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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职宪政编查馆
1907 年 10 月，杨度接伯父辞世电后立即奔丧回国，游日生涯自此结束。因杨度接受新学而对其极为不满的老师王闿运，在日记中已连续多年没有提及过杨度，这时才开始有了关于他的记载，“支那人还，赴瑞生丧，念其以康、梁破家，与书讽之。”虽然王闿运对昔日爱徒的不满之意仍溢于言表，但以此为契机，两人的关系逐渐修复。1908年2月，杨度的伯父正式入葬。杨度在居丧期间，就开始贯彻自己的以开国会来促进立宪的政治策略。
杨度在融会旧学新知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富民强国的具体办法，希望能把清政府改造成为一个虚君式的君主立宪政府，让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杨度曾公开抨击当今政府官员“劣者实居十之七八”，大多尸位素餐，只想自己升官发财。无论为国家的进步还是个人的前途计，杨度都渴望进入政府施展自己的才华。因张之洞、袁世凯联名奏保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1908年4月20日，本日上谕命候选郎中杨度著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杨度成为清政府的一名官员，并不意味着他从民党领袖变成了御用官僚，但角色的转换，毕竟发言的方式和态度也需作相应的调整。杨度夙有揽辔澄清天下的远大抱负，他进入政府作官主要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渴望藉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因此杨度参政后依然孜孜矻矻致力于争取国会的早日召开，利用京官的身份四处演讲呼吁，一再以速开国会陈说于政府诸公之间，并联络宗室恒均等在京成立“宪政公会北京支部”，扩展宪政公会在各地的势力。1908年6月下旬，杨度单独向政府提出限期开设国会说帖，反复陈述召开国会对国家和皇室都极为有利，劝诱政府早日开设国会。杨度的说帖引发了一场国会开设期限的讨论，直接促成了《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的颁布。
杨度任职宪政编查馆期间，由于积极鼓动速开国会，受到不少攻击，又因他系袁世凯所推荐，颇为袁所看重，1909年初袁世凯被开缺回籍自然对他没有好影响，虽然资料匮乏，但可以断言杨度在官场并不会春风得意。他在宪政编查馆所参与厘定官制和考核专科等宪政事宜的讨论，所起作用也并不太大。或许是因为政治生涯的不如意，促使杨度于1909年8月请假回籍省亲，专心从事于实业活动。
杨度一向对实业极其重视，认为世界已进入经济战争国，中国必须以工商才能立国。为了促进国内商业的发达，曾专门撰写《于中国厘金税之可否》一文，提出废厘加税的改良办法。1907 年底，为保护湖南全省矿权不为外人侵害，参与向湖南巡抚呈文请派矿务公司总理，“以主持矿政而杜外患”。1909年2月，杨度和袁树勋、梁奂奎等人联合创立湖南华昌炼矿公司，采用新的冶炼技术炼锑。杨度为公司的开办从吉林、山东、湖南、湖北、江苏借了一笔十六万两的债，并向新成立的农工商部提出申请，要求降低公司的税收，并授以在湖南运用西法炼锑、为期二十五年的专利权。杨度在申请中指出，专利权可以防止外国人迫使两个甚至更多的公司进行竞争而导致产品降价。为了保卫中国企业，使其避免外国在价格方面进行操纵所产生的有害影响，实行垄断专利是必要的。杨度的申请被批准了，专利以十年为限，包括十年后延期的可能性。华昌公司采用先进的冶炼技术，享有垄断专利权和减免税款之利，在资金运转上比较宽裕，成为当时最成功的炼锑企业。
请假回籍的杨度主要为华昌公司的发展忙碌，据杨度向赴湘考核咨议局开办情况的汪荣宝透露，“湖南产锑额占世界总额十分之四，向以锑沙出口，无能制纯锑者。”他们创办的华昌公司专门炼制纯锑，“成绩良好，销路甚广。”杨度向汪荣宝抱怨，英国人因为妒忌华昌公司的成绩，最近联合世界上的许多炼锑公司鸩集大量资金准备包买湖南的所有锑沙，“而政府不知设法补助维持，坐令莫大利源无所发展，良之嗟叹。”为矿权而努力的杨度毕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为路权而积极谋划的他却几遭不策。1910年3月，因资政院行将召集，宪政编查馆电催杨度入京。杨度离湘北上途径汉口时，“以上书邮部论铁路借款事，为湘鄂拒款会所痛恨，此次入都过汉，竟有人谋施暗杀，并有聚众要劫情事，为英国巡警遮救得免。”后在巡警道的保护下安全离开，并于4月底到京。
