又玄，不着边际，极力不涉人事，从而形成“清谈”的特色。司马昭曾论及玄学家阮籍，说他是“天下之至慎”，“吾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
在这种追求全身之道的影响下，清谈之风弥漫于世家大族之间，愈演愈烈。玄学家们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高唱着“无为”曲调，以参与“俗务”为耻，以无所事事为荣，以不谈人事为高，随时随地标榜自己的“清高”。他们平时讲究漂亮的容貌，潇洒的风度，使人“望若神仙”，整天装腔作势，挥麈谈玄，从而形成这个时期特有的“魏晋风度”。
玄学的形成与风行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政治黑暗、政局动荡、杀戮迭起，以及人们内心沮丧、精神颓废、不思进取的特殊背景。不过，早期的玄学对于打破经学对文化思想的禁锢起过一定的作用。如嵇康就是一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人，敢于怀疑已经处于一尊的儒家圣人。但是，玄学的“虚无”、“无为”之说毕竟是带有欺骗性的说教，尤其发展到后来，表现为更直接地为门阀地主的腐朽统治进行辩护，越来越走向反动，最终随着门阀地主的衰落而逐渐走下历史舞台。
尽管如此，魏晋玄学对古代知识分子的影响至深。从此以后，老庄之学“轻人事、任自然”的价值观念深深地植根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铸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玄”、“远”、“清”、“虚”等生活情趣。“玄”，即深奥，深不可测；“远”（音愿），即乖离，不合群，不同俗；“清”，即心态平和，与世无争；“虚”，即无欲，许多知识分子清贫一生也无怨无悔。
（二）道教的兴起及其基本内容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渊源于古代的巫术、秦汉时的神仙方术和黄老道家思想，主张人经过修炼可以使精神、肉体两者长生永存，成为神仙。它以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即 《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基本追求是羽化成仙，长生不死，行为表现是禳灾求福，服丹修炼。其酝酿于东汉末年，发展于魏晋时期，南北朝时各个道派统一起来正式形成道教。
相传东汉顺帝刘保时（公元１２５—１４４年），一个叫宫崇的人把他老师于吉（一作干吉）传给他的所谓神书 《太平清领书》 献给皇帝。这部 《太平清领书》 即后世所谓的 《太平经》，是道教最早的经典。于吉大概就是第一个总集道教经典、开始传播道教的人。《太平经》 内容十分庞杂，作者自称著书的目的是要成为“帝王良辅，相与合策，共理致太平”，但实际上书中大量宣扬的是儒家的伦理纲常，同时也夹杂进一些曲折反映普通百姓不满剥削、要求均等的思想。即便如此，汉顺帝仍认为此书“妖妄不经”，收藏不用，对它并不欣赏。
道教初创阶段，有东西两支教派。西支是东汉顺帝时张陵创制的“五斗米道”，流行于汉中、巴郡一带。因受道者须出米５斗，故名。由于教徒们尊张陵为天师，故又称“天师道”。该道奉老子为教主，以 《老子五千文》 为主要经典，设“义舍”、“义米”等救助贫苦教徒，广受信奉。张陵，又叫张道陵，后来被尊为“掌师”和“正一天师”。从西晋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多次授予张道陵子孙以“天师”、“真人”等封号。东支是东汉灵帝刘宏时（公元１６７—１８９年）张角创制的“太平道”，流行于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极大公平”相号召，故名。他在民间以符水咒语给人治病，并教人思过，以 《太平清领书》 为经典，信奉者甚众，达数十万之多。公元１８４年张角以“太平道”组织和发动了黄巾大起义，由于起义前事机泄露，导致仓促起义，加之起义军只知抢占城市，固守孤城，结果被各个击破，仅半年就遭致失败。“太平道”也因此成为“邪教”而遭到镇压。
魏晋以后，统治阶级为了防止农民反抗，一方面严禁民间的道教活动，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和组织上逐步对原始道教加以改造和利用，使道教的主流发生变化，逐渐向上层化发展。在原始道教变化为道教的过程中，葛洪、寇谦之、陆修静和陶弘景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葛洪为两晋间人，他的贡献是将神仙信仰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使道教走上儒家化的道路。他提出教徒必须以儒家的忠孝仁信为本，否则，虽然勤于修炼也不可能成仙。他所著的《抱朴子》 一书成为道教的经典。晋元帝司马睿封他为“关内侯”。寇谦之是北朝嵩山道士，他摒除了民间道教要求平等的思想成分，劝导信徒“勿怨贫苦”，并引入佛教轮回转生思想。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制定出了一整套坛位礼拜和衣冠仪式，进一步把道教规范化。陆修静是南朝宋庐山道士，他依据宗法思想和制度，吸收佛教仪式，编制了新的道教斋戒仪式。陶弘景为南朝齐、梁间的著名道士，他宣扬金丹修炼，并提出“仙亦有等级千亿”的思想，让人们遵守世间的等级差别。梁武帝对他宠幸有加，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请他出主意，时人称为“山中宰相”。经过他们的努力，在南北朝时，道教的宗教仪式、斋醮程式和道德戒律等基本形成，道教作为一个完整意义的宗教终于定型。
