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精神

第二章 随机而变，智慧胜于机巧

　　高手过招，随机而变：

　　大象无形，未见面便拆招，靠的是丰富的阅历和经验的积累；

　　柳暗花明，就是要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上找到一个平衡点；

　　拒绝不是对立，更非仇恨，而是有立场、有原则、有坚持的表现。

　　以退为进，只为扳回大局，智慧胜于机巧，唯有英雄方能惺惺相惜。

　　这是玄奘第一次见到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君王。

　　这也是一次令人激动并且充满玄机的会晤——当整个大唐都在为辽东战事筹谋之时，东都洛阳的宫殿内也在进行着一场不动声色的较量。

　　伴君如伴虎，面对唐太宗的“热情”，玄奘一如既往地选择了坦然……

　　在长安的弘福寺休整几天后，玄奘便带着他的马队迫不及待地踏上了东行的官道。唐代有两座都城，分别是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长安坐拥三关之险，背靠关中平原，易守难攻，战略价值更大；洛阳则地处中原腹地，沟通南北大运河，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为了更好地集结全国兵力和物资，唐太宗就把对辽东用兵的大本营设在了洛阳。

　　玄奘所处的时代，中原大地刚刚从隋末群雄战乱中恢复过来，百废待兴，因此贞观一朝采取了相对缓和的外交政策。但缓和不代表软弱，从太原起兵到平定关中，马背上打下江山的唐太宗岂能容忍被周边胡族骑在头上的日子，委曲求全和休养生息只不过是为了积聚实力的权宜之计，暂时的隐忍并不代表这个新兴的帝国丧失了对外扩展的能力和野心，积极进取才是流淌在贞观君臣骨子里的血液！

　　在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后，大唐帝国开始了一步步的对外攻略，因此，“战争”也成了玄奘在回国途中听到的最多的两个字：先是自己的义兄、高昌国国王麹文泰在贞观十四年时因唐军兵临城下忧愤而死，高昌国也成为大唐版图的一部分；此后的几年间，唐军逐步控制了整个西域，与雄踞中亚草原的西突厥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随后又听说皇帝陛下不在长安，而是前往洛阳准备对辽东发动战争。贞观一朝的励精图治，终于让中原王朝有了对周边民族扬眉吐气的机会，整个帝国都笼罩在一种近乎亢奋的战争氛围中。

　　作为一名僧人，玄奘显然不赞同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作为大唐臣民，能够看到自己的祖国在一位英明君主的领导下逐渐强大起来、令四夷臣服，却令他感到无比自豪，也为能够生活在这个光荣而充满激情张力的时代感到骄傲。

　　是的，玄奘是一名僧人，可当他代表的是整个大唐的精神的时候，他所象征和承受的东西便不再是“僧人”二字所能全部囊括的了。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单纯地为自己活着，尤其当你有了多重身份之后，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离开长安前往洛阳的这几天旅程中，如何与唐太宗进行沟通就成了玄奘的当务之急。

　　唐太宗听说玄奘来到洛阳后，特意安排官员前往洛水之滨相迎，还让他们带去了自己的慰问。当然，唐太宗对玄奘的重视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

　　武德九年五月，唐高祖李渊的一道《沙汰佛道诏》，几乎将整个中原佛教推入绝境，然而玄武门之变的爆发给了佛教喘息之机，唐太宗继位后，为了争取佛教徒的支持，立刻取消了这道诏令，并对佛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当然，这种宽容和支持背后则是高度的警惕和控制。贞观八年（公元625年），有人上书要求皇帝引“十大德”（十位高僧）上殿，并以天子身份参拜，这等教权直接介入政权并凌驾于政权之上的行为立刻引起了唐太宗的警觉，曾当过道士的魏徵更是引经据典，替唐太宗严厉驳斥了佛教徒的要求。

　　后来长孙皇后病重，太子承乾提出扩大僧尼道士人数，以求佛祖保佑。皇后却说：“佛道者，示存异方之教耳，非惟政体靡弊，又是上所不为，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皇后尚且如此，何况唐太宗。

