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二十五史》,忠臣屈指可数,但奸臣比比皆是。忠奸合朝,很有点“鸡兔同笼”的味道,但最后总是忠臣受害。因为忠臣违拗世俗,过于“鹤立鸡群”,很难生存下去。就像伍子胥,在他惨遭杀害以后,吴国被越国消灭。不争气的伯嚭投奔勾践,此时人们回过头来想想,才觉得伍子胥是大忠臣。
人们对奸臣是深恶痛绝的,但也仅仅停留在史书记载和民间的口头流传。如东汉孔融在《临终诗》中所言“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这仅是作者倾诉自己的委屈;卢照邻的“愿得斩马剑,先断佞臣头”(《咏史四首》),表达了作者的不平和愤怒;而杜甫的“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则更是牢骚之语。
向来对忠奸的辨别,不像京剧舞台上那么便当,以丑角和净角来扮演奸臣,当然是十分恰当的。但在实际生活中的奸臣,并不会在脸上挂着狰狞或猥卑的印记,很多要留给以后的历史去论定。例如,“阿谀奉承,拍马逢迎”,是人们公认的奸佞者的共性,但这些并不犯法,任何朝代均未将此列入法典,只是道德水准不能“达标”而已,说上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可以搪塞过去。只有在造成不可收拾的恶果后,大家才恍然大悟:他是奸臣!
伍子胥是忠臣,但后来的史学家对他褒扬的角度也各有侧重。如《吕氏春秋》在回忆夫差灭国的惨痛历史时道:伍子胥被杀十年后,“越破吴,残其国,绝其世,灭其社稷,夷其宗庙,夫差身为擒”。这是从灭国的悲剧、夫差的结局来证实伍子胥生前料事的正确。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他“壮游”吴越,对吴越故事了如指掌,他对伍子胥的评价是:“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悲夫!伍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须臾忘郢耶?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这位太史公赞扬了伍子胥忍辱蒙垢,最终洗雪了楚国戮杀父兄的深仇大恨,称赞他是性格坚韧的“烈丈夫”。
对伍员的评价,各有侧重。伍子胥最重要的功绩是辅佐阖闾兴吴争霸,但是,“几时拓土成王道,从古穷兵是祸胎”。春秋时的争霸,很难说是正义的事业。所以,史学家在记载客观史实之外,对人物的总评是严谨而慎重的。
但吴中百姓对伍子胥的评价却比煌煌史册鲜明得多。伍子胥光明磊落,性情刚烈,嫉恶如仇,恩怨分明,对吴王国忠心耿耿,最后却遭到悲剧的结局。他们在对伍子胥表示敬仰之余,还夹着同情和怜惜,故伍子胥死后,吴人在湖边胥山立伍相祠,历代祀祷不绝。到了宋王朝南渡,也许是“闻鼙鼓而思壮士”,在一年一度的钱塘大潮中,据说有人看见伍子胥银盔素甲,骑纯白骏马,带领兵马,威风凛凛地傲立潮头。于是在以后的民间传说中,伍子胥就成了潮神。杭州钱塘江畔的潮神庙,供奉的神就是伍子胥。
清康熙年间,诗人吴愧庵在《咏伍相国》一诗中写道:
阊阖行歌身未死,一言投契作宗臣。
报仇暮日忘荆国,抉眼衰年看越人。
罗刹江头潮最怒,姑苏台畔草长新。
虫沙猿鹤无穷化,愿向波涛问大神。
这首诗描述了伍子胥的后半生,特别是伍子胥的冤死所引起的天怒人怨,告诫后人要看清“虫沙猿鹤”的变化,警惕历史沉渣的泛起。
伍子胥早年受暴君佞臣迫害,远离楚国故土;晚年又遭独夫谗臣的诬陷,儿子远走他乡,自己死无葬身之地。他建造了这座永远值得后人骄傲的姑苏古城,但在这片土地上却找不到属于他的一抔黄土。他生前如浮萍漂泊,死后仍被滔滔波涛拥簇而去。“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伍子胥正是二千多年前的“乱世一萍”。
如今,苏州人重修了盘门,并在盘门西侧建造伍相庙。似乎并不是为了纪念他驰骋沙场厮杀争霸的业绩,而是因为他建造了这座古老而美丽的水城,创造应该重于摧毁。现在,水城已成了锦绣江南的膏腴之地,它的名字始终和伍子胥连在一起。
新建的伍相庙,是一座幽雅沉寂的园林,厅堂、廊亭、花园,假山玲珑,花木扶疏。正厅中有伍子胥塑像,一位壮实的皤然老翁,谁也弄不清当年伍相国的相貌,塑像只能是象征性的标记。虽名为“庙”,但并无香烟缭绕,梵音呗唱,倒像是一座纪念馆。在这里人们可以详细了解伍子胥这位已离去二千多年的历史人物。
当然,谁也不会忘却楚平王芈弃疾和费无极,不会忘却夫差和伯嚭。在这里,人们仍会吟咏着那两句古老的诗:“虫沙猿鹤无穷化,愿向波涛问大神。”
§§“虎头”三绝——东晋画家顾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