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

三、用国会改造政府

　　杨度主张政治革命，认为政治革命是以改造责任政府为唯一的目的，反对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种族革命。同革命党人一样，杨度对清政府的批评是极为严厉的。谴责清政府对内偷钱对外送礼，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放任专制政府，因而要通过政治革命对其改造，把现在的放任专制政府改造为责任政府。政府如果负责任，就必然会以发达国民为己务，结果自然会民富国强。所以说，改造责任政府就是当时中国

　　救国的唯一方法。

　　使政府负责任，则必须使君主无责任，如果君主仍然负责任，那么政府就不能负责任。杨度指出立宪国家和专制国家在精神上的最大区别，是立宪国家的君主无责任，专制国家的君主有责任。中国以往的革命，都是以专制易专制，而不知道移君主责任于政府。杨度认为用国会改造政府的方法“至巧而亦至稳”，上可以使君主常保尊荣，不会有过失，惹起全国为乱；下可以促进人民发达，而不至于动辄激起革命，扰乱社会秩序。杨度赞叹为“法良意美，无过于此者”。

　　杨度比较了世界上的民主立宪国和君主立宪国后，认为君主和民主的不同主要是因为实行立宪时的国情不一样。指出两者都遵循立宪原则，元首无责任，内阁负责任。差别在于元首一由选举而来，一由世袭而来。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君主无责任，政府如果有违法和失政之处，由政府大臣负担责任，所以学者和政治家称之为责任内阁。责任内阁的内阁大臣所负担的责任有两种，一是违法的责任，二是失政的责任。责任内阁的编制有内阁总理大臣和各部大臣；责任内阁的种类有政党内阁、不党内阁（日本称为超然内阁）、半党内阁，立宪不久、政党未盛的国家一般是不党内阁，半党内阁在由不党内阁向政党内阁过渡时期出现，政党内阁在政党发达以后才会出现。至于责任内阁的职权，杨度喻之为“上奏、下宣之关门”，也就是说君主上谕如果没有国务大臣副署，有司可以不奉行，这是立宪政体的要义。总而言之，君主立宪制度的精神就是君主无责任。中国政府之所以为不负责任的政府，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专制，“知君主专制国，以君主有责任之原因成为政府无责任之结果，即知君主立宪国，以君主无责任之原因，成为政府有责任之结果，一对照而知之矣。”

　　国会是改造责任政府的唯一方法，也是立宪国家至重极要、惟一不可缺少的机关。如果国家中没有国会这一机关，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使政府成为责任政府。凡能称得上为君主立宪的国家，都必然是以国会和责任政府为国政的两大枢轴。国会的本质在于人民参政权，重要职权在于监督政府，纠弹政府失政，所以在君主立

　　宪国家，国会和责任政府，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此外，立宪国家还有内阁责任的纠弹制度，即纠弹违法责任和纠弹失政责任的制度。就纠弹制度而论，有国会的国家，政府想不负责任而不能，“故曰非责任政府能发生国会，实国会能发生责任政府。国会者，改造责任政府之武器也。”如果中国有国会，则君主有责任、大臣无责任的专制精神就会去除，而君主无责任、大臣有责任的立宪精神就会产生。一言以蔽之，杨度认为只有开国会可以救国：

　　故吾今日所主张之惟一救国方法，以大声急呼号召于天下者，曰：“开国会”三字而矣。无国会必无责任政府，此如车之两轮，今无其一，宜其一之亦不行也。但有很多人认为当时中国的人民程度不足，还不足以开国会，杨度对这种主张进行了驳斥。

　　人民程度不足说，当时持此论者几乎遍及全国。杨度首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用什么标准来定人民程度不足？二是用什么方法使人民程度足？这是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持人民程度不足说的人，以有教育、无教育为标准来判断人民程度，以教育普及的方法来提高人民的程度，主张教育普及以后国会可开，教育未普及之前国会不可开。杨度反驳那些认为教育普及以后国会才可开的结果只能是教育永不普及，国会永不开设：

　　故持人民程度说者，苟谓教育普及之后则国会可开，是欲以不开国会之原因，办到教育永不普及之结果；又以教育永不普及之原因，办到国会永不开设之结果。杨度认为不负责任的政府不可能做到普及教育，教育能否普及，应以国会开设与否为断。如果国会开设，政府必能改良，这样才能达到教育普及的希望。