　　为了打破传统士族高门大阀对政治的影响，也为了洗清李唐皇族的“胡族”嫌疑，唐太宗便通过尊崇本土道教来证明皇族纯正而久远的中原血统，而“舶来品”佛教正好成为打击的靶子。贞观十一年到十三年，道士们在唐太宗的默许和纵容下开始了大规模地攻击佛教行动，甚至逼死了当时佛教界的领袖法琳法师。法琳法师一死，佛教势力大挫，不得不接受了道先佛后的宗教秩序。

　　然而每个人都有感情，唐太宗也不例外：父亲、爱妻的先后去世，兄弟、侄儿死在自己手中，就连几个儿子也在为太子之位钩心斗角，让唐太宗感到心力交瘁。道家的丹药养生和长生不老之术虽然神奇，但此时的唐太宗无疑更需要佛家之说来安慰。唐太宗在《为故礼部尚书虞世南斋僧诏》中充分表达了当时的心情：

　　“故礼部尚书文懿公虞世南，德行纯备，文为辞宗。夙夜尽心，志存忠益。庵从物化，忽移时序。昨因夜梦，倏睹斯人。兼进谠言，有若平生之日。追怀遗美，良用悲悼。宜资冥福，申朕思旧之情。可即其家，斋五百僧，造佛像一躯。”

　　不久，太宗亲临弘福寺为已去世五年的长孙皇后追福，并召唤高僧数人闲谈。高僧们当然不会放过这次感化帝王的机会，让唐太宗再一次感受到了佛教的义理和温暖。有了这样的心理铺垫，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便不像当初那般激烈，佛教也就有了重生的机会。而玄奘的表文，就是在唐太宗积极筹划辽东战事、身心最为疲倦、最需要有人畅谈放松的时候送到了洛阳。因此，唐太宗是怀着一种既好奇又期待的心情在等待对这位远涉异邦、舍身求法十九年、满载而归的僧人。也许在那时，聪明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就已经把玄奘当年上表请求出关的所有资料找来呈在唐太宗面前，好让皇帝有充分的准备。

　　那么玄奘又做了哪些准备呢？除了心理和对话上的准备外，玄奘还给唐太宗准备了一份厚礼。

　　“并献诸国异物，以马驮之，别敕引入深宫之内殿。”

　　一般来说，作为一个僧人，从国外回来的时候，除了经书之外，携带的应该是沿途各国国王、贵族赠送的国书和珍宝，不然房玄龄也不会安排那么大规模的一场游街活动好让长安百姓瞻仰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要知道，一般献给君王的东西，是不能随便拿出来给寻常人等看的，这就是说，玄奘在进长安之前，就很可能已经从携带的珍宝异物中精心挑选了一部分用来敬献给唐太宗，这些礼物当中可能还有一部分是玄奘自己挑选的印度和西域特产。可见玄奘送给唐太宗的礼物不但精美独特，而且数量不菲，否则也不会用马驮着。“洞悉世情”这四个字并非凭空送给玄奘的高帽子，他早就在为这次面见唐太宗做准备，而且准备得很是充分。

　　与人打交道，物质准备是第一步，赠送礼物是传达感情和拉近关系的重要方法，普通人吃这一套，皇帝也吃，所以唐太宗才会“别敕引入深宫之内殿”，给了玄奘一个天大的面子。

　　一赠一受，可以说是两位当世最杰出人物在见面之前的第一次“过招”，玄奘的每一步动作都经过深思熟虑，是建立在几十年人生阅历和经验上的最佳选择。

　　接下来，玄奘就要去见唐太宗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把玄奘与唐太宗的对话记录得相当详细，也相当精彩，可谓寓攻守于无形之中，藏玄机于片言之间，不过唐太宗的开场白着实让玄奘吃惊不小：

　　“师去何不相报？”

