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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提倡研究 启迪新知
蔡元培曾明确地提出他在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那时北大学风不正，学生多为升官发财而求学，预科毕业的学生，多数以入法科作为选择方向，就因为法科被认为是将来步入政界求得升官的一条捷径。据统计，1917年年底，北大法科本科和预科在校生为841人，文科为418人，理科为422人，工科仅80人，法科的学生数几等于文、理、工三科的总和。这种学科学生数的结构显然是极不合理的，它不是体现社会对人才培养的合理要求，而恰恰反映了旧中国官僚政治的特点。蔡元培痛切地指出：“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顾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藉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过，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他初到北大即召集法科学生讲话，勉励他们去掉科举时代的习气，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为了改变学生的观念，蔡元培曾多次向学生恳切地指出：“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他再三强调人生之目的为尽义务而来，现在求学是为将来服务社会的预备。“须知服务社会的能力，仍是以学问为基础，仍不能不归宿于切寒用功。”他要求学生要以研究学问为自己求学的宗旨。在他长校这一年，以校长名义赠给毕业生的铜尺上刻了他的题词：“各勉日新志，共证岁寒心。”表达了他对学生的希望。
为了上述目的，蔡元培除了积极延聘积学而热心的教员，以引起学生研究的兴趣；创办研究所，为毕业生和高年级学生提供高深研究的机会外，还为学生研究学问创造各种有利条件。
第一，重视办好图书馆，并整顿扩充实验室，为学术和科学研究提供物质条件。蔡元培到校后即表示要尽力“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做到“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原来学校预算没有确定购书的款项，这时每年核定专款并规定不得移作他用。购书程序采取由图书委员会向教授征集应购之书单办法，再经审查确有必要后广为采购。这时学校图书馆的规模有较大的发展。在李大钊任图书部主任期间（1917年11月至1922年12月），“对各类图书兼容互需”，积极充实，这时有中文图书二十多万册，西文图书二万多册，日文图书一千多册。其中购进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学说书籍，至今北大图书馆中还保存着当年购进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家族起源》等英、日文版的经典文献和许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馆内还专门开辟了“时事报刊阅览室”和“介绍俄国革命经验”的专题阅览室。1920年1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一则图书馆通告：“将本校所藏关于俄国革命问题之参考书二十三种，陈列本课第四阅览室内，以备同学诸君披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方针下出现的生动局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情景。
蔡元培对图书馆工作十分关心。当时北大经费拮据，图书馆的扩展受到很大限制。1921年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期间，曾在各地华侨中为筹建北大图书馆进行了募捐活劫，并委托华侨和中国驻美各领事馆代为募集，洛杉矶华侨还专门成立了北大图书馆集捐队。他还同美国等有关方面商谈，结果，北大图书馆列为获得设在华盛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会出版品的图书馆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也同意为北大提供一套完整的该馆卡片。当时北大虽面临困境，但经蔡元培多次设法争取图书仪器经费，图书馆工作仍获得进步。1922年北大图书馆分设中文、西文、古物美术三部，由单不厂、皮宗石、马衡三教授分任三部主任。李大钊调任校长室秘书后，皮宗石为图书部主任，顾孟余等曾任校评议会图书委员会委员长。这时中文图书仍沿用《四库分类法》编制出分类、著者与书名卡片目录。1923年由袁同礼教授主持，编出西文书目三册，政府出版品目录一册。馆藏图书除采购外，校内外人士和方面也时有一些书刊捐赠。这时图书资料的增加，为师生从事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由于受到经费的限制，离蔡元培所要求的“典籍满架”、“无虞缺乏”，还有很大距离。
第二，兴办学报，使师生“提起学理的研究心”，并有“交換知识之机会”。蔡元培认为大学教育要重在启发学生有研究的兴趣，求得新知，“有了学报，学生必要发布议论，断不能抄讲义，必要于人人所知的讲义以外求新材料，就不能不研究学理了”。1918年校内曾发行《理科大学月刊》，由理科学长夏元琛负责，理本、预科全体教师组成审查部；以理本、预科每班学生中举学问最优者为本班编辑员，刊登自然科学方面论文。1918年秋，蔡元培鉴于“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于是有月刊之计划。”1919年1月正式创办了《北京大学月刊》，作为“本校教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是全校性学术刊物。内容以刊登学术论文，“介绍东西洋最新最精之学术思想为主”，同时也登一些有文学价值的著作和译文。当时决定，每年除7、8月暑假停刊、9月出临时增刊一册外，月出一期，每期约十万字。由各研究所轮流编辑，校内新旧两派教员曾对月刊形式问题发生过争论。新派教员主张月刊文章一律横排，并加标点，一些旧派教员则坚持仍用竖排直行式。蔡元培为此在日刊刊登了《启事》，基本采纳新派教员主张的文章横排并加标点，但文学性质的不宜横排者仍采用竖排法。蔡的启事说：本校教授讲师诸先生公鉴：月刊形式，已由研究所主任会公决，全用横行，并加句读符号。但诸先生中亦有以吾国旧体文学，形式一改兴趣全失为言者。鄙人亦以为然。惟一册之中，半用横行，自左而右，半用直行，自右而左，则大不便于读者。今与诸先生约，凡科学性质之文，有不能不用直行式者，请送至校长室，由鄙人编辑。为临时增刊。稿多，则每年四册，作为月刊以外之季刊。稿寡，则每年一册，均无不可。请诸先生随时赐稿，幸甚。
