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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同创建外交部
新中国成立之际，万业亟举，百废待兴，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是一场或破旧立新或化旧为新的浩大工程。身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更是重任在肩，里里外外一把手。
新中国建立了一个新型人民政府，它包括“新的民主”和新的外交。所以，周恩来面临的一项艰巨而又重要的任务就是：组建新中国的外交部，培养一支革命的外交队伍。周恩来认识到，旧中国饱尝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痛苦，国民党推行的“奴性外交”更是让广大中国人民深恶痛绝，也让中共不齿于为之，新中国外交绝不会走这条老路。而苏联的经验，尽管有用，也不可能完全适应新中国“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新中国的外交要奉行独立自主的革命原则，新中国外交队伍的建立要有鲜明的、崭新的自我特色。一切重新开始，一切都要“另起炉灶。”
但“另起炉灶”，谈何容易？何况周恩来总理又百事缠身，日理万机，党中央一边，国务院一边，再加上外交部这特别具体的一摊子，实在是太忙了。总理自己也感到需要找一个得力的助手来帮助他筹组外交部。这个人必须具备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必须遍交八方亲朋；还必须对新中国的外交有深入透彻的认识。
找谁呢？周恩来凭着他识人之深、相人之准，很自然地就找到了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的王炳南同志。这位才过不惑之年的同志，已经是外交战线上的老战士了。周总理就曾这样说：“炳南不仅是我的左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
1.周恩来说：“他是我的耳朵与嘴巴”
1908年元旦这天，王炳南出生于陕西省乾县好畸村一个普通农户的家中。光阴流逝，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反动政府丧权辱国的条约越签越多；各种激进的、革命的思潮纷纷传人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是给中国国民敲了一记灵魂上的警钟。少年王炳南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反动政府的丑恶行径刺激着他，民主自由的思想又鼓舞着他，这位血气方刚的少年义无反顾地投入了革命运动。1925年初，他在家乡三原中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第二年又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乾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开展抗粮抗税斗争。随后，他又去淳化一带从事建党工作。由于从事革命活动，王炳南为反动政府所不容，被迫离开家乡。1929年，由父亲的歃血之交、西北军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资助，王炳南出国留学，先赴日本而后转德国柏林大学就读。
在德国期间，王炳南公开的身分是专门攻读政治学的大学生，但他真正的工作，是组织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抗日小组。在柏林学习工作五年，王炳南除了出色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之外，还广交朋友，扩大影响。这些朋友遍及德国各城市，有科学家、革命家；有产业工人、司机和学生，著名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也是他的朋友。在柏林，王炳南还结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安娜·利泽。
1935年，二人在伦敦完婚后，这位金发碧眼的德国姑娘便跟随夫姓，改名王安娜。
1936年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王炳南回国，做争取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抗日的统战工作。王炳南不会料到，这次西安之行，他会亲身经历一场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西安事变。”
就在王炳南夫妇回到西安的当夜，甚至还未跨入西安大莲花池街王家宅院的院门，王炳南便被杨虎城将军请去，时隔数载，杨虎城将军太想见他了。这位地位显赫威震一方的将军，见到王炳南夫妇，特别高兴，出手更是阔绰，一掷千金。但王炳南却不利用与杨的关系沾他一文钱财，他婉言谢绝了将军的好意。这份廉洁和正直更使杨虎城将军对他抱有了明显的好感和敬重。
回西安不久，王炳南患了严重的咽喉炎，高烧不退。恰在这时，马海德医生和斯诺博士从美国来到西安。他们正在访问杨虎城，王炳南夫妇应邀出席作杨的翻译。王安娜即请马海德医生为王炳南诊治，从此，王炳南与他们两人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
