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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杨度早期生活阶段的时代背景
（一）科举制度阻碍了西学新知的传播
英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把中国拖入了不平等条约时代，自此之后，西教、西学随着东侵的西力，源源不断的输入中国。清政府为摆脱内忧外患的危机，开始设立机器局、船政局、轮船招商局等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希望以此达致富强的目的。同时为了适应变化的新形势，在政教文化上亦有相当改变。但这些新变化并未形成太大的冲击力量，促使清政府改弦更张，清政府只是采取“纳新不变旧”的措施，仍致力于维护传统社会的旧秩序。
由于清政府规模巨大，疆域辽阔，当时的交通及通讯条件都极为落后，西方政教文化影响所及，大多仅限于通商口岸地区，清政府最大地域范围内的最大多数的士大夫及读书人仍停留在以往的思维方式上。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列维所指出，“在来自外部的刺激面前，规模巨大的社会往往会表现出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除非从内部形成进行大规模社会变迁的自觉意识，否则外部因素的作用是很难对其发生作用的。”更何况中国是一个有着高度发达文明的大帝国，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都使它沉浸于维护旧日的辉煌，这些因素无疑都强化了清政府对外来新文化冲击的迟钝、麻木和固执。
有很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是没有充分考虑西方影响的程度在不同的区域其实差别很大，往往把住在通商口岸地区，受到西方文化较多影响的个别人物的思想状况，看作是广大读书人都具有的情况。以此来评论晚清人物的进步或落后，思想的激进或保守，难免会给人隔靴挠痒之感，并未有找出问题的本质所在。
使晚清的沿海和广大内地之间形成巨大差别的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原因是晚清政府仍然实行传统的科举考试，这也是晚清政府在 19 世纪末徘徊不前、近代化成效甚微的主要原因。罗兹曼等人在比较中日两国在近代的不同命运时，看到了科举制度对中国士绅接受西学新知的阻碍作用：
倘若当初清廷能把时局和西学问题放入科举考试的内容，那本来是能对接触西方后所带来的各种困境，唤起更大警觉性的。但这样做并非易事，因为每个士子都为应试而在现行的考题上下了几十年的功夫，而每个官员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也完全是由于过去在这些传统的老题目上考过来的。何况向在野士子征求对国事问题的意见也不符合朝廷本身的利益。科举考试加进纯科学的内容，其困难程度倒不大。确实，最早的改良运动就曾在科举考试中加了一份任选的数学试卷。但是，当时中国没有工业或研究机构来雇佣科学家，抽象的科学研究究竟是否有用，亦颇值得怀疑。由于同样的原因，19世纪末出现的由政府和教会开办的专门学校，很难招收到质量较高的学生。最受人尊敬的职业是当官，但官途的大门对于这些专门学校的毕业生是关闭的，其他能发挥他专长的出路又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形成鲜明的对照，日本政府当时迅速地把官员的选拔与现代教育学历紧紧地联系起来。
自然条件相差巨大的晚清中国，许多地方生活习性截然相异，再加上交通及通讯条件都极为落后，仍然沿袭着以往的水路运输或者陆路的驿路交通，即便在19世纪末期，修筑的有限几条铁路、开辟的近代轮船航运和架设的电报，惠及的人数并不太多，人员往来和思想传播均不太方便。即使沿海地区发生严重的外患和兵灾，甚至国都被攻陷与皇帝外逃热河的重大事故，对广大的内陆省份的冲击并不是很大，内陆广大人民生活仍然如故，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骚扰，这样的情况自然很难在广大士绅阶层中激发起同仇敌忾的共同信念。绅士精英阶层传统的天下外夷观念，并未有什么改变，虚骄自大的心理并未祛除，鄙视外人以天朝大国臣民自居的想法仍然是最普遍的情况。相反，真正认识到西方列强绝非传统的蛮夷，看清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真相的官绅，却成了少数的另类。如魏源、郑观应、冯桂芬、郭嵩焘、王韬、何启、胡礼垣等人，他们或是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引下勇于接受不敌洋“夷”的事实，或是生活于通商口岸较早接触了西学，或是出使西洋得以亲眼目睹西洋文明之繁盛，或是在西洋化的殖民地接受西学教育。他们虽然大多都对传统的儒学造诣精深，但一旦对西方文化有相当的了解后，都不约而同的提倡向西方学习。可惜的是，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下，在全社会的价值观念依然以传统的科举制为导向的时候，他们很显然只能是孤独的少数群体，就思想影响和社会地位而言，毫无疑问的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微弱的影响力量自然无法改变主流群体对于西方冲击的错误反应与依然故我的狭隘偏见。
