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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中美关系的历史关头
1.司徒雷登的心事
1949年4月23日，一队队身穿黄卡其布军服、头戴红五星圆帽的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出现在南京城里外国使馆区的大街上。各国使馆紧闭的大门后面，一双双眼睛警惕不安地注视着这支陌生的军队。
中国共产党军队攻占首都南京的消息随着电波迅速地传向全国、传遍全世界……
华盛顿。美国国务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像炸了锅，记者们连珠炮似地问道：
“美国会对中国的局势进行干预吗？”
“美国将继续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吗？”
“美国是否打算与共产党政权进行官方的接触？”
“美国会撤走在南京的外交人员吗？”
一封封加急电文从国务院飞往太平洋彼岸……
坐落在南京市上海路与汉口路交界处的美国大使馆也因解放军的人城掀起一阵不小的波澜，但很快就平静下来，因为使馆的人们发现，大使先生像往常一样，按时从官邸来到大使馆办公，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司徒雷登那高高的身材在临街的窗前伫立着，与他的实际年龄相比略显年轻的脸上透出基督徒式的安详和肃穆。窗外，被绵绵春雨打湿的街道上只有一些巡逻的解放军士兵，远处，隐约传来嘈杂的人声。南京城正在恢复她往常的模样。看着这一切，司徒雷登感到心底涌起一股股异样的滋味，时而似失落，时而似莫名的亢奋。这就是中国，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从作为一个传教士再度来到中国，到创办燕京大学，再到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一生的事业都和这个国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可结果竟是这样……
“不！”司徒雷登在心里轻轻地喊了一声。想到这里，一些令司徒雷登兴奋的念头跳进他的脑海中：……国务卿……艾奇逊……密电……中共领导人……接触……
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司徒雷登转过身，对着正蹲在火盆边烧文件的一位中年人问道：“傅，你认为周恩来能得知我们的意见和要求吗？”
傅泾波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长得略胖，白晰的脸上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颇有几分学者风度。司徒雷登许多不便公开的事务都由他去经办。
听见司徒雷登的话，傅泾波将手中剩下的几份文件放人火盆中，一边站起身，一边回答道：“我在香港的时候，给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写了几封信，他们应该能收到。嗯——另外，陈铭枢等一些民主派人士不久要赴北平参加中共政权，我看我们也可以通过他们向中共领导人传达我们的信息。”
司徒雷登显得有点不放心：“像陈铭枢这样的人未必有机会向中共最高领袖当面表达意见……”
“周恩来一贯礼贤下士，而且，据说中共主席毛泽东也为人和蔼——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位教书先生。”傅泾波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揶揄似地说。
司徒雷登点点头。傅泾波的解释毕竟给他增添了几分信心。
2.毛泽东：“我们再也不会上当吃亏了”
夜幕中，一辆紫红色的科力司牌轿车驶入香山东门。
熟悉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乘坐的汽车。自国共和平谈判开始以来，周恩来每天的工作日程几乎都是这样，白天到北平城内去办公，直到晚上才回香山的中共中央总部驻地。
周恩来下了车，立即又钻进停在旁边的一辆吉普车里——小汽车是上不了山的。吉普车缓缓地沿着崎岖不平的山道爬了一会儿坡，来到一个院子门前停下。
这个院子就是毛泽东的住所——双清别墅。周恩来回到香山，一般都先到这里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院子北面有一排灰白色的房子，中间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屋。红漆木板地面，东边墙角处放着一张办公桌，四周靠墙摆放着长沙发和木制的圈椅。这间屋子是毛泽东办公的地方，兼作会议室和会客厅。
周恩来走进屋里，发现毛泽东已在等着他了，便笑道：“主席已经听到好消息了吧。”
“嗯”毛泽东笑着，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张电文纸，微微地眯缝着眼念道：“英勇的人民解放军21日已有大约30万人渡过长江……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获港、鲁港、诸城进击中。”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解放军渡江作战的电讯文稿。
毛泽东抬起头，高兴地说：“蒋介石想拖延时间，重整军队，卷土重来。他认为我们好欺骗。可不知道我们也需要这段时间调动军队，造船修船呢。他在那边修防线，我们在这边架大炮，谁也没闲着。结果呢，他只落得个拖延时间破坏和平协定的罪名，什么便宜也没沾上。我们利用夜色，利用炮火掩护，一下子就过去30万军队！”
屋里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
周恩来仰靠在沙发上，习惯地用右手拍着扶手，说：“据浦口我军报告，电讯局要通了南京电讯局的电话，那边说：‘他们都跑光了，我们等着你们来接收。’国民党的抵抗比我们预想的要弱得多，接收南京的工作看来宜早不宜迟。”
毛泽东点点头：“一俟南京解放，即可电告总前委，指示邓小平、陈毅二同志率华东局机关人南京城主持一切，刘伯承率领之军管会及市政府机关亦早去南京。”
“南京一旦解放，外交问题就突出起来了。”周恩来接着毛泽东的话说道，“各国大使馆仍然留在南京，要看看中共的动向如何。据说李宗仁在一次邀请美、英、法大使参加的茶会上，呼吁美、英、法三国对国民政府的灾难不应袖手旁观。但是三位大使反应很冷淡。他们是准备与我们接触的。司徒雷登一直在到处找我们拉关系，还让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从香港写信给我和小超，要求与我们接触。”
“美国人这是两面做法。我们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我们不承认。他们不甘心，决不会很快改变敌视我们的政策。但是他们在中国有经济上的利益，有生意要做，还有许多侨民在中国，所以想和我们建立关系。我们的立场是民族独立，平等相待，在政治上不排外，在军事上不挑衅。反正各国大使馆在那里，我们既不断绝，也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如果急于要求承认就会陷于被动。我们虽未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但对侨民还是保护的。生意也可以做，只要是两利就可以做，能平等待我们就行。”