由于王炳南生病，杨虎城将军执意让王炳南夫妇搬进他的官邸住下。于是，两人得以更多的时机促膝长谈，讨论政治问题。杨甚至委托王炳南为他物色人才，帮助他改造军队。在得知王炳南是共产党员后，杨虎城更是高兴。这位当时中国西北部最有权势的人对王炳南信赖有加，王炳南也因而成为杨虎城的“忘年之交”。
当杨虎城为躲避蒋介石“剿共”令的威逼，借故离开充满紧张气氛的西安，前往上海时，他也接二连三地给王炳南打电报，让其夫妇一同前去上海。在上海，经杜重选先生介绍，王炳南又与张学良将军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此后，王炳南便成了张、杨之间沟通意见、携手团结的牵线人，为推动西北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到止园找杨虎城密商应付时局的办法，因为蒋介石逼他们剿共，已使他们无路可走了。当时张、杨都有扣蒋的想法，但谁也不愿先说出此心。在谈到如何对付蒋介石时，张对杨说：
“王炳南不是在你这里吗？找他商量一下。”
“他这人思想激进，主张扣蒋。”杨不失时机地答道。
“这也不能不说是个解决的办法，看来只好如此了。”
至此，心照不宣的二人通过谈及王炳南，才彻底公开了自己的想法，并具体商谈了扣蒋的步骤。12月12日，张、杨二将军当机立断，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天早上，猛烈的敲门声把王炳南从睡梦中惊醒，原来，杨虎城的卫兵奉命来通知王炳南前去开会，以研究下一步的对策。
后来，情形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见蒋介石被困西安，便伺机轰炸西安，干掉蒋介石，意谋篡权，建立亲日的国民政府。这样一来，不仅不能扣蒋逼蒋，还要保蒋和蒋了。为了抗日大业计，中共方面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做张、杨二将军的工作，希望能和平促成与蒋介石的统一抗日。
由扣蒋到放蒋，这对杨虎城将军无异于一个巨大的转变，一切都脱离了事先计划的轨道。这时候，中共便派王炳南前去做工作。凭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一分执着，也凭着与杨将军相交多年的一分了解，王炳南说动了杨虎城。在周恩来、王炳南等人的努力和推动下，最后“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抗日统一战线也得以建立，对于“西安事变”期间王炳南所做的大量工作，毛泽东和朱德都曾亲笔致信，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抗日战争期间，王炳南主要是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国际宣传和外事工作。
那时，周恩来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党在国统区的工作。1938年，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共长江中央局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由王炳南具体负责，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周恩来提出国际宣传组的任务是：与在武汉的四十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的联系；同在武汉的外国机构建立联系；对国民党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也要尽可能参加接待；对外翻译毛主席的著作等。毛主席在抗战期间写的《论持久战》等著作最先就是由这个小组翻译介绍到国外的。
在王炳南的具体领导下，外事宣传小组的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在武汉，王炳南夫妇同艾黎、斯诺、史沫特莱等商定建立了全国工业合作社，计划在全国组织3万个工业合作社。1938年8月，“工合”总会在汉口正式成立，并迅速发展成为有着一定国际影响的社会团体。在周恩来指示下，王炳南等先后安排了白求恩大夫、印度医疗队去延安等事宜。
中共国际宣传小组的工作有声有色，使很多外国驻华人员同情革命，赞成抗日主张，乐意宣传中共的廉洁、民主，积极揭露国民党的种种弊端。对此，蒋介石大为光火，据说有一次他大发雷霆，认为国民党庞大的宣传机构远不如共产党的一个小组。他生气地写了张便条给国民党宣传部：“尔等既无天才，又不学习，以致在宣传工作中落后于共产党，奈何，奈何！”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在武汉的中共所有机关都相继迁到陪都重庆。翌年，叶剑英代表南方局宣布正式建立中共外事组，王炳南被指定为组长。他非常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打通各处关节，由于他和政治家、爱国将领、民主人士私交甚好，所以他可以不断地为公务繁忙的周恩来收集各种珍贵情报，同时也可以向各界人士介绍周恩来的立场。所以周恩来将王炳南比作他的“耳朵和嘴巴。”
