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第三节 注重学理研究

　　在课程设置上，蔡元培十分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

　　他在解释学术这一名词时，认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而文、理两科都属于学的范围。这里所说的学理，就是指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他对于中小学基础教育（即普通教育）和大学专业教育（即职业教育），都很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他认为基础教育有如房屋的地基，专业教育有如地面上的楼台亭阁；未有地基不牢而能建起高屋的。他不赞同中学实行选科制和文理分科制，就是重视基础知识教育的表现。他强调中学的主要课程，特别是语文和数学两科所学的内容，是学生毕业以后无论学文或是学理都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在大学的专业教育中，他同样重视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学习，强调学生必须具备比较全面的知识。他曾说：“大学宗旨，凡治哲学文学及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治纯粹科学者，都要从数学入手，所以各系次序，列数学为第一系。”他反对那种专己守残的经院式学风，主张学生要有扎实而宽厚的基础，那种“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文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与科学全无关系。”1920年北大制定过校旗，旗的右边是横列的红、蓝、黄三色，左边是纵列的白色，又于白色中间缀黑色的北大两篆文，并环一黑色。这是借作科学、哲学、玄学的符号。他对此解释说，红蓝黄三色，象征现象的科学（指物理、化学等）、发生的科学（指历史学、生物进化学等）和系统的科学（指植物、动物、生理学等）。“科学的范围最广，哲学是窄一点，玄学更窄一点儿。就分门研究说，研究科学的人最多，其次哲学，其次玄学。所以校旗上面，红、蓝、黄三色所占的面积最大，白次之，黑又次之”。他以此形象地表明“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这是他办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他对学生所应该具备的比较宽广的基础知识的要求。由此可见，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即学理的研究，是蔡元培在北大进行课程改革和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

　　过去的北大，由于师资力量薄弱，官僚习气严重，因而课程建设和教学质量都很差。蔡元培很了解师资质量对教学的决定作用，正是由于他重视延聘学有专长的教授，使这一时期课程建设和教学质量都有显著提高。他曾指出：文科除原有的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外，“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周豫才（鲁迅）、刘半农、周岂明（周作人）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李四光）、丁巽甫（丁燮林）、王抚五（王星拱）、颜任光、李书华诸君来任教授后，内容始以渐充实。”法科“直到王雪艇（王世杰）、周鲠生（周览）诸君来任教授后，始组成正式的法科，而学生亦渐去猎官的陋见，引起求学的兴会。”这生动地说明了教师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北大由于集中了许多学有专长的知名教授，使各学系的课程设置远较过去充实，并且提高了学术水平。在文、法科开设的课程中，如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钱玄同的《文字学》（声韵），刘复的《语音学》，吴虞的《文学名著选》，马裕藻的《古籍校读法》，黄节、沈尹默的《诗》，郑奠的《中国文学名著选》，陈寅恪的《佛典译文研究》，林玉堂的《中国比较发音学》，陈翰笙的《欧美通史》，郁达夫的《英国戏剧》，钢和泰的《古印度宗教史》，吴梅、许之衡的《戏曲》，马叙伦的《庄子哲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陈汉章的《中国上古史》，陈启修的《现代政治》，陈大齐的《认识论》，高仁山的《教育学》，张颐的《康德哲学》，屠孝宴的《宗教哲学》，樊际昌的《普通心理学》，王星拱的《科学概论》，邓以蛰的《美学》，江绍原的《基督教史》，熊十力的《唯识哲学》，张竟生的《孔德学说》，谭熙鸿的《进化学说》，陶孟和的《教育社会学》，马衡的《金石学》，周览的《国际法》，高一涵的《政治学原理》，顾孟余的《国际公法要论》，马寅初的《货币》、《银行》等，都具有较高的水平，受到同学的欢迎。有的系还对课程安排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史学系为了改造旧史学，把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政治学等作为史学的基本知识课程。政治系的演习课，也是根据专业需要开设的一门选修课。演习分调查和译书两种，由学生自由选定一种或两种，采取教师和学生共同研究、讨论的方式进行。调查系由学生就理论、历史和现状等方面任选一题目，经指导教师指定参考书和指导研究方法后，自行调查研究，并于一定期间内写出报告，轮流在规定的演习时间上堂解说，再由教师和同学提出质问或批评，最后由教师评定分数。选修学生每学期至少报告一次。译书系由学生一人或两人与教员选译书目，请教师指导译书方法和参考资料，自行翻译，于两个月后轮流上堂报告译作的内容大略，批评其书的长短处，并述翻译中的疑难问题，然后由教师和同学提出质问或批评，最后由教师评定分数。选修学生至少每两月作一次报告。规定调查或译书的成果须交存本系教授会，备演习员和本校师生参考。演习课对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有一定的作用，李大钊、周鲠生、陶孟和、高一涵、王世杰等都担任过这门课的指导教师。政治系还开设《现代政治》课，注意对当前国际国内重大政治问题的研究，讲题由任课教授确定后随时在北大日刊上公布。当时讲授的题目有李大钊的《人种问题》、杨栋林的《现代英国殖民地与其母国之关系》、王世杰的《现代之出版自由》、高一涵的《苏维埃联合的根本组织法》、燕树棠的《中俄交涉问题》、周览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俄罗斯的政治》等。

