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山水画与前代相比,无论思想境界或笔墨情趣,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在元朝中后期,绘画中心自北向南转移,其代表人物有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史称“元四大家”。
他们画格逸淡冲濡,充溢着闲静超逸的文人特色,从对真实的追求转化到画家情意的抒发,使自然美和心灵美得到高度的融合。正如《中国绘画史》所评价:“‘元四家’在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成就,从变革角度看,颇相像于欧洲绘画中后期印象派的地位。”
比倪云林长三十二岁的黄公望,做过小官,也坐过牢,50岁左右才致力于山水画创作。他醉心真山真水,常独坐荒山乱石间恍惚终日,自号“大痴”。他的山水画落笔简净,笔意逸迈,被后人奉为“山水正宗”,是倪云林的良师兼好友。
住在梅花庵而自号梅花道人的吴镇,孤傲高洁,垂帘卖卜,从不与人交往,他长倪云林十六岁,两人常诗画相酬。吴镇家贫,他常画蔬菜,他的《墨菜图》表达了对“肉食者”的鄙视。
比倪云林年幼的王蒙是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外孙,与倪云林过从甚密。王蒙山水画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深厚而多变的笔墨功底,识家评价“神化万变,纵横离奇”,倪云林十分赞赏王蒙的书画。王蒙隐居于吴兴黄鹤山中,由于先祖显赫,常往来于显贵,涉足于名流。倪云林作诗规劝道:
野饭鱼羹何处无?不将身作系官奴。
陶朱范蠡逃名姓,那似烟波一钓徒!
但名利心太重的王蒙未听规劝,仍于洪武初出任泰安知州,不久受胡惟庸案牵连,死于狱中。
“元代四大家”都出身太湖周围,生活年代相距不远。他们都推崇董、巨的江南山水画,并形成自己特色,自成一家。特别是倪画的简逸和空灵,对明清产生深远的影响。
明代“吴门画派”的两位“台柱”沈周和文徵明,都曾潜心于研究倪画,但董其昌在《画旨》中记述:沈石田(沈周)学迂翁(倪云林)画。沈周的老师赵同鲁在一边见了,连连呼道,又过头了,又过头了!沈周对倪云林的评价是“人品高逸,笔简思清,至今传者,一纸百金”。聪明绝顶的文徵明,师事沈周,刻苦仿倪山水,其萧疏苍凉接近倪画,但逸趣却远远不够,可见“神似”之艰难。以后的“清六家”、“四王吴恽”都有仿倪之作,虽都未达到倪云林的境界,但却造就了各自的画风。
画坛怪杰“四大画僧”——八大山人、渐江、髡残、石涛也深受倪画影响。八大山人朱耷的山水画,形象简略、重于情趣的画路来源于倪云林。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纳尔逊博物馆展出的一幅八大山人仿倪山水小品,就是通过董其昌的仿倪临摹而取法倪画的。髡残的《松风溪响图》映射出倪画浓浓的影子。而“搜尽奇峰打草稿”、自号为“苦瓜和尚”的石涛是很少仿古的,但他很推崇倪云林,他说:“倪高士画如浪沙溪石,随转随注,出乎自然,而一段空灵流润之气,冷冷逼人……”他著名的“拖泥带水皴”,就是从倪云林的“折带皴”变化而来。汲取前人养分,创造自己的硕果,“师古”而不“泥古”,石涛不愧是一代大师!
真正在绘画上继承倪云林传统的,是徽州“新安画派”的主要成员渐江和尚。他的山水画境界宽阔,笔墨凝重,看似清简淡远,实则伟峻沉厚。渐江对倪云林十分崇拜,他写诗道:
疏树寒山淡远姿,明知自不合时宜。
迂翁笔墨予家宝,岁岁焚香供作师。
倪云林的太湖山水,渐江的黄山松石,都堪称画中一绝。从明末清初新安画派的程邃、郑旼,直到近代徽州籍大画家汪采白、黄宾虹,都从倪画中汲取营养,发展了多姿多彩的中国山水画。
明清两代画坛,仿效倪画曾很“时髦”。明代学者王世贞认为“元镇(倪瓒)极简雅,似嫩而苍,宋人易摹,元人可学,独元镇不可学也”。原因是倪云林就是倪云林。而书画大师总是融汇百家之长,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依样葫芦,亦步亦趋,即使形态酷似,但气质大逊,东施效颦,出息总是不大。一味招出“师承”,而没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那是可悲的。
近二十年来,海内外对倪云林山水画的研究成了“热门”,介绍倪画的专著琳琅满目。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在自己的画作中题道:“倪云林,印象派,邂逅我家,绘事一席谈。”有人在引用此句时惊呼:“让倪云林与西方印象派碰头,真是一个新鲜的观点。这只有留待以后研究了。”倪云林能不能和印象派碰头,姑且不论。其实,世界上的各类文化艺术总是相通的,历史上东西方文化总在不断地撞击、交流、融合、渗透,形成共性和各自的个性。早年就有人提出五代画家董源的山水画“近于西方的印象派。细节虽然不是交代得头头是道,但整体效果很强”。
读“云林画稿”,曾经有人以为是“满纸萧瑟”;但透过纸背,或许能感受到一点飘逸之气。那些在名利场中冲锋陷阵的“斗士”、钻在钱眼里“纵横捭阖”的“钱奴”、为蝇头微利彻夜难眠的“触人”、成天从钩心斗角中寻觅“人生价值”的“高手”,也许能从“云林画稿”中拓宽心胸,摆脱一些本应丢弃的自我束缚,在平衡心态、遏制私欲的同时净化心灵。
§§为唐伯虎辟谣——明代画家、文学家唐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