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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秦汉文化性格的主要体现
秦汉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努力与艰苦斗争后，不仅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且建成了前所未有、强大无比的封建大帝国，其文化性格中踌躇满志、不可一世的亢奋劲头十分鲜明。又由于，这个时期是地主阶级正处在上升阶段，其亢奋劲头又使其流露出不可抑制的勇于开拓、敢于历难的文化性格。
一、踌躇满志 不可一世
秦汉时期，新兴地主阶级这种踌躇满志、不可一世的文化性格，在秦始皇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作为千古第一帝，秦始皇目空一切的气势无人能及。例如，其人所共知的名言———“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我们再也听不到有哪位皇帝能说出如此“大气”的话来。正因为他目空一切，所以给当时的小民及秦王朝本身都带来了灭顶之灾。
（一）不顾死活的超限剥削
不顾死活的超限剥削最突出体现在秦王朝的徭役剥削上。这里所说的“不顾死活”，不是说秦始皇不顾百姓死活———以法家理论武装头脑的他确实不顾百姓死活，而是说他不顾秦王朝的死活，不顾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秦王朝统治者们的死活。他与其子二世皇帝的这种不顾死活的超限剥削直接导致了秦王朝的短命。
秦王朝的徭役剥削有多么繁重，我们来算一笔账就知道了。有统计数字的：南征百越５０万人，平定百越后从中原征调戍守五岭的５０万人，北击匈奴３０万人，建阿房宫和修骊山陵一共用７０万人，加起来是２００万人。没有统计数字的：南征百越的增援部队，修长城、驰道、直道、五尺道和“新道”等工程的民工，为政府、边军、服劳役者转输粮食等物资的民工，每年定期为各级政府部门服劳役者等，这几项相加人数肯定不会低于三百万。这样，以最保守的数字计算，秦时有５００万人常年在外服徭役。而秦时的人口有多少呢？据估计，当为２０００万左右。这２０００万左右人口以男女各占一半计，男子为１０００万。而１０００万男子中老幼按一半计，剩下的壮年者不过５００万人。也就是说，秦时几乎所有的壮年男子都被征发了。有些地区男子征发完了，不得不征发女子服劳役。所以，董仲舒曾说秦王朝的力役３０倍于古。他的话一点不错。
秦王朝超繁重的徭役剥削至少造成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在地里干活的只剩下妇女和老幼，农业生产肯定受到严重影响；二是男子常年在外，长期与妻子不得相见，人口的再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其实就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问题。尽管孟姜女的故事是后人移植到秦朝的，但除了哭塌长城的情节外，其他还是可信的。孟姜女在丈夫被征走后，不仅再没见过他的面，就连他的尸骨都未见到，如何能留下后代？
（二）随意扩大内部矛盾
随意扩大内部矛盾主要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行。这两件事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知识分子从此与秦王朝离心离德，是秦王朝短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１。禁私学、焚诗书
禁私学、焚诗书发生于公元前２１３年，起因是秦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为了如何巩固地方统治而发生的一场争论。争论的双方，一派是认为应“法先王”的众博士官，主张地方应效仿古人实行分封制，以免发生类似春秋时期田氏代齐、六卿瓜分晋国那样的事情时外面没有亲人相救；另一派是认为应“法后王”的以已升任丞相的李斯为首的行政官僚，坚持主张维持现行的郡县制。
这场争论本是秦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正常的政治分歧，但满脑子法家理论学说、对持诸家学术的众博士官一直存有歧视心理的李斯却利用自己的地位，将批判矛头强行指向众博士官和天下读书人身上，指责他们不学当今法令却在从事取法古人、批评当世、惑乱黔首的勾当，认为这样的言行如果不加禁止的话，就会降低君主的威势，并使朋党勾结于朝中。李斯认定读书人诽谤朝廷的依据是他们手中的诗书，因此他向秦始皇建议：将史官所藏的非《秦纪》 以外的书统统烧掉，把不任博士官职务的人所私藏的 《诗》、《书》 和诸子百家言论等书籍全部搜出送到官府焚毁。以后有胆敢谈论 《诗》、《书》 者，弃市；有胆敢用古人诽谤当今者，灭族；凡官吏见到而不举报者，与之同罪。命令下达后３０天之内，仍然拒不焚书者，黥为城旦。可以不焚烧的书是医药、卜筮和种树等书。他同时建议取消私学，如果有人想学习法令，可以以官吏为老师学习。对于李斯的建议，一贯与之一拍即合的秦始皇立即表示同意，并很快颁布了“挟书律”，严禁人们读书学习，并下令焚书。于是，私学在全国范围内被禁止了，各地都点燃了焚书之火，本来数目就不多的先秦书籍在烈火中化为了灰烬。
