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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考
这是一次天良的拷问。
这是一次道德的审判。
这也是一次对张万钧人格、品行和素质的大考。
从笔者的写作角度讲，也是对本书传主伤感情怀的一次描摹。在这里，不禁使余想起明朝戏曲家和文学家汤显祖一句名言：“三分春色描来易，一段伤心画出难。”不朽之大师都有此感喟，何况我等才疏学浅之辈？不过，难写，到了这份儿上了也得硬着头皮去写。
那是1998年9月15日，张万钧到上海参加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高级财务管理学习班回来，于下午一时，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刚下飞机，新打开的手机好像得到什么感应似地立刻响了。
“喂，请讲话。”张万钧在回答的同时把手机贴在耳朵上。
给张万钧通话者是园林绿化公司经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声音怯怯地告诉张万钧，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来了三个检察官，要张万钧从机场不要回家，直接赶到园林绿化公司。
经理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报告像箭一样射进张万钧的耳朵，使他闻听不由一惊。他立刻意识到，由三名检察官亲自出马，而且直接指名道姓地针对他而来，看来这次遇到的事情非同寻常，要比河北省曲阳县那个工头状告他严重得多，而市检二分院的动静较之那个老检察长“请”他去也大得多，看来这次是凶多吉少呀！不然，市检二分院不会这么兴师动众，派三个检察官冷丁地“杀”到园林绿化公司来的。同时，从他手机响的时间判断，说明检察院的人已经分秒不差地掌握着他的行踪。不然，他刚一下飞机，手机不会那么精确地就响了。况且，检察院的人叫他先到园林绿化公司，就是为了不给他以丝毫的喘息机会。
处于突发意外情况之中的张万钧告诫自己，一定要沉着冷静，切不可惊慌失措。应该像过去听说过的周恩来总理处变不惊那样，从容应对。那是1928年春天，周恩来偕夫人邓颖超到苏联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当周恩来乘船到大连港，突然被带到港口警察所。这时，一个日本警察突然大声问道：“你是周恩来？”周恩来面对这突然发问，先是一惊，但他立刻看出这是在诈问他，连忙微微一笑：“不，我不叫什么周恩来，我是一个古玩商。”尽管凶恶狡诈的日本警察再三盘问，周恩来应答如流，方安全渡过第一关。但是，当周恩来夫妇乘火车由大连赴长春看望他的伯父时，一个日本警察的密探随之跟着上了火车。一路上，这个日本警察密探以一个古玩爱好者的身份对周恩来反复提问，周恩来看出了这个密探的恶毒用心，所以左右逢源，又化险为夷，之后，周恩来夫妇又巧妙周旋，一连摆脱日本人设置的种种障碍，起程途经满洲里，越过边境，如期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从此，周恩来处变不惊的风范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当然，张万钧今天遇到的情况与周恩来当年遇到的事变背景不同，对象不同，因而本质也不同。但是，其中所掲示的道理是值得后人学习和仿效的。
张万钧想到此，平静了一下心情，问道：“他们没说，要找我干什么？”
“他、他们讲，要审查公司的帐目！”经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大概没有经过这种场面，紧张得都有点口吃了。
“他们要查公司的帐目？”张万钧一听感到莫名其妙。心想，公司的帐目会出什么问题呢？是自己贪污了？还是自己挪用公款了？或者是单位偷税漏税了？他越想越感到犹如坠入五里雾中。帐目又不在自己手里，是由新任的会计掌管着。我一不贪赃，二不枉法，帐目能会有什么问题呢？
“是。”经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肯定了他的提问。
“那好吧，你告诉他们，我身体不太舒服，必须回家休息一下，下午一上班我是会准时到公司的！”张万钧连日在上海学习的确实在太累了，腰部由于骨质增生和腰管狭窄，稍微站时间长了整条腿都针刺般的疼痛。所以，他极需回到家躺上一会儿，直直腰，不然真的是难以坚持。
下午三点一上班，张万钧果然准时来到他的经理办公室。
“你是张万钧经理吗？我们是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市检二分院的三个检察官一见张万钧的面儿，立刻自报家门，语气带着职业的冷峻，身穿制式服装，大沿帽上的国徽熠熠放光，升发着无比神圣的尊严和不可轻蔑的威慑。
“我是张万钧，请问几位找我有什么事儿？”张万钧不卑不亢，显得神态从容。
“张经理，我们来是例行公务。”一位检察官说着，取出一份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签发的询问通知书，向张万钧眼前一亮，语气陡地加重了许多，“张经理，检察院的询问通知也给你看了，同时我们也已经征得你们领导的同意，对群众举报你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查，希望你积极配合！”
“好哇，既然我们领导都同意了，我还能不积极配合吗？况且，又是群众举报我，作为一个党员干部，接受党的纪检部门的检査，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张万钧立刻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但是，从张万钧的内心讲，他是对从检察官嘴里说出的“征得你们领导的同意”是有想法的。他认为，作为一级领导同志，特别是作为一个顶头上司，不仅要放手大胆地使用干部，而且尤其要注意关心和爱护干部，这样才能使下级感到温暖和有安全感，踏踏实实地工作。就拿这次检察院派人直接到园林绿化公司要审查他来讲，并不是说检察院直接找他不无不可，而是说他的主管领导为什么听说有的群众举报张万钧后，不告诉市检二分院的人，我们自己先找张万钧谈谈，或者说根据举报内容先做一做调查了解的工作呢？况且，开发区也有检察院，也有党的纪律检察部门嘛！这样做，决不是说要他张万钧的直接领导和开发区的纪律检察部门袒护和包庇他，而是体现上级领导和党的组织对他的关心和爱护，不应该就这么简单地一推了之。可是，当张万钧稍稍冷静些，又感到可能是他的直接领导听市检二分院说明情况后，一来觉得市检二分院直接找他张万钧调查“群众举报”的问题，符合其职权范围和工作方式，不便从中提出别的要求，防止把问题复杂化；二来或许他的直接领导认为他张万钧不会有问题，市检二分院你们提出要查那就查吧。常言道，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张万钧没问题，哪级党的纪检部门查也没有关系。因此，此时的张万钧想法很多，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他在这激烈的思想活动中，又能冷静处之，足见其具有很强的处变不惊的能力。
检察官见张万钧态度是好的，马上告诉他：“你通知会计，把你们公司的帐目马上拿来。”张万钧沉吟一下提出：“我有个要求，我给你们在我们这座办公楼里腾出一个房间，你们就在这座办公楼里面查帐，你们要查什么就查什么，你们想怎么查就怎么査，怎么样？”
其中一个检察官以不可商洽的口吻对张万钧说：“不行，我们要把帐目带走！”
张万钧问道：“你们要把帐带走了，万一丢失了票据怎么办？”
“我们三个大活人，怎么会把票据给丢了呢？”
“不怕一万，不是还有个万一吗？”
“你不相信我们？”
“不，我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本来你们纪检部门来审查我，就是怀疑我有问题。这不会有错吧？那么，要是万一再丢了帐目，我不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吗？”
“那好吧，你就马上去安排人给我们腾出一间办公室吧。”带队的检察官说完，大概又觉得这样不妥。因为，他们要是与举报者核实一些帐目上的问题怎么办？作为举报者，是不愿暴露自己身份的。他们要是一进张万钧安排的办公室，不就暴露无遗了吗？作为纪检部门，替举报者保密，是保护举报者的重要措施。所以，这三个检察官悄声交换了一下意见，那个带队的检察官又告诉张万钧，出于审査工作的需要，他们还是要把帐目带走。
“那好吧。”张万钧看出了他们的难言之隐，在表示同意将帐目带走的同时，又提出一条要求，“为了确保帐目的完整无缺，我得派人去，专门负责保管帐目。”
三位检察官用目光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张万钧提出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当即表示了同意：“好吧，明天你就派两个人把帐目给我们送去。”
张万钧又问：“是自园林绿化公司成立后的帐目全都要吗？”
“不，只要1993年的票据。”
“那好，明天上午你们一上班，我会立刻派人把帐目送去。”
“张经理，那咱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那好，我们再见！”
“再见。”
张万钧送走了市检二分院的三位检察官，心里好生纳闷：他们为什么要专门抽查公司1993年的帐目呢？
他反复思考了半天，也想不起自己在1993年有过什么违法乱纪的行为。嗨，由他们查去吧！常言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自己没有做过什么非法勾当，就“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吧。
张万钧正是这样不断地激励自己，所以便强化了在突遇变故面前的心理承受能力。
转日，张万钧派了两个人，按时把园林绿化公司1993年的全部帐目送到了市检二分院。
这样一来，张万钧作为天津市的“大案要案”在接受市检二分院审查的传闻，巨浪排空般地在开发区引起剧烈的震动。
而首先受到这种剧烈震波的，无疑是张万钧的妻子井树庚。
一连两个晚上，早已得到“小道消息”的井树庚彻夜难眠。她在刚听到张万钧被市检二分院作为“大案要案”审查时，像被一群马蜂蜇着似的吓得脸色苍白，心跳如鼓。她能不害怕吗？张万钧是一家之主，也是她和儿女们的依靠。张万钧要是真的出了事儿，他自己不仅要被绳之以法，他们这个家也会被击垮了。但是，当井树庚看到下班回来的张万钧像个没事人儿似的，便极力掩饰住心里的惶恐和不安。她虽说不相信自己的丈夫会干出违法乱纪的勾当，可是又觉得既然被市检二分院列为“大案要案”，就说明不会是空穴来风和毫无根据。眼下，虽然还不知道举报人是谁，可是不管是谁，他们能完全昧着良心，成心栽赃陷害张万钧吗？过去没听张万钧说得罪过谁，与谁结下了誓不两立的深仇大恨呀？井树庚觉得，自己跟张万钧生活大半辈子了，对他的脾气秉性是摸得透透的。张万钧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在家，都是一个工作狂，说句不好听的话，除了他在工作上能算是优秀分子，论生活，论交际，都只能算个及格，甚至在有的方面还属于不及格。比如，他干起工作来活活像一个拼命三郎，并且是精益求精，好上要加好，可是他往往要求他的属下也要像他一样，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并且要公而忘私，不要计较个人得失。这可能么？常言道：十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呢！人和人的觉悟能都一样吗？这样一来，他对人对事就常常难免失之过严，要求过高，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得罪一些人。
