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泓湖水，包孕着烟波浩渺的七十二峰，伫立湖畔极目远眺，碧波无垠，山影朦胧，缕缕雾霭飘弋湖面，阵阵烟雾萦绕着远近群峰，点点风帆，翩翩水鸥。身后是平畴绿野，烟村花树，小桥流水，枕河人家。
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杭州刺史白居易从西子湖畔来到太湖之滨。他泛舟湖上，流连忘返，这位享誉千年的大诗人留下了《宿湖中》一诗：
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
浸月冷波千顷练，苍霜新橘万株金。
幸无案牍何妨醉，纵有笙歌不废吟。
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
这首诗涵括了太湖的灵秀、丰饶和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太湖水哺育了膏腴肥沃、旱涝保收的江南农田，铸就了一群经济活跃、文化繁荣的名城名镇。太湖钟灵毓秀，是造化的得意之作！
太湖草木深，苏锡财富多。
商代末年，泰伯在梅里建立句吴都城，二千五百年前吴王阖闾筑造了“姑苏大城”。到了战国后期，秦将王翦驻军锡山，发现古碑，上刻：“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清”，从此有了无锡这个地名。在汉代，吴县和无锡都属会稽郡。
吴中地区向称“鱼米之乡”，先辈们胼手胝足在太湖和江海间辟田开河。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描绘古代的江南说：“无法形容的丰饶，使欧洲人获得了这个辽阔的国度幸福繁荣的观念。”早在唐代以前，苏锡一带已是重要的水稻生产基地。唐代大诗人杜甫诗云：“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日本引进江南稻种和耕作技术，是在弥生时代，正值中国秦汉之交。斜风细雨，千里稻浪；丰衣足食，物阜民康。锦绣江南的根基是深深根植于黑色土壤中的吴稻吴米。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苏锡常和杭嘉湖被称为“天下粮仓”。唐、宋时期，无锡农业生产从“火耕水耨”的轮荒耕作发展为耕、耙、耖配套的耕作技术，形成稻麦两熟制，太湖周围卑湿之地改造成河渠纵横、湖塘棋布、排灌结合的水网系统；明清两代更是将“江南漕粮”看作王朝帝国统治的“命根子”。宋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大旱，饿殍遍野，苏轼途经无锡，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他写下了《无锡道中赋水车》：
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
分畴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
洞庭五月欲飞沙，鼍鸣窟中如打衙。
天公不见老翁泣，唤取阿香推雷车。
这年干旱古所罕见，湖心岛屿飞沙，扬子鳄在穴中鸣吼，宛若衙门前的击鼓声，但首尾相衔的龙骨水车，昼夜不停地飞转，稻秧新绿，田禾茁壮，老天爷看不得老农民流眼泪，连忙命令雷公雨师行云布雨。东坡的诗，从一个侧面写出了江南农业和江南农民——引以自豪的江南土地和令后人崇敬的太湖祖先。
自隋唐以后，苏锡一带一直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说的“红尘中一二等风流富贵之地”。苏州从北宋起，就成为中国的丝绸生产和贸易中心。宋元时期“风物雄丽为东南冠”的苏州，给曾经漫游于此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的著述《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这么一段描述：“苏州城市漂亮得惊人，方圆有三十二公里。居民生产大量生丝制成的绸缎，而且还行销其他市场。他们之中，有些已成为富商大贾。”明清时期的苏州，“金阊之列肆，锦绣成堆”，“织作在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号称“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丝绸之府苏州，每年都要对外输出缎、绸、绫、绢、纱等大量丝织物，从而使苏州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苏锡的远海航运从很早就开始了。春秋吴国，已经有了渡海作战的戈船、旗船；到了三国，吴主孙权建造青龙战舰远至夷洲（台湾），开拓航海事业。历代政府在太仓浏河设立舶司，办理与日本、朝鲜和南洋、阿拉伯诸国通商事宜。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东渡五次失败，第六次从黄泗浦（今苏州所属的张家港市）起航，终于一帆风顺抵达日本奈良。明代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他率领的船队也从苏州刘家河（浏河镇）出发，经闽、粤至东南亚、阿拉伯和东非各国。