周恩来静静地听毛泽东说，不时俯身作一些记录。
“我们和美国文仗武仗都打过。”毛泽东做了一个坚定的手势，继续说道，“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你硬一点，他就软一点，你软一点，他就骑到你的头上。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就是要使他明白这一点。对于司徒雷登，我们不承认他是大使，但可以和他进行非正式的接触，摸清美国的意图。我们和美国打过交道，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一次是马歇尔时期，没有经验，上了当。有了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上当吃亏了。”
3.“黄华，你去南京吧”
黄华怀着激动的心情跨进了中南海新华门。
这是多么熟悉的地方啊！不过20年，黄华三进北平，在古都经历了这个国家最为深刻的历史变迁。
1932年，王汝梅，一个血气方刚的河北青年背着行囊、满怀着求知的渴望跨进位于北平西北部的燕京大学。那是一个民族灾难不断加深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热河，又把侵略的矛头对准平、津以及整个华北。国难当头，热血沸腾的王汝梅和千千万万的爱国学生毅然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高校学生在新华门前的示威游行揭开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的序幕。
就在这一时期，王汝梅选择了自己的事业和人生目标。1936年夏天，王汝梅从燕大毕业后即奔赴当时革命的圣地——延安，此前，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黄华。
第二次是在1946年。已经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科长的黄华重返阔别十年的北平，这一次，他是作为北平军调部中共方面新闻处处长来的，同时任中共代表叶剑英的秘书。那是去参加一场在“狼窝”里进行的战斗。在周围，除了有顽固的国民党内战派和假“调停”之名行支持国民党消灭共产党之实的美国人，还有许多被谣言所蒙蔽蛊惑的中外记者。作为中共方面发言人，黄华表现得冷静、不卑不亢，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击破了国民党内战派们一个个谎言和反动宣传。11月，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叶剑英在中南海“华北剿总”门前对“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说：“我们还会回来的。我们下一次将作为北平的主人而来！”（1949年1月，北平解放，叶剑英任第一任市长）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总部从西柏坡移驻北平香山。中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在挑选团中央干部时，看准了年轻而又经验老道的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
青年团中央委员黄华上任没几天，来了一个电话，说周恩来要见他，叫他去中南海勤政殿。
从延安时期起，中央外事组组长周恩来就一直是黄华的老上级，如今，任弼时把黄华从外事组要了出来，周恩来找他会有什么事呢？
“黄华，你去南京吧。”
周恩来一见黄华就开门见山地说。
黄华摸了摸亮亮的前额，脑袋里一时没拐过弯来。他发现周恩来显得容光焕发，但说话中仍带着庄重、严肃的口气。
“南京刚刚解放。你去南京主持外事处的工作，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没有走，想和我们建立联系。你去南京，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向他阐明我们的立场。”
对于从事外事工作多年的黄华来说，这是一项充满吸引力的新任务。黄华兴奋地搓搓手，回答道：“我这里没有什么问题，服从组织分配。可是，任弼时同志已经把我调到团中央工作了，恐怕一时走不了。”
“哦……”周恩来略一思考，接着说，“凡事都有轻重缓急，团那边的工作尽可以让别的同志去干嘛。你在天津工作过，有经验；你和司徒雷登又有一层师生关系，还是你去南京合适。我马上就去玉泉山从弼时同志那里把你要过来。”
第二天，周恩来又把黄华叫到他在勤政殿的办公室。
“弼时同志已同意放人，你25日随南下工作队去南京。”
黄华眼中闪着光，高兴地冲周恩来点点头。
“大的方针你大概都知道，这里再强调一下。”周恩来说道，“对驻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着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或公使的表示，但对各国大使馆及其中人员的安全，则应负责保护，不加侮辱。”
黄华问：“和司徒雷登接触应具体采取什么形式？”
“我们和美国没有正式关系，当然不承认他是大使，我们不主动要求接触，等他提出，我们同意——要声明这是私人的、非正式的接触。司徒雷登这个人有两重性，与他政府的意图不符合，他说坏话无关紧要，说好话我们就要考虑。不过，他到底是美帝的代言人，不管他的话如何善意，仍要看它的本质。”
谈话结束时，周恩来问黄华25日动身是否来得及，黄华表示行李都还在天津外事处，恐怕要先回趟天津。
“我看不用专门跑一趟了。你和工作队按原定时间出发，到天津时利用停车时间回外事处取行李，应该来得及。”
这是周恩来的一贯作风，为下级考虑得细致又周到。
“另外，外交工作要多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处理一切有关涉外事件必须事先请示报告，不得擅自行动。”
4.师生情谊与国家利益
黄华刚到南京，外事处的同志就告诉他，4月25日有几名解放军战士私自闯入司徒雷登的住处。
“胡闹！”黄华听了有点恼火，他知道，在当前这个节骨眼上，一点点的不当举措都有可能授人以柄，成为美国扩大事端，进行干涉的理由。
“司徒雷登有什么反应？”黄华忙问道。
来人回答说，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情绪比较激烈，说是侵犯了外交豁免权。一些外国使节很不安。但司徒雷登反应温和。
黄华松了口气，又问：“部队进城前有宣布外事纪律和注意事项吧？”
“有是有，”来人有点无奈地说，“可是仍有部分干部战士没想通……”
是啊，我们的战士淳朴、耿直、嫉恶如仇，三年来，他们的许多战友、亲人都倒在美国制造的飞机枪炮之下；谁都知道，这是一场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的内战。就在他们要打赢这场战争的时候，却被要求不得随便动美国人——这可是中国革命的最大敌人啊——反而要“保护”这些人，这么大的反差，他们一时难以接受。
三年内战，在中、美两国之间筑起一堵无形的墙。
黄华感到肩头的担子沉重。