本来，井树庚是想明着问问张万钧市检二分院为什么要审查他，可是她见张万钧回到家守口如瓶，只字不提市检二分院审查他的事儿，明白他是不想告诉她，是怕给她增加思想负担。可他忘了，哪有不透风的墙呢？这种大事儿，能不有人告诉我么？因此，井树庚感到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心里真像是十五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你怎么还不睡？”张万钧发现井树庚不像以往睡觉那样安稳，立刻意识到了什么似地问道。
“大概是白天喝了点茶，有点失眠。”井树庚回答得有些支吾。
“你大概是听到什么了吧？”张万钧从井树庚的回答中听出她一定知道了市检二分院审查公司帐目的事儿。
“你既然知道了还问我？”井树庚的回答里带有伤感和责怪。
“现在事情还没有任何眉目，我担心告诉你叫你揪着心，何必呢？”张万钧解释道。
井树庚一听愈发有些不高兴：“你把我当成你什么人啦？”
张万钧进一步解释道：“正因为我知道你是我的什么人，才不愿叫你承担没有必要承担的负担。”
井树庚闻听坐起来，尽管屋里光线很暗，看不清张万钧的面目，还是瞪大眼睛，直直地盯着他，担心地问：“万钧，你实话告诉我，你不会有问题吧？”
张万钧闻听也坐起来，有些气愤地说道：“哎，我有没有问题，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毎月该发多少钱，我又给了你多少，你该门儿清吧？你也知道，我从来没有私房钱。再说，我一不包‘二奶’，二不养‘小秘’，生就的就没有花花肠子，你说，我会有什么问题？我又能有什么问題？”井树庚听完不禁又问：“我知道你不会有问题，可是我又想不通，为什么有人要诬陷你呢？”
张万钧苦涩地摇摇头：“你问我，我又去问谁呢？这个问题，不要说你想不通，我也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你回忆回忆，过去你都得罪谁啦？”井树庚提示地问张万钧。
张万钧若有所思地答：“要问我过去成心得罪过谁，平心而论，应该讲一个都没有。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要是从我这个当经理的管理的角度讲，或者从公司发展的角度讲，过去我确实曾批评过一些人，甚至对违法乱纪和玩忽职守者，以至于对搞不正之风和中饱私囊者，不但批评过，有的还按照组织原则和规章制度进行过处理。不过，我批评谁也好，处理谁也罢，都没有掺杂个人什么恩怨，也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公司的建设。你说，要是为了怕因为管理而得罪人，那就必须像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所讲的，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不过。用我们的话讲，当个睁眼瞎子，管它什么违法呀乱纪呀什么的，一律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你说，要是这样做，我还叫共产党员吗？我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
井树庚见张万钧越说越冲动，急忙劝解地：“你说的这些，都对。可是，如今的社会风气与过去不一样了，还有几个当头头的像你那样对工作那么较真儿？万钧，既然你觉得自己问心无愧，不管检察院向你提出什么问题，你可要冷静呀！千万不要跟检察院的同志发生冲突，还尽可能地配合检察院把自己的情况说清楚。啊？你这次一定要听我一次劝，记住了吗？”
张万钧知道这是妻子担心他血气方刚，到时候给检察院顶起牛来，或者因为经受不住委屈气出个好歹，便告慰地对井树庚说：“放心吧，我又不是毛头小伙子了，不会意气用事的，睡吧！”
井树庚仍不放心地再次叮嘱：“万钧，你可记住，你是有儿有女有妻子的人，你要有个好歹，叫我和张宏和张姬怎么活呀！”
张万钧听了妻子的话鼻子一酸，连忙控制感情地说：“放心吧，我会记住的。”
市检二分院接到张万钧派人送来的园林绿化公司1993年帐目的第二天，便通知张万钧到市检察院来一趟。
“好，我这就去。”已经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的张万钧放下电话，立刻驱车前住。
张万钧一到市检二分院，立刻从接待他的检察人员的表情上感到一种威严和震慑。
这些检察官的“开场白”完全是属于职业性的。诸如“人民检察院是为人民的”，“我们的工作原则是重事实，重证据”，“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云云。
无疑，张万钧也受到了这种“开场白”的“礼遇”。
“开场白”过后，接下来便是“书归正传”了。
“张经理，根据群众举报，你在1993年私自挪用公款，将园林绿化公司的100万元工程款借给了一个名叫杨慧敏的女人的丈夫做买卖去了。经查，你们公司1993年的帐目，果然有一张100万元的借据。你说一说，是不是确有其事？”
张万钧一听，先是一惊，转而气攻头顶，血脉贲张，浑身的每一个汗毛孔都好像往外喷火，额头上暴起鼓溜溜的青筋，两只手不由自主地攥成拳头，手指上的骨节“嘎巴”、“嘎巴”作响。他那气愤的神态，要是倒退20年，一定会拍案而起，雷霆大怒。可是如今，随着年龄和涉世的增加，已经变得老成许多的他，只是激愤地呼出了一句话：“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你说什么？”检察官闻听不禁一惊，忙问。
“我是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张万钧又重复了一遍。
“你指的是什么？”检察官虎着脸问。
镇静了一下心情的张万钧克制着愤怒，以缓慢的语调述说道，在1993年的园林绿化公司的帐目中，确有一张100万元人民币的票据。不过，有两点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首先澄清：第一点，那个名叫杨慧敏的人不是女的，是男的。如果你们不信，可以马上把他叫来，一看便一目了然；第二点，那100万元人民币，不是借给杨慧敏的丈夫去做买卖，而是就借给了杨慧敏。杨慧敏是开发区天地公司的总经理，这个公司主要经营土壤方面的生意，杨慧敏借款的目的，是用于对天津碱厂那三座碱渣山的开发与利用。
“噢——？”在场的检察官听到这里，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惊叹，尽管声音在极力压抑着，但在凝重的气氛中却不亚于一声落地雷。
张万钧接着进一步指出：“为了开发区盐滩绿化的可持续发展，我本人正在搞新土源的开发研制。在研制的新土源中，其中一个主要成分就是天津碱厂的废弃物碱渣。因此，我们支持天地公司对碱渣山的开发与利用，与我搞新土源的研制是相辅相成的。请问，我这样讲不知能不能解释清楚？”
张万钧说着理智地向检察官问道，那落在检察官脸上的目光也充满着征询。
“行，你就这样说吧。”检察官点头允诺。
“那我就再说明一点，即关于我们借款给天地公司的‘老总’杨慧敏，不是我向杨慧敏自作多情，而首先是天津市‘建委’的领导朱锷找我，接着是原天津市副市长王恩恵同志也找我，他们都希望我们支持一下碱渣山开发和治理这个项目，说什么这是关系到天地公司、天津碱厂乃至整个天津市的利益问题，要我从整个环保的大局利益出发。况且，我也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报告给我们开发区总公司的领导了。领导上并没有讲借款有什么不对！”
“还有什么情況？”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在借给天地公司100万的时候，签定了一个合同。在这个合同中，明确我们借给他们的100万，将作为提前购买碱渣的预付款；同时还明确，在以后购买碱渣土时，给我们只折算当时碱渣土实际价格的80%的钱。比如，几年后一吨碱渣土的价格为20元，我们只付16元，一吨就省4元。作为一个企业，这样做是上算的。你们想一想，用什么办法存款，利息能达到20%呢？一方面我们支持了碱渣山的治理与开发，有利于天津市的生态建设，一方面又为我们公司在购买碱渣土时节省了大批开支，这岂不是两全齐美的好事儿，何乐而不为呢？”
检察官们听张万钧说完，觉得张万钧介绍的实情与“群众举报”中说的情况大相径庭。如果认为张万钧说的有诈，可听起来又有根有据，言之凿凿，不像编排撒谎，自圆其说。那么，如果认定张万钧说的是实情，他借给天地公司经理杨慧敏的100万，既报告了领导，又是用于碱渣山的开发与治理，并且还有严格的合同，同时也是一种企业行为，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而出入更大的问题是，“群众举报”中将杨慧敏说成是女的，而张万钧却说杨慧敏是男的，这岂不如同戏剧“拉郎配”，张冠李戴，贻笑大方！此时，检察官们想笑又不便笑，于是便说：“张经理，这个情况我们就先谈到这里，至于这些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下来还要进行调查核实，你看怎么样？”
张万钧见检察官们的口气变得温和多了，马上表示：“你们在调查中要是需要我进一步提供什么，我会积极配合。”
“好。”检察官们满意地一点头。
“还需要我回答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你说明一下。”
“可以。”
“你是不是同年还买了几辆汽车？”
“是，买过。”
“在哪里买的？又是通过谁买的？”
“在美国买的。是通过我在美国的侄子买的。”
“一共几辆？”
“四辆。”
“都是什么车？”
“一辆是我现在坐的那辆红色的马自达，现在就在你们检察院门外停着呢，另外三辆都是带斗的货车。”
“总共花了多少钱？”
“在美国买的时候，一共花了48500美元！如果折合人民币，应该是40万元。可是我们加上入关以后连办理手续和加上交纳附加税什么的，才总共花了不到19万元人民币。”
“怎么价钱这么便宜？”
“要不怎么会叫我侄子帮助购买呢？他当时搞了个指标，又赶上免税。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园林绿化公司的经费少得可怜，上级每年给拨的绿化款还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可是，公司的绿化又急需用车，于是我才想了这么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可是，在你们的帐目上，为什么只有两辆车的票据？”
“会有这种事儿？”张万钧一听有点不相信。
“没有这种事儿，我们还能无中生有不成？”
随着检察官的语气，室里的气氛又陡地严肃起来。
“这不可能，因为我们国家有规定，没有票据的汽车是不给上牌照的。这四辆汽车，哪辆都有牌照，怎么可能其中的两辆没有票据呢？”
“你说有，可帐目中却没有，难道票据还会长翅膀飞了？”
“到底票据是怎么回事儿，我可不太清楚。我虽然是公司的经理，也是公司的法人代表，但我总不可能天天到会计那里去数票据吧？这应该找那时候的会计问一问，因为这是属于她的工作职权范围！你们找她了么？”
检察官没有正面回答张万钧的问话，而是强调他的责任：“管理票据虽是会计的事儿，可是会计落帐时不会不经过你这个当经理的批准吧？当时签字时，你莫非连一眼都不看？”
“时间这么久了，我可真记不起来了。”张万钧在与检察官的谈话间发觉，他们在有意回避提到当时的公司会计，联想到他们正在调查的问题，好像看出了一些什么名堂，便思索有顷，立刻说，“这样吧，我马上给我在美国的侄子打个电话，电话要通以后，你们直接问他，他可能比我记得清楚，因为这件事情，由他具体帮助办理的。”
检察官们一想，这倒是个快捷的办法，这样可以直接当面锣对面鼓地问一问张万钧的侄子。再有，张万钧事先并不知道我们要追查这个问题，他不可能与他的侄子事先统一口径和搞“攻守同盟”。所以，他们便同意了张万钧的建议。
现代化的通讯技术的确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顿觉拉近了。
