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精神

第十二章 圆满人生，职业成就事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和事业，职业为生存，事业为追求，

　　有的人为生存放弃理想，有的人为理想朝不保夕，

　　很少有人能像玄奘一样将职业与事业结合得如此完美：

　　他执著，执著到用一生来完成自己的信念与理想，

　　他倔犟，倔犟到用自己的方式来追忆一些事、一些人。

　　用职业成就事业，玄奘用身体力行向后人生动诠释了圆满人生的最高境界。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玄奘回到于阗，再次踏上了西域的土地，离故国大唐也只剩一步之遥。

　　在于阗，玄奘本打算取道高昌回国，履行当年与高昌王麹文泰的约定，然而得到的却是大唐军队攻占高昌、麹文泰身死的噩耗。

　　归国后，玄奘得到了唐太宗最高规格的礼遇，然而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声望和功绩而过度沉浸在欢喜愉悦中——玄奘的内心始终十分安静，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和自己肩上担负的责任。

　　译经，对回国后的玄奘来说，这是他后半段生命中最重大的使命；身同经在，取经只是他恢弘志向的一半，接下来，他要把从印度带来的海量经书翻译成汉语，弘扬佛法。

　　辩机和唐太宗的死给玄奘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如今依旧耸立着的大雁塔，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玄奘重新踏上了西域的土地，来到了西域丝绸南路上一个重要的佛教国家于阗（今新疆和田）。当然，十几年后，于阗也将成为大唐帝国版图的一部分。

　　于阗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东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车、疏勒，盛时领地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田、民丰等县市，都西城（今和田约特干遗址）。

　　于阗是西域最著名的古国之一，汉明帝永平四年（公元61年），汉军司马班超至于阗，并以此为根据地，北攻姑墨，西破莎车、疏勒。西晋时与鄯善、焉耆、龟兹、疏勒并为西域大国。北魏年间，于阗先后被吐谷浑、柔然攻袭，国势渐衰。唐太宗贞观年间，于阗王遣子入侍唐朝。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于阗成为唐安西四镇之一，成为丝绸之路南道最重要的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于阗农业、手工纺织业发达，是西域诸国中最早学会中原养蚕技术的国家，以玉石闻名于世，还是西域大乘佛教的中心，对中原佛教影响巨大。

　　在之前的讲述中我们知道，玄奘离开河西后，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在西域境内采取的是偏离官道又不敢远离官道、北路与中路交替的前进路线，既是出于地理环境因素的考虑，又是政治外交因素影响的结果。但是这条路线现在正被战争的阴影所笼罩——大唐和西突厥正在争夺天山南北的控制权，出于安全的考虑，玄奘选择了从西域丝绸南路，平静而愉悦地沿着当年佛教东传的路线东行。

　　丝绸南路平坦宽阔，世异时移，如今的玄奘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战战兢兢都不敢在白天上路的偷渡僧人，不再需要小心翼翼沿途闪躲多走许多弯路，更不必担心取水时被人一箭射死——他的行李从一个单人背囊变成了数以吨计的经卷宝物；他不再是一个人上路，也无须一个人在茫茫沙漠戈壁中苦苦寻找水源，用信念和毅力支持自己前进；他的周围云集着各国的高僧、使者，他们众星拱月般地陪伴着这位当世最杰出的圣僧东归，他们觉得无比自豪，因为他们将要前往的是那个时代最强大、最繁华、最神秘的东方大国——大唐。

　　从曲女城到于阗，玄奘和他的队伍足足走了三年，玄奘有意放慢脚步，不急不缓地走访了来时未及游历的各处名胜佛迹，不断接纳新的成员加入到这支庞大的“观光团”里来。他们受到了沿途各国最高级别的礼遇，即便在那些并不信奉佛教的国家里，玄奘也被看成是大唐的象征，国王们纷纷请求玄奘向大唐皇帝转达最诚挚的敬意。

　　不是使节胜似使节，这或许是对玄奘当时身份的最好概括。

　　玄奘归来的消息传到了于阗，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西域古国沸腾了。于阗国国王带着王子打马飞奔赶到国境，见了玄奘一面后，当即留下王子陪伴，自己又打马赶回王城准备欢迎仪式。当玄奘一行就快走到王城时，国王又派出大臣在半道迎接，恭恭敬敬地将他迎入王城。

