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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以美育代宗教
大力提倡美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他认为：“教育的方面，虽也很多；他的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他把美育作为德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且为了强调美育的重要，又把它和德、智、体诸育并列而称之为“四育”，认为这是培育“健全的人格”所不可偏废的。
早在辛亥革命前，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时，于莱比锡大学“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课，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薰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子美学方面。尤因冯德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意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他是我国留学生中第一个注重于学习和研究美感教育的，也是国内较系统地研究和介绍西方美学的一位重要学者。在1928年舒新城编的《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一书中，则称他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提倡美感教育的“唯一的中坚人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时，就提出把美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五大宗旨之一，“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他强调“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学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而美育一词，也是蔡元培在这时由德文As the tische Erziehung意译出的，并为教育界所认同。从而，使美育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加以推广。
蔡元培把美育又称作美感教育，是要通过美感教育，激发、陶冶和完美人们的高尚感情，达到美与善的和谐的统一。他曾对美育及其作用作了这样的解释：“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是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他对学校中实行美育的重视，是因为他认为通过美育可以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即以纯粹的美育，陶冶人们的感情，使之有高尚纯洁的情操。他曾用“超功利”的美学观点，试图说明通过美育，能够使人们达到这样一种超脱现实的精神境界：即“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的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在阶级社会的现实中，这自然只是一种梦幻；但如果脱去这种唯心主义的神秘外衣，那么，具有潜移默化作用的美感教育，却确是能够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如蔡元培所说不因“见小利，急近功”而“失节堕行”，不因几次挫折而颓废以至厌世，使人具有远大的抱负和进取的精神。其次，他认为美育也是促进科学发展的一种原动力。蔡元培主张科学与美术并重，认为两者同为新教育之要纲，这就是说，智育和美育应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推进的。他曾以“要透彻复杂的真相，应研究科学；要鼓励实行的兴会，应利用美术”。来说明科学和美术之间的关系。他以为人们具备了上述高尚的思想情操，即健全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能够有探求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这正如他所说的“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同时，他还认为美育可以革除人们的不良习俗，给人以正当有益的娱乐，以提起治学的兴会。他说：“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索无聊的状态”。这使有些人借低劣的娱乐作消遣，有些人甚至产生厌世的思想，他们“不但对于自己毫无生趣，对于社会毫无爱情；就是对于所治的科学，也不过‘依样画葫芦’，决没有创造精神”。总之，蔡元培热切希望国家富强，使中国“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因而他要通过美育培养学生具有创业的志向、冒险的精神和始终如一的事业心。