工夫不大，张万钧便要通了他那远在大洋彼岸的侄子的电话。他以简单得再也不能简单的话语告诉他侄子，关于几年前购买汽车的事情，现在有关部门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要他把当时怎么办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说罢，将电话交给了检察官。
张万钧的侄子在电话中听明白了检察官要弄清楚的问题，立刻告诉他们，他手里还保存着当年购买四辆汽车的其中一联票据，并当即用传真机将票据直接传到了检察官们的手里。
检察官们收到票据传真件仔细一看，票据上果然明确写着购买的是四辆汽车，总价值与张万钧讲的分文不差。
“张经理，今天我们先谈到这里吧，以后另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跟你联系。”检察官们见从对张万钧的审査中没有发现任何破绽，便先鸣锣收兵。
“那我就随时恭候。”张万钧与检察官们握罢手，转身离去。
这时的张万钧，从理智的角度讲，他知道这些检察官们的确是在例行公务。人民检察官的使命就是以法律为准绳，查处党内的腐败分子和违纪分子，纯洁党的队伍，使党员干部廉洁自律，以维护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他们根据有些人对自己的举报，核查清楚有关问题，正是他们的职责使然。常言道，吃哪家饭干哪家活，卖什么得吆喝什么。可是，要是从感情方面说，他又感到与这些检察官情同水火。因为，这些检察官根据所谓的“群众举报”，已经将自己列为“大案要案”，作为“大老虎”来抓。他们把自己抓住得越快，越证明他们精明强干，战功卓著。可是自己呢，一定要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所以，自己与检察官之间，在问题没有彻底弄清楚之前，绝不可能搞调合，也不可能和稀泥，只能是经纬分明，分清是非。所以，张万钧在接受这些检察官对自己的审查中，理智与感情无时不在发生着激烈的冲突碰撞与斗争。不过，张万钧在理智与感情的角逐中，还能够用理智化解感情。故而，他能以巨大的克制力，以相对冷静的心态，回答检察官们的提问。但是，如果说他在与检察官的“对垒”中，一点都不带感情色彩，那反倒是麻木不仁，属于不正常了。这毕竟是关系到他的前途、命运和身家性命呀！
不久，张万钧听杨慧敏说，他给检察院的人讲，张万钧这个人，整个是一介书生，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搞学问上了。本来，我们公司是搞碱渣土的利用和开发的，他借给我们100万元，完全是对我们公司的支持，可是我多次请张万钧吃饭，以表谢意，他每次都一口回绝。不是讲他实在没工夫到外面吃饭，就是说搞碱渣土的治理与开发也是他们园林绿化公司份内的事儿。你们看，连请他吃顿饭他都不肯，他还能搞别的什么邪的歪的吗？
没过几天，那几个检察官在知道杨慧敏是个男人的基础上，又查清1993年张万钧通过他侄子在美国廉价购买的四辆汽车的票据，是原来的会计在落帐时把其中购买两辆汽车的票据错放到别的项目中了。这样，就以铁的事实证明张万钧并没有将其中的两辆汽车来个混水摸鱼，攫为己有。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群众举报”的张万钧的所谓重大经济问题，应该是水落石出，一清二白了。
可是，市检察院对张万钧究竟有没有问题，一直没有个明确的说法。
因此，张万钧的问题拖得时间越长，越引起方方面面人士的关注。
天津市知识分子领导小组曾找到市检二分院，提出对张万钧的审查不易久拖不决。因为，张万钧的盐滩绿化成就非凡，不仅在国内园林绿化界声名遐迩，在国外业内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对他的审查，在本着实事求是的前提下，能尽快帮他解脱就尽快帮他解脱。何况，经审查，他又没有问题呢！从速给他正名，不仅能够使他全身心地投入盐滩绿化事业，而且对于宣传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爱护也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市检二分院讲，对张万钧的审查是会尽快有个结果的。
谁知，国庆节后第七天，两个检察官又突然找到张万钧，严肃地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即园林绿化公司有没有“小金库”？
“没有。”张万钧的回答斩钉截铁。
“张经理，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对吧，你还是好好想想的为好。”从检察官的语气中看出，他们显然认为张万钧是在撒谎。因为，“小金库”问题，几乎是在全国企事业单位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个人还有“私房钱”呢，何况一个单位？単位有“小金库”，一则可以避税；二则可以多给职工发点奖金；三则领导干部请个客呀送个礼呀什么的，可以不人帐，花起钱来方便；四则有的头头为自己贪污腐化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小金库”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是麻醉公职人员的鸦片，也是隐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颗毒瘤。正因为“小金库”如人们所形容的是块“臭豆腐”，闻着臭而吃着香，所以才屡禁不止，屡查不灭。眼下，“群众举报”中非常具体地点明了张万钧手里握有“小金库”情況，可张万钧却敢于挺着胸脯说“没有”，能让这些见多识广的检察官们相信么？
“不用好好想，没有就是没有。”张万钧这次的回答较之上一次更是干巴利落脆。
“果然真的没有？”检察官的这次问话，显然是以郑告取代了劝告。
“果然真的没有！”张万钧的回答将检察官话语中的问号立刻变成了惊叹号，以表示坚定不移。
“张经理，我再说一遍，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们还是有‘小金库’的，你可要好好想想，不然，性质可是不一样的！”
“谢谢您的提醒。不过，我也再说一遍，没有就是没有。你们要硬是认为有，那就请你们查一查吧。至于最后问题的性质如何，恐怕答案要等到我们究竟有没有‘小金库’以后。”
在外间屋工作的现任会计一听张万钧与检察官的谈话有点“僵”，一看表，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她又知道张万钧身体不太好，便向检察官建议下午再接着谈。
下午，检察官再与张万钧谈话时，问话的方式有了一些改变。
“张经理，是这么回事儿，据原来的会计交代，她退休时，将二万多元人民币没有交给接替她的会计，而是单独交给你了，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儿，嗯？”
张万钧沉吟了一下，马上回答：“有。”
“那现在这笔钱到哪里去啦？”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得让我想想。”张万钧凝思了一会儿，告诉检察官，这件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在那个会计退休时，她找到张万钧，要将一个存款单直接交给他。张万钧接过来一看，见一共是二万多元，并且在存折上的户名一栏内填的是张万钧的名子。他立刻不高兴地问这笔钱是公款还是私款？要是公款为什么以他个人的名义存起来？那个会计告诉张万钧：“这笔款是外单位交给公司的工程款，您让我作为奖金发给一线职工，我没发，就以您的名字存了起来，以备后用。”她接着申明，这笔款，除了她一个人知道，其他任何人都不晓得。张万钧听后，严肃地批评她这样做是违背财务制度的，并责令她在与新会计做财务交接时，如数交给新会计。可是，这个会计硬说她与新会计有过节，就是不肯直接交给新会计。张万钧只好答应，他先接下来，然后再转给新会计。张万钧接过这二万元存款单后，第二天就转交给了新会计，并告诉新会计马上与有关部门做出一个分配方案，立刻作为奖金发给奋斗在园林绿化第一线的广大员工。
“是不是真的发给员工们了？”检察官听罢，进一步问。
“发了。我记得是经理办公室同财务一起做的分配方案。”
“这个分配方案现在在哪里？”
“这样吧。”张万钧说，“俗话说得好，嘴说千遍，不如亲眼一见。还是用事实讲话最有说服力。我建议你们今天不是来了两个人嘛，一个人留下来继续跟我谈，另一个人跟着我们经理办公室的人到财务那里，要过那个奖金分配方案看一看，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不就清清楚楚了？”
两个检察官觉得张万钧的建议很好。于是，一个人留下来，一个人按照张万钧讲的跟着经理办公室的人到财务那里一看，果然与张万钧讲的情況是一模一样，那二万多元如数发给了园林绿化公司的一线员工。
检察官通过与张万钧三个回合的“较量”，可谓是“不打不成交”，最后发自内心地说：“张经理，我们干的就是这份工作，根据举报人举报的情況，必须一条一条地核实。从我们内心的愿望讲，并不希望举报的事情都是真的，谁希望我们党的干部犯错误呢？但是，正应了那句老话，叫作‘当差不由己’，要是上升到政治高度说，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在审査你的这段时间，如果有不当的地方，请你原谅。”
“哎，可不能这么讲！”张万钧由衷地说，“现在从内心讲，我非常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对我的审査，帮助我弄清楚举报中的那些属于‘大案要案’性质的问题，我就是长10张嘴也说不清楚呀！你们这样一审查，我有没有问题，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明明白白了。最后我只有一条要求，希望检察院尽快给我一个明确的结论。”
“好，我们回去将你这个要求给领导反映一下。”
“那就谢谢了。”
“好，再见！”
“再见！”
张万钧送走了两位检察官，心情并没有轻松下来。
究其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的问题在检察院没有公开给他正名之前，他感到那些关心他的挚友亲朋难以释怀。不是么？在检察院开始作为“大案要案”审查他时，坚信他光明磊落的许多朋友和同事立刻打电话表示关怀和安慰，像市园林局副局长贺振，天津“绿委办”副主任张杰和副处长杨金树，原开发区房产公司经理刘铁云，热电公司副经理姜铁成，逸仙园工业小区总经理郝树仁，化工小区管理局局长魏福海，环保局局长张家林，工交公司经理刘寅年，燃气公司党支部书记宋广有，开发区工会主席孙胜等。同时，当时担任开发区“工委”副书记的皮黔生和夫人黄桂芳先后两次到张万钧的工作单位去看望。还有，时任“管委会”副主任的田贵明得知张万钧的情况后，第一个不避嫌疑地到张万钧家里进行问候。田贵明属于知识型的领导干部，温文尔雅，求学思治，不惑之年攻读下博士学位，对知识的执著与张万钧颇为相似。所以彼此敬重，过从较为密切。田贵明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敢于迈进张万钧的家门，就足见其人品和胆识非同一般。常言道，患难辨亲疏，日久见人心。正是有基于此，张万钧心灵深处感到不能尽快排除掉这些挚友的牵挂而颇为焦虑。令他心情沉重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并不是市检二分院将他列为“大案要案”对他进行审查，而是向市检二分院举报他的人为什么对他怀有如此“深仇大恨”和“不共戴天”，恨不得将他一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张万钧虽然没有向任何人问过一句举报他的人是谁，而且一些为他愤愤不平的人曾多次向他暗示要告诉他举报他的人是谁，他都一概谢绝。但是，他透过检察官在审查他的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就不难感觉到举报他的人究竟是谁了。