这“耳朵和嘴巴”的作用可是不可小视的。1945年，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召回国，杜鲁门特派“二战”时期的美军名将马歇尔为特使来华。王炳南在美军总部得到马歇尔来华的确切时间后，及时通知了周恩来，并陪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赶到机场，先于宋子文在机场迎接了马歇尔将军。事实上，王炳南很早就与美国人打过交道。如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参赞范宣德、年轻外交官戴维斯和谢伟思兄弟等人，美国新闻处的麦克、菲谢、费正清、包瑞德上校等，都是他的好朋友。
王炳南与曾任美国远东战区总司令的史迪威将军也有着十分友好的关系。1944年，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最先打破国民党的封锁，访问并报道了延安状况。不久，罗斯福总统派华莱士副总统访华，在史迪威将军和王炳南的共同推动下，美国提出要派军事观察组到延安，蒋介石闻此建议，断然拒绝。后华莱士向蒋提出美国将会减少军援的警告，蒋才被迫同意了这个要求。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接待。
对于王炳南促成的这次联系，周恩来感到特别高兴，他在随即写给王炳南的一封信中说：“这一关打通了，以后当不难来往。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将更无限量发展。……”
2.重庆谈判时，他是毛泽东的秘书
重庆谈判时，历史再一次选择了当时年仅37岁的王炳南担当一个重要角色：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王炳南被委任为毛泽东的秘书，协助处理谈判期间的一切工作。
1945年8月18日，平素烟雾迷蒙的山城忽然阳光普照，晴空万里。下午三时半，毛泽东的座机在九龙坡机场降落。机舱门打开后，王炳南首先登上飞机，向毛主席报告迎接人的名单，引毛主席下飞机。毛主席雄健魁伟，神采豁朗，头戴盔式帽，身着灰布衣，一边缓缓走下飞机，一边潇洒地挥动着右臂含笑地向欢迎的人们致意。这是王炳南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
此后的数月里，王炳南一直陪在主席的身边，或访问名流或接待来访或如亲如友地共话家常，他更加切身地感受到了主席大开大阖的气度，幽默爽朗的性格。有一次，他陪毛主席去见陈立夫。他想，同陈立夫这种人能怎么谈呢？一见面，只见主席先以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剿共反共的错误政策，以至于引狼入室，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毛主席还说，共产党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最后只能学孙悟空大闹天空——“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瘟，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你们连弼马瘟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一席谈笑间，毛主席胸怀坦荡，词锋敏健，陈立夫则表示要为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还有一次，王炳南陪同毛主席去访问于右任，可是守门人说蒋介石正在于家作客。主席便提议去看住在同一大院“陶园”中的戴季陶。这位蒋介石的心腹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去看他，因而对于毛泽东的到来他有点局促不安，喏喏连声。当主席和王炳南从戴府出来欲往于府时，恰巧在小道上与蒋介石交臂相逢。蒋先发问：
“润之，你从哪里来呀？”
主席用手往戴府的方向一指，泰然而道：“我刚刚才见了戴季陶先生啊。”
这一举动使蒋介石略为一怔，他亦惊奇于毛泽东访戴。不过，他旋即佯笑道：“好，见见好，见见好。”
这次“狭路相逢”，毛泽东的从容、随意给王炳南留下了深刻印象。直面对手时，需要的正是这样一分冷静与气度。
不久之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至南京。作为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第二副书记兼发言人，王炳南亦随周恩来来到南京梅园，完成这次国共谈判的剩余工作。1947年3月，他从南京回到延安后，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之职，当时的主任是周恩来。
3.新中国外交部的创立
从“西安事变”到对外宣传小组，到重庆谈判，再到中央外事组，如此算来，王炳南也称得上是周恩来的老助手、老部下了。对于王炳南的经验、能力与信念，周恩来是了然于胸的，亦是赞誉有加的。现在，要创建一个新中国的外交部，周恩来于百忙中难以面面俱顾，于是，他说：“炳南，你来帮帮我吧。”
1949年9月30日，在新中国建立的前一天上午，周恩来兴奋地告诉大家：“从现在起，中央外事组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要开始办正式的外交了。同时，党中央已作了一个事实证明非常重要而正确的决定：新中外交官将不任用国民党的旧外交官，而要靠我们自己培养的新一代外交干部，从今以后要完全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代表中国人民办外交。这叫‘另起炉灶’。”