蔡元培对美育的重视，也是在贯彻他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以美育代宗教，是蔡元培美育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针对封建迷信观念和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而提出的一项进步主张。
1916年12月11日，蔡元培在江苏省教育会的演说中，就针对当时甚嚣一时的“以孔教为国教”的谬说，提出“宗教为野蛮民族所有，今日科学发达，宗教亦无所施其技，而美术实可代宗教”的看法。1917年8月1日，他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的讲演中，正式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他在讲演中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指出宗教是，人类蒙昧时代的产物。“迨后社会文化日渐进步，科学发达，学者遂举古人所谓不可思议者，皆一一解释之以科学”。他认为“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之条件”。他特别指出一些宗教家“甚至为护法起见，不惜于共和时代附和帝制”，即以“宗教为之累”的明显例证。他反复强调美育的重要功能就是陶养人的高尚情感，如果美育和人的情感都依附于宗教，就会受到它的毒害。他说：“美育之附丽宗教者，常受宗教所系，失之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刺感情”，“产生偏狭性，误人深矣。”他指出：“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蔡元培除了为反对宗教愚昧和发扬科学而提倡美育外，还特别针对当时复古派要组织孔教的企图，明确表示反对以任何宗教形式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这些都反映了察元培要求解放思想，发展个性的民主精神。
1922年前后，在上海由一些教会学校出身的人发起了一个所谓“基督教学生运动”，并在北京设立临时全国总部。这个运动的发起，按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因为“五四以后一般天真的莘莘学子多被卷入了战争的漩涡，有的更中了马列邪说之毒，时闹学潮，走入歧途。”他们表示要“以基督化品格的青年”，“去改造社会风气”。其反动政治目的是十分显然的。他们和国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势力相勾结，决定于1922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三次大会。蔡元培对宗教势力插足学校深不以为然，他曾就此事提出：“今年忽然有一个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要在中国的清华学校开会。为什么这些学生，愿意带上一个基督教的头衔？为什么清华学校愿给一个宗教同盟作会场？是大不可解”。这首先引起上海进步青年的反对，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接着，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决定以会员个人名义发起非宗教运动，于是北大等一些学校学生和各界人士联合组织了“非宗教同盟”。这次非宗教运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蔡元培等一些社会名流也加入了这个组织，并与汪精卫等三十余人被推举为同盟干事。
这时，蔡元培仍积极贯彻他的以美育代宗教主张。1922年3月，在他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一）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但在哲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学等；（二）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式；（三）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大学不设神学科，学校不得宣传教义与教士不得参与教育，是他反对宗教干涉教育的三项重要原则，并作为争取教育独立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北大校内是没有基督教团契一类活动的。4月9日，非宗教同盟在北大召开第一次大会，蔡元培应邀出席并发表了题为《非宗教运动》的演说。他指出：“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识人盲从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他还说：“我所尤反对的，是那些教会的学校同青年会，用种种暗示，来引诱未成年的学生，去信仰他们的基督教。”他在演说：“中重申在《教育独立议》中提出的反对教会干渉教育的三项主张，强调我的意思，是绝对的不愿以宗教渗入教育的。”他驳斥了那种把非宗教同盟运动看作是妨害“信仰自由”的错误看法，认为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他幽默地作了比喻：“凡事都是相对待的，有了引人喝酒的铺子与广告，就可以引出戒酒会；有了引人吸烟的公司与广告，就可以引出不吸纸烟会；有了宗教同盟的运动，一定要引出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这是自然而然的。”