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30年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空间变动

　　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3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空间布局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微观层面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行为理性化为基础，效率因素在投资空间配置格局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明显，市场机制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宏观经济布局效率因此获得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各地区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增长的速度均较改革开放前有大幅提升，改革开放普惠于各地区人民。总的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布局的调整，是一次持续30年的资源空间配置的“帕累托改进”过程。

　　1.改革开放前的固定资产投资布局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在这种资源配置制度下，处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政府的战略指导思想决定着资源的行业配置及其空间分配。基于对“旧中国工业布局极不平衡、工业生产地与原料地、燃料地严重错位”，以及关于“当时国际形势和拓展我国工业布局需要”的判断，国家利用指令性计划集中和调动资源，重点投资和开发建设内陆地区。

　　在这30年中，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布局经历了一次持续的、大规模、大跨度的西进历程，对我国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地理空间分布看，一是显著推动了投资布局由沿海向内陆拓展。在连续5个“五年计划”时期里，累计60%以上的基本建设投资被配置在内陆地区，促进了内陆地区资源开发，也建成了一批能源、原材料基地。二是实现了三大区域间的增长比例的大致均等。1952～1978年间，国民经济年均名义增长6.9%，东、中、西部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名义增长基本同步，分别为7.0%、6.6%和7.0%。

　　但是从经济效果来看，这场持续了30年通过国家集中配置资源推动的投资布局西进历程，自始至终伴随着巨大的效率损失。一方面，内陆地区经济效益并没有伴随投资重心西进而提高。虽然内陆地区经过5个“五年计划”的投资建设，形成了一大批工业项目，但由于包括生产关系桎梏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并没有改变其发展落后的局面，20世纪70年代末内陆地区的产出份额甚至低于“一五”计划之初。另一方面，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由于投入的减少（部分老工业城市在部分年份投资规模甚至不能满足折旧需求），原有的经济技术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运行效率的提高。

　　应该说，投资布局领域的“西进”实践与整个经济体制安排追求“穷过渡”、“一大二公”的实践效果一样，这种不顾效率的“均衡”追求，只能导致低水平的“地区公平”。事实上计划经济体制（政府通过计划手段塑造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实施，延迟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延迟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延迟了包括内陆地区人民在内的全体国民福利的改善，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使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2.改革开放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地区配置格局变动

　　1978年以后，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30年来，宏观经济制度及基本经济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一，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我国逐步确立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出现了公有制主体多样化和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第二，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我国经济改革摒弃了平均主义分配模式，从克服挫伤和抑制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大锅饭”制度，到坚持按劳分配，“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到把按劳分配纳入到按生产要素贡献进行分配的总原则之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第三，经济管理体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通过渐进的市场取向改革，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不断扩大。第四，对外开放，打破封闭、半封闭状态，积极利用外资，广泛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

　　制度环境的改变给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带来显著变化。一是呈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国有经济改革使国有企业不再是计划经济中的“生产车间”，日益成为具有独立利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实体，解决了传统体制下缺乏激励的微观经营机制问题。二是随之而来的投资行为理性化，讲求投资效率、追求高回报是具有独立利益的投资主体自然而内生的追求，从而为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奠定了微观基础，使市场机制在投资配置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三是对外开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投资效率的提高和影响了投资布局的区位选择。对外开放不仅使利用外部资本、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成为可能，在全球经济日益走向一体化的背景下，更对投资要素流动和区位格局产生影响。在制度环境方面日益与国际接轨的背景下，我国的投资以及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综观改革开放前后的投资空间分配，投资总量的地区分布格局出现了逆转。改革开放前的30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追求“穷过渡”、“一大二公”以及对外封闭的环境下，六成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被按计划配置在内陆地区。该时期国民经济波动剧烈，整个经济注定是在远远偏离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状态下运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也低于应有的增长速度。而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讲求经济效率的制度环境中，近六成的固定资产投资为日益强大的市场力量所推动，被配置在具有更高投资回报的东部沿海地区。虽然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尚未完成，市场体系建设和发展尚不完善，宏观调控也还需改进和完善，整个经济运行效率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无论如何，整个经济的运行相对于改革开放前，明显地向靠近可能性边界的方向移动，国民经济发展绩效显著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从国家区域布局战略层面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1995年）：布局战略调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时期，我国完成了3个“五年计划”，即“六五”、“七五”、“八五”计划。从“六五”计划开始，国家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出发，对区域经济布局战略做了相应的调整，确立了以提高宏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指导思想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战略上从过去强调平衡布局，重点发展内陆地区，转变到按三大地带序列，即由东部向中部和西部，分阶段、有重点、求效益地展开布局，国家投资重点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并且从沿海地区起步，实施对外开放政策。

