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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秘书出身的外交官
对新中国外交史进行研究的学者大都会发现，新中国的第一、二代外交家几乎全都是在周恩来的身边成长起来的，或是他戎马沙场的战友和部下，或是他舌战谈判台的同伴和助手。在前者的行列中，我们能看到陈毅、姬鹏飞、袁仲贤、黄镇、王幼平这一个个战功卓越、将星闪烁的共和国将帅们；而王炳南、黄华、乔冠华、龚澎……这一串串熟悉的名字则构成了后者风华才俊、英姿盖世的群体。
在后者的行列中，还站着另一位杰出的代表，那就是职业外交家章文晋。
1.周恩来的第五任英文秘书
1944年秋冬之季，世界各地的反法西斯力量先后转入了对德、意、日法西斯决定性的大反攻，中国军民在经历了7年之久的浴血奋战之后也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就在这个充满着艰难和希望的日子里，雾都重庆，红岩村曾家岩五十号的八路军办事处迎来了一位年方30、眉目清秀、温文儒雅的年轻人。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浑身上下透着一副书生的俊秀和才气；举止文雅，谈吐机敏，聪慧而不张扬，潇洒而不凌人。他就是章文晋，当时正应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的安排从大后方的贵阳来到重庆，准备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章文晋刚刚从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毕业不久。在留校任教了一年后，他在昆明机械厂当了一年的工程师，之后前往贵阳，参加抗日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运输工作，出任红十字会的交通处长。那些奔驰在大后方和滇缅公路上的红十字会救护车，大多都经过他的亲手看护。1944年下半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党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兵器机械工业，并且准备在解放区开展新的经济工作，急需大批受过专门教育的高级人才，南方局决定将留在大后方工作的一批毕业于各高校的党员撤回延安。章文晋就这样从贵阳来到了重庆。
章文晋毕业于机械专业。他本人对汽车情有独钟，又会修理又会驾驶。这次奉命回延安对章文晋来说真是又激动又欢喜，心中充满了对人民兵器机械工业的憧憬和雄心。然而，当他来到曾家岩五十号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从此开始了转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很快就发现了章文晋这位过路客人的非凡才能一口流畅纯正的英语。这正是办事处极缺的一样东西！于是章文晋就被半路“截留”了，这一截截断了他献身机械工业的宏愿，却截出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
章文晋为人含蓄，平时本来言谈不多，本是一副工程师的模样，但是现在他却告别了钟爱的机器和汽车，迈上了职业外交官的舞台。这鬼使神差的“意外”直到半个多世纪后，他的夫人张颖女士还打趣地说章文晋是“站错了队，站到外交官的队伍里来了”。
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聚集着一支后来构成新中国外交队伍主体的强大“预备队”。在国共合作时期，中共长江局、南方局和后来的南京局先后设置了国际宣传组、外事组和外事委员会等机构，专门负责大后方斗争中开展对驻华各国使节、各国新闻人员的联络统战工作，以及谈判中的翻译、秘书工作。王炳南、黄华、乔冠华、龚澎、陈家康等等就是这支队伍中闪亮的几个名字。
周恩来当然是这支“预备队”的直接缔造者和领导人。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时候，南京局将原先南方局外事处扩大为外事委员会，周恩来亲自挂帅。廖承志、王炳南出任副书记，乔冠华、龚澎、陈家康、章文晋分别出任研究、新闻、联络和秘书四处处长。
在抗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周恩来奔走大后方，先后有黄华、龚澎两位秘书兼英文译员，陈家康也担任过一段周恩来的英文译员，但时间不长，才女龚澎无疑是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她在周恩来英文秘书这个重要岗位上先后工作了5年。抗战胜利之后，国共谈判的进程日趋艰辛。龚澎还同时肩负着与各国新闻记者和通讯社联络的工作，是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工作的繁重与艰辛不言而喻。而当时章文晋已经开始为中共代表团担任一些翻译和秘书工作，他英文口语与笔头的功夫在代表团里都极为出色。经过一段时间认真考察之后，龚澎主动向周恩来提出，让章文晋接替自己的英文秘书工作。章文晋就这样成了周恩来的第五任英文秘书。
此刻，正是马歇尔将军作为美国总统特使飞抵中国，调停国共军事冲突的时候。章文晋作为周恩来的英文秘书，有幸和周副主席朝夕相处，共同奔波华中、华北前线，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和美国特使展开唇枪舌战、针锋相对的斗争。龚澎慧眼识真才。国、共、美三方的调停谈判本来三方各出一名译员，轮流上场担当翻译，但在谈判开始后不久，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发现自己派出的译员根本无法胜任这场谈判中激烈争斗的翻译。章文晋凭借自己良好的中文素养和丰厚的英文功底，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在谈判桌上架通语言的桥梁。谈到后来，三方代表团干脆“能者多劳”，统统由章文晋出场担任主译。
2.儒宦世家：北洋代总理的外孙
人们不禁会奇怪，中共代表团里怎么会有这么一位既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又精通西方语言文化的杰出人才？！其实，只要看看章文晋的身世和他的家庭渊源，这个疑问也就不解自开了。
