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写作实用教程

第五章 评论文本的理论视角举隅

　　当代文学评论是相当个人化的评论，它已无法担当起传统评论的整饬文化和艺术的重任。文学政治化年代的文学评论作为斗争工具，其话语的背景是意识形态，来自官方、传统或来自民间的某些认同。在意识形态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外部世界是被简化的，意识形态只能解释它赖以产生的部分世界，而不能解释所有的社会生活现象。今天的评论则以自身的理论素养和知识背景来选择评论话语，而不是寻找统一的评论模式。

　　借助社会学的评论。这类文学评论将社会人生经验用于文学评论之中。如在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由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命运说起，谈到妇女的经济权问题，社会的经济改革问题，社会变革的阻力问题，人们思想的惰性等等，把一个文学评论的话题变成了社会评论文本，鲁迅所概括的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揭示的是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社会学批评通过社会看文艺，以文艺思考社会问题，强调文艺对社会生活反映的深度与广度，着重研究文艺与社会的关系，丹纳的《艺术哲学》、考德威尔的《论萧伯纳：资产阶级超人》是社会学批评的典范文本，乔治·勃兰兑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都是社会学批评家的代表。社会历史批评曾出现过庸俗社会学倾向，在 20 世纪20年代风行于苏联，弗里契是其代表人物，庸俗社会学批评将文学当作社会学的直接反映，强调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对应，取消文学自身的规律和审美特性。在中国，庸俗社会学批评曾在一段时间流行，主要表现为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强调政治标准高于艺术标准，如建国后对萧也牧小说的批判、对《青春之歌》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讨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都有庸俗社会学的意味。

　　宏观整体评论。文学评论主要是对评论对象进行审美的艺术评价，要对作品的艺术上的特点进行较为准确的评判就必须具有宏阔的艺术视野，在对作品在艺术上的渊源的回溯中，可以更深刻地认识评论的对象。评论家黄子平指出：“宏观研究不仅意味着宣传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的放大，而且意味着对当代文学的历史的辩证法的理解，意味着从文学的发展和运动中，从它的多种多样的、具体的联系中介中，加以把握。„„它更是一种胸怀，一种眼光，一种文学的历史观。它要求打破单向思维和平面思维，而采取双向思维和立体思维。”①通过对某一问题或文学现象的宏观把握，文学评论打破了那种鉴赏式的思维局限，而进入到对某些文学规律的评判与总结的层面上。在新时期的文学评论中，季红真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李书磊的《历史与未来的精神儿——论新时期青年文学群体》、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忏悔意识》、南帆的《小说技巧十年》等都具有宏观评论的特点。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②对当时诗坛崛起的“朦胧诗”进行了美学上的评价和肯定。认为“朦胧诗”接通的是“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它们是“背离”诗歌传统的，对此我们必须作出“且乎实际的判断和选择”，朦胧诗对西方诗歌的借鉴与五四新诗运动是相似的。在六十年的新诗运动中，三十年代对大众化的讨论，四十年代关于民族化的讨论，五十年代对新民歌学习的讨论，三次讨论都不鼓励诗歌向世界化的方向发展，诗歌的道路越走越窄。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史来看，只有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才能很好地继承并发展中国诗歌的传统，朦胧诗就是在更广阔的道路上的诗歌现代化的艺术探索。对于朦胧诗的“古怪”的艺术探索，也应历史地看：“对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旧诗，新诗就是‘古怪’的；对于黄遵宪，胡适就是‘古怪’的；对于郭沫若，李季就是‘古怪’的。当年郭沫若的《天狗》、《晨安》、《凤凰涅槃》的出现，对于神韵妙悟的主张者们，不啻是青面獠牙的妖物，但对如今的读者，它却是可以理解的平和之物了。”鉴于历史的教训，应对朦胧诗的艺术探索采取适当容忍和宽宏的态度。谢冕的评论从诗歌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朦胧诗对西方诗歌艺术传统的吸收融会，肯定了朦胧诗的艺术探索，对当时诗坛发展的整体态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在比较的视野中展开评论。朱水涌的《〈红旗谱〉与〈白鹿原〉：两个时代的两种历史叙事》将《红旗谱》与《白鹿原》进行对比，揭示了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中国作家对家族历史叙事的不同：一、《红》是革命历史叙事，家族生活流程与革命斗争历程相一致，叙述现代中国农民的成长史，完成了以国共斗争为核心的、以农民为主要同盟军的中国革命史的文学建构。《白》是文化历史叙事，它更关注的是历史斗争背后的文化行为，它把政治斗争作为故事的背景，让叙事的焦点始终对准黄土地一块聚族而居的坡源，通过白、鹿两姓合二而一的宗法文化的恒常与震荡，来探究民族的生存和精神历程。二、朱老忠是集民族性、革命性和时代性为一身的人物，身上集中了中国农民传统英雄性格的最重要因素：豪爽仗义、刚正不阿、“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政治理性的引导下，朱老忠由民族的豪侠之士成为成熟的革命战士，这一成长发展历程，也就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广大农民为同盟军、通过消灭敌对阶级建立共和国的历史进程的一种艺术化叙事。白嘉轩则不是个成长发展的人物，他集结了民族性格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他坚守着并且身体力行着祖宗传下来的宗法文化的全部要义、规范和准则，在乡村社会中充当着一个几近人格神的角色。这个人物既隐喻着民族的人格理想和文化理性，也暗示着民族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悲剧感。仁爱的长者与严酷的族长、人格的慎独与生命的悲哀，这几重因素的相互激荡，构成了白嘉轩内在的性格内容，这样的人物作为作家叙述民族秘史的一个隐喻体，他给了我们一种精神的希望，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某种文化悲哀。三、《红》叙事风格豪迈，是 50、60 年代在中国形成的一种时代文艺的共同特征。《白》叙事风格苍凉，体现的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作家的现代性焦虑，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反思。从“五四”新文学的悲凉、忧郁到50年代60年代文学的豪迈热烈到世纪之交文学的苍凉，这实际上也体现了中国现代作家在民族现代历程中的一条心灵轨迹。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其一是对西方文学批评的广泛吸收借鉴，开辟了新的概念范畴体系，其二是批评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文学批评着眼于文体的内在形式的变革，批评者的思维结构和批评思路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文学批评家通过批评实践形成了一套新的批评术语，诸如反讽、能指、所指、精神分析、情结、审视、观照、重建、系统、信息、控制、多维、张力、多元、话语等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被当代文学批评广泛使用。这里以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一作品为例，说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作品的评论结果的不同。