　　理科各系的基础理论和专业课程也比过去大为加强。例如，地质学系由于荟集了许多地质学、古生物学方面的知名学者，是北大理科和国内同专业中教授较多的一个系，课程内容比较丰富。其中如李四光的岩石学、高等岩石学、地质测量及地质构造学；何杰的地质学概论、经济地质学、采矿工程学、钢铁专论；王烈的结晶学与矿物学、普通地质学；葛利普的高等地层学、高等古生物学等，都具有较高的水平。这一时期还开设了一些关于中国地质、矿产和古生物的课程，如翁文灏的中国地质、何杰的中国矿产专论和葛利普的中国古生物学等。又如，数学系的必修课程有：近世代数学、近世几何学、函数论、微积分、理论力学、解析几何、微分方程式等。三年级以上选修的课程有：群论、数论、函数通论、集合论、天体力学、流体力学、微分几何学、积分和微分方程式论以及数学史等，课程内容都比较充实。又如，物理系的物理学课程分为初级物理、普通物理和专门物理三级，分别在预科、大学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进行。其中专门物理课程有颜任光的物理光学、气体中之电流及电子论；何育杰的数理物理、热物学及气体论、原能论；李书华的放射学及X光线；温毓庆的交流电及无线电等。同时还加强了对学生物理实验的指导，颜任光专门编写了学生实验用书《物理实验》。

　　这一时期由于重视基础理论和专业的学习，因而对学生的学习要求也是比较严格的。胡适在1921年10月8日的一则日记中曾记载：“此一个月的补课，我虽尽心力做去，但终是一种敷衍，心里终过不去。”这是指这一年因学潮学生缺课较多，学校决定开学后先用一个月时间补课，然后再上新学期的课。胡适认为一个月补课不是办法，主张学业延长一个学期，将所有误课认真补好。据说此议得到蔡元培的赞同，但在教务会议上未获通过，胡适对此“气得难受”。所以在补完课后，他在日记中有上述记载。他在一次讲演中，对当时出现的对学生评分过松现象表示不满，他说：北大的学年考试，居然没有留级、降班的，这是北大的耻辱，它说明北大的教育是不严格的。这可能是一时现象，但反映了教师的责任感。事实上当时对考试的要求也是比较严格的，以1926年物理学系学生考试成绩为例，大致可以看到这时北大的教学要求和学生的学习情况。其中：普通物理参试二十五人：80-85分二人，70分四人，60-68分十六人，不及格二人；电磁学参试十人：81—83分二人，70—79分三人，60—63分二人，不及格二人；数理物理参试五人：70分一人，60—65分四人；热力学及气质流体运动论参试四人：60—65分四人；物理光学参试十一人：70—75分二人，60—65分四人，不及格四人；应用电学参试六人：73分一人，60—65分二人，不及格二人；电振动参试十一人：80分一人，70分二人，60—65分七人，不及格一人；原量论参试九人：80分二人，70分二人，60—65分三人，不及格二人；本一物理实验参试十五人：80—90分四人，70—75分七人，65分二人，不及格二人；本二物理试验参试十一人：80分三人，70-75分四人，60分二人，不及格二人；本三物理实验参试四人；62分一人，不及格三人；大四物理实验参试十一人：80分二人，70—75分四人，60—65分四人，不及格一人。

