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

三、在反对“取缔规则”风潮中

　　杨度在1905年底担任留学生总会干事长期间，正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最高峰，学生总数已达八千余人。中国政府虽在日本设有留学生总监督，并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加以管束，但是收效甚微。留学生群体良莠不齐，其中不少学生生活腐化，并非真心求学，“挟利禄功名之见而来，务为苟且，取一知半解之学而去，无补文明。”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爆发了一场波及全体留学生的巨大风潮。

　　先来看中日两国政府对当时留学生激增的态度。清驻日公使杨枢鉴于留学生飞速增加导致的混乱，专折密陈留学生在日本的这种状况，请求清政府严定选派学生出洋留学章程，在密折中杨枢对日本的教育状况和留学生的各种描述如下：

　　日本普通学堂专为中国学生设者如成城学校等三四处尚称完备，然不完备者则不下十余处，有以三个月毕业者，有以六个月毕业者，甚至学科有由学生自定者，迎合学生之意，学生即喜，入之而不能禁，此普通学堂之不可恃也。日本高等专门各学校及大学校皆有定额，中国学生年增数倍而学额不能增，奴才屡商日本文部皆有难词，即能增额亦难容此数千之众，后来者尤难预计，此高等学堂之不能容也。学生在东习普通者以两年半毕业，此两年半内仅习日本语文犹虑不足，其他学科往往有名无实，近并两年半毕业者亦寥寥其人，此普通学之不可信也。日本学生自小学起，每试验皆合格，至入大学亦须十四年，若是其难也。中国学生到东年余，在本省又多未预备，甚或国文亦未尽晓，遂幸入大学，三年毕业一试获隽，出其强不知以为知之学说以应世用，其贻害可胜思耶。故虽大学及高等毕业者，亦未可尽信也。所入之校屡迁，所习之业无定，争学费则一省以一省为例，补学额则一府与一府为仇，甚至奸窃之案亦不一见，贻笑外人莫此为甚。杨枢在奏折中提出整顿留日学务的办法，建议要提高选派留日学生的资格条件，慎重选择于前，严加甄别于后。

　　当时，面对大批涌来的中国留学生，日本正规的教育力量无法容纳，于是专以谋利为目的的速成学校纷纷成立。为了吸引留学生入校，这些学校之间出现了激烈的竞争倾向，竟然出现了数月以至数日的速成科，如传授肥皂制造法的学校数日讲授完毕后，随即颁发证书，纯粹是商人经商牟利的作风。随着留日学生的飞速增加，这种专为牟利的“学商”或“学店”林立，广收中国学生，因管理混乱，日本的教育管理部门受到了各界的严厉指责。鉴于这种情况，日本文部省为了整顿学校起见，乃于1905年11月2日颁布了《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该项规程共十五条，虽名义上面向所有公私立学校，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对付私立学校，尤其是专收中国留学生的特殊学堂——“学店”。该规程在公布之前，曾钞稿示商于驻日公使杨枢，杨枢向清政府作了汇报，“寻绎全文，有为整顿学校者，亦有间接管理学生者，实无苛待之意，旋即公布。”

　　杨枢与日本文部省始料不及的是，这项规程颁布以后，旋即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中国留学生把这项规程称之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认为是中日两国政府朋比为奸意图压制留学生的结果，因此各校学生群情汹汹，纷纷讨论或演说，并推举各校代表商讨办法。

　　杨度当时身为留学生总会的干事长，毫无疑问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作为一名从传统上层士绅转化过来的新型知识分子，杨度本身阅历较为丰富，接触过很多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在日本两次留学已有几年时间，而且他自己对当时中国留学生界速成教育的弊端也深有感触，因而他主张采取有理有据有节的方式，通过呈递公禀的合法途径据理力争。

　　在取缔规则颁布当天，杨度就率领留学生总会干事前往公使馆拜会杨枢，提出反对理由，请求公使进行特别交涉。杨度随后又在留学生会馆召集各省同乡会负责人，举行评议会议，收集整理反对取缔规则的意见。经过多次讨论后，杨度以留学生总会干事长的名义率总会全体干事、各省分会长联名向杨枢递交《学生公禀》，请求对日交涉，改正取缔规则中的不妥善之处。