禁私学、焚诗书实际上是秦国长期奉行法家理论为统治指导思想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秦始皇禁私学、焚诗书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情。从秦国的历史来看，早在商鞅时代秦国就有过焚书之举。秦始皇、李斯天真地认为这样做可以加强统治，殊不知这种粗暴的行径不仅造成秦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使那些肚中藏有学问的读书人从此与秦王朝离心离德，甚至把他们推到了秦王朝的反对势力一方。尽管这些读书人弱不禁风，书生气十足，但是当他们与其他反抗势力结合起来之后能量将呈几何数字般成倍地增大，成为了秦王朝统治的巨大的祸患。实际上，在领导秦末大起义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人身边就聚集着一大批秦朝的读书人，他们为推翻秦王朝统治做出了极大贡献。
２。坑杀“儒生”
“坑儒”事件发生在秦始皇焚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２１２年。从主观上说，“坑儒”是法家理论学说残暴性的又一具体表现，同时也是秦始皇暴虐本性的又一次展现，所以在秦王朝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毫不奇怪的。从客观上说，其直接导火索是那些装神弄鬼的方士们欺骗和诽谤秦始皇。而聪明一世的秦始皇之所以受到这些方士的愚弄，是因为他企盼长生不死。
秦始皇在建立丰功伟业之后，自认已不是凡人，希望能够永生，因此十分热衷于寻求长生不老的仙药和方法。一些胆大妄为的方士便投其所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欺骗他、愚弄他。譬如，齐人徐巿声称，东海中有３座神山，分别叫蓬莱、方丈和瀛洲，上面住有仙人，要求派给他一些童男童女，以便入海求仙。秦始皇立即下令搜罗数千童男童女，交与徐巿。结果徐巿一去便再不复返。再如，一个叫卢生的方士欺骗秦始皇说，方士们每每无功而还，是因为秦始皇行踪不密。他建议秦始皇如果想作水淹不死、火烧不毙的“真人”，就该隐匿自己的行踪，不让臣下知道他居住在什么地方，这样他们才能找回不死的仙药。对此深信不疑的秦始皇居然连声说：“我仰慕真人，从现在起我自称‘真人’，不再称‘朕’。”连自己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标识”———“朕”都放弃不用，可见秦始皇求仙寻药的心情之真挚。秦始皇随即下令，将宫中所有宫殿以悬挂着帏帐的夹道、甬道相连，有人胆敢说出他的行踪，立即处死。
但秦始皇的种种残暴之举一方面使众方士越来越对他不满，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越来越感到不寒而栗。因为，秦法规定所献“仙方”不见效果的方士一律处死，他们也知道一次又一次地欺骗秦始皇终非长久之计。于是，一个来自原韩国的侯生和前面提到的卢生，在发表了一大通充满了诽谤味道的言论后，逃之夭夭了。他们说秦始皇为人刚愎自用，自以为自古无人可比，还说他以刑杀为乐，专权拒谏等，并表示决不能为这种人求仙药。当二人的话传到秦始皇的耳中时，他怒不可遏地命令廷尉将“诸生”抓来一一审问、追查。自古文人是见不得官的，一顿板子下去，“诸生”便你咬我、我咬你，最后竟连带出“犯禁者”４６０余人。秦始皇下令，将他们全部活埋于咸阳，并且诏告天下，以示儆戒。这就是闻名后世的“坑儒”事件。
秦之“坑儒”，尽管坑杀的并非全是读书人，其中绝大部分是那些装神弄鬼的方士，但影响太恶劣了。结合前一年的“焚书”之举，已经心怀极度不满的读书人更绝难与秦王朝合作了，从而极大地动摇了秦王朝统治的政治根基。
另外，由“坑儒”事件还造成秦始皇与其长子扶苏的不和，这也间接地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扶苏劝谏秦始皇不要“坑儒”，他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谁知盛怒之下的秦始皇竟将其赶出京城咸阳，“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由此为其少子胡亥的篡位夺权留下了可乘之机。秦始皇死时，赵高、胡亥和李斯就是乘扶苏远在边疆之机篡位夺权的，这是秦始皇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
（三）扰民致祸的严刑峻法
秦王朝所制定的法律也是不顾自己死活的。其法网之密、内容之繁、刑罚之酷为中国历史所仅见。在秦朝，上至军政大事，下至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法律都规定了严格的限制。如对行路者规定：“步过六尺，有罚”。“六尺”是什么概念？秦六尺，约合今１。４米。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在大街上跑步或狂奔就要受到处罚。另外，“妄言者，无类”，即大胆胡言者灭族。甚至，连穿鞋也有限制，严禁平民百姓穿“锦履”，即不许穿以丝杂织、有花纹的鞋子，否则受到处罚。
秦王朝的法律不仅对百姓生活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明文规定，稍有触犯便要给予惩处，而且厉行法家所提倡的“以刑去刑”、“以杀去杀”的思想主张，以重刑杜绝犯罪。如“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趾）”；“甲盗不盈一钱……乙见知而弗捕，当赀（罚款）一盾”，等等。