对西方文化有较多接触，却顽固地仍视西洋人为蛮夷，拒绝向西方学习的真正保守派自然有不少。但我认为更多的把西洋人认为是传统蛮夷，反对近代化西式变革的所谓保守派，很可能是压根就没阅读过、思考过西学书籍，也根本不了解西方文化的绅士精英，他们和那些了解西方文化的少数精英，其实是按照不同的价值标准、思想观念来评判分析问题，也可说他们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精神世界里。如简单地对他们按照激进或保守的标准来划分，自然很难争辩出事实的真相。
（二）受科举制度束缚的精英阶层
同民主政治社会相比，专制政治社会中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影响更大，有时甚至起决定作用。毫无疑问，晚清政府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传统社会，令人扼腕长叹的是，执掌国家大权半个世纪之久，几乎决定整个国家命运的最高领导人是一位善于玩弄权术而无革新眼光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颇具综治之才，擅驾驭之术，总揽政权，君临天下，靠操纵派系、玩弄平衡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其才力虽足以控驭群下于一时，其学识则远不能为国家谋发展。
其实像慈禧太后这种贪图权力及享受的领导人物极为常见，但在社会大变革时代掌握统领大权，对整个国家带来的严重后果，不问也就可知了。对当时发展阻碍更大的是，自慈禧太后以下的整个领导阶层，除了久经外事、通晓洋务的李鸿章等洋务派人士外，大多数仍为科举正途出身的传统绅士，“彼等大都与外国人少有接触，对于中西实力之悬殊，颇为无知，亦几于无法想象。惟见外人之活跃强横，无孔不入，而我方则迁就屈辱，勉求息事，愤懑莫名，遂自然归咎于当轴大臣之畏怯无能，甚而诋为汉奸。中外有事，此辈则攘臂言战，迨事不利，则归之于用人不当。”恰好是这些人构成了晚清统治阶层的主体部分，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洋务举措都有大批人反对，革新成效乏善可陈的原因。
当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大多数都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时，很难把他们说成是守旧派或是保守派，因为守旧或保守的帽子往往会遮蔽住我们的视野，使我们不再去深入思考造成如此“守旧”亦或“保守”的根源。在19世纪晚清时期，很多反对洋务的士大夫其实非为“保守”，而是他们的视野被科举制度笼罩着，思想还为正统思想所束缚。也就是说，保守的根子在一直实行的科举制度上。
直至19世纪末，晚清领导阶层和精英群体的主要来源仍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信奉儒家思想的传统绅士。当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依然沿袭着传统的科举考试所规范的模式时，一般有才智的读书人，在未得科名之前，最为关注和最为致力的当然为能否扬名科场。倘能成为举人、高中进士，自己既可获得进身之阶，成为国家官员，又可借此光宗耀祖，捞取钱财，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对科考毫无裨益的西学知识自然不在关注的中心，或竟认为根本不值得关注亦属难免。一旦侪身于缙绅之列，也同样会奉传统价值标准为圭臬，谋求升官发财，而不愿成为社会主流讥笑唾骂的趋新扬西之人。
当整个社会中绝大多数的精英群体仍然执著于固有的文化学术和价值系统时，很难想象在社会中会形成大规模接受近代化变革的社会风气。中国的固有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养成了根深蒂固自尊自大的优越感，虽在文化内部的确有求变求新的适应社会变化的思潮产生，但很难冲破这一沿袭千年之久、在传统农业社会行之有效的精致文化体系。中国固有文化的评价标准，尤其是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具有显著的人文主义倾向，重道德轻物质，重伦理轻技术，重思考轻劳动，重家族而缺乏国家意识（梁启超所说“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国家”是从国家观念而言）。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正统士绅自然对奇巧技艺为主的洋务事业所不屑了，再加上经办洋务的人员，多是出身杂流，又常经手巨款，贪污在所不免，更使正统绅士不仅不屑，而且还极力反对了。
