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概论

第一节 春秋战国文化辉煌的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辉煌文化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于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政治形势的复杂多样及学术争鸣的活泼活跃等，同时它们也是这一时期文化辉煌的具体体现。

　　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经济高峰期———战国两汉时期的前半程。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角度来说，由于奴隶制度的衰落，生产关系得到很大改善，一家一户的封建小农经济逐渐上升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从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农民有着比奴隶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各诸侯国为了在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保持不败，并能提高国力，吞并别人，也纷纷施行各种政策保障和发展农业生产。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说，铁制农具得到了广泛使用，用牛耕作的方式被迅速推广，各诸侯国兴修了许多农田水利灌溉工程，以改善农耕条件，如著名的都江堰、郑国渠等，耕作技术也大幅度提高。

　　中国人最早使用铁器是在殷商时，到西周晚期，铁已经是较为常见的东西了。春秋末年，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已使用铁器。进入战国后，铁器的使用更加普遍，种类也增多，生产、生活中使用铁农具、铁工具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不仅有利于大量荒地的开垦，而且也便于深耕、发土、平田、除草和收割等各种农事操作，可以大大提高劳作效率。更为重要的是，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使农耕中比较广泛地使用牲畜成为可能和必要。春秋时期用牛耕田已是人们习见的事情，战国时期除牛耕外还使用马耕。用牲畜耕作比用人力可以大大提高效率，所以铁农具和牛耕对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代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另外，当时的耕作方法也更加进步。战国时代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对不同的土壤实行不同的种植方法，并懂得广泛地使用肥料，深耕、熟耘也已成为耕作中普遍的基本要求，而且对耕地、整田、选种、播种、保苗、除草、收割及季节时令的知识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样，不仅促使了耕地面积迅速扩大，而且单位面积产量也有了很大提高。

　　战国初期的魏文侯相国李悝曾对当时魏国的粮食产量做了一个统计，这使我们多少了解了那个时代农业经济发展的一般情况。按李悝统计，当时一亩田通常可以产粟一石半，上熟可４倍，即６石；中熟可３倍，即４石半；下熟可一倍，即３石；小饥可收一石，中饥可收７斗，大饥只能收３斗。战国时的一亩约为今亩的３１。２%；战国时的一石约为今制的２市斗。推算下来，可知战国时一般年景下，相当于今天一市亩的田地约可产粟９斗６升多（今制），最好的年份则可以产３石８斗５升（今制），折合成市斤为４６２斤，这个产量与今天比较也不算低。如果以一般年景的产量计算，则相当于今天一亩产粮１１５。２市斤，按一夫一妻耕百亩之田计算———当时百亩合今制３１。２亩———共产粮约３６００市斤。也就是说，战国初期一个农业劳动力一年可生产粮食１８００斤，可以养活除自身以外四到五个人（以每人每年消耗３６０斤粮食计算），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春秋战国时期，常备军中的士兵、周游列国的游说之士、百家争鸣的思想家们及各级行政部门的官吏等都是完全脱离生产的人，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吃白饭的。如果没有丰富的食物，如此庞大的非生产性队伍是不可能存在的。试想，如果孔子上午在地里干活，下午到学堂教书，他可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吗？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其中之一就是从这个角度讲的。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及奴隶制度的衰落，西周时期“工商食官”的官营手工业、商业的格局终于被突破了，城市日益繁荣。《战国策》 记载当时齐国的首都临淄的繁华是“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衣襟）成帷，举袂（衣袖）成幕，挥汗成雨”。早几年出土的总重２５００多公斤的曾侯乙青铜编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时期手工业的成就，而弦高、范蠡、子贡、白圭、吕不韦等著名大私商的不断涌现则是这个时期商业发达的标志。

　　二、政治形势的复杂多样

　　春秋战国文化辉煌局面的形成首先要归功于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达，这是最基本的原因。但是，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达并不是春秋战国文化辉煌局面形成的必然原因，因为以后各代的生产力和经济水平从总体上看都高于这个时期，然而却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文化辉煌的局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不同的结局呢？答案是，这个时期的政治因素使然，类似的政治因素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形势的复杂多样首先体现为阶级、阶层状况的复杂。在历时数百年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中，有４大阶级彼此消长着：逐渐消退的是奴隶主旧贵族阶级及其对抗阶级———奴隶阶级，逐渐生成的是新兴地主阶级及其对抗阶级———农民阶级。奴隶主旧贵族阶级曾进行过一番苦苦的挣扎，他们不情愿退出历史舞台，但由于无力阻挡历史的潮流，所以最终未能改变逐渐衰亡的命运。随之，其对抗阶级———奴隶阶级的人数也日见减少。新兴地主阶级或从奴隶主旧贵族阶级中兑变而来，或来自普通民众之中，他们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从弱到强，逐渐走上政治舞台，直至最终彻底击败奴隶主旧贵族阶级，夺取政权。同时，其对抗阶级———农民阶级也逐渐形成，他们虽必须忍受地主阶级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但毕竟有了自己的人格和独立的经济。当时，除了这两对对抗阶级外，社会上还存在着个体手工业者集团（或阶层）和商人集团（或阶层）等，一些大私商甚至可以富敌诸侯。由于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集团（或阶层）都有自己的主张、理想、愿望、利益，所以他们都力图展现自己的政治意图，都希望社会朝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发展，由此促成了“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而“百家争鸣”的形成恰恰是这一时期文化辉煌的重要成就。