如此繁密苛酷的法律规定严重妨碍了人们的生活，使人动辄得咎，举步获罪，以至于秦时的罪犯出奇地多，“赭衣塞路，囹圄成市”。以最保守的数字统计，秦时２０００万人口中，罪徒就有１００万之众，竟达５%，平均每２０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罪徒，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另外，秦王朝的刑罚是十分残酷的，主要表现为以各种野蛮的方式处死或残害罪犯、实行无端株连无辜者的“连坐”制度、所有的劳役刑均为无期徒刑，以及肉刑与劳役刑并施等方面。
秦朝的死刑有：绞———用绳索将犯人活活勒死；枭首———把犯人的头割下来悬于木杆之上；腰斩———将犯人拦腰斫断而毙命；磔———分裂犯人的肢体而杀之；车裂———将犯人的头和四肢分拴在５辆马车之上，车向５个方向同时分驰将受刑者撕裂；戮———在处死犯人的时候进行羞辱；弃市———在闹市处死犯人并暴尸；剖腹———切开犯人的肚子致其死亡；镬烹———将犯人丢入开水锅中煮死；抽胁———割取犯人的肋骨致其死亡；笞杀———用竹棍或木棒将犯人活活打死；具五刑———先对犯人施以各种肉刑，如黥面、切鼻、割舌、砍腿等，最后再将犯人杀死；坑杀———活埋；族刑———诛杀罪犯及罪犯的亲族，有夷三族、诛九族等；夷乡———诛杀罪犯及罪犯的乡邻；等等。
秦朝的肉刑有：黥———以锐器刻划犯人面部，然后在伤处涂墨；劓———割掉犯人的鼻子；斩左右趾———砍掉犯人的左脚或右脚；宫———破坏男女的生殖器官；笞———以竹木击打犯人背、臀、腿；等等。秦时广泛施行肉刑，尤其是动不动就砍人左右脚，以致当时不仅市场上假脚十分。销，而且制作假脚业竟成了一个收入可观、赢利很大的行业，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秦时的徒刑犯都是没有刑期的，一旦获罪，终身服役。不仅如此，秦法还将各种肉刑与劳役刑合并实施，如斩左趾为城旦舂等。而在骊山修陵和阿房宫服役的７０万人几乎全是被施行了宫刑的罪犯。各种残酷无道的肉刑与徒刑合并实行，使原本已很残酷的刑罚更加酷烈。
秦时的刑罚，不仅基本上包括了古代各种酷刑，而且还有不少创新。尤其是广泛使用“株连”，一人犯罪，父母、妻子、子女、全家、族亲、同事、上下级，乃至乡邻都受牵连。人在家中坐，祸自天上降。这样迫使父子、夫妻、亲友、乡邻、同事、上下级之间互相告发，造成人人自危、终日惶恐不安的气氛，极大地加重了人们的恐惧心理，最终不仅没有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反而使社会难以保持安定。
正是由于秦法太过严厉，所以陈胜、吴广等９００ 个戍卒才会一致认为“失期”是死，举大义也是死，何不举行起义，跟秦王朝拼个鱼死网破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实际上，这９００个人不会全部被处死，但人们不知道谁将会被处死。由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所以干脆全反了。而这一反，竟将强大无比的秦王朝掀翻了。
秦汉文化这种踌躇满志、不可一世的文化性格在汉武帝身上也有强烈体现。他的种种好大喜功的活动竟将西汉前期七八十年的积累全部消耗尽。他在位５４ 年，亲政５０年，打了５０年的仗，将国库都打空了。国家没钱了，就找商人要钱，商人不肯给，于是就制定政策打击、压榨商人，最后中等家产以上的商人全都破产了，搞得国家、个人全都贫穷了。西汉在汉武帝统治时期最强大，但他死以后，甚至他还没死的时候，西汉就开始走向下坡路了，以至其后继者汉昭帝、汉宣帝费劲劳神，但也无回天之力，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强大无比的汉王朝一天天衰落下去。
二、勇于开拓 敢于历难
秦汉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勇于开拓精神非常突出。这一时期完全是一个创新、创造的时代，其皇帝制度的创制、中央集权的定型、统一政策的实行、国土疆域的广拓，等等，无不体现着这一文化性格。而敢于历难的体现，最突出的有张骞勇通西域、苏武牧羊北海、班超独定西域等。
（一）张骞勇通西域
张骞通西域发生在公元前１３９年到公元前１２６年，正当汉武帝统治时期。
汉武帝在对匈奴发动反击之前，对自己能否打败匈奴心里没底，这时他听到了有关大月氏的传言———大月氏有人口４０多万，曾游牧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与匈奴是“世敌”，后被匈奴打败，月氏王也被杀，其头颅被匈奴人割下做成“饮器”，部众不得不向西迁到伊犁河流域。于是，汉武帝想与大月氏建立联盟关系，共同对付匈奴。但西行的必经之地———河西走廊正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十分危险，于是汉武帝下令公开征募能担当出使重任的人才。这样，张骞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以郎应募”，成为出使大月氏的志愿者。