　　唐太宗这句话问得非常厉害，从字面上看，他是在旧事重提，问玄奘当年离开大唐前为什么没有上报朝廷，我们可以把它念出来，这样才能更好地体会一下唐太宗当时的语气——几分询问，几分怪罪，还有几分试探。如果换成一般人，被皇帝这么半真半假地一吓唬，估计当场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但是玄奘没有慌乱，处变不惊是玄奘最鲜明的性格特色之一，即便皇帝有心发难，他也能从容应对：

　　“玄奘当去之时，已再三表奏，但诚愿微浅，不蒙允许。无任慕道之至，乃辄私行，专擅之罪，唯深惭惧。”

　　唐太宗问得厉害，玄奘回答得既诚恳，又巧妙：自己当年离开大唐的时候已再三上书表奏，只不过是因为诚心不够，才没有被允许。玄奘没有把不被允许出关的责任归咎于当时的国策和各级地方官员，试想一下，假使玄奘辩解说是皇帝陛下您下旨不允许百姓出关，而现在我功成归来，那岂不是说唐太宗当年的国策有误，让皇帝大大地下不了台阶？当然，玄奘也可以说是各级官员没有审批通过我的请求，这样一来，唐太宗该怎么办，是打哈哈不闻不问，还是顺着玄奘的意思惩治那些当年坚决执行自己命令的官员？

　　自己是没有责任了，却得罪了一大批当朝官员，这是玄奘愿意看到的结果吗？

　　显然不是。

　　所以，玄奘这前半句回答，听起来是在打马虎眼，实际上却包含了很多层意思——当时的情况我都明白，现在事情都过去了，皇帝陛下您大可不必多想，所有的责任只在我“诚愿”不够。相信任何一个领导都愿意听到这样的回答，但是玄奘没有一味示弱服软，他的后半句话才是绵里藏针：但是实在是因为我太想去学习最精深的佛法，所以才私自偷渡出关，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罪过，至今仍然感到非常的愧疚和害怕。

　　实际上，玄奘是在用诚恳的表白向唐太宗表明不论在哪种条件下自己都一定会出关取经的决心，这种决心的流露，本身就是一种刚强的表现，聪明如唐太宗者又岂会感觉不到。

　　人与人相处有很多巧妙的地方，像唐太宗这等英明强势的君王，他未必喜欢唯唯诺诺只会听命应承的臣子。唐太宗有脾气，更有气度，他能容人，所以才会欣赏像魏徵这等刚直倔强的大臣。正所谓英雄惺惺相惜，玄奘在谦恭中隐藏着的坚毅与决心，也许在当时就已经打动了唐太宗。

　　所以，这一问只不过是唐太宗的一个小小的“见面礼”，想看看玄奘有什么反应，他当然不会真的去追究玄奘私自出关的罪过，所以又说：

　　“师出家与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苍生，朕甚嘉焉，亦不烦为愧。”

　　玄奘回答得妙，唐太宗给自己找台阶下的话就更妙：他既不说当年的国策是对是错，也不说玄奘偷渡出关的行为是对是错，而是话锋一转，说法师您是僧人，怎么能跟那些凡夫俗子相提并论，这等于给当年的国策又做了一次解释——那是针对俗人的，与法师您无关，对您不起作用。再说，法师您不顾危险西行求法本来就是对天下苍生有好处的事，我赞许、感激还来不及，您大可不必为这个担心、害怕。

　　一问一答一转折，是玄奘和唐太宗的第二次“过招”，两个人什么都没有明说，偏偏又把所有要说的意思都表达得清清楚楚，还顾及了对方的面子，给彼此台阶下，这就是智者之间的对话。

　　第二次“交锋”，双方又打了一个平手，唐太宗显然意识到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和尚不好对付，于是放下试探、吓唬的心思，把对话的重心转到了西行上来，好奇地问道：

　　“但念彼山川阻远，方俗异心，怪师能达也。”

　　意思是说，从大唐到印度路途遥远、山川阻隔，还要经过风俗民情完全不同的地方，法师您又是如何到达西天的呢？面对领导和上级的关心和好奇，大多数人先会松一口气，然后暗自庆幸，终于到自由发挥的时候了，于是就会滔滔不绝地讲述一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经历了哪些艰难困苦，由此博取更大的同情心。但是玄奘没有这么说，而是避实就虚地把唐太宗又夸赞了一番：