（三）19世纪后半期科举制度的缓慢变化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除外国传教士在沿海通商口岸地区办有几个教会学校和印书馆外，清政府本身在科举制度和教育系统方面未作任何改变。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中外交涉，并开办京师同文馆，教授外国语言文字，这可称之为中国近代学校的先声。著名思想家冯桂芬当时看到科举制度对学习西学的阻碍作用，于1861年提议，开办的同文馆要和科举制度相衔接：
推广同文馆之法，令上海、广州仿照办理，各为一馆，募近郡年15岁以下之颍悟诚实文童，聘西人如法教习，仍兼聘品学兼优之举贡生监，兼课经史文艺，不碍其上进之路，三年为期，学习有成，调京考试，量予录用。
冯桂芬的建议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几年以后，关于科甲正途人员入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的建议在朝野引发巨大争论。大学士倭仁反对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虽然倭仁的这种“礼仪制敌论”遭到驳斥，但同文馆“无复有投考者”。
这一阶段的通商口岸地区成为西学传播的主要基地，西学传播迅速，新式学校持续增多，报纸、杂志陆续开办，译书机构和翻译西书广为增加，但因科举制度未变，西学影响主要局限于通商口岸地区。清政府在保持社会结构、统治思想不变的前提下，也做出了一些适应新局势的尝试，如1872年开始选派幼童赴美学习，马尾船政学堂选派学生赴英、法等国学习等举措，但因根本的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没变，成效极为有限。李鸿章是清政府主导革新的领袖人物，准确地看出了科举制度对洋务事业的阻碍作用，他在《筹议海防折》中指出科举文、武两科考试，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科举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骤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由此建议对科举考试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科，以资造就。同李鸿章相比，沈葆桢略显激进，于1878年上奏请停止武科，遭到驳斥：
沈葆桢辄因撙节经费，请将武闱停止，率改旧章，实属不知大体者。传旨申斥，所请著毋庸议。
在随后数年中，张佩纶奏陈武科改试洋枪，御史谢祖源奏请派人游历外洋，山西道监察御史陈启泰奏请“特设一科，专取博通掌故，练达时务之士，无论举贡生监皆准赴考，试以有用之学。”此外，国子监司业潘衍桐认识到必须把西学、西法纳入科举制度的轨道，奏请开设艺学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与考。…诚使歆动之以科名，羁縻之以仕宦，安见二三十年后无超群轶类之才乎？…若既有科名，则人人各出其私财以讲求制造，其技必精，亦犹读书者各出其私财以购书，不尽恃官颁书籍，其理一也。”这么多人的奏请呼吁终于见了成效，1888 年戊子乡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各省送到之生监及同文馆学生 32名，试以算学题目，取中举人1名，此为清政府第一次实行西学与中学同考，距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近半个世纪之久。
进入 1890 年代以后，朝野内外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吁逐渐增强。1894 年中日甲午之战，对清政府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妄自尊大的天朝上国败于区区蕞尔小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大耻辱，使清醒者愤激，使昏睡者猛醒。当战争正在进行之时，著名维新思想家谭嗣同在《报贝元徵书》中谈到政府举办洋务几十年的成效：
且惟数十年士君子徒尚空谈，清流养望，以办洋务为降志辱身，攻击不遗余力。稍知愧耻者，至不敢与办洋务人通往来。於是惟下贱无耻不恤声名之流，始甘心从事。