　　如果说高昌是玄奘离开大唐后、开始西行前的筹备基地，那么于阗就是他西行归来、返回大唐前的一个缓冲之所。不论是离开还是归来，玄奘西行都已不再是一次简单的佛教活动——十八年前，西域与大唐关山相隔，十八年后，大唐俨然已是西域的主人，当中涉及的政治、军事、外交关系，都需要玄奘在回国前进行充分的了解和准备。

　　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人，是不会因为内心强烈的愿望而去盲目地做一件事，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规划，才能为下一步计划的实施保驾护航。

　　为了更好地完成从游学僧人到大唐臣民的角色转换，玄奘在于阗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第一，整理物资。这里的物资包括从印度带回来的经卷、佛像、珍宝等贵重物品，也包括沿途所需粮食、药品、衣物、马匹、骆驼等后勤物资。管理一支数百人的队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一个细节都需要统筹安排，更紧要的是，由于在横渡印度河时损失了一部分经卷，所以玄奘要利用在于阗停留的机会派人去龟兹、疏勒等地补抄经文。

　　第二，了解情况。这里的情况也包括两部分：一是于阗当地的风俗民情，这是玄奘每到一处的惯例，也是后来撰写《大唐西域记》的基础；二是整个西域现在的政治局势以及与唐朝的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早在贞观初年离开河西的时候，玄奘就感觉到唐太宗有对西域用兵的迹象，所以他必须清楚哪些地方已经划入大唐版图，哪些地方还是独立的国家，哪些地方受突厥控制，哪些地方已经臣服大唐。

　　第三，上书朝廷。由于自己当年是以一个“偷渡者”的身份私自离国，而朝廷的通缉令很可能到现在还没撤销，所以玄奘必须上书朝廷，向朝廷说明取经的原委和成果，恳求朝廷不计罪过批准自己入境。

　　在西域，僧人与商队往往是结伴而行，一边游历一边传道，因此，商队不但是传播佛教的重要媒介，也是各种消息的主要来源。玄奘到达于阗后不久，一个名叫马玄志的高昌商人带着他的骆驼队也来到了于阗。玄奘连忙找到马玄志，向他打听义兄高昌王麹文泰的消息，但是得到的却是麹文泰亡国身死的噩耗。

　　早在贞观四年，也就是玄奘到达那烂陀寺所在的摩揭陀国的前一年，高昌王麹文泰曾亲自前往长安觐见唐太宗李世民。不过当时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还很有限，所以与叶护可汗有姻亲关系的麹文泰还是把西突厥当成自己的靠山，每每阻止西域各国通过其境向唐朝入贡，还时不时发兵侵扰已经归附唐朝的伊吾、焉耆等国。唐太宗一怒之下，才下决心拔掉高昌这颗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又不顺从听话的钉子。

　　经过九年的准备，唐太宗于贞观十三年（也就是玄奘离开那烂陀寺在南印度游学期间）召麹文泰入朝。也许是看到了大唐对西域的野心，也许是害怕唐太宗的惩罚，麹文泰找了个借口没去长安，继续躲在高昌国当他的土皇帝。麹文泰的行为正好给了唐太宗出兵的借口。

　　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唐太宗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为副总管，率步骑数万及突厥骑兵一同征讨高昌。唐军大兵压境，麹文泰又惊又怕，不久便忧惧而死，其子智盛即位。次年八月，唐军击败麹智盛后围困高昌王城。奉命前来救援高昌的西突厥大军见唐军强盛，于可汗浮图城率众归降。麹智盛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开城投降。攻灭高昌国后，唐朝于高昌置西州，于可汗浮图城置庭州，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一举打通了由中原经河西走廊前往西域各国的通道，大大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同时也有力地遏制了西突厥。

　　马玄志的消息非常及时，因为玄奘本打算在于阗休整一段时间后便北上高昌与义兄麹文泰见面，履行当年分别时许下的诺言，但现在故人已逝，诺言随风而去，徒留玄奘一人空自长叹。玄奘是个重情义的人，他曾想前往高昌去祭奠麹文泰，但是他没有这么做——高昌国是被大唐所灭，麹文泰是在唐军压境时忧惧而死，此时离高昌亡国不过四年，祭奠义兄，从情理上说无可厚非，但是朝廷的官员们会如何看？皇帝又会如何看？更何况自己还在指望朝廷赦免当年偷渡出关的罪过。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决不能横生枝节，决不能为了一己私情而坏了整个归国大计，让多年心血付之东流！