周恩来还告诉王炳南说：“明天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将发表一个公告，典礼结束后，要将主席的公告和我的随附公函立即送发留驻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外国使馆或领事馆。你们赶紧着手准备，把公告和信件打印好。这将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是通过使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王炳南会心地点了点头，他知道，在这项公告中，新中国将宣布所有外国政府的外交和领事团体（社会主义国家除外）在新中国都不再拥有外交地位，它们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承认新中国政府。而且，只有与台湾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它们才能与新中国建交。这项被喻作“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是对新中国主权完整的坚决维护。
原则确立了，现在需要的是建立行政和人事机构。周恩来和王炳南商量后，决定从各野战军、各地区及中央各部调集干部。这些人中，有的是以前的统战人员、新闻记者，尚有些外交经验；有的则是行伍出身的军官，刚脱下军装，就要让他去国外当大使，连怎么递交国书也没见过呀，这样的困难确实不容忽视。不过，周恩来对此是很达观的：“没关系，可以从头学嘛。”
1949年12月初，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一批奉调行将出使国外、前来外交部报到的高级将领。大家落座后，毛主席说：“你们都是打仗的。同蒋介了了十几年，你们没有逃跑，现在派你们出国工作，你们也不会跑掉。新中国也要办外交了，但是不能搞国民党那一套。我们要另起炉灶，要完全靠自己，靠你们去实践，在实践中培养新一代的外交队伍。”
周总理接着说：“请你们这些打过仗的同志来，是因为外交同军事一样，军事打的是武仗，外交打的是‘文仗’。外交工作，授权有限，不要冒失，不要轻敌，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无组织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吃亏打败仗。要好好学习人家的语言，既显得尊重人家，也便于工作。要注意学习驻在国的长处，天涯处处有芳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生存下来，一定有很多优点。”
总理这番话令在场的所有人，包括王炳南在内都深觉受益匪浅。主席走后，大家便开始询问给自己安排的任务，总理说：“不要着急嘛，等忙过这一阵，会给你们安排的。”望着这群积极、热情的战友兼同事，当时已是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王炳南禁不住朗声说道：“从此，咱们又是同一条船上的哥儿们了。”
不久之后，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鲁登科要向毛主席递交国书。周总理以外长身份也要参加，他让王炳南通知这批将领，让他们到中南海怀仁堂“现场观摩”。
这几位未来的大使同志在隐蔽处目睹鲁登科到达后，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和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引导他进见主席。主席和大使并排立正听完乐队演奏两国国歌，一齐检阅仪仗队，然后步入勤政殿由大使向主席递交国书并致颂词，主席致答词。礼毕，大使向主席——介绍大使馆的其他外交官。主席陪他们步入会客室饮茶交谈。双方交谈都通过翻译进行，全过程一个多小时。
外宾走后，周恩来、王炳南问及了这批“准”大使们的感受。大家都说：“不难，可以学会的，没问题。”周恩来又叮嘱道：“递交国书的仪式，各国有不同的做法，君主国家的仪式复杂一些，当前的趋势是越来越简单化。你们赴任以后，要向驻在国外交部了解递交国书的程序，要尊重人家的安排，客随主便，入乡随俗嘛。”“准”大使们一一点头称是。
通过这种明学暗察的办法，他们一步步地熟悉了外交活动的程序和礼仪。几年下来，这批驻外大使以出色的工作回报了总理的指导，完成了新中国外交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对于这支由总理亲自带起来的外交队伍，王炳南充满了信心。
总理很赏识王炳南的工作能力，同时对他的要求更加严格。从总理的言谈行事中，王炳南学到了很多珍贵的东西，他视与总理共事的时光为自己学习最多、提高最快的阶段。事实也证明，他在此后的外交工作中，展现了出众的才华，新中国开启国门的功臣名册上，又多了一个光辉的名字：王炳南。
1950年10月，外交部各部门和高级人员已大致定局。行走在古旧的外交部大楼中，王炳南感到异常爽快、舒畅——在这里工作的一整列外交队伍，一个旧式外交官也没有。他打开办公桌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份外交部司长、大使以上干部的名册，眼光掠过一个个他所熟悉的名字：王稼祥、章汉夫、黄华、龚澎、韩念龙、乔冠华、伍修权……“强将之下无弱兵”，这支在周总理带领和培养下的外交大军忠诚、热忱、淳朴、干练，新中国的外交交到他们手中，党和国家放心，全中国人民安心，而这支队伍本身呢，更是对人民外交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充满了信心！