章文晋的家世真可谓复杂到了一绝：
祖父是一个忠诚而顽固的保皇派；外祖父官及北洋政府的代总理；大姑曾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父亲曾在南开与周恩来同窗同学；姨父是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良夫人赵四小姐还是他童年的游戏伙伴……像这个又“黑”又“乱”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在劫难逃。章文晋被戴上了“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国民党特务”的帽子，打倒发配到了江西。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在边境问题上十分紧张。周恩来在与苏联总理柯西金机场会谈后想让章文晋恢复工作，参加到即将开始的中苏谈判中来。亚洲司的造反派一本正经地说：
“章文晋的社会关系还査不清，不能恢复工作！”
周恩来不无幽默地答道：
“要把章文晋的社会关系査清楚，那得等到世界大同了！还是赶快让他回来工作吧！”
章文晋祖籍浙江三门县海游镇，世代书香门第。祖父名山耀，字立光，号一山，18岁考取秀才，然后在杭州沽经精舍潜心研读10年，深得书院院长、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祖父俞曲国先生的器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应试中举，两年后登进士殿试，选授翰林院检讨。他相继担任过国史馆协修等一系列职位。作为近代中国的著名教育家，他还出任过京师大学堂经、文两科的提调，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大学系主任，及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他在家乡举办乡学的时候，招收农家子弟，免收学费，还给每个学生发两件蓝布长衫衣料，唯一的要求是每年春秋两季黄鱼上市之际，让家长馈送教师两条黄鱼，聊作“束修”，以示敬师之礼。俨然一副孔老夫子的遗风。
章一山在京为官时，清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江河日下，老先生在独自喟叹之余仍然日夜竭思尽虑地寻找补救之策，他上呈皇上《康熙政要》，洋洋二十四卷，但没落王朝的大公们终究一个字都没看。1927年，大学者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水殉情，作为同室共事的挚友，章一山先生甚感震动，整天郁郁寡欢，饭茶不香，甚至也有效法王国维的念头。章一山对封建王朝的忠诚之深，甚至还有“大义灭亲”的举动。章文晋的大姑章以保青年时离家出走，加入了同盟会，投身于反清的革命活动。章一山知道后勃然大怒，竟然派人把女儿的照片交给清廷警厅以便缉拿归案。不料警察也倾向革命，把照片还给了他。1928年，章以保被南京国民政府聘为立法委员。
章一山这位满清遗老，在90高龄的病榻上还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1949年1月天津解放，章文晋夫妇随部队入城，前往看望已经病入膏肓的祖父，老先生居然精神大振，认为共产党胜利，国家太平、世界大同有望了！但不久，章老先生撒手西去。
章文晋父亲章以昊先生是章家次子，少年即随家北上，16岁考取天津南开中学。恰好是同一年的春天，15岁的周恩来也随伯父一家来到天津，也考入了南开中学。章以昊是周恩来的同班同学，他称周恩来为“老学长”，而周恩来则称他为“以昊兄”。两个人的友谊是在话剧舞台上得到发展的。那时候的演员不兴男女同台，章以昊就经常扮演女角。周恩来刚开始是布景部的副部长。
有一次演出的时候，章以昊突然有急事被家里叫回了北平，临时就让周恩来“救场”。周恩来的扮相十分俊美，表演也很出色，以后就经常“粉墨”饰演女角了。经过这样一段同台表演的历事，周恩来一直对章以昊记忆犹新。说来也巧，1945年8月，为了欢迎毛泽东到达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八路军办事处临时排了一出戏，章文晋也被拉去充数，演了一个小角色。这差不多是章文晋一辈子里仅有一回舞台实践，恰好被周恩来撞上。第二天，周恩来笑着对章文晋说：“我认识你父亲就是在戏台上，我们曾在南开中学同台演戏；现在看到你也在戏台上！”
章文晋的生母是中国现代市政建设创始人，北洋政府代总理、民族实业家朱启钤老先生的二小姐朱淇筠。章朱两家世交。当年章一山想洵情的时候就把章以昊托付给了朱启钤。这门亲事早早就已经定下了，操办婚事全是朱家担当的。章文晋后来留学德国的路费也是外祖父朱启钤提供的。朱启钤有八个女儿，六小姐朱洛筠的丈夫是张学铭，就是张学良将军的同胞兄弟。八小姐早逝，但时常有一位小姐出入朱家大门，不知情者常误以为是八小姐。其实她是北洋交通部次长赵庆华的四小姐赵倚霞，又名赵一荻。
这个赵一荻就是后来与张学良将军相爱并且终生相伴的赵四小姐。赵朱两家是近邻，四小姐就经常跑到朱家来玩耍，她只比在外祖父家长大的章文晋大两岁，两人是童年游戏的伙伴，形同姐弟。1989年春，章文晋宴请老朋友陈香梅女士时，忽然回忆起童年时的伙伴，此刻隔海不能相会的赵四小姐，深情地说：“赵四小姐时常到外祖父家来玩，我们从小便很熟识……”
3.德国初会周恩来
章文晋1914年7月生于北平，原名章宏道。他在北平和天津两地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外祖父朱启钤给了他最初的启蒙教育。然后他被父亲送到上海读书，考取同济大学附中。1927年春，年仅13岁的章文晋在外祖父的资助下远涉重洋，负芨德国求学，那时他的名字叫章欣。
