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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春秋战国文化元典性特征的主要体现
春秋战国文化呈现明显的元典性特征，这也是其文化辉煌的主要成果。所谓“元典性”，是指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乃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真正源头。其具体体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的涌现，中华思想文化宝库的初步形成，以及第一批流芳千古的文化典籍的制作，等等。此时，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在以后的数千年时间里，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军事家、经济家等无一不是把这个时期的文化当作自己的思想源泉，因此这个时期既可以称为中国文化的“元典时期”，也可以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一、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的涌现
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主要指的是创立道家、儒家、墨家等学派的老子、孔子、墨子等人。他们不仅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和无畏的勇气开创出影响后世中国文化走向的思想学派，并且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了纵横八极的议论，显示出他们对自然及人类社会全方位的关注。
（一）老子及其主要思想贡献
老子，一说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道家学派的创始者。关于他的生卒年代和身世，今已无法确考，只知道他曾经做过周朝管理藏书的官吏，与孔子同时代。据 《史记》 记载，孔子曾经到东周向老子请教过关于“礼”的问题，估计老子应该比孔子年龄大一些。当时老子对孔子说：“你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连骨头都已腐烂了，只剩下言论了。我以为，君子时运来时就该驾着车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要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我听说，擅长经商的人总把货物隐藏起来，就像什么东西也没有一样；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他的容貌总是谦虚得像愚钝的人一样。你应该抛弃骄气和过多的欲望，抛弃你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大的志向，这些对于你来说是没有好处的。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了。”老子没有直接回答孔子的问题，但孔子听后对弟子说：“我知道，鸟能飞、鱼能游、兽能跑。会跑的用网捕捉，会游的用线去钓它，会飞的用箭去射它，至于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它是驾着风腾飞上天的。我今天见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龙吧！”可见孔子对老子是十分敬重的。老子在东周住了很久，眼看周朝越来越衰败，便心灰意冷地回到老家去当隐士了。
老子的政治主张从总体上说属于没落阶级一种无可奈何的颓废思想，表现为在急剧动荡的社会变革面前，他既对现实不满，但又无能为力；既感到自己的没落，但又实在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干脆主张让社会倒退回去。由于他已经知道自己所依赖的奴隶制社会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所以他不像孔子那样要求回到西周奴隶制鼎盛时期，而是干脆主张让社会退回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蒙昧时代。基于这样的思想，老子一方面对日渐衰败的奴隶制典章制度失去信心，主张干脆废弃它们；另一方面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制度和新兴事物更是深恶痛绝。他严厉谴责新兴地主阶级的奢侈挥霍，指责他们对民众繁重的剥削和发动残酷的战争，造成田地荒芜，百姓饿死。他主张应“绝圣弃智”，既不要圣人也不要聪明者，摒弃贤才，排斥能者，使民不争，一切循其自然，实行“无为而治”，强调“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当然，老子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攻击并不是为了民众说话，而是下台的旧阶级对新上台的暴发户的谩骂，同时他还坚决反对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等思想，主张废弃一切伦理规范。
老子的哲学思想有很大成就，他与庄子可以称得上是先秦时期最具抽象思维的思想家。老子对中国哲学史的最大贡献就是创造了“道”这个概念，“道”在 《老子》 中也称为“无”、“大”和“一”。“道”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抽象概念，在此之前虽然已经出现了“天”、“五行”等抽象概念，但它们实际上都是在自然界中已有的物质基础上提炼抽象出来的，而老子的“道”则完全是他凭自己的脑子想像出来的。老子的“道”不仅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而且也超越人们的认识，人们对“道”听不见，看不到，摸不着。“道”不仅无形无声无物，它还先天地宇宙而生，并生天地宇宙万物，在天地宇宙万物生成之后，“道”无时不在，无处不存。但“道”本身并没有目的，也没有意志，它实行自然无为，根本不主宰由它产生的世界万物。这么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不知花费了老子多少心血才思考出来，真是难为他老人家了。
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了朴素辩证法。他从复杂变动的世界万物中，抽象出长短高下、刚柔强弱、智愚巧拙、生死胜败之类，认为它们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他认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矛盾着的双方，一方要依另一方的存在而存在，这种矛盾的统一观是人类认识史上一个重大的发展。不仅如此，老子还提出事物的发展能够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即所谓“反者道之动”。“反”即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但发展到相反的方向以后，还要再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也就是回到最初的状态，这是老子对“运动”的一个重要认识，正如他认为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老子还有一个被人们所忽视的贡献，即提出了中国最早的自然法思想，这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法思想在西方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后来被古罗马法学家所沿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家利用它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但是十分可惜，这种思想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被封建专制制度扼杀了。
（二）孔子及其主要思想贡献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儒家学派的创始者，生于公元前５５１年（一说公元前５５２年），卒于公元前４７９年，享年７２岁（一说７３岁）。据说孔子的出生地附近有一座山，名尼丘（即尼山），所以他取名丘，字仲尼。仲，是行二的意思，因为他上面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是个残疾人。还有一说，因其父母曾祷于尼丘而生孔子，故名。
孔子出身破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家境贫寒，到他自己的时候只能通过教书挣钱来养家糊口。但在孔子身上却有着王族的血统，他是殷商第３０位君主帝乙的后裔。帝乙就是殷商末代国君商纣王的父亲，殷商灭亡后，西周将商纣王的庶兄、帝乙之子微子启封于宋。孔子是微子启的第１５代孙，是帝乙的第１６代孙，但不是直系。孔子这一支的直系先祖曾做宋卿，到孔子前第５代祖的时候，宋国发生内乱，他的先祖逃到了鲁国。孔子的曾祖还做过鲁国的大夫，属于贵族，但到他父亲的时候家道中衰了，失去了贵族的身份。孔子的王族血统对他的影响很大，提醒着他不要忘记自己贵族的身份，而祖上的光辉业绩也时时激励着孔子。正因如此，在春秋那种纷乱的时代，孔子能够挺身而出，不辞劳苦地东奔西走，四处宣扬自己的主张，积极救世，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当然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孔子的父亲名纥（？—公元前５４８年），字叔，《左传》 作梁纥，《史记》 作叔梁纥。他曾做过鲁国的下级武官，还是当时一位比较有名的武士。据说有一次他随军攻打一座城池时，所悬城门突然坠下，叔梁纥挺身上前，托起城门，救出了自己的人。孔子的母亲，传说姓颜，名徵在，亦称颜徵。她与孔纥结婚时，两人的年岁相差较大，孔纥６０多岁，颜氏１７岁，所以两人的结合不符合当时的婚姻习俗，受到社会的奚落，被称为“野合”。后世有人望文生义，非说孔子是私生子，这是不对的。孔子母亲的颜氏家族原是鲁国的望族，后来也衰败了，到他母亲的时候也已经不再属于富贵阶层了。
孔子童年是很不幸的，据说当他３岁的时候，孔纥逝世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颜氏在世的时候一直没有告诉孔子他父亲的葬地。后来，孔子１７岁时母亲也死了，他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父亲的墓地，将母亲与父亲合葬在一起。孔子在少儿时代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双亲，而且生活是非常艰辛的。孔子成年后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意思是：我小的时候很贫贱，所以能做很多下贱的事情。他还说：“吾不试，故艺。”意思是：我没有被国家任用，所以学会了一些只有普通人才掌握的技艺。孔子学会的技能肯定很多。据 《论语·子罕》 记载，鲁国负责管理宫廷事务的太宰曾问孔子学生子贡：“孔子是一位圣人吧？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子贡回答：“是天让他成为圣人，且多才多艺。”孔子听说后才讲出了前面“多能鄙事”的话，并接着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意思是：真正的君子会有这样多的技能吗？是不会多的。孔子这样的出身经历正应和了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句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孔子所说的“多能鄙事”，可能包括他在季氏家干的管理仓库和牧养牲畜的工作，当时他２０多岁。据孔子自己说，他管理仓库做委吏（会计）的时候把账目管理得很妥善，管牛羊做“乘田”（官称）的时候把牛羊养得很肥壮。这说明孔子不是好高骛远的人，他能踏踏实实从“鄙事”做起，以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孔子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才华了。据 《史记· 孔子世家》 记载，孔子１７ 岁时，鲁国的一个大夫孟僖子在临死之前对自己的儿子孟懿子说：孔丘是圣人（商汤）之后。我听说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孔子“少而好礼”，我死以后，你一定要以他为老师。孟僖子死后，懿子和孟僖子的另外一个儿子南宫敬叔果真遵从父命投到孔子门下来“学礼”。孔子５１岁的时候，由于他的名气而被鲁国权臣任为中都宰（地方官），后升任司寇，主管司法，但只干了３年，就被罢免。从此，孔子率领弟子们周游列国，他到过齐国、卫国、陈国、宋国、蔡国、楚国等，晚年又回到鲁国，从事整理和传授古籍的工作。
孔子所创立的学派，因与春秋时代从巫、史、祝、卜分化出来的“师儒”有渊源关系，所以称“儒家”。“师儒”是西周传授道艺的官吏，他们以六艺教人。
孔子所代表的是奴隶主旧贵族阶级，因此他的思想从总的来说是比较保守的。孔子的思想倾向性很明确，就是希望回到西周那种讲求礼制的时代去。他认为只要人们的言行都符合礼制的要求，天下就会太平，人民就能过上好日子，要求君臣父子都应恪守周礼规定的名分，以严格亲疏、贵贱、尊卑、上下的区别。他把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看作是“天下无道”，给予非常严厉的抨击。
孔子最重要的思想是“仁”，这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仁”的意思就是“爱人”，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为仁”，等等。“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他把当时经常发生在贵族之间破坏周礼和犯上作乱的行为，看作是贵族之间彼此不能相爱的结果，因此反复强调要“爱人”，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孔子企图通过实施“仁”的道德约束来维护周礼所代表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孔子还主张以德礼为治，强调对民众要“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图改善统治者和民众的关系。从“仁”的思想出发，他劝告统治者要讲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惠则足以使民”、“使民如承大祭”等。他还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都是针对当时一些统治者专靠刑政高压手段治民而提出的，具有积极意义。
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发展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中国历史上私学之兴并不是由孔子开始的。据文献记载，当时私人讲学的风气很盛，晋国的叔向、郑国的壶丘子林和邓析、鲁国的少正卯等都收徒讲学，其中少正卯还多次将孔子的学生吸引走了，所以应该说孔子是第一批开办私学的人。不过，孔子将这股兴办私学之风发扬光大了。传说孔子有弟子３０００人，其中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有７２贤人。孔子在教育理论方面总结出很多很好的经验，如在学习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以及“毋意”（不凭空揣测）、“毋必”（不要绝对肯定）、“毋固”（不要固执）、“毋我”（不要自以为是）、“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等；在教学上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等，直到今天仍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需要说明的，孔子所宣扬的周礼，都是经过他加工改造以后的，并非是真正的周礼。而且，作为一个思想家，孔子不会不知道社会是无法逆转回西周那个时代的。孔子所主张的回归西周社会，实际上是回归到经过他加工的理想化的西周社会，不是历史中客观存在的西周社会。例如，当时的礼帽较之西周的传统已经有了一点改变，孔子认为这种修改比过去节俭，于是说：“我从众。”意思是：我同意大家的做法。他所提出“举贤才”的主张，即要求在不触动旧制度的根本前提下，从下层贵族中选拔一些较有德才的人来参与政事，显然也是他根据社会进步而对周礼进行的修正。而开办私学，甚至“有教无类”，更是典型的破坏周礼等级制度的举动，孔子不仅积极赞同和勇于实践，并且是其中干得最好的一个。由此可见，孔子并不是顽固维护周礼不变，而是比较务实和赶得上时代潮流的。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老先生在他的 《中国古代史》 一书中曾提到，中国历史上有３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孔子、秦始皇和汉武帝。他说：“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夏老先生的话不无道理。西汉以后，孔子被封建统治者推崇为圣人，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影响极其深远。不仅如此，孔子还是享誉世界的文化人物，这已是今天举世公认的事实。