新中国建立了一个新型人民政府，它包括“新的民主”和新的外交。所以，周恩来面临的一项艰巨而又重要的任务就是：组建新中国的外交部，培养一支革命的外交队伍。周恩来认识到，旧中国饱尝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痛苦，国民党推行的“奴性外交”更是让广大中国人民深恶痛绝，也让中共不齿于为之，新中国外交绝不会走这条老路。而苏联的经验，尽管有用，也不可能完全适应新中国“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新中国的外交要奉行独立自主的革命原则，新中国外交队伍的建立要有鲜明的、崭新的自我特色。一切重新开始，一切都要“另起炉灶。”
但“另起炉灶”，谈何容易？何况周恩来总理又百事缠身，日理万机，党中央一边，国务院一边，再加上外交部这特别具体的一摊子，实在是太忙了。总理自己也感到需要找一个得力的助手来帮助他筹组外交部。这个人必须具备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必须遍交八方亲朋；还必须对新中国的外交有深入透彻的认识。
找谁呢？周恩来凭着他识人之深、相人之准，很自然地就找到了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的王炳南同志。这位才过不惑之年的同志，已经是外交战线上的老战士了。周总理就曾这样说：“炳南不仅是我的左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
1.周恩来说：“他是我的耳朵与嘴巴”
1908年元旦这天，王炳南出生于陕西省乾县好畸村一个普通农户的家中。光阴流逝，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反动政府丧权辱国的条约越签越多；各种激进的、革命的思潮纷纷传人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是给中国国民敲了一记灵魂上的警钟。少年王炳南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反动政府的丑恶行径刺激着他，民主自由的思想又鼓舞着他，这位血气方刚的少年义无反顾地投入了革命运动。1925年初，他在家乡三原中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第二年又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乾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开展抗粮抗税斗争。随后，他又去淳化一带从事建党工作。由于从事革命活动，王炳南为反动政府所不容，被迫离开家乡。1929年，由父亲的歃血之交、西北军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资助，王炳南出国留学，先赴日本而后转德国柏林大学就读。
在德国期间，王炳南公开的身分是专门攻读政治学的大学生，但他真正的工作，是组织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抗日小组。在柏林学习工作五年，王炳南除了出色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之外，还广交朋友，扩大影响。这些朋友遍及德国各城市，有科学家、革命家；有产业工人、司机和学生，著名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也是他的朋友。在柏林，王炳南还结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安娜·利泽。
1935年，二人在伦敦完婚后，这位金发碧眼的德国姑娘便跟随夫姓，改名王安娜。
1936年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王炳南回国，做争取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抗日的统战工作。王炳南不会料到，这次西安之行，他会亲身经历一场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西安事变。”
就在王炳南夫妇回到西安的当夜，甚至还未跨入西安大莲花池街王家宅院的院门，王炳南便被杨虎城将军请去，时隔数载，杨虎城将军太想见他了。这位地位显赫威震一方的将军，见到王炳南夫妇，特别高兴，出手更是阔绰，一掷千金。但王炳南却不利用与杨的关系沾他一文钱财，他婉言谢绝了将军的好意。这份廉洁和正直更使杨虎城将军对他抱有了明显的好感和敬重。
回西安不久，王炳南患了严重的咽喉炎，高烧不退。恰在这时，马海德医生和斯诺博士从美国来到西安。他们正在访问杨虎城，王炳南夫妇应邀出席作杨的翻译。王安娜即请马海德医生为王炳南诊治，从此，王炳南与他们两人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
由于王炳南生病，杨虎城将军执意让王炳南夫妇搬进他的官邸住下。于是，两人得以更多的时机促膝长谈，讨论政治问题。杨甚至委托王炳南为他物色人才，帮助他改造军队。在得知王炳南是共产党员后，杨虎城更是高兴。这位当时中国西北部最有权势的人对王炳南信赖有加，王炳南也因而成为杨虎城的“忘年之交”。
