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写作实用教程

第十九章 心理批评：吴俊《当代西绪福斯神话——史铁生小说的心理透视》

　　“导读”

　　吴俊，生于1962年9月，上海人，文学博士，当代文学批评家。主要著作有：《冒险的旅行》、《鲁迅个性心理研究》、《东洋文论》（译）、《文学流年》等。

　　本文认为史铁生小说和神话悲剧形象西绪福斯之间有着内在精神上的相似性，能让人体验到“苦难中的人们内心的悲壮和激动”。以此为出发点，作者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论述了史铁生小说中的“残疾主题”、“自卑情结”、“宿命意识”。认为残疾虽然“给生命带来了毁灭性的威胁，但生命的伟大和顽强，也只有在这种毁灭性的威胁中才会真正完全地显示出来”；自卑情结突出表现在作品的性意识描写中；由于残疾意识和自卑心理，史铁生又常常会陷入一种对于命运的诘问与惆怅中。文章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对作家隐秘的创作心态进行剖析，分析深入，见解深刻，史铁生看后深感“老窝已给人家掏了去”，“这些搞心理分析的人太可怕了”。

　　神判处西绪福斯把一块巨石不断地推上山顶，石头因自身的重量又从山顶上滚落下来。他们有某种理由认为最可怕的惩罚莫过于既无用又无望的劳动。

　　—加缪《西绪福斯神话》

　　西绪福斯是古代神话中悲剧命运的化身，是一个受难者的形象。但是，在存在主义思想家加缪的笔下，他却成了一种与命运抗争的觉醒了的人类精神的象征。于是，“西绪福斯神话”便具有了现代意义，它是人类精神在各种现实条件下艰苦奋斗、摆脱厄运实现理想的永恒写照。从中我体验到了苦难中的人们内心的悲壮和激动。

　　在我看来，史铁生的小说无疑就具有这种“西绪福斯神话”的色彩。

　　一 残疾主题的意蕴

　　在史铁生的小说中，有一种极为突出而固执的倾向，那就是对残疾人命运的关注，有关残疾人经验的表现几乎直接构成了包括他最重要的一部分小说的主题。其中，有终日在苍莽的群山间为衣食而奔走的瞎眼说书人（《命若琴弦》），也有在太阳底下拼命摇动轮椅朝着希望之所行进的年轻球迷（《足球》）；有整天蛰伏在街道小厂里的瘫痪者（《午餐半小时》），也有拖着跛腿走遍整个城市的寻鸽人（《山顶上的传说》）；有先天不足的侏儒（《来到人间》），也有因意外事故而“被种在了病床上”的不幸者（《宿命》），或者那个一辈子躺在小屋里讲“神话”的十叔（《原罪》，„„除此而外，还有以“我”为叙述者或主人公的这类小说，如颇具哲理和玄想的《我之舞》，不失自传意味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插队的故事》等等。那么，这种现象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作者自身的残疾这一事实呢？或者说，我们是否能够把这些小说看作是作者的一种心理投射——他对自身的残疾意识的外在表现呢？甚至，我们能否从中窥见作者整个创作活动的某种深层动因呢？我觉得，史铁生的这一系列小说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足资凭借的回答线索。