月刊开始由各研究所轮流编辑，1923年3月组成了月刊编辑部，由冯祖荀、丁西林、王星拱、李四光、谭熙鸿、胡适、沈兼士、朱希祖、陶孟和、顾孟余、王世杰、陈启修、朱经农等组成。
1922年，学校评议会议决出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文艺四种季刊。由校长在全校教授、讲师中延聘编辑员，分别组成四种季刊编辑委员会。当时聘请的自然科学组编辑员为：冯祖荀（主任）、秦汾、颜任光、丁西林、李书华、陈聘丞、王星拱、李圣章、李四光、王霖之、谭熙鸿、汤尔和；社会科学组编辑员为：王世杰（主任）、陶孟和、胡适、蒋梦麟、朱经农、张竞生、朱希祖、黄黼馨、何海秋、周鲠生、燕树棠、陈启修、高一涵、张慰慈、李大钊、顾孟余、马寅初、陈大齐、陈源、杨栋林、皮宗石；国学组编辑员为：胡适（主任）、沈兼士、马裕藻、钱玄同、蔡元培、顾孟余、李大钊、刘叔雅、单不厂、王仲麒、郑奠、朱希祖、周作人；文艺组编辑员为：蔡元培（主任）、沈尹默、胡适、鲁迅、周作人、徐旭生、顾孟余、宋春妨、陈师曾、钱稻孙、叶瀚、马衡、肖友梅、杨仲子、张凤举。季刊是学术性较强的刊物，蔡元培不仅重视其内容质量，而且形式要美，他要求季刊的形式：（一）横行用五号字；（二）纸张要好；（三）封面要美；（四）标点符号要完备。自1923年起，社会科学季刊和国学季刊出版，但自然科学季刊和文艺季刊则因经费困难没能实现。国学季刊已如前述。社会科学季刊一共出了六卷十五期，1936年停刊后没有再出过。社会科学季刊发表过李大钊的《今与古》、《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观》、《孔道西（Con-dorcet）的历史观》等文章。其他还有诸如陈启修的《中国改造和他底经济背景》、高一涵的《唯物史观的解释》、杜国庠的《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到实行的社会主义》、周鲠生的《比较法学研究现状》、陶孟和的《社会的研究》、陈大齐的《认识底理论的意义》、陈翰笙的《苏联的农业》、周佛海的《马克斯（今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王世杰的《中国奴婢制度》等等。虽然这些文著先后发表的时间跨度较大，但大体可以窥见这个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况。此外学校的一些学会、研究会也定期出版学术性刊物。这时学报数量的增多，为师生提供了更多发表文作的园地。学报的创办，对破除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提高研究兴会，“求有所发明”贡献于社会，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前来讲演，开扩学生知识领域和“引起研究的兴味”。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北大校内经常举办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讲演活动。各种学术讲演多由教授会以及各种学会、研究会和读书会发起组织。1918年2月，蔡元培曾与校内外一些学者发起成立学术讲演会，他认为当时社会“民俗日偷，士风日敝”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师法堕落，学术消沉”；认为举办讲演会，有助于挽救士风，振兴学术，引起求学问道之心。所以，他发起的学术讲演会以传布科学、引起研究兴趣为宗旨，邀请高校教授和学者担任讲演员，分期讲演，以期唤起国人研究学术之兴趣，矫正“教者以沿袭塞责，而不求新知；学者以资格为的，而不重心得”的弊病。又如北大师生共同组织的学术研究会曾多次主办讲演会，讲演分会内（专对本会会员）和公开（面向校内外）两种，并组织会员成立英国文学研究组、德文研究组、国际政治研究组、新闻研究组和国会制度研究组等，进行专门研究。各系教授会、各种学会等也经常组织学术讲演活动。讲演的内容有专题学术报告，也有普及性的介绍，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史学、文学艺术、新闻、教育和国际问题，以及物理、化学、地质、生物等各个方面。校内外学者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钱玄同、陈启修、李大钊、马寅初、陶知行（行知）、周作人、李四光、李书华、何杰等都参加过这类学术讲演活动。蔡元培还多方延请外国知名学者来校讲学，如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印度的泰戈尔、德国的杜里舒、法国的维勃吕尔、苏联的耶尔朔夫等。以1922年为例，日本进步学者福田德三，来校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基本观念》的讲演。他在讲演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同时批判了日本对外侵略的帝国主义行为，指出侵略中国的是少数日本军阀，而不代表日本人民的意志。这一年来校讲演的外国学者还有：美国生物学家柯脱作的《进化论之现在》、《植物学为国家之富源》，山格夫人作的《生育制裁》（意为节制生育）、斯梯芬作的《铁路借款的用途和监督》，瑞典学者西冷作的《东西洋绘画的要点》，德国学者卫礼贤作的《葛德的传略》等题的讲演。1922年还由蔡元培邀约爱因斯坦（其时正在日本讲学访问）来校讲学，因来往信件被邮路延宕而没有实现。此外，北大还有各种学科的讲演会，如国际研究演讲会，就是专门就国际问题作演讲的，在校内外有较大影响。这时北大师生很重视对国际问题的研究，蔡元培的《大战与哲学》就是在国际研究第三次演讲会上的演说词。当时《北京大学日刊》也经常刊登各种学术讲演的记录，以资广为传播。
第四，鼓励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吸引到学术研究方面来。顾颉刚（余毅）在《悼蔡元培先生》一文中曾回忆道：“北大学生本来毫无组织，蔡先生来后，就把每班的班长召来，劝他们每一系成立一个学会。许多班长退下来踌躇道：‘这件事怎么办呢？’因为同学间实在太散漫了。但靠了察先生的敦促和领导，以及学校在经费上的帮助，许多会居然组织起来了。不但每系有会而且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会，辩论会，武术会，静坐会……一个个成立起来，谁高兴组织什么会就组织什么会，谁有什么技艺就会被拉进什么技艺的会。平时一个人表现自己能力时很有出风头的嫌疑；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虽欲不出风头而不可能了。校中尽有消遣的地方，打牌听戏的兴致也就减少了许多。一校之内，无论教职员、学生、仆役，都觉得很亲密的，很平等的。”从此，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不但有正当而丰富的文体娱乐活动，而且具有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时人曾对此评道：“盖自蔡校长任事以来，集会一风，一时大盛，少年学子，既富于自动之本能，而校长职员，又复多方提倡，以故事业勃兴，不可遇抑”。
