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
> 一、几种研究范式的反思
一、几种研究范式的反思
（一）“压迫——革命”模式
“压迫——革命”模式为国内学者广为使用，帝国主义模式被国外的部分中国问题专家当作分析工具。使用帝国主义模式的外国专家认为，帝国主义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解释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国历史的关键因素，如杰克•贝尔登（Jark Belden）认为1949年前“中国革命始终未能实现，原因很简单：外国帝国主义实在太强大了，它不允许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两种模式比较而言，“帝国主义模式只强调了国外的压迫，即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没有反应国内的压迫，这个模式可以被包融在“压迫——革命”模式之中，因而以下只分析“压迫——革命”模式。
“压迫——革命”论作为从中国近代革命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研究模式，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而且也是中国其他所有人文社科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这种解释模式作为指导思想统治大陆学界达几十年之久，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影响才逐渐衰微。
“压迫——革命”模式对中国近代变革过程的分析，既揭示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无耻罪行，也反映了国内社会存在的不平等，对于动员广大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起来革命，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处于关键性的基础地位，是意识形态体系的核心话语，对于促进中国革命的迅速成功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良好开局，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一模式作为指导思想下的研究成果丰硕，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但无庸讳言，片面强调这一模式也带来不少问题。譬如近几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使用的一些核心概念，像“革命——改良”、“维新——顽固”、“共和——立宪”等语词，都预含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在先入成见的影响下，进行研究时就很难立基于实事求是的评判分析，并且反映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也大都集中于被认为是代表时代潮流发展趋势的人物或事件，而那些被打上反动、落后或保守标签的人物和事件，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关注。
在学术多元化发展的今天，自然有必要对以往这种单一理论模式下的研究进行重新的清理和审视。对这一理论模式的评判主要不是其好坏或对错，而是能否在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只采用这样一种分析方法？需要不需要多种多样的视角去分析各种不同的问题？这种理论模式在革命动员年代具有任何理论都无法替代的巨大威力，但在革命成功以后，为了深入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我们也需要其它的理论模式，绝不能只用一种模式来指导学术研究。
（二）“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模式
许多学人描述和解释近代中国的发展变化时，总是把近代中国描述为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由浅入深的递次渐变过程，这种三阶段的发展几乎被很多人认定为近代中国的经典变革模式。当然这样一种直线式发展的三阶段论述，非常合乎一些人的直线式思维，而且这一“理想类型”的认知模式，作为解析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概括性分析工具，在宏观话语的背景之下也的确显得一目了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有效性和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把这一理想类型的宏观概括认定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过程，就会丧失它作为分析工具的有效性。尤其是从微观上来叙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或事件时，这样的解释模式就会在历史现场面前呈现出巨大的荒谬来。
有着千古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并非就是一个三段式的非此即彼的直线性发展变迁，而是一种复杂的交错反复的网络式演化。这个直线式的三阶段论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研究范式，只能用来进行宏观概括，而不能作为中观或是微观意义上的分析工具。
（三）“冲击——回应”模式
费正清作为西方研究近代中国的开拓者和研究范式的建立者，是运用“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理论框架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他所倡导的这一模式在美国中国学界有广泛的影响。
西方的冲击左右着中国的近代历史，是这个理论框架蕴含的一个前提假设。在这个模式中，西方扮演着主动的角色，中国则扮演着消极的回应角色。这种研究取向虽然可以说明某些问题，但其存在的缺陷仍然不可忽视。先不说近代西方本身就带有扑朔迷离、自相矛盾的性质，中国地理、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更是错综复杂。中国近代所发生的许多重要事情与西方冲击并无关联，或者关联甚少。即便是直接或间接受西方冲击影响的事情，也决不能把它们看成仅仅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