　　史铁生所有小说的主要基调是一种温情的伤感。虽然他有时显得那样的愤世疾俗、桀骜不驯，有时又显得颇为乐观、自信而充满希望，有时则还显得有些严肃、庄重甚至神秘，但这一切都掩饰不了他的小说中最为明显而基本的发自内心深处的那种如泣如诉、似幽似怨的怅惘情感。可以说，史铁生是一个最严格意义上的情感型作家。除了对于叙述者自身经验的情感体验或略带形而上意味的哲理玄想，他几乎不——或者说很少——涉及或进入其它的表现范围。也就是说，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但却是执拗地把自己的小说表现限定在某种个人的经验范围内。他的叙述声调虽然独特但却是单一的，他的故事情节尽管感人却也有本质上的千篇一律之嫌——几乎总是在诉说一个不幸的生活故事或命运悲剧。像其他所有主观自我色彩鲜明的作家一样，史铁生不仅使他的小说纯粹沦为叙述者个人的自述状——当然，在严格的形式意义上，小说的全部表现也就是叙述者的整个叙述过程，与其说小说是作家的构思表现，不如说它整个就是叙述者的话语，然而，史铁生却把这一切极端化了，他使他的小说叙述者流露出了过于强烈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使读者在有理由要求作者多少应该恢复小说叙述者本身的客观性和隐蔽性以后，还使他们对它的模式化产生了令人遗憾的非难——而且，由于他一般来说固定化了的叙述方式，史铁生还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他的小说叙述者之所以会显示出如此明显的主观性，主要是由于作者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在他的叙述者身上的缘故。换言之，理论意义上小说的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这三者的分立，史铁生在自己的小说中至少已经使前二者得到了情感上的完全认同。而这种认同的实现的结果，就是作为作家的史铁生的个人经验与他的小说叙述者的经验的同一：对残疾人——他们的生活、行为、情感和命运——的集中表现，或者说小说中“残疾主题”的终于形成。尽管更多地只是出于对他的小说的直觉体验和感受，但我仍有信心说，不是史铁生恐怕不能创作出这种倾向的小说；而如果不是一个残疾者，一个真正以残疾者的生活方式生活的人，那么，即使是史铁生，他也不可能创作出这种倾向的小说。

　　在某种程度上，史铁生小说的叙述方式或许并不足以构成人们对他严加苛求的口实——虽然一种精神内涵的表现方式同这种精神内涵本身多少有些实质性的必然联系。相反，倒只是减少了人们在理解上的困难，使人更易于把握他的“残疾主题”的具体蕴意。这意味着，同他的“残疾主题”的存在与表现一样，这种“残疾主题”的内涵本身也是极其明显的。

　　史铁生小说中的生理残疾现象大多是作为既定的事实而迫使某个生命体接受下来成为残疾者的这样一种现实状态。因此，对于这种“既定事实”或“现实状态”的态度和解释无疑便构成了所谓“残疾主题”的基本内涵。而这其中，我认为首先应该注意的则是作者——准确一点说是叙述者——对于残疾现象的具体陈述；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首先在小说所提供的所有残疾现象中来发现并揭示最基本的残疾主题意义。曾有西方学者认为，“疾病主题的重心过去侧重于与自然的冲突，如今转到了与社会的冲突”①。残疾作为疾病主题的一种，它在史铁生的小说中也鲜明地表现为与社会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是精神的和道德的，它直接渗入了残疾者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他在任何时候都能感觉到的紧张感、孤独感和不安全感，而这又使他更加觉得生活中确实危机重重。生命在遭受惨重的自然打击面前为什么会立即产生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呢？难道仅仅是由于悲伤于自己的不幸遭遇或突然之间领悟了生命的脆弱本性？如果不是直觉到自己的生命从此以后将被永远地抛离所有的正常轨道和由此而来的本能的失落感与恐惧感，现实的悲伤和抽象的领悟谁能说不也只是一些转瞬即逝的过眼烟云？这是一种根植于人类生存本能并积淀在人类文化经验中的深层情感。试看，古往今来的哪一个部落、民族和哪一种文化制度，不是对残疾人或残疾现象抱有本能的或习惯的歧视与偏见？残疾，尽管仅仅只是一种生理现象，但其中却分明有着人类的本能与文化的折光。因此，残疾者所感受到的最深刻的痛苦，其实是一种被弃感——一种被所属群体和文化无情抛弃的精神体验。这种被弃感或者说孤独感对残疾者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如果不是一种自弃、自虐乃至于自杀，便会是一种对于健康、对于社会和对于整个世界的深刻的仇恨与敌视，或者，还可能流入对于生命存在的近乎虚妄、神秘的猜测与玄想，甚至会试图借助于对宗教的献身，在一种精神迷狂的状态中完成所谓的灵魂的超度。