这一时期各系都组织了学会，如国文学会、史学会、哲学会、地质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等。这种学会是以本系学生为当然会员，本系毕业同学和本系旁听生为特别会员，经费由学校津贴。蔡元培对学会的建立极为关心并给予很大支持，化学会、史学会和经济学会等成立时他都亲自出席并发表演说。学会的活动为分组研究，邀请学者讲演，主办定期刊物等。也有的学会是由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组织的，如有志研究数学、物理学的同学组织了数理学会，每月集会一次交流研究心得，并出版《数理杂志》，刊登研究成果。又如化学系同学组织了化学讲演会，“以练习化学讲演之法，而收观摩之益为旨趣”。并时常邀请中外学者介绍化学的最新理论和成就。这些学会在开展研究及助进本系发展方面都做了很多切实的工作。理科的地质学会（开始称地质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10月，是北大理科中最早建立的一个学会。它在成立“公启”中说：“我们的志愿，是本共同研究的精神，求地质上的真理”，“就我们的学力所及提倡地质学，引起社会上对于地质的注意”，同时还要集合群力开展地质调查，一洗过去中国地质调查依赖外人之耻。它开展了许多方面的活动，如征集标本，办了矿石室，图书室；举办学术讲演（成立半年内就举办了六次），组织讨论会；举办地质展览会；制订课程改革计划书，协助建设实验室；出版北大地质丛书，约请王烈、李四光、翁文灏、葛利普、何杰等教授编著地质学、古生物学方面专论；出版《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成为我国地质学方面最早的出版物之一。这个学会当时在校内相当活跃，也是很有成绩的。文科如经济学会发行的半月刊，在当时学生主办刊物中有一定影响。它于1922年12月创刊，以“集思广益、博采兼取”，“求学术之发展”为发刊宗旨，辟有论著、研究、时评、译丛、纪略、讲演、调查等栏目。曾发行过《劳动纪念号K《马克思纪念号》，李大钊在经济学会讲演的《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一文，就刊登在纪念号上。学会及其刊物还提倡开展社会调查，蔡元培对此极表赞同，他在经济学会的演说中特别提到：“至调查一层，随时随地，均有供我们调查之资料。即如东斋对面之饭馆，亦有足供我人调查者。凡调查经济情况，须先从小处着手，再推及于大事业之组织管理，可免头忙脚乱之弊。调查所得之资料既多，然后参以学理，刊印杂志，我决其必有价値。”1924年7月，该会曾拟定各地生活物价调査计划，请教职员和同学于假期代为调查，准备在半月刊出一期《平民生活号》。
此外，还有的是属于全校范围或系际的学术性社团，如北大学术研究会、教育研究会、新文学研究会、俄罗斯文学研究会、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査会、考古学会、世界语研究会等。此外，师生还经常邀集同人发起各种课余学习和研究性质的团体，如1919年1月，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黄侃等三十八人发起成立课余俱乐部，以求“学余间藉以联络感情交换学识为宗旨”，由会员捐助购置书报，布置古物和美术品展览，组织诗社、词社等。蔡元培被推举为部长（五月间以校务繁忙辞去）。
这一时期北大有的学术性社团，在校内和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如1919年1月25日，由马叙伦、陈大齐、杨昌济、胡适以及学生陈钟凡等人发起成立的北大哲学研究会，其宗旨为“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研究方法为讲演、编辑和调查等项。哲学研究会在介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派学说方面起过一定作用。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期间曾参加过这个研究会，在会中阅读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著作，其中包括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
又如，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是蔡元培在北大，也是在我国提倡有组织、有系统地研究新闻学的一个创举。他深感“欧美各国，科学发达，新闻之经验又丰富，故新闻学早已成立。而我国则尚为斯学萌芽之期”，民国以来虽新闻报纸骤增，“唯其发展之道，全恃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于是有了发起新闻学研究团体的想法。1918年7月，蔡元培草拟了团体章程在北大日刊上刊登。简章规定团体名称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确定以“灌输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材”为宗旨。九月间，他又连续几天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校长布告》，发起招收会员，得到北大学生的积极响应，短期内即有数十人报名入会。同年10月14日，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蔡元培出席并发表了演说。蔡元培被举为会长，文科教授徐宝璜任主任导师，《京报》社长邵飘萍为兼任导师。会员以北大学生为主，校内外人士均可入会。每星期由导师讲授《新闻学》两小时。1919年2月19日，该会挙行改组大会，修改并通过了新简章，正式定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突出了新闻学研究的特点。宗旨也修改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改组会议。1919年4月20日正式出版了《新闻周刊》，它对一周的新闻“为系统之记栽，下公允之评论。”是当时国内唯一传播新闻知识的刊物，该刊仅出了三期，五四运动后停刊。1919年10月16日，新闻研究会第一次研究期满，获听讲一年证书的有二十三人，听讲半年证书的有三十二人。毛泽东曾参加这个研究会并获得听讲半年证书。蔡元培在研究期满式致词中曾指出：“本校之有新闻研究，于中国亦实为第一次。故今兹结束，是可谓中国新闻研究之第一次结束（指结业）。”该会前后存在了约两年时间，五四以后，由于人事变动，骨干离校，到1920年10月以后就基本上停止了活动。新闻学研究会虽然存在时间不很长，但它在五四前后的许多进步活动，使它成为这一时期有很大影响的著名社团之一。许德珩曾称它“与五四运动很有关系。”
