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第二节 学科改革

　　在健全学校领导体制的同时，蔡元培还对北大学科的设置进行了改革。

　　蔡元培从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宗旨出发，十分推重理论科学的独特作用。他认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为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因此在对学与术的关系问题上，提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究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又说：“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究，不相侔也。”他主张“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认为二者之间是相互相成、密切关联的，因而“不可不求其相应”；同时，他又强调“学”重于“术”，在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之间，他是重“纯粹的科学”研究的。因此他主张在学校的设置上应有所分工，不必各科兼备。“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与程度之差。”这些主张，对于扭转当时存在的重术轻学、重工轻理的偏向，加强大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民国初年颁行的、由蔡元培主持起草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左列各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就是他上述主张的具体化。对于北京大学，蔡元培则致力于把它办成文理科的综合性大学，成为研究学理的中心。从上述观点出发，他对北大的学科设置进行了调整和改革。

　　原来，北大是文、理、法、商、工五科并立，没有重点，“而每科所设，少者或止一门，多者亦不过三门。欲以有限之经费，博多科之体面，其流弊必至如此。”对当时办学条件和学术环境的恶劣，诸如经费困难、官僚陋习严重和封建军阀政治的不民主等对学科建设的严重影响，蔡元培曾发出这样的慨叹：“我国现正在输入欧化时代，而各学校之设备既简陋，环境尤不适宜。即如北京大学，恒有人以‘最高学府’目之，而图书、标本、仪器之缺乏，非特毕业生留校研究，无深造之希望，即未毕业诸生，所资以参考若实验者，亦多未备。其重要讲座，悬格以求相当之教员而累年未得者，尚多有之。盖内容若是其简陋也。而一言环境，则有旧籍较多之京师图书馆而外，并无阅借新书之所。其他若美术馆、博物馆、专门学会、特别研究所等，凡是为研究学术之助者，无一焉。所日日刺激神经者，言论、出版、集会之不自由，官僚、军阀、政客及其他不正当营业之诱惑而已。呜呼！以如是内容、如是环境，而侈谈学术，事倍功半，复何待言。”所以蔡元培对学科改革的措施，也是在办学条件极为困难条件下要重在实效出发的。经过蔡元培的筹划，北大的科系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一、扩充文、理两科。这是学科改革的重点。其时，文本科仅设有中国哲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十分薄弱。1917年暑假后，增设了中国史学门，这是由中国文学门教员和国史编纂处编纂员中分出一部分组成的。外国文学除原有的英文门外，1918年增设了法国文学和德国文学两门。1920年，预科俄文班毕业，于是又增设俄国文学系。理科除原有的数学、物理、化学三门外，1917年增设了地质学门。经过扩充后，文、理两科比过去加强了。

　　二、法科的调整。北大原有的法科较为完备，设有法律、经济、政治三门，学生人数也是全校最多的一个科。蔡元培认为以北大的经费和校舍，没有兼办应用科学的可能，而北大法科又具有独立的条件。因而他计划将法科分出去，与法专合并，组成专授法律的法科大学。这样就可以把腾出的校舍和经费，用来扩充文理科。1917年暑假后，将法科移设于原预科校舍（在今北河沿即后来的第三院），就是作为法科独立出去的准备。后来因为法科方面的反对，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后北洋大学的法科并入北大。

　　三、商科和工科的归并。北大商科1917年始设立，按教育部规定，原拟分设银行学、保险学等门，终因经费不敷无法设置，仅讲授普通商业学，与商科实名不副实，因此仿照美日等国大学法科兼设商业学之先例，将商科改为商业学而隶属于法科，并决定俟现有的商业学学生毕业后即予废止（1919年即终止）。北大工科仅有土木工及采矿冶金两门，门类不全，设备亦简陋，而与北洋大学的工科设置重复，且两校的工科学生合计不及千人。因此蔡元培认为无此重复的必要。经与有关方面商议决定，北大预科毕业生中愿入工科者，转送入北洋大学，本校工科俟原有的学生毕业后即行停办（土木工学门于1922年，采矿冶金门于1923年最后一期学生毕业）。这样，就实际取消了工、商两科，将用于工、商科的经费、设备及校舍用于扩充理科，而北洋大学之法科归入北大后，也使其能集中力量发展工科。

　　四、预科的改革。由于当时各地高等学堂（相当于高中）程度不齐，因此在校内设预科，作为升入本科的准备。北大原来的预科，因历年管理上的放任，形成了与本科竞胜的半独立状态，竟至自称为预科大学。在课程设置上，并不与本科衔接，而于预科第三学年，即授本科第一学年应授的课程，使学生升入本科后学习重复，失去兴趣。同时，原来的预科是分为一、二两部，分别作为升入文、理两科的预备；这样的编制亦不尽善，如一部预科学生须兼为文、法、商三科预备，课程繁多，没有侧重，分散了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改制以后，取消了原来的预科学长，将预科分别直属于本科各科，为直接升入各科作预备，并受本科学长的管理。预科教授则按不同学门，分别与本科教授合组成教授会；预科中主要的课程，均由本科教员兼任。这样，预科的课程和本科的课程衔接起来，纠正了预科脱离本科的独立状态。由于预科毕业生是北大本科学生的主要来源，有利于提高本科的质量。在学习年限上，将原来的预科三年，本科三年，改为预科二年，本科四年。

　　经过上述的调整、改革，虽因法科独立的计划受阻，使原来要把北大办成文理两科大学的设想未能实现，但已使北大由原来的文理法工商多科大学改变为文理法三科大学，且文理科的规模得到扩大，提高了质量。因此，改革后的北京大学实际上成为一所以文、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随后，北大又进而废门改系，正式设立学系，这是蔡元培在北大进行学科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

　　蔡元培考察了科学演变的历史及其发展趋势，看到了学科之间互相渗透和相互交叉的特点，如他认为，以前心理学属于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方面则属理科，如此等等。他反对“专己守残之陋见”，主张学科之间互相学习和补充，他指出：“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是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进而他认为，所以存在这种陋见，则和大学文理分科之流弊不无关系。他曾认为这种流弊，即：“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这些观点是极有见地也是十分深刻的，它对于扩展学生的知识领域，破除“门户之见”，局守一门之陋习，以及养成良好的学风，都是很有意义的。因此，蔡元培除主张把北大办成文、理科为主的大学外，还提出必须融通文、理两科的界限。学习文科各门的学生，不可不兼习理科中的某些门，如学习史学的，须兼习地质学，学习哲学的，须兼习生物学等；而学习理科的，不可不兼习文科的某些门，如哲学史、世界史等。他认为，目前按文、理科分门的办法，容易造成两者之间的界限，也往往出现使习文者轻理，学理者轻文的倾向。于是，1919年，采取分系制，废去文、理、法科之名称，改门为系。全校共有十四个系，即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地质学系、哲学系、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法国文学系、德国文学系、俄国文学系、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原来分属于文、理、法三科的各学系，分别称为第一院、第二院、第三院。第一院在汉花园（即沙滩）、第二院在马神庙（今景山东街）、第三院在北河沿。一、二、三院名称只是各学系所在地区的标志，不再是一级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