杨度返京后又开始过按部就班的生活，在宪政编查馆讨论各种筹备宪政事宜，和知己好友交游酬酢。1910年6月，宪政编查馆会议厘定官制事宜清单，分厘定官制为四期，一厘订、二颁布、三试办、四实行，中间相距各二年。杨度认为“如此则实行以前之光阴均为空过，而届实行时又有一旦骤进之患，不如改四小期为一长期，与此期内随时可以厘订。”杨度的建议遭到汪荣宝的反对，最终并未采纳。此后不久，宪政编查馆同仁又因新刑律草案分成了礼教和法理两派，两派“各持一说，争议不已”。新刑律草案提交资政院讨论时，更是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1910年12月2日，资政院讨论新刑律案，杨度以宪政编查馆特派员的身份，赴会发表演讲，说明新刑律修改的主旨，并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阐明了不能不改良刑律的理由。从国内情况来看，以往“旧律于司法包含立法，凡法律无正条者，可以援引比附，”这显然不符合立法、司法相独立的立宪原则，如欲“一切法律都于宪政相符合”，则旧律不能不改。从国际情况来看，世界上各文明国的法典都有共同的原理原则，这些国家在交往中彼此尊重主权。因为中国法律的原理原则与世界各文明国的不相符合，导致外国人在中国不遵守中国法律，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中国如欲收回这些权利，则旧律不能不改。杨度接着指出新刑律同旧刑律相比有五项最大区别，“（一）更定刑名，（二）删除比附，（三）死刑唯一，（四）死刑减少，（五）惩治教育。”杨度在演讲中特意分析了新旧刑律在精神上的区别，强调想成为法治的国家，“必经一种阶级，即由家族主义进而为国家主义是也。国家采用何种主义，一切政治、法律皆被支配于其主义之下。”中国数千来一直为家族主义所支配，“古所谓诛九族、夷三族，皆以族为本位，故对于国家犯罪，即处以诛族之罚。因此主义之故，且结果至于以立法、司法之权，皆畀之今之所谓家法，即家长之法，家长至于可以杀人乃至擅杀人，是以两权皆付于家长也。此吾国数千年来刑法主义之所在，即维持国家安宁政策所在。”当今世界日趋大通，中国闭关自守的局面无复存在，须使全国人民合力对外，如果仍为家族制度所支配，则无往而不劣败。杨度在演讲的最后强调，“与国家主义日近，而与家族主义日远。此即新律之精神及主义所在，即与旧律之区别所在。”杨度的演讲获得极大的成功，“演说历二时之久，鼓掌声如雷，实政府特派员从未有异数也。”杨度的精彩演讲虽然为新刑律案赢得了不少议员的支持，但是不少议员以新刑律有违礼教而频频发难，礼法之争有愈演愈烈之势。鉴于此，杨度又专门撰写《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一文，全面剖析了礼教派的谬误。
杨度在文章中指出无论何国的法律无不与其礼教相关，东西洋各国“亦有其礼，亦有其教”，首先破除礼教派把中国礼教当作天经地义的思想，“礼教并不能谓之天经地义，不过治民之一政策而已。审时变之所宜，应以何种政策治其民者，即以何礼教治其民，一切政治、法律、教育，皆视之以为转移，无所谓一成而不可变者也。”中国由于以往有天下主义而无国家主义，“无与国之并立，无对外之竞争，但求内部之安宁，已称平治矣。”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国的礼教与法律，都是以家族主义为精神。而其他国家的礼教与法律，都是以国家主义为精神。而且这两种主义不能并立、并行，“所谓不并立、无并行者，非谓此存而彼绝，特多少之成分耳。”如果中国不改变家族主义为主的旧局面，无论如何颁布宪法、改革官制都是虚文，不但不能走向富强，反而会愈益贫弱。杨度进而断言，“故此问题者，非区区一刑律问题，更非区区刑律中一、二条文字句之问题，乃中国积弱之根本原因，而此后存亡所关之大问题也。”在文章最后，杨度再次强调，“今之新刑律实以国家主义为其精神，即宪政之精神也，必宜从原稿所订而不得以反对宪政之精神加入之。”