道教最初是贫苦百姓为寻求相互帮助和解脱现实的痛苦而出现的，但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并正式形成，则是与当时社会腐败黑暗、门阀专制腐朽、阶级对立严重的现实分不开的。首先，在复杂多变、阶级对立严重的社会形势下，统治者无法继续沿用以前的统治方法，儒家所宣传的仁义道德在统治集团内部残酷的纷争面前已经荡然无存，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更具欺骗性的思想理论，一方面利用它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利用它来安抚百姓，缓解百姓反抗的情绪，稳固统治。而道教所宣扬的禳灾求福、服丹修炼引导人们忍受现实社会的痛苦，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神仙境界，正好适应了统治者的需求，于是在他们的赞助和提倡下，道教正式形成并迅速地发展起来。
其次，道教兼采儒、老（道家）、释（佛教）３家之说，把它们杂糅融会在一起，以汉民族土生土长的传统形式出现，不仅十分有利于宣传推广，而且也便利了它的扩大和影响。所以，不仅是汉族统治者愿意利用道教作为掩护自己统治的手段，一些进入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乐意利用它作为统治汉族百姓的工具。例如，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道教正式确定为“国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寇谦之平城献经后，欣然改元“太平真君”，并在平城设天师道场，亲往道坛接受符箓。以后的北魏皇帝每当即位时都沿用这个仪式，以表示自己的统治顺天合法。
再次，门阀地主利用宗教进行自我陶醉和追求腐朽的生活方式，也是道教在这个时期兴起的重要原因。司马氏集团建立晋朝以来，外患内乱交并，统治集团内部厮杀混战，政局多变，许多贵族感到生死无常，精神极度空虚。于是，他们便不顾一切地纵情放荡，生活极端腐化堕落。但世俗的享乐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了，于是他们纷纷炼丹服药，幻想长生不死，得道升天，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曾专门设置“神仙博士”，建立“仙坛”，替他煮炼百药。结果，他自己因药物中毒，精神变态，闹到昏乱发狂的地步。不少士族名流服药之后，丑态百出，有的药性发作难挨，隆冬季节裸袒食冰；有的背上发疽，呕血不止，脊肉溃烂，舌缩入喉，痛苦不堪；有些人甚至因此家败人亡。
第四，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长期战乱使他们看不到安定的希望，精神极度空虚，加之战争、饥馑、瘟疫、凶杀使人的寿命短暂，人们寄希望于宗教，期盼生命的长久。同时，普通民众也需要借助宗教的麻痹作用陶醉自己，寻求心灵上的安宁。另外，战乱中的百姓是得不到政府有效保护的，他们不得不参加那些具有帮派性、互助性的民间组织，以求得到帮助，这些也造成了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的兴起。
值得注意的是，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将希望寄托于来世，期盼死后升天，进入天堂不同的是，作为汉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所关心的不是让人死后干什么，而是教给人们如何不死的方法，教给人们如何能够长生不老。这一点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对生命的渴求与尊重。中国古话“好死不如赖活着”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生命追求。正因为道教追求长生不死的目标和钻研制作使人不死的炼丹之术的宗教目的迎合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情趣，所以使它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与儒学、佛教齐名的一支宗教文化。