当杨虎城为躲避蒋介石“剿共”令的威逼，借故离开充满紧张气氛的西安，前往上海时，他也接二连三地给王炳南打电报，让其夫妇一同前去上海。在上海，经杜重选先生介绍，王炳南又与张学良将军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此后，王炳南便成了张、杨之间沟通意见、携手团结的牵线人，为推动西北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到止园找杨虎城密商应付时局的办法，因为蒋介石逼他们剿共，已使他们无路可走了。当时张、杨都有扣蒋的想法，但谁也不愿先说出此心。在谈到如何对付蒋介石时，张对杨说：
“王炳南不是在你这里吗？找他商量一下。”
“他这人思想激进，主张扣蒋。”杨不失时机地答道。
“这也不能不说是个解决的办法，看来只好如此了。”
至此，心照不宣的二人通过谈及王炳南，才彻底公开了自己的想法，并具体商谈了扣蒋的步骤。12月12日，张、杨二将军当机立断，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天早上，猛烈的敲门声把王炳南从睡梦中惊醒，原来，杨虎城的卫兵奉命来通知王炳南前去开会，以研究下一步的对策。
后来，情形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见蒋介石被困西安，便伺机轰炸西安，干掉蒋介石，意谋篡权，建立亲日的国民政府。这样一来，不仅不能扣蒋逼蒋，还要保蒋和蒋了。为了抗日大业计，中共方面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做张、杨二将军的工作，希望能和平促成与蒋介石的统一抗日。
由扣蒋到放蒋，这对杨虎城将军无异于一个巨大的转变，一切都脱离了事先计划的轨道。这时候，中共便派王炳南前去做工作。凭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一分执着，也凭着与杨将军相交多年的一分了解，王炳南说动了杨虎城。在周恩来、王炳南等人的努力和推动下，最后“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抗日统一战线也得以建立，对于“西安事变”期间王炳南所做的大量工作，毛泽东和朱德都曾亲笔致信，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抗日战争期间，王炳南主要是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国际宣传和外事工作。
那时，周恩来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党在国统区的工作。1938年，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共长江中央局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由王炳南具体负责，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周恩来提出国际宣传组的任务是：与在武汉的四十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的联系；同在武汉的外国机构建立联系；对国民党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也要尽可能参加接待；对外翻译毛主席的著作等。毛主席在抗战期间写的《论持久战》等著作最先就是由这个小组翻译介绍到国外的。
在王炳南的具体领导下，外事宣传小组的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在武汉，王炳南夫妇同艾黎、斯诺、史沫特莱等商定建立了全国工业合作社，计划在全国组织3万个工业合作社。1938年8月，“工合”总会在汉口正式成立，并迅速发展成为有着一定国际影响的社会团体。在周恩来指示下，王炳南等先后安排了白求恩大夫、印度医疗队去延安等事宜。
中共国际宣传小组的工作有声有色，使很多外国驻华人员同情革命，赞成抗日主张，乐意宣传中共的廉洁、民主，积极揭露国民党的种种弊端。对此，蒋介石大为光火，据说有一次他大发雷霆，认为国民党庞大的宣传机构远不如共产党的一个小组。他生气地写了张便条给国民党宣传部：“尔等既无天才，又不学习，以致在宣传工作中落后于共产党，奈何，奈何！”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在武汉的中共所有机关都相继迁到陪都重庆。翌年，叶剑英代表南方局宣布正式建立中共外事组，王炳南被指定为组长。他非常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打通各处关节，由于他和政治家、爱国将领、民主人士私交甚好，所以他可以不断地为公务繁忙的周恩来收集各种珍贵情报，同时也可以向各界人士介绍周恩来的立场。所以周恩来将王炳南比作他的“耳朵和嘴巴。”
这“耳朵和嘴巴”的作用可是不可小视的。1945年，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召回国，杜鲁门特派“二战”时期的美军名将马歇尔为特使来华。王炳南在美军总部得到马歇尔来华的确切时间后，及时通知了周恩来，并陪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赶到机场，先于宋子文在机场迎接了马歇尔将军。事实上，王炳南很早就与美国人打过交道。如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参赞范宣德、年轻外交官戴维斯和谢伟思兄弟等人，美国新闻处的麦克、菲谢、费正清、包瑞德上校等，都是他的好朋友。