　　在确立了“以提高宏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指导思想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背景下，国家投资开始大幅度地向具有更好经济发展条件的东部沿海地区持续倾斜，“六五”、“七五”、“八五”时期，东部地区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47.7%、51.7%和54.2%，一大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配置在东部沿海地区。与此同时，追求投资回报的非国有投资自发地向投资效益水平更高的东部地区集中，各种生产要素也自发地流向能带来更高报酬的东部沿海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地区分布份额中，“六五”、“七五”、“八五”时期东部沿海地区更是分别高达54.1%、58.2%和63.7%。

　　这种投资空间配置份额的逆转，体现了资本追求高收益的内在要求，符合经济效率原则，在大大增强了沿海地区经济实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率，这3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全国投资效果系数（GDP增量/固定资产投资）平均达到61.2%，远远高出前5个“五年计划”时期（27.1%）的水平。

　　在此期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各地区经济增长很不平衡，造成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较为迅速；传统的区域分工格局被打破，新的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分工格局尚未形成，各地区盲目发展加工工业，同时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封锁等问题。

　　第二阶段（1996～2005年）：国家“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从“九五”计划时期开始，国家对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重新做了调整，明确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政策。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九五”以至其后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方针。对于如何解决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问题，该建议提出了处理好“两个大局”关系的思想：“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并继续发挥优势，这是一个大局，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发展到一定时候沿海地区多做一些贡献支持内地，这也是个大局，沿海要服从这个大局。”

　　在“九五”计划纲要中，对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作出了重大调整，提出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坚决朝着缩小地区差距的方向努力。提出了一系列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理顺资源型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扶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加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技术合作；等等。

　　2001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并在“十五”期间将过去偏重于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调整为注重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以改变过去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态势。在这一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中央先后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这标志着过去实行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将转变为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占全国的71.4%。2002年末，人口3.67亿人，占全国的28.8%。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22660亿元，占全国的16.8%。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战略位置重要。但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不到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40%，迫切需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中央将进一步支持西部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建设，引进人才和吸引外部资本参与西部建设，从而缩小东西差距，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要求。

　　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3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拥有丰富的煤、铁等资源。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当前国家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其首要任务就是实现以产业振兴为核心的经济转型，主要是按照产业集群化的思路，加快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整合各方面资源，将东北地区打造成为以汽车、机床、航空、造船、发电设备等为主的重大装备制造业基地；同时搞好资源综合利用和加工，加强商品粮生产基地建设。东北地区是我国基础较好的工业基地，但是由于近年来偏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使得老工业基地发展落后。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将支持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技术产业，支持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6省，地处我国内陆腹地，总人口3.61亿人，占全国的28%，农村人口高达2.44亿人，占全国农村人口的31.2%。自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经济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与东部沿海地区横向比较仍存在明显的差距。为此，按照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中部地区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推进农业产业化、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具体而言，“十一五”期间，中部地区要立足于资源和劳动力优势，进一步完善农业商品中生产基地和能源材料基地建设，积极抓好农产品加工转化和资源深度开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依托大中城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

　　国家预算内投资资金的空间配置直接体现了国家战略思想的调整，1995年，内陆地区（包括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只获得了46.95%的国家预算内投资，而1996～2007年间，该份额上升到63.27%。国有投资的配置格局随即也体现了国家战略思路的倾向，“九五”期间内陆国有投资相对于“八五”时期上升了2.3个百分点，达到43.5%，“十五”期间进一步提高了5.3个百分点，达到48.8%。伴随内陆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投资效益的上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内陆份额也持续上升，“十一五”前两年，内陆投资份额比“八五”时期高出7个百分点。

　　但是，统计数据表明，区域产出份额并没有随之发生相应改变。

　　第三阶段（2005年迄今）：促进要素流动，促进协调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是根据我国区域布局的客观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就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提出了主体功能区规划设想。

　　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就是要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先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见专栏4-1），确定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开发方向，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

　　专栏4-1 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基本要求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所确定的全国国土空间最新布局办法，是战略性、基础性、约束性的规划，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等的基本依据。

