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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不合作主义
蔡元培一生嫉恶如仇，对当时污浊的军阀政治深为不满。1917年7月，当辫师张勋上演复辟丑剧时，他愤然辞职，离京赴律，赁屋居住。五四运动中他遭到反动势力迫害时，又只身出走，辞职明志。他曾多次用辞职办法表示对军阀政府的抗议，于是这种不合作主义成了他不向恶势力妥协的一个武器。
蔡元培以为个人的引退，有助于改变现实的局面；而且他认为近年来国家政治紛争的原因，“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他曾叙述道：
当民国七年南北和议将开的时候，北京有一个平和期成会，我也充作会员。会员里面有好几位任北方代表的，中有一位某君在会中发言道：“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的这样快？唯一的原因，是清朝末年，大家知道北京政府绝无希望，激烈点的，固然到南方去做革命的运动；就是和平点的，也陆续离去北京。那时候的北京，几乎没有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所以革命军一起，表项城一进北京，清室就像‘拉枯摧朽’的倒了。现在的政府也到末日了，且看他觉悟了没有。若是这一次他还是不肯开城布公的与南方协议，那就没有希望了。我们至少应该相率离京，并家眷也同去。”我那时听了这一番话，很为感幼。
这里对辛亥革命历史事件的解释显然是不正确的，但他这种能人引退的看法和蔡元培的不合作主张却是相吻合的；后来蔡元培曾几次转述过这个意见。胡适在他的《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一文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当民国八年三、四月间，欧美留学生在清华园开了三天的大会。那时正当安福部横行无忌的时候，一班西洋留学生稍有天良的，都还想有所努力，所以大家推举了几个人，组织一个‘政治主张起草委员会’，拟了一个很详细的政纲，一条一条的报告出来，都通过了。最后有一位先生似乎是张伯苓先生——起来问道：“假使政府不睬我们的主张，仍旧这样腐敗下去，我们又怎么办呢？那时大家面面相觑，都没有话了。蔡先生起来说：‘将来总有一日实在黑暗的太不像样了，一班稍有人心稍为自爱的人实在忍无可忍了，只好抛弃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离开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这句话虽不是正式的议案，却可以表示蔡先生在安福时代的态度。”
这种不合作的主张，固然是没有从根本政治制度上着眼，并且片面强调个人进退的作用，是不恰当的；但是，这毕竟表现了蔡元培刚正不阿的品格，以及他决不附和军阀黑暗政治的鲜明立场，是难能可贵的。
1922年5月，发表了由蔡元培领衔，有胡适、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知行等十六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好人政府”的口号，它说：“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以便实行“公开的政治，有计划的政治，宪政的政治”。认为这样就能达到改革中国政治的目的。这个主张，企图在武人政治和革命之间走一条新路，当然，这个宣言是针对北京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从这点说并非完全消极的。但它这种反对“根本解決”，鼓吹“好人干政”，客观上只能起保护反动统治、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消极作用。正如中共中央对它所批评的：“据中外古今革命史上的教训，你们这种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正都是‘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故’的障碍物”。应该说，蔡元培领衔签名是被动的，这份政治主张是胡适起草的，他是被胡适拉来签名并借重他名望而领衔的，当时连李大钊也被拉来签了个名（十六位签名者中有十一个是北大的）。胡适在3月12日日记中曾记载了发起经过：“7时打电话与蔡先生，借他的家里开会，讨论《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余各人，也在电话上约定11时相见。11时，在蔡宅开会，到者：梁漱溟、李守常、孟和、孟余、汤尔和、徐伯轩（未约他，偶相值）、经农等。他们都赞成了，都列做提议人。蔡先生留我们吃饭。饭后他们都散了，我独与蔡先生闲谈。3时，王亮畴、罗君任也来。他们略有讨论，修改了几处，也都列名。连行知、在君、王柏秋、文伯和我，共十五人。下午，孟余自行取消，加入一涵、慰慈，共十六人。”应当说，这个宣言所体现的反对武人专横，要求民主政治即“好人政府”的主张，和蔡元培的政治思想则是颇为吻合的。
