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周恩来与外交部长们
> 二、朝鲜谈判的幕后人物
二、朝鲜谈判的幕后人物
1.边打边谈
1950年一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是冷战时期的第一场热战，动摇着远东地区脆弱的地区格局和安全结构。美国乘机拉拢盟国，打着“联合国军”的幌子进行干涉。起先，朝鲜人民军一路南下，连连克敌，将美韩军压缩到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致使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后撤。美国越过“三八线”，疯狂北犯。金日成致电苏中两国，恳请给予军事和经济援助。
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彭德怀令员的指挥下，经过五次战役的较量，双方战线维持在“三八线”附近。
第五次战役刚刚打完不久，美军便向我方正式发出和谈的信息。1951年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命向我方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我方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谈判在兀山港的一只丹麦伤兵船上进行。
美国这一声明看似突然，实则不然。早在该年1月11日，志愿军赢得第3次战役的胜利、解放汉城后，美国担心在军事上可能吃不消，被撵出朝鲜半岛。为避免彻底覆灭，美国急于停火谈判。为此，1月1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局势是这样分析的：美国最根本的利益和最大危险仍在欧洲，美国必须在欧洲部署大量军事力量；美国不能在亚洲陷入一场持久战，消耗掉原应部署在欧洲的军事力量，这很可能正是克里姆林宫所希望的。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杜鲁门制定了对朝鲜作战政策：把战争限制在朝鲜，保持对海空力量的限制，不再派任何增援部队，尽可能稳住“三八线”附近的战线，然后寻求停火，达成停火协议，使朝鲜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之前的状况。
第五次战役后，美军在地域上前进了一步，面积有所扩大，但是美国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完全胜利十分渺茫，国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美国政府认识到，单纯靠军事手段打败朝中军队、单方面解决朝鲜问题已不可能，以上情况就是李奇微声明的背景。
2.派李克农、乔冠华主持谈判
周恩来早在1950年12月7日就着手拟定了停止朝鲜战争的条件。第五次战役后，周恩来体会到在军事上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有很大的困难，现在客观上出现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在准备持久作战的同时，与敌人举行停战谈判，争取和平解决。周恩来首先同毛泽东商量，共同研究李奇微声明的深刻含义。6月初，周恩来邀请金日成到北京商谈有关停战谈判的方针与方案。7月1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首相和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发表声明，同意派代表与美方代表会晤，并建议会晤在“三八线”南我方控制区开城举行。
在金日成、彭德怀发表声明的前一天，金日成曾给毛泽东、周恩来发出电报，除提出朝方对和谈内容、地点和时间的意见外，还希望彭德怀代表志愿军出席谈判会议。周恩来认为，彭德怀是我方统帅，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都不宜直接出面谈判，应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和参谋长解方去谈判，并让李克农、乔冠华从国内去朝鲜，充实谈判代表团的力量。周恩来把这些想法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了批准。
派李克农、乔冠华到朝鲜去主持谈判，是周恩来主持朝鲜战争中外交战线的重要措施之一。
外交部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是情报专家，又富有谈判经验。不管什么场合他总是衣冠严整，戴眼镜，穿马靴，留短胡须，举止大方，严肃稳健。
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在德国读过哲学，懂法语、英语，对国际问题颇有研究，文思敏捷，才华横溢。他很活跃，笑得潇洒，骂得也潇洒。
朝鲜停战谈判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木型外交活动，也是第一次在国际范围内公开与美国进行谈判的外交斗争。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战线人才极度贫乏，李克农、乔冠华是外交部内少数确实能胜任外交工作的人才，也是朝鲜谈判代表团中仅有的两名合格外交官。
实际上，周恩来派李克农、乔冠华参加谈判代表团，除了掌握和指导停战谈判、确保谈判胜利之外，还有一个深远的用意，那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培养、训练一批外交人才。李克农、乔冠华来到朝鲜后，按照周恩来的旨意，主动承担起培训外交人才的任务。他们针对谈判代表团内绝大多数人“欠缺外交头脑”的弱点，召开会议，举办外交知识讲座，结合自己的实践、体会，谈得有声有色。就这样，经过实践和培训，谈判代表团中的成员后来大都成为我国、我党、我军外交战线的人才。
3.“临阵不换将！”
李克农、乔冠华受命后，毛泽东、周恩来于7月2日专门接见了他们，同他们就停战谈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指示谈判方针，面授锦囊妙计。