　　1979 年年末，张洁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小说很快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在这篇作品问世之后的三十多年间，又不时地被评论者所论及，总体上看，人们对这篇作品的评价和认识集中在不同的层面上。1980年前后人们对《爱，是不能忘记的》的主要评论集中在道德层面上。肖林的文章是典型的道德化批评，在《试谈〈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格调问题》一文中，肖林认为“作家在思想上、在道德上负有高度责任”，《爱，是不能忘记的》“格调不高”，“在思想上存有弱点”，“并非一切爱情都是神圣的，只有符合道德的纯洁真挚的爱情才是高尚的。与道德相悖的爱情则是渺小可鄙的。因此，必须以道德作为爱情的准则。如果这使某些人感到被束缚得很痛苦，我们能同情他们的呻吟乃至呼号吗？”“作者认为，只要没有在形式上伤害妻子，有妇之夫和别人相爱就是无可非议的。这是说不通的。道理再简单不过，性爱就其本性来说是排他的。尽管形式上老干部没有和妻子离异。但是无爱的夫妇生活，对于他的妻子，怎能不是一种深重的伤害和侮辱呢？试想，他的妻子如果得知曾和她共同生活多年的丈夫忽然在精神上日日夜夜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就像一对恩爱夫妻’，她会因为他并没有离婚而感到快慰吗？而作者每每忘记了这个不幸妻子的存在。实际上，作家笔下那个女作家的感情处处是自私的。”曾镇南在《爱的美感为什么幻灭？——也谈〈爱，是不能忘记的〉》②中指出：“难道生活中不是有很多类似男主人公所经受的那种无爱的婚姻吗？难道不是有很多人自觉地遵守社会道德的约束而不无痛苦地克制自己的感情吗？”“自我克制的行为之所以受到普遍的肯定和具有道德感，就因为它显示了人的理智的力量，显示了人懂得爱情生活的实质：毕竟，人类需要爱情不是为了自找苦吃，而是为了得到生活的幸福。但是，钟雨和‘他’却不是这样。他们虽然在行动上善自约束，但在精神上，却把这种约束看成是为爱而受苦受难的圣徒头上的荆棘冠。”