当然，从基本的方面说，蔡元培民主主义的反帝反军阀的立场是明确而坚定的。1922年10月4日，北京四十余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举行国民裁兵运动大会并组织游行，北大被列为北队，并推定蔡元培为指挥；蔡元培、李大钊、林长民等并被推举为讲演员。10月10日，北京各団体约三万人在天安门举行国民裁兵运动大会，蔡元培担任大会主席并发表讲演，他提出要使国家富强长安，必须打倒军阀，而要求裁兵是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步骤。他说：“我国今日之穷乏，尽人皆知，而其原因，则岁入之大部分用于军费，饱军阀之私囊。想谋治安，必打倒军阀。想打倒军阀，必先裁去为军阀羽翼之兵士”。他强调了国民的意志和力量在反对军阀斗争中的伟大作用，指出：“不知者，谓国民赤手空拳，焉能与有枪阶级奋斗，其实国民之精神凝结坚固，大足战胜十万毛瑟。试观各国之革命史，无一不由国民发动。就中国言，其成绩极为显著。袁世凯当国，声势赫耀，洪宪自为，大拂国民之心，群起反抗，卒乃推翻。张勋复辟，国人非之，不数日张勋鼠窜，其势力铲除殆尽。迨后安福部横行中国，无人不侧目相视，不久安福竟成历史上之一名词。他如交通系利用军阀，僭窃国柄，国民不予赞同，鸣鼓相攻，今皆消声匿迹。凡此数者，皆我国民积极奋斗严重示威之成功”。他号召国人团结奋斗，“一方面宣告军阀之死刑，一方面唤醒军阀奴隶之兵士。政府若不履行我（国）民之意思，则为政府背叛国民，国民为驱除公敌计，当毅然下最后之决心，推翻此讨好军阀之政府”。这些观点无疑是比较正确而深刻，也是相当激烈的。
1923年初，北大和北京学界爆发了一场直接针对军阀政府的驱逐教育总长彭允彝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蔡元培再一次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并表示了决不与北京政府合作的决心。
彭允彝是一个“早已见恶于国人”的无耻政客。1922年11月，北京政府由张绍曾组阁，彭任新内阁的教育总长。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恰在这时，又发生了所谓罗文干的金佛郎案。原委是这样的：军阀政府内部由于派系的斗争，11月18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夤夜向总统黎元洪告密，指控财政总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时有纳贿行为，要求将其逮捕。于是由黎元洪饬京师地方检察厅将罗拘押。1923年1月11日，地方检察厅宣告罗案证据不足免予起诉，罗文干被释放出狱。由于新内阁阁员在形式上需经过众参两院投票通过，彭允彝为讨好吴景濂等政客以换取阁员的同意票，他于国务会议中提出罗案应交由法庭再议，罗文干被重新收监。罗文干曾经蔡元培约请兼任北大法本科讲师，1921年蔡出国考察时又与他同行，因此蔡元培认为对他的操行是了解的。特別是蔡元培对彭允彝以教育总长干渉司法独立，认为是踩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等人商议，认为有表明自己态度的必要。
于是，1月17日，蔡元培提出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他在致黎元洪的“辞呈”中抨击了军阀的黑暗统治，痛切地指出：“数月以来，报章所纪，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悪，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国中。国人十年以来最希望之司法独立，乃行政中枢竟以威权干涉而推翻之。最可异者，钧座尊重司法独立之命令朝下，而身为教育最高行政长官之彭允彝，即于同日为干渉司法独立与踩躏人权之提议，且已正式通过国务会议。似此行为，士林痛恨！佥谓彭允彝此次自告奋勇，侵越权限，无非为欲见好于一般政客，以为交換同意票之条件耳。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同时在各报刊登了“不再到校办事”的启事。随即悄然离京，先到天津小住，准备南旋。
蔡元培曾多次向北京政府提出辞职，过去辞呈语多自责，这次一反常例，措词激烈，直接抨击军阀政治，表现了他在政治上的原则性。应该说这是他对军阀政府的一贯的立场，而这次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歩，也就不能不以激烈的方式表达出来。他初到天津时，有朋友向他询问说：“先生此次辞职，凡主张正义者莫不同声感叹，谓方今社会廉耻荡然，先生此举，足以唤起已见死之人心。然外间不察，颇多议论，其所怀疑大旨，可归纳于二点：（一）谓先生辞职有袒护罗文干之嫌疑；（二）与彭允彝有争意气之嫌疑。先生之真意究竟何在？”蔡元培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
余生平仅知是非公道，从不以人为单位。余之不平，纯为中央行政机关无端干渉司法所致，对于罗君虽相交有素，然当其柄政时，每与相遇，余皆正言厉色，责备内阁之毫无政策，在京诸友可以证明予言者，颇不乏人。既非苟同，何有偏袒？反而言之，即有余所鄙视之人，为政府无端蹂躪，余亦视力之所及起而抗争。知此，则余之是否偏袒罗氏，可不辨而明矣。至与彭允弈争意气一节，尤属一面之辞。彭氏为人，除觉其政客臭味太重外，余亦不甚注意。惟其身居教育当局，越俎干涉司法，其用心何在，不难想见。假使余所敬爱之人，一旦身居高位，有此蹂躪人权以图自身之举动，余亦不惜与之绝交，正其罪恶，不稍假借，知此，则余是否侧重彭氏个人，亦可不辨而明矣。