周恩来风趣地说：“最后送你们12个字，‘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李克农谨慎地问：“总理，你的意思是……”
周恩来侧过头来，双眼紧盯着李克农解释道：“‘行于所当行’的意思是该做的就坚决做，义无反顾；‘止于所不可不止’，意思是该停的时候就应该适可而止。”
稍顷，周恩来见毛泽东满意地连连点头，进一步解释：“抗美，是保家卫国，是‘当行，的爱国主义的正义斗争；援朝，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当侵略者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我们就得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新中国的建设。总之，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当时李克农严重的哮喘病复发，平时靠药物控制哮喘，每天靠打吗啡才能入睡。毛泽东、周恩来并不知道这一情况。李克农当时受使命召唤，无心作其它选择。
他回来静下心来想了想，还是向中央写了病情，实事求是地讲了自己的病情，请中央根据这一情况有多种方案准备。毛泽东稍稍犹豫了一下，决定仍然由李克农去。也许，他没有找出更合适的人选。他相信李克农能抱病出征。
李克农自然义无返顾。
7月5日，李克农的谈判班子从北京启程赴朝。离京之时，正值炎炎酷暑，谁也没有想到带冬装，还是李克农夫人赵瑛提醒了一句：“克农，要不要带上棉衣？”李克农患哮喘病，穿棉衣总是比一般人提前半个月。
李克农摆摆手：“不用，到不了冬天就能回家了。”谁也没有料到，这次谈判一去就是两年。
7日凌晨，李克农一行抵达朝鲜开城，下午到来凤庄。
9日那天，中朝代表团全团上下忙忙碌碌，积极为第二天的正式谈判作准备。
昨天美方已告诉中方，他们将乘直升飞机来谈判。这明明是欺我方没有飞机场，故意找茬。不过，这点小事难不倒李克农。他微微一笑，令人在开域市区内找了一个比较安全又宽敞的地方，摆上红色“T”字型帽板，再摆上两个英文字母“WC”（即WELCOME[欢迎]，另一义为厕所）标志，一个临时着陆的直升机场便算大功告成。
那么，怎么通知美方呢？大家一时又没了主意，都把希望的目光转向乔冠华。只见乔冠华不慌不忙，更不多言，一提笔便文思泉涌，洋洋洒洒，写下一篇开城巡礼，把美方直升机降落的方法写得明明白白，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发表，公告天下。众人一见，齐声喝彩。当晚，李克农等再次检查准备工作，又发现一件事先没有想到的事：按国际惯例，双方正式代表见面时要互验全权证书，而朝中方面忘了准备。朝鲜方面立即派人火速到平壤请金日成签字，但若再到联合司令部彭德怀处无论如何是来不及了。李克农当即决定，只要金首相签了字就有效，彭老总的字我替他代签，事后再报告。
工作做得再仔细，还是免不了有纰漏。第二天正式谈判时对方在谈判桌上摆了一面“联合国”的小旗子，而我方代表面前空空荡荡的，大家都很后悔事先没有想到这一着。
9日晚上10时，李克农召集朝中谈判代表团所有同志开会。会议先由乔冠华把第二天的正式谈判第一次会议作了说明。之后，李克农就朝鲜停战谈判全局性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李克农先分析谈判形势，他说，这次谈判我们准备提出三条原则：停火休战，双方撤离三八线以建立非军事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全境。关于前两点，双方的意见有距离但不大，第三点分歧大一点，但也是可以讨论的，所以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接着，李克农谈了四点意见。他明确地说：“我们是为和平而来的，首先要把这个主张打出去使它产生一种力量，也就是政策的威力。”其次，安全问题要慎之又慎。第三，谈判是打“文仗”而不是“武仗”，对外表态要慎重。李克农谆谆告诫大家：“对我们的同志，我不担心哪位同志在谈判中丧失立场，担心的是多数同志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逗而冲动。同美国人打交道多数同志没有经验，所以参加会议的同志要观察会场上每个细节，察言观色，争取较快地摸透对方的脾气。”第四点意见是谈判离不开对战场情况的了解。
会议开到深夜。
几天来，李克农几乎没有片刻休息，他需要利用一切时间尽快熟悉自己班子里中朝双方的每位同志，集体布置工作，个别找人谈话，忙得哮喘病又犯了，只好靠药物控制。
朝鲜半岛上，8月底9月初气候变化无常，早上和晚上天气很凉。代表团中方成员原先都以为谈判一两个月就可以结束，没带御寒的棉衣，有人甚至连毛衣都没有带。李克农特地给东北军区发了电报，请他们给谈判人员制作冬装，做好后送来。
进入了初冬，气温骤降。11月20日，李克农在“小别墅”会议室里召开中朝代表团小型会议时，哮喘病又犯了，讲一阵咳嗽一阵，坐在他旁边的边章五给他泡了一杯热茶。
李克农的身体一直不好。不久前的一个夜晚，他犯心脏病，倒在地上，这时代表团已经有了医生，他们有经验，没有挪动，只往他嘴里放了一片扩张血管的急救药，让他熟睡了1个多小时，算是缓解了过来。
关于他的病情，虽然他反对向中央报告，中国代表团还是发电报报告了周恩来。经中央决定，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日夜兼程赶到开城，以替换李克农。
李克农坐在朝鲜式的土炕上，视力微弱，眼睛几乎要贴在炕桌上面看东西。一会儿要仰天躺一会儿，大口大口喘气，长时间的伏案，胸口挤压得很难受，心脏跳动时急时缓，好像快要停止跳动了。两只手也开始发抖，手中的笔几次从炕沿上滑落下来。朝鲜的地炕闷热干燥，很不适合像他这样的严重哮喘病人，隔一会儿，他就拉开门走出去，站在寒冷的夜空下，透几口新鲜空气，回来再把一把把药片塞进嘴里，端起白开水杯子，喝口水咽下去。
伍修权看到老战友的状况，心中十分痛惜。他直率地对李克农说：“你的身体不好，中央让我来替换你。”
李克农喘了一口气，静静地闭了一会儿眼睛，一字一顿地回答：“临阵不换将！”他接着说，感谢中央的关心，我现在身体不太好，但是熟悉谈判工作的全部情况，已经摸透了各方面的规律，如果现在中途换人，一切又得从头做起，对整个工作不利，因此建议在我尚能支持的情况下，不马上换人。
于是，李克农、伍修权共同拟定了给中央的请示电报。中央很快复电，同意仍由李克农主持谈判工作，并让伍修权继续留在朝鲜，一方面深入了解谈判进行情况，一方面继续观察李克农的健康状况。