由于道教利用所谓仙丹妙药寻求不死之术，有些道家人物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研究出了一些药物治病的方法，成为药物学家。例如，葛洪、陶弘景都是著名的大医学家。他们的著作，如 《金匮药方》（已佚）、《肘后百一方》、《神农百草经》 等大量吸收民间医药知识，长期为古代医学家所应用，起过相当的积极作用。另外，道教徒搞的“炼丹术”，事虽荒诞，但由于采用矿物炼丹制药，也包含着原始化学实验的成分，扩大了古代化学科学知识。葛洪的 《抱朴子》 中就有不少科学史资料。
（三）佛教的传播与兴盛
佛教是公元前６世纪由佛祖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立的。公元前３世纪，孔雀帝国的阿育王皈依佛教后大力支持佛教向外扩张。从此佛教冲出南亚次大陆，走向世界，并最终发展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佛教传入中国是在公元前后，即西汉末年的时候。据记载，西汉末年哀帝刘欣时，大月氏使者伊存到汉朝，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佛经，这是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的正式记录，但当时还没有宗教性活动。东汉明帝刘庄时，刘秀的儿子楚王刘英曾为“浮屠”斋戒祭祀，供养“伊蒲塞”（佛教信徒）和“桑门”（和尚），受到明帝的褒奖，这是封建政权正式承认佛教地位的明确记载。不久，明帝派使臣到大月氏，邀请天竺和尚摄摩腾和竺法兰２人，以白马驮载佛经及释迦牟尼像回到首都洛阳，东汉政府为此专门修建了一座白马寺。这些都说明东汉初期佛教已经正式传入中国。不过，东汉时人们对佛教没有多少认识，只是把它当作神仙方术家所宣传的一种道术来信奉，因此信奉的人不多，影响甚小。
到了魏晋时期，尤其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不仅迅速摆脱了刚刚传入中国时的沉寂状态，而且突然兴旺发达起来。这个时期，不仅天竺的各种佛教流派大都传入中国，而且佛教的经典也大量地被翻译过来。如仅魏晋时期就先后翻译出佛经７０２部，１４９３卷。南北朝时期，广修佛寺，信徒大增。当今闻名遐迩的少林寺就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４９５年），是孝文帝为安顿印度僧人跋陀而建的。北魏末年，全境所建寺庙竟达３ 万多所，僧尼在２００万上下。南朝梁武帝时，仅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一地就有佛寺５００ 多所，僧尼１０多万。
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兴盛，与道教一样，也是适应了统治者需要的结果。佛教教义告诉人们：人生在世就是受苦的；在人世间行善，来世可以荣华富贵。这样使人们将希望寄托在来世，在现世再苦也不会起来反抗了，这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不仅如此，佛教其实比道教更具欺骗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到南北朝时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已成陈腐谰言，受到普遍怀疑；另一方面道教所宣扬的“羽化成仙”和“长生不老”，由于谁也没有亲眼看见过，因此影响力受到限制。而佛教却以“神不灭论”为理论基础，广为宣扬“生死轮回”、“三世因果报应”等思想，让人们把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来世，而来世的幸福是无法验证的，这样其欺骗性和麻痹性作用更加突出，更加适合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南朝宋文帝刘隆曾一语中的地说：“如果普天下的百姓都皈依佛法，我就可以安享太平，还会有什么事发生呢？”基于这种思想，北朝前秦的符坚、后秦的姚兴，北魏的文成帝，南朝的宋明帝、梁武帝、陈后主等，莫不崇敬佛法，尊礼高僧，不仅从政治上保护，而且在经济上支持。南朝齐的宰相竟陵王萧子良为众僧设斋，竟亲自为他们端水送饭。梁武帝不仅定佛教为国教，而且他本人几次到同泰寺舍身作“寺奴”，然后由群臣筹集一万万钱或两万万钱的巨款把他赎回来，前后共用钱达４亿。
在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扶持，佛教的影响甚巨，其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恶性膨胀。寺院不仅占有大量的良田沃土，而且享有免役、免税的特权，以至很多农民投靠到寺院充当佃户，从而形成特有的寺院经济。北齐时几乎所有的良田沃土均被寺院所占，南朝梁时近一半的户口为寺院所有，在社会中形成一支势力强大的寺院地主阶层，这是前所未有的。寺院地主力量的壮大既是佛教空前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为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由于佛教寺院占田夺民，难免与封建国家和世俗地主发生矛盾，激化起来还会引发激烈的斗争。