可以说，那打着“群众”旗号举报张万钧的人，其实不论在园林绿化公司的在职职工中还是在退休的人员中，只是属于“极个别”。可是恰恰就是这属于“极个别”的人，又是过去受到过张万钧的信任、栽培乃至关爱和照顾的人。那么，这“极个别”为什么对张万钧恩将仇报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这“极个别”，或私欲膨胀，品行不端，受到群众屏弃后误认为是张万钧跟他过不去，而怀恨在心；或受人挑唆，被别有用心的人“当枪使”。
为此，张万钧曾不止一次地暗暗自问：我怎么得罪他们了？就是退一步讲，即使是因为公司的建设“得罪”了他们，也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呀？况且，对他们的批评哪次是批评错了？他们为什么居然采取“栽赃”、“诬陷”的手段把我要往“死”里整呢？企图叫我锒铛入狱，在铁窗下惨度余生！这叫人太不可思议了？大凡有丝毫良知的人，能下得了这样的狠心么？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不正是因为人有头脑，知书达理，懂廉耻，明是非，辨美丑么？可是这“极个别”，是什么作用使其异化了呢？
张万钧百思不得其解。
还有使张万钧感到心情沉重的一个原因，即在他接受市检二分院审查期间，在他的亲朋好友乃至被他尊为师长的人士中，也有“极个别”，居然与他“划清界线”，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他，似乎他浑身上下都沾满了大肠杆菌。这是属于世风日下呢？还是属于人情太薄呢？抑或是某些人“左”得可爱呢？
张万钧也琢磨不透。
同时，令张万钧颇费猜疑的是，市检二分院为什么迟迟不给他一个正式的结论。
为此，张万钧曾经询问过有关检察人员。他得到的答复是：对没有查出问题的对像，一般就不给做结论了。张万钧心想，审查我时，闹得满城风雨，在开发区几乎是家喻户晓；可是，审查结束了，证明我没有问题，怎么就不给我一个以正视听呢？
张万钧说什么也想不通。
张万钧每当遇到想不通的问题，就极力去想，并且务求明白。
这天晚上，天气很凉。已是子夜时分，冰盘似的月亮散发着凛冽的寒气，仿佛要把天地间的一切温度驱逐掉。此刻，在凉凉的夜幕笼罩下因重重心事搅得浑身燥热的张万钧轻轻地下床，只穿一身单薄的睡衣，蹑手蹑脚地走出寝室，来到书房，为了讨个“说法”，挥笔写下了一札将近3000字的《致有关领导的一封信》。
张万钧在这封信中主要申明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感谢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经过长达两个多月的审查，帮助他涤清了那“极个别”泼在他身上的污秽，并真诚地向负责审查他的检察官道了一声“辛苦了”；第二层意思是迫切期望市检二分院和开发区领导给他做出一个公正的结论，或者利用适当的场合给他一个说法；第三层意思是他今后不论遇到什么困难，献身于盐滩绿化事业的理念将矢志不渝，并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封饱含着张万钧心愿的信札发出后，不少有关领导同志做了批示，现将开发区“管委会”的老主任、后来曾担任天津市副市长、时任开发区“管委会”特别顾问的叶迪生在张万钧的信上写下的一段话，实录如下：
开发区ェ委福林同志，管委会李勇同志，总公司李国林同志：
看了这封信，如果属实，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像张万钧这样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为在另一方面改造天津开发区的环境，默默地专心致志地长期从事绿化工作，并且（是）创造出一定奇迹的专家，竟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反遭如此不宜的遭遇，无论如何是不妥的。老同志都了解他一贯认真为绿化而工作，是一个兢兢业业的知识分子。对这样的人，开发区领导应主持正义和公道，保护他的积极性不受干扰。希望能做一定的善后的工作，让大家心情舒畅地为建设开发区做出贡献！
叶迪生1999.1.24
当张万钧看罢开发区“管委会”老主任叶迪生这段充满褒奖、理解和关怀的话语，心里顿时涌起一股又一股热浪，猛烈地冲击着胸口、喉咙和鼻翼，直觉得鼻子酸酸的，眼眶热辣辣的，两行男人的眼泪汹涌澎湃地滚落而下。
可见，在心灵深处受到严重创伤的张万钧，多么需要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理解和慰藉啊！当年腊月二十九的一个下午，不知是张万钧的《致有关领导的一封信》和叶迪生的批示发生了作用，还是市检二分院原本就有此安排，市检二分院反贪局委派一个副局长在开发区“工委纪检组”组长张晓林办公室，将张万钧叫来，郑重讲明：“根据群众举报，市检二分院通过对园林绿化公司帐目的审查，证明张万钧同志没有经济问题，更不构成犯罪。不过，公司的帐目有些混乱，张万钧作为公司的经理和法人代表，今后应加强对帐目的管理。”
几天后，开发区总公司在一年一度的春节团拜会上，突然叫张万钧讲几句话。
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的张万钧虽然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感到意外，但他立刻意识到这是“总公司”的领导利用这个“适当的场合”给他安排的“讨个说法”的机会。所以，他立刻站起来说：“前一个时期，我经受了一段磨难。其实，这个情况我不说在座的诸位都清楚。这个磨难，对于我真是非同小可。要不是市检二分院和开发区领导的关心，恐怕我今天已经成了阶下囚。相反，经过市检二分院对我的审查，澄清了事实，还我以清白，才使我今天成了座上宾。非常感谢领导的良苦用心，并借这个机会，向一直关心我、支持我、爱护我的各级领导和各兄弟単位的朋友们问一声新年好，现在就鞠个躬吧！”说罢，他双腿并拢，双手紧贴裤缝儿，恭恭敬敬地深鞠了一躬。
参加团拜会的人听完张万钧意味深长的话语，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无言的掌声，比有言的表态显得作用还大，因为它是发自大家心底的共鸣。
张万钧在公众场合为自己讨了“说法”，那么，他对于那“举报者”将怎样对待呢？
是以牙还牙，怨怼伤痛？还是以德报怨，宽恕大度？
张万钧经过激烈而痛苦的思考与斗争，决定选择忍耐与宽恕。
张万钧虽然幼年丧父，对他父亲的经历乃至音容笑貌已经像曝光的胶卷，模模糊糊，几成空白，但是对其父亲曾用于教诲他的“忍”字歌却深深铭刻在脑海之中，至今仍倒背如流。他父亲告诉他的“忍”字歌为：“有本事，能忍事，忍则无事有本事；有本事，不忍事，惹出祸来无本事”。
与此同时，张万钧还切记古之名言：“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
能忍事，并不是是非不分，委曲求全，而是胸怀和肚量的表现。
在我国历史上，捐嫌弃怨的达者比比皆是。如齐桓公重用管仲，晋文公弃怨用寺人披、头须的故事和郭进向宋太祖举荐诬告他的仇人的故事等等，成为千古风流，为我们后人效仿的楷模。
张万钧感到，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拥有良知。人，一旦失去良知，就会蜕变成凶残和恶毒的动物。那“极个别”的所谓“举报”，所以用卑劣的手段对自己栽赃诬陷，正是其良知泯灭的表现。正如西方一位道徳学家指出的：“学问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
因此，良知之于“施恶者”，不是以恶对恶，而是以宽恕唤回其沦丧的良知，使他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否则，使仇恨你演罢来我登场，怨怨相报何时休！？
人，是不能总是生活在仇恨之中的。
实际上，当你生活在对别人的仇恨之中时，你同时也在承受着仇恨发酵后对自己心灵的浸淫和伤害。所以，宽恕别人也是在释放自己。
因此，张万钧将以良知把宽恕化作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之中。
根据每年过春节的惯例，张万钧都按照经理办公室给他安排的路线，带领公司主要领导成员和有关人员在大年初一挨家挨户地向退休的公司员工拜年。
这一次，张万钧一看经理办公室给他安排的拜年路线，没有已经退休的那个职工。他明白，经理办公室的人考虑到这个退休的职工就是往“死”里整他的人之一，并且很多不实之辞都是她提供的，怎么还能叫张万钧登门去给自己的“冤家对头”拜年呢？
“把×××的名字加上！”张万钧立刻以命令的口气告诉安排拜年路线的工作人员。
“我说经理，您怎么要去给她拜年？莫非你还嫌她没把你整进大牢哇？！”公司一位负责人立刻气鼓鼓地表示反对。
“我看也是，不定她个诬告的罪名就已经算便宜她了，还带着礼品去给她作揖，叫别人看到准会说我们有病？！”一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表示不赞成。
张万钧立刻规劝地说：“现在不是给你们具体解释的时候，要是单讲情绪，我比你们应该大得多。可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情绪化。这么着吧，乐意跟我去的，就和我一起走；不乐意跟我去的，也不要勉强，到时候不上她住的那层楼不就得了。”
原来持不同意见者听张万钧说完，并没有马上响应，是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
张万钧感到持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不能强求一致，何况这件事情有人认为是亵渎自己的感情呢，所以，便来个顺其自然。
当张万钧气喘嘘嘘地爬上那个退休职工住的宿舍楼第六层，临进门时回头一看，发现参加拜年的原班人马一个不落地都站在他面前。他充满赞美地看了大家一眼，果断地敲响了那个退休职工的屋门。
“哟——？张、张经理，您……”那个退休的职工开门一看，见前来给她拜年的居然是张万钧，在他身后园林绿化公司的头头脑脑也都来了，做梦也没想到张万钧会来给她拜年，惊讶地五官紧急散开又急速合拢，舌头也被速冻住似地打不过弯来，僵直地站在门口，呆呆地张着嘴不知道说什么了。
她的家人见状，急忙提醒地拉了她一下：“还不快请张经理进屋坐坐？张经理，还有各位，快请进屋，请进屋！”
“噢，对，张经理，快请进屋！”那位退休的职工如梦方醒地拉着张万钧就往屋里请。
“没想到吧，拜年嘛。”张万钧知道不能呆时间长了，时间越长会越使她尴尬，连忙叫随同人员放下拜年的礼品，最后说一声，“我们还要到别的老同志家去拜年，就不多呆了，再见！”
当张万钧来到楼下，刚要上车，见那个退休职工连鞋都没来得及换，大冬天地只穿着双拖鞋跑下楼来送张万钧，眼圈似乎红红的，依稀像刚刚把眼泪擦干净。
张万钧正月初一给那个往“死”里整他的退休职工拜年，立刻成为人们谈论的佳话。
宽恕，不只是慈悲，也是修养。
张万钧在接受市检察院审查期间，虽然因太多的猝不及防和太多的意料不到而思想上产生太多的惊愕以及太多的愤懑，但是他并没有消沉，而是在工作之余发奋著书，以争夺被无端抢劫的时间。
自1998年9月至1999年3月，张万钧在这段非同寻常的日子里，相继撰写并整理出版了将近30万字的《盐碱滩上的绿色梦——张万钧盐滩绿化论文集》和以第一编著人出版的由中英两种文字编著的大型图书《盐渍土绿化》。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卢良恕在为《盐渍土绿化》一书撰写的《序》中评介道：“该书图文并貌，思路新颖，极具价值，可供盐渍土绿化工作者和环保工作者参阅。”
紧接着，张万钧的科技论文，《浅潜水海滨地区规模绿化技术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翌年八月，张万钧荣获“全国十大绿化标兵称号”。
