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第二节 “劳工神圣”

　　1917年10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显示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伟大革命创遗力。这个事实，帮助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改变对人民群众的看法，他们从这一历史变动中看到中国革命可以依靠的真正力量。北大第一个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李大钊在这时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一系列的文章中，已开始指出依靠工农群众来改变中国社会现状这一崭新的革命道路。同时，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革命运动的勃起，也振奋了许多民主主义革命家，影响了一般知识分子，使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力量产生了新的认识。蔡元培在这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即反映了这一历史变动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深刻影响。

　　1918年11月11日，持续了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德国而告终。当协约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城“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万种欢愉声中，第一欢愉之声，便是好了好了，庚子以来举国蒙羞的石头牌坊（克林德碑，北京人通称呼石头牌坊）已经拆毁了。”军阀政府也趁机夸耀武功，大肆喧染。北京各学校于十四日至十六日，连续放假三天，庆祝所谓协约国的胜利。这时蔡元培极为兴奋，他在北京市民庆祝胜利大会之后，又以北大名义于十五、十六日在天安门外举行了两天庆祝欧战胜利讲演大会。十天之后，北大又在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举行了连续三天（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的讲演大会。蔡元培作了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劳工神圣》两次讲演。在他的邀约下，北大教授李大钊、陈独秀、陶孟和、胡适、陈启修、王建祖、马寅初、李石曾、徐宝璜以及学生代表江绍原、廖书仓等，也作了讲演。蔡元培把这次对民众的讲演活动，称为“是我国平民大学的起点”。

　　在这些讲演中，对于这场战争的原因和性质，李大钊给予了透彻的分析，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开创的“新纪元”。但当时多数讲演者还是受了美英帝国主义宣传的影响，误认为英、美、法等协约国是主持“公理”、“正义”的，把协约国击败德国，看作“公理”战胜了“强权”。他们幻想依靠英、美、法帝国主义，实现战后的持久和平。蔡元培也不例外。他在《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讲演中：“认为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的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这反映了他对帝国主义还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是，新的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是深刻的。察元培在十六日的讲演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劳工神圣》的演说。他说：“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他满怀激情地预言：“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他鄙夷、憎恶那些不劳而食、祸国殃民的寄生虫，告诉人们：“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诚然，蔡元培在这里所说的“劳工”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科学概念，是泛指各种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并不是专指工人阶級。但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般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力量的新认识。所以，“劳工神圣”口号一经蔡元培喊出后，很快就在北大和整个知识界流传开来，成为青年学生和许多报刊的时髦用语。正如后来有人指出的，蔡元培的一篇演说，“居然把‘劳工神圣’底标语，深印在觉悟者的脑筋中”，这是因为他“将众人脑筋里深深地藏着的‘劳工神圣’，一声叫破了出来，于是众人都被他喊着，就回答一声‘劳工神圣’。”这里应当指出，这时蔡元培所指的劳工虽然还不是一个确切的科学概念，但他的凡“出劳力以造成有益社会之事物，无论所出为体力，为脑力，皆所谓之劳工”的看法，却确是很有见地。还在1917年7月，他曾草拟过一份《教育工会宣言书》，在这份宣言书中，就认为在中国传统中的“士”是多歧义的，“如曰学以居位曰士，或曰以才智用者谓之士，皆以士者为仕之预备也者。”认为这些“凡自命为士者，悉借以为弋取功名之具。其有益与人与否，非所闻也。若是者，不特无关于教育，而亦不得谓之工”。他甚至认为像孔、孟这样从事教育的人，虽可称为教育家，但因其本意在得位行道，“以政治家自见，既不见用，不得己而言教言，犹且自居于宾师之位，以大人之学自命，而鄙农圃为小人”，认为这也不能称之为工。只有“吾侪所谓教育，则即认为专门工业之一种，习之有素，持之有恒，量所任之职务以取其所需，与其他之工业同例。故吾济不谓之士，而谓之教育工”。他感于工业发达国家各专业有工会，以为互助；一国有总工会，“以抗资本家若政治家之压制，而申其自由权”；且有国际总工会，“以为人道主义之保障，而渐达于理想之世界”。因而他发起组织教育工会，希望通过它的发展，“以促各工会之成立，以集合为总工会，而参加于国际工会。”由此可见，他对国际工人运动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从思想渊源看，他在这时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要人们“认识劳工的价值，”也不是偶然的。

　　虽然蔡元培这时提出“劳工神圣”还仅是一个抽象的口号，但它却在客观上有利于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结合；而他本人也在“平民教育”的主张下，赞助青年学生走出校门去为劳苦大众服务。1919年3月，北大学生邓中夏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接近工农群众。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时的成员虽还比较复杂，讲演的内容也没有超出民主主义的范围，但后来很快发展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1920年冬，由北大学生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捐款，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元旦，学校正式开学。邓中夏每周来讲课两次，几位北大学生被派作学校的常驻教员。他们一面教学，一面从事工人运动。这些都显示了北大进步学生与工人相结合的趋向。