　　但是，如果说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打击，生命意识却偏偏没有泯灭，反而激发出了更顽强的生存意志，于是，史铁生和他笔下的残疾者及其所表现出的“残疾主题”便开始出现了。一个天生注定要在屈辱中度过一生的女孩子，为什么会在如此幼小的生命时刻便会领会到残疾的痛苦和生命的意义？（《来到人间》）一个老瞎子在生命即将终了时依然将一个虚妄的希望——一张无字的白纸——当作生命的真实的希望传授给年轻的小瞎子，难道只是一种认命的表现？（《命若琴弦》）终年在病床上缠绵辗转的“我”，为什么还会魂牵梦绕那遥远的清平湾呢？（《插队的故事》）明知前面依然是渺不可测的结局和最终不可避免的失望，两个年轻人却又为什么要头顶烈日、手摇轮椅，长途跋涉走向那从未到过的地方？（《足球》）或者，支撑着那个小城中的养鸽人，竟然会彻夜不断、拖着残疾之身寻找着他心爱的鸽子的精神动力又会是什么？（《山顶上的传说》）最后，所有这些故事的真正叙述人——史铁生，究竟依靠了什么、而又为了什么或怎样才终于完成了他这一系列的创作？恐怕再深刻不过的也仍然还是加缪说的：当西绪福斯“朝着他不知道尽头的痛苦”走去的时刻，“这时刻就是意识的时刻”，“他高于他的命运”，“他比他的巨石更强大，”因为‘每一步都有成功的希望支持着他，那他的苦难又将在哪里？”所以，加缪最后说：“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①那么，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说，史铁生的残疾小说正是作者对自身的生命意识和幸福心灵的证实与肯定。“没有不带阴影的太阳，应该了解黑夜。”残疾不过是生命中的一片阴影。虽然它有可能或已经给生命带来了毁灭性的威胁，但生命的伟大和顽强，也只有在这种毁灭性的威胁中才会真正完全地显示出来。我想，“残疾主题”的基本蕴意可能首先也就在这里。

　　当然，如果认为这样便已经揭示出了史铁生小说中“残疾主题”的深层意义，那未免显得过于肤浅。勿宁说，所谓对于生命价值的肯定，不过是史铁生“残疾主题”的最为表层的含意。由于深刻地隐藏在人类文化经验之中的被弃感，残疾者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个体对于自身生命存在的肯定，而且还强烈地要求把这种态度或精神进一步渗透到社会和文化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这就是史铁生“残疾主题”中对于人格的尊严、平等和自由的渴望。只有这样一种社会合作的实现，残疾者的精神重负才能得到完全的解放。这显然已经超越了现实观念中的人道含义，而具有了终极观念上的人类解放的意义企图。

　　作为残疾者，他本该理解并接受别人或社会给予他的同情和照顾。但是，史铁生却不愿意这样，相反，他倒往往还把这种所谓的人道援助看成是对自己高贵人格的侵犯和侮辱。因此，他的许多主人公，对于别人施舍给自己的怜悯与同情甚至都抱有一种敌视和诅咒的态度。如果把这种态度仅仅理解为是残疾者对于社会同情的逆反心理，恐怕不完全公正。事实上，在史铁生的许多小说中，人们可以多次发现流露在字里行间的对于人间温情的甜蜜印象。最明显的例子也就是他迄今为止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也是最具有自传意味的两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插队的故事》。其中，尽管有对人世沧桑的感伤，但他心灵深处的美好温情又是多么的溢于言表呵。那么，史铁生为什么还会产生视同情为仇雠的心理状态呢？我想，对于人性中某种恶劣本能的洞察与反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唯有残疾者，唯有对残疾有过切身的生理和心理体验的人，他才不会如此天真而善良地相信，人们对于自己的帮助完全是出于一种真正无私的人道精神。人道行为，在现实的文化传统和人性水平上，往往不过是人们借之于安慰自己的灵魂的道德手段。许多人难道不正是出于一种旁观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施舍态度而丝毫也没有任何发自内心的挚爱却像对着乞丐那样地朝残疾人报以怜悯的一瞥的么？对残疾者的帮助，实际上不过是证明了他们自己的高贵而已。而更多的则只是露骨的嘲弄与鄙视。残疾者遭到的是多么大的一种侮辱啊。还在他刚开始生活和行动的时候，就已被取消了生活和行动的可能性；一切如同小城中那个残疾作者（《山顶上的传说》），即使是一个最善良的、想真心帮助他的人，也会有这种世俗的偏见：“不必要求太高。”他似乎注定是要被宽容和原谅的。那么，他是犯了什么罪么？只有残疾。没有人会理解他的这种痛苦。“所有的人，所有的好人，在心底都对伤残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或鄙视。不能象要求一个正常人一样地要求一个伤残人。”史铁生为此不能不感到一种由衷的悲哀和愤闷。“不平等是对心灵的屠杀！”“善意的宽容比恶毒的辱骂更难忍受。”他几乎是在大声疾呼：“我是人！人！！”身体的残疾并不意味着精神、情感和人格的尊严可以受到随意的贬抑。对残疾者的善良、同情、宽容、帮助等等必须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而决不应该以残疾者的生理缺陷为先决条件。否则，就让“我”的灵魂直接面对冷漠的鄙视和恶毒的咒骂吧。这是史铁生小说“残疾主题”的另一种意蕴。他是想揭示除了生存以外的生命意识：生命价值的平等和人格价值的平等。这也正是整个人类为之不懈追求实现的理想。