　　还有持人民程度不足说的人，以地方自治作为判断的标准和提高程度的方法，主张先使人民有自治经练，作为开设国会的预备，先立地方自治之法，而后视其程度，逐渐由地方推及全国。杨度比较了世界各立宪国的发展历史，指出只有英国是由地方自治发达而后开设国会，其余国家都是因国会开设以后才逐渐实现地方自治，同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现在的国民程度要高于这些国家开国会之前的国民程度，所以地方自治不能成为不开国会的理由。

　　以教育普及为标准与方法，和以地方自治为标准与方法，都是持人民程度说的理论根据。杨度分析了产生这些谬误的原因，主要是这些人不知少数人民与多数人民的程度不必相同，无论什么国家，社会上一切事业的原动力，“常在中流社会”；不知无国会的国民与有国会的国民的程度不可能相同。杨度敬告持人民程度说的人应以有无国会为标准：

　　有国会则国民程度高，无国会则国民程度低；论人民程度之足于不足，其惟一之标准在有国会无国会；谋人民程度之足，其惟一之方法在开国会。

　　因为人民程度之所以高，非能自然高，关键在于有参政权以后才能高，人民有资格参政，必是国会开设然后可。

　　清政府以人民程度不足为由，拟定了九年预备立宪计划。革命党人则认为中国做共和国民的资格是天然具备的，只要去掉现在的异族专制政府，则天下尽是共和国民，民权立宪也会随即而至。革命党人因大多为革命起义而四处奔波，对民主共和的理解还停留在非常模糊、肤浅的层次上。

　　杨度指出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没有政府愿意主动开设国会来监督自己的，中国也不例外。所以中国的国会，希望政府主动召开是不可能的事，“必也由人民以自力致之耳”。而且国会能否成功召开，并不需要国民全体或是多数赞同，上、中社会的少数人齐心推动即可成功：

　　惟自吾策之，吾人苟欲国民一方主张开国会者之势力大张，诚无妨合上、中社会及上、中社会以外之人而共谋之。然但能于四万万人之中，得其四百分之一，有数十百万人为一致之行动，必已能收效果。

　　此后国会请愿运动的发展，证实了杨度的这个办法的确有效。

　　杨度根据各立宪国国会成立的历史，“非有国会而后有政党，乃有政党而后有国会，”认为如果没有得力的政党，则国会不会自然发生。而且政党推动国会成立后，国会即可成为政党活动的舞台。以立政党为谋开国会的方法，才能达到开国会改造责任政府的目的，而且这是救国方法中的“下手之第一着”，舍此而莫由。杨度主张立政党以谋开国会的最大理由，是因为如果有共同政治目的、采取共同行动的政党，在谋开国会的过程中，“前者可以死，而后者可以继也。”君主立宪党主张用政治革命改造政府，直接与政府利害相冲突，更容易遭受到政府的迫害，不能有丝毫侥幸成功的心理。设立政党可以坚定党员冒险的决心，以达到开设国会的目的，“盖政府杀一党员，民间可增无数党员，若杀至数十百党员，全国之中半为政府之敌，斯于左右叱咤之声中，而不负责任之政府必倒，代表国民之议会必开矣。”如果牺牲数十百人，国会遂得以召开，这也算是中国的大幸了。

　　杨度对当时政府的批评一贯是极为严厉的，“今中国政府之不负责任，方日嬉游偷惰，苟贪利禄，自幸人民之不予扰也。”杨度在这一点上，与革命党并无二致。但是他并不赞同革命党的任由政府腐败的做法，因为这样造成的结果虽然有利于革命风潮的鼓动，却与整个国家的利益恰相反对：

　　舍政治之事于不问，任政府之腐败而不一监督之，且或欲利用其腐败，以激起人民反抗之心，甚至倡言贪官污吏非其所恨，闻政府之腐败则喜，闻政府之不腐败而惧。问其何以至此之理由，则必曰非起革命军除去君主后，不可以言政治也。

　　杨度指出只要革命军一日未起，君主一日未除，“其党之利益即无一日而不与国家之利害相反”。为了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应该积极的改造政府。