杨度为使新刑律案顺利通过作了大量工作，并作出一定的妥协，对礼教派的驳斥也赢得了很多人的赞同，但新刑律在资政院表决时仍没通过。在投票表决时，尤其是第二八八条引起极大争议，赞成无夫奸有罪的七十七票，反对的四十二票，接着又表决列入赞成章程的人更是少数，结果新党全体失败，新刑律草案在资政院表决没有通过。有位赞成新刑律的议员，当场骂资政院的议员“程度不足”，汪荣宝也随声附和，结果是“众大怒，一哄而散”。怅惘而归的汪荣宝找杨度“计议办法”，讨论颁布刑律问题，最后商定的办法为，“（一）会奏总则，惟将其中不同意之点，特别声明，请旨裁夺；（二）由宪政馆草奏分则，请与总则同时颁布，但声明明年交资政院追认。”但是这些补救办法没能采用，至此，这场礼法之争以法理派的失利而告结束。
1910底，杨度以促进宪政为由专折奏请赦用梁启超。杨度在奏折中指出，梁启超因戊戌倡言仿行各国宪政而获罪，流亡海外以著书立论来开通民智，“为力之大，莫与伦比。此士夫所能谈，中外所共睹者也。”甘愿以性命担保，恳请朝廷以宽大为怀，赦用学识渊邃、冠绝等伦的梁启超，“方今筹备宪政之初，正为启用人材之日，与其赦罪于后，何若用材于先？”杨度奏折递上后，摄政王载沣以梁启超系得罪先朝之人，碍难赦用，因此奏折留中不发。
1910年秋间，御史胡思敬奏劾杨度，“候补四品京堂杨度留学东洋，首倡革命，造谣惑众，形同会匪。”在罗列一些杨度的所谓罪行之后，建议把杨度密捕解京，“审拟定罪，以靖人心，以毙后祸。”奏折留中未发，杨度免于此劫。到1911年初，胡思敬再次奏劾杨度，以杨度演说新刑律，“破坏伦常，把持朝局”，力保梁启超，将与康、梁合谋，“祸且不测”等原因，指责杨度为罪魁祸首，请求“睿裁”。在当时国会请愿运动和保路运动的压力下，清廷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1911年的清政府已处于覆亡的前夜。杨度虽然没因胡思敬的奏劾获罪，京师却在流传着他因革命党广州起义牵连而被捕的谣言。1911年5月4日，内阁官制颁布前四天，京师官场流传着杨度被捕下狱的传言。据比较关心杨度安危的汪荣宝当日记载，“子函言闻诸韩晋卿，今日有廷寄到陆军部，逮捕杨皙子，云因粤事牵连，将处以监禁之刑。予因疑其妄，而晋卿方官陆军部，所言当必有据。殊大骇异，急以电话四处探听。”经过多方打探后，汪荣宝得悉杨度正在湖广会馆听戏，大为感慨，“甚矣京师谣言之多也”。1911年5月8日，倍受非议的皇族内阁成立，一个多月之后，杨度被任命为这个内阁的统计局局长。三个多月之后，武昌起义爆发。
杨度在融会旧学新知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富民强国的具体办法，希望能把清政府改造成为一个虚君式的君主立宪政府，让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杨度曾公开抨击当今政府官员“劣者实居十之七八”，大多尸位素餐，只想自己升官发财。无论为国家的进步还是个人的前途计，杨度都渴望进入政府施展自己的才华。因张之洞、袁世凯联名奏保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1908年4月20日，本日上谕命候选郎中杨度著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杨度成为清政府的一名官员，并不意味着他从民党领袖变成了御用官僚，但角色的转换，毕竟发言的方式和态度也需作相应的调整。杨度夙有揽辔澄清天下的远大抱负，他进入政府作官主要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渴望藉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因此杨度参政后依然孜孜矻矻致力于争取国会的早日召开，利用京官的身份四处演讲呼吁，一再以速开国会陈说于政府诸公之间，并联络宗室恒均等在京成立“宪政公会北京支部”，扩展宪政公会在各地的势力。1908年6月下旬，杨度单独向政府提出限期开设国会说帖，反复陈述召开国会对国家和皇室都极为有利，劝诱政府早日开设国会。杨度的说帖引发了一场国会开设期限的讨论，直接促成了《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的颁布。