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既然有这‘非宗教’的信仰，又遇着有这种‘非宗教’运动的必要，我们就自由作我们的运动。用不着什么顾忌呵！”1923年5月，非宗教同盟还出版了一本《非宗教论》，其中还收入了马克思肖像插页和他的“宗教是人群的鸦片”（按：今译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名言，并收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这次非宗教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活动，宣传了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在当时的进步意义。
蔡元培力主以美育代宗教，还和他要求发展科学民主、争取社会进步的立场相一致。在他看来，任何宗教无不“扩张己教，攻击异教”，“宗教家对于人群之规则，以为神之所定，以永远不变”。宗教所宣扬的这种愚昧、盲从和专制，就不能不是发展科学民主的极大障碍。而“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他认为，美育所达到的境界，有利于社会的进化，矫正宗教的弊害，因而美育是代替宗教的最好方法。蔡元培晩年为萧瑜（子昇）编著的《居友学说评论》一书作序时，叙述了这时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余在二十年前，发表过‘以美育代宗教’一种主张，本欲专著一书，证成此议；所预拟的条目有五：（一）谁寻宗教所自出的神话；（二）论宗教全盛时期，包办智育、德育与美育；（三）论哲学、科学发展以后，宗教对于智育、德育两方面逐渐减縮，以至于全无势力，而其所把持所利用的唯有美育；（四）论附宗教的美育渐受哲学、科学的影响，而演进为独立的美育；（五）论独立的美育，宜取宗教而代之。此五条目，时往来于余心，而人事牵制，历二十年之久而尚未成书，真是憾事”。虽未成书，但从这个大纲可以看到他对宗教所持的战斗的、批判的精神。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使他的美感教育思想和“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有可能在大学教育中得到贯彻。他重视通过音乐、美术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认为：“这是新教育的一个重要表现。他谈到音乐时曾说盖乐者，所谓美的教育也。古人每称乐以和众，今学校唱歌，全班学生合和，亲爱和乐之意，油然而生。此亦发扬公德之一作用也。若偏重于礼，则人人拘束，而不相亲近矣。此皆新教育之胜于旧教育者也”。
在他的倡导下，北大文科开设了《美学》和《美术史》课程。例如1918年文科的国文门和英国文学门二年级，哲学门三年级等，都开设有《美学》课。1921年10月，因没有教员讲授《美学》课，他即亲自担任讲授，并开始编著《美学通论》一书。
《美学》是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亲自讲授的唯一的一门课。他注意教授法，教学效果很好。“他讲起课来，极其活泼有趣，大家上他的课都觉得乐此不疲。”当年听过他讲授的一位学生回忆道：
他教的是美学，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听的很有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第一院只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因为那个时候北大讲倮，除了选这倮的人上课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去听，校外去听的就不少，真同巴黎大学一样。第二教室挤的连讲台上站满了人，于是没有法子，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这是从前公主府的银安殿，在第二院不专为理学院用的时候，做合班上课用的。
他讲了约两个月，因足疾住院而中缀。他曾请青年画家刘海粟代讲了一段时间。刘海粟在绘画艺术的道路上，曾得到过蔡元培的大力支持。这时他为上好美学课，曾向蔡元培请教，蔡说了一段颇有启发的话：“要大胆，镇定自若，我读过你办的《美术杂志》的文章，有一定水准；再者你的画笔会说话的。我不会画，都在讲美学，你遇到说不清楚的时候，可以用笔来说，画给他们看也很好。不过，不能以导师自居，以平民的身分对待青年学子，他们一定会拥护你。真正遇到在课堂上不好回答的难题，可以跟学生们一起商量，这样很快就建立感情，有什么不足之处他们会告诉你加以改进的。青年们极为可爱，不为他们奋斗，我们治学做事有什么意思。”他照蔡元培的要求上了几节课，效果很好。
除开设美学课外，蔡元培还在学生中提倡注重音乐、书法、绘画的修养，以培养对美育的兴趣，丰富学生课外文化艺术生活。他认为通过音乐、美术等美的教育，有助于养成学生间团结和谐、彼此亲爱的品德。