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对待洋务是如此态度，办洋务的成效也就不问可知了。对于甲午之战的步步败退，谭嗣同认为囿于科举旧说的士阶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举事著著落后，骎并落后之著而无之，是以陵迟至有今日。而所谓士者，方更坚持旧说，负固不服，不问此时为何时，所当为为何事。溺于考据词章，狃于湘军中国人杀中国人之百战百胜，而怙以矜夸。初不辨为某州某国，概目之以洋鬼。动辄夜郎自大，欲恃其一时之议论为经济，义气为志节，尽驱彼于海外以闭关绝市，竟若经数十年贤士大夫焦思极虑无以处之者，彼一横蛮即旦夕可定。见有识者讨论实学，力挽危局，又恶其形已虚而乘己短也，从而嫚之、疾之、詈之以异端，訾之以邪说。然则便当拱手瞠目以待诛戮也？愚常谓中国有亡国之士者此也。
事事落后的中国与维新已见大效的日本，不待甲午之战可知矣！谭嗣同对当时中国战败原因有精辟分析：
今之原祸始者，必以合肥为从矢之的。夫日暮途穷，百政废弛，诚足恶矣。然二十年前，有绝大之名奏议，为中国生死存亡之所系，则为请以科举变西学一疏（指前引李鸿章对变通科举，另开洋务进取一科的建议——引者注）。既格不行，何从得群策群力以自辅？何从使君子自别于小人，而化四百兆无用之废物为有用？更何从有安内攘外建威销萌之一日？合肥聪明人，岂见不到此？固规模虽极宏远，布置虽极周匝，一有边警，即始终主和，亦灼见科举不变，才艺不奋，万无可战之理。此其洞睹几先，力维大局，非后生浅识所能窥观者矣。责人斯无难。我辈匡局逸豫，超然事表，但觉彼之失机后时。而当局者步步荆棘，居高地而不能行其志愿，事变万端，交秉迭赴，实有至难者。独怪其变科举之言既不用，何不以去就争之？争之不得，即奉身而退，不人己两全矣乎！俟至伊藤博文十年变法之诘，张目不能对。嗟乎！贪位恋权之足以丧身如此，徒枉其才而已。故夫变科举，诚为旋转乾坤转移风会之大权，而根本之尤要者也。
李鸿章是否应该以去就来争取变科举，当然可以有不同看法，但谭嗣同所指出的变科举兴西学为决定中日胜败的根本原因，则值得我们深思。科举制度的依然如旧决定了清政府办洋务的成效，办洋务的成效直接决定了国力的强弱。
甲午战后几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变革科举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康有为在几次上书中都提到要进行教育改革，强调“科举不改，积重如故”。严复先后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政论文，提出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根本办法就是要废八股，改革科举制度。
至1898（戊戌）年时，内地官绅大员主持的新式书院、学堂陆续开办，出洋游历学习的人日益增多，变革科举的呼吁在朝堂内外回响，并终于产生了作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是戊戌变法时期的活跃人物，他们不约而同奋力疾呼变科举、兴学堂。众人的呼吁和时局的推动，使光绪帝下决心变法图强，下诏废八股取士之制，改试时务策论：
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其如何分场、命题、考试，一切详细章程，该部即妥议具奏。此次特降谕旨，实因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墟之习。
光绪帝变科举诏下后，张之洞与陈宝箴即会衔上奏《妥议科举新章折》，建议分三场考试，第一、二场考中西学经济，第三场考四书五经义，并改变考试诗赋小楷之法，认为“此举为造就人材之枢纽”，“维持人心之本原”。根据两位封疆大吏的奏请，光绪帝下谕变通科举章程为：“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先试经古一场，专以史论时务策命题，正场试以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
礼部通令各省一体遵照变通后的科举章程，但还没来得及实行，戊戌政变发生了。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幽囚光绪帝于瀛台，取消了变通科举的措施，“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着即行停罢。”
综前所述，除了1888年戊子乡试取中一名算学举人外，再也没有考试西学出身的科甲正途人员，因而可以说清政府的科举制度在整个 19 世纪后半期基本未变。当然，清政府也开办了一些新式学堂，选派了一些学生出洋肄业实学，但实绩实在乏善可陈，“此诸馆所以设立二十余年，而国家不一收奇才异能之用者”，根源即在于“利禄之路，不出斯途。俊慧子弟，率从事帖括以取富贵，及既得科第，遂与学绝，终为弃才。”
在历史潮流面前，聪明的人跟着走，愚笨的人被拖着走，清政府显然属于后者。借用谭嗣同当时的话说，清政府事事著著落后，甚至有时连落后之著都没有。这样的政府在承平时期尚可苟延残喘，在内忧外患交相逼迫的时代，肯定只有灭亡一条道路了。
