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道八年(1172年),范成大受朝廷“起复”,被外放任地方大吏,直到淳熙九年(1182年)。十年之间,他流转于静江(今桂林)、成都、明州(今宁波)、建康(今南京),担负一方军政重任。但是,此时南宋小朝廷君昏臣佞,朝政腐败,已病入膏肓,诚如当时的大儒朱熹所说,“陛下(赵昚)之德日隳,纪纲日坏,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愁民怨……饥馑荐臻,君小相挺,人人皆得满其所欲”。
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范成大仍竭力为民做好事,使百姓在重压下略得喘息。在桂林,他抑制监司官权限,使盐税苛敛得以稍减;在四川镇帅,他治兵选将,施利惠农,减酒税四十八万缗,停“科”籴五十二万斛;在明州,他革除原来的害民虐政,移军米二十万石赈救饥民,减租米十万多斛……虽然这些对生活在深重苦难中的百姓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举世噩噩,能够如此顾及黎民死活的官员,在当时实在少而又少。正如他在明州写的一首诗中所言:“老身穷苦不须忧,未有毫分慰此州,但得田间无叹息,何须地上见钱流!”
范成大在外地四任边帅,足迹遍及南宋疆域的“四极”,留下大量山川行旅诗。峻峭的“钻天三里”,纡曲的“四十八盘”;倾崖贴胸尖石割脚的《猢猕愁》,前壁如削后崖断裂的《蛇倒退》;“峡行五程”不见村落的《大丫隘》;“废庙藤遮合,危桥竹织成”的清湘道。在巫峡,木船在急流的隧道里行驶,“束江崖欲合,漱石水多漩;卓午三竿日,中间一罅天”。而在川江的漩涡中,“惊呼招竿折,奔救竹笮断;九死船头争,万苦石上牵”,更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后人评价这些诗歌说:“深感政局国势之险恶,所谓即景生情,触事而发。”行路难,仕途更为凶险。
在范成大的山川行旅诗中,看不见春花秋月的明丽清妍,找不到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他描绘险山奇水凸显世途崎岖,记述乡土民俗展现百姓苦难深重。在《黄黑岭》中,一群避居深山巢居农夫的非人处境,使其发出“安得拔汝出”的呼声;在《潺陵》中,白发老人说道:金兵撤退四十多年,这里依旧是“百里无犁,闲田生春草”,战争留给人民的创伤触目惊心。
他从湖南入川,因洞庭连日大风,绕道赤沙湖,作《连日风作,洞庭不可渡,出赤沙湖》诗。云梦故道,气候恶劣,四顾茫茫,在杳无人迹的风雨黄昏,诗人引吭悲歌屈子的《楚辞》,从苍凉落寞的吟咏中透露出内心的孤独和迷惘:
汨罗水饱动荆渚,岳麓雨来昏洞庭。
大荒无依飞鸟绝,天地唯有孤舟行。
慷慨悲歌续楚些,仿佛幽瑟迎湘灵。
黄昏惨淡舣极浦,虽有渔舍无人声。
他的山川行旅诗蕴涵苦涩和辛辣,使人从震撼中咀嚼无穷余味。在《澧浦》一诗中,诗人描述了江上逆风,水中罟网,美好的香草蔫头耷脑,丑陋的杂草却春风得意,影射了当时忠臣受压、权奸当道的世情:
苇岸齐齐似碧城,江船罨岸逆风行;绿白芷俱憔悴,惟有蒌蒿满意生。
他细看峡中“田”,仍是“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联想到家乡的丰腴沃土和优质大米,在《劳耕》中写道:
我知吴农事,请为峡农言。吴田黑壤腴,吴米玉粒鲜。长腰匏犀瘦,齐头珠颗圆。红莲胜雕胡,香子馥秋兰;或收虞舜余,或自占城传,早籼与晚罢,监吹甑甗间。
他一口气数出多种吴稻:像瓜子片儿似的“长腰米”,圆净如珠的“齐头白”;胜过菰米的“红莲稻”,芳香扑鼻的“九里香”(香子);焦头无须的“舜王稻”,来自南海的“占城种”;还有价格最低的“稏稻”、“籼禾”。但肥沃的土壤、精细的耕作并没有给吴农带来温饱。他继续写道:
不辞春养禾,但畏秋输官。奸吏大雀鼠,盗胥众螟蝝。掠剩增釜区,取盈折缗钱。两钟致一斛,未免催租瘢。重以私债逼,逃屋无炊烟。晶晶云子饭,生世不下咽。食者定游手,种者长充涎。
真是骇人听闻的盘剥!用大斗装官租,由“官家说了称”的“折价”,敛取“实物税”,还有“加耗”、“呈祥”、“修仓”、“头脚钱”、“支俵”等名目繁多的征收,名为一石租,实交三石粮。催租时严逼拷打,农民周身留下斑斑伤疤,不得已借“私债”交官租,高利贷利息两到三倍,罄其所有不够还债,只得弃家外逃。吃着香喷喷白米饭的,定是游手闲散之辈,而种粮的只能在一旁流口水。在范成大的大手笔下,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对雄伟山河的款款多情,对蜩螗国事的忡忡忧心,对五谷耕耘的孜孜探索,对百姓苦难的殷殷关切,形成范成大山川行旅诗独具一格的特色。正如后代学者所评:“石湖此等诗,当时后世,可与比肩者实未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