在德国，这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章文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并开始了革命的生涯。在柏林求学的日子里，他完成了中学的全部学业，然后顺利地转入柏林大学学习。在课余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常去柏林白湖的马克思主义夜校听课。不久他积极地参加了德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成为德国共青团中最年轻的异国成员。不过，和章文晋最初的革命生涯紧密相联的，是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成仿吾，这位老革命家在章文晋的成长历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成仿吾早年留学日本，曾任黄埔军校教官，与周恩来相识。大革命失败后，成仿吾来到欧洲，先后寓居巴黎和柏林。他经常对年轻的章文晋说：“革命固然重要，你还应该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成仿吾亲自辅导章文晋的数理化功课。更为重要的是，章文晋从他那里进一层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成仿吾把留德的中国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为了活动方便，这个团体起了一个德文化名“弗里德”（体育俱乐部）。章文晋是这个团体中的一名坚定成员。
在德共中国语言组中，成仿吾（化名石厚生）是年纪最大的成员，章文晋则是最年轻的成员。成仿吾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小小年纪的章文晋和廖承志也参加了编辑工作。《赤光》最早是周恩来旅法勤工俭学时创办的。章文晋的德语水平很好，成仿吾也时常夸奖他。他们合作将德文的《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中文，这本薄薄的油印小册子恐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了。1930年4月，周恩来赴莫斯科开会，途经柏林，在菲得利西林公园附近成仿吾的简陋寓所约见德共中国语言组成员，当时还不是党员的小章文晋也被吸收参加。在那次不同寻常的见面中，周恩来为大家介绍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国内红军、苏维埃的斗争局面。他清晰的思路、透彻的分析和极富感染力的言辞，深深吸引和鼓舞了在场的海外游子们。章文晋还不知道眼前这位年轻潇洒的青年革命家就是周恩来。事后，成仿吾告诉章文晋那就是周恩来。在德国的第一次会面之后，章文晋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就是15年后的重庆了。
1931年“九一八”前夕，章文晋和成仿吾化装成海员从马赛起程回到阔别4年的上海。章文晋被安排到中共江苏省委做宣传工作，参与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会刊《中联日报》的编辑工作。一次，在“飞行集会”中，章文晋受牵连被捕。做银行家的姑父用重金把他保释了出来，姑父知道劝说像他这样见过世面、久经考验的少年革命家“洗手不干”是不可能的。于是就设计欺骗章文晋，说他有肺病，需住院治疗。这样，章文晋就被骗到北平西山疗养院，关了差不多整整一年。1935年章文晋考取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不久，“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章文晋随清华大学内迁到昆明，清华和北大、南开合并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5月，在程之平的介绍下，章文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程之平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驻马耳他大使、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
4.毛泽东“误会”章文晋
1945年的夏天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充满了欢欣、喜悦、希望和骄傲的夏天。4万万5千万中华同胞在忍受了长达14年丧地亡国的屈辱，在经历了8年浴血抗争之后，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这一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全面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消息如疾电般迅速地在神州大地传播，整个中国，炎黄子孙们都在欢腾、都在雀跃、都在流泪……这是一个民族的庆典，这是一个国家的狂欢！
然而，人们不禁又在问，胜利后的中国又将向何处去？
饱尝战乱、饥荒和苦难的中国人，用充满希望的目光，注视着把握未来中国命运的舵手们。
毛泽东和蒋介石，现代中国政坛上的两位领袖，在决定中国未来前途的时刻，带来了他们的预言和构想。
毛泽东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满怀信心地写道：
“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
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讲话中杀气腾腾地叫嚣道：
“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在蒋介石的“诚恳”电请之下，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亲赴这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较量。正是在这个历史时刻，章文晋迈出了他外交生涯的第一步。