“冲击——回应”模式曾给几十年来一贯墨守“压迫——革命”模式的大陆学者耳目一新的感觉，给我们带来了观念上的不少新变化。解释近代中国的变迁发展毫无疑问无法忽略西方的影响，离开了西方视野很多问题将没法解释。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既不忽略西方影响，又可以校正“冲击——回应”模式有可能带来的歪曲。美国学者柯文主张把19世纪中西接触放在中国文化、社会变化的广阔情景中，依据受西方影响大小，把中国历史分成最外层带、中间层带和最内层带，这几个层代的内容是流动不居的，层带之间也经常相互影响，并且强调指出，“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灌注于一种远为错综复杂的冲击—回应网络——在这网络中不论冲击或回应都应该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方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中国19世纪所经历的转变和在实现这些转变中西方所起的作用，取得比较切实可靠的理解。”
（四）近代化模式（传统——近代模式）或称现代化模式（传统——现代模式）
近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基本上是在不加区别地使用，被视为同一种理论，如果有差别，那也只是在使用的范围上，近代化理论更强调早期阶段，现代化理论更强调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发展，现代化理论比近代化理论的时间跨度更长些。本文主要讨论中国近代变革的早期阶段，因而采用近代化理论模式的提法。
近代化理论大约发端于上世纪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自出现以后虽屡遭批评，但在全世界范围来说仍不失为发展理论中最有影响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也是自“压迫——革命”理论之后，在当今大陆学界使用最为广泛、影响最大的理论模式。
近代化理论的出现与当时整个世界的形式紧密相关，它的直接理论渊源主要来自社会进化论、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心理学，主要理论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统与近代的两分法和社会发展的趋同论，即按照某种特定的标准，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划分成传统社会和近代社会，而传统社会的发展目标就是向西方这样的近代社会迈进；二是社会发展的内因论，认为社会发展与近代化的主要动力是来自于内部，近代化不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来自内部的障碍。
近代化理论把中国社会演变分为“传统的”与“近代的”两个阶段，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中国被认为是野蛮的，西方是文明的；中国是静止的，西方是动态的；中国自己无力产生变化，只有在西方的冲击和示范下才能发生巨变。近代化理论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说法来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演变为类似西方那样的“近代”社会，隐含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以至于有学者建议要根本放弃近代化理论的整套术语，特别是“传统”与“近代”的概念，来另外寻求一种西方中心较少的方法。可以说传统——近代的两分法既是近代化理论的鲜明特点，也是它的广遭非议之处。
倡导“中国中心观”的柯文对近代化理论的两分法本身固有的一系列问题有清醒的认识，“问题之一是这种两分法迫使我们对现实只能严格地按两极来划分，排除任何中间的可能，即是把传统与近代看成两种流动不拘、互相渗透的状态，认为传统社会中包含近代的潜势，近代社会中又体现了传统的特点，可是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原来的假设，即认为文化的所有特征都可以在传统——近代这个单一的连续体（continuum）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问题之二是这一理论的前提假设，即“历史能量守恒的假设”，在现实社会中并未得到验证，因为传统因素的减少未必就意味着近代因素的增加，一些近代化措施反而可能会加强传统的制度与价值；采用整齐匀称的概念来描绘和解释根本上不匀称的现实，是这种两分法的第三个问题。
虽然近代化理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既不能放弃这一理论，因为它有极强的解释能力，仍然有很大的生命力；也无法抛开“传统”与“近代”的概念，因为这对概念在现实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中使用广泛，已被普遍认可。我们应该做的是在使用这一理论和概念时，要始终警惕有可能带来的问题和缺陷，并努力借鉴其他理论模式。
（五）“中国中心观”模式
美国学者柯文在对“冲击——回应”模式和近代化模式等研究理论批判反思的基础上，提出要超越旧模式的“思想上的帝国主义”，并以中国自身为基地从中国的情况出发来对待中国历史，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
我使用“中国中心”一词时绝对无意用它来标志一种无视外界因素，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探讨这段历史的取向；当然我也无意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即含有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意思。我是想用“中国中心一词”来描绘一种研究中国近世史的取向，这种取向力图摆脱从外国输入的衡量历史重要性的准绳，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事变。
柯文认为这种研究取向较少地受到西方所确立的历史重要性之准绳的束缚，就有可能甚至对来自外部的变化从更加内部的观点进行探讨。
柯文将“中国中心观”的特点归纳为四条，首先是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那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其次是鉴于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区域单位，如可以把中国粗略地划分为沿海与腹地两大文化带，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第三是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最后是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
柯文中国中心观研究模式的提出，既是对其它诸种理论模式的反思，也是他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的实践成果。柯文在研究王韬和晚清革命时，通过把近代中国划分成沿海和内地两大区域，分析了以王韬为代表的居住在不同区域知识分子的不同思想状况，提出了近代中国“沿海”具有创新功能，而这种创新只有经过“内地”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的解释框架。他的这一解释框架包括三个前提：