雄辩会是学生中规模较大的一个社团。它于1917年11月，由原预科研究文法修辞的文学会扩充改组而成的，其宗旨是“修缮辞令，发展思想。”分设国语支部和外国语第一、第二支部，每部又分讲演、著述两科，发行《劝学》杂志。会员均须练习演说和辩论，每半月举行演说和辩论常会一次，每学期开雄辩比赛大会一次。1918年1月27日，该会举行第一次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科学与宗教之消长”，结果是主张科学发达必然导致宗教消亡的一派获胜。蔡元培完全同意这一派的观点。雄辩会活动吸引听众很多，十分活跃。当时北大学生中辩论活动颇为盛行，也很有趣。著名史学家周谷城曾幽默地讲述了那时北大和清华学生校际之间辩论赛的情景：“当时我还是个学生，我们三个北大学生跟清华学校三个学生对辩。辩论三小时。辩论题约好，清华出一个，我们出一个，请蔡先生决定（相约要请一个有名的哲学家决定）。蔡先生看到我那个题非常高兴，选了我的题：‘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这场辩论，我想，题是我出的，又是蔡先生老人家选下的，这下肯定万无一失，可以得胜。但结果我失败了。当时评判员三人，胡适之为其中之一。辩论三个小时后，请胡适之宣布结果。他先讲了一大堆好话，他说正方（即主张不应有知识阶级）讲的有道理，反方讲的也有道理。但是他宣布我失败了，说反方组织上好一些，正方在这一点上差一些。失败了不算数，就是失败的一方要向胜利的一方握手、言欢。我多难过，那么千多人看着我，我失败了，胡适之宣布我失败了。那时候我以为我这一生的学术活动就完了。青年人有热气，怎么受得了。脸都红了，怕见得人。以后我跟胡适之就闹翻了。”
由于蔡元培的热心提倡和身体力行，一扫过去腐败的校风，造成了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师生间问难质疑，互相切磋；著书立说，受到鼓励；学术争辩，各抒己见。胡适在他的几次讲演中，曾盛称他初到北大教书时，得到和一些学生相互讨论之益。同时在教员以及师生之间的学术讨论中，也有着良好的民主风气。如蔡元培在他的《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曾以“统摄诸德完成人格”，来作为孔子所说的“仁”的定义。青年教员梁漱溟不同意这个见解，认为“仁”只是人们直觉的、情感的本能表现，即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仁也。”批评蔡的定义空洞笼统，“虽然表面上无可非议，然它的价值也只可到无可非议而止。”又如，蔡元培著有《石头记索隐》一书，对《红楼梦》详加考证，称其为“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胡适在他的《红楼梦考证》一书中，把蔡著归于“附会的红学”一类，指责其考证为“笨的猜谜”，“走错了道路。”蔡则写了《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権》一文作为《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为自己的见解辩护。在学术观点上，蔡元培和梁、胡之间虽然有分岐，但并没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民主作风培育了良好的学术研究风气。这时的北大，正如蔡元培所说成了“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经蔡元培的大力提倡，北大学生中学术研究，蔚然成风；一些同学结合自己的专业兴趣，从事著述，发表见解。如1918年9月，北大经济系学生李亦轩所著《中国币制统一论》一书，“甚为教授所激赏，且怂恿印行之”。蔡元培应其所请为之作序，称赞：“李君此书，有实述以详陈我国币制之现状，有危言以穷其流弊，有刍议以进改良之策。根据学理，胪陈统计，纲举目张，不特足以备当局之参考，即普通人亦不可不一读也。”又如政治系学生萧一山，1920年入北大后，继续致力于清史研究，充分利用北大丰富的史料，并得到李大钊的指导，完成了专著《清代通史》。李大钊为其撰写的序文中，希望萧氏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把有清一代的历史写成中国国民的历史。萧一山在该书初版叙例中表示：“近世‘唯物史观’之学说兴起，谓经济之趋势，当求诸历史；历史之变迁，亦根据于经济；二者有相互之关系，而历史之因革，尤以经济为转枢。此盖社会主义之大旨，而以目前的实际生计问题为中心者也。”1923年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成为当时史坛的一件盛事，引起轰动。梁启超称赞他“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应当说，蔡元培这时大力提倡学术研究，培育了北京大学严谨勤奋、致力学术的优良学风。
这时蔡元培与教授们也时有学术交往和合作，如1918年夏，蔡元培邀约胡适、沈尹默、刘复等人发起编印一套普及性的《常识丛书》，组织编委会，他亲拟简章，确定以“国语记述切要之学理与事实而次第传布之，使国内外年长失学者，均有补习常识之机会”。这套普及性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其对象和内容分两类：一为普通类以普通人所必需之知识为范围，其内容为语典，国语文选，古书今译，中外地理、历史，中外风俗记，欧战记事及其他各种科学。一为特别类专以国外侨工特别必需之知识为范围，其内容为侨工常识，侨工卫生，侨工历史，侨工组织，侨工小说，i会组织，工人经济等。当时参加编委会认编的有：第一国语部（认编者：马裕藻、朱希祖、胡适、刘复、钱玄同、沈尹默）；第二史地部（认编者：马裕藻、朱希祖）；第三物质科学部（认编者：丁绪贤、秦汾）；第四精神科学部（认编者：胡适、蔡元培）；第五艺木部（认编者：李石曾、蔡元培）；第六闲书部（认编者：刘复）；第七侨工部（认编者：李石曾）。这反映了他们之间学术上合作之欢愉，而且这些名家从事学术普及工作也值得称道。
蔡元培在北大提倡学术研究、思想自由，对当时思想界起了开创风气的影响。吕思勉在《蔡孑民论》一文中曾写道：