28日当晚，毛泽东征尘甫卸，来到红岩村看望南方局的全体工作人员。当周恩来陪同着毛主席走进大门的时候，等候在里面的章文晋顿时按捺不住满心的激动，这是他第二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周恩来。他十分激动地向周恩来讲述了十五年前在柏林的那次初遇。“那我们原来是老相识啊！”周恩来也露出了惊喜的笑容。记忆过人的周恩来又马上回忆起与章文晋的父亲章以昊在南开同窗、同台的那些往事来。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时常外出拜访和会晤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人士。章文晋担任毛泽东与加拿大驻华大使会见的翻译。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为党的领导人担任翻译工作，尽管只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他仍然不敢掉以轻心。章文晋精心修饰装扮了一番，早早就赶到加拿大使馆等候着。当毛泽东和周恩来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使馆客厅时，章文晋已经等候了很久，他急忙上前来迎接。
会见进行得十分顺利，章文晋流利的翻译为毛主席架通了顺畅的语言桥梁。临近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起身，彬彬有礼地与使馆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道别。他走到章文晋面前，颔首微笑着称赞道：“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啊……”章文晋一身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架着金丝眼镜，一副“白领”的模样。毛泽东显然误把他当作加拿大使馆的译员了。
“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章文晋急着结结巴巴地澄清道。
“哦？”毛泽东回过头来，与周恩来相对一视，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5.战斗在周副主席身边
1989年春天，一批来自美国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会聚在北京大学，他们和中国的同行们研讨40年前发生在中美关系中那微妙而沉重的历史一幕。作为这次学术会议的举办者之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已经卸任的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在会场上分外引人瞩目。人们都知道，他就是那段历史的经历者，在周恩来与马歇尔的谈判中，他担任了翻译。在会场上，中美两国学者坦诚相见，对那段历史的研讨不断地深入，而章文晋却陷入了记忆的沉思，40年前的那一幕一幕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1945年秋冬，抗日战争的胜利还回荡在人们的心头，内战的阴影却很快笼罩在神州上空。在美国的帮助下，蒋介石积极指挥军队抢占地盘和战略要地，摘胜利的“桃子”，不断制造与解放区和八路军的摩擦和冲突。另一方面，他又玩弄“和平”的幌子，利用美国进行所谓的“停战”和调停。12月2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出的特使马歇乐将军飞抵重庆，揭开了美国调停的国共谈判的序幕。
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长达8个月的谈判中，与国民党和美国进行了一场兵不血刃、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
“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一切，我们不会屈服！中国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对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说道。
周恩来明确地告诉马歇尔：“蒋介石从来就不希望你的使命成功，他准备大打，就想把你们拖下水。”
他还尖锐地指出：“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是对蒋发动内战最大的鼓励，美国有办法制止中国的内战，那就是‘把水龙头关上’，美国有这个权力的”。
周恩来接过马歇尔递过来的香烟，从容地点上火。周恩来从不吸烟，但在激烈的唇枪舌剑、僵死的局面下，为了缓和气氛，周恩来空前绝后地破了例。
作为周副主席的英文翻译和秘书，章文晋紧紧跟随着他，经历了每一程旅途的奔波，每一场谈判的激烈争夺：
在华北、华中停战前线的各个战场上；
在上海、南京、济南、武汉、宣化店各地的谈判桌前；
在开封花园口黄河上空；
到处都留下了他们为和平辛劳奔走的足迹。在这段岁月里，周恩来留给刚刚踏上外交舞台的章文晋，不仅仅是谈判的技巧、交往的手段和外事的经验，更多的是发自他身上那无限忠诚于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和震慑人心的人格魅力。
1946年6月6日，蒋介石指使军队挑起了对我中原解放区的进犯。为了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维护停战协定，挽救和平最后的一线希望，周恩来亲自率领三方代表和新闻记者60多人赶往宣化店冲突现场。天下着滂沱大雨，车队开到黄陂县十棵松河时，山洪已经冲坍了路桥。国民党和美方代表都表示要折回武汉。但为了争取时间，周恩来坚持涉水过河。工作人员找来十几位当地农民，把吉普车和美方、国民党方人员一一抬过河。
周恩来走向河边。农民争上前来要背他过河。周恩来诚恳地说：“乡亲们，你们为了争取和平，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我很感激你们。二万五千里长征，跋山涉水，是我们共产党的本领，这条河是难不住我的。今天，我不能再麻烦你们了！”
说着，他脱下裤袜，走下宽及百米、水深及腰、水流湍急的十棵松河。章文晋在后面的动作稍微慢了一点，刚刚提起鞋子，周恩来回过头来，关切地问道：“文晋，能行吗？”