　　杨度解释自己开国会的主张与要求立宪毫无差别，两者实际上是一样。之所以不以要求立宪相号召，因为与其要求形式上的宪法，不如要求实质上的国会；与其笼统主张立宪，不如举简单的事实主张开国会。民主立宪党在其机关报《民报》上大书六大宗旨，其中一条是要求列国赞成中国的革新事业。民主立宪党人认为必须用武力才能要求，否则实为乞求，杨度非常赞同革命党人的这一看法。在这一基础上，杨度详细比较了民主立宪党和君主立宪党两者要求的异同。首先，所要求的对象与方法不同。君主立宪党主张立宪法、开国会，目的在改造责任政府，而不在革除君主，所用方法是以人民的势力强迫政府而要求君主。民主立宪党反对君主立宪，主张革除君主，人民选举元首，建设共和政体，以民主主义为目的，而以民族主义为手段。但民主立宪党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大汉族主义，“不过人民排人民之主义，与全体人民之中排满、排蒙、排回、排藏，而以纯粹之汉人立国，行其共和政治之制耳。”这种民族主义很容易造成国内的分裂，而国内分裂又很可能引起外国的瓜分。民主立宪党也深惧瓜分危险，故预先要求列国赞成中国的革新事业，不干涉中国的内政，不瓜分中国的领土。就此而言，民主立宪党也可谓深谋远虑，洞知世界大势，但他们的方法却并不正确。综合两党的要求来看，“一在国内，一在国外；一专为本国之问题，而各国无参与之权，一直为世界之问题，而本国无自主之权矣。”

　　其次，所要求的武力不同。杨度指出如果民主立宪党的兵力不足以抵制各国，仅想依靠国际法来要求，“吾其为全国同胞恸矣。”同民主立宪党不同，君主立宪党不依赖国际法而依赖国内舆论。如果全国一致主张开国会，政府虽欲反抗而不能，“不得不降于国民之下，故舆论即武力也。”国内舆论可以成为势力，而国际公法不能成为势力，主要是因为：国内舆论有一定的实质，国际公法无一定的实质；主张国内舆论者是“以群求孤”，主张国际公法者是“以孤求群”。也就是说，国内舆论可以成为君主立宪党要求君主的武力，国际公法却不能成为民主立宪党要求列国的武力。如此可知，民主立宪党要求列国的武力，只有兵力而已；君主立宪党要求君主的武力则有两种，主要的武力为舆论，附加的武力为兵力。就两党当前的政策而论，君主立宪党需预备要求君主的众多舆论，民主立宪党需预备要求列国的强大兵力。

　　杨度分析了君主立宪党的两种武力，主要为舆论，附加的是兵力。如果舆论有效，不必使用兵力，舆论无效则不能不用兵力。当时虽然国内还没有这种鼓吹召开国会的舆论，但杨度相信舆论“必能推倒放任政府而开设国会”，现在不需预备兵力，兵力只是万不得已而后用。君主立宪党以舆论为武力，“乃仅恃乎国内，而无恃乎国外，故要求列国赞成之一主义，非吾人之所取。”杨度坦言，君主立宪党不必要求列国赞成，也不屑要求其赞成。不相民主立宪党要求列国，而忧虑担心其不赞成。君主立宪党如果单靠舆论不能奏效，人民中有一部分以兵力从事之时，将会更加唤起全国反对政府的激昂舆论，“兵力之武力虽败，舆论之武力终胜，仍以舆论为告捷之具。”宪法之所以颁布，国会之所以召开，仍应当归功于舆论，而不应当归功于兵力。杨度总结说，君主立宪党的武力虽有舆论、兵力两种，但始终专靠舆论成功，不靠兵力成功。所以君主立宪党论武力而以舆论为主要，以兵力为附加。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君主立宪党和民主立宪党的异同，杨度列了一个比较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君主立宪党以舆论为主，以改造政府要求君主为始终一贯的目的，即使万不得已使用兵力，兵力可小。民主立宪党以兵力为主，主张政府与君主并去，故所需兵力必大。君主立宪党兵力只不过是造舆论的工具，故兵力可败，而兵力愈败则舆论欲烈，政府倒台也欲速。民主立宪党如果举兵而败，则前功尽弃，政府顽强如故，故需有大而必胜之兵力方能奏功。

　　综合以上诸论，杨度希望先成立政党，以政党之力唤起召开国会的舆论，用国会改造责任政府，建设责任内阁国家，这样政治革命就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