第一，广泛的文化变革一般都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开拓者（或革新者）主导，后一阶段由使其合法化者（或生效者）主导；第二，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可被视为两种判然有别且又自成一体的文化环境——沿岸或沿海（香港、上海、天津等）与内陆或内地——之间互动的结果；第三，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叶，启动变革的重任主要依赖于沿海亚文化，而内陆则起着使之合法化的作用。柯文对沿海与内地这两个不同文化带的区分，在讨论外界（特别是西方）影响起首要作用的历史问题时，指出了近代中国社会因外来影响不同，各地变化的速度并不相同，而且在变革过程中，外来影响对各地所产生的作用也并不一样，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近代中国的了解。
两个不同文化带的划分同样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柯文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由于它特别强调中国受外国影响的地区和未受外国影响地区之间的鸿沟，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它意味着有某种均匀的无差别的内地文化存在，就可能造成严重的误解。从这点看来，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区域系统（regional systems）取向有一个巨大优点，即引起人们注意在辽阔的中国“腹地”的内部存在着重要的差异。
也就是说，不但沿海与沿海之间有可能社会思想文化状况参差不齐，广大的内地同样会千差万别。
像柯文这样能同时高度清醒地区分沿海与内地的巨大差异，以及内地与内地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的学者，可谓是少之又少。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加上交通运输和通讯条件的极度落后，内陆腹地受外界影响的程度必须小心估计。即便不考虑外来的影响，儒学价值体系也非铁板一块，在正统儒学内部亦有地域化的发展趋向及不同的话语演变规则，儒学话语内部本身已具有较大的分歧与争论。不同程度的外来影响，再加上固有思想的原本差异，必然会对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产生多面性的影响。这也是为何不但近代中国不同地域的知识分子存在进步和保守的区别，而且在同样趋新亦或同样保守的阵营内部仍然千歧百怪的原因。
当然，上面评述的显然不是所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只能说是对几种使用广泛、影响较大的理论模式的总结。通过上述的批判反思，在运用某种理论模式进行研究时，应时刻抱有开放意识和警惕心理。任何理论模式本身都会存在一定的缺陷，再加上不同理论模式关注的重点不同，肯定会有其理论不及的盲区。无论哪一种理论模式都只是一种话语解释体系，把其当作知识类型的分析工具时，在一定范围内有其有效性，并且会有助于解析认知对象，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这种理论框架可以套在所有的研究对象头上。因而，对任何一种精致的理论体系或是决断论式的解释模式，都要保有足够的警醒意识，不要在美丽的话语体系前丧失一个严肃学人应有的怀疑精神。
“压迫——革命”模式为国内学者广为使用，帝国主义模式被国外的部分中国问题专家当作分析工具。使用帝国主义模式的外国专家认为，帝国主义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解释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国历史的关键因素，如杰克•贝尔登（Jark Belden）认为1949年前“中国革命始终未能实现，原因很简单：外国帝国主义实在太强大了，它不允许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两种模式比较而言，“帝国主义模式只强调了国外的压迫，即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没有反应国内的压迫，这个模式可以被包融在“压迫——革命”模式之中，因而以下只分析“压迫——革命”模式。
“压迫——革命”论作为从中国近代革命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研究模式，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而且也是中国其他所有人文社科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这种解释模式作为指导思想统治大陆学界达几十年之久，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影响才逐渐衰微。
“压迫——革命”模式对中国近代变革过程的分析，既揭示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无耻罪行，也反映了国内社会存在的不平等，对于动员广大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起来革命，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处于关键性的基础地位，是意识形态体系的核心话语，对于促进中国革命的迅速成功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良好开局，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一模式作为指导思想下的研究成果丰硕，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但无庸讳言，片面强调这一模式也带来不少问题。譬如近几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使用的一些核心概念，像“革命——改良”、“维新——顽固”、“共和——立宪”等语词，都预含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在先入成见的影响下，进行研究时就很难立基于实事求是的评判分析，并且反映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也大都集中于被认为是代表时代潮流发展趋势的人物或事件，而那些被打上反动、落后或保守标签的人物和事件，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关注。