万商云集的无锡，是历史上粮食、布纱、蚕丝、银钱的四大码头。从隋唐开始，无锡就是著名的稻米集散地，除了因为是主要产米区外，更由于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它位处太湖、南运河和长江水运的联结点，周围地区的漕粮也都在此集中北运，无锡很自然地成了江南官粮漕运的重要码头。元代“置仓无锡州，以便海漕（海上漕运）”；明代一半税赋取之于江南，无锡河道中“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城中金银、彩帛、烟酒、油酱、食米等作坊错杂开设，市场繁荣。
明清时期的无锡更成为富庶江南的一块风水宝地，有“布码头”之称的无锡，与汉口的“船码头”、镇江的“钱码头”，并称为长江“三码头”。无锡粮商，以诚信蜚声朝野。从清雍正年间起，清廷指定江浙两省漕粮在无锡购运。到了清末，全城上规模的粮行就有三百余家，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同时也带动了仓储、碾米、面粉加工和酒肆、茶楼、旅馆等行业的繁荣。在粮行集中的北塘，灯红酒绿，笙歌达旦，俨然是座不夜城。
栽桑养蚕是苏锡乡村的传统副业。无锡丝市的每年营业额达数十万两白银，丝商将土丝经过整理远销外地，形成其他城市不多见的丝茧市场。而流通的活跃又促使金融发展。明代末叶无锡就有了“钱肆”、“钱铺”，使无锡成为“银钱码头”。19世纪欧风东渐，苏锡一带是最早感受到这股清新气息的地区之一，兼收并蓄的古老文明和活泼开朗的文化氛围，在这里造就了经世致用的近代“实学”，苏锡以后又成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
这两座江南名城开内地风气之先，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和激烈竞争中，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纺织、缫丝、制粉、碾米、榨油等行业中破土而出。鸦片战争以后，作为商品经济发展产物的纱缎庄（俗称“账房”），逐渐成为丝织业中普遍采用的经营方式。这种商业资本渗入丝绸生产领域的方式，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典型形态。
在历经两千多年火与血的洗礼、风和雨的磨砺之后，苏州和无锡两座古城脱胎换骨，重振雄风，一跃成为江南工商业重镇，并率先以丝织业为龙头突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冻土，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新的贡献。
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杭州刺史白居易从西子湖畔来到太湖之滨。他泛舟湖上，流连忘返，这位享誉千年的大诗人留下了《宿湖中》一诗：
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
浸月冷波千顷练，苍霜新橘万株金。
幸无案牍何妨醉，纵有笙歌不废吟。
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
这首诗涵括了太湖的灵秀、丰饶和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太湖水哺育了膏腴肥沃、旱涝保收的江南农田，铸就了一群经济活跃、文化繁荣的名城名镇。太湖钟灵毓秀，是造化的得意之作！
太湖草木深，苏锡财富多。
商代末年，泰伯在梅里建立句吴都城，二千五百年前吴王阖闾筑造了“姑苏大城”。到了战国后期，秦将王翦驻军锡山，发现古碑，上刻：“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清”，从此有了无锡这个地名。在汉代，吴县和无锡都属会稽郡。
吴中地区向称“鱼米之乡”，先辈们胼手胝足在太湖和江海间辟田开河。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描绘古代的江南说：“无法形容的丰饶，使欧洲人获得了这个辽阔的国度幸福繁荣的观念。”早在唐代以前，苏锡一带已是重要的水稻生产基地。唐代大诗人杜甫诗云：“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日本引进江南稻种和耕作技术，是在弥生时代，正值中国秦汉之交。斜风细雨，千里稻浪；丰衣足食，物阜民康。锦绣江南的根基是深深根植于黑色土壤中的吴稻吴米。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苏锡常和杭嘉湖被称为“天下粮仓”。唐、宋时期，无锡农业生产从“火耕水耨”的轮荒耕作发展为耕、耙、耖配套的耕作技术，形成稻麦两熟制，太湖周围卑湿之地改造成河渠纵横、湖塘棋布、排灌结合的水网系统；明清两代更是将“江南漕粮”看作王朝帝国统治的“命根子”。宋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大旱，饿殍遍野，苏轼途经无锡，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他写下了《无锡道中赋水车》：