　　当社会文化语境发生转型，人们的艺术观终于真正回归于文学本体时，那些批评家们对当年的文学评论是如何看待的呢？曾镇南在《王蒙与〈爱，是不能忘记的〉引起的争鸣》一文中提到自己当初评论《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判断失误”，这一失误对他产生了“沉重的精神负累”，专门写一篇文章放下这种精神负累：“我重新翻读了自己六年前写的评论这篇小说的文章，不觉汗颜。我不无遗憾和抱歉地发现，我的苛评正是在这里失足的。带着一种书生意在求胜的执拗和在呆滞的生活（历史赠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中形成的方巾气，我处处从‘一般人对爱情的正常的美感’、从‘正常的人，对爱情怀有切实的看法的人’的‘生活经验’、从所谓“实际生活”出发，去论证作家‘牺牲了人物形象的艺术真实性’，竟至于得出了这种爱情‘既不美，也不动人’、‘很少人间的活气’的结论，对小说作出了‘美感幻灭’这样一个基本上否定的错误评价。我完全忽略了小说的纯情的、想象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质，忽略了它的真诚的爱的幻想给予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企图把它纳入我所习见的一般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圈子。既然用错了尺度，当然也就觉得凿枘不合，于是就挑剔破绽、刮垢索瘢，弄出这么一个错误来了。这是我的批评生涯中永难忘记的教训。”

　　毕竟简单的道德评价是一种最初级的文学评价，而事实上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总是涉足道德批评之中，道德批评又往往与庸俗社会学搅和在一起，现时的、政治的、伦理的道德评价替代了对文学本质的探寻。“一旦艺术与现实的缝隙完全弥合，艺术就将毁灭。”毕竟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文学的功能也不只是认识、教育功能，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文学的审美功能，文学对于生活具有一种艺术上的假定性，它发乎创作者的真情，一旦成文往往超越了个人情感，成为认识、观照人自身的一种非功利性精神产品。《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至今已经近三十年了，中国社会在这三十年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爱，是不能忘记的》不再是一篇受道德指责的小说，而是被看作是精神爱恋的代表，是一面精神的旗帜，与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写实小说的“不谈爱情”、新都市小说的“欲望化写作”形成鲜明的对照。

　　所谓名篇，是这样一些作品，它会引起了读者的普遍共鸣，这个读者是不分国籍，不分时代，不分年龄的。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谈到，莎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的永恒兴趣，不在于莎士比亚的思想多么先锋，而在于莎士比亚所表现的是人类的永恒性情感。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探讨的是基本的人性问题，面对的是人类生命中的困境问题，它不仅是适合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也是适合于多个时代、多个民族的。布斯说：“莎士比亚就是一个卓越范例。他作品中的思想规范的确与更多的哲学相适应，而不包括在我们的大多数教条中；正是这种中心性、这种无偏颇、这种击中所有哲学都企图以概念方式处理的问题的中心的能力，使他的剧作成为我们所谓的普遍的东西。伟大的艺术把不同信仰的人们带到一起，因为它好像是把他们的不同词汇转变成为一种合并了这些词汇所有含义的一种综合经验。”正因为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包含着“普遍的东西”，他的作品才会引起研究者们的兴趣。《爱，是不能忘记的》就是这样的名篇，好的作品总是具有多义性、复杂性和永恒性的，它已经远远地超越于具体的时代，因为其中包含着人类的共同处境和一些人性的永恒性命题。简单的道德评论是和政治化的时代相联系的，新时期以来，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热潮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者们对《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分析开始摆脱简单的道德评价和社会问题层面，注重从多维的角度切入这个经典文本。