在他主持北京大学以前，全国的出版界，几乎没有什么说得上研究两个字的：不是肤浅的政论，就是学校教本，或者很浅近的参考用书。当这时代，稍谈高深学术，或提倡专门研究，就会被笑为不合时宜。……还记得在民国八九年之间，北京大学的儿种杂志一出，若千种的书籍一经印行，而全国的风气，为之蟠然一变。从此以后，研究学术的人，才渐有开口的余地。专门的高深的研究，才不为众所讥评，而反为其所称道。后生小子，也知道专讲肤浅的记诵，混饭吃的技术，不足以语于学术，而慨然有志于上进了。这真是孑民先生不朽的功绩。……子民先生主持北大，所以能为中国的学术界，开一新纪元，就由其休休有容的性质，能使各方面的学者，同流并进，而给与来学者以极大的自由，使与各种高深的学术，都有接触，以引起其好尚之心。讲学看是空虚无用，其实风气的转变，必以此为原因。
这里，对蔡元培个人作用等的评述，未必精当，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形。
为了上述目的，蔡元培除了积极延聘积学而热心的教员，以引起学生研究的兴趣；创办研究所，为毕业生和高年级学生提供高深研究的机会外，还为学生研究学问创造各种有利条件。
第一，重视办好图书馆，并整顿扩充实验室，为学术和科学研究提供物质条件。蔡元培到校后即表示要尽力“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做到“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原来学校预算没有确定购书的款项，这时每年核定专款并规定不得移作他用。购书程序采取由图书委员会向教授征集应购之书单办法，再经审查确有必要后广为采购。这时学校图书馆的规模有较大的发展。在李大钊任图书部主任期间（1917年11月至1922年12月），“对各类图书兼容互需”，积极充实，这时有中文图书二十多万册，西文图书二万多册，日文图书一千多册。其中购进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学说书籍，至今北大图书馆中还保存着当年购进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家族起源》等英、日文版的经典文献和许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馆内还专门开辟了“时事报刊阅览室”和“介绍俄国革命经验”的专题阅览室。1920年1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一则图书馆通告：“将本校所藏关于俄国革命问题之参考书二十三种，陈列本课第四阅览室内，以备同学诸君披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方针下出现的生动局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情景。
蔡元培对图书馆工作十分关心。当时北大经费拮据，图书馆的扩展受到很大限制。1921年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期间，曾在各地华侨中为筹建北大图书馆进行了募捐活劫，并委托华侨和中国驻美各领事馆代为募集，洛杉矶华侨还专门成立了北大图书馆集捐队。他还同美国等有关方面商谈，结果，北大图书馆列为获得设在华盛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会出版品的图书馆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也同意为北大提供一套完整的该馆卡片。当时北大虽面临困境，但经蔡元培多次设法争取图书仪器经费，图书馆工作仍获得进步。1922年北大图书馆分设中文、西文、古物美术三部，由单不厂、皮宗石、马衡三教授分任三部主任。李大钊调任校长室秘书后，皮宗石为图书部主任，顾孟余等曾任校评议会图书委员会委员长。这时中文图书仍沿用《四库分类法》编制出分类、著者与书名卡片目录。1923年由袁同礼教授主持，编出西文书目三册，政府出版品目录一册。馆藏图书除采购外，校内外人士和方面也时有一些书刊捐赠。这时图书资料的增加，为师生从事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由于受到经费的限制，离蔡元培所要求的“典籍满架”、“无虞缺乏”，还有很大距离。
第二，兴办学报，使师生“提起学理的研究心”，并有“交換知识之机会”。蔡元培认为大学教育要重在启发学生有研究的兴趣，求得新知，“有了学报，学生必要发布议论，断不能抄讲义，必要于人人所知的讲义以外求新材料，就不能不研究学理了”。1918年校内曾发行《理科大学月刊》，由理科学长夏元琛负责，理本、预科全体教师组成审查部；以理本、预科每班学生中举学问最优者为本班编辑员，刊登自然科学方面论文。1918年秋，蔡元培鉴于“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于是有月刊之计划。”1919年1月正式创办了《北京大学月刊》，作为“本校教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是全校性学术刊物。内容以刊登学术论文，“介绍东西洋最新最精之学术思想为主”，同时也登一些有文学价值的著作和译文。当时决定，每年除7、8月暑假停刊、9月出临时增刊一册外，月出一期，每期约十万字。由各研究所轮流编辑，校内新旧两派教员曾对月刊形式问题发生过争论。新派教员主张月刊文章一律横排，并加标点，一些旧派教员则坚持仍用竖排直行式。蔡元培为此在日刊刊登了《启事》，基本采纳新派教员主张的文章横排并加标点，但文学性质的不宜横排者仍采用竖排法。蔡的启事说：本校教授讲师诸先生公鉴：月刊形式，已由研究所主任会公决，全用横行，并加句读符号。但诸先生中亦有以吾国旧体文学，形式一改兴趣全失为言者。鄙人亦以为然。惟一册之中，半用横行，自左而右，半用直行，自右而左，则大不便于读者。今与诸先生约，凡科学性质之文，有不能不用直行式者，请送至校长室，由鄙人编辑。为临时增刊。稿多，则每年四册，作为月刊以外之季刊。稿寡，则每年一册，均无不可。请诸先生随时赐稿，幸甚。
月刊开始由各研究所轮流编辑，1923年3月组成了月刊编辑部，由冯祖荀、丁西林、王星拱、李四光、谭熙鸿、胡适、沈兼士、朱希祖、陶孟和、顾孟余、王世杰、陈启修、朱经农等组成。