英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把中国拖入了不平等条约时代，自此之后，西教、西学随着东侵的西力，源源不断的输入中国。清政府为摆脱内忧外患的危机，开始设立机器局、船政局、轮船招商局等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希望以此达致富强的目的。同时为了适应变化的新形势，在政教文化上亦有相当改变。但这些新变化并未形成太大的冲击力量，促使清政府改弦更张，清政府只是采取“纳新不变旧”的措施，仍致力于维护传统社会的旧秩序。
由于清政府规模巨大，疆域辽阔，当时的交通及通讯条件都极为落后，西方政教文化影响所及，大多仅限于通商口岸地区，清政府最大地域范围内的最大多数的士大夫及读书人仍停留在以往的思维方式上。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列维所指出，“在来自外部的刺激面前，规模巨大的社会往往会表现出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除非从内部形成进行大规模社会变迁的自觉意识，否则外部因素的作用是很难对其发生作用的。”更何况中国是一个有着高度发达文明的大帝国，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都使它沉浸于维护旧日的辉煌，这些因素无疑都强化了清政府对外来新文化冲击的迟钝、麻木和固执。
有很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是没有充分考虑西方影响的程度在不同的区域其实差别很大，往往把住在通商口岸地区，受到西方文化较多影响的个别人物的思想状况，看作是广大读书人都具有的情况。以此来评论晚清人物的进步或落后，思想的激进或保守，难免会给人隔靴挠痒之感，并未有找出问题的本质所在。
使晚清的沿海和广大内地之间形成巨大差别的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原因是晚清政府仍然实行传统的科举考试，这也是晚清政府在 19 世纪末徘徊不前、近代化成效甚微的主要原因。罗兹曼等人在比较中日两国在近代的不同命运时，看到了科举制度对中国士绅接受西学新知的阻碍作用：
倘若当初清廷能把时局和西学问题放入科举考试的内容，那本来是能对接触西方后所带来的各种困境，唤起更大警觉性的。但这样做并非易事，因为每个士子都为应试而在现行的考题上下了几十年的功夫，而每个官员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也完全是由于过去在这些传统的老题目上考过来的。何况向在野士子征求对国事问题的意见也不符合朝廷本身的利益。科举考试加进纯科学的内容，其困难程度倒不大。确实，最早的改良运动就曾在科举考试中加了一份任选的数学试卷。但是，当时中国没有工业或研究机构来雇佣科学家，抽象的科学研究究竟是否有用，亦颇值得怀疑。由于同样的原因，19世纪末出现的由政府和教会开办的专门学校，很难招收到质量较高的学生。最受人尊敬的职业是当官，但官途的大门对于这些专门学校的毕业生是关闭的，其他能发挥他专长的出路又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形成鲜明的对照，日本政府当时迅速地把官员的选拔与现代教育学历紧紧地联系起来。
自然条件相差巨大的晚清中国，许多地方生活习性截然相异，再加上交通及通讯条件都极为落后，仍然沿袭着以往的水路运输或者陆路的驿路交通，即便在19世纪末期，修筑的有限几条铁路、开辟的近代轮船航运和架设的电报，惠及的人数并不太多，人员往来和思想传播均不太方便。即使沿海地区发生严重的外患和兵灾，甚至国都被攻陷与皇帝外逃热河的重大事故，对广大的内陆省份的冲击并不是很大，内陆广大人民生活仍然如故，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骚扰，这样的情况自然很难在广大士绅阶层中激发起同仇敌忾的共同信念。绅士精英阶层传统的天下外夷观念，并未有什么改变，虚骄自大的心理并未祛除，鄙视外人以天朝大国臣民自居的想法仍然是最普遍的情况。相反，真正认识到西方列强绝非传统的蛮夷，看清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真相的官绅，却成了少数的另类。如魏源、郑观应、冯桂芬、郭嵩焘、王韬、何启、胡礼垣等人，他们或是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引下勇于接受不敌洋“夷”的事实，或是生活于通商口岸较早接触了西学，或是出使西洋得以亲眼目睹西洋文明之繁盛，或是在西洋化的殖民地接受西学教育。他们虽然大多都对传统的儒学造诣精深，但一旦对西方文化有相当的了解后，都不约而同的提倡向西方学习。可惜的是，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下，在全社会的价值观念依然以传统的科举制为导向的时候，他们很显然只能是孤独的少数群体，就思想影响和社会地位而言，毫无疑问的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微弱的影响力量自然无法改变主流群体对于西方冲击的错误反应与依然故我的狭隘偏见。