　　五四以后，在马克思主义深入传播的同时，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也应运而生。当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劳工神圣”的声浪日益高涨，特别是六三运动以来中国工人阶级的战斗表现，使他们重视劳动问题，甚至产生了化为工人一分子的念头。“劳工神圣！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与劳工为伍！这种声浪在杂志界和报章上也闹得够高了，一般讲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讲几声。”这反映了五四时期一代青年的追求。这种情形，自然地使他们对资本主义道路产生了怀疑，开始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并转而向往社会主义。但当时思想界正呈现百家纷云，竞相争长的局面，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外，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合作主义等等，也都被当作“社会主义”而加以接受，这些思潮在北大校内都曾一度流行过。在这种思潮影响下，1919年12月，少年中国主要负责人王光祈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提倡“城市中的新生活”。它一发起，便收到“数十位同志来信愿从事此种生活”，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也都表示支持，并同他们一起，作为发起人联名募捐。是年冬，工读互助团就成立了三个组（后又增为四组），主要成员是北大的学生和旁听生，一些组也环绕在沙滩北大学生住宿区附近。其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而主要倡议者的目的则“不是救济苦学生，是在创造新社会。”即要通过这种小团体实现大联合，达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的。工读互助团的主要工作为办素菜食堂、制作工艺、洗衣和放映电影等，其手工产品如毛巾、袜子等都以“工读”的商标出售。规定团员每日作工四小时，工作所得归团体所有，团员生活、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书籍归团体公有。王光祈把这种新生活称为“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认为：“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编织了一个美妙的“新社会”的幻景。

　　蔡元培对工读互助团的出现是十分欣喜并热心支持的。1920年1月1日，他发表了《国外勤工俭学会与国内工学互助团》一文，加以介绍；1月15日，又应邀在少年中国学会作了题为《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的讲演。他认为工学互助团（蔡提议改“读”字为“学”字，故称工学互助团）有四个优点：（一）所作都是小工，可以自由支配，不必仰仗工厂；（二）每人每日作工四时，有许多时间可以求学；（三）设在学校左近，可以到校听讲，不能到校的，专请教员来讲；（四）收入的、消费的，都由团体支配，各人于工作求学外，不必分心，全凭自己的力量，用极少经费，极简单的方法，可以尽作工的责任，达求学的志愿，实行互助的主义。他呼吁：“全国的苦学生，都在各地方组织起来；全国作工的人，也能用这种方法达到工余求学的目的；全国有力量的人，都来助成学生、工人组织这种团体。他同样也对工读互助运动寄予了很大希望，他说工学互助团是从小团体脚踏实地的做起。要是这种小团体一处一处的布满了，青年求学的问题便可解决。要是感动了全国各团体都照这样做起来，全中国的最重大问题也可解决。要是与世界各团体联合起来，统统一致了，那就世界最重大问题也统统解决了，这岂不是最大的希望么？”自然，美好的愿望是不能代替现实的，蔡元培的这个希望同样是不切实现的；应该说，这也反映了他思想局限性的一面。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建立，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广泛反响，天律、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群起仿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时，参观了女子工读团，“觉得很有趣味！”但他对这种组织的前景表示了担心：“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归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新式空想的“世外桃源”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工读团实行了几个月，便因经营不善难以维持和团员间的思想分歧而迅速解体了。这件事，反映了北大等青年学生为探索改造中国之路所作的可贵的努力，是值得称颂的；但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这种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迅速破产，却为确立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开辟了道路。

　　1920年五一劳动节，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第一次举行了纪拿活动。这一天，由李大钊亲自主持在第二院召开了五一纪念会，参加的有校役夜班工友和学生五百多人。会上散发了传单，阐述为什么要纪念五一节。传单写道：“希望诸位常常纪念五一节，把全世界人人纪念的五一节当作我们一盏引路的明灯。我们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这个明灯走向光明的地方去。”同时，北大何孟雄等八个工读互助团的团员，在北京城内第一次发起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的示威游行。他们出动了两辆汽车，车上插着书有“劳工神圣”、“资本家的末日”等字样的红旗，沿街散发了几千张《北京劳工宣言》。宣言写道：“今天是世界劳动者争得八小时的纪念日，我们应该快快起来休业一天，大大床祝一下才是。从今以后，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所有不做工的官僚、政客、军人、道士、和尚、盗贼、娼妓、流氓、乞丐都要驱逐净尽。吾们要把田园工厂以及一切生产机关收回，自己管理，不要被一般不做工的剥夺了去！”结果何孟雄等八人被警察拘捕。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出版了“纪念劳动节专号”，刊登有高尚德的《“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等文章，还有“劳工神圣”、“劳动者的胜利”、“资本家的末路”等四幅漫画插图。《新青年》第7巻第6号也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发表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劳动者底觉悟》等文章，该号扉页还刊载了蔡元培题写的“劳工神圣”四个大字。平民教育讲演团也分五组到街头讲演五一劳动节的历史和意义，讲题有《劳动纪念日与中国劳动界》、《我们为什么纪念劳动节呢？》等等。这次活动，成为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22年，北京大学开始规定五一劳动节放假，蔡元培以校长名又发出布告：“本日为精神劳动纪念日，经校务讨论会议决，放假一日。”按1918年北大节日放假规定，节日包括双十节、孔子诞辰、校庆，以及春夏秋冬四节日（即阴历元旦、端午、中秋、冬至），现在把国际劳动节列入学校节日，这反映了时代潮流的变化。北大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公开纪念劳动节，对社会是有影响的。