周恩来照顾到章文晋是一介书生，没有多少风浪的磨炼，特意回头关照地问了一句。章文晋明白，这是周恩来对自己的鞭策和鼓励。他立即加快步伐，紧紧地跟随在周恩来的身边……这一幕场景使美国代表白鲁德大为震惊。他激动地举起了胸前的照相机，及时地记录下了这珍贵的历史场面。35年后，章文晋作为新中国的大使来到美国，再次见到了白鲁德将军。两鬓斑白的老人依然十分动情地回忆起了这难忘的镜头，他拿出自己珍藏了许久、视为珍宝的那张照片，送给了章文晋。
在后者的行列中，还站着另一位杰出的代表，那就是职业外交家章文晋。
1.周恩来的第五任英文秘书
1944年秋冬之季，世界各地的反法西斯力量先后转入了对德、意、日法西斯决定性的大反攻，中国军民在经历了7年之久的浴血奋战之后也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就在这个充满着艰难和希望的日子里，雾都重庆，红岩村曾家岩五十号的八路军办事处迎来了一位年方30、眉目清秀、温文儒雅的年轻人。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浑身上下透着一副书生的俊秀和才气；举止文雅，谈吐机敏，聪慧而不张扬，潇洒而不凌人。他就是章文晋，当时正应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的安排从大后方的贵阳来到重庆，准备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章文晋刚刚从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毕业不久。在留校任教了一年后，他在昆明机械厂当了一年的工程师，之后前往贵阳，参加抗日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运输工作，出任红十字会的交通处长。那些奔驰在大后方和滇缅公路上的红十字会救护车，大多都经过他的亲手看护。1944年下半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党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兵器机械工业，并且准备在解放区开展新的经济工作，急需大批受过专门教育的高级人才，南方局决定将留在大后方工作的一批毕业于各高校的党员撤回延安。章文晋就这样从贵阳来到了重庆。
章文晋毕业于机械专业。他本人对汽车情有独钟，又会修理又会驾驶。这次奉命回延安对章文晋来说真是又激动又欢喜，心中充满了对人民兵器机械工业的憧憬和雄心。然而，当他来到曾家岩五十号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从此开始了转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很快就发现了章文晋这位过路客人的非凡才能一口流畅纯正的英语。这正是办事处极缺的一样东西！于是章文晋就被半路“截留”了，这一截截断了他献身机械工业的宏愿，却截出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
章文晋为人含蓄，平时本来言谈不多，本是一副工程师的模样，但是现在他却告别了钟爱的机器和汽车，迈上了职业外交官的舞台。这鬼使神差的“意外”直到半个多世纪后，他的夫人张颖女士还打趣地说章文晋是“站错了队，站到外交官的队伍里来了”。
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聚集着一支后来构成新中国外交队伍主体的强大“预备队”。在国共合作时期，中共长江局、南方局和后来的南京局先后设置了国际宣传组、外事组和外事委员会等机构，专门负责大后方斗争中开展对驻华各国使节、各国新闻人员的联络统战工作，以及谈判中的翻译、秘书工作。王炳南、黄华、乔冠华、龚澎、陈家康等等就是这支队伍中闪亮的几个名字。
周恩来当然是这支“预备队”的直接缔造者和领导人。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时候，南京局将原先南方局外事处扩大为外事委员会，周恩来亲自挂帅。廖承志、王炳南出任副书记，乔冠华、龚澎、陈家康、章文晋分别出任研究、新闻、联络和秘书四处处长。
在抗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周恩来奔走大后方，先后有黄华、龚澎两位秘书兼英文译员，陈家康也担任过一段周恩来的英文译员，但时间不长，才女龚澎无疑是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她在周恩来英文秘书这个重要岗位上先后工作了5年。抗战胜利之后，国共谈判的进程日趋艰辛。龚澎还同时肩负着与各国新闻记者和通讯社联络的工作，是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工作的繁重与艰辛不言而喻。而当时章文晋已经开始为中共代表团担任一些翻译和秘书工作，他英文口语与笔头的功夫在代表团里都极为出色。经过一段时间认真考察之后，龚澎主动向周恩来提出，让章文晋接替自己的英文秘书工作。章文晋就这样成了周恩来的第五任英文秘书。
此刻，正是马歇尔将军作为美国总统特使飞抵中国，调停国共军事冲突的时候。章文晋作为周恩来的英文秘书，有幸和周副主席朝夕相处，共同奔波华中、华北前线，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和美国特使展开唇枪舌战、针锋相对的斗争。龚澎慧眼识真才。国、共、美三方的调停谈判本来三方各出一名译员，轮流上场担当翻译，但在谈判开始后不久，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发现自己派出的译员根本无法胜任这场谈判中激烈争斗的翻译。章文晋凭借自己良好的中文素养和丰厚的英文功底，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在谈判桌上架通语言的桥梁。谈到后来，三方代表团干脆“能者多劳”，统统由章文晋出场担任主译。
2.儒宦世家：北洋代总理的外孙
人们不禁会奇怪，中共代表团里怎么会有这么一位既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又精通西方语言文化的杰出人才？！其实，只要看看章文晋的身世和他的家庭渊源，这个疑问也就不解自开了。
章文晋的家世真可谓复杂到了一绝：