1918年经蔡元培发起成立了音乐研究会，亲自为研究会代拟了章程，以敦重乐教，提倡美育为宗旨，从事音乐学、音乐史、乐器和戏曲等方面的研究。研究会分中乐、西乐两部。中乐部有古琴、琵琶、昆曲、丝竹等组；西乐部有提琴、钢琴等组。规定校内外人士凡有音乐兴趣者俱可入会。音乐研究会定期开同乐会，每年春节举办一次音乐演奏会。1919年11月召开同乐会时，蔡元培到会发表演说，指出，音乐为美术之一种，与文化演进，有密切之关系。他希望会员“知音乐为一种助进文化之利器，共同研究至高尚之乐理，而养成创造新谱之人材。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而使之以时进歩，庶不负建设此会之初意”。1820年，蔡元培聘请名乐师肖友梅（1884—1940）为北大讲师，担任音乐研究会导师，教授音乐史和声学课程。在肖友梅的指导下，音乐研究会在我国首次演奏了贝多芬的交响曲。从这一年三月起，音乐研究会以它举办的音乐演奏会收入所得，出版了《音乐》月刊。蔡元培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1922年8月，经学校评议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将音乐研究会改为正式的教学机构，作为附设在北大的音乐传习所，对外招收学生。蔡元培兼任所长，肖友梅为教务主任。这个传习所于这一年的十月二日开学，其宗旨是培养乐学人才，一面传习西洋音乐，包括音乐理论与技术，一面整理和发扬中国的古乐。国乐师刘天华就是这时传习所的导师之一。音乐传习所分三科：本科培养专门人材，不定年限，修完所定课程即可毕业；师范科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分甲种四年制和乙种二年制两种；另有选科是专为音乐爱好者开设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习各种课程，不定年限，修毕选习课程即可结业。传习所师生还在校内多次举办演唱音乐会。1926年夏，师范科第一期学生毕业者十二人。到1927年7月，奉系军阀合并国立专科以上八校成立京师大学校时，音乐传习所被取消。
1918年2月，蔡元培发起成立画法研究会，得到教员李祖鸿、钱稻孙、冯祖荀等人的赞同，报名入会者达七十余人。他还为画法研究会撰写“旨趣书”，要求“会员注意者：画有雅俗之别，所谓雅者，谓志趣高尚，胸襟潇洒，则落笔自殊凡俗，非谓不循规矩，随意涂抹，即足以标异于庸俗也”。并说研究会虽为课业之作，然既有志研究，“不可不以研究科学之精神贯注之”。当时他曾对人说：“我希望这个研究会对中国画坛的除旧布新能起一点启蒙作用，才强调从事美术的人要终身不舍，兴到即来，时过情过，不持之以恒，断无成就”。画法研究会以研究画法，发展美育为宗旨。研究会分国画和西洋画两门。前者分山水、花卉、人物、翎毛等类；后者分铅笔画、钢笔画、炭画、水墨画、水彩画、油画、漆画、图案画等类。蔡元培还聘请校外名家陈衡格、贺履之、汤定之、徐悲鸿等为研究会导师，并尽量为研究会活动创造条件。1920年春节学校举办为期两天的学生游艺大会，就是专门为画法研究会募捐经费的。这一年六月起，研究会出版了《绘学杂志》。1922年8月，经学校决定，将画法和书法两个研究会合并组成造型美术研究会，由蔡元培兼任会长。胡佩衡、盛伯宣、刘子泉、陈半丁等为造型美术研究会导师，定期到会指导。会员有校内和校外两种。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美育教育，对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风尚，促进学术研究的兴趣，以及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都发生了很好的作用。
早在辛亥革命前，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时，于莱比锡大学“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课，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薰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子美学方面。尤因冯德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意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他是我国留学生中第一个注重于学习和研究美感教育的，也是国内较系统地研究和介绍西方美学的一位重要学者。在1928年舒新城编的《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一书中，则称他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提倡美感教育的“唯一的中坚人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时，就提出把美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五大宗旨之一，“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他强调“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学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而美育一词，也是蔡元培在这时由德文As the tische Erziehung意译出的，并为教育界所认同。从而，使美育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加以推广。
