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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领导体制
蔡元培首先按照教授治校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原则，对学校的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先进代表。他曾多次到欧美各国留学、考察，着重考察和研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他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影响，在政治制度上，他赞成议会制和内阁制，反对专制独裁；在学校体制上，他反对校长权力的过分集中，主张民主办学，成为国内提倡教授治校最早的一个人。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起草颁行的《大学令》中，就规定了大学要建立评议会、教授会的组织，并对它的权限作了相应的规定。
作为北大前身的京师大学堂，实行的是与封建文化专制相适应的学监制，学校设有总监督，各科有监督，他们多是封建官僚。一切校务均秉承总监督办理，使学校如同衙门。这种专制流毒影响很深。1915年11月，北大曾根据《大学令》建立了评议会，处理学校行政事宜；但评议会原定的权限没有得到很好实施，学校权力仍然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许多重大校务的进行，都只由校长、学监主任和庶务主任几个人办理，甚至连各科学长也未能参与，形成了校长等少数人大权独揽的局面。这如蔡元培说：“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总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所以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会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这是他改革领导体制的出发点和设想，并逐步在北大得到实现。
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主持设立了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评议员若干人组成。校长和各科学长为当然评议员，教授代表，这时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预科分别推举两人。1919年后改为每五名教授得选评议员一人，一年改选一次；可以开会选举，也可以在选票上写好被选人姓名，寄给评议会，然后由评议会定期当众开票。校长为评议会的当然议长，负责评议会的召集和主持评议会的改选事宜。评议会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凡大学立法均须经评议会通过；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提出学校的预决算费用，拥有很大的权力。
1917年设立的第一届评议会由下列人员组成：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禹；教授代表：文本科胡适、章士钊，文预科沈尹默、周思敬，理本科秦汾、俞同奎，理预科张大椿、胡濬济，法本科陶履恭、黄振声，法预科朱锡龄、韩述祖，工本科孙瑞林、陈世璋。校长为评议会议长。
评议会设立时，曾有同学提出要有学生代表参加，蔡元培认为教职员对校务是负专责的，是时时接洽的。“若参入不接洽又不负责任的学生，必不免纷扰。没有同意。故评议会主要由教授组成，实际上是一个教授会，因而它也是教授治校的重要体现。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审议机关，较好地体现了教授治校的精神，凡大学立法均须评议会讨论通过以容纳众人意见”，具有民主讨论的风气。李书华教授后来回忆这一时期评议会工作情景时曾说：“我曾被选作过评议员，目睹开会时对于各种议案的争辩，有时极为激烈。”
由于蔡元培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影响，也由于他大量引进的新派人物在评议会中占有相当数量，因此这一时期北大评议会在政治上曾起过较好的进步作用。它曾多次发表过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宣言，在一定时候和一定程度上支持过学生的爱国运动，并曾几次宣布和北京政府教育部脱离关系。这些当时在校内和社会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17年12月，经学校评议会议决通过了各学科教授会组织法，随后由蔡元培主持分别按学门成立教授会。当时教员分教授、讲师、助教三种，除助教外均为教授会会员。教授会主任由会员谁举，任期二年。1918年全校共成立了国文、哲学、英文、法文、德文、法律、经济、政治、数学、化学、物理共十一个学门教授会。经过各学门教授选举，国文门教授会主任为沈尹默，数学门教授会主任为秦汾，化学门教授会主任为俞同奎，政治门教授会主任为陶履恭，经济（包括商业）门教授会主任为马寅初，德文门教授会主任为顾孟余，英文门教授会主任为胡适，物理门教授会主任为何育杰，法律门教授会主任为周家彦，哲学门教授会主任为陶履恭，法文门教授会主任为贺之才。稍后，还成立了地质门教授会，主任为何杰；中国史学门教授会，主任为康心孕。
1919年采用分系制后，改由各系成立教授会。各系主任由教授会投票选举，规定凡系里有教授一人者即为主任；两人者按期轮值，以先到者为始；三人以上互相选举，如票数相等，校长可增投一票决定人选。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如课程的设置，教科书的采择，教授法的改良，学生选科的指导和学生成绩的考核等。