公元前１３９年，张骞奉命出使，但刚一出汉境就被匈奴人抓住，成了俘虏，这一晃就是１１年。被扣押期间，张骞不仅被迫娶了匈奴妻子，而且还生了儿子，但他没有动摇初衷。后来，他与部属终于乘机逃出，继续西行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此时大月氏早已不在伊犁河流域，又向西迁徙走了。张骞等只好越过葱岭，一直向西寻找，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阿姆河流域找到大月氏。谁知，大月氏在这里已经放弃了游牧生活，改为农业定居生活。因新居之处肥饶安全，又与西汉距离遥远，所以他们不肯东返再向匈奴复仇了。张骞在大月氏逗留１年，得不到结果，只好回国，途中再次被匈奴抓住，又被拘禁了１年多，最后乘匈奴内乱才得以逃脱，回到长安。出去时张骞带了１００多人，前后１３年，回来时只有他自己和一个叫堂邑父的奴隶两个人。
张骞此行虽未能完成政治任务，但他在西行途中，不仅传播了西汉的国威，而且获得了大量前所未有的西域资料，使西汉政府增加了对西域的了解，也沟通了西汉与西域各族之间的联系。公元前１１９年，西汉军队击败匈奴，征服西域诸国，打通河西走廊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他派出副使，访问了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康居（今哈萨克斯坦东南）、大月氏、大夏（今阿姆河流域）等国，最远到达安息（今伊朗境内），这些国家也都派使者入汉答谢。从此，西汉同西域的交流频繁起来，丝绸、茶叶、铁器、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输往西域，西域诸国也经常遣使入汉。司马迁赞誉张骞的功绩，称他的壮举为“凿空”。
一个人的一生没有几个１１年，张骞却能在被扣押的１１年中不忘使命，始终保留汉节，表现出强烈的忠诚之心。这种坚定的信念、执著的精神、刚毅的性格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劲头是与那个有为时代的整体精神相一致的。
（二）苏武牧羊北海
苏武牧羊北海发生在公元前１００年至公元前８１年，时值汉武帝统治末期、汉昭帝初期。
汉武帝晚年，西汉与匈奴经历多年战争后酝酿重归于好。在这种背景下，公元前１００年苏武奉命率百余人出使匈奴。待任务完成后，苏武一行准备回国时，意外发生了。他手下的一名副使卷入了匈奴内部的叛乱活动，结果匈奴将苏武一行全部扣押。苏武不愿受辱，拔刀自刺，被救活。匈奴想尽办法让苏武投降，威胁利诱等手段使尽后，又将他关在一个阴冷的地窖里，断绝饮食，苏武靠吞毡饮雪才免于饿死。最后，匈奴将苏武流放到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交给他一群公羊，声称等公羊下羊羔就放他回汉朝。
北海人迹罕至，荒原千里，食物不足，苏武经常从野鼠穴中掘取“草实”充饥，但他坚贞不屈。甚至投降匈奴的汉将李陵来告诉苏武，其母及兄弟均已死去，妻子改嫁，两个妹妹和三个孩子失踪，劝他投降，但苏武仍不为所动，严词拒绝。就这样苏武在匈奴被扣押整整１９年，须发尽白，直到汉昭帝初年汉朝与匈奴和亲，他才与其他被扣汉使一道回到汉朝。
应该说，苏武独自一人在北海忍饥受冻，要比张骞的处境还艰苦。但他与张骞一样始终保持汉节，不忘自己的身份，不愿做对不起汉朝的事情，忠诚不贰，威武不屈，困苦不移，也同样充分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三）班超独定西域
班超独定西域发生在公元７３年至１０２年，时值东汉明帝、章帝、和帝时期。
东汉初年，匈奴势力有所恢复，征服和统治了曾是西汉统属的西域大部分地区，著名的“丝绸之路”也被遮断。公元７３年，东汉派大将窦固击败匈奴，一度扭转了局势。班超在这次战争中初露头角，并在战后被派去通使西域。班超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使西域大部分地区与东汉重新建立了相互信赖的友好关系，和汉朝断绝６０多年的西域通路又打通了。
但公元７５年，东汉政府鉴于国力尚未完全恢复，决定放弃西域，下诏命班超返回。班超在回朝途中，各国争相挽留，甚至抱住班超马腿不放。班超见此，毅然决定留下。从这一年一直到１０２年，班超在遥远的西域几乎独力支撑，其间东汉政府只在公元８０年和８４年各派来１０００和８００士兵增援班超。班超发挥其优秀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依靠友好国家，团结弱小，打击为匈奴效力的国家，多次经历生死之战，但始终控制着局势，直到最后西域５０余国全部归附东汉。东汉政府为表彰班超的功勋，封他为定远侯。永元十四年（公元１０２年），汉和帝批准班超回朝。同年，班超死于洛阳，终年７１岁。
班超在西域活动３０年，“转侧西域”，“不避死亡”，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帮助西域各国摆脱匈奴的压迫，恢复了西域与汉朝长期的政治经济关系，确保了丝绸之路的。通，沟通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关系，其功业值得在历史上大书一笔。
像张骞、苏武、班超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其他时代或许也有，但他们如此集中地出现在秦汉时期绝非偶然。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精神意念，他们的品格斗志，无不鲜明地体现着这一时期的文化性格和时代风貌。
§§第七章 中国文化古典精神的“复兴”——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古典文化精神的“复兴”指的是“复兴”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精神，主要体现是文化发展呈现多元性特征及生动活泼的文化氛围。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复兴不是原汁原味的复兴。魏晋南北朝文化虽然有多元化之形，却无春秋战国文化多元化之实，所以“复兴”二字必须加上引号。