（三）墨子及其主要思想贡献
墨子，名翟，宋国人，一说鲁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４６８年，卒于公元前３７６年，活了大约９３岁，是名副其实的长寿老。墨子属于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与孔子未曾谋面，他出生的时候孔子已经去世是十一二年了。其实墨子最初也是学儒的，但因不满其烦琐的“礼”而另立新说，成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本人出身于手工业劳动者，当过木匠，造过车子，其技术与当时的名匠鲁班（公叔般）齐名。同时，他还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在物理、数学方面有许多杰出的成就。墨子曾做过小官，读过许多书，参加过政治活动，因此他很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斗争情况。他也熟习古代的经典，常与儒家学派辩论，是儒家的主要反对学者。
墨子的最基本思想是“兼相爱，交相利”，即让人们相互爱护，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利益均沾。他是一个坚决的“反战主义者”，十分痛恨那些侵犯弱国、小国的战争，主张“非攻”，要人们修城造械，制止以强凌弱的战争。他说：“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墨子曾经步行１０天１０夜，从齐国赶到楚国，阻止了楚国对宋国将要发动的进攻，成为千古美谈。
墨子在政治上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举贤才”主张，提出“尚贤”思想。孔子的“举贤才”限定在贵族范围内，而墨子认为，无论是农夫工匠，“有能即举之”，无须限定身份。在他看来，“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原来的贫贱之人，只要有贤能就应当举用；原来富贵的人，无贤无能的，就降为贫贱，这显然是与儒家所维护的宗法等级制度相对立的。他还提出“尚同”思想，即要民众向上服从各级官吏，与他们保持一致；各级官吏则向上服从君主，向君主看齐。他试图用上说下教的方法，说服统治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
墨子还提出判断客观事物是非真假的三个根据———“三表”，也叫“三法”，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意思是：推究来历、详查实情、考验实用。其中，“有用之者”是墨子“三表”中最重要的思想，他以此反对战争，反对贵族的世袭和特权，提倡节用、节葬和非乐等。
二、中华思想文化宝库的初步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诸子百家的创立及它们的争鸣活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想宝库初步形成。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其实主要只有十几家左右的样子，但每家之中又分为许多派别，从而形成“百家”。百，是多的意思，不是定数。当时最主要的学术派别分别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兵家、名家、小说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各家各派的思想家们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之下，各抒己见，相互争鸣，相互攻击，相互兼容，从而使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涵极大地丰富起来。
（一）儒家思想———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
关于孔子及其思想，前面已述。孟子和荀子都是战国时代的人，一个是战国中期人，一个是战国末期人，他们２人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但又都有创新。孔子、孟子、荀子３个人的思想分别代表了古典儒学３个不同阶段的主要理论。需要说明的是，儒家在战国时虽被法家认定为“显学”，但在各学派中并无特殊地位。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大约生于公元前３７２年，卒于公元前２８９年。据说孟子小的时候，家住在墓地附近，孟子游戏时总是模仿办丧事埋葬死人的活动，孟母觉得不妥，把家搬到了集市附近。谁知孟子嬉戏时又开始模仿商人交易的行为，于是孟母决定再搬家。这次搬到了学校的附近，孟子很快模仿起礼仪来，孟母这才把心放下来。孟子上学以后，一次放学回家，孟母正在织布，问道：“课程学到哪里了？”孟子回答：“还和原来一样。”孟母立刻拿起刀将织布机上的经线割断。孟子惶恐不安地问为什么。孟母说：君子靠学习来确立自己的名誉，靠向老师请教来增长智慧，这样才可以得到安宁和远离祸患。现在你荒废学业，就像我割断经线一样，最终将一事无成。从此，孟子从早到晚勤学不息，终于成为天下闻名的大学者。这就是流传甚广的“孟母三迁”和“孟母断织”的故事。
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的学生，他也像孔子那样从事教育活动，广收门徒。为了推行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他也奔走于列国之间，到过齐国、魏国、宋国、鲁国等。但和孔子一样，他的主张也不被采用。晚年，孟子回到邹国，著书立说。
孟子的主要文化贡献是把孔子“仁”的思想发展为“仁政”的主张，同时把孔子的思想进一步唯心化，形成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因此后人一向把他看成是孔子的正统继承人，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孟子“仁政”主张的中心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简称“民贵君轻”，强调普通民众的重要性，要求君主必须对他们施行“仁政”，与民“同忧”、“同乐”。他甚至提出可以将不行“仁政”的暴君流放或诛杀掉，“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所以他认为“武王伐纣”是诛一独夫，并不是轼君。孟子的“民贵君轻”主张是其思想中最具积极意义的部分。为了这句话，１７００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差点将他的牌位撤掉。
孟子的“仁政”主张要求统治者实行这样几条措施。第一是让农民有地可耕。他提出由政府授给农民百亩私田，作为恒产，禁止买卖，然后实行井田制的办法收取租税，即“方里而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意思是：９００亩土地中有１００亩是公田，由８家共同耕种，收成作为租税上缴。第二是保护农业生产。他认为征发兵役、力役都不要延误农时，春耕春播时要帮助有困难者，秋后对受灾地区要减少赋税。第三是加强对臣民的礼治教育。他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让人们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孝”和“悌”是核心。为了保证这些措施的施行，孟子又提出“尚贤”的主张。他认为必须用贤德的人来实行“仁政”，国君要尊重“贤人”，“尚贤”的最高形式就是“禅让”。为了保证“仁政”得到实施，孟子强烈反对兼并战争，主张实行“王道”，通过“保民”，用和平的方式统一天下。
孟子“仁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他认为性善是天给予人的本性，仁、义、礼、智是人生下来就具备的４个善端，只要把这些善端扩而充之，就人人都可以为尧舜了。孟子的“仁政”就是这样推论出来的。他认为人人都有同情心，这就是“仁”的善端，把这种同情心推而广之用在政治上，就是“仁政”。
另外，作为学者，孟子对于个人品德还提出通过修养应该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这种伟丈夫式的顶天立地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孟子的思想不仅在当时不受重视，而且在整个封建社会前期都没有受到重视，尤其当孔子早在西汉时就已经成为“圣人”了，他却一直默默无闻，直到北宋时他这朵花才开放出来。北宋神宗皇帝封孟子为“邹国公”，以后元朝文宗皇帝又加封他为“邹国亚圣公”，仅次于孔子，从此孔孟才开始并提。
荀子，名况，字卿，后世也称之为孙卿，赵国人。他出身于稷下学宫，据说曾在那里“三为祭酒（学长）”，可见其学问之大。严格说来，荀子的思想“属性”是不甚明朗的，因为他虽出身儒家，但由于广泛吸收了各家精华，因此其思想既有近于法家之处，又有近于墨家的地方。他对孔孟的态度也很有意思，荀子非常尊崇孔子，但对子思－孟子这一派的儒家学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荀子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都是战国末期大名鼎鼎的法家代表人物，其中韩非还是战国法家之集大成者，李斯则帮助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最终做了秦朝的丞相。荀子曾于公元前２６６年西入秦国，与秦昭王见过面。他盛誉秦国的“法治”社会，称其“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认为远远超过历代“先王”。离开秦国后，荀子又去了赵国，最后受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楚国的春申君之邀入楚为官。春申君死后，荀子一直在楚国做学问和教书。
荀子之所以猛烈抨击孟子，是因为其思想基础是“性恶论”。他认为人天生就是好逸恶劳的，所以人性“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里好愉逸”，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等都是人的本性。“性恶论”也是法家的思想基础之一，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韩非和李斯作为荀子的学生却成为地地道道的法家代表人物了。但荀子的“性恶论”与法家不同的是，他重视后天的学习和积累，强调环境影响的作用，认为只要肯学习，通过礼法仁义的教育，就能改恶向善。同时，他反对“天才”之说，认为所谓的“圣人”并非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积累的结果，这一思想具有进步意义。
从“性恶论”出发，荀子在政治上提出“礼治”论，主张对民众要“明礼义以化之”，“重刑罚以禁之”。不过，作为出身儒家的思想家，荀子仍将“礼”的作用放在了“法”之上，提出先礼而后法，认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主要是靠礼义道德教化，而不能完全依靠刑罚和奖赏。但同时，为了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对法制的要求，他把“礼”的内涵扩大了，把“礼”说成是“法之大分而类之纲纪也”，即认为礼是法的基本条理，也是法的纲领。这就给“礼”赋予了“法”的内涵。不仅如此，荀子还对传统儒学的“礼”进行了改造，认为“礼”的要求应该是：君“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臣“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父要“宽惠而有礼”；子要“敬爱而致恭”；兄要“慈爱而见友”；弟要“敬诎而不悖”；夫要“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妻应“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这些理论为西汉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的整套封建伦理奠定了基础。
荀子还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人定胜天”思想。他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即天不具有宗教神秘性，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会因人间政治的好坏而转移。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尽管荀子所说的这个“人”指的是所谓的“君子”，不是指普通民众，他认为只有“君子”才能“理天地”，但其意义十分重大。举目四望，同一时期的其他地区的文化此时还是迷信色彩相当浓厚的，如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仍迷信万物有灵，相信神灵是存在的，而黄河流域的中国文化已经高举起了祛除迷信思想的大旗，中国文化的早熟又可见一斑。
儒家学说的宗旨是，告诉人们如何积极面对生活，以及如何建立和服从社会秩序。但是，就当时来说，孔孟思想的最大的问题是脱离了社会现实。他们企图通过让统治者提高个人的修养，通过实行“仁政”，来达到统一的目的，完全是书生气十足的异想天开。所以，当时没有一个国君肯采用他们的理论，这既是他们一生不得志的原因所在，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说在政治上颇受排挤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孔孟的思想都是适合于和平时期的理论，并不适合战争时期。相比之下，荀子的思想比孔孟要更加接近社会实际些，也更加唯物些。事实上，荀子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之一，他把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此，荀子的理论比孔孟更多地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比如他提出的“法后王”的进步历史观，就因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政权的要求而被秦国的统治者所运用。不仅如此，荀子的思想实际上还是后世封建正统学术的真正开山鼻祖。西汉中期，社会稳定以后，儒家学术一扫多年的晦气，终于以主角的身份占据历史舞台时，其虽冠名为孔孟之学，其实独尊的是荀子之学。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正统学术都没有超出荀子设计的蓝图。
而历代封建统治者之所以扬孔孟抑荀子，是因为荀子的学说有些内容不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胃口，主要有３点：一是荀子的思想属于唯物主义，不利于封建帝王的神圣化；二是荀子的“性恶论”既不利于美化统治阶级和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人们物质欲望的合理性，冲淡了统治阶级对人民实行道德教化的社会功用；三是荀子直语“严刑”，有损于统治阶级的“仁德”形象。但另一方面，荀子的学说由于结合了儒法思想，又非常符合封建统治的实际利益。如此一来，封建统治阶级对荀子之学只能是明里弃之而暗中用之了。这也是荀子成不了圣人的原因。
