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概论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文化多元性特征形成的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多元首先得益于政治的动荡，尤其中原地区战乱不断，政权更替频繁，使原有的大一统的文化格局被突破。其次得益于北方、西北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和入主中原，使活泼好动的游牧文化与先进发达的汉族农耕文化得以在北方广阔的领域交相辉映，相互竞争，相互融合。第三得益于儒学独尊地位的动摇，使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统治出现松动，从而为其他学说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空间。

　　一、政治形势长期动荡不安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的混乱、动荡起自东汉后期。东汉后期，宦官、外戚交替执政，政局混乱不堪，政治十分黑暗。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１８４年），张角领导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黄巾大起义终于爆发。黄巾大起义爆发后，腐朽的东汉政府无力镇压，只好允许各地豪强地主组织武装参与镇压。结果待黄巾大起义的烈火被扑灭后，各地军阀势力也已养成。此时，东汉中央朝廷仍继续“上演”着外戚与宦官争斗的丑剧，直至中平六年（公元１８９年）宦官与外戚同归于尽为止。之后，各地军阀拥兵自重，相互征伐，国家进入分裂状态，东汉政府名存实亡。

　　经过数年兼并混战，“一代奸雄”曹操统一北方地区，成为最大的政治势力，其与占据江东的孙权和占据蜀地、汉中的刘备形成三足鼎立局面。黄初元年（公元２２０年），曹操的儿子曹丕废汉献帝自立，改国号为魏。随后刘备、孙权相继称汉帝和吴大帝，三国时代正式开始。４０多年以后，三国鼎立的平衡被打破。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２６３年）曹魏灭刘蜀，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２６５年）司马氏篡魏建立西晋。

　　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２８０年），西晋灭孙吴，重新统一中国。西晋的统一本是继秦汉统一之后的第二次统一，但仅过了１０年，由于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统一局面顿然丧失，所以这次统一被忽略不计了。晋愍帝建兴四年（公元３１６年），西晋被匈奴所灭，部分贵族南迁，于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３１７年）在江南建立东晋。

　　西晋灭亡后，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片混乱。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４３９年），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北魏后来又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王朝，不久东魏、西魏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替代。最后，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在南方，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４２０年）东晋灭亡后进入南朝时期，分别经历了宋、齐、梁、陈４ 朝。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５８１ 年），北周外戚丞相隋王杨坚篡位，建立隋朝。开皇九年（公元５８９年）隋兵大举南下，灭亡南朝陈，重新统一中国。

　　这样，从公元１９０年东汉献帝即位到公元５８９年隋文帝杨坚灭亡南朝陈重新统一中国止，整整４００年的时间。其间，除西晋曾短暂统一外，中国南北方，尤其北方地区一直处在分裂割据、战乱不休的状态。这种政治形势有些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因此其文化格局呈多元化发展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二、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内迁和入主中原

　　北方、西北游牧民族被汉族统称为“胡人”，他们受汉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从东汉开始逐渐向内地迁徙。到西晋时，匈奴族已进入到今山西省临汾、离石、太原、忻州等地，羯族分布于今山西省北部和东南部等地，乌桓族居住在今河北省及辽宁省西部等地，鲜卑族散居在今辽宁省西南、河北省东北和内蒙古南部等地，羌族居住在今山西省大荔、耀县、彬县等地，氐族居住在今陕西省扶风、凤翔、兴平、周至、西安等地，巴氏賨人居住在今甘肃省天水、清水一带。

　　晋惠帝元康元年到永兴三年（公元２９１—３０６年），西晋爆发“八王之乱”。伴随着这场历时１６年之久的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战争、旱灾、虫灾和饥荒接连不断，造成北方大批灾民背井离乡，从而进一步促使了少数民族的内迁。据不完全统计，在晋惠帝元康八年（公元２９８年）以后的１０年间，汉族、羌族、氐族等民族的流徙人口多达百万以上。流民到了新的地方，生活没有着落，多数靠给人做佣工过活，但当地豪强地主、官府不仅不进行任何抚恤，反而肆意欺压流民，抢夺他们的财物，激起流民起义。在流徙及起义过程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交融也向更深的层次发展。

　　正当西晋政府忙于镇压这些流民起义的时候，匈奴贵族刘渊乘机于晋惠帝永安元年（公元３０４年）建立汉国。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３１１年），汉军攻破西晋首都洛阳，俘虏晋怀帝，西晋政府名存实亡，史称“永嘉之乱”。又过了５年，汉军攻下长安，杀晋愍帝，西晋灭亡。“永嘉之乱”后，北方地区战争更加频繁。从公元３０４年到４３９年的１３６年间，６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先后在北方和巴蜀地区共建立了２３个割据政权，它们是：匈奴族建立的汉国、前赵、北凉、夏；鲜卑族建立的辽西、代、北周、前燕、后燕、西秦、南燕、南凉；羯族建立的后赵；氐族建立的仇池、前秦、后凉；羌族建立的后秦；巴氐族建立的成汉；汉族建立的前凉、西凉、后蜀、北燕、冉魏。其中主要的政权是１６个，即成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和夏，史称“十六国”。