　　“奘闻乘疾风者，造天池而非远；御龙舟者，涉江波而不难。自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笼九域，仁被八区，淳风扇炎景之南，圣威镇葱山之外，所以戎夷君长，每见云翔之鸟自东来者，犹疑发于上国，敛躬而敬之，况玄奘圆首方足，亲承育化者也。既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

　　这段话的前面一大半都是玄奘对唐太宗的恭维，关键在最后一句，意思是正因为有了陛下的德威，所有出发和回来都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困难。玄奘这样说可能是出于两点考虑：

　　第一，他不屑于在皇帝和众大臣面前絮絮叨叨地讲述一路上发生的事情，觉得没必要。

　　第二，他很清楚跟皇帝谈话的技巧，知道第一次见面该说什么，要如何说。

　　从心理学来看，玄奘越是轻描淡写一语带过，唐太宗对西行取经的故事就越是好奇，无形中加重了他在唐太宗心中的分量；从当时的实际来看，贞观十九年正是唐初国力逐渐强盛、大唐在西域及周边战事节节取胜的时候，那时候的唐太宗志得意满，甚至有些自我膨胀，所以玄奘不露声色地“捧”一把，正好迎合了皇帝当时的心态——只有把所有的光环和荣耀都归于皇帝身上，把皇帝哄高兴了，接下来才好办事。

　　当然，唐太宗并非不明事理之人，马上谦虚道：

　　“此是师长者之言，朕何敢当也！”

　　接下来，唐太宗就开始详细询问玄奘在西行路上的所见所闻和各国的风土人情。这可以说是双方试探过后的一个缓冲期，到这里，玄奘才开始不急不缓地对唐太宗讲述西行沿途所经历的风土人情，让唐太宗有身临其境之感，甚至忍不住赞叹：

　　“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唯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

　　意思是玄奘的谈吐风度一点都不输给以前那些高僧，甚至还超出他们很多。这时候，有一个人说话了，此人就是唐太宗的大舅子，也是他身边最重要的大臣之一——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见唐太宗与玄奘相谈甚欢，于是不失时机地站出来道：

　　“诚如圣旨。臣尝读《三十国春秋》，见叙安事，实是高行博物之僧。但彼时佛法来近，经、论未多，虽有钻研，盖其条叶，非如法师躬窥净域，讨众妙之源，究泥洹之迹者矣。”

　　长孙无忌是唐太宗、唐高宗两朝最有权势的大臣，本身才干出众，又是皇亲国戚，所以他的话在唐太宗那里分量极重。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这段话呢？

　　第一，他懂得把握时机，在最恰当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对皇帝观点的赞同——“诚如圣旨”。

　　第二，根据谈论的话题引出自己的看法——《三十国春秋》不如玄奘所言。

　　那么，长孙无忌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提到《三十国春秋》呢？

　　很多时候，领导只把话说一半，叫做提纲挈领、抛砖引玉，没有说的话，或者不方便说的话，就需要下属主动站出来替领导“分忧”。

　　所以，聪明如长孙无忌者自然明白唐太宗在想什么——对于一个正在对外扩张的帝国来说，对于一个雄心勃勃的帝王来说，玄奘的所见所闻，就是了解当代西域和印度的第一手资料——《三十国春秋》只不过是个引子，它已经过时了，大唐需要的是最新的资料！

　　这才是长孙无忌说话的用意，既是给皇帝“分忧”，又是在不动声色地提醒玄奘——你要做好为国家做贡献的心理准备了，皇帝陛下的礼遇不是那么好承受的！

　　长孙无忌做了一个大臣能做的，唐太宗当然深表赞同，紧接着又对玄奘提出了要求：

　　“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

　　意思是说：西天佛国离大唐十分遥远，那里的佛迹、佛法，现存的典籍记载得并不周全，法师您既然亲自去过、看过，何不把这些事物都记录下来，让大唐子民也了解那里的一切呢？

　　这样的要求，玄奘当然无法拒绝，何况还有长孙无忌的暗示在前。退一步来说，把自己前半生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也是每一个旅行家和探索者（我们完全可以把玄奘看成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旅行家和探索者）的心愿。所以，玄奘坦然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并且很快开始准备撰写旷世巨著《大唐西域记》。