这个记录，和蔡的平素为人是一致的，应是可靠的。这说明他的辞职不是对某一个人，而是针对中央行政机关的“恶政治”，他还因此痛心地感到“政治清明之无望”。这反映了彭案对他刺激之大。值得注意的，在这之前，1922年9月间，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入阁，王宠惠并任国务总理，组成了所谓“好人内阁”，但它正如蔡元培所责备的“毫无政策”，也就是说，它仍然为军阀所操纵。这个喧嚣一时的“好人内阁”，仅仅存在了三个月就垮台了；接着，就发生了彭允彝事件。这对于曾经领衔签名于提出“好人政府”主张的蔡元培，不能不是一个大的打击，因而“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也就不是偶然的了。诚然，他这时虽然对政局感到绝望，但仍然找不到出路，所采取的还是他的不合作主义！
蔡元培对军阀政府的揭露和出走，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有人写文章说：“我们读到蔡先生辞职书中‘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这一句，只要我们不取消极的态度，立刻就要联想起来‘只有革命’这四个字。”特别是广大师生对蔡元培的出走更为关注，群起采取挽蔡驱彭的行动。北大学生在1月18日举行全体大会，由黄日葵任主席，报告事件经过，大会发言者皆称：“蔡校长不屑与彭氏为伍，益征蔡校长人格之高尚，吾人对于此点，极表同情”。他们还揭露了彭允彝结党营私、压迫国立八校的卑鄙用心，表示：“故蔡校长辞职，非个人进退问题，亦非北大一校问题，而实教育界之大问题。吾侪对于此事，誓必急起力争，恢复五四运动时之精神，以铲除彭允彝，挽留蔡校长”。大会一致通过“驱逐彭氏”、“挽留蔡校长”、“警告国会”等项决议，并决定派出代表挽留蔡校长，力请总统退回辞呈。同一天，北大评议会和国立八校校务讨论会也先后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维持学校和挽留蔡元培等问题。这时国立八校除法专校长系彭安插的私人已遭师生反对外，其他各校校长也都提出了辞职。1月19日，经北大教职员全体大会议决除蔡元培外，“不承认任何人为北大校长”。同日校评议会发出布告：“暂行以本会名义，会同总务长和教务长，维持本校一切事务，至教育当局问题及校长去留问题确有明确有明白的解决之日为止。”全体教职员也于21日开会决定组织教职员临时委员会，办理挽蔡及其他一切相关事宜。推举陈启修为主席，蒋梦麟、王世杰为副主席，顾孟余、李大钊、何基鸿、朱希祖、丁燮林等为委员。北大学生还派出黄日葵等四位代表，直接向黎元洪提出挽蔡免彭的要求。学校学生会先后三次发表挽留蔡校长的宣言，强烈表示如若政府悍然不顾全体学生公意另委校长，“则唯有以极激烈之手段对付，誓以三千学子之热血，涤此大学历史之腥膻。”
在驱彭的斗争中，北大等校学生曾于1月19日和24日两次向众议院请愿，要求否决对彭允彝的阁员同意案。但是，这种猪仔式的国会根本不顾人民的意愿，议员完全秉承军阀的意旨，投票则凭津贴（贿赂）的多少。19日北大等校千余学生赴议院请愿时，议长吴景濂竟指使反动军警殴打请愿学生，受伤者达三百多人，北大学生代表黄日葵等八人都负重伤。而彭允彝的阁员位置却于24日为议会通过。这种倒行逆施激起师生们的无比愤慨，驱彭斗争迅速向全国发展。
这次驱彭挽蔡运动得到了中共北方组织的领导，李大钊等积极指导了群众斗争。李大钊在北大教职员临时委员会会议上曾指出，在这次斗争中，“大学是吾人不能放手”，“非占据大学不可”。他又说：除“蔡先生回校问题亦当注意”外，还“应当注重全社会”，要“大活动”，以联合各方面力量共同反对军阀政府。正确地指明当前斗争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军阀政府对学校的控制。邓中夏也在《北大学生新闻》上发表了《我对这次运动的全部意见》，指出我们运动的目标，不要特別注意“挽蔡”，也不要特別注意“驱彭”。他认为这都只是枝节问题；只有将军阀政治根本推翻，这两个小小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引导群众把斗争的目标指向整个反动政权。他在文章中还对察元培以辞职奉行他的不合作主义，提出了善意的批评，认为这是消极的。
1月30日，彭允彝正式到部就任教育总长。他一上台，就下令整顿学风，严禁学生进步活动。这时北大等校学生纷纷出动到街头讲演，由原来的驱彭挽蔡发展到要求澄清政治，斗争更加深入。北大等校评议会也发表宣言，表示“凡是由彭允彝署名的教育部一切公文，概不接受”。开始，教育部提出由蒋梦麟代理校长，遭到蒋的拒绝；继之，彭允彝先后拟由杨度、章太炎、章士钊等为北大校长，或本人不受邀，或根本无法通过，都没能实现；最后，命令北大评议会维持校务，也被拒绝接受。广大学生的驱彭斗争仍在继续，5月4日，北大等校学生在纪念五四运动的示威游行时，曾捣毁了彭氏住宅。