杨度任职宪政编查馆期间，由于积极鼓动速开国会，受到不少攻击，又因他系袁世凯所推荐，颇为袁所看重，1909年初袁世凯被开缺回籍自然对他没有好影响，虽然资料匮乏，但可以断言杨度在官场并不会春风得意。他在宪政编查馆所参与厘定官制和考核专科等宪政事宜的讨论，所起作用也并不太大。或许是因为政治生涯的不如意，促使杨度于1909年8月请假回籍省亲，专心从事于实业活动。
杨度一向对实业极其重视，认为世界已进入经济战争国，中国必须以工商才能立国。为了促进国内商业的发达，曾专门撰写《于中国厘金税之可否》一文，提出废厘加税的改良办法。1907 年底，为保护湖南全省矿权不为外人侵害，参与向湖南巡抚呈文请派矿务公司总理，“以主持矿政而杜外患”。1909年2月，杨度和袁树勋、梁奂奎等人联合创立湖南华昌炼矿公司，采用新的冶炼技术炼锑。杨度为公司的开办从吉林、山东、湖南、湖北、江苏借了一笔十六万两的债，并向新成立的农工商部提出申请，要求降低公司的税收，并授以在湖南运用西法炼锑、为期二十五年的专利权。杨度在申请中指出，专利权可以防止外国人迫使两个甚至更多的公司进行竞争而导致产品降价。为了保卫中国企业，使其避免外国在价格方面进行操纵所产生的有害影响，实行垄断专利是必要的。杨度的申请被批准了，专利以十年为限，包括十年后延期的可能性。华昌公司采用先进的冶炼技术，享有垄断专利权和减免税款之利，在资金运转上比较宽裕，成为当时最成功的炼锑企业。
请假回籍的杨度主要为华昌公司的发展忙碌，据杨度向赴湘考核咨议局开办情况的汪荣宝透露，“湖南产锑额占世界总额十分之四，向以锑沙出口，无能制纯锑者。”他们创办的华昌公司专门炼制纯锑，“成绩良好，销路甚广。”杨度向汪荣宝抱怨，英国人因为妒忌华昌公司的成绩，最近联合世界上的许多炼锑公司鸩集大量资金准备包买湖南的所有锑沙，“而政府不知设法补助维持，坐令莫大利源无所发展，良之嗟叹。”为矿权而努力的杨度毕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为路权而积极谋划的他却几遭不策。1910年3月，因资政院行将召集，宪政编查馆电催杨度入京。杨度离湘北上途径汉口时，“以上书邮部论铁路借款事，为湘鄂拒款会所痛恨，此次入都过汉，竟有人谋施暗杀，并有聚众要劫情事，为英国巡警遮救得免。”后在巡警道的保护下安全离开，并于4月底到京。
杨度返京后又开始过按部就班的生活，在宪政编查馆讨论各种筹备宪政事宜，和知己好友交游酬酢。1910年6月，宪政编查馆会议厘定官制事宜清单，分厘定官制为四期，一厘订、二颁布、三试办、四实行，中间相距各二年。杨度认为“如此则实行以前之光阴均为空过，而届实行时又有一旦骤进之患，不如改四小期为一长期，与此期内随时可以厘订。”杨度的建议遭到汪荣宝的反对，最终并未采纳。此后不久，宪政编查馆同仁又因新刑律草案分成了礼教和法理两派，两派“各持一说，争议不已”。新刑律草案提交资政院讨论时，更是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1910年12月2日，资政院讨论新刑律案，杨度以宪政编查馆特派员的身份，赴会发表演讲，说明新刑律修改的主旨，并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阐明了不能不改良刑律的理由。从国内情况来看，以往“旧律于司法包含立法，凡法律无正条者，可以援引比附，”这显然不符合立法、司法相独立的立宪原则，如欲“一切法律都于宪政相符合”，则旧律不能不改。从国际情况来看，世界上各文明国的法典都有共同的原理原则，这些国家在交往中彼此尊重主权。因为中国法律的原理原则与世界各文明国的不相符合，导致外国人在中国不遵守中国法律，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中国如欲收回这些权利，则旧律不能不改。杨度接着指出新刑律同旧刑律相比有五项最大区别，“（一）更定刑名，（二）删除比附，（三）死刑唯一，（四）死刑减少，（五）惩治教育。”杨度在演讲中特意分析了新旧刑律在精神上的区别，强调想成为法治的国家，“必经一种阶级，即由家族主义进而为国家主义是也。国家采用何种主义，一切政治、法律皆被支配于其主义之下。”中国数千来一直为家族主义所支配，“古所谓诛九族、夷三族，皆以族为本位，故对于国家犯罪，即处以诛族之罚。因此主义之故，且结果至于以立法、司法之权，皆畀之今之所谓家法，即家长之法，家长至于可以杀人乃至擅杀人，是以两权皆付于家长也。此吾国数千年来刑法主义之所在，即维持国家安宁政策所在。”当今世界日趋大通，中国闭关自守的局面无复存在，须使全国人民合力对外，如果仍为家族制度所支配，则无往而不劣败。杨度在演讲的最后强调，“与国家主义日近，而与家族主义日远。此即新律之精神及主义所在，即与旧律之区别所在。”杨度的演讲获得极大的成功，“演说历二时之久，鼓掌声如雷，实政府特派员从未有异数也。”杨度的精彩演讲虽然为新刑律案赢得了不少议员的支持，但是不少议员以新刑律有违礼教而频频发难，礼法之争有愈演愈烈之势。鉴于此，杨度又专门撰写《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一文，全面剖析了礼教派的谬误。
