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第二节 辞职离京与“挽蔡”斗争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大学成为反动势力集中攻击的目标。“他们恨蔡元培，是把所有学界的举动，都归到北京大学；把大学学生所有的举动，归到蔡校长一人身上”。他们放出了种种攻击北大、威胁蔡元培的谣言，如说要焚烧北大校舎，刺杀北大学生，要以三百万金收买刺客暗杀蔡元培，还盛传陆军次长徐树铮命令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示威等等。北京政府诬蔑这次运动是“学阀操纵，学匪干政”。在五月四日晚召开的阁员紧急会议上，当许多阁员攻击蔡元培，并竭力主张解散大学，将蔡免职查办，教育总长傅增湘为蔡解释时，国务总理钱能训竟质问傅：“汝谓蔡鹤卿校长地位不可动摇，假如蔡鹤卿死，则又何如？”北京政府还内定以马其昶取代蔡元培的北大校长职务。开始，蔡元培认为营救被捕学生，是校长的职责，不计个人安危，“态度镇静而強硬”。他抱定“现职必辞，而非俟各学生一律安宁无事，决不放手也”。当时有学生劝其离京，他表示学生未全部释放前，决不逃避责任；有人劝他为安全计改乘汽车，他亦不肯，仍照常坐马车到校视事。被捕学生释放后，反动政府并没有放松对学生运动的压制。5月8日大总统徐世昌竟然命令京师警察厅将已释放的学生，重新“送交法庭，依法办理”，并发出整饬学风、查办北大校长（这个命令发出后又匆忙收回）等命令。在这种残暴压力和尖锐政治斗争面前，蔡元培同情学生，憎恶军阀政府，但他又深恐因自己累及学校，于是采取了离职出走的回避态度。5月8日这一天，他写了一个给大总统和教育总长的辞呈，称：“窃元培自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以来，奉职无状，久思引退。适近日本校全体学生又以爱国热诚，激而为骚扰之举动，约束无方，本当即行辞职；徒以少数学生被拘警署，其他学生不忍以全体之咎归诸少数，终日皇皇，不能上课，本校秩序极难维持，不欲轻卸责任，重滋罪戾，今被拘各生业已保释，全体学生均照常上课。兹事业已告一段落。元培若再尸位本校，不特内疚无穷，亦大有累于大总统暨教育总长知人之明。敬竭诚呈请辞职，并已即日离校。一切校务，暂请温宗禹学长代行。敬请大总统简任贤者，刻期接任，实为公便”。晚十一时，他将自己在校中的东西全行搬出。9日清早，潜行乘车离京。出走前，他除委托工科学长温宗禹代理校务外，还给北大师生留下了这样一个启事：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唯知我者谅之。

　　蔡元培被迫出走的消息，在青年学生的心中引起轩然大波。北大同学把蔡元培留下的条子油印散发到各校，许多人对条子中引用的典故不解，议论纷纷。有的人望文生义，谓“君者指政府，马者指曹章，路旁儿指各校学生。”这完全是误解。若是，则是蔡元培把一切罪过都推委到学生头上了。这显然违背蔡的本意。

　　10日，文科教授程演生回答了学生询问，指出这个典故的出处和含义：“‘杀君马者道旁儿。’《风俗通》曰，杀君马者路旁儿也。言长吏养马肥而希出，路旁小儿观之，却惊致死。按长吏马月巴，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认为蔡用此语，大意是自己所处的地位如若不走，“徒循他人之观快，将恐溺身于害也。”“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句，出自《毛诗·大雅·民劳》。程解释说：“所谓民者，或自射其名耳（孑民）。言已处此忧劳之余，庶几可以小休矣。倘取全章之义，则不徒感叹自身，且议执政者也”。程最后还特別指出，若对蔡的启事望文生义，造出他倭过于学生的谣言，“若是说去，成何意义？可发一笑。贤者虽明哲保身，抑岂忍重责于学生耶！”

　　后牵，蔡元培对他引用“杀君马者路旁儿”一语，解释为“但取积劳致死一义，别无他意”；引用“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一语，解释为“但取劳则可休一义，别无他意”。其实，他离京出走的根本原因，是要以个人的引退，来保存学校，保护学生免受迫害。当时北京政府是把他视作这次学生运动的总后台，而集矢于他的。“蔡孑民入长大学，容纳新潮，大倡改革，久为政府所妒忌，故前已有改组大学之风说。而此次风潮，又发生于大学校，反对党借题发挥，知者为蔡氏危，且为教育之前途苦矣。”所以他辞职出走，确是君子用心良苦。这从当时报纸报道他在天津与友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到：