对西方文化有较多接触，却顽固地仍视西洋人为蛮夷，拒绝向西方学习的真正保守派自然有不少。但我认为更多的把西洋人认为是传统蛮夷，反对近代化西式变革的所谓保守派，很可能是压根就没阅读过、思考过西学书籍，也根本不了解西方文化的绅士精英，他们和那些了解西方文化的少数精英，其实是按照不同的价值标准、思想观念来评判分析问题，也可说他们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精神世界里。如简单地对他们按照激进或保守的标准来划分，自然很难争辩出事实的真相。
（二）受科举制度束缚的精英阶层
同民主政治社会相比，专制政治社会中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影响更大，有时甚至起决定作用。毫无疑问，晚清政府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传统社会，令人扼腕长叹的是，执掌国家大权半个世纪之久，几乎决定整个国家命运的最高领导人是一位善于玩弄权术而无革新眼光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颇具综治之才，擅驾驭之术，总揽政权，君临天下，靠操纵派系、玩弄平衡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其才力虽足以控驭群下于一时，其学识则远不能为国家谋发展。
其实像慈禧太后这种贪图权力及享受的领导人物极为常见，但在社会大变革时代掌握统领大权，对整个国家带来的严重后果，不问也就可知了。对当时发展阻碍更大的是，自慈禧太后以下的整个领导阶层，除了久经外事、通晓洋务的李鸿章等洋务派人士外，大多数仍为科举正途出身的传统绅士，“彼等大都与外国人少有接触，对于中西实力之悬殊，颇为无知，亦几于无法想象。惟见外人之活跃强横，无孔不入，而我方则迁就屈辱，勉求息事，愤懑莫名，遂自然归咎于当轴大臣之畏怯无能，甚而诋为汉奸。中外有事，此辈则攘臂言战，迨事不利，则归之于用人不当。”恰好是这些人构成了晚清统治阶层的主体部分，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洋务举措都有大批人反对，革新成效乏善可陈的原因。
当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大多数都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时，很难把他们说成是守旧派或是保守派，因为守旧或保守的帽子往往会遮蔽住我们的视野，使我们不再去深入思考造成如此“守旧”亦或“保守”的根源。在19世纪晚清时期，很多反对洋务的士大夫其实非为“保守”，而是他们的视野被科举制度笼罩着，思想还为正统思想所束缚。也就是说，保守的根子在一直实行的科举制度上。
直至19世纪末，晚清领导阶层和精英群体的主要来源仍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信奉儒家思想的传统绅士。当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依然沿袭着传统的科举考试所规范的模式时，一般有才智的读书人，在未得科名之前，最为关注和最为致力的当然为能否扬名科场。倘能成为举人、高中进士，自己既可获得进身之阶，成为国家官员，又可借此光宗耀祖，捞取钱财，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对科考毫无裨益的西学知识自然不在关注的中心，或竟认为根本不值得关注亦属难免。一旦侪身于缙绅之列，也同样会奉传统价值标准为圭臬，谋求升官发财，而不愿成为社会主流讥笑唾骂的趋新扬西之人。
当整个社会中绝大多数的精英群体仍然执著于固有的文化学术和价值系统时，很难想象在社会中会形成大规模接受近代化变革的社会风气。中国的固有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养成了根深蒂固自尊自大的优越感，虽在文化内部的确有求变求新的适应社会变化的思潮产生，但很难冲破这一沿袭千年之久、在传统农业社会行之有效的精致文化体系。中国固有文化的评价标准，尤其是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具有显著的人文主义倾向，重道德轻物质，重伦理轻技术，重思考轻劳动，重家族而缺乏国家意识（梁启超所说“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国家”是从国家观念而言）。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正统士绅自然对奇巧技艺为主的洋务事业所不屑了，再加上经办洋务的人员，多是出身杂流，又常经手巨款，贪污在所不免，更使正统绅士不仅不屑，而且还极力反对了。