祖父是一个忠诚而顽固的保皇派；外祖父官及北洋政府的代总理；大姑曾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父亲曾在南开与周恩来同窗同学；姨父是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良夫人赵四小姐还是他童年的游戏伙伴……像这个又“黑”又“乱”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在劫难逃。章文晋被戴上了“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国民党特务”的帽子，打倒发配到了江西。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在边境问题上十分紧张。周恩来在与苏联总理柯西金机场会谈后想让章文晋恢复工作，参加到即将开始的中苏谈判中来。亚洲司的造反派一本正经地说：
“章文晋的社会关系还査不清，不能恢复工作！”
周恩来不无幽默地答道：
“要把章文晋的社会关系査清楚，那得等到世界大同了！还是赶快让他回来工作吧！”
章文晋祖籍浙江三门县海游镇，世代书香门第。祖父名山耀，字立光，号一山，18岁考取秀才，然后在杭州沽经精舍潜心研读10年，深得书院院长、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祖父俞曲国先生的器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应试中举，两年后登进士殿试，选授翰林院检讨。他相继担任过国史馆协修等一系列职位。作为近代中国的著名教育家，他还出任过京师大学堂经、文两科的提调，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大学系主任，及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他在家乡举办乡学的时候，招收农家子弟，免收学费，还给每个学生发两件蓝布长衫衣料，唯一的要求是每年春秋两季黄鱼上市之际，让家长馈送教师两条黄鱼，聊作“束修”，以示敬师之礼。俨然一副孔老夫子的遗风。
章一山在京为官时，清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江河日下，老先生在独自喟叹之余仍然日夜竭思尽虑地寻找补救之策，他上呈皇上《康熙政要》，洋洋二十四卷，但没落王朝的大公们终究一个字都没看。1927年，大学者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水殉情，作为同室共事的挚友，章一山先生甚感震动，整天郁郁寡欢，饭茶不香，甚至也有效法王国维的念头。章一山对封建王朝的忠诚之深，甚至还有“大义灭亲”的举动。章文晋的大姑章以保青年时离家出走，加入了同盟会，投身于反清的革命活动。章一山知道后勃然大怒，竟然派人把女儿的照片交给清廷警厅以便缉拿归案。不料警察也倾向革命，把照片还给了他。1928年，章以保被南京国民政府聘为立法委员。
章一山这位满清遗老，在90高龄的病榻上还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1949年1月天津解放，章文晋夫妇随部队入城，前往看望已经病入膏肓的祖父，老先生居然精神大振，认为共产党胜利，国家太平、世界大同有望了！但不久，章老先生撒手西去。
章文晋父亲章以昊先生是章家次子，少年即随家北上，16岁考取天津南开中学。恰好是同一年的春天，15岁的周恩来也随伯父一家来到天津，也考入了南开中学。章以昊是周恩来的同班同学，他称周恩来为“老学长”，而周恩来则称他为“以昊兄”。两个人的友谊是在话剧舞台上得到发展的。那时候的演员不兴男女同台，章以昊就经常扮演女角。周恩来刚开始是布景部的副部长。
有一次演出的时候，章以昊突然有急事被家里叫回了北平，临时就让周恩来“救场”。周恩来的扮相十分俊美，表演也很出色，以后就经常“粉墨”饰演女角了。经过这样一段同台表演的历事，周恩来一直对章以昊记忆犹新。说来也巧，1945年8月，为了欢迎毛泽东到达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八路军办事处临时排了一出戏，章文晋也被拉去充数，演了一个小角色。这差不多是章文晋一辈子里仅有一回舞台实践，恰好被周恩来撞上。第二天，周恩来笑着对章文晋说：“我认识你父亲就是在戏台上，我们曾在南开中学同台演戏；现在看到你也在戏台上！”
章文晋的生母是中国现代市政建设创始人，北洋政府代总理、民族实业家朱启钤老先生的二小姐朱淇筠。章朱两家世交。当年章一山想洵情的时候就把章以昊托付给了朱启钤。这门亲事早早就已经定下了，操办婚事全是朱家担当的。章文晋后来留学德国的路费也是外祖父朱启钤提供的。朱启钤有八个女儿，六小姐朱洛筠的丈夫是张学铭，就是张学良将军的同胞兄弟。八小姐早逝，但时常有一位小姐出入朱家大门，不知情者常误以为是八小姐。其实她是北洋交通部次长赵庆华的四小姐赵倚霞，又名赵一荻。
这个赵一荻就是后来与张学良将军相爱并且终生相伴的赵四小姐。赵朱两家是近邻，四小姐就经常跑到朱家来玩耍，她只比在外祖父家长大的章文晋大两岁，两人是童年游戏的伙伴，形同姐弟。1989年春，章文晋宴请老朋友陈香梅女士时，忽然回忆起童年时的伙伴，此刻隔海不能相会的赵四小姐，深情地说：“赵四小姐时常到外祖父家来玩，我们从小便很熟识……”
3.德国初会周恩来
章文晋1914年7月生于北平，原名章宏道。他在北平和天津两地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外祖父朱启钤给了他最初的启蒙教育。然后他被父亲送到上海读书，考取同济大学附中。1927年春，年仅13岁的章文晋在外祖父的资助下远涉重洋，负芨德国求学，那时他的名字叫章欣。
在德国，这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章文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并开始了革命的生涯。在柏林求学的日子里，他完成了中学的全部学业，然后顺利地转入柏林大学学习。在课余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常去柏林白湖的马克思主义夜校听课。不久他积极地参加了德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成为德国共青团中最年轻的异国成员。不过，和章文晋最初的革命生涯紧密相联的，是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成仿吾，这位老革命家在章文晋的成长历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成仿吾早年留学日本，曾任黄埔军校教官，与周恩来相识。大革命失败后，成仿吾来到欧洲，先后寓居巴黎和柏林。他经常对年轻的章文晋说：“革命固然重要，你还应该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成仿吾亲自辅导章文晋的数理化功课。更为重要的是，章文晋从他那里进一层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成仿吾把留德的中国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为了活动方便，这个团体起了一个德文化名“弗里德”（体育俱乐部）。章文晋是这个团体中的一名坚定成员。