所以，南朝、北朝也曾发生过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如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等都曾亲自出马，拆毁寺庙和佛像，将寺院田产没收，勒令僧尼还俗。但随着以后“爱佛”皇帝的登基，又会开展“兴佛”运动。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就在“灭佛”、“兴佛”运动的交替中不断得到扩张。这个时期，不少“爱佛”的统治者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建筑佛寺。后秦在今甘肃天水麦积山距地面８０米的悬崖绝壁上开凿石窟，工程浩大，竟“砍尽南山柴，堆起麦积崖”，及至今天麦积山对面的南山上仍未长出参天大树。北魏先在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开凿云冈石窟，迁都洛阳后又开凿龙门石窟。龙门石窟的开凿历时２３ 年，费工８０多万。而其在天宫寺铸造的佛像竟耗铜高达１０万斤、黄金６００ 斤。南方的许多寺庙，甚至比有些王侯的宫殿还要高大、宽敞。
（四）“二学二教”的冲突与融合
前面已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独尊的地位虽然有所动摇，但无论是在社会影响方面，还是思想文化领域，它仍是至尊，无人能与之比肩而立，因此其他学说只能以它作参照物，并在它腾出的空间里生存。
在“二学二教”中最为活跃的是玄学。玄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反对儒学、否定儒学的面貌出现的，而且态度激进，举止出格，因此尽管它对儒学也有吸收的一面，但批判、否定的味道更浓。而反过来，儒学对之更是甚为不满，所以双方的冲突极为激烈。不过，玄学与佛教却能一拍即合，东晋时玄学几乎完全融入佛教中。
这一时期最文静的应该是道教。由于道教起自本土，来自民间，本身就有一定的生存基础，与儒学之间也早已达成默契，双方井水不犯河水，所以儒学能够默许它的存在，对之并无排斥之举。但道教毕竟是另外一种学说，所以儒学对它也无调和之意。而道教由于主要兼采儒家、道家和佛教之说，其理论的构建得益于其他学说，因此天生矮人一截，不过也因人而异：对儒学，道教鉴于其至尊的地位，对之只有调和而不敢排斥；而对于佛教，道教则敢于摆摆地头蛇的架子，对之排斥多于调和。
佛教是当时唯一能与儒学形成对手的学说，不过佛教因有“外夷”的身份，所以强龙不压地头蛇，除了核心教义和基本理念不能更改外，基本上还能让着儒学，对儒学调和多于排斥。而儒学对佛教则是排斥多于调和了，尤其佛教最初在中国流传时，曾遭到儒学的强烈排斥。原因是佛教讲出家修行，要求教徒剃发；宣扬脱离尘世，四大皆空，不再致礼王者，这些都与儒家所提倡的忠君孝父之道发生严重冲突。例如，儒家宣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思想与佛教的剃发修行就有着强烈的抵触。另外，儒学以华夏大国自居，斥责佛教为夷狄之教，只适合于夷狄地区，不适合于中土华夏。在这一点上，道教与儒家一样，也攻击佛教为夷狄之教。而佛教则以孔子、老子也是佛，佛即孔老进行反击。再有，佛教所宣扬的三世因果报应和神不灭论与儒家重视现实世界的思想也发生严重冲突。于是在南北朝时期，儒、佛之间曾爆发一场“神灭”与“神不灭”，以及有无“三世因果报应”的大辩论。当时连梁武帝也站在佛教立场上参加论战，但最后还是以范缜的 《神灭论》 获得理论上的辉煌胜利而告终，从而打破了佛教笼罩下思想界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
佛教在遭到儒学强烈排斥和反对的情况下，还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兴盛的发展，可见当时儒学的地位已经降低到何种地步了。不过，佛教实际上也在悄悄吸收着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本土思想来充实自己的教义。只是由于人们对佛教了解不足，所以此时的佛教信徒多用一些中国固有的思想牵强附会地解释佛教。例如，对佛教的“涅槃寂静”和“一切皆空”思想，用黄老学与玄学的“无为说”和“贵无说”加以解释；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则用道教的“福善祸淫”思想来解释；对佛教的“神不灭论”，用儒家典籍中的鬼神说来解释；等等。儒家思想与佛教的全面融合是从隋唐时期开始的，那时的佛教在吸收了大量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之后，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并进入全盛时期。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道教和佛教，再加上早已成为“显学”的儒学，“二学二教”之间既相互冲突、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创了一个新的生动活泼、多元发展的文化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