在墙那一边的人却因黄华的到任感到欢欣鼓舞。
1949年5月6日，司徒雷登采取了主动行动。傅泾波打电话到外事处，要求拜会中共方面的外事负责人。黄华按照周恩来事先的吩咐，立即同意第一天上午9时30分在外事处办公室接见傅泾波。
心照不宣的默契！在中美关系这个微妙的关头，双方都以期待的眼光注视着原来的对手，虽然谁也不确定将会发生什么，但谁都希望对方做出点什么。
所以，当傅泾波被引进黄华的办公室的时候，房间里的气氛并未显得拘谨和紧张。
“司徒先生得悉您出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后非常高兴，希望这是中共方面同意与美方接触的表示。”傅泾波这席话既算寒暄，又是一种试探。
“但是，司徒雷登这两年多来的言行不得不使我们怀疑他的诚意。”黄华丝毫没有放松口吻。
傅泾波微微地耸耸肩膀：“一年来，司徒先生和美国方面渐渐了解了过去对国民党认识错误。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您大概了解，司徒先生在国外被任命为大使，对外交不内行，对国务院不熟悉，马歇尔又被国民党包围，才铸成调停失败的错误。这不能过分责备司徒先生本人。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他去广州，但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共方面接触，这点已获艾奇逊国务卿的同意。”
“我们已注意到这一点。不过——”黄华依旧摇摇头说，“美国应该拿出具体行动来表明他的诚意。”
傅泾波说：“中美商约可以修改。司徒先生非常盼望与您会见，他希望继续留在这个位置上，因为现在是美对华政策改变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这一转变，较换个新人好些。”
这是美方的一个重要表态。黄华的心里这么想，脸上却不露声色。
“会见一事，我们考虑后再给予答复。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政策造成中国人民重大损失，创痛极深。美国现在尚未放下屠刀，怎么能期望中国人民恢复好感？空言无补实际，需要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
傅泾波走后，黄华立刻赶往南京市委汇报会见的情况。
5月10日，一封由市委转发的中共中央复电被送到了黄华手中：
（一）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的意向为目的。
（二）见面时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
（三）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出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它“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
（四）与司徒雷登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
（六）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七）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的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5.“今吾与司徒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黄华电话通知傅泾波，让他转告：他将于13日上午8时许以私人身份到司徒雷登的寓所拜会他。这时，他接到南京市委的指示，我军定于12日夜发起解放上海战役，但近期来美国不断增兵青岛，必须将美国军事干涉中国的可能性考虑在内，与司徒雷登会见时应首先要美军撤出青岛，以观察美方的反应。
司徒雷登在他的住所接待了黄华——他昔日的学生，今天的谈判对手。30年前，他创办燕京大学时绝没想到，这所美国教会大学替共产党中国的外交部培养了一个“方面军”：黄华、杨刚、龚普生、龚澎、柯华、凌青、周南、韩叙、包永清、齐宗华、吴青、杨公素……
寒暄过后，黄华问司徒雷登解放军进入他住宅的情况。
“只有几个年轻士兵进来，我见到他们，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看一看，态度还好。就这些。”司徒雷登笑笑，轻描淡写地说。
黄华正色说：“我们已经宣布，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检查。在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但作为外侨，解放军自将保护其安全，请你放心。”
司徒雷登说道：“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愿同未来的中国新政府建立新关系。我已向国务院建议，将上海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粮食棉花等物质待上海战斗结束后移交中共方面，以支援上海恢复生产。”
“粮食、棉花这些物质中共方面还不能接受。”黄华回答，“美国既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将驻在青岛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其他一切问题才能谈得上。”
司徒雷登答应就此事转告有关方面。
上海战役在激烈地进行，中美之间的接触也在继续。5月21日，美国舰队驶离青岛；5月27日，上海解放，停泊在吴淞口的美国舰队即撤至公海。傅泾波向黄华保证：“你们打到别的地方，美国舰队也即自该处撤走。”
6月6日，黄华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到外事处进行第二次会晤。
司徒雷登首先提出，他将于7月赴上海，随后回屆述职。
“按目前的规定，您完全可以按侨民身份到外事处申请，没有任何障碍。”黄华说道。司徒雷登点头称谢，又说：“美方对上次所谈军事问题字字负责。现在美国舰队的中心已不在中国。”
黄华指出，台湾附近仍有美舰。司徒雷登则辩称，开罗会议允许台湾交中国托管，待对日和约签订后归还中国，但对日和会因美苏误解，何时召开无法肯定，故法律上台湾尚非中国所有。
黄华回敬道：“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被日本侵占后，中国人民从未承认，从未停止过斗争。台湾现已归还中国，不容国民党政府出卖或外国政府借口和约另生枝节。美国如愿意恢复中国人民对他的好感，打开两方外交关系，就必须先撤退一切在华武装力量，停止援助及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放弃一切有损中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
“各国使节留在南京，这就表示了对国民党的态度。国民党政府将来再由广州他迁，美国代表肯定不拟随往。”
司徒雷登说得很慢，一边观察着黄华的反应。
