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和顾宪成齐名的，是比他小十二岁的高攀龙（1562～1626年），时人称为“东林顾高”。
高攀龙是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授行人司行人。他第一次被罢官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事件中。农历癸巳年朝廷对五品以下京官进行考察，主持这次考察的吏部尚书孙考功、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不徇私情，严稽细核秉公办事，得罪了朝中重臣，事后被首辅王锡爵罢斥。当时在京任职、后来成为东林学者的顾允成、薛敷教等上疏申救，也都被逐出朝廷，弃官回籍。高攀龙按捺不住内心激愤而仗义执言，呈上《君相同心惜才远佞以臻至治疏》，结果被贬谪到广东揭阳县任典史。次年，他就因亲丧退居林下回到无锡故里，与顾宪成一起复创东林书院。
高攀龙在东林书院讲学二十七年，从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变成年近花甲的老者。顾宪成病故后，由他主持院务。直到天启元年（1621年）明熹宗朱由校登位后，东林人士纷纷被重新起用，高攀龙被召回任光禄寺丞，他将东林院务交给叶茂才。过了三年，他又被擢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从此他就卷入了更加凶险的政治旋涡。
这时的朱明王朝已处于大厦将倾的前夜，宫廷中先后发生了明史上著名的“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案”都是皇室内部的纠葛，但据说都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于是掀起轩然大波，在朝臣中也分为两大派，一丝不苟、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人士，当然主张追究到底。两派势力各不相让，剑拔弩张，结果是持棍闯宫的张差被匆匆处死；进献红丸的李可灼被处以极刑；李选侍搬出乾清宫。名噪朝野的“明宫三大案”草率了结，东林人士似乎占了上风，其中很多人都位居朝廷要津，成为在朝的一大政治集团。不过，这也将一批并非“东林学派”的官员推向了以后的敌对营垒。
“三大案”的争论旷日持久，但在朝廷之外，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愤怒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地处东北建州卫的努尔哈赤早已秣马厉兵不断扩大地盘。而一群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有志之士，却将精力用于宫内无休无止的争议上，而且必欲置论敌于死地而后快，这种狭隘的排他性暴露出“书生从政”的弱点。“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在东林党人和非东林人士争论得不可开交之际，以太监魏忠贤为首的另一股政治势力从幕后走向前台。
明熹宗朱由校即位时只有16岁，儿时带他玩耍的宦官魏忠贤当上了司礼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并很快组成蛛网般的特务系统，垄断了司法审判大权。原来的反东林人士和魏忠贤结成同盟，东林人士称这个新结合的政治集团为“阉党”。“阉党”一得势，就把东林党作为自己的对立面。魏忠贤进宫前本是市井无赖，东林人士碰到这样的对手，根本毫无道理可讲。天启四年（1624年），高攀龙上疏揭发“阉党”成员崔呈秀贪赃枉法的劣迹，这本是御史职责。但惊恐万分的崔呈秀，连夜拜倒在魏忠贤脚下做其干儿子，结果高攀龙被罢黜返乡。罢撤一个位列九卿的大臣，只凭太监一句话，如此腐烂透顶的王朝若不垮台，真是天理难容！高攀龙从天启四年四月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一月被撤职回无锡，前后不到七个月。这是他第二次被罢官，也是他仕途生涯的终结。
高攀龙罢官返里后，隐居在城郊五里湖畔，居室四面环水，名曰“水居”。清人王永积在《锡山景物略》中对高攀龙的水居有着翔实的记载：
……室筑水中，堤环水外，湖又环堤外，小桥通焉。屋只数楹，四面临水，自春徂冬，溪光山色，树影花香，渔歌鸟语，目应接不暇。有一小楼，名可楼。堤前筑一石台，像圆，名月坡。堤外小港，渔舟夜集，以数百计，若外护然。
高攀龙的水居屋舍不多，却是湖光山色赏心悦目。他很爱这座水居，曾在《高子遗书》中留下《水居》一诗：
有客风尘归去来，兀然孤坐水中台。
九龙山似翠屏立，五里湖如明镜开。
春雨鳜肥菰米饭，秋风鲈美菊花杯。
蒹葭白露伊人在，咨问江天一快哉。
如今，在“高子水居”旧址，已建成“高攀龙纪念馆”，小园建构模样依旧，是无锡环湖景点之一。
高攀龙还经常到几里外太湖边鼋头渚石壁下的湖滩上散步、洗脚，取意屈原《渔父》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如今“阉党”专权，举世皆浊，他只能在水边洗脚，借以抒发胸中悲愤孤寂之情。后人在湖畔石壁上镌刻大字“明高忠宪公濯足处”，表示对这位先贤的缅怀和纪念。
然而，高攀龙并没有忘却君国社稷。天启五年，魏忠贤下令逮捕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当“阉党”缇骑前往浙江嘉善魏大中家里捉人时，高攀龙闻讯后立即赶往吴江平望镇，在官道旁迎候，为解押中的魏大中洗尘饯行。魏大中谈笑自若，毫无惧色，高攀龙雇了小船尾随其后，行了几十里水路，一直送到无锡北郊十里外的皋桥，在缇骑的催逼声中，师生依依惜别。