一、踌躇满志 不可一世
秦汉时期，新兴地主阶级这种踌躇满志、不可一世的文化性格，在秦始皇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作为千古第一帝，秦始皇目空一切的气势无人能及。例如，其人所共知的名言———“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我们再也听不到有哪位皇帝能说出如此“大气”的话来。正因为他目空一切，所以给当时的小民及秦王朝本身都带来了灭顶之灾。
（一）不顾死活的超限剥削
不顾死活的超限剥削最突出体现在秦王朝的徭役剥削上。这里所说的“不顾死活”，不是说秦始皇不顾百姓死活———以法家理论武装头脑的他确实不顾百姓死活，而是说他不顾秦王朝的死活，不顾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秦王朝统治者们的死活。他与其子二世皇帝的这种不顾死活的超限剥削直接导致了秦王朝的短命。
秦王朝的徭役剥削有多么繁重，我们来算一笔账就知道了。有统计数字的：南征百越５０万人，平定百越后从中原征调戍守五岭的５０万人，北击匈奴３０万人，建阿房宫和修骊山陵一共用７０万人，加起来是２００万人。没有统计数字的：南征百越的增援部队，修长城、驰道、直道、五尺道和“新道”等工程的民工，为政府、边军、服劳役者转输粮食等物资的民工，每年定期为各级政府部门服劳役者等，这几项相加人数肯定不会低于三百万。这样，以最保守的数字计算，秦时有５００万人常年在外服徭役。而秦时的人口有多少呢？据估计，当为２０００万左右。这２０００万左右人口以男女各占一半计，男子为１０００万。而１０００万男子中老幼按一半计，剩下的壮年者不过５００万人。也就是说，秦时几乎所有的壮年男子都被征发了。有些地区男子征发完了，不得不征发女子服劳役。所以，董仲舒曾说秦王朝的力役３０倍于古。他的话一点不错。
秦王朝超繁重的徭役剥削至少造成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在地里干活的只剩下妇女和老幼，农业生产肯定受到严重影响；二是男子常年在外，长期与妻子不得相见，人口的再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其实就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问题。尽管孟姜女的故事是后人移植到秦朝的，但除了哭塌长城的情节外，其他还是可信的。孟姜女在丈夫被征走后，不仅再没见过他的面，就连他的尸骨都未见到，如何能留下后代？
（二）随意扩大内部矛盾
随意扩大内部矛盾主要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行。这两件事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知识分子从此与秦王朝离心离德，是秦王朝短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１。禁私学、焚诗书
禁私学、焚诗书发生于公元前２１３年，起因是秦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为了如何巩固地方统治而发生的一场争论。争论的双方，一派是认为应“法先王”的众博士官，主张地方应效仿古人实行分封制，以免发生类似春秋时期田氏代齐、六卿瓜分晋国那样的事情时外面没有亲人相救；另一派是认为应“法后王”的以已升任丞相的李斯为首的行政官僚，坚持主张维持现行的郡县制。
这场争论本是秦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正常的政治分歧，但满脑子法家理论学说、对持诸家学术的众博士官一直存有歧视心理的李斯却利用自己的地位，将批判矛头强行指向众博士官和天下读书人身上，指责他们不学当今法令却在从事取法古人、批评当世、惑乱黔首的勾当，认为这样的言行如果不加禁止的话，就会降低君主的威势，并使朋党勾结于朝中。李斯认定读书人诽谤朝廷的依据是他们手中的诗书，因此他向秦始皇建议：将史官所藏的非《秦纪》 以外的书统统烧掉，把不任博士官职务的人所私藏的 《诗》、《书》 和诸子百家言论等书籍全部搜出送到官府焚毁。以后有胆敢谈论 《诗》、《书》 者，弃市；有胆敢用古人诽谤当今者，灭族；凡官吏见到而不举报者，与之同罪。命令下达后３０天之内，仍然拒不焚书者，黥为城旦。可以不焚烧的书是医药、卜筮和种树等书。他同时建议取消私学，如果有人想学习法令，可以以官吏为老师学习。对于李斯的建议，一贯与之一拍即合的秦始皇立即表示同意，并很快颁布了“挟书律”，严禁人们读书学习，并下令焚书。于是，私学在全国范围内被禁止了，各地都点燃了焚书之火，本来数目就不多的先秦书籍在烈火中化为了灰烬。
禁私学、焚诗书实际上是秦国长期奉行法家理论为统治指导思想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秦始皇禁私学、焚诗书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情。从秦国的历史来看，早在商鞅时代秦国就有过焚书之举。秦始皇、李斯天真地认为这样做可以加强统治，殊不知这种粗暴的行径不仅造成秦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使那些肚中藏有学问的读书人从此与秦王朝离心离德，甚至把他们推到了秦王朝的反对势力一方。尽管这些读书人弱不禁风，书生气十足，但是当他们与其他反抗势力结合起来之后能量将呈几何数字般成倍地增大，成为了秦王朝统治的巨大的祸患。实际上，在领导秦末大起义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人身边就聚集着一大批秦朝的读书人，他们为推翻秦王朝统治做出了极大贡献。