（二）道家思想———从老子到庄子
老子所创立的道家学派，在春秋战国时并不叫这个名称。“道家”的名称始见于西汉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 《论六家之要指》，称之为“道德家”。《汉书· 艺文志》 因其以“道”为宇宙天地万物的本源和学说的中心，故称为“道家”，以后才有此名。春秋末战国初，道家主要与儒、墨之学对立；战国中期，道家主要与儒学对立，其代表人物是庄子。
庄子，名周，字子休，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大约生于公元前３６９年，死于公元前２８６年，与孟子同时。庄子出身是一个破落的贵族知识分子，但他身上也有王族血统，他是楚庄王的后裔。庄子学问很大，曾遍读诸家著作，但家里很穷，经常衣履不整，家里揭不开锅时他只好向别人借粮食吃，有时他还不得不打些草鞋卖点钱混日子。不过庄子很有骨气，他曾经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后来辞职不干了。有一次，魏王召见他，他竟要穿着破烂衣服去赴召。后来楚威王也曾派人携厚币请他出来做楚相，他说自己要过逍遥自在的隐士生活，一口回绝掉了。庄子对一切都抱无所谓的态度，认为生死本来没有什么区别，生不足喜，死不足悲。他的妻子死了，他也不哭，坐在尸体旁边，敲着瓦盆唱着歌，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成语，叫“鼓盆而歌”。
庄子也可以称得上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他的学说是典型的没落阶级的思想，比老子还要消极。他把老子对现实社会的诅咒和不满进一步发展为对人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厌弃和否定，可是他又不敢起来进行反抗斗争，所以只好沉浸在悲观失望中，通过在主观意识中寻求到的精神解脱来安慰自己没落的遭遇。他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他提出人应该安时处顺，逍遥自得，“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以此来养生避害。他反对追求知识，认为人生有限，知识无边，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是违反“养生”原则的危险行为。庄子还认为，如果一个人觉悟到没有是非标准的话，就可以超脱一切了，甚至能摆脱自己肉体的拖累（“无己”），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成为“至人”、“真人”，不需要粮食、空气，在宇宙间作“逍遥游”，与天地浑然一体。
庄子的思想反映了战国时期没落的贵族阶级失去一切的绝望情绪，同时也是他们在极度的消极悲观之中自我麻痹、自我安慰的表现。正因为庄子整天沉浸在自己想像的精神世界中，所以使得他的精神世界非常发达，遐想无限。他写的散文如 《逍遥游》，汪洋恣肆，仪态万芳，想像丰富，在战国诸子中最为突出，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瑰宝。庄子的思想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得到更大的发展，成为更为精细的“玄学”，并影响深远。
道家学说的宗旨是，当社会秩序解体或出现社会动乱的时候，当面对社会越来越多的不公平现象时，告诉人们如何超脱和回避。这样的宗旨虽然从总体上说是消极的，但具体到单个事件、单个人，甚至某个特殊时段时，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可一概否定。另外，道家学说中往往隐含一些极深刻的道理，如“治大国若烹小鲜”之类，更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所在。
（三）法家思想———从商鞅到韩非
法家是以宣扬法治为核心的学派，以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邓析为先驱，以战国初期到中期的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等为早期代表，以战国末的韩非为集大成者。其中，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偏于“势”，韩非则受道家和荀子思想影响，把“法”、“术”、“势”三者结合，形成完整的法治理论。
法家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将自己的理论用诸政治实践并获得成功的学派，如管仲曾为齐桓公卿，帮助齐桓公率先称霸；子产为郑国执政，在郑国首先实行改革，使郑国在列强的夹缝中得以生存；邓析是郑国大夫，经常帮助人打官司，可以称得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律师”，他还办学校教授法律知识，其编定的中国第一部个人修订的成文法典———《竹刑》在郑国被采用实行；李悝在战国初年帮助魏文侯变法改革，使魏国在战国七雄中率先强大，并制作出中国第一部封建法典———《法经》；吴起曾为楚悼王令尹，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改革获得一定成效，使楚国一度富强；申不害为韩昭侯相，为相１７年，使韩国国治兵强，无人敢犯；商鞅为秦孝公大良造，在秦国进行两次变法改革，获得成功，为秦始皇的统一奠定坚实的基础。
法家代表人物中只有慎到和韩非是纯学者。慎到，赵国人，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学者，曾在稷下讲学。他强调“势治”，即执行法令须靠权势，认为君主“抱法处势”，可以“无为而治天下”，反对贤人治国。韩非后面再讲。
法家也是当时诸子百家中主张以武力进行统一的学派。由于法家的理论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即只有通过血和铁、刀与剑才能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所以才被统治者所赏识，并取得了成功。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法家的代表人物常不得好死，如邓析因私制刑书而被当权者杀害，吴起被“受其迫害者”乱箭射死，商鞅被反对派车裂而亡，韩非则被同窗李斯毒杀于秦国狱中……
法家学派中，商鞅因变法成功而著称，韩非以集大成者而著名，他们的思想基本代表了法家的学术成就。
商鞅，公孙氏，名鞅，后因功被秦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故又叫商鞅。他是卫国（在今河南、山东交界）的庶出公子，故亦称卫鞅。商鞅大约出生于公元前３９０年，死于公元前３３８年，活了５０几岁。商鞅从小就好刑名之学，他是战国中期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
商鞅的出生地卫国是西周初年的大国，始封之君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但公元前６６０年卫国被翟（狄）人（春秋前长期活动在齐、鲁、卫、宋、邢等国之间的部族）所败，后来依靠齐国的帮助，迁到楚丘（今河南滑县）复国，但从此成为小国，以后又迁都帝丘（今河南濮阳）。到战国时代，卫国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由于卫国贫弱的现状，让商鞅感到无用武之地，所以他便到魏国求发展，投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作家臣，时值魏惠王统治时。公叔痤临死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建议未被采用。不久，恰逢秦孝公招贤，于是公元前３６１年商鞅西入秦国，受到秦孝公的赏识，被委以重任。
商鞅于公元前３５９年（一说前３５６年）和前３５１年两次变法，他在秦国的变法改革是战国七雄中最彻底、最成功的，由此不仅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而且最终在一百二三十年之后由秦国完成了统一。由于变法的成功，使商鞅成为战国中期以前最有声望、最有影响的法家代表人物，同时他还是封建地主阶级出色的政治改革家。他的名字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商鞅不仅是一位政治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位较早的法家理论家。商鞅以前的法家人物，如李悝、吴起等人，都缺乏理论学说，从商鞅开始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商鞅的政治思想总结起来包括３个部分，一是“农战”，二是重刑，三是君主集权。
商鞅认为治国要治根本，要使国家富强起来，最根本的就是要发展农业生产。他认为农业是根本，是本业，而手工业、商业则是枝叶，是末业，因此要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崇本抑末。他主张用官爵来奖励农业生产，使民归心于农，因为使民归心于农既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多打粮食，使国富兵强，又可以使民敦厚朴实，为国所用。商鞅坚决要求消除那些读诗书礼乐好言谈的游说之士，认为他们只会使国家战败和贫弱。
商鞅还认为“行赏”和“用法”是为治之本。他主张“明法”，即将法律公开，让百姓知晓法律规定，不做邪辟之事；还主张“一断于法”，即依法办事。他明确提出“刑无等级”，即对于犯法者不论官爵大小一律依法惩处；还提出“重刑轻罪”，即用重刑惩处轻罪，其目的是要“以刑去刑”。他说：“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商鞅还说：“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惠。惠生于力。”意思是：刑罚能生出强大的威力，威力能生出恩惠来。
商鞅提出，法是君臣都要遵守的，信（诚信）是君臣都要建立的，权则必须是君主所独揽的。他认为权制必须独断于君，大权必须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所以他坚决维护君主集权、君主专制制度。
韩非，大约生于公元前２８０年，卒于公元前２３３年。韩非的思想虽属于法家学派，但是又带有黄老、道家学派的一些思想，所以司马迁称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非与李斯共同拜荀子为师，韩非的学问做得比李斯好，但是韩非有口吃的生理缺陷，不能凭嘴游说诸侯，所以学成以后他只能回到韩国，把主要精力用在著书立说上了。韩非广泛吸收了法家前辈们的精华，使其思想理论成为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是，韩非的理论在韩国无人理睬，韩国的国君安甚至对他十分反感。后来有人把韩非的书带到了秦国，颇爱法家思想理论的秦王嬴政看后兴奋异常，竟然脱口说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他立刻派军队把韩非接到了秦国。但是，到秦国以后，韩非很快陷进官场的是是非非之中，并向秦王建议不要先灭韩国，令嬴政颇有想法，将他下了大狱。时任廷尉的李斯利用职权，瞒着秦王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将他杀害。
韩非的主要文化贡献如下所述。
一是提出“法”、“术”、“势”结合的君主独裁理论。韩非认为，实行“法治”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法”就如同“规矩”，没有了法，臣下就会作乱于下。他反对以贤臣治国，认为：“吏不必贤，能守我法而已。”他还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思想。“术”，即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韩非认为，“术”是君主必须具备的才能，君主的“术”是不能让人知道而由君主暗中运用的。韩非认为，商鞅只讲法而不讲术，结果是“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所以秦国数十年不能成帝王之业。“势”，即君主的权威。韩非认为：“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只有威势才能使法令得以推行，因为“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同时，他特别强调“法”与“势”的结合，认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的这套“法”、“术”、“势”的理论，把战国法家思想发展到了顶峰。
二是强调暴力制恶。他主张：“重一刑之罪而止境内之邪。”他说：“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
三是主张愚民钳口。韩非认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他提出：“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韩非的这套理论没法不让秦王嬴政喜欢。作为国土面积远大于六国之合的秦国国君，年轻的嬴政一定要有一番作为，韩非的学说给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以后，无论是在统一时还是在统一后，嬴政的种种作为中处处都能见到韩非理论的影子。
法家学说的宗旨是，一方面极力维护君主的权力，拼命抬高君主的位子，教给君主统治臣民的各种手段；另一方面强令臣民尊重专制王权，绝对服从专制王权，忠实执行法律，严格依法行事，死心塌地接受严刑酷法的暴虐统治，不得反抗。法家思想家们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们都有致命的弱点，即线性思维，头脑僵硬，一心想着为君主服务，与其他人都搞不好关系，最后成为众矢之的，都死于他们辛辛苦苦维护、强化和无限推崇的专制君权之手，这不能不说是法家的一大悲剧。从这一点说，法家代表人物的“不得好死”，没一个是值得同情的，是他们自己害了自己。以后，李斯死得更惨，被秦二世“具五刑”而死，也就是把什么罪都受够了以后才被处死。李斯的死，为战国法家的悲剧画上了句号。
（四）墨家思想———从墨子到“墨辩”再到游侠
春秋战国时代，墨家是与儒家齐名的学派。直到战国末期，墨家弟子仍然充斥天下，不可胜数，被韩非称为“显学”。
墨家代表的是小手工业者的利益和思想，其成员多是“耕稼树艺”、“纺绩织紝”的小手工业者，还有少数来自社会下层的“士”。他们虽与奴隶主旧贵族阶级相对立，但与新兴地主阶级也相对立，可是他们自己在政治上并没有地位，形不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所以不得不依附于新兴地主阶级，这样就使得他们的主张显得十分软弱无力。而实际上，新兴地主阶级从来也没有采纳过墨家的意见，因为他们那种充满小生产者天真与幻想的思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墨子的弟子称为“墨者”，他们结成组织十分严密的团体，制定有严格的纪律，强调服从命令，违反禁令者，轻则开除，重则处死。另外，他们还讲究艰苦实践，以自苦励志。相传“墨者”都能赴火蹈刃，是当时社会一个令人生畏的群体。
墨子死后，墨家一分为三，首领称“巨子”，代代下传。至战国后期，墨家又汇合为两支：一支注重几何、光学、力学等自然科学研究，尤其发展了前期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被称为“墨辩”。“墨辩”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最有体系的逻辑理论，内容丰富、深刻，具有较多的科学性。另一支发展了墨家学说主张用强力讨回公道的宗旨，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其除暴安良、劫富济贫、蔑视皇权的侠客思想对专制皇权构成威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家学派因不利于封建统治而遭致压制，逐渐湮没，成为“绝学”，直至清代乾隆以后，才重新被重视和研究。
（五）其他学派的主要思想
除了上述儒、道、法、墨四大家外，春秋战国时代的阴阳家影响也很大。