　　杨度作为留学生总会的干事长领衔呈递公禀，可以说这份公禀代表了他的主要看法，而且这份公禀还很有可能是文才识见俱佳的他亲自操刀拟定的。公禀首先指出文部省颁布的规程虽“用意至美”，但第九条取缔清国留学生校外住宿，第十条“不得使清国人在他学校因性行不良而被令退学者入学”，这两条所规定的范围极广，而且界限不明，在实行中必定会对中国留学生造成不利影响。取缔校外住宿造成的不利有如下数种：一、于经济上有损害；二、于学问无补益；三、于卫生有妨碍；四、于兼学不便利。公禀中对这四种不便逐一进行了论析，并强调这些都是“往事之经验，而学生之苦情”。接着认为“性行不良”因范围甚广，有可能被校方用来作为无理斥革学生的借口，对学生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恳请杨枢照会日本外务省转咨文部省，请其取消规程的第九条及第十条，“若能如此，则吾国学生庶得以达求学之目的，而无不可复留之疑惧，是不仅学生之利益，抑亦两国交际之利益。”

　　在风潮之初，杨度倡导的这种温和理性的斗争方式居主导地位，留日学界争议之点仅在第九条和第十条，只要求取消这两条规则。呈递公禀后，驻日公使杨枢也同意与日本政府交涉。但留学生中的激烈派反对杨度力倡的这种合法争取方式，强烈要求取消全部规则，此后言论渐趋激烈。留学生人数比较多的弘文学院开会讨论此事，“群以日本政府专与留学生为难，不尊重吾辈人格。如不取消取缔规则，宁全体退学。言时非常愤激，此外毫无办法。”一般情况下，大会集议讨论的时候激烈的方式很容易占上风，理智的处理方式往往不会被采纳。湖南西路同乡会召开全体会议商讨抵制日本政府取缔规则事，“群主张以停课要求，若日本政府不许，则全体退学回国。余主张详细调查日本取缔留学生之原因，与规则内容，及各省同乡会对此问题之应付情形。众以为不必调查，即日停课，多数举手，一哄而散。”

　　干事长杨度对全体罢课、集体归国的强硬主张表示反对，副干事长范源濂也反对罢课归国，甚至忧虑地为此事吐血。但激进的留学生日益增多，胁迫留学生总会干事和他们一致采取激烈手段，并且要求改选留学生总会。留学生总会经过改选后，主张温和派的人几乎全部落选。激进派的学生代表到公使馆请愿，杨度没有参加。驻日公使杨枢同杨度一样只主张取消第九条和第十条，反对激进派取消全部规则的要求。杨度深知以罢课归国为要挟日本的手段不会取得任何成效，而且也得不到清政府的同情支持，最后受损失的还是耽误学业的中国留学生，因此他坚决不同意激进派学生的解决办法。面对这种激进化态势，杨度既无法阻止，又不能苟同，他这种顾全大局的行为得不到激进派的理解，而且遭到诟骂，只好选择逃避。杨度于12月4日悄然离开东京，避匿宇都宫等地，不再参与这场他不赞成的罢课运动。

　　当留日学生的反对运动趋于激烈时，日本文部省发表了复《学生公禀》的信——即《说明书》。他们解释取缔规则是以奖掖学生，整顿牟利学校为目的，毫无约束留学生自由之意，认为中国留学生误解了这项规则，因此表示对留学生的抗争绝不让步或打消。当时，日本政府也有不少对留学生表示同情的人士，四处奔走谋划恰当的处理。日本民间的态度，较官方尤为强硬，多认为留学生妄逞意气，甚不同情，甚至有加以谩骂侮辱者。如《朝日新闻》认为此次风潮，是因为“清国学生过于狭义解释省令，此亦为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行为所致，他们的团结力量亦甚为薄弱，”极尽冷嘲热讽。