王炳南与曾任美国远东战区总司令的史迪威将军也有着十分友好的关系。1944年，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最先打破国民党的封锁，访问并报道了延安状况。不久，罗斯福总统派华莱士副总统访华，在史迪威将军和王炳南的共同推动下，美国提出要派军事观察组到延安，蒋介石闻此建议，断然拒绝。后华莱士向蒋提出美国将会减少军援的警告，蒋才被迫同意了这个要求。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接待。
对于王炳南促成的这次联系，周恩来感到特别高兴，他在随即写给王炳南的一封信中说：“这一关打通了，以后当不难来往。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将更无限量发展。……”
2.重庆谈判时，他是毛泽东的秘书
重庆谈判时，历史再一次选择了当时年仅37岁的王炳南担当一个重要角色：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王炳南被委任为毛泽东的秘书，协助处理谈判期间的一切工作。
1945年8月18日，平素烟雾迷蒙的山城忽然阳光普照，晴空万里。下午三时半，毛泽东的座机在九龙坡机场降落。机舱门打开后，王炳南首先登上飞机，向毛主席报告迎接人的名单，引毛主席下飞机。毛主席雄健魁伟，神采豁朗，头戴盔式帽，身着灰布衣，一边缓缓走下飞机，一边潇洒地挥动着右臂含笑地向欢迎的人们致意。这是王炳南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
此后的数月里，王炳南一直陪在主席的身边，或访问名流或接待来访或如亲如友地共话家常，他更加切身地感受到了主席大开大阖的气度，幽默爽朗的性格。有一次，他陪毛主席去见陈立夫。他想，同陈立夫这种人能怎么谈呢？一见面，只见主席先以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剿共反共的错误政策，以至于引狼入室，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毛主席还说，共产党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最后只能学孙悟空大闹天空——“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瘟，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你们连弼马瘟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一席谈笑间，毛主席胸怀坦荡，词锋敏健，陈立夫则表示要为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还有一次，王炳南陪同毛主席去访问于右任，可是守门人说蒋介石正在于家作客。主席便提议去看住在同一大院“陶园”中的戴季陶。这位蒋介石的心腹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去看他，因而对于毛泽东的到来他有点局促不安，喏喏连声。当主席和王炳南从戴府出来欲往于府时，恰巧在小道上与蒋介石交臂相逢。蒋先发问：
“润之，你从哪里来呀？”
主席用手往戴府的方向一指，泰然而道：“我刚刚才见了戴季陶先生啊。”
这一举动使蒋介石略为一怔，他亦惊奇于毛泽东访戴。不过，他旋即佯笑道：“好，见见好，见见好。”
这次“狭路相逢”，毛泽东的从容、随意给王炳南留下了深刻印象。直面对手时，需要的正是这样一分冷静与气度。
不久之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至南京。作为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第二副书记兼发言人，王炳南亦随周恩来来到南京梅园，完成这次国共谈判的剩余工作。1947年3月，他从南京回到延安后，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之职，当时的主任是周恩来。
3.新中国外交部的创立
从“西安事变”到对外宣传小组，到重庆谈判，再到中央外事组，如此算来，王炳南也称得上是周恩来的老助手、老部下了。对于王炳南的经验、能力与信念，周恩来是了然于胸的，亦是赞誉有加的。现在，要创建一个新中国的外交部，周恩来于百忙中难以面面俱顾，于是，他说：“炳南，你来帮帮我吧。”
1949年9月30日，在新中国建立的前一天上午，周恩来兴奋地告诉大家：“从现在起，中央外事组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要开始办正式的外交了。同时，党中央已作了一个事实证明非常重要而正确的决定：新中外交官将不任用国民党的旧外交官，而要靠我们自己培养的新一代外交干部，从今以后要完全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代表中国人民办外交。这叫‘另起炉灶’。”