阴阳家，亦称“阴阳五行家”，是战国时期提倡阴阳五行说的学派。该学派把西周以来的阴阳说与五行说神秘化，用以附会人类社会历史，提出“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其著名代表人物是邹衍。
邹衍，战国后期齐国人，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３０５年—前２４０年，活了大约６６岁。他最初是学习儒学的，后来觉得儒、墨两家的学问都是一曲之见，于是另辟他途，研究阴阳五行。他曾周游各国，主要在齐国、燕国、赵国一带宣传他的理论主张。邹衍的学说包括天文、地理、历史３个部分，构成一个宏大的体系，但是保存下来的主要是他的历史学说，因为这部分内容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并被接受，因而得以保存下来。另外，其地理部分的内容也有一些保留下来。
邹衍的最大创造在于他把五行理论运用到了历史学之中，发明了“五德终始”学说，亦称“五德转移”说，即以五行生克原理来解释王朝的兴废更替。邹衍的“五行”用的是自己发明的顺序，即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五行相胜的关系是：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水德之后又是土德，开始另一个周期，如此循环不已。
五行也叫“五材”，其思想和概念出现于春秋时期。它是当时的一些思想家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金、木、水、火、土５种物质来解释世界万物的形成。这种不用神而用物质性的元素来说明世界的构成，应该属于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但邹衍又将其改造回去了。
邹衍认为每一个王朝都受一种“德”的支配，当这个王朝衰落后，必然会被受另一种“德”支配的王朝所替代。每当一“德”兴起时，天必会显现出某种征兆以示下民。这种征兆，即自然界发生的某种奇特的现象，就是改朝换代的信息，被称为“符应”。受后一“德”支配而兴起的帝王便要依照天的示意，制定符合该“德”的政令、服色、冠舆等制度。具体来说，到邹衍生活的时代为止已经出现的王朝，他认为是虞朝、夏朝、商朝、周朝４个朝代。虞，即舜的部落，邹衍把黄帝到舜的时代称为虞朝。邹衍认为虞朝是依土德而建的，其色尚黄；夏依木德而建，其色尚青；商依金德而建，其色尚白；周依火德而建，其色尚赤。依据这个理论，他断定代替周火的必定是依水德而立的“尚黑”的王朝。“五德终始”虽然荒诞不经，但是它把改朝换代看作是不可抗拒的规律，认为每一个朝代都不是永恒不变的，每一个朝代都会有自己的终数，这样的历史发展观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另外，这一学说在理论上论证了周朝必亡，在当时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当时，周朝的衰落、灭亡虽然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何在理论上解决周朝灭亡后由新的朝代代替的问题，各家各派都在寻求理论依据。因为周王毕竟是“天子”，尽管周朝已经很虚弱了，但它仍受天的保佑。西周取代商朝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理论已经被讲滥，虽然天的作用依然存在，但这套理论已无法再让人深信不疑。当时，各家各派在周朝灭亡、由新朝代替方面都没有找出更好的理论依据。邹衍的这套理论不仅比较合理地说明了朝代的更替是不可控制的自然规律，而且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它关于周代火德已衰，必将为体现水德的王朝所替代的理论，给那些想摘取王冠的诸侯们以极大的鼓舞。这是他们放手争夺最高政治权力的理论依据，从此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所以，邹衍的理论不仅促使了周朝的灭亡，而且为诸侯通过以血和火、刀与剑的战争统一中国创造了理论依据。也正因为如此，邹衍的理论在当时受到各国统治者的推崇，盛极一时。
“五德终始”说被秦始皇完全接受。统一中国后，秦朝实行的就是水德制度，如黄河被更名为“德水”，衣服、旌旗等全都尚黑。另外，水德尚六，所以“六”这个数字是秦国基本的量度单位，如法律规定“步过六尺有罚”，即走路时的步子超过６尺（合今制１米４左右）就要被处罚，实际上是跑。不许人们在大街上跑步，这体现秦朝法律的苛酷。
邹衍的理论在东汉时被著名的唯物主义者王充等人批驳得体无完肤，从此“五德终始”说衰颓下去。
兵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研究军事的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孙武、吴起、司马穰苴、孙膑、尉缭等。他们总结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包含有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现存兵家的重要著作有 《孙子兵法》、《吴起》、《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 等。由于兵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所以这一学派与法家一样，也是当时最为务实的学派，成就也很大，对后世影响更是深远，甚至及于海外。
名家是战国时以辩论名实关系为中心的学派。名，指名词，概念；实，指事物、实际。这一学派分成两个主要派别。一个是以公孙龙为代表的“离坚白”派———着重分析感觉和概念，区别个别和一般、具体和抽象。“离坚白”的意思是：人用眼看石只识其白，不识其坚；用手摸石只觉其坚，不觉其白，故只有白石、坚石，而没有坚白石。其他还有“白马非马”、“牛羊五足、鸡三足”等命题。另一个是以惠施为代表的“合同异”派———认为一切差别和对立都是相对的。“合同异”的意思是：一切事物都是相同的，其同一性是绝对的，而差异性则是相对的，异合于同之中。其他还有“天与地卑”、“山与泽平”等１０个命题。这个学派的出现体现了当时中国人思辨能力的水准，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也很大。
小说家指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的学派。
纵横家指战国时期从事外交游说活动的谋略家。六国联合抗秦，称“和纵”；秦国联合某国进攻其他国家，称“连横”。公孙衍、苏秦是和纵派主要代表，张仪则为连横派主要代表。他们没有定主，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
杂家是兼收诸子思想的学派，一直发展到汉初。杂家没有提出自己独立的中心观点，也没有形成完整体系，以战国末期的吕不韦和西汉淮南王刘安为代表。
农家是反映农业生产、农民思想的学派，如提出“君民并耕”、“市贾不二”等。代表人物是战国楚国的许行，他曾被孟子骂为“南蛮鴃舌之人”。鴃，伯劳鸟。许行有门徒几十人，这些人生活极为简朴，穿粗麻衣服，靠打草鞋、编席子为生。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过着流浪的生活，是农村中的赤贫者。
其实关于春秋战国诸子学派的划分并不全面，自战国以后就存在争议，但不管划分成什么样，它们的学术理论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思想宝库的最初内涵当是无可争议的。
三、第一批流芳千古的文化典籍的制作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派的创立者和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不仅知识渊博、见解独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编纂、修订了一大批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从而便利了学术思想的保存与传播。
（一）儒家经书
在春秋战国文化典籍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儒家经书。经，原本是古籍的统称，凡带有原理、原则性的著述都可以称作经，所以几乎各种学问都有经。“经”字本义是指纵的丝，就是订书的线，经常要读的书必须用线把它订牢，以免错乱，后来引申为“经书”，指经常必读的书。再以后，所谓的经书，专指儒家所传授的几种书，其余诸子的著述皆不在群经范围之内了。
儒家经书可分“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及“四书五经”等，但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是“六经”和“四书”，以及 《左传》、《周礼》、《孝经》 等。
儒家六经，即 《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易经》 和 《春秋》 ６部经典。
《诗经》 是春秋以前平民和贵族的诗歌总集，本来只称 《诗》，后被儒家奉为经典，故得名。相传 《诗经》 是孔子从数千篇中选出３０５篇编订而成，流传至今。其所收作品上起周初，下至春秋中叶，分 《风》、《雅》、《颂》 ３部分。《风》 是民间歌唱的诗，表现各地方的风俗；《雅》 是朝廷歌唱的诗，说明朝廷政治的好坏；《颂》 是宗庙祭祀的诗，赞美祖先的功业。作品中大部分是今陕西、甘肃、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民歌，小部分是贵族作品。《诗经》 不但是最古的一部文学书，也是研究殷周特别是西周社会的最有价值的史料。
《尚书》，亦称 《书》、《书经》，是上古历史文献和史迹记述的汇编。尚，古通“上”；书，就是史。上古的时候，史为记事之官，书为史官所记之史，“尚书”就是上古之史。相传为孔子编订，原书１００篇，今存５８篇，内容基本上是君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谈话记录，包括帝尧和夏、商、周几个时代的史料，是极为珍贵的有文字可考的史料，在古代史籍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礼经》，简称 《礼》，亦名 《仪礼》 或 《士礼》，是记载周代部分礼制的典籍，旧说系周公所作，经孔子整理，实际应成书于战国前期。其内容有周人的各种礼节仪式，如冠礼、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乡射礼等，是研究西周社会情况、等级制度的重要资料。
《乐经》，今无存，内容不可考，估计是与 《礼》 相配合的音乐。据称毁于秦朝末年项羽入咸阳后所放的大火中，汉代已见不到 《乐经》，所以仅设“五经博士”。
《易经》，亦称 《周易》、《易》，是周代的占卜书，旧说是孔子编写的，实际非一人一时之作，最晚应成书于战国末期。“易”的原义是“简易”，因周人以蓍草占卜较之以前殷商以甲骨占卜简单容易，故得名。其内容包括 《经》 和 《传》 两部分：《经》 主要是６４卦的卦辞和３８４爻的爻辞，《传》 是对 《经》 的注释和论述。《易经》 以八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自然现象，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形成万事万物。其中包含的朴素辨证观点是研究殷商春秋战国思想，包括哲学、社会历史、自然科学思想的重要材料。
《春秋》，亦称 《春秋经》，相传是孔子依据鲁国的历史并参考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史官的记载而整理修订的一部史书。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书，其内容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７２２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４８１年），共３４２年的历史，记载了周王室及各诸侯国间的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日食、地震、水灾等自然现象。由于 《春秋》 的文字过于简单，记载的史实只是一个大纲或提要，事情的原委记载的很不详细，于是后来就有人将它的史实补充叙述和进行评论，这就是 《传》。给 《春秋》 作 《传》 流传至今的共３家，即春秋末鲁国人左丘明作 《春秋左氏传》，简称 《左传》；战国齐国人公羊高作 《春秋公羊传》，简称 《公羊传》；战国鲁国人谷梁赤作 《春秋谷梁传》，简称 《谷梁传》。３种 《传》合称 《春秋三传》，均为经书，但后两 《传》 主要是评论，没有多少史实补充，比较空洞，且一直是口授，直到西汉初期才写成书。《左传》 开始也是口授，约在战国初年成书，其内容丰富，是一部很宝贵的史书，同时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研究先秦社会史和文学史不可缺少的典籍。
“六经”至汉代受到尊崇。在 《史记· 孔子世家》 和 《滑稽列传》 中，司马迁称“六经”为“六艺”，并阐述其对教育的作用是：“《礼》 以节人，《乐》 以发和，《书》 以道事，《诗》 以达意，《易》 以神化，《春秋》 以道义。”
四书，即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４部著作。
《大学》 和 《中庸》 最初是 《礼记》 中的两篇。《礼记》，亦称 《小戴礼》、《小戴记》、《小戴礼记》，是战国至西汉初儒家学者各种仪礼论文的选集，相传为西汉初戴圣编，共４９篇，内容包含了许多儒家的重要思想，如“天下为公”、“中庸之道”等。《大学》 疑为秦汉之际荀子后学作，一说作于战国，篇中着重阐明修身、治家与政治的关系。《中庸》 相传为战国子思所作，一说秦汉之际儒者所作，篇中以“中和”为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和世界万物的基本秩序，提出一套个人修养与天道、社会历史相联系的学说。
《论语》 是孔子弟子、再传弟子所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述，由孔子的再传弟子编辑成书，共２０篇，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内容综合了孔子道德和教育的多方面论述，反映其哲学、政治观点，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东汉时 《论语》 列入七经（《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之中。
《孟子》 为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著，一说为孟子弟子、再传弟子著，共７篇，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及其思想，南宋时升经。
“四书”之名始于南宋，其时大儒朱熹将此４部著作汇编在一起并加注释，名为 《四书章句集注》 刊行天下，始有此名。元朝时明令以 《四书章句集注》 考试士子，一直到清末，相沿不改。四书统治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达７００年之久，影响深远。
另外，《周礼》，亦称 《周官》、《周官经》，是记载西周官制的典籍，传为周公旦所作，实际上应为战国时代儒者根据各国官制添附儒家政治思想增减编排而成，其中经济思想颇多，还夹杂了一些法家的观点，对研究西周、春秋战国时的政治制度史有一定价值。《孝经》 至晚成书于战国，为孔子后学所撰，为宣扬孝道的著述，从汉代起受到推崇。
（二）诸子著述
除了儒家经书外，春秋战国诸子的著述流传至今的有２１种。“子”原是春秋战国时师兄弟之间的通称，后来凡是有学问、有著述的人都可以称“子”，他们的书就叫子书。“诸子”之称始于汉代，本来包括儒家，但近世学者提到诸子主要指道、法、名、墨、纵横、杂６家。下列诸子之书虽名为诸子亲手所著，但实际上大部分是出于战国人之手，或是后人根据战国的材料撰述而成的，其中有真的，有伪的，而伪的则有部分真、部分伪的，也有全伪的，或者是书不伪而作者是伪的，更有伪中之伪的，所以今人已难以全部辨别清楚了。
道家的著作有以下几种。
《老子》，亦称 《道德经》 或 《德道经》，相传为李耳作，现今多数人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其内容基本保留了老子的思想。
《文子》，传为春秋老子弟子文子所作，今人定为战国时期的作品。书中各章均冠以“老子曰”，以老子“道”之思想为宗，杂取儒、墨、法诸家语。
《关尹子》，相传为春秋末关尹喜所作，也有称系秦汉间方士所伪托。
《列子》，相传为战国郑国列御寇所作，原本早佚，今本多认为是魏晋人托名伪作。书中多取先秦诸子及汉代人言论并辑录民间故事、寓言、神话等。