　　同样一部作品，在君王和学者的眼中有着不同的价值——在玄奘眼里，《大唐西域记》是十几年心血的整理；而在唐太宗眼里，他看重的是整个西域的战略价值，甚至是更加遥远的中亚和印度。作为大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必须让玄奘脑子里的资料变成对国家实实在在有用的战略信息。因此，《大唐西域记》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动笔，却成就了其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唐太宗与玄奘的第三次“过招”因为长孙无忌的出现而柳暗花明，最终在撰写《大唐西域记》上达成一致，可以说再次打成平手——唐太宗能够得到西域、印度各国最鲜活的第一手资料，玄奘也能完成记录西行旅程的心愿。

　　计划和准备是成功的前提，出色的临场应对是成功的保障，这些玄奘都具备了，也做得很好，但事实的走向却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变化和变故时刻都在发生，玄奘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

　　谋事易，谋人难；让人去做一件事容易，找到一个好的人才去执行很难。

　　作为大唐帝国第一个盛世的缔造者，唐太宗深知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也具备了鉴别人才的眼光。虽然只是第一次见面，但站在面前的这位中年僧人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知识渊博、谈吐得当，不卑不亢、气度不凡，而且有着崇高的威望。这样的人，如果仅仅用来写一部书、一辈子都耗在寺院中做学问、当一名不问世事的高僧，简直太可惜了！

　　爱才如命，而且机不可失，所以唐太宗当即就提出了希望玄奘还俗，留在自己身边为国效力的要求。唐太宗不是不知道让僧人还俗的难度，但是第一，唐太宗爱才，玄奘确实有才华，唐太宗不想放过任何一个人才为自己效力；第二，贞观后期，跟随唐太宗打天下的谋臣猛将很多都已去世，国家急需补充高端人才；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唐太宗是个杰出的帝王，但在亲情上处理得并不好，先是玄武门兄弟相残留下阴影，继而自己的儿子们，前期主要是太子承乾和魏王李泰，后期主要是吴王李恪对太子李治的潜在威胁。朝中大臣们又因为皇子之争而分成不同的派系，房玄龄很可能是魏王李泰的最大后台，而长孙无忌则支持太子李治。为了弥合朝中派系之争，唐太宗迫切需要一位身家清白、能力出众、威望很高的人作为第三方势力来缓和朝臣的敌对态势，而玄奘，正是最佳人选。

　　所以，唐太宗还是决定试一试。

　　此时，长孙无忌并没有再次站出来跟风说话，鼓励玄奘还俗当官，而是选择了观望：首先，他一时还摸不准皇帝是真的想要玄奘还俗，还是只是对这位高僧客气客气，以显示皇恩浩荡；其次，有些招数用两次就会不灵，这是一个当官技巧的把握；再者，从长远看，他很清楚玄奘在皇帝心中的地位，自己身为重臣，以后很可能还会跟玄奘打交道，如果为了拍一时马屁而给玄奘留下“弄臣”的印象，万一将来玄奘在皇帝面前给自己下一个不怎么样的评价，这就对自己的仕途大为不利；最后，此时附和，会给群臣留下君臣二人威逼玄奘的感觉。长孙无忌也是人精，早就看出来玄奘不是一个会轻易动摇信念和立场之人，一旦他决意不从，就会让双方都很难堪，下不了台阶。

　　所以，长孙无忌选择观望，他要看看玄奘如何面对皇帝的“盛情”。

　　退一步说，以玄奘的学识和才干，如果想当官，年轻时就可以还俗，况且当时正是隋末乱世、群雄并起、李渊父子起兵争天下最需要用人之时，就连少林寺的武僧都帮过唐太宗的大忙，玄奘以超然身份辅佐明主当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玄奘没有这么做，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精研佛法，在佛学的道路上不断进取、寻求大法，这才有了偷渡出关前往“西天”取经的举动。