　　得天津确实消息，蔡孑民已于十日乘津浦车南下，登车时迨有一素居天津之友人往站送他客，遇蔡君大诧异曰：“君何以亦南行？”蔡对曰：“我已辞职”。友曰：“辞职当然，但何以如此坚决？”蔡曰：“我不得不然。当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之后，即有人纷纷来告，谓政府方面之观察，此举虽参与者有十三校之学生，而主动者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大学学生之举动，悉由校长暗中指挥。故四日之举其责全在蔡某。蔡某不去，难犹未已，于是有焚毁大学、暗杀校长之计划。我虽闻之，犹不以为意也。八日午后，有一平日甚有交谊而与政府接近之人，又致一警告曰：‘君何以尚不出京？岂不闻焚毁大学、暗杀校长等消息乎？’我曰：‘诚闻之，然我以为此等不过反对党恫吓之词，可置之不理也’。其人曰：不然，君不去将大不利于学生。在政府方面以为君一去，则学生实无能为，故此时以去君为第一义。君不闻此案已送检察厅，明日即将传讥乎？彼等决定，如君不去，则将严办此等学生，以陷君于极痛心之境，终不能不去。如君早去，则彼等料学生当无能为，将表示宽大之意以噢咻之（按：表示抚慰病痛之声。天津《益世报》报导此消息时，此处三字为‘敷衍之’），或者不复追究也。我闻此语大有理，好在辞呈早已预备，故即于是晚分头送去，而明晨速即离校以保全此等无辜之学生。”随后，蔡又告此友人：“八日午后，尚有见告政府已决定更换北京大学校长，继任者为马君其昶。我想再不辞职，倘政府边不及待，先下一令免我职，一人之不体面而犹为小事，而学生恐不免起一骚动。我之急于提出辞呈，此亦其旁因也。今我既自行辞职而继任又为年高德劭之马君，学生又何所歉然而必起騷动乎！我之此去，一面保全学生，一面又不令政府为难，如此始可以保全大学。在我可谓心安理得矣。”蔡元培在天津的这个谈话，同他留给北大师生启事的深意，是相符合的。对于今后的行止，他表示：“我将先回故乡视舍弟，并觅一幽辟之处，杜门谢客，温习德、法文，并学英语。以一半时力，译最详明之西洋美术史一部，最著名之美学若干部。此即我此后报国之道也”。

　　蔡元培离京抵天津，后又经上海，于5月21日回杭州小住。他离京后的第三天，北大同学接到了他的一封来信，又解释了他出走的原因：

　　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城。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难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譬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

　　今幸承教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为仆之去职，有不满意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这封信仅署他的姓名，未注明发信处，借以表明去志之坚。这封信，反映了察元培对学生运动的矛盾心情，富有爱国心、正义感的他，不能不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而作为国立大学校长，却又不得不因此“引咎辞职”。这封信在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他在营救学生获释后才出走的高尚品格，使广大青年学生对他更加敬重。从这时起，北大和北京各校师生开展了“挽留蔡校长”的斗争，这也成为当时正如火如荼发展着的学生爱国运动的一项内容。

　　就在蔡元培出走的当天，即在北大召开了各校代表会议，决定先以北大全体学生名义呈请政府对蔡挽留，表示：“若今校长得留，则生等虽去校之日，犹怀补过之思，否则非贻教育前途以莫大之危险，且恐激起全国舆论之非难。伏乞万勿允准辞职，以维学务而平舆情”。同时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要求声援。北大教职员也集会推举代表李大钊、马叙伦、马寅初、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到教育部请愿，面陈挽蔡決心，同时议决如蔡不留任，北大教职员“即一致总辞职”。

　　北大学生代表往见教育总长傅增湘，提出三项要求：（一）请总统特下命令挽留；（二）派司长赴津劝驾；（三）由学生方面通电上海陈述一切。傅增湘对蔡是取同情态度，因而对前两项允为办理，后一项由北大学生自行发电，电报是通过上海《时报》转告全国各省教育会、各団体，电文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辞职离京，群情惶惑，恐酿大变，务乞各界垂察。”同时在发给上海唐绍仪的电报中，进一步指明察出走的真相，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受外界胁迫辞职他去，请一致挽留。”10日，当北大教职员代表马叙伦等八人往见傅增湘时，“傅对各代表宣明自己诚恳挽留蔡校长之态度，各代表复问总统总理之意如何？傅默然有间谓：总统总理之意见余未深知，无从代为宣布云。各代表退后，教职员会中遂有‘如蔡不留，则一致总辞职’之决议”。