在学术多元化发展的今天，自然有必要对以往这种单一理论模式下的研究进行重新的清理和审视。对这一理论模式的评判主要不是其好坏或对错，而是能否在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只采用这样一种分析方法？需要不需要多种多样的视角去分析各种不同的问题？这种理论模式在革命动员年代具有任何理论都无法替代的巨大威力，但在革命成功以后，为了深入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我们也需要其它的理论模式，绝不能只用一种模式来指导学术研究。
（二）“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模式
许多学人描述和解释近代中国的发展变化时，总是把近代中国描述为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由浅入深的递次渐变过程，这种三阶段的发展几乎被很多人认定为近代中国的经典变革模式。当然这样一种直线式发展的三阶段论述，非常合乎一些人的直线式思维，而且这一“理想类型”的认知模式，作为解析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概括性分析工具，在宏观话语的背景之下也的确显得一目了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有效性和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把这一理想类型的宏观概括认定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过程，就会丧失它作为分析工具的有效性。尤其是从微观上来叙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或事件时，这样的解释模式就会在历史现场面前呈现出巨大的荒谬来。
有着千古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并非就是一个三段式的非此即彼的直线性发展变迁，而是一种复杂的交错反复的网络式演化。这个直线式的三阶段论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研究范式，只能用来进行宏观概括，而不能作为中观或是微观意义上的分析工具。
（三）“冲击——回应”模式
费正清作为西方研究近代中国的开拓者和研究范式的建立者，是运用“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理论框架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他所倡导的这一模式在美国中国学界有广泛的影响。
西方的冲击左右着中国的近代历史，是这个理论框架蕴含的一个前提假设。在这个模式中，西方扮演着主动的角色，中国则扮演着消极的回应角色。这种研究取向虽然可以说明某些问题，但其存在的缺陷仍然不可忽视。先不说近代西方本身就带有扑朔迷离、自相矛盾的性质，中国地理、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更是错综复杂。中国近代所发生的许多重要事情与西方冲击并无关联，或者关联甚少。即便是直接或间接受西方冲击影响的事情，也决不能把它们看成仅仅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
“冲击——回应”模式曾给几十年来一贯墨守“压迫——革命”模式的大陆学者耳目一新的感觉，给我们带来了观念上的不少新变化。解释近代中国的变迁发展毫无疑问无法忽略西方的影响，离开了西方视野很多问题将没法解释。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既不忽略西方影响，又可以校正“冲击——回应”模式有可能带来的歪曲。美国学者柯文主张把19世纪中西接触放在中国文化、社会变化的广阔情景中，依据受西方影响大小，把中国历史分成最外层带、中间层带和最内层带，这几个层代的内容是流动不居的，层带之间也经常相互影响，并且强调指出，“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灌注于一种远为错综复杂的冲击—回应网络——在这网络中不论冲击或回应都应该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方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中国19世纪所经历的转变和在实现这些转变中西方所起的作用，取得比较切实可靠的理解。”
（四）近代化模式（传统——近代模式）或称现代化模式（传统——现代模式）
近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基本上是在不加区别地使用，被视为同一种理论，如果有差别，那也只是在使用的范围上，近代化理论更强调早期阶段，现代化理论更强调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发展，现代化理论比近代化理论的时间跨度更长些。本文主要讨论中国近代变革的早期阶段，因而采用近代化理论模式的提法。
近代化理论大约发端于上世纪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自出现以后虽屡遭批评，但在全世界范围来说仍不失为发展理论中最有影响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也是自“压迫——革命”理论之后，在当今大陆学界使用最为广泛、影响最大的理论模式。
近代化理论的出现与当时整个世界的形式紧密相关，它的直接理论渊源主要来自社会进化论、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心理学，主要理论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统与近代的两分法和社会发展的趋同论，即按照某种特定的标准，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划分成传统社会和近代社会，而传统社会的发展目标就是向西方这样的近代社会迈进；二是社会发展的内因论，认为社会发展与近代化的主要动力是来自于内部，近代化不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来自内部的障碍。
近代化理论把中国社会演变分为“传统的”与“近代的”两个阶段，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中国被认为是野蛮的，西方是文明的；中国是静止的，西方是动态的；中国自己无力产生变化，只有在西方的冲击和示范下才能发生巨变。近代化理论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说法来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演变为类似西方那样的“近代”社会，隐含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以至于有学者建议要根本放弃近代化理论的整套术语，特别是“传统”与“近代”的概念，来另外寻求一种西方中心较少的方法。可以说传统——近代的两分法既是近代化理论的鲜明特点，也是它的广遭非议之处。