“国、共两党现在各占一部分地区，美国对许多地区的情况很不了解，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如果过去对美国有所谓干涉内政的评论，今天美国更宜慎重从事，不能表明拥护或反对哪一方面；所以采取被动态度，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而这个政府也证明了愿意并有力量担负其国际义务时，问题自然解决。现在运来的美援，是国会去年通过而未运的，所余无几，今后再无援助。”
“我个人看来，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于打下广州后召开，联合政府将由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产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已表明，中共方面反对任何美援，说明了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从责任上讲，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停止援助蒋介石，以表明美国放弃已经失败的干涉政策。现在美国仍支持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建立外交关系无从谈起。”
“我可以转达你们的意思，”司徒雷登带着无可奈何的口气说，“这里并不能决定什么。我的任务只让我想到燕京大学的校训4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中国人民的真理就是独立、自主！”黄华毫不相让。
司徒雷登点头表示赞同，换了一副口气说：“可是在美国看来，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问题，是关系世界和平的问题。希望我的努力能使美中关系完善地解决。如果有第三国出面协助，对这个问题也许更有好处。”
傅泾波插话道：“美中关系获得解决，可以成为改善中美苏关系的跳板。”
黄华摇摇头，敏锐地答道：“双边关系是双方的问题，中美关系问题不需要第三者参加。”
“我们都应该实际一点，”司徒雷登见试探没有成功，立刻换了个话题，“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消极的，更积极的办法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和经济援助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我个人希望当局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新政府。”
“我们一贯主张，本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中国政府人员问题纯属内政，不会允许外人干涉。”
傅泾波又插问，中国究竟是先工业化还是先共产化。
“你这个提法不对，”黄华轻蔑地笑了笑，“中国人民今天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这也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不容外人干涉。”
黄华将司徒雷登送到门口，与他握手告别。
“中国有句古话，‘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与司徒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我们的政策是明朗的，美国应自己作出选择。”
6.别了！司徒雷登
过了两天，傅泾波来找黄华。
“司徒先生认为美面现在很难对中美关系作出正式表示，需他返美后再努力，但这需要知道中共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司徒先生想知道您与周恩来先生有无联络，能否向他转达意见。”
黄华说，什么话都可以谈，叫傅泾波不必顾虑。他预感傅泾波要提出些重要的问题。
“司徒先生近日接到副国务卿韦勃来电，看有无可能在他返回美国之前赴北平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获知中共最高层的意见，返美活动将更有力量。司徒先生希望您代为向周恩来先生转达。”“司徒雷登具体要谈什么内容？”黄华敏捷地问道。
“今年华北旱灾，粮食、棉花供应将有困难，司徒先生希望经济合作总署的物资能运回中国。他认为，大批借款、贸易对中国工业化会有帮助。”
黄华一边听傅泾波说，一边在急剧地思考，一个个念头在他脑海中闪过。这是美方一个大胆、积极的建议，如果司徒雷登得以成行，无疑是一种对我们有利的政治姿态。美国是西方国家不承认新中国的“共同阵线”的带头人，它态度的松动将带来西方国家的共同反应。
事关重大，黄华决定立即向中央请示。傅泾波说完后，黄华委婉地答复道：“美国对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没有正式表示，我个人认为他去北平的要求不会得到答应，况且，现在交通尚未恢复，旅途未必方便……”
1949年6月是一个关键的月份，3年来，中国和美国第一次靠得这么近。然而，她们会彼此握手吗？
27日，傅泾波来到外事处，将一封英文信递给黄华：“司徒先生不知这是何用意，希望您去电北平问明意见。”
信是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写给司徒雷登的，大意是告诉司徒雷登，他已会见过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司徒雷登如要求来北平访问燕京大学，可望获得同意。
黄华看了看信上的日期，是6月16日。他把信交还给傅泾波，答应将向周恩来请示。
28日，黄华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中共中央接到8日黄华的汇报，认为可以对美方的试探做出更积极的响应，同意司徒雷登以私人身份回燕京大学过生日。周恩来指示黄华转告司徒雷登，他希望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会晤一事亦有可能。
一切进展顺利，眼看水到渠成。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美国人退却了。
7月2日，傅泾波又来到外事处——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
黄华在等着他答复美方的决定。
傅泾波把眼镜向上扶了扶，慢腾腾地说：“艾奇逊国务卿昨天来电令司徒先生须在7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国务卿认为，国会内部派别复杂，决定司徒先生现在不去北平，以免引起非议，回国短暂停留后即返回中国，届时可以去北平。”
屋子里寂静了几秒钟。对这个答复，黄华感到有点意外，他清清嗓子，冷冷地回答：“北平是根据司徒雷登之请而同意他去访问燕京大学的，去与不去由他自己决定。”
“司徒先生想知道他返美后如何与中共方面保持联络。”
“现在还考虑不到联络的需要。”
8月2日，一架美国军用C一47型运输机从南京机场缓缓起飞向东飞去。司徒雷登透过机窗看见陆地显得越来越灰暗，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终于，他眼前只剩下一片湛蓝色的海洋。司徒雷登的后面，一扇大门徐徐关上……