　　玄奘强忍住悲痛和对故人的追思，静下心来，用极为诚恳的语气给朝廷写了一封信，然后郑重地把这封信交给即将前往长安做生意的马玄志，拜托他务必把信呈交给朝廷。

　　商队走了，玄奘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在此期间，玄奘一边在于阗周边游历，一边给当地人讲经弘法，对南部西域的风土人情也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春去秋来，这一等就是七八个月，大唐的使节终于来了，而且还带来了唐太宗的亲笔信：

　　“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

　　在这封信里，唐太宗对当年偷渡出关之事一字不提，非常高兴地让玄奘立刻赶去与他相见，还让他把随行通晓梵文佛经的僧人全都带上，同时命令于阗、鄯善等地沿途护送，并派出官员在敦煌迎接，表现出了极为热诚的欢迎态度。唐太宗的回应让他欣喜万分，也让他抛去了最后一丝顾虑。很快，玄奘就带着他的取经队伍浩浩荡荡地离开了于阗，踏上了令人激动的东归之旅。

　　玄奘从于阗出发，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昆仑山脉北麓的丝绸西域南路东行，渡过了和田河、克里雅河、尼雅河、牙通古斯河、安迪尔河、喀拉米兰河后，在车尔臣河畔的且末遇到了鄯善派来迎接的队伍，然后沿车尔臣河继续往东，经若羌、楼兰进入疏勒河流域，最后来到敦煌。

　　玄奘只在敦煌停留了没几天，当他听说唐太宗已经离开长安前往洛阳主持辽东战事的时候，心里非常着急，他担心见不到这位英名伟大的君主，因此又给朝廷写了一封信汇报行程，一方面是为了信息沟通，也让朝廷和地方上来得及准备，一方面也是向唐太宗表达自己的迫切之心。写完信后，玄奘与信使同时上路，沿着当年走过的那条河西大道向帝都长安疾行。

　　……

　　时光流转，故事又回到了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了大唐帝国的西京长安，回到了大唐皇帝给玄奘安排的译经之地——弘福寺。

　　玄奘一生跌宕起伏，他的经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出生到西行取经之前，在这二十七年里，玄奘和大多数那个时代的僧人一样学习、游历，完成了作为一名佛学大师最初的知识积累和人格定型；第二阶段从他离开长安开始，一直到取经归来，在这十九年里，玄奘凭借顽强执著的精神和孜孜不倦的求学从一个小有名气的僧人变成一位受万众景仰的高僧；第三阶段起自取经归来，一直到他生命完结，也是十九年。十九年前，他为取经义无反顾；十九年后，他为译经全心投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和事业，职业是手段，事业是追求；对玄奘而言，他的职业是一名僧人，他的事业则是取得真经、弘法苍生，把职业和事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成功。

　　在之前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佛学造诣精深、人格品质高尚的玄奘，但是人永远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没有李大亮、独孤达、李昌、王祥、麹文泰、叶护可汗、鸠摩罗王、戒日王、唐太宗这些世俗权力者的介入，玄奘也许能够达成前往西天取经的愿望，但取经本身的过程、规模、影响力、历史意义，决不可能像现在这般辉煌而精彩。玄奘的成功是他一个人的成功，也是那个时代的成功，更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点：

　　精深的佛学造诣；

　　高尚的人格品质；

　　熟练的人际手段；

　　出色的管理能力。

　　前三点，我们能够在一系列的故事中清楚地看到，第四点，似乎不那么明显——玄奘既不是国王又不是官员，也无须为大大小小的琐事操心，何来管理能力一说？

　　有过远足经验的人都知道，团队出游，最难的不是如何克服环境和生活上的困难，而是协调人际关系，尤其在野外，如何磨合队伍带领大家朝既定的目标前进，才是最能考验领导者能力的地方。玄奘的取经队伍也是如此。离开高昌国后，玄奘就不再是独自前行，不论是向导、僧人、使者还是苦力，都需要队伍的首领——玄奘——来明确方向、安排行程、分配物资，处理沿途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危险。