２。坑杀“儒生”
“坑儒”事件发生在秦始皇焚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２１２年。从主观上说，“坑儒”是法家理论学说残暴性的又一具体表现，同时也是秦始皇暴虐本性的又一次展现，所以在秦王朝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毫不奇怪的。从客观上说，其直接导火索是那些装神弄鬼的方士们欺骗和诽谤秦始皇。而聪明一世的秦始皇之所以受到这些方士的愚弄，是因为他企盼长生不死。
秦始皇在建立丰功伟业之后，自认已不是凡人，希望能够永生，因此十分热衷于寻求长生不老的仙药和方法。一些胆大妄为的方士便投其所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欺骗他、愚弄他。譬如，齐人徐巿声称，东海中有３座神山，分别叫蓬莱、方丈和瀛洲，上面住有仙人，要求派给他一些童男童女，以便入海求仙。秦始皇立即下令搜罗数千童男童女，交与徐巿。结果徐巿一去便再不复返。再如，一个叫卢生的方士欺骗秦始皇说，方士们每每无功而还，是因为秦始皇行踪不密。他建议秦始皇如果想作水淹不死、火烧不毙的“真人”，就该隐匿自己的行踪，不让臣下知道他居住在什么地方，这样他们才能找回不死的仙药。对此深信不疑的秦始皇居然连声说：“我仰慕真人，从现在起我自称‘真人’，不再称‘朕’。”连自己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标识”———“朕”都放弃不用，可见秦始皇求仙寻药的心情之真挚。秦始皇随即下令，将宫中所有宫殿以悬挂着帏帐的夹道、甬道相连，有人胆敢说出他的行踪，立即处死。
但秦始皇的种种残暴之举一方面使众方士越来越对他不满，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越来越感到不寒而栗。因为，秦法规定所献“仙方”不见效果的方士一律处死，他们也知道一次又一次地欺骗秦始皇终非长久之计。于是，一个来自原韩国的侯生和前面提到的卢生，在发表了一大通充满了诽谤味道的言论后，逃之夭夭了。他们说秦始皇为人刚愎自用，自以为自古无人可比，还说他以刑杀为乐，专权拒谏等，并表示决不能为这种人求仙药。当二人的话传到秦始皇的耳中时，他怒不可遏地命令廷尉将“诸生”抓来一一审问、追查。自古文人是见不得官的，一顿板子下去，“诸生”便你咬我、我咬你，最后竟连带出“犯禁者”４６０余人。秦始皇下令，将他们全部活埋于咸阳，并且诏告天下，以示儆戒。这就是闻名后世的“坑儒”事件。
秦之“坑儒”，尽管坑杀的并非全是读书人，其中绝大部分是那些装神弄鬼的方士，但影响太恶劣了。结合前一年的“焚书”之举，已经心怀极度不满的读书人更绝难与秦王朝合作了，从而极大地动摇了秦王朝统治的政治根基。
另外，由“坑儒”事件还造成秦始皇与其长子扶苏的不和，这也间接地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扶苏劝谏秦始皇不要“坑儒”，他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谁知盛怒之下的秦始皇竟将其赶出京城咸阳，“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由此为其少子胡亥的篡位夺权留下了可乘之机。秦始皇死时，赵高、胡亥和李斯就是乘扶苏远在边疆之机篡位夺权的，这是秦始皇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
（三）扰民致祸的严刑峻法
秦王朝所制定的法律也是不顾自己死活的。其法网之密、内容之繁、刑罚之酷为中国历史所仅见。在秦朝，上至军政大事，下至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法律都规定了严格的限制。如对行路者规定：“步过六尺，有罚”。“六尺”是什么概念？秦六尺，约合今１。４米。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在大街上跑步或狂奔就要受到处罚。另外，“妄言者，无类”，即大胆胡言者灭族。甚至，连穿鞋也有限制，严禁平民百姓穿“锦履”，即不许穿以丝杂织、有花纹的鞋子，否则受到处罚。
秦王朝的法律不仅对百姓生活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明文规定，稍有触犯便要给予惩处，而且厉行法家所提倡的“以刑去刑”、“以杀去杀”的思想主张，以重刑杜绝犯罪。如“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趾）”；“甲盗不盈一钱……乙见知而弗捕，当赀（罚款）一盾”，等等。
如此繁密苛酷的法律规定严重妨碍了人们的生活，使人动辄得咎，举步获罪，以至于秦时的罪犯出奇地多，“赭衣塞路，囹圄成市”。以最保守的数字统计，秦时２０００万人口中，罪徒就有１００万之众，竟达５%，平均每２０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罪徒，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另外，秦王朝的刑罚是十分残酷的，主要表现为以各种野蛮的方式处死或残害罪犯、实行无端株连无辜者的“连坐”制度、所有的劳役刑均为无期徒刑，以及肉刑与劳役刑并施等方面。