　　激进派学生占主导地位后，主张罢课与返国的学生成立联合会，举胡瑛为会长，宋教仁为外交长，孙武为纠察长，认为取缔规则不怀好意，要不取消则立即归国自办学堂。议决自12月6日起，各学校一齐罢课，并制定《学生自治规则》，印刷后派发给全体留学生。激进派学生决定以铁腕对付破坏罢课的学生，成立了配备武器的纠察员，不准留日学生上课。自此，反对取缔规则运动，终于发展成为正式的全体留日学生运动。

　　全体罢课运动开始后仅两天（即12月8日），传来了一个震动整个留日学界的消息，言论风采久为留学界所推崇的陈天华对这场罢课运动并未积极参加，却在渐趋激烈之时于日本大森海岸蹈海身死。在投海前一天，陈天华提前写好了绝命书，并挂号寄给神田区骏河台清国留学生会馆杨度收。陈天华在绝命书中开首即指出救中国的一线希望就在于留学生日多，风气渐开，如果留学生能以爱国为念，刻苦向学，以救祖国，方能使祖国转危为安。接着直言不讳地指出留学界存在的问题，“有为之士固多，可疵可指之处亦不少。以东瀛为终南捷径者，目的在于求利禄，而不在于居责任。其尤不肖者，则学问未事，私德先坏，其被举于彼国报章者，不可缕数。”陈天华肯定了留日同学要求取缔规则的爱国行动，但表示并不赞成罢课的主张，“继同学诸君倡为停课，鄙人闻之，恐事体愈致重大，颇不赞成，”但既然已经全体罢课，就应该“全体一致，始终贯彻，万不可互相参差，贻日人以口实。”接着陈天华述说了自己投海的原因之一，即日本《朝日新闻》诋毁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

　　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陈天华投海的目的是希望留日同学能“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改变给外人的放纵卑劣形象，并且向留日同学强调不要误会他的这一本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对于这场取缔规则风潮，陈天华所渴望的解决办法为：

　　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惟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陈天华希望以自己的死，使留日学生“有所警动”，从此之后，改掉不良习气，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丕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此鄙人今日之希望也。”陈天华对这场不顾全局、一哄而起的罢课风潮，委婉地提出了批评：

　　凡作一事，须远瞩百年，不可徒任一时之感触而一切不顾。一哄之政策，此后再不宜于中国矣。如有问题发生，须计全局，勿轻于发难。此固鄙人有谓而发，然亦切要之言也。

　　通过对陈天华绝命书的剖析可以断言，就对这场取缔风潮的看法来说，陈天华与杨度的态度基本一样。但两人截然不同的是，陈天华希望以自己的死来“警动”留学生，而杨度在无可奈何之下则采取了躲避。陈天华把自己的绝命书寄给杨度，就是劝说杨度和不赞成罢课而欲辞职的留学生会干事，在事实以至如此的情况下，希望他们忍辱负重，“诸君不力为维持，保全国体，不重辱留学界耶？”杨度与其他持温和主张的干事未尝不想维持，但局势的发展却使他无法维持。激进派学生竟然宣布反对罢课归国的胡汉民和汪精卫的死罪，忧虑吐血的范源濂“避匿病院”，也遭到激进派学生的殴击。

　　陈天华想以自己的死来“尸谏”留学生，希望留日学生能“卧薪尝胆，刻苦向学”，但造成的结果却适得其反，使得留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风潮更加激烈，集体罢课的决心更加坚定，相率归国者日众，风潮遂行扩大，几至不可收拾。有不少学生因身受威胁，不得不随声附和；也有不少主动参加罢课的留学生并不赞成罢课归国的主张，但存在一种将错就错，错须共错，错须错到底的共同心理，所以导致罢课风潮，如燎原之火，迅速波及整个留日学界。在中国留学生罢课与返国风潮的高涨声中，日本上下几乎一致表示去就听其自然，日本各学校则尽力疏导留学生消除误会，坚持返国的惟有听便，愿留下继续学习者，则教学照常进行。