蔡元培出走后，曾于1月23日在天津发表宣言，具体说明辞职的原委和自己的不合作主张。这个宣言由《晨报》加以《蔡元培之不合作主义》的标题公开发表。4月他离津南下，在上海、苏州等地暂住。5月27日，北大全体教职员致书蔡元培，恳切表示：“同人等为社会计，为教育计，为北大计，为数千学生计，为同人主张计，断难让先生之远去也。若先生竟毅然不容同人等之请，则同人等将秉古人当仁不让之训，为维持大局起见，必当遣代表南下，面谒先生，诚恳致辞。若先生仍不见谅，至万不得已时，则虽以实力阻先生之登舟亦有所不辞。事机迫切，急不择言。失检之语，惟先生谅之。”随后，北大师生代表陈启修、杨宗伯、段子均、李骏等先后到杭州请蔡返校主持，他对于师生“见爱之情，为之感泣”，“感愧交并，几非笔墨所能形容。”当时他曾表示：“政局如有清明之端绪，则我于赴欧以前，一度进京，亦无不可”。但是，北京政局愈演愈劣，曹锟贿选总统的丑剧已经开始，他终于谢绝了返校的要求。六月间，他分别致函北大教职员、全体学生、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说明未能返京的苦衷，他说：“培之出京，本以北京为政治界恶浊空气所弥漫，不能再受，不得已而出此。今之恶浊，视五阅月以前，奚啻倍蓰，洵非诸先生发电时所能意料。事已至此，培不能进京，已不成问题。诸先生爱人以德，必能容恕也”。他还说：“北京政府破产之势已成，而政客官僚摧残教育之计划且方兴未已。国立八校当此危险时代，若不急筹高等教育独立之良法，势必同归于尽。”但他这时仍不赞成采取罢课一类的斗争手段，“培以为电报政策，群众运动，在今日之中国，均成弩末”。他建议组织北京国立八校董事会，负经营国立八校之全责，以与北京政府划断直接关系。蔡元培这次辞职出走，得到一些友人的赞同和支持，如张元济曾致书蔡元培称：“今之政府万无可合作之理，能则摧残之扫荡之，否则惟有避之而已。兄前此辞去北大，弟所深佩，甚望能终自坚振也。”当时，北京政府迫于社会压力也不得不对蔡表示挽留，四月间，北京政府国务院秘书厅致函北大，说对察“业奉大总统谕，由院去电慰留”。慰留电称：“先生领袖学界，士望所归，祈早回京，勿萌退志。”所以，蔡元培名义上仍领北大校长的职务。七月间，蔡元培曾向学校提议由教务长、总务长与各系主任合设一委员会，用合议制执行校长职务。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学校评议会的赞同。后来蔡元培又提出援1920年的旧例，仍请总务长蒋梦麟代理校长。这个建议经7月16日校评议会议决同意，至8月4日，始由蒋梦麟正式代行校长职务。在9月6日北大评议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议事录中有这样记载：“蔡先生校长薪水事。蔡先生来函，不愿支校长薪。议决：蔡先生仍支校长原薪，蒋先生仍支教授原薪，蒋先生代理校长之校长办公费，经蔡先生之要求，由校长薪中开支”。虽然北大师生仍继续要求蔡回校主持校务，挽留的代表不绝于道，但由于蔡元培对北方政局深感不满，遂于七月底重往欧洲，表示了自己不合作的决心。
蔡元培出国后，先后在比、法、德等国从事著述和研究，直至1926年初始回国。在这期间，他由于辞职之举未能实现，只得援引“任职五年以上，得出洋研究”之成例。在名义上仍是北大校长，仍然关注北大的工作。1925年五卅惨案掀起了全国范围的规模巨大的反帝运动，北大师生热烈响应。当时学校负责人曾致电蔡元培，要求他在欧洲进行宣传，揭穿帝国主义者对五卅运动的种种污蔑。他在六、七月间分别致电学校负责人和学生会，主张迅即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北大进行活动。他在给学生会的电报中还进一步提出：由中国单方面宣布废弃不平等条约，毋须征得列強的同意。随后，他撰写了《为国内反对英、日风潮告列强书》，用英、法、德文在欧洲各国报刊发表。他在文章中详细说明了事件发生的原因，沉痛揭露了日、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指出这次事件应完全由日、英方面负责。他还严正驳斥了帝国主义把五卅运动诬为“排外”和“赤化”的谬论，他针对所谓“中国人现在有亲俄的趋向”，“是赤化的”表现，指出：俄国新政府一概废止帝国时代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纯取“平等的关系，我们自然与俄国特別亲睦，与彼国内的政策何关？设使日、英两国也同俄国一样的对待中国，我们一定也一样的亲睦英、日，难道有倾向君主的嫌疑么”？他回顾了近百年来的中国外交史，指出外国以武力胁迫中国，以取得不正当权利的先例已是已往的事，五四期间中国政府迫于人民压力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就是一个明证。他断言：“专用旧式的胁迫手段，去达到损人利己的计划，是不合中国现势的了。”他希望英、日等各国，“都有根本的觉悟，都宣告把从前与中国旧政府所订的不平等条约，无条件的取消，特派专使，重订平等新约。”10月，他还致函学校负责人，建议和苏联科学院建立联系，请他们提供出版物作为北大师生的参考。蔡元培的电报和文字曾在北大日刊发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表明了察元培对北大和国内政治运动的关心以及他炽热的爱国心。
蔡元培于1926年2月回到上海，这时他因北方的政局更糟，已无意北上返职。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后，他准备在江浙组织响应，遭到军阀孙传芳的通缉。7月，蔡元培又正式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因北大全体师生和北京国立九校校务讨论会恳切挽留，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也不得不表示慰留，遂未能果。直到1927年7月北大被奉系军阀政府并入京师大学校，他才不再名义上担任北大校长。