　　在这个过程中，某一个人的声望、地位、武力有时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就像在沙漠里，在遇到暴风雪或严重缺少水源补给的恶劣环境下，团队成员的信心和凝聚力会随之减弱，甚至崩溃，这就需要首领用各种手段来解决问题，鼓励大家继续往前走。

　　翻越凌山时，玄奘的队伍遭受到了严重的人员和物资损失，但是这支队伍始终没有因为管理不善和内部矛盾而出现叛逃、内讧、哗变等状况。这对一个僧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尤其在归国途中，玄奘队伍的规模更大、人数更多、成员组成更加复杂，携带的物资成千上万，而且更加贵重，管理难度更大，但是玄奘做得比很多国家的使节都要好，带着这支庞大的“观光团”加“使节团”顺利地回到了大唐。

　　光有手段没有人格很难带队，那只能维持表面的平静；光有好人品也带不了队伍，老好人往往缺少临场解决问题的能力。确保团队的凝聚力和协调性是能力、威望、人格、手段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要素，玄奘恰恰都具备了。

　　对玄奘来说，取经和归国两段旅程中对队伍的管理也许并非刻意，只是一种需要，只是在实际中顺便锻炼了自己的领导能力；那么在归国后，在面对弘福寺内如山般堆积的珍贵经卷的时候，他感到了压力，感到自己必须组建一支高水平的译经队伍，才能又快又好地把它们翻译出来，弘法苍生。

　　所以，玄奘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借助官方的力量在弘福寺内组织一次规模庞大的译经工程；而这次庞大的译经工程，恰好是玄奘展现出色管理能力的最好平台。那么，进行一项工程需要哪些条件呢？

　　原材料、人才、现场管理、标准化生产，缺一不可。

　　一、原材料

　　这里的原材料，既是指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经卷，也包括场地、资金、衣食等译经者必需的生活和工作保障。场地，就是当时长安最大的寺院弘福寺，由于与皇家关系密切，又有官府派兵把守，所以一般人很难打扰到整个译经工作。译经不但需要人力，还需要巨大的物力、财力支持，衣食和办公耗材这些最起码的东西，唐太宗已明令由房玄龄全权负责，一切费用由朝廷出资，所以也不存在问题。

　　原材料里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整个译经工程的核心部分，就是玄奘不远万里从印度带回来的珍贵佛经。

　　在翻译中，并不是所有著作都是由原著的语言直译过来，比如一部小说，作者是法国人，但在传入中国的时候，译者却是从它的英语版本翻译成中文，由于语法和翻译习惯的原因，这当中就有可能出现语句和意思上的偏差，唐初中原地区流传的佛经也存在这个问题。佛教在两汉之际由西域传入中原，经过魏晋南北朝的融合交流，在隋唐之际呈现出一种混乱有待整合的格局。这既是玄奘西行取经的初衷，也是佛经在流传翻译过程中造成的必然结果。

　　玄奘所处的时代，中原地区的佛经大多不是直接从印度传入的“梵本”，而是中亚和西域各种语言翻译过来的“胡本”。也就是说，这些佛经是先从“梵本”翻译成“胡本”，再从“胡本”翻译成“汉本”，而中亚和西域的语言又因为这些地区千百年来的动荡局势和国家民族的变迁消亡而变得很难考证，就造成了同样一部佛经存在多个不同版本解释的情况，甚至同一个版本在不同年代的解释也不同，这就给佛教的传播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所以，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地地道道、原汁原味的印度版佛经，就成了中原佛经破除陈旧版本、接受佛教发源地最新、最热佛教思想的上等原材料。

　　此后，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落，很多重要佛经的梵文版本就此失传，因此，玄奘翻译的汉本佛经就成为硕果仅存的孤本，可见玄奘名为取经实为护经的行为是多么的具有先见之明。

　　二、人才

　　《天下无贼》中的黎叔有一句经典台词：“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

　　这句话放在玄奘的时代同样适用：“7世纪译经什么最重要？”还是人才。

　　任何一项工程都是团队合作的产物，再伟大的人都不可能凭一个人的力量去做事业。

　　所以，在得到充足的物质保障后，玄奘就开始着手组建译经团队。玄奘对这些由他亲手挑选的经书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在挑选人才上也格外严格：