至此，张万钧在这次“大考”中，经受了一次意志的洗礼，以出类拔萃的人格力量，当之无愧地应该获得满分。
这是一次道德的审判。
这也是一次对张万钧人格、品行和素质的大考。
从笔者的写作角度讲，也是对本书传主伤感情怀的一次描摹。在这里，不禁使余想起明朝戏曲家和文学家汤显祖一句名言：“三分春色描来易，一段伤心画出难。”不朽之大师都有此感喟，何况我等才疏学浅之辈？不过，难写，到了这份儿上了也得硬着头皮去写。
那是1998年9月15日，张万钧到上海参加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高级财务管理学习班回来，于下午一时，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刚下飞机，新打开的手机好像得到什么感应似地立刻响了。
“喂，请讲话。”张万钧在回答的同时把手机贴在耳朵上。
给张万钧通话者是园林绿化公司经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声音怯怯地告诉张万钧，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来了三个检察官，要张万钧从机场不要回家，直接赶到园林绿化公司。
经理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报告像箭一样射进张万钧的耳朵，使他闻听不由一惊。他立刻意识到，由三名检察官亲自出马，而且直接指名道姓地针对他而来，看来这次遇到的事情非同寻常，要比河北省曲阳县那个工头状告他严重得多，而市检二分院的动静较之那个老检察长“请”他去也大得多，看来这次是凶多吉少呀！不然，市检二分院不会这么兴师动众，派三个检察官冷丁地“杀”到园林绿化公司来的。同时，从他手机响的时间判断，说明检察院的人已经分秒不差地掌握着他的行踪。不然，他刚一下飞机，手机不会那么精确地就响了。况且，检察院的人叫他先到园林绿化公司，就是为了不给他以丝毫的喘息机会。
处于突发意外情况之中的张万钧告诫自己，一定要沉着冷静，切不可惊慌失措。应该像过去听说过的周恩来总理处变不惊那样，从容应对。那是1928年春天，周恩来偕夫人邓颖超到苏联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当周恩来乘船到大连港，突然被带到港口警察所。这时，一个日本警察突然大声问道：“你是周恩来？”周恩来面对这突然发问，先是一惊，但他立刻看出这是在诈问他，连忙微微一笑：“不，我不叫什么周恩来，我是一个古玩商。”尽管凶恶狡诈的日本警察再三盘问，周恩来应答如流，方安全渡过第一关。但是，当周恩来夫妇乘火车由大连赴长春看望他的伯父时，一个日本警察的密探随之跟着上了火车。一路上，这个日本警察密探以一个古玩爱好者的身份对周恩来反复提问，周恩来看出了这个密探的恶毒用心，所以左右逢源，又化险为夷，之后，周恩来夫妇又巧妙周旋，一连摆脱日本人设置的种种障碍，起程途经满洲里，越过边境，如期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从此，周恩来处变不惊的风范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当然，张万钧今天遇到的情况与周恩来当年遇到的事变背景不同，对象不同，因而本质也不同。但是，其中所掲示的道理是值得后人学习和仿效的。
张万钧想到此，平静了一下心情，问道：“他们没说，要找我干什么？”
“他、他们讲，要审查公司的帐目！”经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大概没有经过这种场面，紧张得都有点口吃了。
“他们要查公司的帐目？”张万钧一听感到莫名其妙。心想，公司的帐目会出什么问题呢？是自己贪污了？还是自己挪用公款了？或者是单位偷税漏税了？他越想越感到犹如坠入五里雾中。帐目又不在自己手里，是由新任的会计掌管着。我一不贪赃，二不枉法，帐目能会有什么问题呢？
“是。”经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肯定了他的提问。
“那好吧，你告诉他们，我身体不太舒服，必须回家休息一下，下午一上班我是会准时到公司的！”张万钧连日在上海学习的确实在太累了，腰部由于骨质增生和腰管狭窄，稍微站时间长了整条腿都针刺般的疼痛。所以，他极需回到家躺上一会儿，直直腰，不然真的是难以坚持。
下午三点一上班，张万钧果然准时来到他的经理办公室。
“你是张万钧经理吗？我们是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市检二分院的三个检察官一见张万钧的面儿，立刻自报家门，语气带着职业的冷峻，身穿制式服装，大沿帽上的国徽熠熠放光，升发着无比神圣的尊严和不可轻蔑的威慑。
“我是张万钧，请问几位找我有什么事儿？”张万钧不卑不亢，显得神态从容。
“张经理，我们来是例行公务。”一位检察官说着，取出一份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签发的询问通知书，向张万钧眼前一亮，语气陡地加重了许多，“张经理，检察院的询问通知也给你看了，同时我们也已经征得你们领导的同意，对群众举报你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查，希望你积极配合！”
“好哇，既然我们领导都同意了，我还能不积极配合吗？况且，又是群众举报我，作为一个党员干部，接受党的纪检部门的检査，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张万钧立刻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但是，从张万钧的内心讲，他是对从检察官嘴里说出的“征得你们领导的同意”是有想法的。他认为，作为一级领导同志，特别是作为一个顶头上司，不仅要放手大胆地使用干部，而且尤其要注意关心和爱护干部，这样才能使下级感到温暖和有安全感，踏踏实实地工作。就拿这次检察院派人直接到园林绿化公司要审查他来讲，并不是说检察院直接找他不无不可，而是说他的主管领导为什么听说有的群众举报张万钧后，不告诉市检二分院的人，我们自己先找张万钧谈谈，或者说根据举报内容先做一做调查了解的工作呢？况且，开发区也有检察院，也有党的纪律检察部门嘛！这样做，决不是说要他张万钧的直接领导和开发区的纪律检察部门袒护和包庇他，而是体现上级领导和党的组织对他的关心和爱护，不应该就这么简单地一推了之。可是，当张万钧稍稍冷静些，又感到可能是他的直接领导听市检二分院说明情况后，一来觉得市检二分院直接找他张万钧调查“群众举报”的问题，符合其职权范围和工作方式，不便从中提出别的要求，防止把问题复杂化；二来或许他的直接领导认为他张万钧不会有问题，市检二分院你们提出要查那就查吧。常言道，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张万钧没问题，哪级党的纪检部门查也没有关系。因此，此时的张万钧想法很多，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他在这激烈的思想活动中，又能冷静处之，足见其具有很强的处变不惊的能力。
检察官见张万钧态度是好的，马上告诉他：“你通知会计，把你们公司的帐目马上拿来。”张万钧沉吟一下提出：“我有个要求，我给你们在我们这座办公楼里腾出一个房间，你们就在这座办公楼里面查帐，你们要查什么就查什么，你们想怎么查就怎么査，怎么样？”
其中一个检察官以不可商洽的口吻对张万钧说：“不行，我们要把帐目带走！”
张万钧问道：“你们要把帐带走了，万一丢失了票据怎么办？”
“我们三个大活人，怎么会把票据给丢了呢？”
“不怕一万，不是还有个万一吗？”
“你不相信我们？”
“不，我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本来你们纪检部门来审查我，就是怀疑我有问题。这不会有错吧？那么，要是万一再丢了帐目，我不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吗？”
“那好吧，你就马上去安排人给我们腾出一间办公室吧。”带队的检察官说完，大概又觉得这样不妥。因为，他们要是与举报者核实一些帐目上的问题怎么办？作为举报者，是不愿暴露自己身份的。他们要是一进张万钧安排的办公室，不就暴露无遗了吗？作为纪检部门，替举报者保密，是保护举报者的重要措施。所以，这三个检察官悄声交换了一下意见，那个带队的检察官又告诉张万钧，出于审査工作的需要，他们还是要把帐目带走。
“那好吧。”张万钧看出了他们的难言之隐，在表示同意将帐目带走的同时，又提出一条要求，“为了确保帐目的完整无缺，我得派人去，专门负责保管帐目。”
三位检察官用目光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张万钧提出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当即表示了同意：“好吧，明天你就派两个人把帐目给我们送去。”
张万钧又问：“是自园林绿化公司成立后的帐目全都要吗？”
“不，只要1993年的票据。”
“那好，明天上午你们一上班，我会立刻派人把帐目送去。”
“张经理，那咱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那好，我们再见！”
“再见。”
张万钧送走了市检二分院的三位检察官，心里好生纳闷：他们为什么要专门抽查公司1993年的帐目呢？
他反复思考了半天，也想不起自己在1993年有过什么违法乱纪的行为。嗨，由他们查去吧！常言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自己没有做过什么非法勾当，就“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吧。
张万钧正是这样不断地激励自己，所以便强化了在突遇变故面前的心理承受能力。
转日，张万钧派了两个人，按时把园林绿化公司1993年的全部帐目送到了市检二分院。
这样一来，张万钧作为天津市的“大案要案”在接受市检二分院审查的传闻，巨浪排空般地在开发区引起剧烈的震动。
而首先受到这种剧烈震波的，无疑是张万钧的妻子井树庚。
一连两个晚上，早已得到“小道消息”的井树庚彻夜难眠。她在刚听到张万钧被市检二分院作为“大案要案”审查时，像被一群马蜂蜇着似的吓得脸色苍白，心跳如鼓。她能不害怕吗？张万钧是一家之主，也是她和儿女们的依靠。张万钧要是真的出了事儿，他自己不仅要被绳之以法，他们这个家也会被击垮了。但是，当井树庚看到下班回来的张万钧像个没事人儿似的，便极力掩饰住心里的惶恐和不安。她虽说不相信自己的丈夫会干出违法乱纪的勾当，可是又觉得既然被市检二分院列为“大案要案”，就说明不会是空穴来风和毫无根据。眼下，虽然还不知道举报人是谁，可是不管是谁，他们能完全昧着良心，成心栽赃陷害张万钧吗？过去没听张万钧说得罪过谁，与谁结下了誓不两立的深仇大恨呀？井树庚觉得，自己跟张万钧生活大半辈子了，对他的脾气秉性是摸得透透的。张万钧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在家，都是一个工作狂，说句不好听的话，除了他在工作上能算是优秀分子，论生活，论交际，都只能算个及格，甚至在有的方面还属于不及格。比如，他干起工作来活活像一个拼命三郎，并且是精益求精，好上要加好，可是他往往要求他的属下也要像他一样，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并且要公而忘私，不要计较个人得失。这可能么？常言道：十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呢！人和人的觉悟能都一样吗？这样一来，他对人对事就常常难免失之过严，要求过高，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得罪一些人。