§§第十章 一次失败的试验
蔡元培以为个人的引退，有助于改变现实的局面；而且他认为近年来国家政治紛争的原因，“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他曾叙述道：
当民国七年南北和议将开的时候，北京有一个平和期成会，我也充作会员。会员里面有好几位任北方代表的，中有一位某君在会中发言道：“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的这样快？唯一的原因，是清朝末年，大家知道北京政府绝无希望，激烈点的，固然到南方去做革命的运动；就是和平点的，也陆续离去北京。那时候的北京，几乎没有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所以革命军一起，表项城一进北京，清室就像‘拉枯摧朽’的倒了。现在的政府也到末日了，且看他觉悟了没有。若是这一次他还是不肯开城布公的与南方协议，那就没有希望了。我们至少应该相率离京，并家眷也同去。”我那时听了这一番话，很为感幼。
这里对辛亥革命历史事件的解释显然是不正确的，但他这种能人引退的看法和蔡元培的不合作主张却是相吻合的；后来蔡元培曾几次转述过这个意见。胡适在他的《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一文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当民国八年三、四月间，欧美留学生在清华园开了三天的大会。那时正当安福部横行无忌的时候，一班西洋留学生稍有天良的，都还想有所努力，所以大家推举了几个人，组织一个‘政治主张起草委员会’，拟了一个很详细的政纲，一条一条的报告出来，都通过了。最后有一位先生似乎是张伯苓先生——起来问道：“假使政府不睬我们的主张，仍旧这样腐敗下去，我们又怎么办呢？那时大家面面相觑，都没有话了。蔡先生起来说：‘将来总有一日实在黑暗的太不像样了，一班稍有人心稍为自爱的人实在忍无可忍了，只好抛弃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离开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这句话虽不是正式的议案，却可以表示蔡先生在安福时代的态度。”
这种不合作的主张，固然是没有从根本政治制度上着眼，并且片面强调个人进退的作用，是不恰当的；但是，这毕竟表现了蔡元培刚正不阿的品格，以及他决不附和军阀黑暗政治的鲜明立场，是难能可贵的。
1922年5月，发表了由蔡元培领衔，有胡适、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知行等十六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好人政府”的口号，它说：“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以便实行“公开的政治，有计划的政治，宪政的政治”。认为这样就能达到改革中国政治的目的。这个主张，企图在武人政治和革命之间走一条新路，当然，这个宣言是针对北京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从这点说并非完全消极的。但它这种反对“根本解決”，鼓吹“好人干政”，客观上只能起保护反动统治、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消极作用。正如中共中央对它所批评的：“据中外古今革命史上的教训，你们这种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正都是‘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故’的障碍物”。应该说，蔡元培领衔签名是被动的，这份政治主张是胡适起草的，他是被胡适拉来签名并借重他名望而领衔的，当时连李大钊也被拉来签了个名（十六位签名者中有十一个是北大的）。胡适在3月12日日记中曾记载了发起经过：“7时打电话与蔡先生，借他的家里开会，讨论《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余各人，也在电话上约定11时相见。11时，在蔡宅开会，到者：梁漱溟、李守常、孟和、孟余、汤尔和、徐伯轩（未约他，偶相值）、经农等。他们都赞成了，都列做提议人。蔡先生留我们吃饭。饭后他们都散了，我独与蔡先生闲谈。3时，王亮畴、罗君任也来。他们略有讨论，修改了几处，也都列名。连行知、在君、王柏秋、文伯和我，共十五人。下午，孟余自行取消，加入一涵、慰慈，共十六人。”应当说，这个宣言所体现的反对武人专横，要求民主政治即“好人政府”的主张，和蔡元培的政治思想则是颇为吻合的。