在德共中国语言组中，成仿吾（化名石厚生）是年纪最大的成员，章文晋则是最年轻的成员。成仿吾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小小年纪的章文晋和廖承志也参加了编辑工作。《赤光》最早是周恩来旅法勤工俭学时创办的。章文晋的德语水平很好，成仿吾也时常夸奖他。他们合作将德文的《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中文，这本薄薄的油印小册子恐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了。1930年4月，周恩来赴莫斯科开会，途经柏林，在菲得利西林公园附近成仿吾的简陋寓所约见德共中国语言组成员，当时还不是党员的小章文晋也被吸收参加。在那次不同寻常的见面中，周恩来为大家介绍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国内红军、苏维埃的斗争局面。他清晰的思路、透彻的分析和极富感染力的言辞，深深吸引和鼓舞了在场的海外游子们。章文晋还不知道眼前这位年轻潇洒的青年革命家就是周恩来。事后，成仿吾告诉章文晋那就是周恩来。在德国的第一次会面之后，章文晋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就是15年后的重庆了。
1931年“九一八”前夕，章文晋和成仿吾化装成海员从马赛起程回到阔别4年的上海。章文晋被安排到中共江苏省委做宣传工作，参与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会刊《中联日报》的编辑工作。一次，在“飞行集会”中，章文晋受牵连被捕。做银行家的姑父用重金把他保释了出来，姑父知道劝说像他这样见过世面、久经考验的少年革命家“洗手不干”是不可能的。于是就设计欺骗章文晋，说他有肺病，需住院治疗。这样，章文晋就被骗到北平西山疗养院，关了差不多整整一年。1935年章文晋考取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不久，“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章文晋随清华大学内迁到昆明，清华和北大、南开合并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5月，在程之平的介绍下，章文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程之平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驻马耳他大使、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
4.毛泽东“误会”章文晋
1945年的夏天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充满了欢欣、喜悦、希望和骄傲的夏天。4万万5千万中华同胞在忍受了长达14年丧地亡国的屈辱，在经历了8年浴血抗争之后，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这一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全面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消息如疾电般迅速地在神州大地传播，整个中国，炎黄子孙们都在欢腾、都在雀跃、都在流泪……这是一个民族的庆典，这是一个国家的狂欢！
然而，人们不禁又在问，胜利后的中国又将向何处去？
饱尝战乱、饥荒和苦难的中国人，用充满希望的目光，注视着把握未来中国命运的舵手们。
毛泽东和蒋介石，现代中国政坛上的两位领袖，在决定中国未来前途的时刻，带来了他们的预言和构想。
毛泽东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满怀信心地写道：
“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
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讲话中杀气腾腾地叫嚣道：
“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在蒋介石的“诚恳”电请之下，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亲赴这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较量。正是在这个历史时刻，章文晋迈出了他外交生涯的第一步。
28日当晚，毛泽东征尘甫卸，来到红岩村看望南方局的全体工作人员。当周恩来陪同着毛主席走进大门的时候，等候在里面的章文晋顿时按捺不住满心的激动，这是他第二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周恩来。他十分激动地向周恩来讲述了十五年前在柏林的那次初遇。“那我们原来是老相识啊！”周恩来也露出了惊喜的笑容。记忆过人的周恩来又马上回忆起与章文晋的父亲章以昊在南开同窗、同台的那些往事来。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时常外出拜访和会晤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人士。章文晋担任毛泽东与加拿大驻华大使会见的翻译。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为党的领导人担任翻译工作，尽管只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他仍然不敢掉以轻心。章文晋精心修饰装扮了一番，早早就赶到加拿大使馆等候着。当毛泽东和周恩来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使馆客厅时，章文晋已经等候了很久，他急忙上前来迎接。