《杨子》，传为战国魏国杨朱所作，实为后人依托。
《鶡冠子》，传为战国楚国隐士鶡冠子所作，内容以道家思想为本，兼及儒、法、阴阳、名、墨、兵各家思想。
《庄子》，庄周及其后学所作，为战国至汉初道家庄子一派的著作总集。
《亢仓子》，亦称 《亢桑子》，传为战国东周人庚桑楚所作，其书杂取 《老子》、《庄子》、《列子》、《商君书》、《吕氏春秋》 等著述内容，间有独到见解，基本思想则属于道家。
法家著作有以下几种。
《管子》，托名管仲所作，其实大部分内容为稷下学者采拾管仲言行推其旨意而成，其中也有汉朝人附益
一、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的涌现
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主要指的是创立道家、儒家、墨家等学派的老子、孔子、墨子等人。他们不仅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和无畏的勇气开创出影响后世中国文化走向的思想学派，并且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了纵横八极的议论，显示出他们对自然及人类社会全方位的关注。
（一）老子及其主要思想贡献
老子，一说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道家学派的创始者。关于他的生卒年代和身世，今已无法确考，只知道他曾经做过周朝管理藏书的官吏，与孔子同时代。据 《史记》 记载，孔子曾经到东周向老子请教过关于“礼”的问题，估计老子应该比孔子年龄大一些。当时老子对孔子说：“你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连骨头都已腐烂了，只剩下言论了。我以为，君子时运来时就该驾着车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要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我听说，擅长经商的人总把货物隐藏起来，就像什么东西也没有一样；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他的容貌总是谦虚得像愚钝的人一样。你应该抛弃骄气和过多的欲望，抛弃你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大的志向，这些对于你来说是没有好处的。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了。”老子没有直接回答孔子的问题，但孔子听后对弟子说：“我知道，鸟能飞、鱼能游、兽能跑。会跑的用网捕捉，会游的用线去钓它，会飞的用箭去射它，至于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它是驾着风腾飞上天的。我今天见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龙吧！”可见孔子对老子是十分敬重的。老子在东周住了很久，眼看周朝越来越衰败，便心灰意冷地回到老家去当隐士了。
老子的政治主张从总体上说属于没落阶级一种无可奈何的颓废思想，表现为在急剧动荡的社会变革面前，他既对现实不满，但又无能为力；既感到自己的没落，但又实在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干脆主张让社会倒退回去。由于他已经知道自己所依赖的奴隶制社会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所以他不像孔子那样要求回到西周奴隶制鼎盛时期，而是干脆主张让社会退回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蒙昧时代。基于这样的思想，老子一方面对日渐衰败的奴隶制典章制度失去信心，主张干脆废弃它们；另一方面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制度和新兴事物更是深恶痛绝。他严厉谴责新兴地主阶级的奢侈挥霍，指责他们对民众繁重的剥削和发动残酷的战争，造成田地荒芜，百姓饿死。他主张应“绝圣弃智”，既不要圣人也不要聪明者，摒弃贤才，排斥能者，使民不争，一切循其自然，实行“无为而治”，强调“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当然，老子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攻击并不是为了民众说话，而是下台的旧阶级对新上台的暴发户的谩骂，同时他还坚决反对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等思想，主张废弃一切伦理规范。
老子的哲学思想有很大成就，他与庄子可以称得上是先秦时期最具抽象思维的思想家。老子对中国哲学史的最大贡献就是创造了“道”这个概念，“道”在 《老子》 中也称为“无”、“大”和“一”。“道”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抽象概念，在此之前虽然已经出现了“天”、“五行”等抽象概念，但它们实际上都是在自然界中已有的物质基础上提炼抽象出来的，而老子的“道”则完全是他凭自己的脑子想像出来的。老子的“道”不仅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而且也超越人们的认识，人们对“道”听不见，看不到，摸不着。“道”不仅无形无声无物，它还先天地宇宙而生，并生天地宇宙万物，在天地宇宙万物生成之后，“道”无时不在，无处不存。但“道”本身并没有目的，也没有意志，它实行自然无为，根本不主宰由它产生的世界万物。这么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不知花费了老子多少心血才思考出来，真是难为他老人家了。
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了朴素辩证法。他从复杂变动的世界万物中，抽象出长短高下、刚柔强弱、智愚巧拙、生死胜败之类，认为它们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他认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矛盾着的双方，一方要依另一方的存在而存在，这种矛盾的统一观是人类认识史上一个重大的发展。不仅如此，老子还提出事物的发展能够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即所谓“反者道之动”。“反”即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但发展到相反的方向以后，还要再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也就是回到最初的状态，这是老子对“运动”的一个重要认识，正如他认为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老子还有一个被人们所忽视的贡献，即提出了中国最早的自然法思想，这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法思想在西方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后来被古罗马法学家所沿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家利用它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但是十分可惜，这种思想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被封建专制制度扼杀了。
（二）孔子及其主要思想贡献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儒家学派的创始者，生于公元前５５１年（一说公元前５５２年），卒于公元前４７９年，享年７２岁（一说７３岁）。据说孔子的出生地附近有一座山，名尼丘（即尼山），所以他取名丘，字仲尼。仲，是行二的意思，因为他上面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是个残疾人。还有一说，因其父母曾祷于尼丘而生孔子，故名。
孔子出身破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家境贫寒，到他自己的时候只能通过教书挣钱来养家糊口。但在孔子身上却有着王族的血统，他是殷商第３０位君主帝乙的后裔。帝乙就是殷商末代国君商纣王的父亲，殷商灭亡后，西周将商纣王的庶兄、帝乙之子微子启封于宋。孔子是微子启的第１５代孙，是帝乙的第１６代孙，但不是直系。孔子这一支的直系先祖曾做宋卿，到孔子前第５代祖的时候，宋国发生内乱，他的先祖逃到了鲁国。孔子的曾祖还做过鲁国的大夫，属于贵族，但到他父亲的时候家道中衰了，失去了贵族的身份。孔子的王族血统对他的影响很大，提醒着他不要忘记自己贵族的身份，而祖上的光辉业绩也时时激励着孔子。正因如此，在春秋那种纷乱的时代，孔子能够挺身而出，不辞劳苦地东奔西走，四处宣扬自己的主张，积极救世，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当然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孔子的父亲名纥（？—公元前５４８年），字叔，《左传》 作梁纥，《史记》 作叔梁纥。他曾做过鲁国的下级武官，还是当时一位比较有名的武士。据说有一次他随军攻打一座城池时，所悬城门突然坠下，叔梁纥挺身上前，托起城门，救出了自己的人。孔子的母亲，传说姓颜，名徵在，亦称颜徵。她与孔纥结婚时，两人的年岁相差较大，孔纥６０多岁，颜氏１７岁，所以两人的结合不符合当时的婚姻习俗，受到社会的奚落，被称为“野合”。后世有人望文生义，非说孔子是私生子，这是不对的。孔子母亲的颜氏家族原是鲁国的望族，后来也衰败了，到他母亲的时候也已经不再属于富贵阶层了。
孔子童年是很不幸的，据说当他３岁的时候，孔纥逝世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颜氏在世的时候一直没有告诉孔子他父亲的葬地。后来，孔子１７岁时母亲也死了，他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父亲的墓地，将母亲与父亲合葬在一起。孔子在少儿时代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双亲，而且生活是非常艰辛的。孔子成年后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意思是：我小的时候很贫贱，所以能做很多下贱的事情。他还说：“吾不试，故艺。”意思是：我没有被国家任用，所以学会了一些只有普通人才掌握的技艺。孔子学会的技能肯定很多。据 《论语·子罕》 记载，鲁国负责管理宫廷事务的太宰曾问孔子学生子贡：“孔子是一位圣人吧？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子贡回答：“是天让他成为圣人，且多才多艺。”孔子听说后才讲出了前面“多能鄙事”的话，并接着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意思是：真正的君子会有这样多的技能吗？是不会多的。孔子这样的出身经历正应和了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句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孔子所说的“多能鄙事”，可能包括他在季氏家干的管理仓库和牧养牲畜的工作，当时他２０多岁。据孔子自己说，他管理仓库做委吏（会计）的时候把账目管理得很妥善，管牛羊做“乘田”（官称）的时候把牛羊养得很肥壮。这说明孔子不是好高骛远的人，他能踏踏实实从“鄙事”做起，以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孔子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才华了。据 《史记· 孔子世家》 记载，孔子１７ 岁时，鲁国的一个大夫孟僖子在临死之前对自己的儿子孟懿子说：孔丘是圣人（商汤）之后。我听说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孔子“少而好礼”，我死以后，你一定要以他为老师。孟僖子死后，懿子和孟僖子的另外一个儿子南宫敬叔果真遵从父命投到孔子门下来“学礼”。孔子５１岁的时候，由于他的名气而被鲁国权臣任为中都宰（地方官），后升任司寇，主管司法，但只干了３年，就被罢免。从此，孔子率领弟子们周游列国，他到过齐国、卫国、陈国、宋国、蔡国、楚国等，晚年又回到鲁国，从事整理和传授古籍的工作。
孔子所创立的学派，因与春秋时代从巫、史、祝、卜分化出来的“师儒”有渊源关系，所以称“儒家”。“师儒”是西周传授道艺的官吏，他们以六艺教人。
孔子所代表的是奴隶主旧贵族阶级，因此他的思想从总的来说是比较保守的。孔子的思想倾向性很明确，就是希望回到西周那种讲求礼制的时代去。他认为只要人们的言行都符合礼制的要求，天下就会太平，人民就能过上好日子，要求君臣父子都应恪守周礼规定的名分，以严格亲疏、贵贱、尊卑、上下的区别。他把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看作是“天下无道”，给予非常严厉的抨击。
孔子最重要的思想是“仁”，这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仁”的意思就是“爱人”，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为仁”，等等。“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他把当时经常发生在贵族之间破坏周礼和犯上作乱的行为，看作是贵族之间彼此不能相爱的结果，因此反复强调要“爱人”，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孔子企图通过实施“仁”的道德约束来维护周礼所代表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孔子还主张以德礼为治，强调对民众要“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图改善统治者和民众的关系。从“仁”的思想出发，他劝告统治者要讲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惠则足以使民”、“使民如承大祭”等。他还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都是针对当时一些统治者专靠刑政高压手段治民而提出的，具有积极意义。
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发展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中国历史上私学之兴并不是由孔子开始的。据文献记载，当时私人讲学的风气很盛，晋国的叔向、郑国的壶丘子林和邓析、鲁国的少正卯等都收徒讲学，其中少正卯还多次将孔子的学生吸引走了，所以应该说孔子是第一批开办私学的人。不过，孔子将这股兴办私学之风发扬光大了。传说孔子有弟子３０００人，其中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有７２贤人。孔子在教育理论方面总结出很多很好的经验，如在学习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以及“毋意”（不凭空揣测）、“毋必”（不要绝对肯定）、“毋固”（不要固执）、“毋我”（不要自以为是）、“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等；在教学上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等，直到今天仍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需要说明的，孔子所宣扬的周礼，都是经过他加工改造以后的，并非是真正的周礼。而且，作为一个思想家，孔子不会不知道社会是无法逆转回西周那个时代的。孔子所主张的回归西周社会，实际上是回归到经过他加工的理想化的西周社会，不是历史中客观存在的西周社会。例如，当时的礼帽较之西周的传统已经有了一点改变，孔子认为这种修改比过去节俭，于是说：“我从众。”意思是：我同意大家的做法。他所提出“举贤才”的主张，即要求在不触动旧制度的根本前提下，从下层贵族中选拔一些较有德才的人来参与政事，显然也是他根据社会进步而对周礼进行的修正。而开办私学，甚至“有教无类”，更是典型的破坏周礼等级制度的举动，孔子不仅积极赞同和勇于实践，并且是其中干得最好的一个。由此可见，孔子并不是顽固维护周礼不变，而是比较务实和赶得上时代潮流的。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老先生在他的 《中国古代史》 一书中曾提到，中国历史上有３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孔子、秦始皇和汉武帝。他说：“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夏老先生的话不无道理。西汉以后，孔子被封建统治者推崇为圣人，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影响极其深远。不仅如此，孔子还是享誉世界的文化人物，这已是今天举世公认的事实。