1922年，学校评议会议决出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文艺四种季刊。由校长在全校教授、讲师中延聘编辑员，分别组成四种季刊编辑委员会。当时聘请的自然科学组编辑员为：冯祖荀（主任）、秦汾、颜任光、丁西林、李书华、陈聘丞、王星拱、李圣章、李四光、王霖之、谭熙鸿、汤尔和；社会科学组编辑员为：王世杰（主任）、陶孟和、胡适、蒋梦麟、朱经农、张竞生、朱希祖、黄黼馨、何海秋、周鲠生、燕树棠、陈启修、高一涵、张慰慈、李大钊、顾孟余、马寅初、陈大齐、陈源、杨栋林、皮宗石；国学组编辑员为：胡适（主任）、沈兼士、马裕藻、钱玄同、蔡元培、顾孟余、李大钊、刘叔雅、单不厂、王仲麒、郑奠、朱希祖、周作人；文艺组编辑员为：蔡元培（主任）、沈尹默、胡适、鲁迅、周作人、徐旭生、顾孟余、宋春妨、陈师曾、钱稻孙、叶瀚、马衡、肖友梅、杨仲子、张凤举。季刊是学术性较强的刊物，蔡元培不仅重视其内容质量，而且形式要美，他要求季刊的形式：（一）横行用五号字；（二）纸张要好；（三）封面要美；（四）标点符号要完备。自1923年起，社会科学季刊和国学季刊出版，但自然科学季刊和文艺季刊则因经费困难没能实现。国学季刊已如前述。社会科学季刊一共出了六卷十五期，1936年停刊后没有再出过。社会科学季刊发表过李大钊的《今与古》、《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观》、《孔道西（Con-dorcet）的历史观》等文章。其他还有诸如陈启修的《中国改造和他底经济背景》、高一涵的《唯物史观的解释》、杜国庠的《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到实行的社会主义》、周鲠生的《比较法学研究现状》、陶孟和的《社会的研究》、陈大齐的《认识底理论的意义》、陈翰笙的《苏联的农业》、周佛海的《马克斯（今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王世杰的《中国奴婢制度》等等。虽然这些文著先后发表的时间跨度较大，但大体可以窥见这个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况。此外学校的一些学会、研究会也定期出版学术性刊物。这时学报数量的增多，为师生提供了更多发表文作的园地。学报的创办，对破除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提高研究兴会，“求有所发明”贡献于社会，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前来讲演，开扩学生知识领域和“引起研究的兴味”。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北大校内经常举办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讲演活动。各种学术讲演多由教授会以及各种学会、研究会和读书会发起组织。1918年2月，蔡元培曾与校内外一些学者发起成立学术讲演会，他认为当时社会“民俗日偷，士风日敝”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师法堕落，学术消沉”；认为举办讲演会，有助于挽救士风，振兴学术，引起求学问道之心。所以，他发起的学术讲演会以传布科学、引起研究兴趣为宗旨，邀请高校教授和学者担任讲演员，分期讲演，以期唤起国人研究学术之兴趣，矫正“教者以沿袭塞责，而不求新知；学者以资格为的，而不重心得”的弊病。又如北大师生共同组织的学术研究会曾多次主办讲演会，讲演分会内（专对本会会员）和公开（面向校内外）两种，并组织会员成立英国文学研究组、德文研究组、国际政治研究组、新闻研究组和国会制度研究组等，进行专门研究。各系教授会、各种学会等也经常组织学术讲演活动。讲演的内容有专题学术报告，也有普及性的介绍，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史学、文学艺术、新闻、教育和国际问题，以及物理、化学、地质、生物等各个方面。校内外学者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钱玄同、陈启修、李大钊、马寅初、陶知行（行知）、周作人、李四光、李书华、何杰等都参加过这类学术讲演活动。蔡元培还多方延请外国知名学者来校讲学，如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印度的泰戈尔、德国的杜里舒、法国的维勃吕尔、苏联的耶尔朔夫等。以1922年为例，日本进步学者福田德三，来校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基本观念》的讲演。他在讲演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同时批判了日本对外侵略的帝国主义行为，指出侵略中国的是少数日本军阀，而不代表日本人民的意志。这一年来校讲演的外国学者还有：美国生物学家柯脱作的《进化论之现在》、《植物学为国家之富源》，山格夫人作的《生育制裁》（意为节制生育）、斯梯芬作的《铁路借款的用途和监督》，瑞典学者西冷作的《东西洋绘画的要点》，德国学者卫礼贤作的《葛德的传略》等题的讲演。1922年还由蔡元培邀约爱因斯坦（其时正在日本讲学访问）来校讲学，因来往信件被邮路延宕而没有实现。此外，北大还有各种学科的讲演会，如国际研究演讲会，就是专门就国际问题作演讲的，在校内外有较大影响。这时北大师生很重视对国际问题的研究，蔡元培的《大战与哲学》就是在国际研究第三次演讲会上的演说词。当时《北京大学日刊》也经常刊登各种学术讲演的记录，以资广为传播。
第四，鼓励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吸引到学术研究方面来。顾颉刚（余毅）在《悼蔡元培先生》一文中曾回忆道：“北大学生本来毫无组织，蔡先生来后，就把每班的班长召来，劝他们每一系成立一个学会。许多班长退下来踌躇道：‘这件事怎么办呢？’因为同学间实在太散漫了。但靠了察先生的敦促和领导，以及学校在经费上的帮助，许多会居然组织起来了。不但每系有会而且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会，辩论会，武术会，静坐会……一个个成立起来，谁高兴组织什么会就组织什么会，谁有什么技艺就会被拉进什么技艺的会。平时一个人表现自己能力时很有出风头的嫌疑；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虽欲不出风头而不可能了。校中尽有消遣的地方，打牌听戏的兴致也就减少了许多。一校之内，无论教职员、学生、仆役，都觉得很亲密的，很平等的。”从此，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不但有正当而丰富的文体娱乐活动，而且具有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时人曾对此评道：“盖自蔡校长任事以来，集会一风，一时大盛，少年学子，既富于自动之本能，而校长职员，又复多方提倡，以故事业勃兴，不可遇抑”。