倡导“中国中心观”的柯文对近代化理论的两分法本身固有的一系列问题有清醒的认识，“问题之一是这种两分法迫使我们对现实只能严格地按两极来划分，排除任何中间的可能，即是把传统与近代看成两种流动不拘、互相渗透的状态，认为传统社会中包含近代的潜势，近代社会中又体现了传统的特点，可是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原来的假设，即认为文化的所有特征都可以在传统——近代这个单一的连续体（continuum）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问题之二是这一理论的前提假设，即“历史能量守恒的假设”，在现实社会中并未得到验证，因为传统因素的减少未必就意味着近代因素的增加，一些近代化措施反而可能会加强传统的制度与价值；采用整齐匀称的概念来描绘和解释根本上不匀称的现实，是这种两分法的第三个问题。
虽然近代化理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既不能放弃这一理论，因为它有极强的解释能力，仍然有很大的生命力；也无法抛开“传统”与“近代”的概念，因为这对概念在现实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中使用广泛，已被普遍认可。我们应该做的是在使用这一理论和概念时，要始终警惕有可能带来的问题和缺陷，并努力借鉴其他理论模式。
（五）“中国中心观”模式
美国学者柯文在对“冲击——回应”模式和近代化模式等研究理论批判反思的基础上，提出要超越旧模式的“思想上的帝国主义”，并以中国自身为基地从中国的情况出发来对待中国历史，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
我使用“中国中心”一词时绝对无意用它来标志一种无视外界因素，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探讨这段历史的取向；当然我也无意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即含有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意思。我是想用“中国中心一词”来描绘一种研究中国近世史的取向，这种取向力图摆脱从外国输入的衡量历史重要性的准绳，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事变。
柯文认为这种研究取向较少地受到西方所确立的历史重要性之准绳的束缚，就有可能甚至对来自外部的变化从更加内部的观点进行探讨。
柯文将“中国中心观”的特点归纳为四条，首先是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那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其次是鉴于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区域单位，如可以把中国粗略地划分为沿海与腹地两大文化带，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第三是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最后是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
柯文中国中心观研究模式的提出，既是对其它诸种理论模式的反思，也是他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的实践成果。柯文在研究王韬和晚清革命时，通过把近代中国划分成沿海和内地两大区域，分析了以王韬为代表的居住在不同区域知识分子的不同思想状况，提出了近代中国“沿海”具有创新功能，而这种创新只有经过“内地”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的解释框架。他的这一解释框架包括三个前提：
第一，广泛的文化变革一般都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开拓者（或革新者）主导，后一阶段由使其合法化者（或生效者）主导；第二，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可被视为两种判然有别且又自成一体的文化环境——沿岸或沿海（香港、上海、天津等）与内陆或内地——之间互动的结果；第三，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叶，启动变革的重任主要依赖于沿海亚文化，而内陆则起着使之合法化的作用。柯文对沿海与内地这两个不同文化带的区分，在讨论外界（特别是西方）影响起首要作用的历史问题时，指出了近代中国社会因外来影响不同，各地变化的速度并不相同，而且在变革过程中，外来影响对各地所产生的作用也并不一样，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近代中国的了解。
两个不同文化带的划分同样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柯文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由于它特别强调中国受外国影响的地区和未受外国影响地区之间的鸿沟，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它意味着有某种均匀的无差别的内地文化存在，就可能造成严重的误解。从这点看来，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区域系统（regional systems）取向有一个巨大优点，即引起人们注意在辽阔的中国“腹地”的内部存在着重要的差异。
也就是说，不但沿海与沿海之间有可能社会思想文化状况参差不齐，广大的内地同样会千差万别。
像柯文这样能同时高度清醒地区分沿海与内地的巨大差异，以及内地与内地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的学者，可谓是少之又少。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加上交通运输和通讯条件的极度落后，内陆腹地受外界影响的程度必须小心估计。即便不考虑外来的影响，儒学价值体系也非铁板一块，在正统儒学内部亦有地域化的发展趋向及不同的话语演变规则，儒学话语内部本身已具有较大的分歧与争论。不同程度的外来影响，再加上固有思想的原本差异，必然会对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产生多面性的影响。这也是为何不但近代中国不同地域的知识分子存在进步和保守的区别，而且在同样趋新亦或同样保守的阵营内部仍然千歧百怪的原因。
当然，上面评述的显然不是所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只能说是对几种使用广泛、影响较大的理论模式的总结。通过上述的批判反思，在运用某种理论模式进行研究时，应时刻抱有开放意识和警惕心理。任何理论模式本身都会存在一定的缺陷，再加上不同理论模式关注的重点不同，肯定会有其理论不及的盲区。无论哪一种理论模式都只是一种话语解释体系，把其当作知识类型的分析工具时，在一定范围内有其有效性，并且会有助于解析认知对象，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这种理论框架可以套在所有的研究对象头上。因而，对任何一种精致的理论体系或是决断论式的解释模式，都要保有足够的警醒意识，不要在美丽的话语体系前丧失一个严肃学人应有的怀疑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