30多年后，伍修权回忆往事，心中仍十分感动。伍修权曾和乔冠华共过事，两人闹过一些不愉快的事。乔冠华很有才干，但是太骄傲，做他的领导不容易。伍修权说：“我和乔冠华之间的矛盾，李克农心中有数，他不怕我有什么想法，讲‘临阵不换将’，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完全有办法领导好老乔，让我留下来就有困难，我决定观察一段时间，等克农病情有好转，又向中央打了报告，李克农可以继续工作了，我便返回北京。”
李克农不但在对外谈判中施展出卓越的策划才能，在协调内部关系上也得心应手。乔冠华号称“外交部第一号大才子”，张口妙语连珠，行文洋洋洒洒，但高傲自负，不拘陈规，但他从不当着别人的面指责乔冠华，也制止部下议论他的长短。他认为，一个人有其长必有其短，而缺点往往正是优点造成的。总的来说，两人在整个谈判期间配合默契，都为谈判的成功尽了力。
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年轻气盛，自恃曾留学苏联，上过军事院校，开始有些看不起中国老农民的土样。7月份谈判伊始，南日和乔冠华便发生了一些争执。李克农得知情况后，分别找乔冠华、南日谈心。经过李克农神奇般的说服工作后，这两位骄矜而多才的人不久便握手言欢。
1952年谈判中断，板门店会场冷冷清清。有一天，乔冠华夫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作为信使来了。大家觉得很奇怪，派这么高级别的人来当信使，这还是破天荒的事。李克农把大家招呼到一边，指指正有说有笑的乔冠华、龚澎夫妇，说：“你们看到了吧，周总理人家怎么做工作，做得这么细，咱们都学着点儿。”
李克农拍电报，请解方、柴成文的夫人来板门店探亲，不能前来的也千方百计捎信带话。这个做法深得人心。家人的到来，使冷清的驻地变得热闹而有生气，大伙在一块开玩笑：“胡公就是胡公，我们学不来，咱们也学不来峡公，连夫妇的私生活也想到了。”（胡公指周恩来，峡公即李克农）
4.传达毛、周指示
大部分谈判都是在战争结束后进行的。朝鲜谈判则不同，它是在双方军事僵持的情况下，采取边打边谈的军事与外交相结合的方式，最后达成停火协议，结束战争的。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拉开帷幕。从那时起，直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在长达两年零十几天的谈判马拉松中，两易会场，五次中断，共开58次双方代表团会议，733次各种小会，为历史所罕见。
朝中谈判代表团分前方、中间站和后方指挥三线。前方第一线是直接出面的朝鲜人民军代表南日、李相朝、张平山（后由郑斗焕接任）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邓华（后由边章五接任）、解方等。在第二线中间站工作的有乔冠华和柴成文。乔冠华负责传达和贯彻上面的指示，对谈判工作提出具体方案，为谈判代表拟写发言提纲。联络官柴成文则在别人不便离开时负责来往传递消息。第三线便是李克农，坐镇幕后，负责与国内联系并与朝鲜同志协商，掌握谈判工作的方针大计和全部进程。按照中朝两党中央协议，朝鲜停战谈判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因为他们二人对外不露面，出于安全保密的考虑，按照中国习惯给代表团、李克农和乔冠华规定了代号，称代表团“工作队”，称李克农“李队长”，称乔冠华“乔指导员”。李克农还任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
在这两年，李克农的责任范围之广，性质之复杂，日常面临问题的困难与重要，都非常人所能想象。每天的工作如此繁重，而他身体又如此之差，却能以惊人的毅力支撑谈判班子，确实很不简单。他常常是一边开会，一边大把大把地吃药片，和谈判班子一起商讨对策，处理文电，组织实习，草拟电报、文件和发言稿，反复字斟句酌，对拟议中的每种方案都要仔细研究，分析比较，才能最后决定取舍。那些日子，由李克农主持的集体会议一般是在晚上10点钟召开，先由第一、二线的同志汇报当天的谈判情况，然后大家一起研究出现的新问题。李克农归纳后，就谈判中的全局性问题再作阐述，讨论出具体方针策略，形成文字上报中共中央、金日成首相和彭德怀司令员。每天开会至凌晨，便有电报发回国内。国内由周恩来直接掌握谈判的进程，对每天接到来自谈判代表团的请示汇报，经周恩来考虑后，再马上同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研究，一般在当夜就能作出决定复电开城，对下一步谈判提出要求和指示。电报一般是在天亮时收到，李克农收阅后，立即向各有关方面传达和布置，与朝鲜同志联系，向志愿军总部通报。他又根据国内指示和各方面的意见，提出新的方案，由二线的乔冠华等加以具体贯彻，最后交给第一线的谈判代表去执行。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在国内主持最高决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朝鲜停战，谈判两年，以毛泽东的名义发给李克农的电文，大约有几十万字之多。这其中当然也包含周恩来总理的劳动成果。他主持的外交部负责提供情报、分析研究。周恩来亲自参加研究，有时还替毛泽东主席起草给李克农的电报。
电报内容十分丰富，大到谈判方针、外交策略，小到帐篷、食物、标点符号，等等，事无巨细，国内都有明确指示。有时来往文电之多，一天竟达十几份。现以1951年7月14日为例，那天毛泽东主席署名签发电报5份，为新华社起草电讯稿一份。
停战谈判第一次会议后两天，即7月12日，美方代表借故中断谈判。13日，李奇微致函金日成、彭德怀称：谈判地点开城没有中立气氛，建议划一中立区。还声称：如果你方同意这些建议，会谈即可恢复。
当夜21时半，李克农将拟发的复文稿电告国内。
14日1时45分，毛泽东电告李克农，来件已收到，待修正后发回。
7时，毛泽东发出第二份电报，写道：
克农并金、彭：
（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二）……（三）给李奇微复文已重写，另电发来。北京准备在今日下午八时才发广播。
毛泽东七月十四日上午七时10时，毛泽东对复文涉及到的两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指示。他最后指出：“究应如何，请按情况灵活决定”，给谈判代表留下一定的活动空间。