会见进行得十分顺利，章文晋流利的翻译为毛主席架通了顺畅的语言桥梁。临近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起身，彬彬有礼地与使馆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道别。他走到章文晋面前，颔首微笑着称赞道：“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啊……”章文晋一身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架着金丝眼镜，一副“白领”的模样。毛泽东显然误把他当作加拿大使馆的译员了。
“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章文晋急着结结巴巴地澄清道。
“哦？”毛泽东回过头来，与周恩来相对一视，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5.战斗在周副主席身边
1989年春天，一批来自美国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会聚在北京大学，他们和中国的同行们研讨40年前发生在中美关系中那微妙而沉重的历史一幕。作为这次学术会议的举办者之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已经卸任的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在会场上分外引人瞩目。人们都知道，他就是那段历史的经历者，在周恩来与马歇尔的谈判中，他担任了翻译。在会场上，中美两国学者坦诚相见，对那段历史的研讨不断地深入，而章文晋却陷入了记忆的沉思，40年前的那一幕一幕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1945年秋冬，抗日战争的胜利还回荡在人们的心头，内战的阴影却很快笼罩在神州上空。在美国的帮助下，蒋介石积极指挥军队抢占地盘和战略要地，摘胜利的“桃子”，不断制造与解放区和八路军的摩擦和冲突。另一方面，他又玩弄“和平”的幌子，利用美国进行所谓的“停战”和调停。12月2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出的特使马歇乐将军飞抵重庆，揭开了美国调停的国共谈判的序幕。
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长达8个月的谈判中，与国民党和美国进行了一场兵不血刃、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
“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一切，我们不会屈服！中国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对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说道。
周恩来明确地告诉马歇尔：“蒋介石从来就不希望你的使命成功，他准备大打，就想把你们拖下水。”
他还尖锐地指出：“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是对蒋发动内战最大的鼓励，美国有办法制止中国的内战，那就是‘把水龙头关上’，美国有这个权力的”。
周恩来接过马歇尔递过来的香烟，从容地点上火。周恩来从不吸烟，但在激烈的唇枪舌剑、僵死的局面下，为了缓和气氛，周恩来空前绝后地破了例。
作为周副主席的英文翻译和秘书，章文晋紧紧跟随着他，经历了每一程旅途的奔波，每一场谈判的激烈争夺：
在华北、华中停战前线的各个战场上；
在上海、南京、济南、武汉、宣化店各地的谈判桌前；
在开封花园口黄河上空；
到处都留下了他们为和平辛劳奔走的足迹。在这段岁月里，周恩来留给刚刚踏上外交舞台的章文晋，不仅仅是谈判的技巧、交往的手段和外事的经验，更多的是发自他身上那无限忠诚于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和震慑人心的人格魅力。
1946年6月6日，蒋介石指使军队挑起了对我中原解放区的进犯。为了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维护停战协定，挽救和平最后的一线希望，周恩来亲自率领三方代表和新闻记者60多人赶往宣化店冲突现场。天下着滂沱大雨，车队开到黄陂县十棵松河时，山洪已经冲坍了路桥。国民党和美方代表都表示要折回武汉。但为了争取时间，周恩来坚持涉水过河。工作人员找来十几位当地农民，把吉普车和美方、国民党方人员一一抬过河。
周恩来走向河边。农民争上前来要背他过河。周恩来诚恳地说：“乡亲们，你们为了争取和平，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我很感激你们。二万五千里长征，跋山涉水，是我们共产党的本领，这条河是难不住我的。今天，我不能再麻烦你们了！”
说着，他脱下裤袜，走下宽及百米、水深及腰、水流湍急的十棵松河。章文晋在后面的动作稍微慢了一点，刚刚提起鞋子，周恩来回过头来，关切地问道：“文晋，能行吗？”
周恩来照顾到章文晋是一介书生，没有多少风浪的磨炼，特意回头关照地问了一句。章文晋明白，这是周恩来对自己的鞭策和鼓励。他立即加快步伐，紧紧地跟随在周恩来的身边……这一幕场景使美国代表白鲁德大为震惊。他激动地举起了胸前的照相机，及时地记录下了这珍贵的历史场面。35年后，章文晋作为新中国的大使来到美国，再次见到了白鲁德将军。两鬓斑白的老人依然十分动情地回忆起了这难忘的镜头，他拿出自己珍藏了许久、视为珍宝的那张照片，送给了章文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