当然，从基本的方面说，蔡元培民主主义的反帝反军阀的立场是明确而坚定的。1922年10月4日，北京四十余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举行国民裁兵运动大会并组织游行，北大被列为北队，并推定蔡元培为指挥；蔡元培、李大钊、林长民等并被推举为讲演员。10月10日，北京各団体约三万人在天安门举行国民裁兵运动大会，蔡元培担任大会主席并发表讲演，他提出要使国家富强长安，必须打倒军阀，而要求裁兵是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步骤。他说：“我国今日之穷乏，尽人皆知，而其原因，则岁入之大部分用于军费，饱军阀之私囊。想谋治安，必打倒军阀。想打倒军阀，必先裁去为军阀羽翼之兵士”。他强调了国民的意志和力量在反对军阀斗争中的伟大作用，指出：“不知者，谓国民赤手空拳，焉能与有枪阶级奋斗，其实国民之精神凝结坚固，大足战胜十万毛瑟。试观各国之革命史，无一不由国民发动。就中国言，其成绩极为显著。袁世凯当国，声势赫耀，洪宪自为，大拂国民之心，群起反抗，卒乃推翻。张勋复辟，国人非之，不数日张勋鼠窜，其势力铲除殆尽。迨后安福部横行中国，无人不侧目相视，不久安福竟成历史上之一名词。他如交通系利用军阀，僭窃国柄，国民不予赞同，鸣鼓相攻，今皆消声匿迹。凡此数者，皆我国民积极奋斗严重示威之成功”。他号召国人团结奋斗，“一方面宣告军阀之死刑，一方面唤醒军阀奴隶之兵士。政府若不履行我（国）民之意思，则为政府背叛国民，国民为驱除公敌计，当毅然下最后之决心，推翻此讨好军阀之政府”。这些观点无疑是比较正确而深刻，也是相当激烈的。
1923年初，北大和北京学界爆发了一场直接针对军阀政府的驱逐教育总长彭允彝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蔡元培再一次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并表示了决不与北京政府合作的决心。
彭允彝是一个“早已见恶于国人”的无耻政客。1922年11月，北京政府由张绍曾组阁，彭任新内阁的教育总长。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恰在这时，又发生了所谓罗文干的金佛郎案。原委是这样的：军阀政府内部由于派系的斗争，11月18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夤夜向总统黎元洪告密，指控财政总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时有纳贿行为，要求将其逮捕。于是由黎元洪饬京师地方检察厅将罗拘押。1923年1月11日，地方检察厅宣告罗案证据不足免予起诉，罗文干被释放出狱。由于新内阁阁员在形式上需经过众参两院投票通过，彭允彝为讨好吴景濂等政客以换取阁员的同意票，他于国务会议中提出罗案应交由法庭再议，罗文干被重新收监。罗文干曾经蔡元培约请兼任北大法本科讲师，1921年蔡出国考察时又与他同行，因此蔡元培认为对他的操行是了解的。特別是蔡元培对彭允彝以教育总长干渉司法独立，认为是踩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等人商议，认为有表明自己态度的必要。
于是，1月17日，蔡元培提出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他在致黎元洪的“辞呈”中抨击了军阀的黑暗统治，痛切地指出：“数月以来，报章所纪，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悪，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国中。国人十年以来最希望之司法独立，乃行政中枢竟以威权干涉而推翻之。最可异者，钧座尊重司法独立之命令朝下，而身为教育最高行政长官之彭允彝，即于同日为干渉司法独立与踩躏人权之提议，且已正式通过国务会议。似此行为，士林痛恨！佥谓彭允彝此次自告奋勇，侵越权限，无非为欲见好于一般政客，以为交換同意票之条件耳。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同时在各报刊登了“不再到校办事”的启事。随即悄然离京，先到天津小住，准备南旋。
蔡元培曾多次向北京政府提出辞职，过去辞呈语多自责，这次一反常例，措词激烈，直接抨击军阀政治，表现了他在政治上的原则性。应该说这是他对军阀政府的一贯的立场，而这次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歩，也就不能不以激烈的方式表达出来。他初到天津时，有朋友向他询问说：“先生此次辞职，凡主张正义者莫不同声感叹，谓方今社会廉耻荡然，先生此举，足以唤起已见死之人心。然外间不察，颇多议论，其所怀疑大旨，可归纳于二点：（一）谓先生辞职有袒护罗文干之嫌疑；（二）与彭允彝有争意气之嫌疑。先生之真意究竟何在？”蔡元培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
余生平仅知是非公道，从不以人为单位。余之不平，纯为中央行政机关无端干渉司法所致，对于罗君虽相交有素，然当其柄政时，每与相遇，余皆正言厉色，责备内阁之毫无政策，在京诸友可以证明予言者，颇不乏人。既非苟同，何有偏袒？反而言之，即有余所鄙视之人，为政府无端蹂躪，余亦视力之所及起而抗争。知此，则余之是否偏袒罗氏，可不辨而明矣。至与彭允弈争意气一节，尤属一面之辞。彭氏为人，除觉其政客臭味太重外，余亦不甚注意。惟其身居教育当局，越俎干涉司法，其用心何在，不难想见。假使余所敬爱之人，一旦身居高位，有此蹂躪人权以图自身之举动，余亦不惜与之绝交，正其罪恶，不稍假借，知此，则余是否侧重彭氏个人，亦可不辨而明矣。