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
分畴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
洞庭五月欲飞沙，鼍鸣窟中如打衙。
天公不见老翁泣，唤取阿香推雷车。
这年干旱古所罕见，湖心岛屿飞沙，扬子鳄在穴中鸣吼，宛若衙门前的击鼓声，但首尾相衔的龙骨水车，昼夜不停地飞转，稻秧新绿，田禾茁壮，老天爷看不得老农民流眼泪，连忙命令雷公雨师行云布雨。东坡的诗，从一个侧面写出了江南农业和江南农民——引以自豪的江南土地和令后人崇敬的太湖祖先。
自隋唐以后，苏锡一带一直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说的“红尘中一二等风流富贵之地”。苏州从北宋起，就成为中国的丝绸生产和贸易中心。宋元时期“风物雄丽为东南冠”的苏州，给曾经漫游于此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的著述《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这么一段描述：“苏州城市漂亮得惊人，方圆有三十二公里。居民生产大量生丝制成的绸缎，而且还行销其他市场。他们之中，有些已成为富商大贾。”明清时期的苏州，“金阊之列肆，锦绣成堆”，“织作在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号称“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丝绸之府苏州，每年都要对外输出缎、绸、绫、绢、纱等大量丝织物，从而使苏州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苏锡的远海航运从很早就开始了。春秋吴国，已经有了渡海作战的戈船、旗船；到了三国，吴主孙权建造青龙战舰远至夷洲（台湾），开拓航海事业。历代政府在太仓浏河设立舶司，办理与日本、朝鲜和南洋、阿拉伯诸国通商事宜。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东渡五次失败，第六次从黄泗浦（今苏州所属的张家港市）起航，终于一帆风顺抵达日本奈良。明代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他率领的船队也从苏州刘家河（浏河镇）出发，经闽、粤至东南亚、阿拉伯和东非各国。
万商云集的无锡，是历史上粮食、布纱、蚕丝、银钱的四大码头。从隋唐开始，无锡就是著名的稻米集散地，除了因为是主要产米区外，更由于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它位处太湖、南运河和长江水运的联结点，周围地区的漕粮也都在此集中北运，无锡很自然地成了江南官粮漕运的重要码头。元代“置仓无锡州，以便海漕（海上漕运）”；明代一半税赋取之于江南，无锡河道中“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城中金银、彩帛、烟酒、油酱、食米等作坊错杂开设，市场繁荣。
明清时期的无锡更成为富庶江南的一块风水宝地，有“布码头”之称的无锡，与汉口的“船码头”、镇江的“钱码头”，并称为长江“三码头”。无锡粮商，以诚信蜚声朝野。从清雍正年间起，清廷指定江浙两省漕粮在无锡购运。到了清末，全城上规模的粮行就有三百余家，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同时也带动了仓储、碾米、面粉加工和酒肆、茶楼、旅馆等行业的繁荣。在粮行集中的北塘，灯红酒绿，笙歌达旦，俨然是座不夜城。
栽桑养蚕是苏锡乡村的传统副业。无锡丝市的每年营业额达数十万两白银，丝商将土丝经过整理远销外地，形成其他城市不多见的丝茧市场。而流通的活跃又促使金融发展。明代末叶无锡就有了“钱肆”、“钱铺”，使无锡成为“银钱码头”。19世纪欧风东渐，苏锡一带是最早感受到这股清新气息的地区之一，兼收并蓄的古老文明和活泼开朗的文化氛围，在这里造就了经世致用的近代“实学”，苏锡以后又成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
这两座江南名城开内地风气之先，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和激烈竞争中，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纺织、缫丝、制粉、碾米、榨油等行业中破土而出。鸦片战争以后，作为商品经济发展产物的纱缎庄（俗称“账房”），逐渐成为丝织业中普遍采用的经营方式。这种商业资本渗入丝绸生产领域的方式，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典型形态。
在历经两千多年火与血的洗礼、风和雨的磨砺之后，苏州和无锡两座古城脱胎换骨，重振雄风，一跃成为江南工商业重镇，并率先以丝织业为龙头突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冻土，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