这一时期各系都组织了学会，如国文学会、史学会、哲学会、地质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等。这种学会是以本系学生为当然会员，本系毕业同学和本系旁听生为特别会员，经费由学校津贴。蔡元培对学会的建立极为关心并给予很大支持，化学会、史学会和经济学会等成立时他都亲自出席并发表演说。学会的活动为分组研究，邀请学者讲演，主办定期刊物等。也有的学会是由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组织的，如有志研究数学、物理学的同学组织了数理学会，每月集会一次交流研究心得，并出版《数理杂志》，刊登研究成果。又如化学系同学组织了化学讲演会，“以练习化学讲演之法，而收观摩之益为旨趣”。并时常邀请中外学者介绍化学的最新理论和成就。这些学会在开展研究及助进本系发展方面都做了很多切实的工作。理科的地质学会（开始称地质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10月，是北大理科中最早建立的一个学会。它在成立“公启”中说：“我们的志愿，是本共同研究的精神，求地质上的真理”，“就我们的学力所及提倡地质学，引起社会上对于地质的注意”，同时还要集合群力开展地质调查，一洗过去中国地质调查依赖外人之耻。它开展了许多方面的活动，如征集标本，办了矿石室，图书室；举办学术讲演（成立半年内就举办了六次），组织讨论会；举办地质展览会；制订课程改革计划书，协助建设实验室；出版北大地质丛书，约请王烈、李四光、翁文灏、葛利普、何杰等教授编著地质学、古生物学方面专论；出版《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成为我国地质学方面最早的出版物之一。这个学会当时在校内相当活跃，也是很有成绩的。文科如经济学会发行的半月刊，在当时学生主办刊物中有一定影响。它于1922年12月创刊，以“集思广益、博采兼取”，“求学术之发展”为发刊宗旨，辟有论著、研究、时评、译丛、纪略、讲演、调查等栏目。曾发行过《劳动纪念号K《马克思纪念号》，李大钊在经济学会讲演的《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一文，就刊登在纪念号上。学会及其刊物还提倡开展社会调查，蔡元培对此极表赞同，他在经济学会的演说中特别提到：“至调查一层，随时随地，均有供我们调查之资料。即如东斋对面之饭馆，亦有足供我人调查者。凡调查经济情况，须先从小处着手，再推及于大事业之组织管理，可免头忙脚乱之弊。调查所得之资料既多，然后参以学理，刊印杂志，我决其必有价値。”1924年7月，该会曾拟定各地生活物价调査计划，请教职员和同学于假期代为调查，准备在半月刊出一期《平民生活号》。
此外，还有的是属于全校范围或系际的学术性社团，如北大学术研究会、教育研究会、新文学研究会、俄罗斯文学研究会、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査会、考古学会、世界语研究会等。此外，师生还经常邀集同人发起各种课余学习和研究性质的团体，如1919年1月，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黄侃等三十八人发起成立课余俱乐部，以求“学余间藉以联络感情交换学识为宗旨”，由会员捐助购置书报，布置古物和美术品展览，组织诗社、词社等。蔡元培被推举为部长（五月间以校务繁忙辞去）。
这一时期北大有的学术性社团，在校内和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如1919年1月25日，由马叙伦、陈大齐、杨昌济、胡适以及学生陈钟凡等人发起成立的北大哲学研究会，其宗旨为“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研究方法为讲演、编辑和调查等项。哲学研究会在介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派学说方面起过一定作用。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期间曾参加过这个研究会，在会中阅读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著作，其中包括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
又如，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是蔡元培在北大，也是在我国提倡有组织、有系统地研究新闻学的一个创举。他深感“欧美各国，科学发达，新闻之经验又丰富，故新闻学早已成立。而我国则尚为斯学萌芽之期”，民国以来虽新闻报纸骤增，“唯其发展之道，全恃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于是有了发起新闻学研究团体的想法。1918年7月，蔡元培草拟了团体章程在北大日刊上刊登。简章规定团体名称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确定以“灌输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材”为宗旨。九月间，他又连续几天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校长布告》，发起招收会员，得到北大学生的积极响应，短期内即有数十人报名入会。同年10月14日，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蔡元培出席并发表了演说。蔡元培被举为会长，文科教授徐宝璜任主任导师，《京报》社长邵飘萍为兼任导师。会员以北大学生为主，校内外人士均可入会。每星期由导师讲授《新闻学》两小时。1919年2月19日，该会挙行改组大会，修改并通过了新简章，正式定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突出了新闻学研究的特点。宗旨也修改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改组会议。1919年4月20日正式出版了《新闻周刊》，它对一周的新闻“为系统之记栽，下公允之评论。”是当时国内唯一传播新闻知识的刊物，该刊仅出了三期，五四运动后停刊。1919年10月16日，新闻研究会第一次研究期满，获听讲一年证书的有二十三人，听讲半年证书的有三十二人。毛泽东曾参加这个研究会并获得听讲半年证书。蔡元培在研究期满式致词中曾指出：“本校之有新闻研究，于中国亦实为第一次。故今兹结束，是可谓中国新闻研究之第一次结束（指结业）。”该会前后存在了约两年时间，五四以后，由于人事变动，骨干离校，到1920年10月以后就基本上停止了活动。新闻学研究会虽然存在时间不很长，但它在五四前后的许多进步活动，使它成为这一时期有很大影响的著名社团之一。许德珩曾称它“与五四运动很有关系。”