1949年4月23日，一队队身穿黄卡其布军服、头戴红五星圆帽的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出现在南京城里外国使馆区的大街上。各国使馆紧闭的大门后面，一双双眼睛警惕不安地注视着这支陌生的军队。
中国共产党军队攻占首都南京的消息随着电波迅速地传向全国、传遍全世界……
华盛顿。美国国务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像炸了锅，记者们连珠炮似地问道：
“美国会对中国的局势进行干预吗？”
“美国将继续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吗？”
“美国是否打算与共产党政权进行官方的接触？”
“美国会撤走在南京的外交人员吗？”
一封封加急电文从国务院飞往太平洋彼岸……
坐落在南京市上海路与汉口路交界处的美国大使馆也因解放军的人城掀起一阵不小的波澜，但很快就平静下来，因为使馆的人们发现，大使先生像往常一样，按时从官邸来到大使馆办公，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司徒雷登那高高的身材在临街的窗前伫立着，与他的实际年龄相比略显年轻的脸上透出基督徒式的安详和肃穆。窗外，被绵绵春雨打湿的街道上只有一些巡逻的解放军士兵，远处，隐约传来嘈杂的人声。南京城正在恢复她往常的模样。看着这一切，司徒雷登感到心底涌起一股股异样的滋味，时而似失落，时而似莫名的亢奋。这就是中国，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从作为一个传教士再度来到中国，到创办燕京大学，再到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一生的事业都和这个国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可结果竟是这样……
“不！”司徒雷登在心里轻轻地喊了一声。想到这里，一些令司徒雷登兴奋的念头跳进他的脑海中：……国务卿……艾奇逊……密电……中共领导人……接触……
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司徒雷登转过身，对着正蹲在火盆边烧文件的一位中年人问道：“傅，你认为周恩来能得知我们的意见和要求吗？”
傅泾波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长得略胖，白晰的脸上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颇有几分学者风度。司徒雷登许多不便公开的事务都由他去经办。
听见司徒雷登的话，傅泾波将手中剩下的几份文件放人火盆中，一边站起身，一边回答道：“我在香港的时候，给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写了几封信，他们应该能收到。嗯——另外，陈铭枢等一些民主派人士不久要赴北平参加中共政权，我看我们也可以通过他们向中共领导人传达我们的信息。”
司徒雷登显得有点不放心：“像陈铭枢这样的人未必有机会向中共最高领袖当面表达意见……”
“周恩来一贯礼贤下士，而且，据说中共主席毛泽东也为人和蔼——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位教书先生。”傅泾波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揶揄似地说。
司徒雷登点点头。傅泾波的解释毕竟给他增添了几分信心。
2.毛泽东：“我们再也不会上当吃亏了”
夜幕中，一辆紫红色的科力司牌轿车驶入香山东门。
熟悉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乘坐的汽车。自国共和平谈判开始以来，周恩来每天的工作日程几乎都是这样，白天到北平城内去办公，直到晚上才回香山的中共中央总部驻地。
周恩来下了车，立即又钻进停在旁边的一辆吉普车里——小汽车是上不了山的。吉普车缓缓地沿着崎岖不平的山道爬了一会儿坡，来到一个院子门前停下。
这个院子就是毛泽东的住所——双清别墅。周恩来回到香山，一般都先到这里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院子北面有一排灰白色的房子，中间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屋。红漆木板地面，东边墙角处放着一张办公桌，四周靠墙摆放着长沙发和木制的圈椅。这间屋子是毛泽东办公的地方，兼作会议室和会客厅。
周恩来走进屋里，发现毛泽东已在等着他了，便笑道：“主席已经听到好消息了吧。”
“嗯”毛泽东笑着，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张电文纸，微微地眯缝着眼念道：“英勇的人民解放军21日已有大约30万人渡过长江……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获港、鲁港、诸城进击中。”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解放军渡江作战的电讯文稿。
毛泽东抬起头，高兴地说：“蒋介石想拖延时间，重整军队，卷土重来。他认为我们好欺骗。可不知道我们也需要这段时间调动军队，造船修船呢。他在那边修防线，我们在这边架大炮，谁也没闲着。结果呢，他只落得个拖延时间破坏和平协定的罪名，什么便宜也没沾上。我们利用夜色，利用炮火掩护，一下子就过去30万军队！”
屋里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
周恩来仰靠在沙发上，习惯地用右手拍着扶手，说：“据浦口我军报告，电讯局要通了南京电讯局的电话，那边说：‘他们都跑光了，我们等着你们来接收。’国民党的抵抗比我们预想的要弱得多，接收南京的工作看来宜早不宜迟。”
毛泽东点点头：“一俟南京解放，即可电告总前委，指示邓小平、陈毅二同志率华东局机关人南京城主持一切，刘伯承率领之军管会及市政府机关亦早去南京。”
“南京一旦解放，外交问题就突出起来了。”周恩来接着毛泽东的话说道，“各国大使馆仍然留在南京，要看看中共的动向如何。据说李宗仁在一次邀请美、英、法大使参加的茶会上，呼吁美、英、法三国对国民政府的灾难不应袖手旁观。但是三位大使反应很冷淡。他们是准备与我们接触的。司徒雷登一直在到处找我们拉关系，还让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从香港写信给我和小超，要求与我们接触。”
“美国人这是两面做法。我们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我们不承认。他们不甘心，决不会很快改变敌视我们的政策。但是他们在中国有经济上的利益，有生意要做，还有许多侨民在中国，所以想和我们建立关系。我们的立场是民族独立，平等相待，在政治上不排外，在军事上不挑衅。反正各国大使馆在那里，我们既不断绝，也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如果急于要求承认就会陷于被动。我们虽未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但对侨民还是保护的。生意也可以做，只要是两利就可以做，能平等待我们就行。”