　　二 自卑情结的苦闷

　　不应该把自卑看成是一种行为的方式，它主要的是一种心理情结。对于“自卑情结”的最有权威的论述应该是奥地利的心理学家阿德勒。对此，他曾有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当个人面对一个他无法适当应付的问题时，他表示他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出现的便是自卑情结。”可见，所谓“自卑情结”实质上也就是一个人的无能为力感，他所面临的处境其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能力所能应付的程度。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残疾就是一个他根本上所无法克服的困难。——阿德勒的“自卑情结”理论乃至于他的整个个体心理学体系正是首先建立在他对于残疾所造成的心理后果的崭新解释上。史铁生的小说《来到人间》中的那个小女孩，之所以会感觉到同伴的揶揄、嘲笑和歧视，并进而有一种受辱感和自卑感，最直接的根源就在于她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生理上的残疾，而现有的文化环境则加剧了她的残疾意识。然而，对史铁生而言，我认为除了对于自身残疾这一事实的敏感意识而外，他的“自卑情结”还由于他对于这种自身意识的省察，即他试图努力摆脱心灵中的这种自卑阴影，超越自卑，但同时却似乎又分明意识到终究无法摆脱，无法超越。我相信，只有这种对于自己灵魂深处的自卑感的绝望，才是史铁生“自卑情结”的深层底蕴。否则，他不会流露出如此深刻的宿命倾向——这将是本文的另一个重要论题。人不可能超越自身，却总又在不可为而为之。史铁生“残疾小说”揭示的大多也正是人类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所经验到的这种精神矛盾和痛苦。对这一点的自觉意识，也就意味着“自卑情结”形成的可能。因此，自卑和绝望往往是同时产生的，只不过自卑情结更富于心理分析的意义罢了。或许，这只对分析史铁生的小说才是正确的？

　　阿德勒从自己的理论视点出发，认为人类中天才人物的成就“经常是以重大缺陷的器官作为起始点的”他指出：“几乎在所有杰出者的身上，我们都能看到某种器官上的缺陷。因此，我们能得到一种印象，认为他们在生命开始时便命运多艰，可是他们却挣扎着克服了种种困难。”①从积极意义上看，天才人物的成就显然确实是以对自己的残疾的克服为基础的；但从消极意义上看，对残疾的克服不可能不以对残疾的特殊情感——也就是“自卑情结”——为心理前提。因此，如果说阿德勒所谓的“补偿”因素是残疾者获得成就的心理动因，那么，在同样的意义上，我更倾向于强调“自卑情结”本身——尽管它是一种消极的和潜在的动因。实际上，却只是在阿德勒的理论体系中，“自卑情结”才成为最根本的心理因素。现在，让我们暂时放弃对一般意义上的“自卑情结”的理论陈述，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史铁生小说中“自卑情结”的突出表现主要究竟是什么？在我原谅了自己对“自卑情结”及其表现的各种复杂性和可能性不加具体说明的轻率以后，我想说，那就是——性自卑。