　　正如长孙无忌所判断的，玄奘不是一个会轻易动摇信念和立场之人，十九年前是这样，十九年后也是，因此，面对唐太宗的“盛情”，玄奘十分诚恳地说：

　　“玄奘少践缁门，服膺佛道，玄宗是习，礼教未闻。今遣从俗，无异乘流之舟弃水而就陆，不唯无功，亦徒令腐败也。愿得单身行道，以报国恩，玄奘之幸甚。”

　　玄奘的意思是，我从小学习佛经、佛法，从来没有接触过儒家理论和经世治国的方法，陛下现在让我还俗，就好比把在河流中行驶的船只搬到陆地上来当车马使用，不仅无法起到作用，还会让这艘船很快腐烂毁坏掉。玄奘没有硬邦邦地当面拒绝，而是采用了一种佛家讲经惯用的打比方的办法，让唐太宗明白自己的心意，还婉转地说明了为什么不适合还俗的理由，进而向皇帝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听完这话，长孙无忌松了一口气——玄奘的意愿是，不愿做官，只愿意靠自己的力量来弘扬佛法，以此来报答皇帝陛下对自己的隆恩，这才是自己最大的荣耀。换一个角度来看，从之前的主动发言到现在的沉默观望，我们很能看出长孙无忌的一些性格特征：身为重臣兼国舅，长孙无忌虽然才干出众，但权力欲太强（这一点从唐太宗去世后他将大批政敌牵涉进高阳公主一案中就能看出），比起老成持重的房玄龄来，在胸襟气量上要差了一大截。正因为如此，唐太宗才让房玄龄留守长安辅佐太子，而让长孙无忌跟在身边。另外，房玄龄已经六十六岁，长孙无忌正当壮年，又是太子李治的亲舅舅，未来前途一片光明，他当然不愿意看到还俗后一跃成为国家重臣的玄奘对自己的地位发出挑战。

　　唐太宗见玄奘心志坚定，不为高官厚禄所动，这才暂时勉强放弃了让他还俗的打算。

　　第四次“过招”，玄奘凭借坚定和诚恳终于占到了上风，他与唐太宗的对话也进入了“拉锯”阶段，但是对话还没有结束，唐太宗不会就这么甘心“放走”玄奘，他决定以退为进。

　　“匆匆言犹未尽意，欲共师东行，省方观俗，指麾之外，别更谈叙，师意如何？”

　　这句话看似恳切，实则暗藏玄机，如果玄奘只是一个一心问佛而不关心世事的僧人，就可能因为唐太宗的“退”而迷迷糊糊地答应下来。唐太宗为什么又会提出让玄奘同行的要求呢？

　　唐太宗可能觉得跟玄奘说话很有意思，这次短暂的会面聊得意犹未尽，所以想让其陪伴左右，有空就一起聊聊天；再则，战争会让人心力交瘁，唐太宗需要一位有才学、有见识的高僧陪在身边说话放松，缓解精神上的压力；最后，玄奘在民间威望很高，把他带在身边，正好可以借助佛法减轻战争给民众带来的创伤。

　　当时，整个大唐帝国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对辽东的战事上，而洛阳又是这场战争的大本营和物资集散中心，整个洛阳城都在为战争做准备，唐太宗本人也是日理万机，所以与玄奘的这次会晤显得比较匆忙。据史料记载，唐太宗在决定亲征高句丽（从两晋到唐初，朝鲜半岛一直是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这里的高句丽并非明代高丽，中间隔了整整一个新罗王朝）前派人放话给西北边境的最大的对手薛延陀：朕即将亲征高句丽，关中空虚，你要是有胆子，就放马来攻长安！这是何等的气势，唐太宗的话当时就把薛延陀震慑了，吓得这位一方枭雄不敢轻举妄动。