周恩来还告诉王炳南说：“明天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将发表一个公告，典礼结束后，要将主席的公告和我的随附公函立即送发留驻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外国使馆或领事馆。你们赶紧着手准备，把公告和信件打印好。这将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是通过使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王炳南会心地点了点头，他知道，在这项公告中，新中国将宣布所有外国政府的外交和领事团体（社会主义国家除外）在新中国都不再拥有外交地位，它们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承认新中国政府。而且，只有与台湾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它们才能与新中国建交。这项被喻作“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是对新中国主权完整的坚决维护。
原则确立了，现在需要的是建立行政和人事机构。周恩来和王炳南商量后，决定从各野战军、各地区及中央各部调集干部。这些人中，有的是以前的统战人员、新闻记者，尚有些外交经验；有的则是行伍出身的军官，刚脱下军装，就要让他去国外当大使，连怎么递交国书也没见过呀，这样的困难确实不容忽视。不过，周恩来对此是很达观的：“没关系，可以从头学嘛。”
1949年12月初，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一批奉调行将出使国外、前来外交部报到的高级将领。大家落座后，毛主席说：“你们都是打仗的。同蒋介了了十几年，你们没有逃跑，现在派你们出国工作，你们也不会跑掉。新中国也要办外交了，但是不能搞国民党那一套。我们要另起炉灶，要完全靠自己，靠你们去实践，在实践中培养新一代的外交队伍。”
周总理接着说：“请你们这些打过仗的同志来，是因为外交同军事一样，军事打的是武仗，外交打的是‘文仗’。外交工作，授权有限，不要冒失，不要轻敌，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无组织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吃亏打败仗。要好好学习人家的语言，既显得尊重人家，也便于工作。要注意学习驻在国的长处，天涯处处有芳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生存下来，一定有很多优点。”
总理这番话令在场的所有人，包括王炳南在内都深觉受益匪浅。主席走后，大家便开始询问给自己安排的任务，总理说：“不要着急嘛，等忙过这一阵，会给你们安排的。”望着这群积极、热情的战友兼同事，当时已是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王炳南禁不住朗声说道：“从此，咱们又是同一条船上的哥儿们了。”
不久之后，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鲁登科要向毛主席递交国书。周总理以外长身份也要参加，他让王炳南通知这批将领，让他们到中南海怀仁堂“现场观摩”。
这几位未来的大使同志在隐蔽处目睹鲁登科到达后，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和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引导他进见主席。主席和大使并排立正听完乐队演奏两国国歌，一齐检阅仪仗队，然后步入勤政殿由大使向主席递交国书并致颂词，主席致答词。礼毕，大使向主席——介绍大使馆的其他外交官。主席陪他们步入会客室饮茶交谈。双方交谈都通过翻译进行，全过程一个多小时。
外宾走后，周恩来、王炳南问及了这批“准”大使们的感受。大家都说：“不难，可以学会的，没问题。”周恩来又叮嘱道：“递交国书的仪式，各国有不同的做法，君主国家的仪式复杂一些，当前的趋势是越来越简单化。你们赴任以后，要向驻在国外交部了解递交国书的程序，要尊重人家的安排，客随主便，入乡随俗嘛。”“准”大使们一一点头称是。
通过这种明学暗察的办法，他们一步步地熟悉了外交活动的程序和礼仪。几年下来，这批驻外大使以出色的工作回报了总理的指导，完成了新中国外交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对于这支由总理亲自带起来的外交队伍，王炳南充满了信心。
总理很赏识王炳南的工作能力，同时对他的要求更加严格。从总理的言谈行事中，王炳南学到了很多珍贵的东西，他视与总理共事的时光为自己学习最多、提高最快的阶段。事实也证明，他在此后的外交工作中，展现了出众的才华，新中国开启国门的功臣名册上，又多了一个光辉的名字：王炳南。
1950年10月，外交部各部门和高级人员已大致定局。行走在古旧的外交部大楼中，王炳南感到异常爽快、舒畅——在这里工作的一整列外交队伍，一个旧式外交官也没有。他打开办公桌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份外交部司长、大使以上干部的名册，眼光掠过一个个他所熟悉的名字：王稼祥、章汉夫、黄华、龚澎、韩念龙、乔冠华、伍修权……“强将之下无弱兵”，这支在周总理带领和培养下的外交大军忠诚、热忱、淳朴、干练，新中国的外交交到他们手中，党和国家放心，全中国人民安心，而这支队伍本身呢，更是对人民外交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充满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