　　十六国统治时期，北方地区的屠杀、天灾、疾疫、饥荒等更加严重，黄河流域汉族民众被迫大量南迁，流徙到汉水流域、淮水流域及长江以南地区。据统计，从“永嘉之乱”到南朝宋之间，至少有９０万人口迁到南方。与此同时，十六国的统治者为了保证自己拥有足够的兵员和劳动力，也纷纷强迫民户迁移到各自的统辖区内。于是，黄河流域的汉族民众和各少数民族民众一起，时而从关东（函谷关以东）被迁到关中（函谷关以西），时而又从关中被迁到关东。每次迁徙动辄几万户、十几万户，甚至几十万户，人口最多时达到数百万。这个时期的民族大迁徙，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次数上，都是历史上所罕见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对于贫苦的民众来说，当然是十分痛苦的事情，他们所遭受的无穷苦难是难以想像的。但是，各民族在共同的苦难中，彼此之间也加深了了解，增强了团结，因而促进了民族融合的发展和农牧文化的交流，从这一点上说，民族大迁徙对中国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有着莫大的好处。而十六国在中原地区的建立，各少数民族政权为站稳脚跟而不得不倾向于汉化，更加速了农牧文化的交融。

　　游牧文化的特点是缺礼少仪、粗犷豪放、野性十足，同时又活泼好动和虚心好学；农耕文化的特点则是先进、发达、稳重，富裕，但缺少灵气。这样，北方、西北少数民族大量地进入中原，既给汉族的农业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使得日渐僵化的农耕文化又重新具有了活力，同时也促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三、儒学独尊地位的动摇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独尊地位的动摇既有客观原因，也有儒学自己的主观原因。其客观原因首先是战乱频仍，政权更替频繁，使统治者无心也无力维护儒学独尊的地位。儒学独尊地位的取得需要国家统一这个前提条件。前面已提到，儒家学说只适合于和平建设时期，而不适合于战乱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形势显然不适合儒学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维护其独尊地位根本就是勉为其难的事情。其次是皇权的衰落使得依靠皇权强大而确定自己特殊地位的儒学失去了继续维持尊崇的条件。儒家学说被确立为封建正统思想，取得独尊地位，除了需要国家统一这个前提条件外，还需要皇权的强大。实际上，儒学就是在西汉中期皇权强大、中央集权制政权稳固的时候才取得独尊地位的。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大为衰落，这个时期可以称得上是自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来作为人之至尊的皇帝所遭遇的最痛苦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皇帝，竟然常常没有自主选择即位或退位的权利，一切都掌握在权臣手中，而且最终都是死路一条。很多皇帝被害时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既然皇权沦落到这个份上，谁还会讲“君人者，国之元也”呢？因此，维护专制统治的儒学地位的下降也只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第三是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相互杀戮的野蛮行径致使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落空，也促使儒学地位下降。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野蛮杀戮是非常残酷的。例如，曹魏后期以司马懿为首的司马氏集团与以曹爽为首的曹氏集团为争夺最高领导权曾进行激烈的斗争，最终心无城府的曹爽不是老奸巨猾的司马懿的对手，致使曹氏集团落败。曹爽连同其兄弟及该集团的所有主要人物一律被诛灭三族。一时间天下名士几乎被杀一半。再如，在西晋历时１６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中，晋惠帝司马衷、皇后贾南风、太后杨芷（晋武帝司马炎皇后）、外戚杨骏（杨芷之父）、太子司马遹，以及楚王司马玮、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义、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顒等７个司马氏王或被杀，或被逼自杀，或被毒死，同时外戚杨氏集团、皇后贾氏集团共数千人也全部被杀。统治集团内部腥风血雨的残酷政治斗争，使儒家宣扬的“孝顺”、“爱人”、“仁义”等伦理道德无人肯再相信。

　　除了上述客观原因以外，儒学自己的发展则进入到死胡同里，因此从主观上也难以继续维持其自身的独尊地位。儒学自身的问题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东汉时期风行一时“谶纬之学”经过王充等人的批判已经失去了迷惑作用；另一方面，兴盛自西汉中期的经学也因过于脱离社会现实而难以适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荡形势，导致衰落。

　　“谶纬之学”是一种以神学来解释儒学的迷信学说，起源于古代“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河图洛书的原意是指作为古代地理书籍的黄河、洛水之图，后来演变成儒家经典 《周易》 和 《尚书· 洪范》 起源的神话传说。汉代儒者认为：伏羲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身有图文，伏羲以此画成八卦，即 《周易》 的起源；夏禹时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有文字，禹取法作书，即 《洪范》 的起源。