11时，毛泽东发出的第4份电报是对当天凌晨2时半李克农电报的回答。
下午3时10分李克农致电国内，发来经修改后的对李奇微的复文。下午6时，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李克农的修改意见，此外，主席还在复文稿上加了一句颇有商量余地的话。
在发了五份电报之后，毛泽东主席为新华社起草《关于金日成、彭德怀电复李奇微原则同意将开城地区划为暂时中立区的电讯稿》。
在我方作了一系列和平努力后，美方代表被迫回到了谈判桌旁。
1951年8月10日下午，谈判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南日将军发言后，美方谈判首席代表乔埃竟拒绝发言！
会场一片寂静，乔埃有时用两手捧着两腮，有时用右手玩弄着面前的两支铅笔，偶尔目光和南日相遇，他便避开，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点燃，然后轻轻地吐出缕缕烟雾，就是不开口，以此来表示他们顽强的坚决态度。乔埃的助手们也一个个抽起烟来，不抽烟的或用笔在纸上胡乱地涂抹，或抬头直盯着朝中方面的代表。朝中方面代表尽管对对方的做法十分愤怒、鄙视，但都很冷静沉着：南日嘴里叼着象牙烟嘴，眼睛直直地登着乔埃；邓华和解方、张平山都不抽烟，就静静地坐着；李相朝低着头用红色铅笔在纸上画画。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20分钟，半小时……时光飞快地流过，对方的口就是不张开。在“沉默”将近1小时的时候，我驻朝使馆政务参赞、谈判代表团秘书长、联络官柴成文按照分工离开会场，到离会场仅有百步之遥的一间普通民房——实际上是“工作队”的“前线指挥所”——里，把情况简单地跟李克农作了汇报后，求教“锦囊妙计”。李克农指示：就这样“坐”下去。柴成文回到会场后在纸条上写了“坐下去”3个字交给解方，他看后依次传给了邓华、南日、李相朝和张平山。
这场“静坐”一直持续了132分钟。最后，乔埃终于开口了，他说：“我建议休会，明天上午10时继续开会。”他说的是“继续开会”，不是“继续静坐”，这实际上等于承认美方施加压力“战术”的失败。
周恩来同志对谈判桌上的全部情况十分了解，对谈判的各个方面，都有全面的指示。1952年5月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克农、冠华两同志：
我们的发言和新闻稿件中所用刺激性的词语如“匪类”、“帝国主义”，“恶魔”，“法西斯”等甚多，以致国外报刊和广播方面不易采用。各国友人特别是世界和大朋友们对此均有反应。望指示记者和发言起草人注意简短扼要地揭露事实，申述理由，暴露和攻击敌人弱点，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国内方面亦将采取同样方针，并告。
周恩来 5月18日时半
李克农深感，跟总理相比，自己还缺少很多东西。他对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十分尊重。这可从1952年6月27日他给回国休假的边章五的一封信中看得清清楚楚。李克农叮嘱边章五：“你回时必须在胡公处多求指示，对敌总估计、谈判前途（包括政治谈判）、对友可能援助的具体方针、今后干部安排等等，力求详尽，万不可再懒，否则见面时严重后果由你负责。”
1953年7月26日，是停战协定签字的前一天，经过千辛万苦争取到的时刻终于要降临了，中朝代表团驻地沉浸在一片喜庆的气氛之中，连新闻记者也到驻地来讨杯酒喝，高兴高兴。
但李克农此时却异常冷静，他皱着眉头在地上走来走去，越来越感到事关重大，便立即召集会议。
李克农喝了一杯水，捋捋下巴一寸多长的胡须（去年他的父亲去世后，李克农蓄须以表纪念），说：李承晚极端仇视停战，他所以接受停战，是朝中人民军队的打击和美国政府安抚的结果。他会不会就此甘心？他还可不可能进行破坏？如果他要破坏，最坏的可能莫过于在签字时搞一次使敌我双方不得不打起来的毒辣行动。比如说对双方司令官的任何一人进行袭击，它的后果将比扣留战俘更为严重……
会议反复研究，认为这确实是个难题，但只要从对世界和平严肃负责出发提出问题，料想对方也不致拒绝，因为美方对李承晚同样不放心。
只有两个方法：一是同对方协商，完全拒绝李承晚集团的任何人员进入会场，这恐怕不会被对方接受；二是改变双方司令官到现场签字的办法，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后立即生效，然后各自向自己的司令官送签并互换文本。
事关大局，必须立即请示。
事实上，北京对此已有考虑。
7月26日下午，双方联络官会议同意由谈判首席代表签字生效的办法。
27日上午，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哈里逊分别在18本朝、中、英文本停战协定上签字。
同一日，“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在停战协定上签上了他的名字。签字后，他狂妄地声称：“当我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我知道这件事并未结束——反抗共产主义的斗争，在我的一生将不会结束。”
28日，彭德怀司令员也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他后来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我在签字时心中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来说，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
谈判签字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乔冠华喝醉了酒，摔了两个酒杯，大家劝他回去休息，他醉醺醺地说，我辛辛苦苦地给毛主席的报告，都老头子一个人签名。
老头子指的是李克农，当时他并不在场。
事后，周恩来为此事狠狠批了乔冠华，并且让乔冠华给李克农赔礼道歉，写出检查。乔冠华也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了，他向李克农承认错误时，眼泪都出来了。李克农只是平静地说，这事我早知道了，你眼里没有几个人，要吃大亏的。