　　首先，要有精湛的佛学修为。这是最起码的前提，如果一个僧人连本国的汉语佛经都理解不透，又有什么资格参加这类高难度的译经？

　　其次，要精通梵文和汉语。这是专业技能，译经，就是把经书从梵文翻译到汉语，如果不懂梵文，谈何译经？

　　再次，要有良好的品行。这一点看似与译经无关，但在玄奘看来却非常重要——一个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的军官，会容忍手下的士兵们自由散漫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最后，要有使命感。译经是一项事业，事业在很多时候是不计回报的，所以支撑一个人为事业而坚持不懈的，正是使命感。那些只把入选译经队伍当做业内或官方对自己修为、资历、声望认可而不把它看成一项神圣使命的僧人，玄奘是不会要的，不管你年纪多大、是哪所寺庙的方丈主持。

　　另外可能还有一个潜在的标准，那就是年龄：译经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庞大工程，既需要脑力，又需要精神体力来支持，所以同等条件下，那些年长体弱的高僧们也许就不在玄奘考虑的范围内了。

　　定下这些要求后，玄奘就把申请组建译经团队的表章上呈给了房玄龄。房玄龄当即派人前往全国各地，以公文的形式让地方上推举高僧进京面试，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高僧选拔活动开始了。

　　最后，留在玄奘译经队伍里的核心成员包括证义大德十二人、缀文大德九人、字学大德一人、证梵语梵文大德一人。《大唐西域记》的执笔者，年仅二十六岁的佛界后起之秀辩机就在九位缀文大德之列。

　　三、现场管理

　　一项工程，光有充足的原材料和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还不够，它需要有人在现场指挥，对工程进度、项目安排、部门合作、应急措施有一个全局的把握。现场管理，其实就是去处理无数计划中意料外的小事件，这些事件看似毫不起眼，却能影响整个工程的开展。开译场译经，玄奘不是第一人，但是在译场的组织管理上，玄奘无疑做得最好，也直接体现了他出色的管理能力。

　　四、标准化生产

　　工程有工程标准，译经也有译经的标准。玄奘在佛经翻译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他尊重原著，提出了类似于近代学者严复总结的“信”、“达”、“雅”的佛经翻译标准。信，就是准确，也就是直译，要确保佛经的完整性和本意不被曲解改动；达，就是生动，也就是在准确直译的基础上，对佛经的内容结构进行合理的调整，避免重复和赘述；雅，就是润饰，也是最后一步，即在保证“信”和“达”的前提下，对翻译过来的汉语佛经的遣词造句进行加工修饰，使佛经既有思想性，又有文学性。

　　其次，由于玄奘主持翻译的佛经与梵文原本在内容和意思上最为接近，所以人们往往把玄奘版佛经当做原本来看待，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译经”实为“护经”，翻译实为传承。

　　经过两个月忙碌而有序的准备，位于长安弘福寺内的译场终于在贞观十九年五月正式建立。

　　汽车不可能瞬间提速，团队也需要磨合期，玄奘显然是一个称职的工程师。

　　在最初的一年时间里，玄奘没有因为原材料和人才上的优势而盲目开工，而是小心翼翼地选择了一些相对次要的佛经来“热身”。事实证明，一年的热身非常必要，不但让参与译经的僧人们熟悉了翻译的分工和流程，积累了翻译经验，也让很多之前不曾预想到的问题暴露了出来——比如著名的法藏大师就是因为在热身期间与玄奘对某部经书的看法不同而退出了译经队伍。

　　之后几年，玄奘就是在紧张而充实的译经生活中度过，这当中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是《老子》的翻译。《老子》又名《道德经》，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家经典。在唐代，为了宣扬“天命”，李唐皇室就把自己看成是老子的后人，因此把道教奉为国教，地位排在儒佛道三家之首。随着唐朝势力控制西域和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中原地区与中亚印度的交流也日渐频繁，戒日王的使者甚至抢在玄奘归国之前，于贞观十五年便来到长安向唐太宗纳贡示好，此后就有印度国王请求大唐能够赐予《老子》一书。印度国王为什么会对《老子》感兴趣，《老子》与印度宗教有什么关联，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作为大唐帝国的统治者，又是奉道家为正统的唐太宗没有理由拒绝这样一个显示大国恩泽、宣扬李家正统的机会，于是命玄奘会同道士蔡晃、成英等三十多人一起将《老子》翻译成梵文。