（三）墨子及其主要思想贡献
墨子，名翟，宋国人，一说鲁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４６８年，卒于公元前３７６年，活了大约９３岁，是名副其实的长寿老。墨子属于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与孔子未曾谋面，他出生的时候孔子已经去世是十一二年了。其实墨子最初也是学儒的，但因不满其烦琐的“礼”而另立新说，成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本人出身于手工业劳动者，当过木匠，造过车子，其技术与当时的名匠鲁班（公叔般）齐名。同时，他还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在物理、数学方面有许多杰出的成就。墨子曾做过小官，读过许多书，参加过政治活动，因此他很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斗争情况。他也熟习古代的经典，常与儒家学派辩论，是儒家的主要反对学者。
墨子的最基本思想是“兼相爱，交相利”，即让人们相互爱护，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利益均沾。他是一个坚决的“反战主义者”，十分痛恨那些侵犯弱国、小国的战争，主张“非攻”，要人们修城造械，制止以强凌弱的战争。他说：“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墨子曾经步行１０天１０夜，从齐国赶到楚国，阻止了楚国对宋国将要发动的进攻，成为千古美谈。
墨子在政治上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举贤才”主张，提出“尚贤”思想。孔子的“举贤才”限定在贵族范围内，而墨子认为，无论是农夫工匠，“有能即举之”，无须限定身份。在他看来，“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原来的贫贱之人，只要有贤能就应当举用；原来富贵的人，无贤无能的，就降为贫贱，这显然是与儒家所维护的宗法等级制度相对立的。他还提出“尚同”思想，即要民众向上服从各级官吏，与他们保持一致；各级官吏则向上服从君主，向君主看齐。他试图用上说下教的方法，说服统治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
墨子还提出判断客观事物是非真假的三个根据———“三表”，也叫“三法”，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意思是：推究来历、详查实情、考验实用。其中，“有用之者”是墨子“三表”中最重要的思想，他以此反对战争，反对贵族的世袭和特权，提倡节用、节葬和非乐等。
二、中华思想文化宝库的初步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诸子百家的创立及它们的争鸣活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想宝库初步形成。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其实主要只有十几家左右的样子，但每家之中又分为许多派别，从而形成“百家”。百，是多的意思，不是定数。当时最主要的学术派别分别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兵家、名家、小说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各家各派的思想家们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之下，各抒己见，相互争鸣，相互攻击，相互兼容，从而使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涵极大地丰富起来。
（一）儒家思想———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
关于孔子及其思想，前面已述。孟子和荀子都是战国时代的人，一个是战国中期人，一个是战国末期人，他们２人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但又都有创新。孔子、孟子、荀子３个人的思想分别代表了古典儒学３个不同阶段的主要理论。需要说明的是，儒家在战国时虽被法家认定为“显学”，但在各学派中并无特殊地位。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大约生于公元前３７２年，卒于公元前２８９年。据说孟子小的时候，家住在墓地附近，孟子游戏时总是模仿办丧事埋葬死人的活动，孟母觉得不妥，把家搬到了集市附近。谁知孟子嬉戏时又开始模仿商人交易的行为，于是孟母决定再搬家。这次搬到了学校的附近，孟子很快模仿起礼仪来，孟母这才把心放下来。孟子上学以后，一次放学回家，孟母正在织布，问道：“课程学到哪里了？”孟子回答：“还和原来一样。”孟母立刻拿起刀将织布机上的经线割断。孟子惶恐不安地问为什么。孟母说：君子靠学习来确立自己的名誉，靠向老师请教来增长智慧，这样才可以得到安宁和远离祸患。现在你荒废学业，就像我割断经线一样，最终将一事无成。从此，孟子从早到晚勤学不息，终于成为天下闻名的大学者。这就是流传甚广的“孟母三迁”和“孟母断织”的故事。
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的学生，他也像孔子那样从事教育活动，广收门徒。为了推行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他也奔走于列国之间，到过齐国、魏国、宋国、鲁国等。但和孔子一样，他的主张也不被采用。晚年，孟子回到邹国，著书立说。
孟子的主要文化贡献是把孔子“仁”的思想发展为“仁政”的主张，同时把孔子的思想进一步唯心化，形成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因此后人一向把他看成是孔子的正统继承人，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孟子“仁政”主张的中心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简称“民贵君轻”，强调普通民众的重要性，要求君主必须对他们施行“仁政”，与民“同忧”、“同乐”。他甚至提出可以将不行“仁政”的暴君流放或诛杀掉，“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所以他认为“武王伐纣”是诛一独夫，并不是轼君。孟子的“民贵君轻”主张是其思想中最具积极意义的部分。为了这句话，１７００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差点将他的牌位撤掉。
孟子的“仁政”主张要求统治者实行这样几条措施。第一是让农民有地可耕。他提出由政府授给农民百亩私田，作为恒产，禁止买卖，然后实行井田制的办法收取租税，即“方里而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意思是：９００亩土地中有１００亩是公田，由８家共同耕种，收成作为租税上缴。第二是保护农业生产。他认为征发兵役、力役都不要延误农时，春耕春播时要帮助有困难者，秋后对受灾地区要减少赋税。第三是加强对臣民的礼治教育。他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让人们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孝”和“悌”是核心。为了保证这些措施的施行，孟子又提出“尚贤”的主张。他认为必须用贤德的人来实行“仁政”，国君要尊重“贤人”，“尚贤”的最高形式就是“禅让”。为了保证“仁政”得到实施，孟子强烈反对兼并战争，主张实行“王道”，通过“保民”，用和平的方式统一天下。
孟子“仁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他认为性善是天给予人的本性，仁、义、礼、智是人生下来就具备的４个善端，只要把这些善端扩而充之，就人人都可以为尧舜了。孟子的“仁政”就是这样推论出来的。他认为人人都有同情心，这就是“仁”的善端，把这种同情心推而广之用在政治上，就是“仁政”。
另外，作为学者，孟子对于个人品德还提出通过修养应该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这种伟丈夫式的顶天立地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孟子的思想不仅在当时不受重视，而且在整个封建社会前期都没有受到重视，尤其当孔子早在西汉时就已经成为“圣人”了，他却一直默默无闻，直到北宋时他这朵花才开放出来。北宋神宗皇帝封孟子为“邹国公”，以后元朝文宗皇帝又加封他为“邹国亚圣公”，仅次于孔子，从此孔孟才开始并提。
荀子，名况，字卿，后世也称之为孙卿，赵国人。他出身于稷下学宫，据说曾在那里“三为祭酒（学长）”，可见其学问之大。严格说来，荀子的思想“属性”是不甚明朗的，因为他虽出身儒家，但由于广泛吸收了各家精华，因此其思想既有近于法家之处，又有近于墨家的地方。他对孔孟的态度也很有意思，荀子非常尊崇孔子，但对子思－孟子这一派的儒家学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荀子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都是战国末期大名鼎鼎的法家代表人物，其中韩非还是战国法家之集大成者，李斯则帮助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最终做了秦朝的丞相。荀子曾于公元前２６６年西入秦国，与秦昭王见过面。他盛誉秦国的“法治”社会，称其“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认为远远超过历代“先王”。离开秦国后，荀子又去了赵国，最后受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楚国的春申君之邀入楚为官。春申君死后，荀子一直在楚国做学问和教书。
荀子之所以猛烈抨击孟子，是因为其思想基础是“性恶论”。他认为人天生就是好逸恶劳的，所以人性“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里好愉逸”，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等都是人的本性。“性恶论”也是法家的思想基础之一，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韩非和李斯作为荀子的学生却成为地地道道的法家代表人物了。但荀子的“性恶论”与法家不同的是，他重视后天的学习和积累，强调环境影响的作用，认为只要肯学习，通过礼法仁义的教育，就能改恶向善。同时，他反对“天才”之说，认为所谓的“圣人”并非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积累的结果，这一思想具有进步意义。
从“性恶论”出发，荀子在政治上提出“礼治”论，主张对民众要“明礼义以化之”，“重刑罚以禁之”。不过，作为出身儒家的思想家，荀子仍将“礼”的作用放在了“法”之上，提出先礼而后法，认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主要是靠礼义道德教化，而不能完全依靠刑罚和奖赏。但同时，为了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对法制的要求，他把“礼”的内涵扩大了，把“礼”说成是“法之大分而类之纲纪也”，即认为礼是法的基本条理，也是法的纲领。这就给“礼”赋予了“法”的内涵。不仅如此，荀子还对传统儒学的“礼”进行了改造，认为“礼”的要求应该是：君“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臣“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父要“宽惠而有礼”；子要“敬爱而致恭”；兄要“慈爱而见友”；弟要“敬诎而不悖”；夫要“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妻应“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这些理论为西汉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的整套封建伦理奠定了基础。
荀子还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人定胜天”思想。他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即天不具有宗教神秘性，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会因人间政治的好坏而转移。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尽管荀子所说的这个“人”指的是所谓的“君子”，不是指普通民众，他认为只有“君子”才能“理天地”，但其意义十分重大。举目四望，同一时期的其他地区的文化此时还是迷信色彩相当浓厚的，如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仍迷信万物有灵，相信神灵是存在的，而黄河流域的中国文化已经高举起了祛除迷信思想的大旗，中国文化的早熟又可见一斑。
儒家学说的宗旨是，告诉人们如何积极面对生活，以及如何建立和服从社会秩序。但是，就当时来说，孔孟思想的最大的问题是脱离了社会现实。他们企图通过让统治者提高个人的修养，通过实行“仁政”，来达到统一的目的，完全是书生气十足的异想天开。所以，当时没有一个国君肯采用他们的理论，这既是他们一生不得志的原因所在，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说在政治上颇受排挤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孔孟的思想都是适合于和平时期的理论，并不适合战争时期。相比之下，荀子的思想比孔孟要更加接近社会实际些，也更加唯物些。事实上，荀子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之一，他把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此，荀子的理论比孔孟更多地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比如他提出的“法后王”的进步历史观，就因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政权的要求而被秦国的统治者所运用。不仅如此，荀子的思想实际上还是后世封建正统学术的真正开山鼻祖。西汉中期，社会稳定以后，儒家学术一扫多年的晦气，终于以主角的身份占据历史舞台时，其虽冠名为孔孟之学，其实独尊的是荀子之学。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正统学术都没有超出荀子设计的蓝图。
而历代封建统治者之所以扬孔孟抑荀子，是因为荀子的学说有些内容不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胃口，主要有３点：一是荀子的思想属于唯物主义，不利于封建帝王的神圣化；二是荀子的“性恶论”既不利于美化统治阶级和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人们物质欲望的合理性，冲淡了统治阶级对人民实行道德教化的社会功用；三是荀子直语“严刑”，有损于统治阶级的“仁德”形象。但另一方面，荀子的学说由于结合了儒法思想，又非常符合封建统治的实际利益。如此一来，封建统治阶级对荀子之学只能是明里弃之而暗中用之了。这也是荀子成不了圣人的原因。
（二）道家思想———从老子到庄子
老子所创立的道家学派，在春秋战国时并不叫这个名称。“道家”的名称始见于西汉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 《论六家之要指》，称之为“道德家”。《汉书· 艺文志》 因其以“道”为宇宙天地万物的本源和学说的中心，故称为“道家”，以后才有此名。春秋末战国初，道家主要与儒、墨之学对立；战国中期，道家主要与儒学对立，其代表人物是庄子。