李克农又向周恩来说情，不要处分乔冠华。数年后，乔冠华才知道这分情谊。他对人说，李克农对我这么宽宏大量，我深受感动。我写检讨是出自真心的。
1950年一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是冷战时期的第一场热战，动摇着远东地区脆弱的地区格局和安全结构。美国乘机拉拢盟国，打着“联合国军”的幌子进行干涉。起先，朝鲜人民军一路南下，连连克敌，将美韩军压缩到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致使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后撤。美国越过“三八线”，疯狂北犯。金日成致电苏中两国，恳请给予军事和经济援助。
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彭德怀令员的指挥下，经过五次战役的较量，双方战线维持在“三八线”附近。
第五次战役刚刚打完不久，美军便向我方正式发出和谈的信息。1951年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命向我方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我方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谈判在兀山港的一只丹麦伤兵船上进行。
美国这一声明看似突然，实则不然。早在该年1月11日，志愿军赢得第3次战役的胜利、解放汉城后，美国担心在军事上可能吃不消，被撵出朝鲜半岛。为避免彻底覆灭，美国急于停火谈判。为此，1月1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局势是这样分析的：美国最根本的利益和最大危险仍在欧洲，美国必须在欧洲部署大量军事力量；美国不能在亚洲陷入一场持久战，消耗掉原应部署在欧洲的军事力量，这很可能正是克里姆林宫所希望的。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杜鲁门制定了对朝鲜作战政策：把战争限制在朝鲜，保持对海空力量的限制，不再派任何增援部队，尽可能稳住“三八线”附近的战线，然后寻求停火，达成停火协议，使朝鲜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之前的状况。
第五次战役后，美军在地域上前进了一步，面积有所扩大，但是美国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完全胜利十分渺茫，国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美国政府认识到，单纯靠军事手段打败朝中军队、单方面解决朝鲜问题已不可能，以上情况就是李奇微声明的背景。
2.派李克农、乔冠华主持谈判
周恩来早在1950年12月7日就着手拟定了停止朝鲜战争的条件。第五次战役后，周恩来体会到在军事上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有很大的困难，现在客观上出现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在准备持久作战的同时，与敌人举行停战谈判，争取和平解决。周恩来首先同毛泽东商量，共同研究李奇微声明的深刻含义。6月初，周恩来邀请金日成到北京商谈有关停战谈判的方针与方案。7月1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首相和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发表声明，同意派代表与美方代表会晤，并建议会晤在“三八线”南我方控制区开城举行。
在金日成、彭德怀发表声明的前一天，金日成曾给毛泽东、周恩来发出电报，除提出朝方对和谈内容、地点和时间的意见外，还希望彭德怀代表志愿军出席谈判会议。周恩来认为，彭德怀是我方统帅，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都不宜直接出面谈判，应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和参谋长解方去谈判，并让李克农、乔冠华从国内去朝鲜，充实谈判代表团的力量。周恩来把这些想法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了批准。
派李克农、乔冠华到朝鲜去主持谈判，是周恩来主持朝鲜战争中外交战线的重要措施之一。
外交部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是情报专家，又富有谈判经验。不管什么场合他总是衣冠严整，戴眼镜，穿马靴，留短胡须，举止大方，严肃稳健。
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在德国读过哲学，懂法语、英语，对国际问题颇有研究，文思敏捷，才华横溢。他很活跃，笑得潇洒，骂得也潇洒。
朝鲜停战谈判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木型外交活动，也是第一次在国际范围内公开与美国进行谈判的外交斗争。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战线人才极度贫乏，李克农、乔冠华是外交部内少数确实能胜任外交工作的人才，也是朝鲜谈判代表团中仅有的两名合格外交官。
实际上，周恩来派李克农、乔冠华参加谈判代表团，除了掌握和指导停战谈判、确保谈判胜利之外，还有一个深远的用意，那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培养、训练一批外交人才。李克农、乔冠华来到朝鲜后，按照周恩来的旨意，主动承担起培训外交人才的任务。他们针对谈判代表团内绝大多数人“欠缺外交头脑”的弱点，召开会议，举办外交知识讲座，结合自己的实践、体会，谈得有声有色。就这样，经过实践和培训，谈判代表团中的成员后来大都成为我国、我党、我军外交战线的人才。
3.“临阵不换将！”
李克农、乔冠华受命后，毛泽东、周恩来于7月2日专门接见了他们，同他们就停战谈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指示谈判方针，面授锦囊妙计。