　　其次，新旧制度交替、政局动荡。这个时期奴隶制的消亡、封建制的确立，不仅是新旧制度的交替，更是文化上的新旧交替。而封建制比奴隶制更为先进，更能代表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其文化也更加顺应社会发展、更加具有生命力，当它在代替奴隶制旧文化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呈现新的繁荣。与此同时，激烈的兼并战争也打破了各诸侯国间孤立、静态的统治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殖，各诸侯国从以前的相互隔远逐渐走到一个空间中争霸争雄。它们在同一个大舞台上演着此消彼长的人间活剧的同时，也促使不同区域的文化相互冲突、相互交织并相互渗透，从而既为文化重组提供机会，也使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

　　三、学术争鸣的活泼活跃

　　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争鸣活动，即“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自由、最开放、最有成就、最有学术味道、最为名副其实的文化现象。它既是这一时期文化辉煌形成的背景，也是其主要体现。

　　“百家争鸣”的出现除了上述两个重要的因素外，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首先是学术环境宽松活泼。在春秋战国那个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各诸侯国要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兼并战争中获得生存，必须不断地改进统治手段、统治方法。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是十分激烈的。有数字显示，春秋初的时候尚有１００多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但经过３００多年的兼并混战，到战国初就剩下２０多个了，以后又经过进一步兼并，最后只剩下７个，即被称为“战国七雄”的齐、楚、燕、韩、赵、魏、秦。在如此激烈的兼并战争中如何保存自己，壮大自己，并能吞并别人，是一个很严峻的课题。任何一个诸侯国都不想被别人吞并，都想壮大自己，吞并别人，但是怎样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呢？实践证明，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实行“文化开明政策”，即招徕各种人才，试用各式贤才；允许各种学说、各个学派的存在，让他们自由发展、自由争鸣等。通过这些人的学术活动和实践活动，为自己摸索出一条既能立于不败之地又最适合社会发展的道路。因此，各诸侯国基本上都允许各家各派的学者在自己的境内自由出入，允许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

　　其次是“私学”的兴盛和“养士”风气的盛行。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的衰落，在学术领域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以前“学在官府”的官学变成了学在私人的私学，这样就使得各个阶级、阶层、集团的人士都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有学问、有知识的人多起来。在以前的奴隶制时代，学校都是官办的，是为贵族子弟开设的，不允许庶人的子弟上学读书。春秋时期，由于“礼崩乐坏”，官学维持不下去了，于是一些掌握文化知识的最低级贵族———士，因为生活没有了着落，被迫流落民间，有的便以教书为业。同时，新兴地主阶级分子由于大部分来自庶民或破落贵族，缺少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弟能够读书，掌握文化知识，以为日后夺权奠定文化基础。于是，当老师和学生两方面的因素都具备以后，开办私学的条件就成熟了。当时，开办私塾的人实际上都是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的代言人，他们对于各种学术问题，包括天文、地理、数学、物理、人类社会的起源等争论不休，对政治制度和社会的发展前途更是各有主张，争论不已，从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与此同时，战国时期还盛行着“养士”的风气。“养士”，即将各种人才网罗到自己门下，一方面扩大自己的势力，一方面让他们为自己服务。当时，齐国的齐威王、齐宣王在都城临淄稷门外专门开辟的供“文学游说之士”“不治而议论”的学校———稷下学宫是最为有名的“养士”场所。那些来自不同国家、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千里迢迢来到齐国，聚集于稷下学宫，他们在这里著书立说，自由辩论，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一千多人，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中心。稷下学宫一直到秦统一的时候才寿终正寝，一共持续了１５０年左右的时间。除此之外，战国“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也各养士多达几千人。这些被养的士中间有不少是“百家”学者，他们处在同一个时空中，更可以面对面地进行直接的争鸣。所以，几乎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养士”场所，就是“百家”直接交锋、争鸣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