庄子，名周，字子休，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大约生于公元前３６９年，死于公元前２８６年，与孟子同时。庄子出身是一个破落的贵族知识分子，但他身上也有王族血统，他是楚庄王的后裔。庄子学问很大，曾遍读诸家著作，但家里很穷，经常衣履不整，家里揭不开锅时他只好向别人借粮食吃，有时他还不得不打些草鞋卖点钱混日子。不过庄子很有骨气，他曾经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后来辞职不干了。有一次，魏王召见他，他竟要穿着破烂衣服去赴召。后来楚威王也曾派人携厚币请他出来做楚相，他说自己要过逍遥自在的隐士生活，一口回绝掉了。庄子对一切都抱无所谓的态度，认为生死本来没有什么区别，生不足喜，死不足悲。他的妻子死了，他也不哭，坐在尸体旁边，敲着瓦盆唱着歌，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成语，叫“鼓盆而歌”。
庄子也可以称得上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他的学说是典型的没落阶级的思想，比老子还要消极。他把老子对现实社会的诅咒和不满进一步发展为对人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厌弃和否定，可是他又不敢起来进行反抗斗争，所以只好沉浸在悲观失望中，通过在主观意识中寻求到的精神解脱来安慰自己没落的遭遇。他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他提出人应该安时处顺，逍遥自得，“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以此来养生避害。他反对追求知识，认为人生有限，知识无边，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是违反“养生”原则的危险行为。庄子还认为，如果一个人觉悟到没有是非标准的话，就可以超脱一切了，甚至能摆脱自己肉体的拖累（“无己”），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成为“至人”、“真人”，不需要粮食、空气，在宇宙间作“逍遥游”，与天地浑然一体。
庄子的思想反映了战国时期没落的贵族阶级失去一切的绝望情绪，同时也是他们在极度的消极悲观之中自我麻痹、自我安慰的表现。正因为庄子整天沉浸在自己想像的精神世界中，所以使得他的精神世界非常发达，遐想无限。他写的散文如 《逍遥游》，汪洋恣肆，仪态万芳，想像丰富，在战国诸子中最为突出，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瑰宝。庄子的思想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得到更大的发展，成为更为精细的“玄学”，并影响深远。
道家学说的宗旨是，当社会秩序解体或出现社会动乱的时候，当面对社会越来越多的不公平现象时，告诉人们如何超脱和回避。这样的宗旨虽然从总体上说是消极的，但具体到单个事件、单个人，甚至某个特殊时段时，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可一概否定。另外，道家学说中往往隐含一些极深刻的道理，如“治大国若烹小鲜”之类，更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所在。
（三）法家思想———从商鞅到韩非
法家是以宣扬法治为核心的学派，以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邓析为先驱，以战国初期到中期的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等为早期代表，以战国末的韩非为集大成者。其中，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偏于“势”，韩非则受道家和荀子思想影响，把“法”、“术”、“势”三者结合，形成完整的法治理论。
法家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将自己的理论用诸政治实践并获得成功的学派，如管仲曾为齐桓公卿，帮助齐桓公率先称霸；子产为郑国执政，在郑国首先实行改革，使郑国在列强的夹缝中得以生存；邓析是郑国大夫，经常帮助人打官司，可以称得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律师”，他还办学校教授法律知识，其编定的中国第一部个人修订的成文法典———《竹刑》在郑国被采用实行；李悝在战国初年帮助魏文侯变法改革，使魏国在战国七雄中率先强大，并制作出中国第一部封建法典———《法经》；吴起曾为楚悼王令尹，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改革获得一定成效，使楚国一度富强；申不害为韩昭侯相，为相１７年，使韩国国治兵强，无人敢犯；商鞅为秦孝公大良造，在秦国进行两次变法改革，获得成功，为秦始皇的统一奠定坚实的基础。
法家代表人物中只有慎到和韩非是纯学者。慎到，赵国人，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学者，曾在稷下讲学。他强调“势治”，即执行法令须靠权势，认为君主“抱法处势”，可以“无为而治天下”，反对贤人治国。韩非后面再讲。
法家也是当时诸子百家中主张以武力进行统一的学派。由于法家的理论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即只有通过血和铁、刀与剑才能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所以才被统治者所赏识，并取得了成功。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法家的代表人物常不得好死，如邓析因私制刑书而被当权者杀害，吴起被“受其迫害者”乱箭射死，商鞅被反对派车裂而亡，韩非则被同窗李斯毒杀于秦国狱中……
法家学派中，商鞅因变法成功而著称，韩非以集大成者而著名，他们的思想基本代表了法家的学术成就。
商鞅，公孙氏，名鞅，后因功被秦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故又叫商鞅。他是卫国（在今河南、山东交界）的庶出公子，故亦称卫鞅。商鞅大约出生于公元前３９０年，死于公元前３３８年，活了５０几岁。商鞅从小就好刑名之学，他是战国中期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
商鞅的出生地卫国是西周初年的大国，始封之君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但公元前６６０年卫国被翟（狄）人（春秋前长期活动在齐、鲁、卫、宋、邢等国之间的部族）所败，后来依靠齐国的帮助，迁到楚丘（今河南滑县）复国，但从此成为小国，以后又迁都帝丘（今河南濮阳）。到战国时代，卫国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由于卫国贫弱的现状，让商鞅感到无用武之地，所以他便到魏国求发展，投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作家臣，时值魏惠王统治时。公叔痤临死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建议未被采用。不久，恰逢秦孝公招贤，于是公元前３６１年商鞅西入秦国，受到秦孝公的赏识，被委以重任。
商鞅于公元前３５９年（一说前３５６年）和前３５１年两次变法，他在秦国的变法改革是战国七雄中最彻底、最成功的，由此不仅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而且最终在一百二三十年之后由秦国完成了统一。由于变法的成功，使商鞅成为战国中期以前最有声望、最有影响的法家代表人物，同时他还是封建地主阶级出色的政治改革家。他的名字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商鞅不仅是一位政治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位较早的法家理论家。商鞅以前的法家人物，如李悝、吴起等人，都缺乏理论学说，从商鞅开始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商鞅的政治思想总结起来包括３个部分，一是“农战”，二是重刑，三是君主集权。
商鞅认为治国要治根本，要使国家富强起来，最根本的就是要发展农业生产。他认为农业是根本，是本业，而手工业、商业则是枝叶，是末业，因此要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崇本抑末。他主张用官爵来奖励农业生产，使民归心于农，因为使民归心于农既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多打粮食，使国富兵强，又可以使民敦厚朴实，为国所用。商鞅坚决要求消除那些读诗书礼乐好言谈的游说之士，认为他们只会使国家战败和贫弱。
商鞅还认为“行赏”和“用法”是为治之本。他主张“明法”，即将法律公开，让百姓知晓法律规定，不做邪辟之事；还主张“一断于法”，即依法办事。他明确提出“刑无等级”，即对于犯法者不论官爵大小一律依法惩处；还提出“重刑轻罪”，即用重刑惩处轻罪，其目的是要“以刑去刑”。他说：“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商鞅还说：“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惠。惠生于力。”意思是：刑罚能生出强大的威力，威力能生出恩惠来。
商鞅提出，法是君臣都要遵守的，信（诚信）是君臣都要建立的，权则必须是君主所独揽的。他认为权制必须独断于君，大权必须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所以他坚决维护君主集权、君主专制制度。
韩非，大约生于公元前２８０年，卒于公元前２３３年。韩非的思想虽属于法家学派，但是又带有黄老、道家学派的一些思想，所以司马迁称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非与李斯共同拜荀子为师，韩非的学问做得比李斯好，但是韩非有口吃的生理缺陷，不能凭嘴游说诸侯，所以学成以后他只能回到韩国，把主要精力用在著书立说上了。韩非广泛吸收了法家前辈们的精华，使其思想理论成为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是，韩非的理论在韩国无人理睬，韩国的国君安甚至对他十分反感。后来有人把韩非的书带到了秦国，颇爱法家思想理论的秦王嬴政看后兴奋异常，竟然脱口说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他立刻派军队把韩非接到了秦国。但是，到秦国以后，韩非很快陷进官场的是是非非之中，并向秦王建议不要先灭韩国，令嬴政颇有想法，将他下了大狱。时任廷尉的李斯利用职权，瞒着秦王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将他杀害。
韩非的主要文化贡献如下所述。
一是提出“法”、“术”、“势”结合的君主独裁理论。韩非认为，实行“法治”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法”就如同“规矩”，没有了法，臣下就会作乱于下。他反对以贤臣治国，认为：“吏不必贤，能守我法而已。”他还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思想。“术”，即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韩非认为，“术”是君主必须具备的才能，君主的“术”是不能让人知道而由君主暗中运用的。韩非认为，商鞅只讲法而不讲术，结果是“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所以秦国数十年不能成帝王之业。“势”，即君主的权威。韩非认为：“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只有威势才能使法令得以推行，因为“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同时，他特别强调“法”与“势”的结合，认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的这套“法”、“术”、“势”的理论，把战国法家思想发展到了顶峰。
二是强调暴力制恶。他主张：“重一刑之罪而止境内之邪。”他说：“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
三是主张愚民钳口。韩非认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他提出：“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韩非的这套理论没法不让秦王嬴政喜欢。作为国土面积远大于六国之合的秦国国君，年轻的嬴政一定要有一番作为，韩非的学说给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以后，无论是在统一时还是在统一后，嬴政的种种作为中处处都能见到韩非理论的影子。
法家学说的宗旨是，一方面极力维护君主的权力，拼命抬高君主的位子，教给君主统治臣民的各种手段；另一方面强令臣民尊重专制王权，绝对服从专制王权，忠实执行法律，严格依法行事，死心塌地接受严刑酷法的暴虐统治，不得反抗。法家思想家们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们都有致命的弱点，即线性思维，头脑僵硬，一心想着为君主服务，与其他人都搞不好关系，最后成为众矢之的，都死于他们辛辛苦苦维护、强化和无限推崇的专制君权之手，这不能不说是法家的一大悲剧。从这一点说，法家代表人物的“不得好死”，没一个是值得同情的，是他们自己害了自己。以后，李斯死得更惨，被秦二世“具五刑”而死，也就是把什么罪都受够了以后才被处死。李斯的死，为战国法家的悲剧画上了句号。
（四）墨家思想———从墨子到“墨辩”再到游侠
春秋战国时代，墨家是与儒家齐名的学派。直到战国末期，墨家弟子仍然充斥天下，不可胜数，被韩非称为“显学”。
墨家代表的是小手工业者的利益和思想，其成员多是“耕稼树艺”、“纺绩织紝”的小手工业者，还有少数来自社会下层的“士”。他们虽与奴隶主旧贵族阶级相对立，但与新兴地主阶级也相对立，可是他们自己在政治上并没有地位，形不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所以不得不依附于新兴地主阶级，这样就使得他们的主张显得十分软弱无力。而实际上，新兴地主阶级从来也没有采纳过墨家的意见，因为他们那种充满小生产者天真与幻想的思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墨子的弟子称为“墨者”，他们结成组织十分严密的团体，制定有严格的纪律，强调服从命令，违反禁令者，轻则开除，重则处死。另外，他们还讲究艰苦实践，以自苦励志。相传“墨者”都能赴火蹈刃，是当时社会一个令人生畏的群体。
墨子死后，墨家一分为三，首领称“巨子”，代代下传。至战国后期，墨家又汇合为两支：一支注重几何、光学、力学等自然科学研究，尤其发展了前期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被称为“墨辩”。“墨辩”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最有体系的逻辑理论，内容丰富、深刻，具有较多的科学性。另一支发展了墨家学说主张用强力讨回公道的宗旨，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其除暴安良、劫富济贫、蔑视皇权的侠客思想对专制皇权构成威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家学派因不利于封建统治而遭致压制，逐渐湮没，成为“绝学”，直至清代乾隆以后，才重新被重视和研究。
（五）其他学派的主要思想
除了上述儒、道、法、墨四大家外，春秋战国时代的阴阳家影响也很大。
阴阳家，亦称“阴阳五行家”，是战国时期提倡阴阳五行说的学派。该学派把西周以来的阴阳说与五行说神秘化，用以附会人类社会历史，提出“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其著名代表人物是邹衍。
邹衍，战国后期齐国人，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３０５年—前２４０年，活了大约６６岁。他最初是学习儒学的，后来觉得儒、墨两家的学问都是一曲之见，于是另辟他途，研究阴阳五行。他曾周游各国，主要在齐国、燕国、赵国一带宣传他的理论主张。邹衍的学说包括天文、地理、历史３个部分，构成一个宏大的体系，但是保存下来的主要是他的历史学说，因为这部分内容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并被接受，因而得以保存下来。另外，其地理部分的内容也有一些保留下来。
