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30年

第三节 投资率、储蓄率和国外储蓄率

　　1.投资率的变化

　　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是指GDP中资本形成所占的比重，是反映经济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投资率按构成可分为固定资本形成率和存货增加率，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通常占相当大的比重。1981～2007年，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速度（20.4%）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9.9%），所以，这一时期我国的投资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1981年为32.6%，2007年上升到42.1%，26年间上升了9.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36个百分点。同期固定资本形成率的变化趋势与投资率相同，但上升的幅度要比投资率大，1981年为26.8%，2007年上升到40.2%，上升了14.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57个百分点。

　　分时期看，1981～1990年，平均投资率和固定资本形成率分别为35.2%和28.2%，1990～1999年，平均投资率和固定资本形成率分别为37.8%和31.7%，分别比上期上升了2.6个和3.5个百分点，1999～2007年，平均投资率和固定资本形成率分别为39.7%和37.8%，分别比上期上升了1.9个和6.1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率上升速度有所加快。

　　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投资率的变动趋势看，有三个特点：一是投资率长期呈上升趋势。二是投资率在短期内随经济周期波动而波动，波动方向与经济周期的方向相同，波幅越来越小。但2004～2007年间投资率的变化与以前相比有所不同，波动方向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方向相反。三是从资本的内部构成看，固定资本形成比重不断上升，存货增加的比重不断下降。1981～2000年，投资率与固定资本形成率相差较大，或者说，存货增加率较高，平均为6%，2000年后，存货增加率明显降低，平均为1.8%，投资率与固定资本形成率逐渐接近。

　　我国投资率长期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近几年处于40%以上的历史最高位，在国际上也是非常罕见的。有关我国投资率节节攀升的解释，在学术界尚存在一定的争议。我们认为，这首先是由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发展阶段，尤其是重化工业快速发展、城市化率提高和长期以来较高的储蓄率所决定的，投资率的上升有一定的必然性、合理性。

　　其次，投资率尤其是固定资本形成率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效益具有比较紧密的关系。宏观投资效益相对较低的经济体，为了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产出效果（如GDP持续、稳定增长），缩短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客观上需要保持相对较高的投资率（相应地，这类经济体的消费率会低一些）；反之，宏观投资效益相对较高的经济体则只需要维持相对较低的投资率。

　　最后，非常重要的是，政府长期以来在公共服务、公共产品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所致，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的财税体制使政府工作容易产生重投资、轻消费的利益偏向，各级政府具有强烈的扩大投资的利益动机；第二，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干预投资要素价格乃至要素流动的手段，政府在投资领域的“越位”导致许多低效、无效投资项目上马；第三，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使居民防范型储蓄动机增强，抑制了居民消费意愿；第四，宏观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所得比重下降，不利于消费率的提高。

　　2.国民储蓄率和国外储蓄率的变化

　　国民总储蓄是指国民收入中扣除消费部分的余额，储蓄率为国民总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国民经济恒等式可知，在封闭条件下，一个经济体一年的总收入中的储蓄部分应恒等于这一年的总投资；在开放条件下，由于外部经济的存在，一个经济体的总储蓄和总投资可以不相等，如果本国投资大于本国储蓄，它可以通过使用外国储蓄来弥补差额；反之，如果本国储蓄大于投资，多余的储蓄可以借出给外国使用。在经济统计中，本国经济与外国经济交往的部分表现为国际收支表中的经常账户余额。这样，开放条件下国民经济恒等式为：国民总储蓄（S）-国内总投资（I）=经济账户余额（CA），即S-I=CA。若用国民收入同除上式两端，则有，储蓄率-投资率=国外储蓄率。其中，国外储蓄率为经常账户余额与国民收入之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储蓄率的变化趋势与投资率相同，长期呈上升趋势。1978年，储蓄率为37.9%，但2007年快速上升到51.2%，29年间上升了个13.3百分点，约每年上升4.6个百分点。同投资率一样，储蓄率的波动也基本与经济周期的波动相同，在经济加速增长时期，储蓄率也不断上升，在经济增长减速期，储蓄率也逐渐降低。

　　从近30年来我国的国外储蓄率变化情况看，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1997年以前，国外储蓄率的变化与经济周期波动的方向相反，即在经济加速增长期，国外储蓄率向负的方向发展，经济增速在高位时，国外储蓄率变为负，也就是说，国内投资大于国民储蓄，不足部分借用国外储蓄来弥补；相反，在经济增速逐渐减慢时期，国外储蓄率逐渐上升，经济增长在谷底附近，国外储蓄率转为正，即储蓄大于投资。第二，1978～1997年间，国外储蓄率为正的年数与负的年份数基本相当，也就是，出现储蓄多余和不足的年数相同，长期看储蓄和投资是基本平衡的。第三，1994年以后，国外储蓄率持续为正，即国民储蓄大于国内投资（或经常账户顺差）的现象持续存在，尤其是2004～2007年间，国外储蓄率快速上升，经常账户顺差显著扩大，外部失衡加剧。

　　对1994年以来储蓄大于投资的失衡现象的一种解释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过于担忧，从而居民的储蓄倾向上升，使得国民总储蓄率始终处于高位，为消化这些储蓄，投资率也随之不断升高，即便如此，由于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储蓄也无法完全被高投资消化掉，剩余储蓄转移到国外，表现为经常账户出现盈余。这种解释实际上是在利用开放宏观经济恒等式（S-I=CA）的左端来解释右端，事实上是把CA完全当作储蓄行为与投资行为的结果，作为一个被动存在的差额。而开放宏观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强调恒等式反映的是一个客观结果，而不具有解释宏观经济行为的功能。

　　我们认为，即使一个经济体“常态”地存在一个高水平的储蓄率，由于经济系统本身存在自我调节机制，因而并不注定会持续存在储蓄投资失衡。因此，导致储蓄大于投资的原因不能简单地用高水平储蓄率来解释。而长期以来实行的“奖出限进”的出口导向贸易政策是导致我国持续存在储蓄大于投资现象的根本原因。“奖出限进”贸易政策的效果必将使经常项目倾向于盈余，这种政策持续地激励着外部需求，造成经常账户顺差的持续存在和扩大。从经常账户余额构成储蓄一部分的意义上说，“奖出限进”政策功能的发挥，本身就是在激励储蓄、抑制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