秦朝的死刑有：绞———用绳索将犯人活活勒死；枭首———把犯人的头割下来悬于木杆之上；腰斩———将犯人拦腰斫断而毙命；磔———分裂犯人的肢体而杀之；车裂———将犯人的头和四肢分拴在５辆马车之上，车向５个方向同时分驰将受刑者撕裂；戮———在处死犯人的时候进行羞辱；弃市———在闹市处死犯人并暴尸；剖腹———切开犯人的肚子致其死亡；镬烹———将犯人丢入开水锅中煮死；抽胁———割取犯人的肋骨致其死亡；笞杀———用竹棍或木棒将犯人活活打死；具五刑———先对犯人施以各种肉刑，如黥面、切鼻、割舌、砍腿等，最后再将犯人杀死；坑杀———活埋；族刑———诛杀罪犯及罪犯的亲族，有夷三族、诛九族等；夷乡———诛杀罪犯及罪犯的乡邻；等等。
秦朝的肉刑有：黥———以锐器刻划犯人面部，然后在伤处涂墨；劓———割掉犯人的鼻子；斩左右趾———砍掉犯人的左脚或右脚；宫———破坏男女的生殖器官；笞———以竹木击打犯人背、臀、腿；等等。秦时广泛施行肉刑，尤其是动不动就砍人左右脚，以致当时不仅市场上假脚十分。销，而且制作假脚业竟成了一个收入可观、赢利很大的行业，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秦时的徒刑犯都是没有刑期的，一旦获罪，终身服役。不仅如此，秦法还将各种肉刑与劳役刑合并实施，如斩左趾为城旦舂等。而在骊山修陵和阿房宫服役的７０万人几乎全是被施行了宫刑的罪犯。各种残酷无道的肉刑与徒刑合并实行，使原本已很残酷的刑罚更加酷烈。
秦时的刑罚，不仅基本上包括了古代各种酷刑，而且还有不少创新。尤其是广泛使用“株连”，一人犯罪，父母、妻子、子女、全家、族亲、同事、上下级，乃至乡邻都受牵连。人在家中坐，祸自天上降。这样迫使父子、夫妻、亲友、乡邻、同事、上下级之间互相告发，造成人人自危、终日惶恐不安的气氛，极大地加重了人们的恐惧心理，最终不仅没有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反而使社会难以保持安定。
正是由于秦法太过严厉，所以陈胜、吴广等９００ 个戍卒才会一致认为“失期”是死，举大义也是死，何不举行起义，跟秦王朝拼个鱼死网破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实际上，这９００个人不会全部被处死，但人们不知道谁将会被处死。由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所以干脆全反了。而这一反，竟将强大无比的秦王朝掀翻了。
秦汉文化这种踌躇满志、不可一世的文化性格在汉武帝身上也有强烈体现。他的种种好大喜功的活动竟将西汉前期七八十年的积累全部消耗尽。他在位５４ 年，亲政５０年，打了５０年的仗，将国库都打空了。国家没钱了，就找商人要钱，商人不肯给，于是就制定政策打击、压榨商人，最后中等家产以上的商人全都破产了，搞得国家、个人全都贫穷了。西汉在汉武帝统治时期最强大，但他死以后，甚至他还没死的时候，西汉就开始走向下坡路了，以至其后继者汉昭帝、汉宣帝费劲劳神，但也无回天之力，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强大无比的汉王朝一天天衰落下去。
二、勇于开拓 敢于历难
秦汉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勇于开拓精神非常突出。这一时期完全是一个创新、创造的时代，其皇帝制度的创制、中央集权的定型、统一政策的实行、国土疆域的广拓，等等，无不体现着这一文化性格。而敢于历难的体现，最突出的有张骞勇通西域、苏武牧羊北海、班超独定西域等。
（一）张骞勇通西域
张骞通西域发生在公元前１３９年到公元前１２６年，正当汉武帝统治时期。
汉武帝在对匈奴发动反击之前，对自己能否打败匈奴心里没底，这时他听到了有关大月氏的传言———大月氏有人口４０多万，曾游牧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与匈奴是“世敌”，后被匈奴打败，月氏王也被杀，其头颅被匈奴人割下做成“饮器”，部众不得不向西迁到伊犁河流域。于是，汉武帝想与大月氏建立联盟关系，共同对付匈奴。但西行的必经之地———河西走廊正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十分危险，于是汉武帝下令公开征募能担当出使重任的人才。这样，张骞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以郎应募”，成为出使大月氏的志愿者。
公元前１３９年，张骞奉命出使，但刚一出汉境就被匈奴人抓住，成了俘虏，这一晃就是１１年。被扣押期间，张骞不仅被迫娶了匈奴妻子，而且还生了儿子，但他没有动摇初衷。后来，他与部属终于乘机逃出，继续西行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此时大月氏早已不在伊犁河流域，又向西迁徙走了。张骞等只好越过葱岭，一直向西寻找，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阿姆河流域找到大月氏。谁知，大月氏在这里已经放弃了游牧生活，改为农业定居生活。因新居之处肥饶安全，又与西汉距离遥远，所以他们不肯东返再向匈奴复仇了。张骞在大月氏逗留１年，得不到结果，只好回国，途中再次被匈奴抓住，又被拘禁了１年多，最后乘匈奴内乱才得以逃脱，回到长安。出去时张骞带了１００多人，前后１３年，回来时只有他自己和一个叫堂邑父的奴隶两个人。