这个记录，和蔡的平素为人是一致的，应是可靠的。这说明他的辞职不是对某一个人，而是针对中央行政机关的“恶政治”，他还因此痛心地感到“政治清明之无望”。这反映了彭案对他刺激之大。值得注意的，在这之前，1922年9月间，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入阁，王宠惠并任国务总理，组成了所谓“好人内阁”，但它正如蔡元培所责备的“毫无政策”，也就是说，它仍然为军阀所操纵。这个喧嚣一时的“好人内阁”，仅仅存在了三个月就垮台了；接着，就发生了彭允彝事件。这对于曾经领衔签名于提出“好人政府”主张的蔡元培，不能不是一个大的打击，因而“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也就不是偶然的了。诚然，他这时虽然对政局感到绝望，但仍然找不到出路，所采取的还是他的不合作主义！
蔡元培对军阀政府的揭露和出走，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有人写文章说：“我们读到蔡先生辞职书中‘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这一句，只要我们不取消极的态度，立刻就要联想起来‘只有革命’这四个字。”特别是广大师生对蔡元培的出走更为关注，群起采取挽蔡驱彭的行动。北大学生在1月18日举行全体大会，由黄日葵任主席，报告事件经过，大会发言者皆称：“蔡校长不屑与彭氏为伍，益征蔡校长人格之高尚，吾人对于此点，极表同情”。他们还揭露了彭允彝结党营私、压迫国立八校的卑鄙用心，表示：“故蔡校长辞职，非个人进退问题，亦非北大一校问题，而实教育界之大问题。吾侪对于此事，誓必急起力争，恢复五四运动时之精神，以铲除彭允彝，挽留蔡校长”。大会一致通过“驱逐彭氏”、“挽留蔡校长”、“警告国会”等项决议，并决定派出代表挽留蔡校长，力请总统退回辞呈。同一天，北大评议会和国立八校校务讨论会也先后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维持学校和挽留蔡元培等问题。这时国立八校除法专校长系彭安插的私人已遭师生反对外，其他各校校长也都提出了辞职。1月19日，经北大教职员全体大会议决除蔡元培外，“不承认任何人为北大校长”。同日校评议会发出布告：“暂行以本会名义，会同总务长和教务长，维持本校一切事务，至教育当局问题及校长去留问题确有明确有明白的解决之日为止。”全体教职员也于21日开会决定组织教职员临时委员会，办理挽蔡及其他一切相关事宜。推举陈启修为主席，蒋梦麟、王世杰为副主席，顾孟余、李大钊、何基鸿、朱希祖、丁燮林等为委员。北大学生还派出黄日葵等四位代表，直接向黎元洪提出挽蔡免彭的要求。学校学生会先后三次发表挽留蔡校长的宣言，强烈表示如若政府悍然不顾全体学生公意另委校长，“则唯有以极激烈之手段对付，誓以三千学子之热血，涤此大学历史之腥膻。”
在驱彭的斗争中，北大等校学生曾于1月19日和24日两次向众议院请愿，要求否决对彭允彝的阁员同意案。但是，这种猪仔式的国会根本不顾人民的意愿，议员完全秉承军阀的意旨，投票则凭津贴（贿赂）的多少。19日北大等校千余学生赴议院请愿时，议长吴景濂竟指使反动军警殴打请愿学生，受伤者达三百多人，北大学生代表黄日葵等八人都负重伤。而彭允彝的阁员位置却于24日为议会通过。这种倒行逆施激起师生们的无比愤慨，驱彭斗争迅速向全国发展。
这次驱彭挽蔡运动得到了中共北方组织的领导，李大钊等积极指导了群众斗争。李大钊在北大教职员临时委员会会议上曾指出，在这次斗争中，“大学是吾人不能放手”，“非占据大学不可”。他又说：除“蔡先生回校问题亦当注意”外，还“应当注重全社会”，要“大活动”，以联合各方面力量共同反对军阀政府。正确地指明当前斗争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军阀政府对学校的控制。邓中夏也在《北大学生新闻》上发表了《我对这次运动的全部意见》，指出我们运动的目标，不要特別注意“挽蔡”，也不要特別注意“驱彭”。他认为这都只是枝节问题；只有将军阀政治根本推翻，这两个小小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引导群众把斗争的目标指向整个反动政权。他在文章中还对察元培以辞职奉行他的不合作主义，提出了善意的批评，认为这是消极的。
1月30日，彭允彝正式到部就任教育总长。他一上台，就下令整顿学风，严禁学生进步活动。这时北大等校学生纷纷出动到街头讲演，由原来的驱彭挽蔡发展到要求澄清政治，斗争更加深入。北大等校评议会也发表宣言，表示“凡是由彭允彝署名的教育部一切公文，概不接受”。开始，教育部提出由蒋梦麟代理校长，遭到蒋的拒绝；继之，彭允彝先后拟由杨度、章太炎、章士钊等为北大校长，或本人不受邀，或根本无法通过，都没能实现；最后，命令北大评议会维持校务，也被拒绝接受。广大学生的驱彭斗争仍在继续，5月4日，北大等校学生在纪念五四运动的示威游行时，曾捣毁了彭氏住宅。