　　北京各校以及社会各団体也为挽蔡而积极活动。10日下午，由二十七人组成的各校追踪挽蔡的代表团赴律；他们抵津后未找到蔡元培，于是又从中推举四位代表赴沪追踪挽留。天津学界亦推举二人同住。5月11日，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正式成立，北大教授康宝忠被推举为主席，在会上，各校教职员一致签名上书要求挽察。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也上书总统和教育部，指出：“此次学生行动纯属全体学生公意，出自至诚，责无旁贷”。并针对当局要归罪蔡元培的企图，据理申辩道：“既属生等全体行动，与各校校长绝不相关，尤非北京大学校长一人所能代任其咎。且蔡校长德高望重，海内宗风，自其入长大学，招致贤哲，成绩斐然。不特亲立门墙者咸受薰陶，即异校弟子，亦得常亲教泽，全国舆论尤极推祟，……自蔡校长辞职，学界震动，函电纷驰，惊惶万状。加以谣言纷起，大有不可终日之势。大总统、总长素重教育，万望俯顺众情，对于北京大学校长辞职，万勿批准，并迅下明令，切实慰留，保此教育一线之曙光”。

　　12日，北京政府对挽蔡仍无任何表示，各校学生和教职员代表是日又在北大理科第一教室开联席会议，再次表明挽蔡决心，学生并准备罢课。13日，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派出代表九人，到总统府请愿。其他各高等学校校长也相率辞职，以示声援。医专校长汤尔和、工专校长洪熔等并于即日离京赴津，以示与蔡元培共去留的决心。当晩，北大评议会和教授会召开联席会议议决挽蔡事项。会后向全校师生布告说：“本校教职员及学生全体，以蔡校长因学生救国义举致受奸人逼迫而去，其一身之去留，不独关系大学前途，实为全国人心民气所系肩。”布告表示定与京中各校师生一道，“务期挽回蔡校长而后已。”它又指出：“五六日以来，蔡校长之踪迹杳然，而政府之挽留之指令未下。是以本校群情愤激，有単独罢课之议。同学诸君爱国爱校长之热诚，当为国人所同谅。”5月11日成立的上海学生联合会，也于15日发表宣言，要求北京政府“请自今日始，于一星期内作正当明确之表示，维持蔡校长之地位与大学尊严”。“若满一星期犹无满意之表示，则誓筹最后之对付，唯政府实利图之。”

　　这场挽蔡斗争，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这不仅是关系个人的去留问题，而是一场反对军阀政府、维护学生运动正义性的斗争。在人民群众斗争的压力下，教育部除派部员商耆专程赴沪挽蔡外，教育次长袁希涛还于5月12日后连连密电上海方面，声称“情势急切”，拟“速留蔡”，探询“蔡公是否过沪倘蔡公抵沪，请先转达”等等。5月14日，徐世昌签署了挽蔡命令，称“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善善后，该校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但这个语意极不诚恳的命令，实明为挽留，暗存责备之意；同时他又玩弄一个花招，把挽蔡的命令和挽留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的命令一道发表，阴谋以挽蔡为名把这两个卖国贼也保护起来。更令人发指的是在这同一天，他又连续下达两道继续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威胁说：“其有不率训诫，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仍遵照前令，依法逮惩。”第二日，又将曾经同情过蔡元培的教育总长傅增湘，明令免职。这时安福系政客企图乘机控制教育部，决定由参议院副议长、安福党徒田应璜任教育总长，并拟由胡仁源出任北大校长。这一切都清楚地暴露了军阀政府“挽察”的真实面目。

　　严酷的现实，使学生更加认清了反动派的本质。在北大学生发起下，5月17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通过决议，向政府提出严重交渉条件：（一）切实挽留蔡校长；（二）教育总长不予更动；（三）准许学生自由集会；（四）惩办曹汝霖等卖国賊。5月18日，北京各校五千多学生在北大三院举行郭钦光追悼大会，郭为北大文预科学生，五四运动中奋勇参加，他激于当局逮捕学生之举，“愤然大痛，呕血盈斗”，竟至不起。临危之际，仍以国事为念，不断叹息说：“国家濒危，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以压一线垂尽之民气；日政府待我留学诸君之事，不图乃见于生斯长斯之祖国，事可知矣。”每每呕血不止，至7日赍志而殁，年仅24岁。这位为国事忧愤而死的爱国志士，引起大家沉痛哀悼。18日的追悼大会成为深入斗争的一次动员。5月19日，全市学生开始总罢课。学生运动更加深入、扩大了。