周恩来静静地听毛泽东说，不时俯身作一些记录。
“我们和美国文仗武仗都打过。”毛泽东做了一个坚定的手势，继续说道，“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你硬一点，他就软一点，你软一点，他就骑到你的头上。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就是要使他明白这一点。对于司徒雷登，我们不承认他是大使，但可以和他进行非正式的接触，摸清美国的意图。我们和美国打过交道，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一次是马歇尔时期，没有经验，上了当。有了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上当吃亏了。”
3.“黄华，你去南京吧”
黄华怀着激动的心情跨进了中南海新华门。
这是多么熟悉的地方啊！不过20年，黄华三进北平，在古都经历了这个国家最为深刻的历史变迁。
1932年，王汝梅，一个血气方刚的河北青年背着行囊、满怀着求知的渴望跨进位于北平西北部的燕京大学。那是一个民族灾难不断加深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热河，又把侵略的矛头对准平、津以及整个华北。国难当头，热血沸腾的王汝梅和千千万万的爱国学生毅然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高校学生在新华门前的示威游行揭开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的序幕。
就在这一时期，王汝梅选择了自己的事业和人生目标。1936年夏天，王汝梅从燕大毕业后即奔赴当时革命的圣地——延安，此前，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黄华。
第二次是在1946年。已经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科长的黄华重返阔别十年的北平，这一次，他是作为北平军调部中共方面新闻处处长来的，同时任中共代表叶剑英的秘书。那是去参加一场在“狼窝”里进行的战斗。在周围，除了有顽固的国民党内战派和假“调停”之名行支持国民党消灭共产党之实的美国人，还有许多被谣言所蒙蔽蛊惑的中外记者。作为中共方面发言人，黄华表现得冷静、不卑不亢，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击破了国民党内战派们一个个谎言和反动宣传。11月，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叶剑英在中南海“华北剿总”门前对“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说：“我们还会回来的。我们下一次将作为北平的主人而来！”（1949年1月，北平解放，叶剑英任第一任市长）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总部从西柏坡移驻北平香山。中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在挑选团中央干部时，看准了年轻而又经验老道的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
青年团中央委员黄华上任没几天，来了一个电话，说周恩来要见他，叫他去中南海勤政殿。
从延安时期起，中央外事组组长周恩来就一直是黄华的老上级，如今，任弼时把黄华从外事组要了出来，周恩来找他会有什么事呢？
“黄华，你去南京吧。”
周恩来一见黄华就开门见山地说。
黄华摸了摸亮亮的前额，脑袋里一时没拐过弯来。他发现周恩来显得容光焕发，但说话中仍带着庄重、严肃的口气。
“南京刚刚解放。你去南京主持外事处的工作，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没有走，想和我们建立联系。你去南京，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向他阐明我们的立场。”
对于从事外事工作多年的黄华来说，这是一项充满吸引力的新任务。黄华兴奋地搓搓手，回答道：“我这里没有什么问题，服从组织分配。可是，任弼时同志已经把我调到团中央工作了，恐怕一时走不了。”
“哦……”周恩来略一思考，接着说，“凡事都有轻重缓急，团那边的工作尽可以让别的同志去干嘛。你在天津工作过，有经验；你和司徒雷登又有一层师生关系，还是你去南京合适。我马上就去玉泉山从弼时同志那里把你要过来。”
第二天，周恩来又把黄华叫到他在勤政殿的办公室。
“弼时同志已同意放人，你25日随南下工作队去南京。”
黄华眼中闪着光，高兴地冲周恩来点点头。
“大的方针你大概都知道，这里再强调一下。”周恩来说道，“对驻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着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或公使的表示，但对各国大使馆及其中人员的安全，则应负责保护，不加侮辱。”
黄华问：“和司徒雷登接触应具体采取什么形式？”
“我们和美国没有正式关系，当然不承认他是大使，我们不主动要求接触，等他提出，我们同意——要声明这是私人的、非正式的接触。司徒雷登这个人有两重性，与他政府的意图不符合，他说坏话无关紧要，说好话我们就要考虑。不过，他到底是美帝的代言人，不管他的话如何善意，仍要看它的本质。”
谈话结束时，周恩来问黄华25日动身是否来得及，黄华表示行李都还在天津外事处，恐怕要先回趟天津。
“我看不用专门跑一趟了。你和工作队按原定时间出发，到天津时利用停车时间回外事处取行李，应该来得及。”
这是周恩来的一贯作风，为下级考虑得细致又周到。
“另外，外交工作要多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处理一切有关涉外事件必须事先请示报告，不得擅自行动。”
4.师生情谊与国家利益
黄华刚到南京，外事处的同志就告诉他，4月25日有几名解放军战士私自闯入司徒雷登的住处。
“胡闹！”黄华听了有点恼火，他知道，在当前这个节骨眼上，一点点的不当举措都有可能授人以柄，成为美国扩大事端，进行干涉的理由。
“司徒雷登有什么反应？”黄华忙问道。
来人回答说，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情绪比较激烈，说是侵犯了外交豁免权。一些外国使节很不安。但司徒雷登反应温和。
黄华松了口气，又问：“部队进城前有宣布外事纪律和注意事项吧？”
“有是有，”来人有点无奈地说，“可是仍有部分干部战士没想通……”
是啊，我们的战士淳朴、耿直、嫉恶如仇，三年来，他们的许多战友、亲人都倒在美国制造的飞机枪炮之下；谁都知道，这是一场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的内战。就在他们要打赢这场战争的时候，却被要求不得随便动美国人——这可是中国革命的最大敌人啊——反而要“保护”这些人，这么大的反差，他们一时难以接受。
三年内战，在中、美两国之间筑起一堵无形的墙。
黄华感到肩头的担子沉重。
在墙那一边的人却因黄华的到任感到欢欣鼓舞。
1949年5月6日，司徒雷登采取了主动行动。傅泾波打电话到外事处，要求拜会中共方面的外事负责人。黄华按照周恩来事先的吩咐，立即同意第一天上午9时30分在外事处办公室接见傅泾波。