　　我觉得，史铁生从来也没有写过具体描写男女性爱的小说。他没有一篇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性爱或爱情小说，包括那篇貌似正面涉及男女性爱的《礼拜日》。这种性爱主题小说的“失落”——或者说“忘却”——意味着什么呢？是有意或无意的“回避”，还是纯粹在这方面的缺少经验？答案很有可能就在他小说中尚有的那些涉及到性爱的描写中。我想人们很容易判断，我所说的史铁生没有一篇以真正的性爱为主题的小说，并不就是同时断言他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叙述可能；同样，对于在这种叙述中探寻作者的性意识企图，人们也是不应怀疑它的合理性。不过，我深刻地了解，对于性意识的探寻和揭示不仅是相当困难的，而且还是十分敏感的。因此，我并不奢望所有的人都会象我一样对我的分析过程和结果完全充满信心。

　　尝试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我想突出强调史铁生小说中的几个细节——它们往往是具有某种暗示意味的却容易被人们所忽略。《山顶上的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路过一家照相馆，他看见“桔黄色的灯光下有一个披着长纱的新娘”，但有意味的是他觉得“新郎太严肃了，一身黑西服，倒象是在参加葬礼”。主人公当时正在同他的恋人议论死亡的话题，因此他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葬礼”这个词。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主人公实际上已经意识到由于自己的残疾而根本不可能最终与自己的恋人真正结合，那么，我就很有可能给他的这种心境作一种弗洛伊德式的解释：他之所以会在结婚这种明显地具有幸福、欢乐或性的暗示中投射上死亡的黑暗阴影，难道不会是由于他潜意识中的性嫉妒么？小说中主人公在性方面的受挫感是极为明显的。他与那个姑娘的爱情，不仅受到了她的家庭的强烈反对，而且也遭到了世人的冷漠嘲讽，最后的分手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这种情境下，他产生一种性的焦虑感和自卑感将是很自然的心理过程。只是这种性心理被压抑到了意识的深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性焦虑和性自卑都会被认为是病态的。这样，性压抑便只能以一种性挑剔——就象我们的主人公那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以此缓解自己性的受挫感和不满足心理。