周恩来风趣地说：“最后送你们12个字，‘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李克农谨慎地问：“总理，你的意思是……”
周恩来侧过头来，双眼紧盯着李克农解释道：“‘行于所当行’的意思是该做的就坚决做，义无反顾；‘止于所不可不止’，意思是该停的时候就应该适可而止。”
稍顷，周恩来见毛泽东满意地连连点头，进一步解释：“抗美，是保家卫国，是‘当行，的爱国主义的正义斗争；援朝，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当侵略者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我们就得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新中国的建设。总之，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当时李克农严重的哮喘病复发，平时靠药物控制哮喘，每天靠打吗啡才能入睡。毛泽东、周恩来并不知道这一情况。李克农当时受使命召唤，无心作其它选择。
他回来静下心来想了想，还是向中央写了病情，实事求是地讲了自己的病情，请中央根据这一情况有多种方案准备。毛泽东稍稍犹豫了一下，决定仍然由李克农去。也许，他没有找出更合适的人选。他相信李克农能抱病出征。
李克农自然义无返顾。
7月5日，李克农的谈判班子从北京启程赴朝。离京之时，正值炎炎酷暑，谁也没有想到带冬装，还是李克农夫人赵瑛提醒了一句：“克农，要不要带上棉衣？”李克农患哮喘病，穿棉衣总是比一般人提前半个月。
李克农摆摆手：“不用，到不了冬天就能回家了。”谁也没有料到，这次谈判一去就是两年。
7日凌晨，李克农一行抵达朝鲜开城，下午到来凤庄。
9日那天，中朝代表团全团上下忙忙碌碌，积极为第二天的正式谈判作准备。
昨天美方已告诉中方，他们将乘直升飞机来谈判。这明明是欺我方没有飞机场，故意找茬。不过，这点小事难不倒李克农。他微微一笑，令人在开域市区内找了一个比较安全又宽敞的地方，摆上红色“T”字型帽板，再摆上两个英文字母“WC”（即WELCOME[欢迎]，另一义为厕所）标志，一个临时着陆的直升机场便算大功告成。
那么，怎么通知美方呢？大家一时又没了主意，都把希望的目光转向乔冠华。只见乔冠华不慌不忙，更不多言，一提笔便文思泉涌，洋洋洒洒，写下一篇开城巡礼，把美方直升机降落的方法写得明明白白，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发表，公告天下。众人一见，齐声喝彩。当晚，李克农等再次检查准备工作，又发现一件事先没有想到的事：按国际惯例，双方正式代表见面时要互验全权证书，而朝中方面忘了准备。朝鲜方面立即派人火速到平壤请金日成签字，但若再到联合司令部彭德怀处无论如何是来不及了。李克农当即决定，只要金首相签了字就有效，彭老总的字我替他代签，事后再报告。
工作做得再仔细，还是免不了有纰漏。第二天正式谈判时对方在谈判桌上摆了一面“联合国”的小旗子，而我方代表面前空空荡荡的，大家都很后悔事先没有想到这一着。
9日晚上10时，李克农召集朝中谈判代表团所有同志开会。会议先由乔冠华把第二天的正式谈判第一次会议作了说明。之后，李克农就朝鲜停战谈判全局性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李克农先分析谈判形势，他说，这次谈判我们准备提出三条原则：停火休战，双方撤离三八线以建立非军事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全境。关于前两点，双方的意见有距离但不大，第三点分歧大一点，但也是可以讨论的，所以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接着，李克农谈了四点意见。他明确地说：“我们是为和平而来的，首先要把这个主张打出去使它产生一种力量，也就是政策的威力。”其次，安全问题要慎之又慎。第三，谈判是打“文仗”而不是“武仗”，对外表态要慎重。李克农谆谆告诫大家：“对我们的同志，我不担心哪位同志在谈判中丧失立场，担心的是多数同志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逗而冲动。同美国人打交道多数同志没有经验，所以参加会议的同志要观察会场上每个细节，察言观色，争取较快地摸透对方的脾气。”第四点意见是谈判离不开对战场情况的了解。
会议开到深夜。
几天来，李克农几乎没有片刻休息，他需要利用一切时间尽快熟悉自己班子里中朝双方的每位同志，集体布置工作，个别找人谈话，忙得哮喘病又犯了，只好靠药物控制。
朝鲜半岛上，8月底9月初气候变化无常，早上和晚上天气很凉。代表团中方成员原先都以为谈判一两个月就可以结束，没带御寒的棉衣，有人甚至连毛衣都没有带。李克农特地给东北军区发了电报，请他们给谈判人员制作冬装，做好后送来。
进入了初冬，气温骤降。11月20日，李克农在“小别墅”会议室里召开中朝代表团小型会议时，哮喘病又犯了，讲一阵咳嗽一阵，坐在他旁边的边章五给他泡了一杯热茶。
李克农的身体一直不好。不久前的一个夜晚，他犯心脏病，倒在地上，这时代表团已经有了医生，他们有经验，没有挪动，只往他嘴里放了一片扩张血管的急救药，让他熟睡了1个多小时，算是缓解了过来。
关于他的病情，虽然他反对向中央报告，中国代表团还是发电报报告了周恩来。经中央决定，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日夜兼程赶到开城，以替换李克农。
李克农坐在朝鲜式的土炕上，视力微弱，眼睛几乎要贴在炕桌上面看东西。一会儿要仰天躺一会儿，大口大口喘气，长时间的伏案，胸口挤压得很难受，心脏跳动时急时缓，好像快要停止跳动了。两只手也开始发抖，手中的笔几次从炕沿上滑落下来。朝鲜的地炕闷热干燥，很不适合像他这样的严重哮喘病人，隔一会儿，他就拉开门走出去，站在寒冷的夜空下，透几口新鲜空气，回来再把一把把药片塞进嘴里，端起白开水杯子，喝口水咽下去。
伍修权看到老战友的状况，心中十分痛惜。他直率地对李克农说：“你的身体不好，中央让我来替换你。”
李克农喘了一口气，静静地闭了一会儿眼睛，一字一顿地回答：“临阵不换将！”他接着说，感谢中央的关心，我现在身体不太好，但是熟悉谈判工作的全部情况，已经摸透了各方面的规律，如果现在中途换人，一切又得从头做起，对整个工作不利，因此建议在我尚能支持的情况下，不马上换人。
于是，李克农、伍修权共同拟定了给中央的请示电报。中央很快复电，同意仍由李克农主持谈判工作，并让伍修权继续留在朝鲜，一方面深入了解谈判进行情况，一方面继续观察李克农的健康状况。