邹衍的最大创造在于他把五行理论运用到了历史学之中，发明了“五德终始”学说，亦称“五德转移”说，即以五行生克原理来解释王朝的兴废更替。邹衍的“五行”用的是自己发明的顺序，即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五行相胜的关系是：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水德之后又是土德，开始另一个周期，如此循环不已。
五行也叫“五材”，其思想和概念出现于春秋时期。它是当时的一些思想家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金、木、水、火、土５种物质来解释世界万物的形成。这种不用神而用物质性的元素来说明世界的构成，应该属于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但邹衍又将其改造回去了。
邹衍认为每一个王朝都受一种“德”的支配，当这个王朝衰落后，必然会被受另一种“德”支配的王朝所替代。每当一“德”兴起时，天必会显现出某种征兆以示下民。这种征兆，即自然界发生的某种奇特的现象，就是改朝换代的信息，被称为“符应”。受后一“德”支配而兴起的帝王便要依照天的示意，制定符合该“德”的政令、服色、冠舆等制度。具体来说，到邹衍生活的时代为止已经出现的王朝，他认为是虞朝、夏朝、商朝、周朝４个朝代。虞，即舜的部落，邹衍把黄帝到舜的时代称为虞朝。邹衍认为虞朝是依土德而建的，其色尚黄；夏依木德而建，其色尚青；商依金德而建，其色尚白；周依火德而建，其色尚赤。依据这个理论，他断定代替周火的必定是依水德而立的“尚黑”的王朝。“五德终始”虽然荒诞不经，但是它把改朝换代看作是不可抗拒的规律，认为每一个朝代都不是永恒不变的，每一个朝代都会有自己的终数，这样的历史发展观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另外，这一学说在理论上论证了周朝必亡，在当时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当时，周朝的衰落、灭亡虽然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何在理论上解决周朝灭亡后由新的朝代代替的问题，各家各派都在寻求理论依据。因为周王毕竟是“天子”，尽管周朝已经很虚弱了，但它仍受天的保佑。西周取代商朝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理论已经被讲滥，虽然天的作用依然存在，但这套理论已无法再让人深信不疑。当时，各家各派在周朝灭亡、由新朝代替方面都没有找出更好的理论依据。邹衍的这套理论不仅比较合理地说明了朝代的更替是不可控制的自然规律，而且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它关于周代火德已衰，必将为体现水德的王朝所替代的理论，给那些想摘取王冠的诸侯们以极大的鼓舞。这是他们放手争夺最高政治权力的理论依据，从此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所以，邹衍的理论不仅促使了周朝的灭亡，而且为诸侯通过以血和火、刀与剑的战争统一中国创造了理论依据。也正因为如此，邹衍的理论在当时受到各国统治者的推崇，盛极一时。
“五德终始”说被秦始皇完全接受。统一中国后，秦朝实行的就是水德制度，如黄河被更名为“德水”，衣服、旌旗等全都尚黑。另外，水德尚六，所以“六”这个数字是秦国基本的量度单位，如法律规定“步过六尺有罚”，即走路时的步子超过６尺（合今制１米４左右）就要被处罚，实际上是跑。不许人们在大街上跑步，这体现秦朝法律的苛酷。
邹衍的理论在东汉时被著名的唯物主义者王充等人批驳得体无完肤，从此“五德终始”说衰颓下去。
兵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研究军事的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孙武、吴起、司马穰苴、孙膑、尉缭等。他们总结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包含有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现存兵家的重要著作有 《孙子兵法》、《吴起》、《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 等。由于兵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所以这一学派与法家一样，也是当时最为务实的学派，成就也很大，对后世影响更是深远，甚至及于海外。
名家是战国时以辩论名实关系为中心的学派。名，指名词，概念；实，指事物、实际。这一学派分成两个主要派别。一个是以公孙龙为代表的“离坚白”派———着重分析感觉和概念，区别个别和一般、具体和抽象。“离坚白”的意思是：人用眼看石只识其白，不识其坚；用手摸石只觉其坚，不觉其白，故只有白石、坚石，而没有坚白石。其他还有“白马非马”、“牛羊五足、鸡三足”等命题。另一个是以惠施为代表的“合同异”派———认为一切差别和对立都是相对的。“合同异”的意思是：一切事物都是相同的，其同一性是绝对的，而差异性则是相对的，异合于同之中。其他还有“天与地卑”、“山与泽平”等１０个命题。这个学派的出现体现了当时中国人思辨能力的水准，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也很大。
小说家指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的学派。
纵横家指战国时期从事外交游说活动的谋略家。六国联合抗秦，称“和纵”；秦国联合某国进攻其他国家，称“连横”。公孙衍、苏秦是和纵派主要代表，张仪则为连横派主要代表。他们没有定主，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
杂家是兼收诸子思想的学派，一直发展到汉初。杂家没有提出自己独立的中心观点，也没有形成完整体系，以战国末期的吕不韦和西汉淮南王刘安为代表。
农家是反映农业生产、农民思想的学派，如提出“君民并耕”、“市贾不二”等。代表人物是战国楚国的许行，他曾被孟子骂为“南蛮鴃舌之人”。鴃，伯劳鸟。许行有门徒几十人，这些人生活极为简朴，穿粗麻衣服，靠打草鞋、编席子为生。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过着流浪的生活，是农村中的赤贫者。
其实关于春秋战国诸子学派的划分并不全面，自战国以后就存在争议，但不管划分成什么样，它们的学术理论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思想宝库的最初内涵当是无可争议的。
三、第一批流芳千古的文化典籍的制作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派的创立者和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不仅知识渊博、见解独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编纂、修订了一大批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从而便利了学术思想的保存与传播。
（一）儒家经书
在春秋战国文化典籍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儒家经书。经，原本是古籍的统称，凡带有原理、原则性的著述都可以称作经，所以几乎各种学问都有经。“经”字本义是指纵的丝，就是订书的线，经常要读的书必须用线把它订牢，以免错乱，后来引申为“经书”，指经常必读的书。再以后，所谓的经书，专指儒家所传授的几种书，其余诸子的著述皆不在群经范围之内了。
儒家经书可分“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及“四书五经”等，但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是“六经”和“四书”，以及 《左传》、《周礼》、《孝经》 等。
儒家六经，即 《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易经》 和 《春秋》 ６部经典。
《诗经》 是春秋以前平民和贵族的诗歌总集，本来只称 《诗》，后被儒家奉为经典，故得名。相传 《诗经》 是孔子从数千篇中选出３０５篇编订而成，流传至今。其所收作品上起周初，下至春秋中叶，分 《风》、《雅》、《颂》 ３部分。《风》 是民间歌唱的诗，表现各地方的风俗；《雅》 是朝廷歌唱的诗，说明朝廷政治的好坏；《颂》 是宗庙祭祀的诗，赞美祖先的功业。作品中大部分是今陕西、甘肃、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民歌，小部分是贵族作品。《诗经》 不但是最古的一部文学书，也是研究殷周特别是西周社会的最有价值的史料。
《尚书》，亦称 《书》、《书经》，是上古历史文献和史迹记述的汇编。尚，古通“上”；书，就是史。上古的时候，史为记事之官，书为史官所记之史，“尚书”就是上古之史。相传为孔子编订，原书１００篇，今存５８篇，内容基本上是君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谈话记录，包括帝尧和夏、商、周几个时代的史料，是极为珍贵的有文字可考的史料，在古代史籍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礼经》，简称 《礼》，亦名 《仪礼》 或 《士礼》，是记载周代部分礼制的典籍，旧说系周公所作，经孔子整理，实际应成书于战国前期。其内容有周人的各种礼节仪式，如冠礼、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乡射礼等，是研究西周社会情况、等级制度的重要资料。
《乐经》，今无存，内容不可考，估计是与 《礼》 相配合的音乐。据称毁于秦朝末年项羽入咸阳后所放的大火中，汉代已见不到 《乐经》，所以仅设“五经博士”。
《易经》，亦称 《周易》、《易》，是周代的占卜书，旧说是孔子编写的，实际非一人一时之作，最晚应成书于战国末期。“易”的原义是“简易”，因周人以蓍草占卜较之以前殷商以甲骨占卜简单容易，故得名。其内容包括 《经》 和 《传》 两部分：《经》 主要是６４卦的卦辞和３８４爻的爻辞，《传》 是对 《经》 的注释和论述。《易经》 以八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自然现象，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形成万事万物。其中包含的朴素辨证观点是研究殷商春秋战国思想，包括哲学、社会历史、自然科学思想的重要材料。
《春秋》，亦称 《春秋经》，相传是孔子依据鲁国的历史并参考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史官的记载而整理修订的一部史书。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书，其内容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７２２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４８１年），共３４２年的历史，记载了周王室及各诸侯国间的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日食、地震、水灾等自然现象。由于 《春秋》 的文字过于简单，记载的史实只是一个大纲或提要，事情的原委记载的很不详细，于是后来就有人将它的史实补充叙述和进行评论，这就是 《传》。给 《春秋》 作 《传》 流传至今的共３家，即春秋末鲁国人左丘明作 《春秋左氏传》，简称 《左传》；战国齐国人公羊高作 《春秋公羊传》，简称 《公羊传》；战国鲁国人谷梁赤作 《春秋谷梁传》，简称 《谷梁传》。３种 《传》合称 《春秋三传》，均为经书，但后两 《传》 主要是评论，没有多少史实补充，比较空洞，且一直是口授，直到西汉初期才写成书。《左传》 开始也是口授，约在战国初年成书，其内容丰富，是一部很宝贵的史书，同时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研究先秦社会史和文学史不可缺少的典籍。
“六经”至汉代受到尊崇。在 《史记· 孔子世家》 和 《滑稽列传》 中，司马迁称“六经”为“六艺”，并阐述其对教育的作用是：“《礼》 以节人，《乐》 以发和，《书》 以道事，《诗》 以达意，《易》 以神化，《春秋》 以道义。”
四书，即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４部著作。
《大学》 和 《中庸》 最初是 《礼记》 中的两篇。《礼记》，亦称 《小戴礼》、《小戴记》、《小戴礼记》，是战国至西汉初儒家学者各种仪礼论文的选集，相传为西汉初戴圣编，共４９篇，内容包含了许多儒家的重要思想，如“天下为公”、“中庸之道”等。《大学》 疑为秦汉之际荀子后学作，一说作于战国，篇中着重阐明修身、治家与政治的关系。《中庸》 相传为战国子思所作，一说秦汉之际儒者所作，篇中以“中和”为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和世界万物的基本秩序，提出一套个人修养与天道、社会历史相联系的学说。
《论语》 是孔子弟子、再传弟子所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述，由孔子的再传弟子编辑成书，共２０篇，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内容综合了孔子道德和教育的多方面论述，反映其哲学、政治观点，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东汉时 《论语》 列入七经（《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之中。
《孟子》 为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著，一说为孟子弟子、再传弟子著，共７篇，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及其思想，南宋时升经。
“四书”之名始于南宋，其时大儒朱熹将此４部著作汇编在一起并加注释，名为 《四书章句集注》 刊行天下，始有此名。元朝时明令以 《四书章句集注》 考试士子，一直到清末，相沿不改。四书统治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达７００年之久，影响深远。
另外，《周礼》，亦称 《周官》、《周官经》，是记载西周官制的典籍，传为周公旦所作，实际上应为战国时代儒者根据各国官制添附儒家政治思想增减编排而成，其中经济思想颇多，还夹杂了一些法家的观点，对研究西周、春秋战国时的政治制度史有一定价值。《孝经》 至晚成书于战国，为孔子后学所撰，为宣扬孝道的著述，从汉代起受到推崇。
（二）诸子著述
除了儒家经书外，春秋战国诸子的著述流传至今的有２１种。“子”原是春秋战国时师兄弟之间的通称，后来凡是有学问、有著述的人都可以称“子”，他们的书就叫子书。“诸子”之称始于汉代，本来包括儒家，但近世学者提到诸子主要指道、法、名、墨、纵横、杂６家。下列诸子之书虽名为诸子亲手所著，但实际上大部分是出于战国人之手，或是后人根据战国的材料撰述而成的，其中有真的，有伪的，而伪的则有部分真、部分伪的，也有全伪的，或者是书不伪而作者是伪的，更有伪中之伪的，所以今人已难以全部辨别清楚了。
道家的著作有以下几种。
《老子》，亦称 《道德经》 或 《德道经》，相传为李耳作，现今多数人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其内容基本保留了老子的思想。
《文子》，传为春秋老子弟子文子所作，今人定为战国时期的作品。书中各章均冠以“老子曰”，以老子“道”之思想为宗，杂取儒、墨、法诸家语。
《关尹子》，相传为春秋末关尹喜所作，也有称系秦汉间方士所伪托。
《列子》，相传为战国郑国列御寇所作，原本早佚，今本多认为是魏晋人托名伪作。书中多取先秦诸子及汉代人言论并辑录民间故事、寓言、神话等。
《杨子》，传为战国魏国杨朱所作，实为后人依托。
《鶡冠子》，传为战国楚国隐士鶡冠子所作，内容以道家思想为本，兼及儒、法、阴阳、名、墨、兵各家思想。
《庄子》，庄周及其后学所作，为战国至汉初道家庄子一派的著作总集。
《亢仓子》，亦称 《亢桑子》，传为战国东周人庚桑楚所作，其书杂取 《老子》、《庄子》、《列子》、《商君书》、《吕氏春秋》 等著述内容，间有独到见解，基本思想则属于道家。
法家著作有以下几种。
《管子》，托名管仲所作，其实大部分内容为稷下学者采拾管仲言行推其旨意而成，其中也有汉朝人附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