　　我有理由认为史铁生对弗洛伊德并不陌生。《礼拜日》中的那个“男人”就曾对那个“女人”强调指出过“有一种释梦的方法”——那时，他们正在讨论她的梦。能不能把这理解为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暗示呢？我的直觉倾向于对此作肯定的回答。弗洛伊德对梦的经典解释是：“梦是潜意识愿望的实现。”在梦中，人所有的被压抑的意识内容包括那些最难以启齿、不能为意识所容的欲望都得到了自由尽情的释放。而《礼拜日》中的主人公正是这样盼望的。那个女人在知道了“那个释梦的方法”以后显得是多么的兴奋。她认为这样就能够“百分之百怎么想就怎么说”，“甚至一闪念的罪恶心理”。那个男人也承认：“人需要这样的机会。”那么，他们——或者说一般的“人”——如此渴望宣泄的潜意识内容是什么呢？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主要的或基本的，无疑就是被压抑的性欲。果然，小说中的一个人在提出了“世界上有几种人？”这个问题以后所作的答案就是：“两种——男人和女人”。这样，男女之间的沟通包括性爱将是多么的重要和自然——应该说必然。然而，史铁生却对此流露出了某种难以言传的悲观和恐惧。只要不是象弗洛伊德说的，他的性爱意识被压抑到潜意识的黑暗王国中，或者说，只要史铁生能够对男女性爱有所清醒意识，他就会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种抑郁情绪。“他本能地感到，他与她之间，有一道不可超越的界线，超越了，会是灾难。”（《山顶上的传说》）性爱或爱情在他的小说中从来就是暗淡的，有时甚至无异于灾难的前兆。“我”沉浸在对青梅竹马的幼时伙伴的温馨回忆中，但得到的却是丈夫的怀疑和猜嫉，“天哪！周围的一切又都变得灰暗，悦耳的鸽哨声没有了，眼前滚动着一堆互相猜疑、防范、敌视和憎恨的脸„„”（《绿色的梦》）而当鹿群在积蓄着自己的体力与精神，互相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的时候，狼群却也在一边窥视，“不断嗅着暖风里飘来的诱人的气息。”终于，鹿群的婚礼结束了，“狼的日子来了”，欣喜若狂的狼群包围了精力不支的鹿群，“就在快结冰的溪流中，殷红的鹿血洇开了，散漫到远方去，连接起夕阳”。（《礼拜日》）在史铁生笔下，性爱带来的竟是如此悲惨的结局。这就使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他为什么会对这一类的描写总是流露出难以抑制的阴郁心理。性爱主题是一种使史铁生的灵魂不得不受到拷问和折磨的小说主题。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必须联系或指出史铁生对于性爱的另一种心理。这就是事实上他对于性爱或爱情也是充满了一种内心的渴望和期待。没有理由认为史铁生是一个彻底的性爱取消论者，甚至相反，只有体会到他对性爱的崇高理想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他的性意识。支持着《山顶上的传说》的主人公的精神力量，除了他对于自身生命意识的认识外，不正是伟大而又充满了幻想的爱情和他对女性的理想化么？可以说，小说中那群鸽子最后终于又出现在小城的上空，也正是他们的永恒爱情的象征——尽管有些纯精神化。《礼拜日》中的男女主人公所渴望达到的人间最美妙的理想，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友爱，还有的则就是希望连性爱“这种事”本身也要成为光明正大的美好事情。因此，史铁生对于他原本能够意识到的美妙的性爱竟表现出了如此明显的悲观与恐惧心理，以至于使他的性爱意识或态度处于相当苦恼的两难境地——这种对性爱的向往与恐惧的两难心理交织，在《礼拜日》中表现得最为深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性受挫引起的性自卑。正是他性意识中的自卑心理，才使他把正常的性欲望压抑到潜意识中，或以一种对性爱的排斥甚至否定形式表现出来——而这不仅是一种心理补偿，而且也是一种对于因性自卑导致的性的本能焦虑的缓解。试看，在史铁生的全部小说中，有没有真正讴歌或肯定爱情的欢乐的小说？没有。有没有真正表现爱情的具体体验而不是抽象的议论或思索的小说？也没有。一句话，象我已经指出过的那样，他有没有真正以性爱为表现主题的、可以称之为爱情小说的小说？——根本没有。而在他所有能够表现出他的性意识的描写中，一种性经验中的受挫感和伴之而来的恐惧感甚至灾难感则分外鲜明。如果再联系到生理残疾对他的自我意识的深刻影响，那么，我觉得，以性自卑为突出表现特征的“自卑情结”的形成将不再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同时，在小说主题的选择与表现上，这也就是他“蓄意”回避性爱主题和具体爱情生活场面的心理根源。

　　怀有如此深痛的苦闷，谁能够不责怪命运的不公正？残疾意识和自卑心理常常把史铁生驱入对于命运的诘问与惆怅之中。我所说的，史铁生没有一部性爱主题的小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就在于他对性爱的描写，最后往往归结于对于人生或者说命运的探讨。这就是说，命运问题不仅是史铁生有意识探求的对象以至于有可能成为他小说中一个更为重要的表现主题，而且意味着他有可能将命运——在一种非常情绪化的思索中——当作是一切现象和行为的终极原因——这正是所谓命运的全部本来意义。

　　三宿命意识的惆怅

　　“上帝”这个词在史铁生的笔下具有某种实在的意义，而并不只是一种感叹的表示。首先这个词在他作品中的出现频率就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例如，“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有这一处冷清的地方，看来象是上帝的苦心安排”（《我之舞》），“他想，自己大约就是被上帝无意间捻了一下”（《山顶上的传说》），“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合欢树》）“上帝把一个东西藏起来了，成千上万的人在那儿找。”（《礼拜日》）“上帝说世上要有这一声闷响，就有了这一声闷响，上帝看这是好的，事情就这样成了”（《宿命》）„„更使人吃惊的是在史铁生不多的几篇“创作谈”之类的文章中，竟也如他的小说不例外地提到了“上帝”：“„„上帝又不单单偏爱谁”（《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如果没有他们十几年前对我的关怀，我早就自愿去见上帝了”（《为了人们相互间的美好关系》）①。当然，并不是每一次写到“上帝”都可以使人们轻易地发现其中耐人寻味的线索，但即便如此，无意识的重复多了，却也足以令人推测出这种现象可能决不是偶然的。可不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史铁生有意或无意地多次提及“上帝”呢？在一般意义上，上帝总是令人想起主宰人类和世界的神秘力量，也就是命运或者说宿命力量的最高化身。那么，我有没有理由因此联想到：在史铁生的所谓“上帝”中，是否也有这种命运或宿命的意义？