30多年后，伍修权回忆往事，心中仍十分感动。伍修权曾和乔冠华共过事，两人闹过一些不愉快的事。乔冠华很有才干，但是太骄傲，做他的领导不容易。伍修权说：“我和乔冠华之间的矛盾，李克农心中有数，他不怕我有什么想法，讲‘临阵不换将’，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完全有办法领导好老乔，让我留下来就有困难，我决定观察一段时间，等克农病情有好转，又向中央打了报告，李克农可以继续工作了，我便返回北京。”
李克农不但在对外谈判中施展出卓越的策划才能，在协调内部关系上也得心应手。乔冠华号称“外交部第一号大才子”，张口妙语连珠，行文洋洋洒洒，但高傲自负，不拘陈规，但他从不当着别人的面指责乔冠华，也制止部下议论他的长短。他认为，一个人有其长必有其短，而缺点往往正是优点造成的。总的来说，两人在整个谈判期间配合默契，都为谈判的成功尽了力。
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年轻气盛，自恃曾留学苏联，上过军事院校，开始有些看不起中国老农民的土样。7月份谈判伊始，南日和乔冠华便发生了一些争执。李克农得知情况后，分别找乔冠华、南日谈心。经过李克农神奇般的说服工作后，这两位骄矜而多才的人不久便握手言欢。
1952年谈判中断，板门店会场冷冷清清。有一天，乔冠华夫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作为信使来了。大家觉得很奇怪，派这么高级别的人来当信使，这还是破天荒的事。李克农把大家招呼到一边，指指正有说有笑的乔冠华、龚澎夫妇，说：“你们看到了吧，周总理人家怎么做工作，做得这么细，咱们都学着点儿。”
李克农拍电报，请解方、柴成文的夫人来板门店探亲，不能前来的也千方百计捎信带话。这个做法深得人心。家人的到来，使冷清的驻地变得热闹而有生气，大伙在一块开玩笑：“胡公就是胡公，我们学不来，咱们也学不来峡公，连夫妇的私生活也想到了。”（胡公指周恩来，峡公即李克农）
4.传达毛、周指示
大部分谈判都是在战争结束后进行的。朝鲜谈判则不同，它是在双方军事僵持的情况下，采取边打边谈的军事与外交相结合的方式，最后达成停火协议，结束战争的。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拉开帷幕。从那时起，直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在长达两年零十几天的谈判马拉松中，两易会场，五次中断，共开58次双方代表团会议，733次各种小会，为历史所罕见。
朝中谈判代表团分前方、中间站和后方指挥三线。前方第一线是直接出面的朝鲜人民军代表南日、李相朝、张平山（后由郑斗焕接任）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邓华（后由边章五接任）、解方等。在第二线中间站工作的有乔冠华和柴成文。乔冠华负责传达和贯彻上面的指示，对谈判工作提出具体方案，为谈判代表拟写发言提纲。联络官柴成文则在别人不便离开时负责来往传递消息。第三线便是李克农，坐镇幕后，负责与国内联系并与朝鲜同志协商，掌握谈判工作的方针大计和全部进程。按照中朝两党中央协议，朝鲜停战谈判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因为他们二人对外不露面，出于安全保密的考虑，按照中国习惯给代表团、李克农和乔冠华规定了代号，称代表团“工作队”，称李克农“李队长”，称乔冠华“乔指导员”。李克农还任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
在这两年，李克农的责任范围之广，性质之复杂，日常面临问题的困难与重要，都非常人所能想象。每天的工作如此繁重，而他身体又如此之差，却能以惊人的毅力支撑谈判班子，确实很不简单。他常常是一边开会，一边大把大把地吃药片，和谈判班子一起商讨对策，处理文电，组织实习，草拟电报、文件和发言稿，反复字斟句酌，对拟议中的每种方案都要仔细研究，分析比较，才能最后决定取舍。那些日子，由李克农主持的集体会议一般是在晚上10点钟召开，先由第一、二线的同志汇报当天的谈判情况，然后大家一起研究出现的新问题。李克农归纳后，就谈判中的全局性问题再作阐述，讨论出具体方针策略，形成文字上报中共中央、金日成首相和彭德怀司令员。每天开会至凌晨，便有电报发回国内。国内由周恩来直接掌握谈判的进程，对每天接到来自谈判代表团的请示汇报，经周恩来考虑后，再马上同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研究，一般在当夜就能作出决定复电开城，对下一步谈判提出要求和指示。电报一般是在天亮时收到，李克农收阅后，立即向各有关方面传达和布置，与朝鲜同志联系，向志愿军总部通报。他又根据国内指示和各方面的意见，提出新的方案，由二线的乔冠华等加以具体贯彻，最后交给第一线的谈判代表去执行。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在国内主持最高决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朝鲜停战，谈判两年，以毛泽东的名义发给李克农的电文，大约有几十万字之多。这其中当然也包含周恩来总理的劳动成果。他主持的外交部负责提供情报、分析研究。周恩来亲自参加研究，有时还替毛泽东主席起草给李克农的电报。
电报内容十分丰富，大到谈判方针、外交策略，小到帐篷、食物、标点符号，等等，事无巨细，国内都有明确指示。有时来往文电之多，一天竟达十几份。现以1951年7月14日为例，那天毛泽东主席署名签发电报5份，为新华社起草电讯稿一份。
停战谈判第一次会议后两天，即7月12日，美方代表借故中断谈判。13日，李奇微致函金日成、彭德怀称：谈判地点开城没有中立气氛，建议划一中立区。还声称：如果你方同意这些建议，会谈即可恢复。
当夜21时半，李克农将拟发的复文稿电告国内。
14日1时45分，毛泽东电告李克农，来件已收到，待修正后发回。
7时，毛泽东发出第二份电报，写道：
克农并金、彭：
（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二）……（三）给李奇微复文已重写，另电发来。北京准备在今日下午八时才发广播。
毛泽东七月十四日上午七时10时，毛泽东对复文涉及到的两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指示。他最后指出：“究应如何，请按情况灵活决定”，给谈判代表留下一定的活动空间。