张骞此行虽未能完成政治任务，但他在西行途中，不仅传播了西汉的国威，而且获得了大量前所未有的西域资料，使西汉政府增加了对西域的了解，也沟通了西汉与西域各族之间的联系。公元前１１９年，西汉军队击败匈奴，征服西域诸国，打通河西走廊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他派出副使，访问了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康居（今哈萨克斯坦东南）、大月氏、大夏（今阿姆河流域）等国，最远到达安息（今伊朗境内），这些国家也都派使者入汉答谢。从此，西汉同西域的交流频繁起来，丝绸、茶叶、铁器、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输往西域，西域诸国也经常遣使入汉。司马迁赞誉张骞的功绩，称他的壮举为“凿空”。
一个人的一生没有几个１１年，张骞却能在被扣押的１１年中不忘使命，始终保留汉节，表现出强烈的忠诚之心。这种坚定的信念、执著的精神、刚毅的性格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劲头是与那个有为时代的整体精神相一致的。
（二）苏武牧羊北海
苏武牧羊北海发生在公元前１００年至公元前８１年，时值汉武帝统治末期、汉昭帝初期。
汉武帝晚年，西汉与匈奴经历多年战争后酝酿重归于好。在这种背景下，公元前１００年苏武奉命率百余人出使匈奴。待任务完成后，苏武一行准备回国时，意外发生了。他手下的一名副使卷入了匈奴内部的叛乱活动，结果匈奴将苏武一行全部扣押。苏武不愿受辱，拔刀自刺，被救活。匈奴想尽办法让苏武投降，威胁利诱等手段使尽后，又将他关在一个阴冷的地窖里，断绝饮食，苏武靠吞毡饮雪才免于饿死。最后，匈奴将苏武流放到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交给他一群公羊，声称等公羊下羊羔就放他回汉朝。
北海人迹罕至，荒原千里，食物不足，苏武经常从野鼠穴中掘取“草实”充饥，但他坚贞不屈。甚至投降匈奴的汉将李陵来告诉苏武，其母及兄弟均已死去，妻子改嫁，两个妹妹和三个孩子失踪，劝他投降，但苏武仍不为所动，严词拒绝。就这样苏武在匈奴被扣押整整１９年，须发尽白，直到汉昭帝初年汉朝与匈奴和亲，他才与其他被扣汉使一道回到汉朝。
应该说，苏武独自一人在北海忍饥受冻，要比张骞的处境还艰苦。但他与张骞一样始终保持汉节，不忘自己的身份，不愿做对不起汉朝的事情，忠诚不贰，威武不屈，困苦不移，也同样充分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三）班超独定西域
班超独定西域发生在公元７３年至１０２年，时值东汉明帝、章帝、和帝时期。
东汉初年，匈奴势力有所恢复，征服和统治了曾是西汉统属的西域大部分地区，著名的“丝绸之路”也被遮断。公元７３年，东汉派大将窦固击败匈奴，一度扭转了局势。班超在这次战争中初露头角，并在战后被派去通使西域。班超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使西域大部分地区与东汉重新建立了相互信赖的友好关系，和汉朝断绝６０多年的西域通路又打通了。
但公元７５年，东汉政府鉴于国力尚未完全恢复，决定放弃西域，下诏命班超返回。班超在回朝途中，各国争相挽留，甚至抱住班超马腿不放。班超见此，毅然决定留下。从这一年一直到１０２年，班超在遥远的西域几乎独力支撑，其间东汉政府只在公元８０年和８４年各派来１０００和８００士兵增援班超。班超发挥其优秀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依靠友好国家，团结弱小，打击为匈奴效力的国家，多次经历生死之战，但始终控制着局势，直到最后西域５０余国全部归附东汉。东汉政府为表彰班超的功勋，封他为定远侯。永元十四年（公元１０２年），汉和帝批准班超回朝。同年，班超死于洛阳，终年７１岁。
班超在西域活动３０年，“转侧西域”，“不避死亡”，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帮助西域各国摆脱匈奴的压迫，恢复了西域与汉朝长期的政治经济关系，确保了丝绸之路的。通，沟通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关系，其功业值得在历史上大书一笔。
像张骞、苏武、班超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其他时代或许也有，但他们如此集中地出现在秦汉时期绝非偶然。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精神意念，他们的品格斗志，无不鲜明地体现着这一时期的文化性格和时代风貌。
§§第七章 中国文化古典精神的“复兴”——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古典文化精神的“复兴”指的是“复兴”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精神，主要体现是文化发展呈现多元性特征及生动活泼的文化氛围。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复兴不是原汁原味的复兴。魏晋南北朝文化虽然有多元化之形，却无春秋战国文化多元化之实，所以“复兴”二字必须加上引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