蔡元培把美育又称作美感教育，是要通过美感教育，激发、陶冶和完美人们的高尚感情，达到美与善的和谐的统一。他曾对美育及其作用作了这样的解释：“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是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他对学校中实行美育的重视，是因为他认为通过美育可以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即以纯粹的美育，陶冶人们的感情，使之有高尚纯洁的情操。他曾用“超功利”的美学观点，试图说明通过美育，能够使人们达到这样一种超脱现实的精神境界：即“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的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在阶级社会的现实中，这自然只是一种梦幻；但如果脱去这种唯心主义的神秘外衣，那么，具有潜移默化作用的美感教育，却确是能够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如蔡元培所说不因“见小利，急近功”而“失节堕行”，不因几次挫折而颓废以至厌世，使人具有远大的抱负和进取的精神。其次，他认为美育也是促进科学发展的一种原动力。蔡元培主张科学与美术并重，认为两者同为新教育之要纲，这就是说，智育和美育应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推进的。他曾以“要透彻复杂的真相，应研究科学；要鼓励实行的兴会，应利用美术”。来说明科学和美术之间的关系。他以为人们具备了上述高尚的思想情操，即健全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能够有探求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这正如他所说的“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同时，他还认为美育可以革除人们的不良习俗，给人以正当有益的娱乐，以提起治学的兴会。他说：“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索无聊的状态”。这使有些人借低劣的娱乐作消遣，有些人甚至产生厌世的思想，他们“不但对于自己毫无生趣，对于社会毫无爱情；就是对于所治的科学，也不过‘依样画葫芦’，决没有创造精神”。总之，蔡元培热切希望国家富强，使中国“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因而他要通过美育培养学生具有创业的志向、冒险的精神和始终如一的事业心。
蔡元培对美育的重视，也是在贯彻他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以美育代宗教，是蔡元培美育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针对封建迷信观念和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而提出的一项进步主张。
1916年12月11日，蔡元培在江苏省教育会的演说中，就针对当时甚嚣一时的“以孔教为国教”的谬说，提出“宗教为野蛮民族所有，今日科学发达，宗教亦无所施其技，而美术实可代宗教”的看法。1917年8月1日，他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的讲演中，正式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他在讲演中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指出宗教是，人类蒙昧时代的产物。“迨后社会文化日渐进步，科学发达，学者遂举古人所谓不可思议者，皆一一解释之以科学”。他认为“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之条件”。他特别指出一些宗教家“甚至为护法起见，不惜于共和时代附和帝制”，即以“宗教为之累”的明显例证。他反复强调美育的重要功能就是陶养人的高尚情感，如果美育和人的情感都依附于宗教，就会受到它的毒害。他说：“美育之附丽宗教者，常受宗教所系，失之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刺感情”，“产生偏狭性，误人深矣。”他指出：“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蔡元培除了为反对宗教愚昧和发扬科学而提倡美育外，还特别针对当时复古派要组织孔教的企图，明确表示反对以任何宗教形式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这些都反映了察元培要求解放思想，发展个性的民主精神。
1922年前后，在上海由一些教会学校出身的人发起了一个所谓“基督教学生运动”，并在北京设立临时全国总部。这个运动的发起，按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因为“五四以后一般天真的莘莘学子多被卷入了战争的漩涡，有的更中了马列邪说之毒，时闹学潮，走入歧途。”他们表示要“以基督化品格的青年”，“去改造社会风气”。其反动政治目的是十分显然的。他们和国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势力相勾结，决定于1922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三次大会。蔡元培对宗教势力插足学校深不以为然，他曾就此事提出：“今年忽然有一个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要在中国的清华学校开会。为什么这些学生，愿意带上一个基督教的头衔？为什么清华学校愿给一个宗教同盟作会场？是大不可解”。这首先引起上海进步青年的反对，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接着，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决定以会员个人名义发起非宗教运动，于是北大等一些学校学生和各界人士联合组织了“非宗教同盟”。这次非宗教运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蔡元培等一些社会名流也加入了这个组织，并与汪精卫等三十余人被推举为同盟干事。