蔡元培开始时是采取加强各科学长的职责，各科的行政、教务仍分别由学长负责领导。各科都设有教务处。但按他的改革设想，是要按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方面分别设立各种相关的委员会，由有关教授分别领导，统一管理。他认为：“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即使照德国办法，一年换一个校长，还成问题吗？”这就是说，要通过制度和组织的不断完善，来保证民主制的实施和防止个人专权。
1919年3月，学校评议会通过了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准备成立统一的教务处。教务处由各教授会主任组成，并从中推选教务长一人，襄助校长领导全校的教学，任期一年。这个组织法原决定这一年暑假后与分系制一起实行，但恰在这时，社会上反动势力掀起了一股攻击北大，特别是攻击北大文科的逆流，因而新文化运动主将、文科学长陈独秀等人也就成了被攻击的主要目标。在这场新旧思潮的激战中，蔡元培挺身而出，勇敢地保护了新文化运动；但同时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使他还没有与旧势力彻底决裂的勇气，因而想缓和一下空气。于是，他决定提前实行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组织统一的教务处，这样就在实际上取消了文科学长的职务。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及政治、经济门主任会议，筹组教务处，并按组织法由各主任投票选举，结果马寅初当选为教务长，成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陈独秀这时辞去了文科学长，由学校改聘为教授。当时社会上关于陈独秀被迫辞职的谣言纷起，对此蔡元培曾解释说，陈独秀虽不做文科学长，但仍然是北大的人员，这只是属于北太内部机构的变动。
北大废除学长制有一个过程。这次提前实行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对外公开的理由，是因为理科代理学长秦汾调任教育部司长，文科学长陈独秀也因事请假南归，因此进行内部机构的变动，并没有提出废除学长制的问题。这次机构调整实际只取消文理两科的学长，而法科和工科的学长仍在执行职务。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于5月9日被迫出走时，就曾委托工科学长温宗禹暂署校务。5月13日晚召开的评议会和教授会主任联席会议，也决定推举法科学长王建祖以及胡适、沈尹默等组成一个委员会，“襄同温学长代行校务”。所以这时还没有完全废除学长制。
1919年7月，蔡元培接受师生要求同意回校继续任职，但因病仍滞留杭州无法立即成行，他委托蒋梦麟先行到校代办校务。9月蔡元培返校后，向师生宣布了进一步整顿和健全学校组织的计划，并成立了由蒋梦麟、顾孟余、胡适、马叙伦等组成的组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管学校的改组、整顿、起草章程和修改规则等事项；同时负责筹划学校内部组织事宜。12月，它起草并经评议会讨论通过了内部组织试行章程，进一步健全学校的领导机构。按照这个章程，除评议会仍为全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外，还建立了以下几个机构：
（一）设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掌握全校行政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议决的事项。它的成员以教授为限，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它下设的十一个专门委员会分管一部分行政事务，计有：庶务委员会（管理全校的房舍、卫生），组织委员会（负责机构调整和草拟各种章程），学生自治委员会（接洽学生自治事项），出版委员会（负责校内书刊的审查和出版），预算委员会（制订学校预算计划），审计委员会（审核经费使用情况），图书委员会（负责图书馆的行政），仪器委员会（主管各仪器室的行政），聘任委员会（负责聘请教师），入学考试委员会（定入学考试的标准），新生指导委员会等。各专委员会成员，由校长推举，经评议会通过。
（二）设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由各学系主任组成，并互相推选教务长一人，任期一年（后来改为固定职务，不再轮流），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由于这一年暑假后采用了分系制，教学工作统一教务处负责，遂完全废去了学长制。马寅初、顾孟余、胡适等都担任过这一时期的教务长。
（三）设总务处，设总务长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作。总务长由校长委任，这时由蒋梦麟充任。总务处机构包括：文牍、会计部（主任蒋梦麟兼）、注册、编志、询问、介绍部（主任郑寿仁）、图书部（主任李大钊）、仪器部（主任陈世璋）、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校舍、斋务、杂务、卫生部（主任沈士远）。
为了进一步健全制度明确职责，1921年12月，蔡元培又提出北大各种会议进行办法提案，并经校评议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施行。其主要内容为：
（一）各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会议及其他关于校务之重要会议（如教授会等）之议决案，均须报告校长。