杨度在文章中指出无论何国的法律无不与其礼教相关，东西洋各国“亦有其礼，亦有其教”，首先破除礼教派把中国礼教当作天经地义的思想，“礼教并不能谓之天经地义，不过治民之一政策而已。审时变之所宜，应以何种政策治其民者，即以何礼教治其民，一切政治、法律、教育，皆视之以为转移，无所谓一成而不可变者也。”中国由于以往有天下主义而无国家主义，“无与国之并立，无对外之竞争，但求内部之安宁，已称平治矣。”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国的礼教与法律，都是以家族主义为精神。而其他国家的礼教与法律，都是以国家主义为精神。而且这两种主义不能并立、并行，“所谓不并立、无并行者，非谓此存而彼绝，特多少之成分耳。”如果中国不改变家族主义为主的旧局面，无论如何颁布宪法、改革官制都是虚文，不但不能走向富强，反而会愈益贫弱。杨度进而断言，“故此问题者，非区区一刑律问题，更非区区刑律中一、二条文字句之问题，乃中国积弱之根本原因，而此后存亡所关之大问题也。”在文章最后，杨度再次强调，“今之新刑律实以国家主义为其精神，即宪政之精神也，必宜从原稿所订而不得以反对宪政之精神加入之。”
杨度为使新刑律案顺利通过作了大量工作，并作出一定的妥协，对礼教派的驳斥也赢得了很多人的赞同，但新刑律在资政院表决时仍没通过。在投票表决时，尤其是第二八八条引起极大争议，赞成无夫奸有罪的七十七票，反对的四十二票，接着又表决列入赞成章程的人更是少数，结果新党全体失败，新刑律草案在资政院表决没有通过。有位赞成新刑律的议员，当场骂资政院的议员“程度不足”，汪荣宝也随声附和，结果是“众大怒，一哄而散”。怅惘而归的汪荣宝找杨度“计议办法”，讨论颁布刑律问题，最后商定的办法为，“（一）会奏总则，惟将其中不同意之点，特别声明，请旨裁夺；（二）由宪政馆草奏分则，请与总则同时颁布，但声明明年交资政院追认。”但是这些补救办法没能采用，至此，这场礼法之争以法理派的失利而告结束。
1910底，杨度以促进宪政为由专折奏请赦用梁启超。杨度在奏折中指出，梁启超因戊戌倡言仿行各国宪政而获罪，流亡海外以著书立论来开通民智，“为力之大，莫与伦比。此士夫所能谈，中外所共睹者也。”甘愿以性命担保，恳请朝廷以宽大为怀，赦用学识渊邃、冠绝等伦的梁启超，“方今筹备宪政之初，正为启用人材之日，与其赦罪于后，何若用材于先？”杨度奏折递上后，摄政王载沣以梁启超系得罪先朝之人，碍难赦用，因此奏折留中不发。
1910年秋间，御史胡思敬奏劾杨度，“候补四品京堂杨度留学东洋，首倡革命，造谣惑众，形同会匪。”在罗列一些杨度的所谓罪行之后，建议把杨度密捕解京，“审拟定罪，以靖人心，以毙后祸。”奏折留中未发，杨度免于此劫。到1911年初，胡思敬再次奏劾杨度，以杨度演说新刑律，“破坏伦常，把持朝局”，力保梁启超，将与康、梁合谋，“祸且不测”等原因，指责杨度为罪魁祸首，请求“睿裁”。在当时国会请愿运动和保路运动的压力下，清廷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1911年的清政府已处于覆亡的前夜。杨度虽然没因胡思敬的奏劾获罪，京师却在流传着他因革命党广州起义牵连而被捕的谣言。1911年5月4日，内阁官制颁布前四天，京师官场流传着杨度被捕下狱的传言。据比较关心杨度安危的汪荣宝当日记载，“子函言闻诸韩晋卿，今日有廷寄到陆军部，逮捕杨皙子，云因粤事牵连，将处以监禁之刑。予因疑其妄，而晋卿方官陆军部，所言当必有据。殊大骇异，急以电话四处探听。”经过多方打探后，汪荣宝得悉杨度正在湖广会馆听戏，大为感慨，“甚矣京师谣言之多也”。1911年5月8日，倍受非议的皇族内阁成立，一个多月之后，杨度被任命为这个内阁的统计局局长。三个多月之后，武昌起义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