（三）19世纪后半期科举制度的缓慢变化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除外国传教士在沿海通商口岸地区办有几个教会学校和印书馆外，清政府本身在科举制度和教育系统方面未作任何改变。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中外交涉，并开办京师同文馆，教授外国语言文字，这可称之为中国近代学校的先声。著名思想家冯桂芬当时看到科举制度对学习西学的阻碍作用，于1861年提议，开办的同文馆要和科举制度相衔接：
推广同文馆之法，令上海、广州仿照办理，各为一馆，募近郡年15岁以下之颍悟诚实文童，聘西人如法教习，仍兼聘品学兼优之举贡生监，兼课经史文艺，不碍其上进之路，三年为期，学习有成，调京考试，量予录用。
冯桂芬的建议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几年以后，关于科甲正途人员入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的建议在朝野引发巨大争论。大学士倭仁反对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虽然倭仁的这种“礼仪制敌论”遭到驳斥，但同文馆“无复有投考者”。
这一阶段的通商口岸地区成为西学传播的主要基地，西学传播迅速，新式学校持续增多，报纸、杂志陆续开办，译书机构和翻译西书广为增加，但因科举制度未变，西学影响主要局限于通商口岸地区。清政府在保持社会结构、统治思想不变的前提下，也做出了一些适应新局势的尝试，如1872年开始选派幼童赴美学习，马尾船政学堂选派学生赴英、法等国学习等举措，但因根本的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没变，成效极为有限。李鸿章是清政府主导革新的领袖人物，准确地看出了科举制度对洋务事业的阻碍作用，他在《筹议海防折》中指出科举文、武两科考试，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科举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骤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由此建议对科举考试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科，以资造就。同李鸿章相比，沈葆桢略显激进，于1878年上奏请停止武科，遭到驳斥：
沈葆桢辄因撙节经费，请将武闱停止，率改旧章，实属不知大体者。传旨申斥，所请著毋庸议。
在随后数年中，张佩纶奏陈武科改试洋枪，御史谢祖源奏请派人游历外洋，山西道监察御史陈启泰奏请“特设一科，专取博通掌故，练达时务之士，无论举贡生监皆准赴考，试以有用之学。”此外，国子监司业潘衍桐认识到必须把西学、西法纳入科举制度的轨道，奏请开设艺学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与考。…诚使歆动之以科名，羁縻之以仕宦，安见二三十年后无超群轶类之才乎？…若既有科名，则人人各出其私财以讲求制造，其技必精，亦犹读书者各出其私财以购书，不尽恃官颁书籍，其理一也。”这么多人的奏请呼吁终于见了成效，1888 年戊子乡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各省送到之生监及同文馆学生 32名，试以算学题目，取中举人1名，此为清政府第一次实行西学与中学同考，距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近半个世纪之久。
进入 1890 年代以后，朝野内外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吁逐渐增强。1894 年中日甲午之战，对清政府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妄自尊大的天朝上国败于区区蕞尔小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大耻辱，使清醒者愤激，使昏睡者猛醒。当战争正在进行之时，著名维新思想家谭嗣同在《报贝元徵书》中谈到政府举办洋务几十年的成效：
且惟数十年士君子徒尚空谈，清流养望，以办洋务为降志辱身，攻击不遗余力。稍知愧耻者，至不敢与办洋务人通往来。於是惟下贱无耻不恤声名之流，始甘心从事。