甲、各行政会议之议决案，由校长决定及分配施行。
乙、教务会议议决案，经校长同意后，分配教务长或其他机关施行。
丙、总务会议等……之议决案，由校长同意后，分配总务长或其他机关施行。
（二）校中各办事机关，须将经过情形，每月报告校长一次。
由校长每年作总报告一次。
（三）各系教授会，每月至少须开会一次，商议各系应行进行事宜。
各教员会，至少每学期开会一次，商议关于各系全体教员应行事宜。
这样，在北大就基本上确立了教授治校的领导体制。全校工作设立四种机构分别管理：（一）评议会，司立法；（二）行政会议及各行政委员会，司行政；（三）教务处、各学系教授会、预科委员会和研究所等，司教务；（四）总务处，司事务。
为了加强全校的集中统一管理，及时传布学校的规章法令，并交流全校教学研究情况，活跃学术空气，从1917年11月16日起，经蔡元培倡议出版了《北京大学日刊》，编辑主任为徐宝璜，陈独秀、沈尹默、胡适、孙国璋为编辑员。日刊设置有“布告”、“通告”、“批示”、“公牍”、“命令”等栏。日出一张，星期一休刊。第二年二月日刊改组后，除纪事外，兼载文艺、学术方面的稿件，还曾附有诸如歌谣等附页。《日刊》曾声明不登载讨论当前政治和宗教问题的文稿，因此像五四运动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未能反映。但是，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日刊》在传播新思想、报道北大进步师生、进步社团的活动方面，还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蔡元培在北大不仅创立了上述各种会议制度，健全了教授治校的领导体制，提高了工作效率，加强了全校統一管理，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作风民主，凡事都让大家有机会尽量发表意见。对各方面的人员一经任定，就信任他们，把全部工作交给他们负责，不去多干渉。所以能人尽其才，使他们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这种教授治校的原则，在当时处在封建军阀统治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对学校的建设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有人对蔡元培的这种领导方法称赞道：“先生长北大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之制度。此制度之精神，在以教授治理校务，用民治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蔡元培本人对这种分工协力的民主治校也很满意。1920年10月，他赴欧考察教育与学生话别时说：“我这次出去，若是于本校不免发生困难，我一定不去。但是现在校中组织很周密；职员办事很能和衷，职员与学生间，也都是开诚布公。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事了。”这就是他所期望的，不因校长的去留，而影响校务的进行。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先进代表。他曾多次到欧美各国留学、考察，着重考察和研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他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影响，在政治制度上，他赞成议会制和内阁制，反对专制独裁；在学校体制上，他反对校长权力的过分集中，主张民主办学，成为国内提倡教授治校最早的一个人。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起草颁行的《大学令》中，就规定了大学要建立评议会、教授会的组织，并对它的权限作了相应的规定。
作为北大前身的京师大学堂，实行的是与封建文化专制相适应的学监制，学校设有总监督，各科有监督，他们多是封建官僚。一切校务均秉承总监督办理，使学校如同衙门。这种专制流毒影响很深。1915年11月，北大曾根据《大学令》建立了评议会，处理学校行政事宜；但评议会原定的权限没有得到很好实施，学校权力仍然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许多重大校务的进行，都只由校长、学监主任和庶务主任几个人办理，甚至连各科学长也未能参与，形成了校长等少数人大权独揽的局面。这如蔡元培说：“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总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所以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会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这是他改革领导体制的出发点和设想，并逐步在北大得到实现。
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主持设立了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评议员若干人组成。校长和各科学长为当然评议员，教授代表，这时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预科分别推举两人。1919年后改为每五名教授得选评议员一人，一年改选一次；可以开会选举，也可以在选票上写好被选人姓名，寄给评议会，然后由评议会定期当众开票。校长为评议会的当然议长，负责评议会的召集和主持评议会的改选事宜。评议会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凡大学立法均须经评议会通过；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提出学校的预决算费用，拥有很大的权力。