　　由于强调基本理论的教育，这一时期北大教师担负的课程任务是比较重的，许多教师对教学和学校的工作也是认真、努力的。如李四光于1920年到北大任教时，他是上午上课，下午教学生做试验，晚上自己做研究工作，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则常带学生到野外实习。他的亲属后来曾回忆他在北大任教的情况仲揆在北大任教，主课是岩石学。他教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教材经常补充新的内容。讲一堂课，往往要准备几小时，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学生上课听讲，记的笔记，都要亲自査看。如发现有的学生不理解他所讲的内容，他就把学生留下，单独给他解释，有时因此连吃饭都忘了。学生做毕业论文时，他都要逐个进行具体指导。学生常常在晚上到家里来请教他，他就和他们边吃饭边讨论。在论文写出初稿后，他要学生自己先反复修改后再由他修改，并指出修改的原因。他认为：“这样培养学生，可以使学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进步更快些。”那时教授还要兼任学校事务方面的工作，“仲揆任教一年后，看到北大校舍很不整齐，連一个大讲堂都没有，就和蔡元培先生提出自己兼职庶务主任，负责修理校舍。蔡先生同意后，他就把原来北大理学院后面的一个大殿，改修为一个大讲堂；把前面的院子修建成一个小花园，供学生散步休息；还把几间破旧的房子给学生改建成了洗澡间。大讲堂和洗澡间的钥匙由他亲自管理。”又如物理系教授李书华是1922年到北大任教的，第一年他讲授本科一年级的《普通物理》（包括物性、热学、热力学及音学），每周四小时，同时担任两班实验课，每班每周三小时；第二年除继续讲授一年级的《普通物理》外，井讲授本科二年级的《普通物理》（包括光学和电磁学），每周亦四小时，同时仍担任两班实验课；第三年仍讲授一年级《普通物理》。并加授三、四年级的《近代物理》（包括游子、电子、阳电射、X光与放射学），另外还兼授预科一年级的物理课。他自己曾回忆这时的教学生活，写道：“终日在办公室或实验室工作，一面充实功课内容，一面为学生准备实验室各种实验，同时准备在讲室讲授时的指示实验。”那时教授们合作得较好，工作是努力的。课程的充实和加强，使学生的学术水平有明显的提高。

　　为了使学生具备比较全面、宽厚的基础知识，蔡元培还提出沟通大学文、理两科的主张。他认为文、理两科的截然划分，和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的事实不相符合，他说：“文科的哲学，必植根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他反对“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的治学方法，指出：“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因此，他主张习文者须兼习理科的基础知识，习理者则要兼修文科的基础知识。在学校的编制上实行学系制，废止文、理、法等科别，使文理学生能够兼涉他科的课程；在教学管理上实行单位制、选科制，使学生于选修课中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当时哲学等系还开设了《科学概论》课，虽然偏重于方法论，但已涉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等问题。这门课由王星拱主讲，讲授内容包括：（一）科学方法：（1）偶然与或然；（2）归纳之原理，（3）

　　物理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4）错误之免除与减少；（5）观察与试验；（6）假定之价值与用法；（7）逼近；（8）综合与推絞；（9）分类；（10）结论。（二）科学效果：（1）科学与哲学；（2）理论与实用；（3）科学与美木；（4）科学与论理；（5）科学与道德；（6）联续与无限；（7）物质与能力；（8）生物进化；（9）由生理学解释之生命论。后来北大根据蔡元培的这一主张，进一步扩充了《科学概论》课，在文科学生中讲授，其中包括：数学方法论、物理学方法论、化学方法论、生物与生理学方法论、地质学方法论、心理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统计学方法论、考古学方法论、语言学方法论、史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等。这作为一年级学生的共同必修课，由各有关专业教授分任讲授，目的使学生略知各种学科的概念及其演变历史。理科则把国文作为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

　　这时理科的教学实验设备也有了改善。蔡元培很重视实验室的建设，他曾在北大1922年始业式演说中说：“为研究学问计，最重要的是实验室。在这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勉强腾出几万元，增设物理、化学、地质各系的仪表标本，并修理实验室、陈列室，现在第二院已有与前不同之状”。这反映了当时北大的实际情况。如地质学系在1920年前设有一个实验室，李四光来校后，蔡元培委托他管理仪器、标本，曾任地质系仪器主任。经过他多年努力，建立了矿物学、古生物学、岩石光学等专业实验室，修建了地质学馆，开辟了地质陈列室和研究室等。物理系原来仅有一间实验室兼仪器室，设备差，精确实验无法进行，即使做实验而数据也是照抄教科书的。经蔡元培聘请颜任光来校主持物理系后，北大物理系逐渐成为国内同类专业中设备较齐全的一个系。这使学生的实验课逐渐充实，后来规定初级物理实验六十二个，在预科一、二年级进行，每周一次；普通物理实验六十九个，在本科一、二年级进行，每周一次，目的是使学生能使用各种高级仪器，以养成将来独立研究的能力；专门物理实验在三、四年级进行，每周两次，学生并可在教授指导下自作实验，进行专题性的研究。

　　为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学生对基本理论的学习，蔡元培还十分重视教师的科学研究工作。他认为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个教员如果不从事科学的研究，则他的教学就难免不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的状态。在蔡元培的提倡下，这一时期北大文、理科教员中的学术研究取得了进展，对教学起了促进作用。如李四光关于中国第四纪冰川、地质力学理论等重要课题的研究，就是他在北大任教时开始进行的。

　　蔡元培曾指出：“一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在这里，他是把教学和研究作为高等学校的两个职能，是并行不悖的；而这两方面作用的发挥，对一个地区和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则关系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