本来，井树庚是想明着问问张万钧市检二分院为什么要审查他，可是她见张万钧回到家守口如瓶，只字不提市检二分院审查他的事儿，明白他是不想告诉她，是怕给她增加思想负担。可他忘了，哪有不透风的墙呢？这种大事儿，能不有人告诉我么？因此，井树庚感到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心里真像是十五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你怎么还不睡？”张万钧发现井树庚不像以往睡觉那样安稳，立刻意识到了什么似地问道。
“大概是白天喝了点茶，有点失眠。”井树庚回答得有些支吾。
“你大概是听到什么了吧？”张万钧从井树庚的回答中听出她一定知道了市检二分院审查公司帐目的事儿。
“你既然知道了还问我？”井树庚的回答里带有伤感和责怪。
“现在事情还没有任何眉目，我担心告诉你叫你揪着心，何必呢？”张万钧解释道。
井树庚一听愈发有些不高兴：“你把我当成你什么人啦？”
张万钧进一步解释道：“正因为我知道你是我的什么人，才不愿叫你承担没有必要承担的负担。”
井树庚闻听坐起来，尽管屋里光线很暗，看不清张万钧的面目，还是瞪大眼睛，直直地盯着他，担心地问：“万钧，你实话告诉我，你不会有问题吧？”
张万钧闻听也坐起来，有些气愤地说道：“哎，我有没有问题，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毎月该发多少钱，我又给了你多少，你该门儿清吧？你也知道，我从来没有私房钱。再说，我一不包‘二奶’，二不养‘小秘’，生就的就没有花花肠子，你说，我会有什么问题？我又能有什么问題？”井树庚听完不禁又问：“我知道你不会有问题，可是我又想不通，为什么有人要诬陷你呢？”
张万钧苦涩地摇摇头：“你问我，我又去问谁呢？这个问题，不要说你想不通，我也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你回忆回忆，过去你都得罪谁啦？”井树庚提示地问张万钧。
张万钧若有所思地答：“要问我过去成心得罪过谁，平心而论，应该讲一个都没有。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要是从我这个当经理的管理的角度讲，或者从公司发展的角度讲，过去我确实曾批评过一些人，甚至对违法乱纪和玩忽职守者，以至于对搞不正之风和中饱私囊者，不但批评过，有的还按照组织原则和规章制度进行过处理。不过，我批评谁也好，处理谁也罢，都没有掺杂个人什么恩怨，也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公司的建设。你说，要是为了怕因为管理而得罪人，那就必须像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所讲的，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不过。用我们的话讲，当个睁眼瞎子，管它什么违法呀乱纪呀什么的，一律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你说，要是这样做，我还叫共产党员吗？我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
井树庚见张万钧越说越冲动，急忙劝解地：“你说的这些，都对。可是，如今的社会风气与过去不一样了，还有几个当头头的像你那样对工作那么较真儿？万钧，既然你觉得自己问心无愧，不管检察院向你提出什么问题，你可要冷静呀！千万不要跟检察院的同志发生冲突，还尽可能地配合检察院把自己的情况说清楚。啊？你这次一定要听我一次劝，记住了吗？”
张万钧知道这是妻子担心他血气方刚，到时候给检察院顶起牛来，或者因为经受不住委屈气出个好歹，便告慰地对井树庚说：“放心吧，我又不是毛头小伙子了，不会意气用事的，睡吧！”
井树庚仍不放心地再次叮嘱：“万钧，你可记住，你是有儿有女有妻子的人，你要有个好歹，叫我和张宏和张姬怎么活呀！”
张万钧听了妻子的话鼻子一酸，连忙控制感情地说：“放心吧，我会记住的。”
市检二分院接到张万钧派人送来的园林绿化公司1993年帐目的第二天，便通知张万钧到市检察院来一趟。
“好，我这就去。”已经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的张万钧放下电话，立刻驱车前住。
张万钧一到市检二分院，立刻从接待他的检察人员的表情上感到一种威严和震慑。
这些检察官的“开场白”完全是属于职业性的。诸如“人民检察院是为人民的”，“我们的工作原则是重事实，重证据”，“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云云。
无疑，张万钧也受到了这种“开场白”的“礼遇”。
“开场白”过后，接下来便是“书归正传”了。
“张经理，根据群众举报，你在1993年私自挪用公款，将园林绿化公司的100万元工程款借给了一个名叫杨慧敏的女人的丈夫做买卖去了。经查，你们公司1993年的帐目，果然有一张100万元的借据。你说一说，是不是确有其事？”
张万钧一听，先是一惊，转而气攻头顶，血脉贲张，浑身的每一个汗毛孔都好像往外喷火，额头上暴起鼓溜溜的青筋，两只手不由自主地攥成拳头，手指上的骨节“嘎巴”、“嘎巴”作响。他那气愤的神态，要是倒退20年，一定会拍案而起，雷霆大怒。可是如今，随着年龄和涉世的增加，已经变得老成许多的他，只是激愤地呼出了一句话：“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你说什么？”检察官闻听不禁一惊，忙问。
“我是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张万钧又重复了一遍。
“你指的是什么？”检察官虎着脸问。
镇静了一下心情的张万钧克制着愤怒，以缓慢的语调述说道，在1993年的园林绿化公司的帐目中，确有一张100万元人民币的票据。不过，有两点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首先澄清：第一点，那个名叫杨慧敏的人不是女的，是男的。如果你们不信，可以马上把他叫来，一看便一目了然；第二点，那100万元人民币，不是借给杨慧敏的丈夫去做买卖，而是就借给了杨慧敏。杨慧敏是开发区天地公司的总经理，这个公司主要经营土壤方面的生意，杨慧敏借款的目的，是用于对天津碱厂那三座碱渣山的开发与利用。
“噢——？”在场的检察官听到这里，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惊叹，尽管声音在极力压抑着，但在凝重的气氛中却不亚于一声落地雷。
张万钧接着进一步指出：“为了开发区盐滩绿化的可持续发展，我本人正在搞新土源的开发研制。在研制的新土源中，其中一个主要成分就是天津碱厂的废弃物碱渣。因此，我们支持天地公司对碱渣山的开发与利用，与我搞新土源的研制是相辅相成的。请问，我这样讲不知能不能解释清楚？”
张万钧说着理智地向检察官问道，那落在检察官脸上的目光也充满着征询。
“行，你就这样说吧。”检察官点头允诺。
“那我就再说明一点，即关于我们借款给天地公司的‘老总’杨慧敏，不是我向杨慧敏自作多情，而首先是天津市‘建委’的领导朱锷找我，接着是原天津市副市长王恩恵同志也找我，他们都希望我们支持一下碱渣山开发和治理这个项目，说什么这是关系到天地公司、天津碱厂乃至整个天津市的利益问题，要我从整个环保的大局利益出发。况且，我也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报告给我们开发区总公司的领导了。领导上并没有讲借款有什么不对！”
“还有什么情況？”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在借给天地公司100万的时候，签定了一个合同。在这个合同中，明确我们借给他们的100万，将作为提前购买碱渣的预付款；同时还明确，在以后购买碱渣土时，给我们只折算当时碱渣土实际价格的80%的钱。比如，几年后一吨碱渣土的价格为20元，我们只付16元，一吨就省4元。作为一个企业，这样做是上算的。你们想一想，用什么办法存款，利息能达到20%呢？一方面我们支持了碱渣山的治理与开发，有利于天津市的生态建设，一方面又为我们公司在购买碱渣土时节省了大批开支，这岂不是两全齐美的好事儿，何乐而不为呢？”
检察官们听张万钧说完，觉得张万钧介绍的实情与“群众举报”中说的情况大相径庭。如果认为张万钧说的有诈，可听起来又有根有据，言之凿凿，不像编排撒谎，自圆其说。那么，如果认定张万钧说的是实情，他借给天地公司经理杨慧敏的100万，既报告了领导，又是用于碱渣山的开发与治理，并且还有严格的合同，同时也是一种企业行为，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而出入更大的问题是，“群众举报”中将杨慧敏说成是女的，而张万钧却说杨慧敏是男的，这岂不如同戏剧“拉郎配”，张冠李戴，贻笑大方！此时，检察官们想笑又不便笑，于是便说：“张经理，这个情况我们就先谈到这里，至于这些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下来还要进行调查核实，你看怎么样？”
张万钧见检察官们的口气变得温和多了，马上表示：“你们在调查中要是需要我进一步提供什么，我会积极配合。”
“好。”检察官们满意地一点头。
“还需要我回答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你说明一下。”
“可以。”
“你是不是同年还买了几辆汽车？”
“是，买过。”
“在哪里买的？又是通过谁买的？”
“在美国买的。是通过我在美国的侄子买的。”
“一共几辆？”
“四辆。”
“都是什么车？”
“一辆是我现在坐的那辆红色的马自达，现在就在你们检察院门外停着呢，另外三辆都是带斗的货车。”
“总共花了多少钱？”
“在美国买的时候，一共花了48500美元！如果折合人民币，应该是40万元。可是我们加上入关以后连办理手续和加上交纳附加税什么的，才总共花了不到19万元人民币。”
“怎么价钱这么便宜？”
“要不怎么会叫我侄子帮助购买呢？他当时搞了个指标，又赶上免税。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园林绿化公司的经费少得可怜，上级每年给拨的绿化款还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可是，公司的绿化又急需用车，于是我才想了这么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可是，在你们的帐目上，为什么只有两辆车的票据？”
“会有这种事儿？”张万钧一听有点不相信。
“没有这种事儿，我们还能无中生有不成？”
随着检察官的语气，室里的气氛又陡地严肃起来。
“这不可能，因为我们国家有规定，没有票据的汽车是不给上牌照的。这四辆汽车，哪辆都有牌照，怎么可能其中的两辆没有票据呢？”
“你说有，可帐目中却没有，难道票据还会长翅膀飞了？”
“到底票据是怎么回事儿，我可不太清楚。我虽然是公司的经理，也是公司的法人代表，但我总不可能天天到会计那里去数票据吧？这应该找那时候的会计问一问，因为这是属于她的工作职权范围！你们找她了么？”
检察官没有正面回答张万钧的问话，而是强调他的责任：“管理票据虽是会计的事儿，可是会计落帐时不会不经过你这个当经理的批准吧？当时签字时，你莫非连一眼都不看？”
“时间这么久了，我可真记不起来了。”张万钧在与检察官的谈话间发觉，他们在有意回避提到当时的公司会计，联想到他们正在调查的问题，好像看出了一些什么名堂，便思索有顷，立刻说，“这样吧，我马上给我在美国的侄子打个电话，电话要通以后，你们直接问他，他可能比我记得清楚，因为这件事情，由他具体帮助办理的。”
检察官们一想，这倒是个快捷的办法，这样可以直接当面锣对面鼓地问一问张万钧的侄子。再有，张万钧事先并不知道我们要追查这个问题，他不可能与他的侄子事先统一口径和搞“攻守同盟”。所以，他们便同意了张万钧的建议。
现代化的通讯技术的确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顿觉拉近了。
工夫不大，张万钧便要通了他那远在大洋彼岸的侄子的电话。他以简单得再也不能简单的话语告诉他侄子，关于几年前购买汽车的事情，现在有关部门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要他把当时怎么办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说罢，将电话交给了检察官。