　　“优先开发区域”是指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的区域。要改变依靠大量占用土地、大量消耗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模式，把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提升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层次，继续成为带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区域。

　　“重点开发区域”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和人口集聚条件较好的区域。要充实基础设施，改善投资创业环境，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经济规模，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承接优化开发区域的产业转移，承接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的人口转移，逐步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重要载体。

　　“限制开发区域”是指资源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并关系到全国或较大区域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域。要坚持保持优先、适度开发、点状发展，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产业，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移，逐步成为全国或区域性的重要生态功能区。

　　“禁止开发区域”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要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的规划实行强制性保护，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

　　按照这一规划思路，全国传统行政区划界限将被打破，包括各类政策以及考核模式等都将以功能区为单位。具体要求为：对优先开发区域，要强化经济结构、资源消耗、自主创新等评价，弱化经济增长的评价；对重点开展区域，要综合评价经济增长、质量效益、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等；对限制发展开发区域，要突出生态环境保护等评价，弱化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评价；对禁止开发区域，主要评价生态环境保护。

　　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有利于坚持以人为本，缩小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引导经济布局、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有利于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有利于打破行政区划，制定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和绩效考评体系，加强和改善区域调控。

　　目前，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尚未完成，但作为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思路，其对统筹区域发展的效果将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3.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及布局效率显著上升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大幅提高。前30年，国民经济年均名义增长速度仅为6.9%，而近30年的年均实际增长速度为9.8%。在固定资产投资布局领域，布局效率也显著改观并大幅上升。

　　（1）国民经济投资效果系数显著上升，且地区间投资效果系数差异趋近。投资效果系数是我国衡量宏观投资效果的常用指标，它是一个时期内的“GDP增量”和该时期“固定资产增量”的比值，反映的是单位固定资产增量（投资）所能带来的国民产出增量。

　　1953～1978年间，大规模的布局西进并未带来内陆地区经济的显著增长，据专家估计，在这个时期中，全国共形成了大约4000亿元固定资产，真正发挥效用的仅有2500亿元；而即使在这2500亿元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还有相当一部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东部地区虽有很好的投资效果，但其投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导致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效果系数仅为0.25.

　　改革开放以来的1979～2007年间，国民经济的投资效果系数显著提高，达到0.36.如果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指标替代“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作为分母来计量投资效果系数，则改革前后的投资效果系数分别为0.26和0.42，差距更显著。

　　地区间投资效果系数的庞大差距，意味着资源明显错配、浪费惊人，也意味着通过调整投资布局提高效率的空间很大。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东、中、西部累计的投资效果系数分别为0.33、0.22和0.14，投资效果差距赫然醒目。通过改革开放后持续30年的投资空间调整，在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效果提高的同时，东、中、西部投资效果的差距也显著缩小。30年累计的投资效果系数分别为0.37、0.36和0.31，区域间投资效果水平明显地趋于均衡。

　　（2）人民福利普遍改善，速度明显加快。以人为本地解决地区差异问题，要点是富裕落后地区人民，加快其人均产量和人均收入的提高速率，而不是攀比地区间的投入水平或投入成本。从结果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人均GDP增长速度均显著提高，意味着各地区人民福利水平普遍获得大幅度改善。

　　1953～1978年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的年均名义增长速度分别为5.0%、3.4%和4.8%；而改革开放后，三大地带年均名义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4.3%、14.3%和13.9%，实际年均增长速度（扣除价格因素）为10.3%、9.2%和8.8%，远远高于改革开放前的名义增长速度。应该说，改革开放后的投资和经济布局使包括东、中、西部全体人民在内的国民福利改善都大大提速。改革开放普惠于各地区人民，各地区人民也普遍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

　　（3）新世纪以来东中部地区间投资收益水平趋近。在微观领域，项目投资效果以项目的投资收益率来加以评价，投资者据以在不同项目之间进行比较和投资决策。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民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投资主体决策行为的理性化，微观投资主体在投资决策以及项目区位选择时对投资回报水平的追求，一方面必将带来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效率和投资布局总体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将逐渐使得地区间投资收益水平趋于均等化。我们以各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中的“营业盈余增量”与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之比，作为区域性投资收益水平评判指标。计算结果表明，1997～2007年间，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性投资收益率为12%，中部地区为12.1%，西部地区为7.8%。东、中部地区投资收益水平已经非常接近，而西部地区依然远逊于东部和中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