　　应该指出，这一时期蔡元培倡言“劳工神圣”，赞同“工学互助”，是和他对社会主义理想取同情的态度分不开的。蔡元培的政治思想，固然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但同时也受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想、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的影响。他热心提倡工学主义，就是希望通过工学的形式，实现互助的理想，达到没有阶级差別，没有贫富悬殊，人人劳动、平等的“幸福世界”。他曾说：“我们理想的世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合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则。尽所能，便是工；不管他是劳力，是劳心，凡是有益于人类的生存，文化的进步，都是。所需有两种：一是体魄上的需要，如衣、食、住等是；一是精神上的需要，如学术是。现在有一部分的人，完全不作工；有一部分的人，作了不正当的工。所以，正当的工人不能不特别劳苦，延长他工作时间。而且，除了正当的工人以外，都是靠着特殊的势力，把人类所需的逾量攫取，逾量的消耗。所以，正当的工人，所取所需，常恐不足，就是体魄上的需要勉强得到了，精神上的需要，或者一点都没有。这不是文化的大障碍么？”他认为，除去这个障碍的方法，就是“实行工学并进的生活”，进而推广开去，就能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彼岸。当然，这只是一个空想，一个无法实现的善良愿望。但是，蔡元培的这种思想倾向，确使他同情社会主义理想，同情劳工生活和劳工运动。

　　1920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发表了察元培的《克卡朴氏社会主义史》一文（为李季所译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写的序文）。这篇序文虽然把社会主义学说和我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但它对社会主义学说在我国的传播作了介绍，特別指出：“俄国多数派政府成立以后，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人多起来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见这一类的题目。但是切切实实把欧洲社会主义发起以来，一切经过的情形，叙述出来的还没有。我友李君懋猷取英国辟司所增订的克卡朴《社会主义》史，用白话译出，可以算是最适当的书了。”

　　同样，蔡元培对劳工的疾苦和劳工运动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1922年1月，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黄爱、庞人铨，遭到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杀害。蔡元培以愤慨的心情为《黄庞流血记》一书写了序文，热烈称赞他们实行“到民间去”的格言和为劳动运动而牺性的精神，“是我们最好的模范”。他沉痛表示：“现在两先生竟为劳动运动死了，在两先生自然死而无憾。我们后死的人，就有两种最宣接的责任：一是完成两先生还没有做成的事业，一是替两先生复仇。第一责任，是在劳工会里面，大大的尽力，叫每个劳工都有两先生的精神，使他们杀人的知道拔去一二个眼中钉，反加增了无数，那就不敢尝试了。第二责任，要认定‘冤有头，债有主’的条件，这一回的事变，直接加害的是赵恒惕，即就应该把赵恒惕来偿命。”

　　蔡元培的上述思想倾向，使他对社会主义的苏联抱同情友好的态度。1922年8月，他与李大钊、胡适等北大教授宴请来京的苏俄特使越飞，他致词说：“俄国革命事业，为吾人之前驱”，“相信由此以后，世界上必发生极大之变化”。表示“愿以中国居于俄国革命的弟子之列”。这一年北京大学举行二十五周年校庆庆典时，专门邀请苏俄代表越飞参加，越飞因故未能出席，特意派代表参加井代致祝辞。12月23日，蔡元培在致越飞的信说：“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日，承贵代表派员莅会，并致祝辞，倾闻之下，曷胜钦感。本校同人甚望中俄人民日益亲善，并愿竭尽心力，以企图学术上之建树，为自由真理而奋进，以副贵代表备极奖掖之希望”。表达了对苏联的友好之情。同样，苏联对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23年12月，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在致北大祝贺校庆的专函中说：“国立北京大学不仅是一个高等学校的中心，也是一个使中国青年得到民族的和政治的教育的学校。这里，在国立北京大学的围墙之内，几千的中国青年男女教养起来爱他们的国土和为民族自由而战。并且中国的几千个高洁的心都因为中国现在的情境感到深切的痛苦而在这里跳跃，热诚的来探索一个方法——永久的准备着把他们的力量和生命献出来为人们谋一个较好的将来。”

　　综上所述，蔡元培在五四时期发出“劳工神圣”的喊声，从其自身的思想倾向看，也不是偶然的。以蔡元培的威望和地位，他对社会主义和劳动运动的同情态度，自然也有助于社会主义学说在北大、在社会上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