　　宗派之别，信仰之见，一心弘扬佛法的玄奘当然不太愿意为道家做嫁衣裳，不过这是皇帝指派的任务，他也不好当面反对，只能勉为其难地接受了任务，然而在内心深处，玄奘根本不认同道教，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常常与道士们发生争论。当道士们向宰相要求把《老子》的序文也译出来时，玄奘坚决拒绝了。不久，大唐使臣王玄策就带着梵文版的《老子》第二次出使印度。

　　第二件事是《瑜伽师地论》的翻译。《瑜伽师地论》既是玄奘西行求法的最重要目标之一，也是他在那烂陀寺跟随戒贤法师学习时间最长的一部经书，之前一年多时间的翻译磨合期，其实就是为了这部《瑜伽师地论》。

　　贞观二十二年五月，《瑜伽师地论》翻译完成，此时正值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印度归来，唐太宗便招来玄奘，再次要求他还俗做官，再次遭到了玄奘的拒绝。幸亏褚遂良从旁调解，唐太宗才收起怒火，让人取来玄奘刚刚翻译完的汉版《瑜伽师地论》，看完之后大加赞赏，还命令秘书省将汉文版《瑜伽师地论》抄写九份，分送九州郡县，然后由九所著名的寺院收藏，好让天下人一同参阅这部煌煌巨著。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瑜伽师地论》翻译完成后的那一年里（即贞观二十三年），玄奘遭受到了一生中最为沉重的两个打击。这两次打击，甚至比渡河失经和麹文泰的死更让玄奘痛心。

　　玄奘没有忘记唐太宗对自己的嘱托——撰写一部介绍西域各国风土民情的著作。所以在翻译《瑜伽师地论》之前，也就是整个译经团队还处在磨合期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大唐西域记》的准备工作。

　　提到《大唐西域记》，就不能不提起玄奘的亲传弟子——辩机。

　　辩机的家世和生平都已不可考，但是从《大唐西域记》卷末的《记赞》来看，辩机十五岁出家，师从长安大总持寺道岳法师，后来道岳法师被任为普光寺寺主，辩机则改住长安会昌寺，十余年间潜心修佛，于贞观十九年以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的资格入选玄奘译场，成为九名缀文大德之一。

　　在玄奘的译经团队中，辩机不但年纪最轻，而且仪态风流、文采斐然。在玄奘眼中，辩机俨然就是年轻时的自己，因此对他格外器重。辩机也很争气，在出任缀文大德期间，由他译出的佛经就有《显扬圣教论颂》一卷，《六门陀罗尼经》一卷，《佛地经》一卷，《天请问经》一卷；随后他又参与了《瑜伽师地论》的翻译，负责一百卷经文中的三十卷，随即被玄奘钦定为《大唐西域记》的执笔者。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玄奘在取经途中亲历和听说的一百三十八个西域国家或城邦的情况，范围包括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或地区，详细记录了各地地理、交通、气候、物产、民族、语言、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对了解和研究古代中亚、南亚的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重建印度古代历史的最重要的资料——不仅众多印度古代社会、历史的著作主要依据《大唐西域记》保留的资料写成，甚至连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遗址，也是根据《大唐西域记》记载的线索发掘和复原的。在印度，玄奘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玄奘本人也已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

　　然而就在这时，风华正茂的辩机却因与高阳公主私通之事被揭发而被唐太宗下令腰斩，一颗冉冉升起的佛界新星就此陨落。辩机之死，不但让玄奘失去了一个最好的助手，也给译场带来了极坏的影响——相传辩机腰斩那日，长安市民争相观看，一些人甚至开始借题发挥攻击玄奘和大乘佛教。

　　被玄奘视为衣钵传人的辩机死了。辩机不是玄奘，在世俗的诱惑面前，年轻的他沦陷在了热情美貌的高阳公主裙下，三十年短暂而华彩的生命换来的只是身后无尽的叹息和小说家们无穷的想象……