张万钧的侄子在电话中听明白了检察官要弄清楚的问题，立刻告诉他们，他手里还保存着当年购买四辆汽车的其中一联票据，并当即用传真机将票据直接传到了检察官们的手里。
检察官们收到票据传真件仔细一看，票据上果然明确写着购买的是四辆汽车，总价值与张万钧讲的分文不差。
“张经理，今天我们先谈到这里吧，以后另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跟你联系。”检察官们见从对张万钧的审査中没有发现任何破绽，便先鸣锣收兵。
“那我就随时恭候。”张万钧与检察官们握罢手，转身离去。
这时的张万钧，从理智的角度讲，他知道这些检察官们的确是在例行公务。人民检察官的使命就是以法律为准绳，查处党内的腐败分子和违纪分子，纯洁党的队伍，使党员干部廉洁自律，以维护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他们根据有些人对自己的举报，核查清楚有关问题，正是他们的职责使然。常言道，吃哪家饭干哪家活，卖什么得吆喝什么。可是，要是从感情方面说，他又感到与这些检察官情同水火。因为，这些检察官根据所谓的“群众举报”，已经将自己列为“大案要案”，作为“大老虎”来抓。他们把自己抓住得越快，越证明他们精明强干，战功卓著。可是自己呢，一定要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所以，自己与检察官之间，在问题没有彻底弄清楚之前，绝不可能搞调合，也不可能和稀泥，只能是经纬分明，分清是非。所以，张万钧在接受这些检察官对自己的审查中，理智与感情无时不在发生着激烈的冲突碰撞与斗争。不过，张万钧在理智与感情的角逐中，还能够用理智化解感情。故而，他能以巨大的克制力，以相对冷静的心态，回答检察官们的提问。但是，如果说他在与检察官的“对垒”中，一点都不带感情色彩，那反倒是麻木不仁，属于不正常了。这毕竟是关系到他的前途、命运和身家性命呀！
不久，张万钧听杨慧敏说，他给检察院的人讲，张万钧这个人，整个是一介书生，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搞学问上了。本来，我们公司是搞碱渣土的利用和开发的，他借给我们100万元，完全是对我们公司的支持，可是我多次请张万钧吃饭，以表谢意，他每次都一口回绝。不是讲他实在没工夫到外面吃饭，就是说搞碱渣土的治理与开发也是他们园林绿化公司份内的事儿。你们看，连请他吃顿饭他都不肯，他还能搞别的什么邪的歪的吗？
没过几天，那几个检察官在知道杨慧敏是个男人的基础上，又查清1993年张万钧通过他侄子在美国廉价购买的四辆汽车的票据，是原来的会计在落帐时把其中购买两辆汽车的票据错放到别的项目中了。这样，就以铁的事实证明张万钧并没有将其中的两辆汽车来个混水摸鱼，攫为己有。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群众举报”的张万钧的所谓重大经济问题，应该是水落石出，一清二白了。
可是，市检察院对张万钧究竟有没有问题，一直没有个明确的说法。
因此，张万钧的问题拖得时间越长，越引起方方面面人士的关注。
天津市知识分子领导小组曾找到市检二分院，提出对张万钧的审查不易久拖不决。因为，张万钧的盐滩绿化成就非凡，不仅在国内园林绿化界声名遐迩，在国外业内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对他的审查，在本着实事求是的前提下，能尽快帮他解脱就尽快帮他解脱。何况，经审查，他又没有问题呢！从速给他正名，不仅能够使他全身心地投入盐滩绿化事业，而且对于宣传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爱护也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市检二分院讲，对张万钧的审查是会尽快有个结果的。
谁知，国庆节后第七天，两个检察官又突然找到张万钧，严肃地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即园林绿化公司有没有“小金库”？
“没有。”张万钧的回答斩钉截铁。
“张经理，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对吧，你还是好好想想的为好。”从检察官的语气中看出，他们显然认为张万钧是在撒谎。因为，“小金库”问题，几乎是在全国企事业单位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个人还有“私房钱”呢，何况一个单位？単位有“小金库”，一则可以避税；二则可以多给职工发点奖金；三则领导干部请个客呀送个礼呀什么的，可以不人帐，花起钱来方便；四则有的头头为自己贪污腐化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小金库”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是麻醉公职人员的鸦片，也是隐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颗毒瘤。正因为“小金库”如人们所形容的是块“臭豆腐”，闻着臭而吃着香，所以才屡禁不止，屡查不灭。眼下，“群众举报”中非常具体地点明了张万钧手里握有“小金库”情況，可张万钧却敢于挺着胸脯说“没有”，能让这些见多识广的检察官们相信么？
“不用好好想，没有就是没有。”张万钧这次的回答较之上一次更是干巴利落脆。
“果然真的没有？”检察官的这次问话，显然是以郑告取代了劝告。
“果然真的没有！”张万钧的回答将检察官话语中的问号立刻变成了惊叹号，以表示坚定不移。
“张经理，我再说一遍，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们还是有‘小金库’的，你可要好好想想，不然，性质可是不一样的！”
“谢谢您的提醒。不过，我也再说一遍，没有就是没有。你们要硬是认为有，那就请你们查一查吧。至于最后问题的性质如何，恐怕答案要等到我们究竟有没有‘小金库’以后。”
在外间屋工作的现任会计一听张万钧与检察官的谈话有点“僵”，一看表，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她又知道张万钧身体不太好，便向检察官建议下午再接着谈。
下午，检察官再与张万钧谈话时，问话的方式有了一些改变。
“张经理，是这么回事儿，据原来的会计交代，她退休时，将二万多元人民币没有交给接替她的会计，而是单独交给你了，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儿，嗯？”
张万钧沉吟了一下，马上回答：“有。”
“那现在这笔钱到哪里去啦？”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得让我想想。”张万钧凝思了一会儿，告诉检察官，这件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在那个会计退休时，她找到张万钧，要将一个存款单直接交给他。张万钧接过来一看，见一共是二万多元，并且在存折上的户名一栏内填的是张万钧的名子。他立刻不高兴地问这笔钱是公款还是私款？要是公款为什么以他个人的名义存起来？那个会计告诉张万钧：“这笔款是外单位交给公司的工程款，您让我作为奖金发给一线职工，我没发，就以您的名字存了起来，以备后用。”她接着申明，这笔款，除了她一个人知道，其他任何人都不晓得。张万钧听后，严肃地批评她这样做是违背财务制度的，并责令她在与新会计做财务交接时，如数交给新会计。可是，这个会计硬说她与新会计有过节，就是不肯直接交给新会计。张万钧只好答应，他先接下来，然后再转给新会计。张万钧接过这二万元存款单后，第二天就转交给了新会计，并告诉新会计马上与有关部门做出一个分配方案，立刻作为奖金发给奋斗在园林绿化第一线的广大员工。
“是不是真的发给员工们了？”检察官听罢，进一步问。
“发了。我记得是经理办公室同财务一起做的分配方案。”
“这个分配方案现在在哪里？”
“这样吧。”张万钧说，“俗话说得好，嘴说千遍，不如亲眼一见。还是用事实讲话最有说服力。我建议你们今天不是来了两个人嘛，一个人留下来继续跟我谈，另一个人跟着我们经理办公室的人到财务那里，要过那个奖金分配方案看一看，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不就清清楚楚了？”
两个检察官觉得张万钧的建议很好。于是，一个人留下来，一个人按照张万钧讲的跟着经理办公室的人到财务那里一看，果然与张万钧讲的情況是一模一样，那二万多元如数发给了园林绿化公司的一线员工。
检察官通过与张万钧三个回合的“较量”，可谓是“不打不成交”，最后发自内心地说：“张经理，我们干的就是这份工作，根据举报人举报的情況，必须一条一条地核实。从我们内心的愿望讲，并不希望举报的事情都是真的，谁希望我们党的干部犯错误呢？但是，正应了那句老话，叫作‘当差不由己’，要是上升到政治高度说，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在审査你的这段时间，如果有不当的地方，请你原谅。”
“哎，可不能这么讲！”张万钧由衷地说，“现在从内心讲，我非常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对我的审査，帮助我弄清楚举报中的那些属于‘大案要案’性质的问题，我就是长10张嘴也说不清楚呀！你们这样一审查，我有没有问题，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明明白白了。最后我只有一条要求，希望检察院尽快给我一个明确的结论。”
“好，我们回去将你这个要求给领导反映一下。”
“那就谢谢了。”
“好，再见！”
“再见！”
张万钧送走了两位检察官，心情并没有轻松下来。
究其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的问题在检察院没有公开给他正名之前，他感到那些关心他的挚友亲朋难以释怀。不是么？在检察院开始作为“大案要案”审查他时，坚信他光明磊落的许多朋友和同事立刻打电话表示关怀和安慰，像市园林局副局长贺振，天津“绿委办”副主任张杰和副处长杨金树，原开发区房产公司经理刘铁云，热电公司副经理姜铁成，逸仙园工业小区总经理郝树仁，化工小区管理局局长魏福海，环保局局长张家林，工交公司经理刘寅年，燃气公司党支部书记宋广有，开发区工会主席孙胜等。同时，当时担任开发区“工委”副书记的皮黔生和夫人黄桂芳先后两次到张万钧的工作单位去看望。还有，时任“管委会”副主任的田贵明得知张万钧的情况后，第一个不避嫌疑地到张万钧家里进行问候。田贵明属于知识型的领导干部，温文尔雅，求学思治，不惑之年攻读下博士学位，对知识的执著与张万钧颇为相似。所以彼此敬重，过从较为密切。田贵明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敢于迈进张万钧的家门，就足见其人品和胆识非同一般。常言道，患难辨亲疏，日久见人心。正是有基于此，张万钧心灵深处感到不能尽快排除掉这些挚友的牵挂而颇为焦虑。令他心情沉重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并不是市检二分院将他列为“大案要案”对他进行审查，而是向市检二分院举报他的人为什么对他怀有如此“深仇大恨”和“不共戴天”，恨不得将他一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张万钧虽然没有向任何人问过一句举报他的人是谁，而且一些为他愤愤不平的人曾多次向他暗示要告诉他举报他的人是谁，他都一概谢绝。但是，他透过检察官在审查他的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就不难感觉到举报他的人究竟是谁了。