　　“话语”是叙事学中的术语，华莱士·马丁的那句“在最普遍的意义上，一切叙事都是话语”被广泛引用，当时代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分析者们发现，曾经的道德楷模早已为人们所抛弃，《爱，是不能忘记的》不过是张洁根据时代要求炮制的一种“叙事话语”。“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张洁把‘爱情至上’这一可人的向往又锻造了一遍„„”“但问题绝不如此简单，对立十余年之后，颠狂的人们不仅早已抛弃了作为理性导师的钟雨，也同时抛弃了作为道德楷模的钟雨，人的欲望早已漫过了理想主义者构筑的人文堤坎，理想主义呼唤的那一切实在是太脆弱了，它甚至无法经受十余年历史的检验，更不要说什么‘革命道德、革命情谊’的虚伪性了，人真的要为爱的神话断送人生痛心疾首地走进天国么？历史业已证明，这一天国过去、现在、将来都永远不会存在，世界不会为任何人按个人想象的方式准备好爱的对象和环境，因此这一呼唤只能是“等待戈多”式的呼唤。”“人要生存、交流、发展，就永远找不到‘刻骨铭心’的爱，除非一个大脑无条件地交付给另一个大脑。否则，矛盾便是普遍的法则，但也正是这矛盾的爱情才让人更加感到它的存在和真实。在这个意义上，《爱，是不能忘记的》构筑的只是—个爱的乌托邦，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供钟雨的爱情观生长，那种想象只能是一种话语实践，仅此而已。”话语分析的出发点是对价值立场的解构，即所有的价值不过是一种说法，这种分析方法在时代对比的视野中，对《爱，是不能忘记的》作出了新的解释，解构了作品的崇高感。

　　《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故事与张洁自身的情感经历带有一定的相似性，将作者的个人经历与小说进行对照，看小说作者是如何改装自己的情感经历的，这种分析方法能切入作者创作小说的深层心理。“作者在小说中巧妙地把自我分裂成钟雨和珊珊母女两个形象而出现。首先，她把自己减去十二岁，以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个‘有嫁不出去的危险’的大年龄姑娘的身份出现，接着又加上好几岁，以一个已故母亲的亡灵出现，而且她所钟爱的对象也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死去了。这些类似梦的乔装改扮可能像梦一样都是无意识的，却巧妙地掩饰了个人的隐私，使小说带上非个人化的色彩，为读者所乐于接受。然而在这种艺术的假语村言中，却流淌着作者个人身世遭际的血和泪。”“作者很早失去了父亲，没有充分享受到父爱。因此这种需求很可能转移到一个比自己年长许多的男性对象身上。而且生活经验也告诉我们，对于一个有高度科学文化修养的知识妇女来说，当她发现在同辈人中难觅知音时，也必然会倾心于令自己崇拜的年长男性。作品中女儿珊珊的一段叙述似乎值得重视：‘现在回想起来，他准是以他那强大的精神力量引动了母亲的心。那强大的精神力量来自他那成熟而坚定的政治头脑，他在动荡的革命时代的出生入死的经历，他活跃的思维、工作的魄力，文学艺术上的素养„„对了，她准是崇拜他。她说过，要是她不崇拜那个人，那爱情准连一天也维持不了。’如果联系作者的经历，我们就难以否认这种感情确实具有某种埃拉克特拉倾向了。”②这样的分析是有理有据的，无疑推进了我们对小说作者创作心理的认识。

　　原型批评理论认为，在文学作品中总有一些共同的原型存在，原型具有重复性，是一定的社会、民族深层心理的体现，优秀的作品往往再现了原型的存在。“历史现象是循环往复的，‘过去有的，现在有，将来也会有’（维柯语），我们认为爱的经验，或悲剧中爱的原型也是如此，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待征。换言之，是爱的原型在特定条件下表现出的不同的形式而已。我们分析了历史的经验，再回到《爱，„„》，于是，我们以为它所表现的是对理想爱情的执着追求但又终未如愿的迥返不尽的哀伤，是一种人生最深沉的悲的心态，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种心态由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所形成：其一，渴望：强烈而执着的追求；其二，内化的现实；不可逾越的阻碍；其三，无望：永远无着落的爱。三个因素互为因果，交融一体，使得钟雨在痛苦和爱情中挣扎、煎熬。”“钟雨执着的追求和坚定的操守予这种心态以时代的意义，它超越了个性心理和时空界跟，构成原型的具体内涵，在历史进程中积淀了我们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不仅是现在，在将来也同样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③这种分析方法超越了早期的道德批评方法，将作品的深层内涵发掘了出来。