心照不宣的默契！在中美关系这个微妙的关头，双方都以期待的眼光注视着原来的对手，虽然谁也不确定将会发生什么，但谁都希望对方做出点什么。
所以，当傅泾波被引进黄华的办公室的时候，房间里的气氛并未显得拘谨和紧张。
“司徒先生得悉您出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后非常高兴，希望这是中共方面同意与美方接触的表示。”傅泾波这席话既算寒暄，又是一种试探。
“但是，司徒雷登这两年多来的言行不得不使我们怀疑他的诚意。”黄华丝毫没有放松口吻。
傅泾波微微地耸耸肩膀：“一年来，司徒先生和美国方面渐渐了解了过去对国民党认识错误。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您大概了解，司徒先生在国外被任命为大使，对外交不内行，对国务院不熟悉，马歇尔又被国民党包围，才铸成调停失败的错误。这不能过分责备司徒先生本人。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他去广州，但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共方面接触，这点已获艾奇逊国务卿的同意。”
“我们已注意到这一点。不过——”黄华依旧摇摇头说，“美国应该拿出具体行动来表明他的诚意。”
傅泾波说：“中美商约可以修改。司徒先生非常盼望与您会见，他希望继续留在这个位置上，因为现在是美对华政策改变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这一转变，较换个新人好些。”
这是美方的一个重要表态。黄华的心里这么想，脸上却不露声色。
“会见一事，我们考虑后再给予答复。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政策造成中国人民重大损失，创痛极深。美国现在尚未放下屠刀，怎么能期望中国人民恢复好感？空言无补实际，需要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
傅泾波走后，黄华立刻赶往南京市委汇报会见的情况。
5月10日，一封由市委转发的中共中央复电被送到了黄华手中：
（一）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的意向为目的。
（二）见面时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
（三）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出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它“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
（四）与司徒雷登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
（六）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七）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的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5.“今吾与司徒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黄华电话通知傅泾波，让他转告：他将于13日上午8时许以私人身份到司徒雷登的寓所拜会他。这时，他接到南京市委的指示，我军定于12日夜发起解放上海战役，但近期来美国不断增兵青岛，必须将美国军事干涉中国的可能性考虑在内，与司徒雷登会见时应首先要美军撤出青岛，以观察美方的反应。
司徒雷登在他的住所接待了黄华——他昔日的学生，今天的谈判对手。30年前，他创办燕京大学时绝没想到，这所美国教会大学替共产党中国的外交部培养了一个“方面军”：黄华、杨刚、龚普生、龚澎、柯华、凌青、周南、韩叙、包永清、齐宗华、吴青、杨公素……
寒暄过后，黄华问司徒雷登解放军进入他住宅的情况。
“只有几个年轻士兵进来，我见到他们，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看一看，态度还好。就这些。”司徒雷登笑笑，轻描淡写地说。
黄华正色说：“我们已经宣布，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检查。在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但作为外侨，解放军自将保护其安全，请你放心。”
司徒雷登说道：“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愿同未来的中国新政府建立新关系。我已向国务院建议，将上海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粮食棉花等物质待上海战斗结束后移交中共方面，以支援上海恢复生产。”
“粮食、棉花这些物质中共方面还不能接受。”黄华回答，“美国既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将驻在青岛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其他一切问题才能谈得上。”
司徒雷登答应就此事转告有关方面。
上海战役在激烈地进行，中美之间的接触也在继续。5月21日，美国舰队驶离青岛；5月27日，上海解放，停泊在吴淞口的美国舰队即撤至公海。傅泾波向黄华保证：“你们打到别的地方，美国舰队也即自该处撤走。”
6月6日，黄华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到外事处进行第二次会晤。
司徒雷登首先提出，他将于7月赴上海，随后回屆述职。
“按目前的规定，您完全可以按侨民身份到外事处申请，没有任何障碍。”黄华说道。司徒雷登点头称谢，又说：“美方对上次所谈军事问题字字负责。现在美国舰队的中心已不在中国。”
黄华指出，台湾附近仍有美舰。司徒雷登则辩称，开罗会议允许台湾交中国托管，待对日和约签订后归还中国，但对日和会因美苏误解，何时召开无法肯定，故法律上台湾尚非中国所有。
黄华回敬道：“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被日本侵占后，中国人民从未承认，从未停止过斗争。台湾现已归还中国，不容国民党政府出卖或外国政府借口和约另生枝节。美国如愿意恢复中国人民对他的好感，打开两方外交关系，就必须先撤退一切在华武装力量，停止援助及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放弃一切有损中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
“各国使节留在南京，这就表示了对国民党的态度。国民党政府将来再由广州他迁，美国代表肯定不拟随往。”
司徒雷登说得很慢，一边观察着黄华的反应。
“国、共两党现在各占一部分地区，美国对许多地区的情况很不了解，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如果过去对美国有所谓干涉内政的评论，今天美国更宜慎重从事，不能表明拥护或反对哪一方面；所以采取被动态度，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而这个政府也证明了愿意并有力量担负其国际义务时，问题自然解决。现在运来的美援，是国会去年通过而未运的，所余无几，今后再无援助。”