　　有人认为唐太宗发动辽东之战、攻打高句丽是一场错误的战争，然而纵观历史，一个朝代的开国帝王将相往往是这个朝代中最厉害的一批人，而贞观时期恰好是唐代第一个人才最密集的高峰期。所以唐太宗想趁自己还活着、良将都健在、打天下的那支劲旅锐气尚未消逝之前开疆拓土是很有道理的。反观宋朝，没能在太祖、太宗两代收复燕云十六州，几乎就为三百年被动挨打定下了基调。

　　对于一个僧人而言，能够陪伴在君王身边无疑是莫大的荣耀，玄奘也不会不知道帝国的战争机器已经发动，但是他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接下来该做的是什么，所以他再次以远道而来身体状况不佳为名委婉地拒绝了唐太宗。从今天的眼光看，玄奘找的这个身体不适的借口并不怎么样，聪明点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是托词，不过这也从另一个方面看出玄奘虽然精于世情，但始终是个不擅“说谎”的厚道人。唐太宗当然不会当面揭穿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师尚能孤游绝域，今此行盖同跬步，安足辞焉？”

　　意思是说：法师你一个人都能够到如此遥远荒芜的地方去，眼下您跟我同行，有大军保护，对您来说就跟动一动脚趾那么容易，还有什么好推辞的呢？一句话，就把玄奘的小把戏点破了。玄奘没办法，他也不打算继续“编”理由，只好实话实说：

　　“……玄奘自度，终无裨助行阵之效，虚负途路费损之惭。加以兵戎战斗，律制不得观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奏。”

　　玄奘的话很实在，行军打仗他帮不上什么忙，待在军队里还白白耗费钱粮，自己都觉得愧疚，何况佛教规定僧人不能观看战争，这是违背戒律的。这么一说，唐太宗也就不好再勉强玄奘了，但这一回合的“过招”没有结束，唐太宗很快当面拒绝了玄奘想去嵩山少林寺译经的请求。

　　玄奘之所以会提出在少林寺译经，是因为少林寺既离东都洛阳不太远，又避开了大城市的嘈杂俗务，而且山水明秀，是译经的上佳场所，加上少林寺本身佛学精深、藏书众多，其中还包括了不少梵文经书，对玄奘的译经工作大有帮助。另外，少林寺离洛阳和玄奘的故乡偃师都不远，既能解思乡之情，又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免得遭人猜忌。

　　而唐太宗不让玄奘在少林寺译经，直接安排他入住长安的弘福寺的原因也很简单：弘福寺是当时长安最大的寺院，与皇家关系密切，是唐太宗给太后祈福的地方，足见他对玄奘的看重；同时，唐太宗也不想让这位高僧离自己太远失去控制，因为玄奘的威望实在太高，作为帝王不得不多个心眼儿。

　　第五次“过招”，两人各拒绝对方一次，还是难分高下。所谓不打不相识，英雄惺惺相惜，拒绝不是仇恨的开始，而是相知欣赏的开始。拒绝不是对立和矛盾，而是有立场、有原则、有坚持的表现。

　　如果把第四次和第五次“过招”连起来看，唐太宗指定玄奘入住长安弘福寺其实是扳回了玄奘拒绝还俗为官这一局的劣势。所以，五次“过招”，两人最终还是打了个平手。

　　这场对话最后是以一个比较戏剧性的结尾收场，玄奘在“不大情愿”地答应前往弘福寺后，又提出希望唐太宗能在自己居住和译经的地方外面派上护卫，以免京城百姓和慕名前来的“粉丝”们成天前来拜访，打扰寺内僧人的清修和正常的译经工作。

　　不难想象，当时肯定有不少在场的大臣会想：这个玄奘法师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不但跟陛下讨价还价，竟得寸进尺地想让人来保护，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唐太宗不但很爽快地答应了玄奘的请求，还觉得他的顾虑十分有道理，当场承诺所有译经所需人力物力、费用开销全部由国库支出，并派人去让房玄龄马上着手准备相关事宜。

　　贞观十九年，当大唐帝国的远征军浩浩荡荡地开赴辽东战场的时候，玄奘离开洛阳，再度前往长安弘福寺，开始了自己后半生漫长的译经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