这时，蔡元培仍积极贯彻他的以美育代宗教主张。1922年3月，在他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一）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但在哲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学等；（二）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式；（三）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大学不设神学科，学校不得宣传教义与教士不得参与教育，是他反对宗教干涉教育的三项重要原则，并作为争取教育独立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北大校内是没有基督教团契一类活动的。4月9日，非宗教同盟在北大召开第一次大会，蔡元培应邀出席并发表了题为《非宗教运动》的演说。他指出：“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识人盲从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他还说：“我所尤反对的，是那些教会的学校同青年会，用种种暗示，来引诱未成年的学生，去信仰他们的基督教。”他在演说：“中重申在《教育独立议》中提出的反对教会干渉教育的三项主张，强调我的意思，是绝对的不愿以宗教渗入教育的。”他驳斥了那种把非宗教同盟运动看作是妨害“信仰自由”的错误看法，认为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他幽默地作了比喻：“凡事都是相对待的，有了引人喝酒的铺子与广告，就可以引出戒酒会；有了引人吸烟的公司与广告，就可以引出不吸纸烟会；有了宗教同盟的运动，一定要引出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这是自然而然的。”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既然有这‘非宗教’的信仰，又遇着有这种‘非宗教’运动的必要，我们就自由作我们的运动。用不着什么顾忌呵！”1923年5月，非宗教同盟还出版了一本《非宗教论》，其中还收入了马克思肖像插页和他的“宗教是人群的鸦片”（按：今译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名言，并收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这次非宗教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活动，宣传了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在当时的进步意义。
蔡元培力主以美育代宗教，还和他要求发展科学民主、争取社会进步的立场相一致。在他看来，任何宗教无不“扩张己教，攻击异教”，“宗教家对于人群之规则，以为神之所定，以永远不变”。宗教所宣扬的这种愚昧、盲从和专制，就不能不是发展科学民主的极大障碍。而“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他认为，美育所达到的境界，有利于社会的进化，矫正宗教的弊害，因而美育是代替宗教的最好方法。蔡元培晩年为萧瑜（子昇）编著的《居友学说评论》一书作序时，叙述了这时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余在二十年前，发表过‘以美育代宗教’一种主张，本欲专著一书，证成此议；所预拟的条目有五：（一）谁寻宗教所自出的神话；（二）论宗教全盛时期，包办智育、德育与美育；（三）论哲学、科学发展以后，宗教对于智育、德育两方面逐渐减縮，以至于全无势力，而其所把持所利用的唯有美育；（四）论附宗教的美育渐受哲学、科学的影响，而演进为独立的美育；（五）论独立的美育，宜取宗教而代之。此五条目，时往来于余心，而人事牵制，历二十年之久而尚未成书，真是憾事”。虽未成书，但从这个大纲可以看到他对宗教所持的战斗的、批判的精神。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使他的美感教育思想和“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有可能在大学教育中得到贯彻。他重视通过音乐、美术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认为：“这是新教育的一个重要表现。他谈到音乐时曾说盖乐者，所谓美的教育也。古人每称乐以和众，今学校唱歌，全班学生合和，亲爱和乐之意，油然而生。此亦发扬公德之一作用也。若偏重于礼，则人人拘束，而不相亲近矣。此皆新教育之胜于旧教育者也”。
在他的倡导下，北大文科开设了《美学》和《美术史》课程。例如1918年文科的国文门和英国文学门二年级，哲学门三年级等，都开设有《美学》课。1921年10月，因没有教员讲授《美学》课，他即亲自担任讲授，并开始编著《美学通论》一书。