　　叙事学理论认为，优秀的作品所产生的阅读效果不仅与叙事的内容相关，而且与叙事的方式密不可分。“《爱》的叙述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观察，是活着的女儿根据一些蛛丝马迹对死去的母亲所作的猜测，没有自我抒写时那种一览无余，也没有作家进行权威叙事时那种无所不知。这种间接展示使每个情节的出现都成为一种发现，使情节的串联带上了几分推理的成分，因而使小说具有了类似侦探小说的悬念和诱惑力。通篇都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扑朔迷离、影影绰绰，造成了一种逐渐掌握住读者的阅读效果——作者的这种叙述方式充分利用了读者刺探隐秘的好奇心。把叙述者放到和读者差不多一样的无知地位，是对读者的一种有效刺激，这样就能调动读者投入作品的积极性，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认同作品，从而最大限度地争取读者。《爱》先写母亲对自己私生活的遮掩，把一个谜交给读者；然后再写出《契诃夫选集》的故事，对谜的解释提供了一条线索；然后才发现了那个写着‘爱是不能忘记的’笔记本，把那些零散的片断连缀起来。这样的叙述是对读者的一种引诱，也显示了现代叙述方式在效果上的优越。”叙事学的分析以新的角度帮助读者认识了《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小说的魅力所在。

　　《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气氛是悲剧性的，有论者发现，其实小说是一个永恒的人生寓言。“具有生命本体论的意义”，“钟雨的人生已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悲剧。而她给姗姗开出的摆脱困境的疗方却是消极的等待。试想如果像“等待戈多”一样，他永远不会在她的时空中出现；或者他来了，叩动了她的心弦，而他又是个已有婚姻家庭的男子；或者他即使青春年少，却又另有所爱，那么，姗姗不是仍得忍受心灵的折磨和痛苦吗？而这种困境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又能怎样解决呢？其实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不圆满，生命中充满着不规则的变异，充满着痛苦和不幸，那是人类无法预知、无法把握的命运。关键看我们以怎样的心态和行为去面对。钟雨把痛苦深深埋在心底，而致力于小说的创作，成为一个成功的小说家。姗姗同样也有自己的生活，毕竟情感和婚姻只是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缺少会有别的生命体验来弥补。姗姗也可能从母亲的人生挫折中吸取教训，寻找到人生的幸福，也许永远找不到，但有缺憾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人生一种合理的存在呢！”这种阐释显然加进了论者对人生的理解，但又是与作品的内容相契合的，张洁不过是按照内心来写作，而作品所蕴含的生命悲剧的意味来自于形象，经典的意义蕴含是在读者的不断阐释中呈现的，虽然有些阐释不一定是作者写作的本意。

　　当论者们离开时代语境来谈这部作品时，他们发现了作品的哲学意味。“这部小说在实质上展呈了两种极限境界——永远处于经验描述之外的，形而上的，‘无限的爱情’和永不满足的，永无止境的对爱情的‘无限追求’。又由于本文叙事发端于‘渴望’同时又中断于‘渴望’，这就从内在精神上彻底放弃对爱情主体所追逐的‘目标’的价值，而将本文价值、意义定位于追逐的‘过程’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小说在当时引起的关于男女主人公‘道德’还是‘不道德’的论争，不仅与作家的创作倾向发生了错位，而且与本文的意义呈现也构成了错位。”“无论是从爱情的超验性来看，还是从它与婚姻的悖论关系上看，还是从追求爱情‘过程’的价值定位看，《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小说都同将爱情与哲学、宗教融为一体的西方爱情观念十分的贴近。它提出的并不是当时人们所恭维的什么‘社会学’问题，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爱的哲学’问题。”②

　　正像西方有说不尽的哈姆莱特，中国有说不尽的阿Q，正是这些作品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使得作品具有很大的分析空间。《爱，是不能忘记的》既是时代感很强的好作品，又是具有永恒性的作品，由道德评价到社会问题分析，由原型批评到心理批评，由叙事话语分析到哲学意蕴分析，从形式到内容，《爱，是不能忘记的》接受了各种文学研究方法的检验，它提供了人们从各种不同角度解读作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