　　史铁生是一个具有清醒自我意识的作家，他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困境。但这却一点也不妨碍他的清醒意识正成为他生命痛苦的精神根源。这是多么地富有悲剧意味。可如果史铁生连这几乎应该说是“宿命”的悲剧也已经意识到了呢？

　　他的小说有一种明显的回忆性——浸透着朦胧的梦幻般情绪的回忆性。这种回忆性的最突出表现就是他几乎总是在小说开始时首先强调指出整个小说故事所发生的特定时间——一个已经过去了的具体时间。“有一年夏天我十八岁了”（《我之舞》），“需要首先说明，这是过去了的那个时代的事。”（《黑黑》）“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合欢树》）“去年我竟作梦似的回了趟陕北。”（《插队的故事》）“那支法国足球队来这儿比赛的时候，正是八月里最热的一天。”（《足球》）“时间是七八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老人》）“我要给您讲的这个人以及我要讲的这些事，如。果。确。实。存在过的话，也是在好几十年前了。”（《原罪》）——这每一句话几乎都是史铁生相应的小说的第一句话，很少有例外。可能，这是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强迫自己回忆”的一种心理结果？从小说的叙述手法上看，我似乎可以将这看成是一种典型的程式化现象。当然，本文无意于讨论这种程式化的纯技巧意义，而只是想借此揭示出隐藏在这种现象中的心理内涵：究竟是什么内在动因使得史铁生不顾程式化之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同一种叙述手法？

　　如果只是从现象——如前所举——上来分析的话，我觉得目前还只能得到这种印象，即史铁生的心灵深处似乎有某种“记忆的重复”，这种重复使他深感苦恼，仿佛有一种力量在逼迫着他，使他欲罢不能地纠缠在记忆的蛛网中。那么，这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呢？史铁生的小说本身已经明显地回答了这一疑问，这就是他的残疾。我以上所例举的所有现象，哪一个不同他的残疾有着密切而深刻的联系？接踵而来的如果不是“瘫痪”、“自杀”或“死亡”这一类触目惊心的叙述，便是一个阴郁的至少也是忧伤的故事。生理上的残疾和由此而生的心理上的抑郁充斥于史铁生的回忆中，或者说，他的回忆本身就是这些不幸事实的演绎。而他就在这些回忆的过程中感叹这些不幸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又为什么竟会以这种方式发生？如此反反复复。自然，这类追诘的最终结果是不可能得到的。但正是这种追诘的方式，却必然地会在他终于无所追问的时候诱导出一种宿命意识，正象他的小说《宿命》所表现的那样。事实上，也只有追诘到宿命——把宿命当作一种存在，史铁生才会得到最后的心理平衡和归宿。这样，所谓回忆实际上便成了史铁生走向宿命——同时也就是获得解脱——的心理途径。确切一些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残疾是史铁生强迫自己回忆的生理的和现实的动因，那么宿命便是他的心理的和潜在的动因。回忆，乃是由于史铁生的宿命意识的缘故。正是这种内在的强烈的宿命意识，也才能成为我以上一系列设问的根本答案。