蔡元培出走后，曾于1月23日在天津发表宣言，具体说明辞职的原委和自己的不合作主张。这个宣言由《晨报》加以《蔡元培之不合作主义》的标题公开发表。4月他离津南下，在上海、苏州等地暂住。5月27日，北大全体教职员致书蔡元培，恳切表示：“同人等为社会计，为教育计，为北大计，为数千学生计，为同人主张计，断难让先生之远去也。若先生竟毅然不容同人等之请，则同人等将秉古人当仁不让之训，为维持大局起见，必当遣代表南下，面谒先生，诚恳致辞。若先生仍不见谅，至万不得已时，则虽以实力阻先生之登舟亦有所不辞。事机迫切，急不择言。失检之语，惟先生谅之。”随后，北大师生代表陈启修、杨宗伯、段子均、李骏等先后到杭州请蔡返校主持，他对于师生“见爱之情，为之感泣”，“感愧交并，几非笔墨所能形容。”当时他曾表示：“政局如有清明之端绪，则我于赴欧以前，一度进京，亦无不可”。但是，北京政局愈演愈劣，曹锟贿选总统的丑剧已经开始，他终于谢绝了返校的要求。六月间，他分别致函北大教职员、全体学生、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说明未能返京的苦衷，他说：“培之出京，本以北京为政治界恶浊空气所弥漫，不能再受，不得已而出此。今之恶浊，视五阅月以前，奚啻倍蓰，洵非诸先生发电时所能意料。事已至此，培不能进京，已不成问题。诸先生爱人以德，必能容恕也”。他还说：“北京政府破产之势已成，而政客官僚摧残教育之计划且方兴未已。国立八校当此危险时代，若不急筹高等教育独立之良法，势必同归于尽。”但他这时仍不赞成采取罢课一类的斗争手段，“培以为电报政策，群众运动，在今日之中国，均成弩末”。他建议组织北京国立八校董事会，负经营国立八校之全责，以与北京政府划断直接关系。蔡元培这次辞职出走，得到一些友人的赞同和支持，如张元济曾致书蔡元培称：“今之政府万无可合作之理，能则摧残之扫荡之，否则惟有避之而已。兄前此辞去北大，弟所深佩，甚望能终自坚振也。”当时，北京政府迫于社会压力也不得不对蔡表示挽留，四月间，北京政府国务院秘书厅致函北大，说对察“业奉大总统谕，由院去电慰留”。慰留电称：“先生领袖学界，士望所归，祈早回京，勿萌退志。”所以，蔡元培名义上仍领北大校长的职务。七月间，蔡元培曾向学校提议由教务长、总务长与各系主任合设一委员会，用合议制执行校长职务。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学校评议会的赞同。后来蔡元培又提出援1920年的旧例，仍请总务长蒋梦麟代理校长。这个建议经7月16日校评议会议决同意，至8月4日，始由蒋梦麟正式代行校长职务。在9月6日北大评议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议事录中有这样记载：“蔡先生校长薪水事。蔡先生来函，不愿支校长薪。议决：蔡先生仍支校长原薪，蒋先生仍支教授原薪，蒋先生代理校长之校长办公费，经蔡先生之要求，由校长薪中开支”。虽然北大师生仍继续要求蔡回校主持校务，挽留的代表不绝于道，但由于蔡元培对北方政局深感不满，遂于七月底重往欧洲，表示了自己不合作的决心。
蔡元培出国后，先后在比、法、德等国从事著述和研究，直至1926年初始回国。在这期间，他由于辞职之举未能实现，只得援引“任职五年以上，得出洋研究”之成例。在名义上仍是北大校长，仍然关注北大的工作。1925年五卅惨案掀起了全国范围的规模巨大的反帝运动，北大师生热烈响应。当时学校负责人曾致电蔡元培，要求他在欧洲进行宣传，揭穿帝国主义者对五卅运动的种种污蔑。他在六、七月间分别致电学校负责人和学生会，主张迅即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北大进行活动。他在给学生会的电报中还进一步提出：由中国单方面宣布废弃不平等条约，毋须征得列強的同意。随后，他撰写了《为国内反对英、日风潮告列强书》，用英、法、德文在欧洲各国报刊发表。他在文章中详细说明了事件发生的原因，沉痛揭露了日、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指出这次事件应完全由日、英方面负责。他还严正驳斥了帝国主义把五卅运动诬为“排外”和“赤化”的谬论，他针对所谓“中国人现在有亲俄的趋向”，“是赤化的”表现，指出：俄国新政府一概废止帝国时代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纯取“平等的关系，我们自然与俄国特別亲睦，与彼国内的政策何关？设使日、英两国也同俄国一样的对待中国，我们一定也一样的亲睦英、日，难道有倾向君主的嫌疑么”？他回顾了近百年来的中国外交史，指出外国以武力胁迫中国，以取得不正当权利的先例已是已往的事，五四期间中国政府迫于人民压力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就是一个明证。他断言：“专用旧式的胁迫手段，去达到损人利己的计划，是不合中国现势的了。”他希望英、日等各国，“都有根本的觉悟，都宣告把从前与中国旧政府所订的不平等条约，无条件的取消，特派专使，重订平等新约。”10月，他还致函学校负责人，建议和苏联科学院建立联系，请他们提供出版物作为北大师生的参考。蔡元培的电报和文字曾在北大日刊发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表明了察元培对北大和国内政治运动的关心以及他炽热的爱国心。
蔡元培于1926年2月回到上海，这时他因北方的政局更糟，已无意北上返职。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后，他准备在江浙组织响应，遭到军阀孙传芳的通缉。7月，蔡元培又正式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因北大全体师生和北京国立九校校务讨论会恳切挽留，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也不得不表示慰留，遂未能果。直到1927年7月北大被奉系军阀政府并入京师大学校，他才不再名义上担任北大校长。
§§第十章 一次失败的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