　　就在辩机死后不久，第二个打击紧随而至。

　　贞观二十二年七月，一代名臣房玄龄去世；随后，高阳公主与辩机私通案被揭发，辩机被腰斩……一连串的事件让唐太宗的身体和情绪越来越坏，他想到了玄奘，想让他来陪自己说说话。

　　接到唐太宗的传诏后，玄奘立刻放下手中所有的工作，星夜兼程地赶去陪驾。玄奘关心唐太宗，希望能够用佛法让这位伟大君王的身体好起来，同时，他也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辩机之死不但给译场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也让玄奘看清了政治的冷酷无情，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只有终日陪伴在皇帝身边，才能避免有人趁唐太宗精神恍惚之际暗中攻击佛教。来到翠微宫后，玄奘一边给病重的太宗讲经说故事，一边在喜安殿继续翻译佛经。然而让玄奘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个月后，戎马半生、叱咤风云、奠定大唐盛世基业的一代英主唐太宗便去世了，终年五十三岁。

　　玄奘对唐太宗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他是自己译经的坚定支持者；另一方面，他又无情地处死了自己最器重的弟子，但是在心底里，玄奘对唐太宗还是充满了感激和景仰之情。

　　在命运面前，人是如此的脆弱和渺小，繁花璀璨之后，留下的就只有心底的那一份坚持。

　　辩机和唐太宗的先后死去让玄奘突然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年近半百的玄奘突然明白了“五十而知天命”的真正含义，能够陪伴他的，就只剩下那无穷的经卷和佛祖像前那盏跳动的青灯……

　　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仍在长安慈恩寺翻译佛经的玄奘担心数量巨大的佛经遭遇火灾，于是请求唐高宗在寺内西院造一座石塔，用来保护那些珍贵的经书和舍利子。唐高宗很快批准了玄奘的请求。

　　这座石塔原计划有三十丈高，后因耗费太大而改为砖造，仿印度攀堵婆式设计塔形，每层塔的中心都储藏有大量舍利子。半个月后，砖塔建成，即现在的西安名胜大雁塔。次年，唐太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唐高宗的《述三藏圣教叙记》也被刻成石碑树立在砖塔南门两侧，书写碑文者正是贞观、永徽年间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褚遂良。

　　玄奘在世时，这座砖塔并没有明确的名字，直到三十年后砖塔倒塌（当时玄奘已经去世），女皇武则天才与王公贵族们一起集资重修了一座十层高的佛塔，并正式命名为大雁塔。

　　从外形和结构上看，大雁塔与中国传统的砖塔、石塔完全不同，玄奘在他的记载中也提到是模仿外国制式而建。那么，大雁塔的灵感究竟来源于哪里呢？

　　在之前的讲述中我们曾提到，玄奘在那烂陀寺附近游历时见到过一座“鸽子庙”，在鸽子庙的东面有一座塔，就叫大雁塔。也许是大雁塔奇特的造型给玄奘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也许是佛祖化身大雁舍身成仁的故事太过感人，也许是忘不了那段在那烂陀寺求学的美好时光；也许，他还想到了麹文泰，想到了辩机，想到了唐太宗……

　　玄奘是执著的，他会用一生来完成自己的信念与理想；

　　玄奘是倔犟的，他要以自己的方式来追忆一些事、一些人。

　　随着时间而流逝，这些人和事都会化作历史的碎片，但是一千三百多年后，当我们站在大雁塔前，这座俨然已是玄奘法师化身的古塔在历经沧桑风雨之后依然耸立，依然是那般的倔犟而挺拔……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月，玄奘圆寂于玉华宫，一代高僧就此辞世。

　　玄奘的一生是成功的，从取经到译经，他用毕生的精力实现了自己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他的成功超脱了普通意义上的功利色彩，从个人角度来看，他做到了职业和事业的完美结合，从现实角度来看，他把个人成就与象征大唐、象征民族的时代精神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从这个角度看，玄奘是用职业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又用事业成就了整个时代的精神，这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高度，也让职业和事业的分界线不那么清晰，让二者都成了人生目标，这也是当代职场人个人追求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