雄辩会是学生中规模较大的一个社团。它于1917年11月，由原预科研究文法修辞的文学会扩充改组而成的，其宗旨是“修缮辞令，发展思想。”分设国语支部和外国语第一、第二支部，每部又分讲演、著述两科，发行《劝学》杂志。会员均须练习演说和辩论，每半月举行演说和辩论常会一次，每学期开雄辩比赛大会一次。1918年1月27日，该会举行第一次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科学与宗教之消长”，结果是主张科学发达必然导致宗教消亡的一派获胜。蔡元培完全同意这一派的观点。雄辩会活动吸引听众很多，十分活跃。当时北大学生中辩论活动颇为盛行，也很有趣。著名史学家周谷城曾幽默地讲述了那时北大和清华学生校际之间辩论赛的情景：“当时我还是个学生，我们三个北大学生跟清华学校三个学生对辩。辩论三小时。辩论题约好，清华出一个，我们出一个，请蔡先生决定（相约要请一个有名的哲学家决定）。蔡先生看到我那个题非常高兴，选了我的题：‘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这场辩论，我想，题是我出的，又是蔡先生老人家选下的，这下肯定万无一失，可以得胜。但结果我失败了。当时评判员三人，胡适之为其中之一。辩论三个小时后，请胡适之宣布结果。他先讲了一大堆好话，他说正方（即主张不应有知识阶级）讲的有道理，反方讲的也有道理。但是他宣布我失败了，说反方组织上好一些，正方在这一点上差一些。失败了不算数，就是失败的一方要向胜利的一方握手、言欢。我多难过，那么千多人看着我，我失败了，胡适之宣布我失败了。那时候我以为我这一生的学术活动就完了。青年人有热气，怎么受得了。脸都红了，怕见得人。以后我跟胡适之就闹翻了。”
由于蔡元培的热心提倡和身体力行，一扫过去腐败的校风，造成了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师生间问难质疑，互相切磋；著书立说，受到鼓励；学术争辩，各抒己见。胡适在他的几次讲演中，曾盛称他初到北大教书时，得到和一些学生相互讨论之益。同时在教员以及师生之间的学术讨论中，也有着良好的民主风气。如蔡元培在他的《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曾以“统摄诸德完成人格”，来作为孔子所说的“仁”的定义。青年教员梁漱溟不同意这个见解，认为“仁”只是人们直觉的、情感的本能表现，即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仁也。”批评蔡的定义空洞笼统，“虽然表面上无可非议，然它的价值也只可到无可非议而止。”又如，蔡元培著有《石头记索隐》一书，对《红楼梦》详加考证，称其为“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胡适在他的《红楼梦考证》一书中，把蔡著归于“附会的红学”一类，指责其考证为“笨的猜谜”，“走错了道路。”蔡则写了《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権》一文作为《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为自己的见解辩护。在学术观点上，蔡元培和梁、胡之间虽然有分岐，但并没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民主作风培育了良好的学术研究风气。这时的北大，正如蔡元培所说成了“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经蔡元培的大力提倡，北大学生中学术研究，蔚然成风；一些同学结合自己的专业兴趣，从事著述，发表见解。如1918年9月，北大经济系学生李亦轩所著《中国币制统一论》一书，“甚为教授所激赏，且怂恿印行之”。蔡元培应其所请为之作序，称赞：“李君此书，有实述以详陈我国币制之现状，有危言以穷其流弊，有刍议以进改良之策。根据学理，胪陈统计，纲举目张，不特足以备当局之参考，即普通人亦不可不一读也。”又如政治系学生萧一山，1920年入北大后，继续致力于清史研究，充分利用北大丰富的史料，并得到李大钊的指导，完成了专著《清代通史》。李大钊为其撰写的序文中，希望萧氏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把有清一代的历史写成中国国民的历史。萧一山在该书初版叙例中表示：“近世‘唯物史观’之学说兴起，谓经济之趋势，当求诸历史；历史之变迁，亦根据于经济；二者有相互之关系，而历史之因革，尤以经济为转枢。此盖社会主义之大旨，而以目前的实际生计问题为中心者也。”1923年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成为当时史坛的一件盛事，引起轰动。梁启超称赞他“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应当说，蔡元培这时大力提倡学术研究，培育了北京大学严谨勤奋、致力学术的优良学风。
这时蔡元培与教授们也时有学术交往和合作，如1918年夏，蔡元培邀约胡适、沈尹默、刘复等人发起编印一套普及性的《常识丛书》，组织编委会，他亲拟简章，确定以“国语记述切要之学理与事实而次第传布之，使国内外年长失学者，均有补习常识之机会”。这套普及性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其对象和内容分两类：一为普通类以普通人所必需之知识为范围，其内容为语典，国语文选，古书今译，中外地理、历史，中外风俗记，欧战记事及其他各种科学。一为特别类专以国外侨工特别必需之知识为范围，其内容为侨工常识，侨工卫生，侨工历史，侨工组织，侨工小说，i会组织，工人经济等。当时参加编委会认编的有：第一国语部（认编者：马裕藻、朱希祖、胡适、刘复、钱玄同、沈尹默）；第二史地部（认编者：马裕藻、朱希祖）；第三物质科学部（认编者：丁绪贤、秦汾）；第四精神科学部（认编者：胡适、蔡元培）；第五艺木部（认编者：李石曾、蔡元培）；第六闲书部（认编者：刘复）；第七侨工部（认编者：李石曾）。这反映了他们之间学术上合作之欢愉，而且这些名家从事学术普及工作也值得称道。
蔡元培在北大提倡学术研究、思想自由，对当时思想界起了开创风气的影响。吕思勉在《蔡孑民论》一文中曾写道：
在他主持北京大学以前，全国的出版界，几乎没有什么说得上研究两个字的：不是肤浅的政论，就是学校教本，或者很浅近的参考用书。当这时代，稍谈高深学术，或提倡专门研究，就会被笑为不合时宜。……还记得在民国八九年之间，北京大学的儿种杂志一出，若千种的书籍一经印行，而全国的风气，为之蟠然一变。从此以后，研究学术的人，才渐有开口的余地。专门的高深的研究，才不为众所讥评，而反为其所称道。后生小子，也知道专讲肤浅的记诵，混饭吃的技术，不足以语于学术，而慨然有志于上进了。这真是孑民先生不朽的功绩。……子民先生主持北大，所以能为中国的学术界，开一新纪元，就由其休休有容的性质，能使各方面的学者，同流并进，而给与来学者以极大的自由，使与各种高深的学术，都有接触，以引起其好尚之心。讲学看是空虚无用，其实风气的转变，必以此为原因。
这里，对蔡元培个人作用等的评述，未必精当，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