　　但是，宿命难道仅仅只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倾向吗？或者说，史铁生的宿命意识中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和独特的心理内涵呢？显然，宿命或者上帝等这一类宗教意识之所以会形成的原因，一般来说总是由于人自觉到面临了一种超乎其自身力量的对象或一种他所无法解决的困境，使他因此感觉到自身的软弱和渺小，从而产生一种对于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的猜测。宿命意识从来就是属于自觉为弱者的人们的，而尤其是现实生活中的受难者，不管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当史铁生突然之间遭到了瘫痪这种严酷的打击，特别是在他事后反顾这种打击时，即使他把它完全归之于一次纯粹的偶然事件，然而当他一旦意识到这种偶然竟必然地造成了一种永远无法更改的事实时，他就有可能对这种偶然的“偶然程度”提出怀疑：所谓“偶然”究竟对生命有什么意义？如果说偶然的结果对于生命来说终究是一种必然，而生命过程又充满了这种偶然的可能性，那么，不仅偶然与必然的界线难以区分，而且连生命本身不也就是一种“偶然的必然”或“必然的偶然”么？由此，史铁生从对于自身遭遇的反顾，进而产生了对于整个生命存在的思索：人实在太难以把握自己了，一切似乎都操纵在凌驾于人之上的无形力量之中。这就是宿命？或许，人们能够努力的，仅仅只在于他的生命过程。他能够使自己的生命过程多少变换一下色彩，但整个生命的本质——它的由来和它的归宿，却“象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也无所谓到哪儿去”——不是生命本身的虚妄，而是人对于生命的一种虚妄感。《足球》中的那两个拼命摇动轮椅的青年在读者看来是多么地感人，但不管怎么努力，前途依旧是那么渺茫。他们“望得见体育场了„„”，而小说也就恰恰在这里结束了，留给人们的是一种对于前途未卜的烟水楼台的惆怅。宿命的力量到处存在而且强大，这一点史铁生似乎已经体验到了，同时，他却好象又有点回避它。过于深重的灾难打击使史铁生既产生了一种宿命感而又时时害怕这种对于自身力量的完全否定的意识倾向，这使他陷于一种心灵的两难境地中，同时也构成了他几乎所有小说中的一种永恒的对抗性：宿命倾向与人的意志的冲突。试想，在他的残疾、自卑和宿命倾向中，哪里不同时渗透着人的顽强抗争和奋斗意识？说得准确一些，我认为这种对抗、冲突与渗透，实质上正是史铁生内心深处的情感与理智的本能搏斗的表现。在我看来，这种搏斗的胜负天平从来也没有过持久地倾向于哪一边，否则，史铁生的小说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具有震慑人心的悲剧力量——所谓悲剧，也就是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的努力无可避免地遭到毁灭和打击。消极一些说，其中有着无法解释的宿命因素；而从积极方面看，人的力量也只有在与这种无可抗拒的宿命力量的对抗中，才能最为深刻地表现出它的坚韧与伟大。因此，说到底，所谓宿命意识，在本质上不是属于理智的，而仅仅只是情感的；它是一种基于苦难经验之上的情感和无可究诘的思索。史铁生与其说是一个宿命论者，不如说是一个自我问难者。他把人生中的所有问题包括生死等等都归结为一个抽象而又具体的疑难设置在自己的灵魂面前：什么是宿命？或者他可能会更倾向于这种设问：到底有没有宿命？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为什么所发生的一切都象是冥冥之中早就安排好了的，在某一天的早晨醒来，已完全今非昔比，判若两人？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则“我”之所以会遭到如此深重的灾难，不仅是由于命运的作弄和无情、而且更重要的或许还是由于“我”自身灵魂中的“原罪”因素——显然，这种回答将导致史铁生对于自身的更加彻底的否定，同时，这也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宿命态度。指出这一点，对我们理解诸如《原罪·宿命》之类的小说意蕴是会有帮助的。史铁生的痛苦正在于他无力也无法在上述两种回答中究竟肯定或选择哪一种。他在理智上可能会倾向于对宿命的否定，但我们看到，他情感之中的宿命倾向及其迷惘的惆怅思绪却又分明显得那么的浓厚。而在他对宿命存在与否的种种疑问中所显露出来的矛盾心理，根本上也就是他内心中深刻的情理冲突的结果。与加缪笔下的西绪福斯相比，对于命运和自身力量的认识他们是相同的，但是在他们共同的扼住命运的咽喉的搏斗中，加缪的西绪福斯却缺少发生在史铁生身上的内心冲突——西绪福斯获得的是一种幸福的宁静，而史铁生则显示出一种生命的优虑，尽管悲壮是他们的共同基调。因此，我敢说，史铁生是更现代的。

　　（选自《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