“我个人看来，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于打下广州后召开，联合政府将由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产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已表明，中共方面反对任何美援，说明了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从责任上讲，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停止援助蒋介石，以表明美国放弃已经失败的干涉政策。现在美国仍支持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建立外交关系无从谈起。”
“我可以转达你们的意思，”司徒雷登带着无可奈何的口气说，“这里并不能决定什么。我的任务只让我想到燕京大学的校训4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中国人民的真理就是独立、自主！”黄华毫不相让。
司徒雷登点头表示赞同，换了一副口气说：“可是在美国看来，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问题，是关系世界和平的问题。希望我的努力能使美中关系完善地解决。如果有第三国出面协助，对这个问题也许更有好处。”
傅泾波插话道：“美中关系获得解决，可以成为改善中美苏关系的跳板。”
黄华摇摇头，敏锐地答道：“双边关系是双方的问题，中美关系问题不需要第三者参加。”
“我们都应该实际一点，”司徒雷登见试探没有成功，立刻换了个话题，“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消极的，更积极的办法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和经济援助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我个人希望当局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新政府。”
“我们一贯主张，本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中国政府人员问题纯属内政，不会允许外人干涉。”
傅泾波又插问，中国究竟是先工业化还是先共产化。
“你这个提法不对，”黄华轻蔑地笑了笑，“中国人民今天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这也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不容外人干涉。”
黄华将司徒雷登送到门口，与他握手告别。
“中国有句古话，‘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与司徒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我们的政策是明朗的，美国应自己作出选择。”
6.别了！司徒雷登
过了两天，傅泾波来找黄华。
“司徒先生认为美面现在很难对中美关系作出正式表示，需他返美后再努力，但这需要知道中共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司徒先生想知道您与周恩来先生有无联络，能否向他转达意见。”
黄华说，什么话都可以谈，叫傅泾波不必顾虑。他预感傅泾波要提出些重要的问题。
“司徒先生近日接到副国务卿韦勃来电，看有无可能在他返回美国之前赴北平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获知中共最高层的意见，返美活动将更有力量。司徒先生希望您代为向周恩来先生转达。”“司徒雷登具体要谈什么内容？”黄华敏捷地问道。
“今年华北旱灾，粮食、棉花供应将有困难，司徒先生希望经济合作总署的物资能运回中国。他认为，大批借款、贸易对中国工业化会有帮助。”
黄华一边听傅泾波说，一边在急剧地思考，一个个念头在他脑海中闪过。这是美方一个大胆、积极的建议，如果司徒雷登得以成行，无疑是一种对我们有利的政治姿态。美国是西方国家不承认新中国的“共同阵线”的带头人，它态度的松动将带来西方国家的共同反应。
事关重大，黄华决定立即向中央请示。傅泾波说完后，黄华委婉地答复道：“美国对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没有正式表示，我个人认为他去北平的要求不会得到答应，况且，现在交通尚未恢复，旅途未必方便……”
1949年6月是一个关键的月份，3年来，中国和美国第一次靠得这么近。然而，她们会彼此握手吗？
27日，傅泾波来到外事处，将一封英文信递给黄华：“司徒先生不知这是何用意，希望您去电北平问明意见。”
信是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写给司徒雷登的，大意是告诉司徒雷登，他已会见过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司徒雷登如要求来北平访问燕京大学，可望获得同意。
黄华看了看信上的日期，是6月16日。他把信交还给傅泾波，答应将向周恩来请示。
28日，黄华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中共中央接到8日黄华的汇报，认为可以对美方的试探做出更积极的响应，同意司徒雷登以私人身份回燕京大学过生日。周恩来指示黄华转告司徒雷登，他希望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会晤一事亦有可能。
一切进展顺利，眼看水到渠成。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美国人退却了。
7月2日，傅泾波又来到外事处——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
黄华在等着他答复美方的决定。
傅泾波把眼镜向上扶了扶，慢腾腾地说：“艾奇逊国务卿昨天来电令司徒先生须在7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国务卿认为，国会内部派别复杂，决定司徒先生现在不去北平，以免引起非议，回国短暂停留后即返回中国，届时可以去北平。”
屋子里寂静了几秒钟。对这个答复，黄华感到有点意外，他清清嗓子，冷冷地回答：“北平是根据司徒雷登之请而同意他去访问燕京大学的，去与不去由他自己决定。”
“司徒先生想知道他返美后如何与中共方面保持联络。”
“现在还考虑不到联络的需要。”
8月2日，一架美国军用C一47型运输机从南京机场缓缓起飞向东飞去。司徒雷登透过机窗看见陆地显得越来越灰暗，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终于，他眼前只剩下一片湛蓝色的海洋。司徒雷登的后面，一扇大门徐徐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