高攀龙是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授行人司行人。他第一次被罢官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事件中。农历癸巳年朝廷对五品以下京官进行考察，主持这次考察的吏部尚书孙考功、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不徇私情，严稽细核秉公办事，得罪了朝中重臣，事后被首辅王锡爵罢斥。当时在京任职、后来成为东林学者的顾允成、薛敷教等上疏申救，也都被逐出朝廷，弃官回籍。高攀龙按捺不住内心激愤而仗义执言，呈上《君相同心惜才远佞以臻至治疏》，结果被贬谪到广东揭阳县任典史。次年，他就因亲丧退居林下回到无锡故里，与顾宪成一起复创东林书院。
高攀龙在东林书院讲学二十七年，从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变成年近花甲的老者。顾宪成病故后，由他主持院务。直到天启元年（1621年）明熹宗朱由校登位后，东林人士纷纷被重新起用，高攀龙被召回任光禄寺丞，他将东林院务交给叶茂才。过了三年，他又被擢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从此他就卷入了更加凶险的政治旋涡。
这时的朱明王朝已处于大厦将倾的前夜，宫廷中先后发生了明史上著名的“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案”都是皇室内部的纠葛，但据说都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于是掀起轩然大波，在朝臣中也分为两大派，一丝不苟、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人士，当然主张追究到底。两派势力各不相让，剑拔弩张，结果是持棍闯宫的张差被匆匆处死；进献红丸的李可灼被处以极刑；李选侍搬出乾清宫。名噪朝野的“明宫三大案”草率了结，东林人士似乎占了上风，其中很多人都位居朝廷要津，成为在朝的一大政治集团。不过，这也将一批并非“东林学派”的官员推向了以后的敌对营垒。
“三大案”的争论旷日持久，但在朝廷之外，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愤怒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地处东北建州卫的努尔哈赤早已秣马厉兵不断扩大地盘。而一群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有志之士，却将精力用于宫内无休无止的争议上，而且必欲置论敌于死地而后快，这种狭隘的排他性暴露出“书生从政”的弱点。“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在东林党人和非东林人士争论得不可开交之际，以太监魏忠贤为首的另一股政治势力从幕后走向前台。
明熹宗朱由校即位时只有16岁，儿时带他玩耍的宦官魏忠贤当上了司礼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并很快组成蛛网般的特务系统，垄断了司法审判大权。原来的反东林人士和魏忠贤结成同盟，东林人士称这个新结合的政治集团为“阉党”。“阉党”一得势，就把东林党作为自己的对立面。魏忠贤进宫前本是市井无赖，东林人士碰到这样的对手，根本毫无道理可讲。天启四年（1624年），高攀龙上疏揭发“阉党”成员崔呈秀贪赃枉法的劣迹，这本是御史职责。但惊恐万分的崔呈秀，连夜拜倒在魏忠贤脚下做其干儿子，结果高攀龙被罢黜返乡。罢撤一个位列九卿的大臣，只凭太监一句话，如此腐烂透顶的王朝若不垮台，真是天理难容！高攀龙从天启四年四月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一月被撤职回无锡，前后不到七个月。这是他第二次被罢官，也是他仕途生涯的终结。
高攀龙罢官返里后，隐居在城郊五里湖畔，居室四面环水，名曰“水居”。清人王永积在《锡山景物略》中对高攀龙的水居有着翔实的记载：
……室筑水中，堤环水外，湖又环堤外，小桥通焉。屋只数楹，四面临水，自春徂冬，溪光山色，树影花香，渔歌鸟语，目应接不暇。有一小楼，名可楼。堤前筑一石台，像圆，名月坡。堤外小港，渔舟夜集，以数百计，若外护然。
高攀龙的水居屋舍不多，却是湖光山色赏心悦目。他很爱这座水居，曾在《高子遗书》中留下《水居》一诗：
有客风尘归去来，兀然孤坐水中台。
九龙山似翠屏立，五里湖如明镜开。
春雨鳜肥菰米饭，秋风鲈美菊花杯。
蒹葭白露伊人在，咨问江天一快哉。
如今，在“高子水居”旧址，已建成“高攀龙纪念馆”，小园建构模样依旧，是无锡环湖景点之一。
高攀龙还经常到几里外太湖边鼋头渚石壁下的湖滩上散步、洗脚，取意屈原《渔父》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如今“阉党”专权，举世皆浊，他只能在水边洗脚，借以抒发胸中悲愤孤寂之情。后人在湖畔石壁上镌刻大字“明高忠宪公濯足处”，表示对这位先贤的缅怀和纪念。
然而，高攀龙并没有忘却君国社稷。天启五年，魏忠贤下令逮捕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当“阉党”缇骑前往浙江嘉善魏大中家里捉人时，高攀龙闻讯后立即赶往吴江平望镇，在官道旁迎候，为解押中的魏大中洗尘饯行。魏大中谈笑自若，毫无惧色，高攀龙雇了小船尾随其后，行了几十里水路，一直送到无锡北郊十里外的皋桥，在缇骑的催逼声中，师生依依惜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