　　罢课归国风潮在陈天华死后数日达到高峰，但这种状况持续甚短，学生情绪渐趋平静后，主张上课和反对返国的留学生，成立“维持留学界同志会”，制定临时会章八条，以维持学界秩序为宗旨，劝告同学一体上课。这样留日学界就产生了两个对立的团体，一派主张归国，一派主张复课。双方都多次发表声明和意见书，展开了激烈的笔战和宣传战，“开学生大会时，两派辩争甚烈，不决而散。”在这场取缔规则风潮中，同盟会会员分别加入对立的两派，如宋教仁、胡瑛、秋瑾等为退学归国派，胡汉民、朱执信、汪精卫等为复课派，双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说明刚成立不久的同盟会，只是一个松散的革命联盟，并没有严格的组织和党意来约束会员，以至于在发生如此重大风潮之时，不能发挥团体的作用。

　　避居外地的杨度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在维持会成立后，致书维持会支持他们的行动，劝导留日学生早日复课。随着时间的延长和学生情绪的缓和，维持会渐占上风，主张罢课归国的人越来越少。日本学校当局也一直劝说学生返校复课，清政府也派来特使和驻日公使一起进行调停，并发出复课命令。在这种情况下，留日学生于1906年1月初召开协商会议，通过了复课决定。1月13日联合会解散，宋教仁作为该会的负责人之一，这天在解散联合会上发表演说，“此次风潮前固可主张力争，但现已无可如何，于情于理于势皆不可久持。”并且宋教仁制止了不愿解散联合会的人。自此，这场风波终于平息，留日学生纷纷返校上课，国内也有大批学生前来留学。取缔规则并未实施，结果不了了之。

　　关于这场取缔规则风潮，各界人士事后大都肯定激进学生的爱国行为，但也客观公正的指出废学返国的无益，如梁启超就多次在《新民从报》发文评论这场学界风潮。对于梁启超的“翘短”，一名参与其事的激进学生虽然承认罢课归国的举措失当，但也撰文反驳梁氏翘人之短为轻薄，“且与人既往之失，而时时刺之，在己为轻薄，在社会则无所补益。虽饮冰自文，谓非翘人短，然实际如是。”这名学生作为取缔风潮中激进行动的亲为者，评价这场风潮为：

　　盖联合会之举动，吾辈祗（只）当谓误用其热诚，而不可谓其心之非公。其示威运动之种种不当，则由彼等迷认一争国体事件于肠中，故急欲出而一致。幸而此事与国体毫无关系已耳，万一有他问题，诚为争国体者，而得如彼辈之坚持，则我亦将一切抹杀耶。鄙意以为彼等直是误解，其根于误解所生出之办法，虽有不当，不能过责。

　　这名取缔风潮中的激进者承认办法失当，但因为是出于公心而误用热诚，强调不能过于责备他们。

　　通过这位激进参与者的自我评判来看，杨度在这场风潮中先是采取据理力争，后因无法劝阻激进行动，只好躲避的办法实在无可指责。梁启超把这场风潮中的杨度比之为断头台上的路易十六，这名激进者甚不以为然，“以总干事某氏，仆尝识其人。饮冰亦与交契，然固知爱名誉，于学界无作威作辟之事而。”爱惜名誉当然好于作威作辟，所以这名激进者只是认为梁启超的比喻不伦不类，对杨度也并没有辱骂攻击。

　　同杨度当时的对立者相比，现在的一些论者对取缔规则风潮中的杨度则有很不客观的评述，“杨度当时在思想上同革命派已经有了根本的分歧，不赞成采取激烈的行动。所以他在这次运动中，一方面因为他是留日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还是站在抗议的行列，但是主张以合法手续交涉，反对废学归国，这也引起进步分子的不满。”得出这种看法一方面是因为对这场风潮并无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是由于根据是否革命划线，只要不是革命派，那自然就是不够进步的落后分子了，殊不知革命派在这场风潮中也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大阵营。

　　§§第四章 立宪运动之初的组党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