1917年设立的第一届评议会由下列人员组成：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禹；教授代表：文本科胡适、章士钊，文预科沈尹默、周思敬，理本科秦汾、俞同奎，理预科张大椿、胡濬济，法本科陶履恭、黄振声，法预科朱锡龄、韩述祖，工本科孙瑞林、陈世璋。校长为评议会议长。
评议会设立时，曾有同学提出要有学生代表参加，蔡元培认为教职员对校务是负专责的，是时时接洽的。“若参入不接洽又不负责任的学生，必不免纷扰。没有同意。故评议会主要由教授组成，实际上是一个教授会，因而它也是教授治校的重要体现。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审议机关，较好地体现了教授治校的精神，凡大学立法均须评议会讨论通过以容纳众人意见”，具有民主讨论的风气。李书华教授后来回忆这一时期评议会工作情景时曾说：“我曾被选作过评议员，目睹开会时对于各种议案的争辩，有时极为激烈。”
由于蔡元培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影响，也由于他大量引进的新派人物在评议会中占有相当数量，因此这一时期北大评议会在政治上曾起过较好的进步作用。它曾多次发表过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宣言，在一定时候和一定程度上支持过学生的爱国运动，并曾几次宣布和北京政府教育部脱离关系。这些当时在校内和社会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17年12月，经学校评议会议决通过了各学科教授会组织法，随后由蔡元培主持分别按学门成立教授会。当时教员分教授、讲师、助教三种，除助教外均为教授会会员。教授会主任由会员谁举，任期二年。1918年全校共成立了国文、哲学、英文、法文、德文、法律、经济、政治、数学、化学、物理共十一个学门教授会。经过各学门教授选举，国文门教授会主任为沈尹默，数学门教授会主任为秦汾，化学门教授会主任为俞同奎，政治门教授会主任为陶履恭，经济（包括商业）门教授会主任为马寅初，德文门教授会主任为顾孟余，英文门教授会主任为胡适，物理门教授会主任为何育杰，法律门教授会主任为周家彦，哲学门教授会主任为陶履恭，法文门教授会主任为贺之才。稍后，还成立了地质门教授会，主任为何杰；中国史学门教授会，主任为康心孕。
1919年采用分系制后，改由各系成立教授会。各系主任由教授会投票选举，规定凡系里有教授一人者即为主任；两人者按期轮值，以先到者为始；三人以上互相选举，如票数相等，校长可增投一票决定人选。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如课程的设置，教科书的采择，教授法的改良，学生选科的指导和学生成绩的考核等。
蔡元培开始时是采取加强各科学长的职责，各科的行政、教务仍分别由学长负责领导。各科都设有教务处。但按他的改革设想，是要按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方面分别设立各种相关的委员会，由有关教授分别领导，统一管理。他认为：“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即使照德国办法，一年换一个校长，还成问题吗？”这就是说，要通过制度和组织的不断完善，来保证民主制的实施和防止个人专权。
1919年3月，学校评议会通过了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准备成立统一的教务处。教务处由各教授会主任组成，并从中推选教务长一人，襄助校长领导全校的教学，任期一年。这个组织法原决定这一年暑假后与分系制一起实行，但恰在这时，社会上反动势力掀起了一股攻击北大，特别是攻击北大文科的逆流，因而新文化运动主将、文科学长陈独秀等人也就成了被攻击的主要目标。在这场新旧思潮的激战中，蔡元培挺身而出，勇敢地保护了新文化运动；但同时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使他还没有与旧势力彻底决裂的勇气，因而想缓和一下空气。于是，他决定提前实行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组织统一的教务处，这样就在实际上取消了文科学长的职务。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及政治、经济门主任会议，筹组教务处，并按组织法由各主任投票选举，结果马寅初当选为教务长，成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陈独秀这时辞去了文科学长，由学校改聘为教授。当时社会上关于陈独秀被迫辞职的谣言纷起，对此蔡元培曾解释说，陈独秀虽不做文科学长，但仍然是北大的人员，这只是属于北太内部机构的变动。
北大废除学长制有一个过程。这次提前实行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对外公开的理由，是因为理科代理学长秦汾调任教育部司长，文科学长陈独秀也因事请假南归，因此进行内部机构的变动，并没有提出废除学长制的问题。这次机构调整实际只取消文理两科的学长，而法科和工科的学长仍在执行职务。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于5月9日被迫出走时，就曾委托工科学长温宗禹暂署校务。5月13日晚召开的评议会和教授会主任联席会议，也决定推举法科学长王建祖以及胡适、沈尹默等组成一个委员会，“襄同温学长代行校务”。所以这时还没有完全废除学长制。