可以说，那打着“群众”旗号举报张万钧的人，其实不论在园林绿化公司的在职职工中还是在退休的人员中，只是属于“极个别”。可是恰恰就是这属于“极个别”的人，又是过去受到过张万钧的信任、栽培乃至关爱和照顾的人。那么，这“极个别”为什么对张万钧恩将仇报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这“极个别”，或私欲膨胀，品行不端，受到群众屏弃后误认为是张万钧跟他过不去，而怀恨在心；或受人挑唆，被别有用心的人“当枪使”。
为此，张万钧曾不止一次地暗暗自问：我怎么得罪他们了？就是退一步讲，即使是因为公司的建设“得罪”了他们，也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呀？况且，对他们的批评哪次是批评错了？他们为什么居然采取“栽赃”、“诬陷”的手段把我要往“死”里整呢？企图叫我锒铛入狱，在铁窗下惨度余生！这叫人太不可思议了？大凡有丝毫良知的人，能下得了这样的狠心么？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不正是因为人有头脑，知书达理，懂廉耻，明是非，辨美丑么？可是这“极个别”，是什么作用使其异化了呢？
张万钧百思不得其解。
还有使张万钧感到心情沉重的一个原因，即在他接受市检二分院审查期间，在他的亲朋好友乃至被他尊为师长的人士中，也有“极个别”，居然与他“划清界线”，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他，似乎他浑身上下都沾满了大肠杆菌。这是属于世风日下呢？还是属于人情太薄呢？抑或是某些人“左”得可爱呢？
张万钧也琢磨不透。
同时，令张万钧颇费猜疑的是，市检二分院为什么迟迟不给他一个正式的结论。
为此，张万钧曾经询问过有关检察人员。他得到的答复是：对没有查出问题的对像，一般就不给做结论了。张万钧心想，审查我时，闹得满城风雨，在开发区几乎是家喻户晓；可是，审查结束了，证明我没有问题，怎么就不给我一个以正视听呢？
张万钧说什么也想不通。
张万钧每当遇到想不通的问题，就极力去想，并且务求明白。
这天晚上，天气很凉。已是子夜时分，冰盘似的月亮散发着凛冽的寒气，仿佛要把天地间的一切温度驱逐掉。此刻，在凉凉的夜幕笼罩下因重重心事搅得浑身燥热的张万钧轻轻地下床，只穿一身单薄的睡衣，蹑手蹑脚地走出寝室，来到书房，为了讨个“说法”，挥笔写下了一札将近3000字的《致有关领导的一封信》。
张万钧在这封信中主要申明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感谢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经过长达两个多月的审查，帮助他涤清了那“极个别”泼在他身上的污秽，并真诚地向负责审查他的检察官道了一声“辛苦了”；第二层意思是迫切期望市检二分院和开发区领导给他做出一个公正的结论，或者利用适当的场合给他一个说法；第三层意思是他今后不论遇到什么困难，献身于盐滩绿化事业的理念将矢志不渝，并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封饱含着张万钧心愿的信札发出后，不少有关领导同志做了批示，现将开发区“管委会”的老主任、后来曾担任天津市副市长、时任开发区“管委会”特别顾问的叶迪生在张万钧的信上写下的一段话，实录如下：
开发区ェ委福林同志，管委会李勇同志，总公司李国林同志：
看了这封信，如果属实，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像张万钧这样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为在另一方面改造天津开发区的环境，默默地专心致志地长期从事绿化工作，并且（是）创造出一定奇迹的专家，竟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反遭如此不宜的遭遇，无论如何是不妥的。老同志都了解他一贯认真为绿化而工作，是一个兢兢业业的知识分子。对这样的人，开发区领导应主持正义和公道，保护他的积极性不受干扰。希望能做一定的善后的工作，让大家心情舒畅地为建设开发区做出贡献！
叶迪生1999.1.24
当张万钧看罢开发区“管委会”老主任叶迪生这段充满褒奖、理解和关怀的话语，心里顿时涌起一股又一股热浪，猛烈地冲击着胸口、喉咙和鼻翼，直觉得鼻子酸酸的，眼眶热辣辣的，两行男人的眼泪汹涌澎湃地滚落而下。
可见，在心灵深处受到严重创伤的张万钧，多么需要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理解和慰藉啊！当年腊月二十九的一个下午，不知是张万钧的《致有关领导的一封信》和叶迪生的批示发生了作用，还是市检二分院原本就有此安排，市检二分院反贪局委派一个副局长在开发区“工委纪检组”组长张晓林办公室，将张万钧叫来，郑重讲明：“根据群众举报，市检二分院通过对园林绿化公司帐目的审查，证明张万钧同志没有经济问题，更不构成犯罪。不过，公司的帐目有些混乱，张万钧作为公司的经理和法人代表，今后应加强对帐目的管理。”
几天后，开发区总公司在一年一度的春节团拜会上，突然叫张万钧讲几句话。
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的张万钧虽然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感到意外，但他立刻意识到这是“总公司”的领导利用这个“适当的场合”给他安排的“讨个说法”的机会。所以，他立刻站起来说：“前一个时期，我经受了一段磨难。其实，这个情况我不说在座的诸位都清楚。这个磨难，对于我真是非同小可。要不是市检二分院和开发区领导的关心，恐怕我今天已经成了阶下囚。相反，经过市检二分院对我的审查，澄清了事实，还我以清白，才使我今天成了座上宾。非常感谢领导的良苦用心，并借这个机会，向一直关心我、支持我、爱护我的各级领导和各兄弟単位的朋友们问一声新年好，现在就鞠个躬吧！”说罢，他双腿并拢，双手紧贴裤缝儿，恭恭敬敬地深鞠了一躬。
参加团拜会的人听完张万钧意味深长的话语，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无言的掌声，比有言的表态显得作用还大，因为它是发自大家心底的共鸣。
张万钧在公众场合为自己讨了“说法”，那么，他对于那“举报者”将怎样对待呢？
是以牙还牙，怨怼伤痛？还是以德报怨，宽恕大度？
张万钧经过激烈而痛苦的思考与斗争，决定选择忍耐与宽恕。
张万钧虽然幼年丧父，对他父亲的经历乃至音容笑貌已经像曝光的胶卷，模模糊糊，几成空白，但是对其父亲曾用于教诲他的“忍”字歌却深深铭刻在脑海之中，至今仍倒背如流。他父亲告诉他的“忍”字歌为：“有本事，能忍事，忍则无事有本事；有本事，不忍事，惹出祸来无本事”。
与此同时，张万钧还切记古之名言：“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
能忍事，并不是是非不分，委曲求全，而是胸怀和肚量的表现。
在我国历史上，捐嫌弃怨的达者比比皆是。如齐桓公重用管仲，晋文公弃怨用寺人披、头须的故事和郭进向宋太祖举荐诬告他的仇人的故事等等，成为千古风流，为我们后人效仿的楷模。
张万钧感到，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拥有良知。人，一旦失去良知，就会蜕变成凶残和恶毒的动物。那“极个别”的所谓“举报”，所以用卑劣的手段对自己栽赃诬陷，正是其良知泯灭的表现。正如西方一位道徳学家指出的：“学问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
因此，良知之于“施恶者”，不是以恶对恶，而是以宽恕唤回其沦丧的良知，使他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否则，使仇恨你演罢来我登场，怨怨相报何时休！？
人，是不能总是生活在仇恨之中的。
实际上，当你生活在对别人的仇恨之中时，你同时也在承受着仇恨发酵后对自己心灵的浸淫和伤害。所以，宽恕别人也是在释放自己。
因此，张万钧将以良知把宽恕化作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之中。
根据每年过春节的惯例，张万钧都按照经理办公室给他安排的路线，带领公司主要领导成员和有关人员在大年初一挨家挨户地向退休的公司员工拜年。
这一次，张万钧一看经理办公室给他安排的拜年路线，没有已经退休的那个职工。他明白，经理办公室的人考虑到这个退休的职工就是往“死”里整他的人之一，并且很多不实之辞都是她提供的，怎么还能叫张万钧登门去给自己的“冤家对头”拜年呢？
“把×××的名字加上！”张万钧立刻以命令的口气告诉安排拜年路线的工作人员。
“我说经理，您怎么要去给她拜年？莫非你还嫌她没把你整进大牢哇？！”公司一位负责人立刻气鼓鼓地表示反对。
“我看也是，不定她个诬告的罪名就已经算便宜她了，还带着礼品去给她作揖，叫别人看到准会说我们有病？！”一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表示不赞成。
张万钧立刻规劝地说：“现在不是给你们具体解释的时候，要是单讲情绪，我比你们应该大得多。可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情绪化。这么着吧，乐意跟我去的，就和我一起走；不乐意跟我去的，也不要勉强，到时候不上她住的那层楼不就得了。”
原来持不同意见者听张万钧说完，并没有马上响应，是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
张万钧感到持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不能强求一致，何况这件事情有人认为是亵渎自己的感情呢，所以，便来个顺其自然。
当张万钧气喘嘘嘘地爬上那个退休职工住的宿舍楼第六层，临进门时回头一看，发现参加拜年的原班人马一个不落地都站在他面前。他充满赞美地看了大家一眼，果断地敲响了那个退休职工的屋门。
“哟——？张、张经理，您……”那个退休的职工开门一看，见前来给她拜年的居然是张万钧，在他身后园林绿化公司的头头脑脑也都来了，做梦也没想到张万钧会来给她拜年，惊讶地五官紧急散开又急速合拢，舌头也被速冻住似地打不过弯来，僵直地站在门口，呆呆地张着嘴不知道说什么了。
她的家人见状，急忙提醒地拉了她一下：“还不快请张经理进屋坐坐？张经理，还有各位，快请进屋，请进屋！”
“噢，对，张经理，快请进屋！”那位退休的职工如梦方醒地拉着张万钧就往屋里请。
“没想到吧，拜年嘛。”张万钧知道不能呆时间长了，时间越长会越使她尴尬，连忙叫随同人员放下拜年的礼品，最后说一声，“我们还要到别的老同志家去拜年，就不多呆了，再见！”
当张万钧来到楼下，刚要上车，见那个退休职工连鞋都没来得及换，大冬天地只穿着双拖鞋跑下楼来送张万钧，眼圈似乎红红的，依稀像刚刚把眼泪擦干净。
张万钧正月初一给那个往“死”里整他的退休职工拜年，立刻成为人们谈论的佳话。
宽恕，不只是慈悲，也是修养。
张万钧在接受市检察院审查期间，虽然因太多的猝不及防和太多的意料不到而思想上产生太多的惊愕以及太多的愤懑，但是他并没有消沉，而是在工作之余发奋著书，以争夺被无端抢劫的时间。
自1998年9月至1999年3月，张万钧在这段非同寻常的日子里，相继撰写并整理出版了将近30万字的《盐碱滩上的绿色梦——张万钧盐滩绿化论文集》和以第一编著人出版的由中英两种文字编著的大型图书《盐渍土绿化》。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卢良恕在为《盐渍土绿化》一书撰写的《序》中评介道：“该书图文并貌，思路新颖，极具价值，可供盐渍土绿化工作者和环保工作者参阅。”
紧接着，张万钧的科技论文，《浅潜水海滨地区规模绿化技术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翌年八月，张万钧荣获“全国十大绿化标兵称号”。
至此，张万钧在这次“大考”中，经受了一次意志的洗礼，以出类拔萃的人格力量，当之无愧地应该获得满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