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对待洋务是如此态度，办洋务的成效也就不问可知了。对于甲午之战的步步败退，谭嗣同认为囿于科举旧说的士阶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举事著著落后，骎并落后之著而无之，是以陵迟至有今日。而所谓士者，方更坚持旧说，负固不服，不问此时为何时，所当为为何事。溺于考据词章，狃于湘军中国人杀中国人之百战百胜，而怙以矜夸。初不辨为某州某国，概目之以洋鬼。动辄夜郎自大，欲恃其一时之议论为经济，义气为志节，尽驱彼于海外以闭关绝市，竟若经数十年贤士大夫焦思极虑无以处之者，彼一横蛮即旦夕可定。见有识者讨论实学，力挽危局，又恶其形已虚而乘己短也，从而嫚之、疾之、詈之以异端，訾之以邪说。然则便当拱手瞠目以待诛戮也？愚常谓中国有亡国之士者此也。
事事落后的中国与维新已见大效的日本，不待甲午之战可知矣！谭嗣同对当时中国战败原因有精辟分析：
今之原祸始者，必以合肥为从矢之的。夫日暮途穷，百政废弛，诚足恶矣。然二十年前，有绝大之名奏议，为中国生死存亡之所系，则为请以科举变西学一疏（指前引李鸿章对变通科举，另开洋务进取一科的建议——引者注）。既格不行，何从得群策群力以自辅？何从使君子自别于小人，而化四百兆无用之废物为有用？更何从有安内攘外建威销萌之一日？合肥聪明人，岂见不到此？固规模虽极宏远，布置虽极周匝，一有边警，即始终主和，亦灼见科举不变，才艺不奋，万无可战之理。此其洞睹几先，力维大局，非后生浅识所能窥观者矣。责人斯无难。我辈匡局逸豫，超然事表，但觉彼之失机后时。而当局者步步荆棘，居高地而不能行其志愿，事变万端，交秉迭赴，实有至难者。独怪其变科举之言既不用，何不以去就争之？争之不得，即奉身而退，不人己两全矣乎！俟至伊藤博文十年变法之诘，张目不能对。嗟乎！贪位恋权之足以丧身如此，徒枉其才而已。故夫变科举，诚为旋转乾坤转移风会之大权，而根本之尤要者也。
李鸿章是否应该以去就来争取变科举，当然可以有不同看法，但谭嗣同所指出的变科举兴西学为决定中日胜败的根本原因，则值得我们深思。科举制度的依然如旧决定了清政府办洋务的成效，办洋务的成效直接决定了国力的强弱。
甲午战后几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变革科举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康有为在几次上书中都提到要进行教育改革，强调“科举不改，积重如故”。严复先后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政论文，提出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根本办法就是要废八股，改革科举制度。
至1898（戊戌）年时，内地官绅大员主持的新式书院、学堂陆续开办，出洋游历学习的人日益增多，变革科举的呼吁在朝堂内外回响，并终于产生了作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是戊戌变法时期的活跃人物，他们不约而同奋力疾呼变科举、兴学堂。众人的呼吁和时局的推动，使光绪帝下决心变法图强，下诏废八股取士之制，改试时务策论：
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其如何分场、命题、考试，一切详细章程，该部即妥议具奏。此次特降谕旨，实因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墟之习。
光绪帝变科举诏下后，张之洞与陈宝箴即会衔上奏《妥议科举新章折》，建议分三场考试，第一、二场考中西学经济，第三场考四书五经义，并改变考试诗赋小楷之法，认为“此举为造就人材之枢纽”，“维持人心之本原”。根据两位封疆大吏的奏请，光绪帝下谕变通科举章程为：“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先试经古一场，专以史论时务策命题，正场试以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
礼部通令各省一体遵照变通后的科举章程，但还没来得及实行，戊戌政变发生了。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幽囚光绪帝于瀛台，取消了变通科举的措施，“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着即行停罢。”
综前所述，除了1888年戊子乡试取中一名算学举人外，再也没有考试西学出身的科甲正途人员，因而可以说清政府的科举制度在整个 19 世纪后半期基本未变。当然，清政府也开办了一些新式学堂，选派了一些学生出洋肄业实学，但实绩实在乏善可陈，“此诸馆所以设立二十余年，而国家不一收奇才异能之用者”，根源即在于“利禄之路，不出斯途。俊慧子弟，率从事帖括以取富贵，及既得科第，遂与学绝，终为弃才。”
在历史潮流面前，聪明的人跟着走，愚笨的人被拖着走，清政府显然属于后者。借用谭嗣同当时的话说，清政府事事著著落后，甚至有时连落后之著都没有。这样的政府在承平时期尚可苟延残喘，在内忧外患交相逼迫的时代，肯定只有灭亡一条道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