《美学》是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亲自讲授的唯一的一门课。他注意教授法，教学效果很好。“他讲起课来，极其活泼有趣，大家上他的课都觉得乐此不疲。”当年听过他讲授的一位学生回忆道：
他教的是美学，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听的很有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第一院只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因为那个时候北大讲倮，除了选这倮的人上课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去听，校外去听的就不少，真同巴黎大学一样。第二教室挤的连讲台上站满了人，于是没有法子，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这是从前公主府的银安殿，在第二院不专为理学院用的时候，做合班上课用的。
他讲了约两个月，因足疾住院而中缀。他曾请青年画家刘海粟代讲了一段时间。刘海粟在绘画艺术的道路上，曾得到过蔡元培的大力支持。这时他为上好美学课，曾向蔡元培请教，蔡说了一段颇有启发的话：“要大胆，镇定自若，我读过你办的《美术杂志》的文章，有一定水准；再者你的画笔会说话的。我不会画，都在讲美学，你遇到说不清楚的时候，可以用笔来说，画给他们看也很好。不过，不能以导师自居，以平民的身分对待青年学子，他们一定会拥护你。真正遇到在课堂上不好回答的难题，可以跟学生们一起商量，这样很快就建立感情，有什么不足之处他们会告诉你加以改进的。青年们极为可爱，不为他们奋斗，我们治学做事有什么意思。”他照蔡元培的要求上了几节课，效果很好。
除开设美学课外，蔡元培还在学生中提倡注重音乐、书法、绘画的修养，以培养对美育的兴趣，丰富学生课外文化艺术生活。他认为通过音乐、美术等美的教育，有助于养成学生间团结和谐、彼此亲爱的品德。
1918年经蔡元培发起成立了音乐研究会，亲自为研究会代拟了章程，以敦重乐教，提倡美育为宗旨，从事音乐学、音乐史、乐器和戏曲等方面的研究。研究会分中乐、西乐两部。中乐部有古琴、琵琶、昆曲、丝竹等组；西乐部有提琴、钢琴等组。规定校内外人士凡有音乐兴趣者俱可入会。音乐研究会定期开同乐会，每年春节举办一次音乐演奏会。1919年11月召开同乐会时，蔡元培到会发表演说，指出，音乐为美术之一种，与文化演进，有密切之关系。他希望会员“知音乐为一种助进文化之利器，共同研究至高尚之乐理，而养成创造新谱之人材。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而使之以时进歩，庶不负建设此会之初意”。1820年，蔡元培聘请名乐师肖友梅（1884—1940）为北大讲师，担任音乐研究会导师，教授音乐史和声学课程。在肖友梅的指导下，音乐研究会在我国首次演奏了贝多芬的交响曲。从这一年三月起，音乐研究会以它举办的音乐演奏会收入所得，出版了《音乐》月刊。蔡元培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1922年8月，经学校评议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将音乐研究会改为正式的教学机构，作为附设在北大的音乐传习所，对外招收学生。蔡元培兼任所长，肖友梅为教务主任。这个传习所于这一年的十月二日开学，其宗旨是培养乐学人才，一面传习西洋音乐，包括音乐理论与技术，一面整理和发扬中国的古乐。国乐师刘天华就是这时传习所的导师之一。音乐传习所分三科：本科培养专门人材，不定年限，修完所定课程即可毕业；师范科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分甲种四年制和乙种二年制两种；另有选科是专为音乐爱好者开设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习各种课程，不定年限，修毕选习课程即可结业。传习所师生还在校内多次举办演唱音乐会。1926年夏，师范科第一期学生毕业者十二人。到1927年7月，奉系军阀合并国立专科以上八校成立京师大学校时，音乐传习所被取消。
1918年2月，蔡元培发起成立画法研究会，得到教员李祖鸿、钱稻孙、冯祖荀等人的赞同，报名入会者达七十余人。他还为画法研究会撰写“旨趣书”，要求“会员注意者：画有雅俗之别，所谓雅者，谓志趣高尚，胸襟潇洒，则落笔自殊凡俗，非谓不循规矩，随意涂抹，即足以标异于庸俗也”。并说研究会虽为课业之作，然既有志研究，“不可不以研究科学之精神贯注之”。当时他曾对人说：“我希望这个研究会对中国画坛的除旧布新能起一点启蒙作用，才强调从事美术的人要终身不舍，兴到即来，时过情过，不持之以恒，断无成就”。画法研究会以研究画法，发展美育为宗旨。研究会分国画和西洋画两门。前者分山水、花卉、人物、翎毛等类；后者分铅笔画、钢笔画、炭画、水墨画、水彩画、油画、漆画、图案画等类。蔡元培还聘请校外名家陈衡格、贺履之、汤定之、徐悲鸿等为研究会导师，并尽量为研究会活动创造条件。1920年春节学校举办为期两天的学生游艺大会，就是专门为画法研究会募捐经费的。这一年六月起，研究会出版了《绘学杂志》。1922年8月，经学校决定，将画法和书法两个研究会合并组成造型美术研究会，由蔡元培兼任会长。胡佩衡、盛伯宣、刘子泉、陈半丁等为造型美术研究会导师，定期到会指导。会员有校内和校外两种。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美育教育，对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风尚，促进学术研究的兴趣，以及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都发生了很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