1919年7月，蔡元培接受师生要求同意回校继续任职，但因病仍滞留杭州无法立即成行，他委托蒋梦麟先行到校代办校务。9月蔡元培返校后，向师生宣布了进一步整顿和健全学校组织的计划，并成立了由蒋梦麟、顾孟余、胡适、马叙伦等组成的组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管学校的改组、整顿、起草章程和修改规则等事项；同时负责筹划学校内部组织事宜。12月，它起草并经评议会讨论通过了内部组织试行章程，进一步健全学校的领导机构。按照这个章程，除评议会仍为全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外，还建立了以下几个机构：
（一）设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掌握全校行政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议决的事项。它的成员以教授为限，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它下设的十一个专门委员会分管一部分行政事务，计有：庶务委员会（管理全校的房舍、卫生），组织委员会（负责机构调整和草拟各种章程），学生自治委员会（接洽学生自治事项），出版委员会（负责校内书刊的审查和出版），预算委员会（制订学校预算计划），审计委员会（审核经费使用情况），图书委员会（负责图书馆的行政），仪器委员会（主管各仪器室的行政），聘任委员会（负责聘请教师），入学考试委员会（定入学考试的标准），新生指导委员会等。各专委员会成员，由校长推举，经评议会通过。
（二）设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由各学系主任组成，并互相推选教务长一人，任期一年（后来改为固定职务，不再轮流），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由于这一年暑假后采用了分系制，教学工作统一教务处负责，遂完全废去了学长制。马寅初、顾孟余、胡适等都担任过这一时期的教务长。
（三）设总务处，设总务长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作。总务长由校长委任，这时由蒋梦麟充任。总务处机构包括：文牍、会计部（主任蒋梦麟兼）、注册、编志、询问、介绍部（主任郑寿仁）、图书部（主任李大钊）、仪器部（主任陈世璋）、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校舍、斋务、杂务、卫生部（主任沈士远）。
为了进一步健全制度明确职责，1921年12月，蔡元培又提出北大各种会议进行办法提案，并经校评议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施行。其主要内容为：
（一）各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会议及其他关于校务之重要会议（如教授会等）之议决案，均须报告校长。
甲、各行政会议之议决案，由校长决定及分配施行。
乙、教务会议议决案，经校长同意后，分配教务长或其他机关施行。
丙、总务会议等……之议决案，由校长同意后，分配总务长或其他机关施行。
（二）校中各办事机关，须将经过情形，每月报告校长一次。
由校长每年作总报告一次。
（三）各系教授会，每月至少须开会一次，商议各系应行进行事宜。
各教员会，至少每学期开会一次，商议关于各系全体教员应行事宜。
这样，在北大就基本上确立了教授治校的领导体制。全校工作设立四种机构分别管理：（一）评议会，司立法；（二）行政会议及各行政委员会，司行政；（三）教务处、各学系教授会、预科委员会和研究所等，司教务；（四）总务处，司事务。
为了加强全校的集中统一管理，及时传布学校的规章法令，并交流全校教学研究情况，活跃学术空气，从1917年11月16日起，经蔡元培倡议出版了《北京大学日刊》，编辑主任为徐宝璜，陈独秀、沈尹默、胡适、孙国璋为编辑员。日刊设置有“布告”、“通告”、“批示”、“公牍”、“命令”等栏。日出一张，星期一休刊。第二年二月日刊改组后，除纪事外，兼载文艺、学术方面的稿件，还曾附有诸如歌谣等附页。《日刊》曾声明不登载讨论当前政治和宗教问题的文稿，因此像五四运动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未能反映。但是，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日刊》在传播新思想、报道北大进步师生、进步社团的活动方面，还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蔡元培在北大不仅创立了上述各种会议制度，健全了教授治校的领导体制，提高了工作效率，加强了全校統一管理，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作风民主，凡事都让大家有机会尽量发表意见。对各方面的人员一经任定，就信任他们，把全部工作交给他们负责，不去多干渉。所以能人尽其才，使他们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这种教授治校的原则，在当时处在封建军阀统治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对学校的建设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有人对蔡元培的这种领导方法称赞道：“先生长北大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之制度。此制度之精神，在以教授治理校务，用民治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蔡元培本人对这种分工协力的民主治校也很满意。1920年10月，他赴欧考察教育与学生话别时说：“我这次出去，若是于本校不免发生困难，我一定不去。但是现在校中组织很周密；职员办事很能和衷，职员与学生间，也都是开诚布公。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事了。”这就是他所期望的，不因校长的去留，而影响校务的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