　　在挽蔡问题上，军阀政府一直玩弄阴谋。开始，他们企图以暂时挽蔡来平息学生运动，如在蔡元培出走后他们多次密电追踪挽蔡，称“北京直辖各校长，继续辞职者，因留蔡未有结果，均尚未允回校任事。各校学生代表，每日开会。现状如此，深以多延时日，无法维持为虑。”又称：“蔡公已否过沪，倘对挽留一节，遽仍表示决绝，则风潮难息。牵连教育大局，深可危虑。”徐世昌挽蔡令发表后，他们又电告沪上说：“昨晚大学，又以政府所发命令不满意，约集各校，发生风潮，现已设法維持。但再节外生枝，则无法处置矣。”惶恐之状由此可见。

　　如前所述，蔡元培对于个人的去留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学生能否得到保护，不受暴力的侵害。教育部派员在上海见到他时，他明确表示政府如能“曲谅”学生，方能勉为其难。5月20日，他在致总统、总理和教育总长的复电中，同样表达了这个意向。电文称：“奉大总统指示慰留，不胜愧悚。学生举动逾越常軌，元培当任其咎。政府果曲谅学生爱国愚诚，宽其既往，以慰舆情，元培亦何敢不勉其維持，共图补救。谨陈下悃，伫侯明示”。这时，教育部也一再致电，向蔡表示：“政府办理此事，尚属持平。外间谣传，并非事实”。“述及学生前事，政府并无苛责之意”等等。但是，事实并非如此。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后，反动政府的迫害变本加厉，对学生的爱国要求毫无诚意，蔡元培见此情状，乃于5月21日离沪抵杭州小住，并于26日致电袁希涛等，称“卧病故乡，未能北上”，仍拒绝回任。

　　六三以后，当军阀政府大肆镇压学生运动时，于6月6日准蔡元培辞职，并于次日由总统下令，“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公布后，舆论大哗，北大师生表示坚决反对，于是又掀起了“拒胡迎蔡”的斗争。

　　其时，安福系政客还以金钱收买北大补习班一个教员和几个学生密谋迎胡，并唆使一个曾被北大辞退的教员挑头，捏造了大量假姓名，刊布所谓“拒蔡迎胡”的呈文，企图混淆视听。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北大广大师生的坚决回击。6月6日晚，北大学生在西斋饭厅举行大会，一致表决拒绝胡仁源，上书政府要求收回成命，指出：“今政府乃欲以蔡校长惨淡经营、规模初具之大学，委诸敷衍从事、秉性愚暗之胡仁源之手，俾教育界方茁之芽，顿就枯萎，则国家前途之黑暗谁尸其咎？无以对蔡校长且不计，抑将何以对国人？学生等切肤之痛，于此尤所难堪。故为自身学问计，为教育前途、国家前途计，决不敢妄从明令，听其蟊贼大学，戕害国本。为此，恳请撤消以胡仁源署理北京大学校长之令，并请即促蔡校长早日回校视事，以竟全功。”同时派出代表要求胡仁源“万勿到校”。连日来，北大教职员也集会议决拒绝胡仁源，并举代表向政府声明，北大校长“除蔡元培外绝不承认第二人。”《新青年》也揭露了安福系政客用五千元收买北大师生中几个败类的秽行，使他们所齊谋的“拒蔡迎胡”的诡计败露。

　　在人民群众斗争的巨大压力下，反动政府被迫于6月10日发布对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免职令。在学生运动具体斗争目标得到部分实现的情況下，北大学生就教育界问题向政府提出三项最低条件：（一）教育总长须任德高望重的人；

　　（二）政府下令免胡仁源，再下诚恳的命令挽留蔡校长；（三）政府派大员，各界同时派代表赴杭劝驾。同时，各专门学校和教职员联合会、商会等团体也一致声援，终于迫使军阀政府以教育部命令方式将胡仁源调部任用，免去了他的北大校长职务。新上任的教育次长傅岳棻也于6月18日致电杭州蔡元培，说：“学潮渐息，大学校务仰赖维持。兹特派徐秘书专诚赴杭，面致忱悃；务希速驾为盼”。6月22日，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北大师生以及教育部代表汤尔和、马裕藻、沈尹默、狄福鼎、熊梦飞、徐鸿宝等人，到杭州迎接蔡元培回京复任。至此，广大师生的“挽察”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