　　“谶纬之学”的“谶”指的是预知吉凶的神学预言，又称为“符”或者“符命”。具体而言，就是所谓“上天”通过降下的灾祥而表达出的预言、启示什么的。比如说秦朝时流行的“亡秦者胡也”的说法即为谶语，汉代谶纬学家称这句话是儒家的老祖宗———孔子的预言，这显然是一派胡言。“谶纬之学”的“纬”是与“经”相对而言的，它是“经”的支流，指用“天人感应”的神学迷信解释的经典。纬书计有：《易》 纬六，《书》 纬五，《诗》、《礼》、《乐》 各纬三，《孝经》 纬二，《春秋》 纬十三，共３５种。其作者全部隐姓埋名，自称为神之启示，然后假托神意，篡改儒家经典。纬书发源于古代阴阳家，起于秦，出于西汉末哀帝、平帝时，而大兴于东汉时期。

　　“谶纬之学”产生于秦汉间方士与儒生的糅合，秦始皇、汉武帝好方士、神仙，使之得以发展起来。西汉后期及王莽、东汉光武帝刘秀等都从政治角度加以提倡利用。他们通过制造各种“祥瑞”，提高自己的身价，为改朝换代制造根据。东汉章帝刘炟时，曾召集白虎观会议，写成 《白虎通义》，以大量“谶纬”迷信改铸孔子的形象，赋予他学者和教主的双重身份，进一步把儒学与“谶纬”结合，使儒学神学化泛滥起来。在东汉，无论官私学校、书馆都讲授以“谶纬”为主要内容的今文经学。凡是赞成搞“谶纬”的才能做大官，反对搞“谶纬”的则受排挤。东汉初年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桓谭就因明确表示反对“谶纬”，被刘秀大骂为“非圣无法”，险些被杀头，最后死在贬官出京的路上。

　　大兴“谶纬”使东汉时期的思想界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后来王充（公元２７—约９７年）挺身而出，他继承了桓谭等人的进步思想，广泛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成果，以毕生精力，针对嚣张一时的“谶纬之学”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清算，其代表作是 《论衡》。王充认为，自然界的变异只是“元气”运动的结果，和人世间的变化根本不存在什么感应关系。对于所谓帝王是天的儿子，代表“上天”进行统治，天降灾异惩罚统治的偏误等“谶纬”说教，他都斥之为虚妄无稽之谈。王充讥讽地说，如果“上天”圣明的话，就应该降圣王于人间，而不会生失道废德的庸庸之君统治当今。对于俗儒将孔子吹捧为大圣人，把他说成“前知千岁，后知万世”、“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先知，王充极为反感。在 《论衡》 中他一连举出了１４个例子，证明孔子根本不是先知。例如，颜回煮饭，把落上灰尘的饭粒扒出来自己吃掉，孔子却误认为颜回在偷饭吃；孔子怕见阳货，但又必须回访，便趁阳货不在家时才去，谁知偏偏在路上碰上了；孔子周游列国，人家都不用他，如果有先知先觉，又何必白跑呢。王充的观点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与“谶纬之学”泛滥同步，经学也进入极盛时代。所谓“经学”，即训解、阐述儒家经典之学，其起源常被追溯到孔子的弟子子夏身上。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从此经学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学说。经学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兴起于西汉，所传五经由战国以来儒者师徒相传，以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成。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至东汉光武帝的十四博士，均为今文经学。今文经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经书为孔子政治思想所托，着重阐发经书中的“微言大义”，讲求五行谶纬。自董仲舒开始，把阴阳五行说与 《春秋公羊传》 相结合，为巩固皇权服务，从而成为正统的正统。但自王莽立古文经于学官后，今文经学逐渐衰落，虽然白虎观会议曾重整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但终究没能挽救其命运，竟至淹没，直到清代考据学派兴起才渐渐地由古文经学的研究而推及于今文经学。清末的康有为就是今文经学家。

　　古文经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经书为孔子整理的古代史料之书，偏重“名物训诂”。西汉末年，自王莽利用古文经 《周礼》 作为改制的依据后，古文经学逐渐勃兴。东汉末，融合今、古文经学，偏向于古文经学的郑玄之学盛行。自东汉末到隋唐时期，古文经学始终为经学的正统。但到了宋代，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古文经学逐渐衰落。不过，从明朝末年顾炎武大力提倡开始，古文经学又渐次复兴，至清朝乾隆、嘉庆时代再呈大盛之势。

　　古文经学的特点是，释经不事微言大义，而注重文字的辩解训诂，稍远于“谶纬”。从历史考证角度看，这样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但问题是，东汉时期的古文经学过于沉溺于训诂章句，考据典章制度，结果发展为僵化的章句之学。有时甚至仅仅５个字的文句，竟然注说出５万个字，所以出现“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的现象就毫不奇怪了。这种烦琐的经学自然难以适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荡形势。

　　儒学独尊地位的动摇给其他学说的兴起及传播提供了思想空间，促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多元特征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