11时，毛泽东发出的第4份电报是对当天凌晨2时半李克农电报的回答。
下午3时10分李克农致电国内，发来经修改后的对李奇微的复文。下午6时，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李克农的修改意见，此外，主席还在复文稿上加了一句颇有商量余地的话。
在发了五份电报之后，毛泽东主席为新华社起草《关于金日成、彭德怀电复李奇微原则同意将开城地区划为暂时中立区的电讯稿》。
在我方作了一系列和平努力后，美方代表被迫回到了谈判桌旁。
1951年8月10日下午，谈判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南日将军发言后，美方谈判首席代表乔埃竟拒绝发言！
会场一片寂静，乔埃有时用两手捧着两腮，有时用右手玩弄着面前的两支铅笔，偶尔目光和南日相遇，他便避开，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点燃，然后轻轻地吐出缕缕烟雾，就是不开口，以此来表示他们顽强的坚决态度。乔埃的助手们也一个个抽起烟来，不抽烟的或用笔在纸上胡乱地涂抹，或抬头直盯着朝中方面的代表。朝中方面代表尽管对对方的做法十分愤怒、鄙视，但都很冷静沉着：南日嘴里叼着象牙烟嘴，眼睛直直地登着乔埃；邓华和解方、张平山都不抽烟，就静静地坐着；李相朝低着头用红色铅笔在纸上画画。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20分钟，半小时……时光飞快地流过，对方的口就是不张开。在“沉默”将近1小时的时候，我驻朝使馆政务参赞、谈判代表团秘书长、联络官柴成文按照分工离开会场，到离会场仅有百步之遥的一间普通民房——实际上是“工作队”的“前线指挥所”——里，把情况简单地跟李克农作了汇报后，求教“锦囊妙计”。李克农指示：就这样“坐”下去。柴成文回到会场后在纸条上写了“坐下去”3个字交给解方，他看后依次传给了邓华、南日、李相朝和张平山。
这场“静坐”一直持续了132分钟。最后，乔埃终于开口了，他说：“我建议休会，明天上午10时继续开会。”他说的是“继续开会”，不是“继续静坐”，这实际上等于承认美方施加压力“战术”的失败。
周恩来同志对谈判桌上的全部情况十分了解，对谈判的各个方面，都有全面的指示。1952年5月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克农、冠华两同志：
我们的发言和新闻稿件中所用刺激性的词语如“匪类”、“帝国主义”，“恶魔”，“法西斯”等甚多，以致国外报刊和广播方面不易采用。各国友人特别是世界和大朋友们对此均有反应。望指示记者和发言起草人注意简短扼要地揭露事实，申述理由，暴露和攻击敌人弱点，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国内方面亦将采取同样方针，并告。
周恩来 5月18日时半
李克农深感，跟总理相比，自己还缺少很多东西。他对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十分尊重。这可从1952年6月27日他给回国休假的边章五的一封信中看得清清楚楚。李克农叮嘱边章五：“你回时必须在胡公处多求指示，对敌总估计、谈判前途（包括政治谈判）、对友可能援助的具体方针、今后干部安排等等，力求详尽，万不可再懒，否则见面时严重后果由你负责。”
1953年7月26日，是停战协定签字的前一天，经过千辛万苦争取到的时刻终于要降临了，中朝代表团驻地沉浸在一片喜庆的气氛之中，连新闻记者也到驻地来讨杯酒喝，高兴高兴。
但李克农此时却异常冷静，他皱着眉头在地上走来走去，越来越感到事关重大，便立即召集会议。
李克农喝了一杯水，捋捋下巴一寸多长的胡须（去年他的父亲去世后，李克农蓄须以表纪念），说：李承晚极端仇视停战，他所以接受停战，是朝中人民军队的打击和美国政府安抚的结果。他会不会就此甘心？他还可不可能进行破坏？如果他要破坏，最坏的可能莫过于在签字时搞一次使敌我双方不得不打起来的毒辣行动。比如说对双方司令官的任何一人进行袭击，它的后果将比扣留战俘更为严重……
会议反复研究，认为这确实是个难题，但只要从对世界和平严肃负责出发提出问题，料想对方也不致拒绝，因为美方对李承晚同样不放心。
只有两个方法：一是同对方协商，完全拒绝李承晚集团的任何人员进入会场，这恐怕不会被对方接受；二是改变双方司令官到现场签字的办法，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后立即生效，然后各自向自己的司令官送签并互换文本。
事关大局，必须立即请示。
事实上，北京对此已有考虑。
7月26日下午，双方联络官会议同意由谈判首席代表签字生效的办法。
27日上午，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哈里逊分别在18本朝、中、英文本停战协定上签字。
同一日，“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在停战协定上签上了他的名字。签字后，他狂妄地声称：“当我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我知道这件事并未结束——反抗共产主义的斗争，在我的一生将不会结束。”
28日，彭德怀司令员也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他后来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我在签字时心中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来说，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
谈判签字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乔冠华喝醉了酒，摔了两个酒杯，大家劝他回去休息，他醉醺醺地说，我辛辛苦苦地给毛主席的报告，都老头子一个人签名。
老头子指的是李克农，当时他并不在场。
事后，周恩来为此事狠狠批了乔冠华，并且让乔冠华给李克农赔礼道歉，写出检查。乔冠华也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了，他向李克农承认错误时，眼泪都出来了。李克农只是平静地说，这事我早知道了，你眼里没有几个人，要吃大亏的。
李克农又向周恩来说情，不要处分乔冠华。数年后，乔冠华才知道这分情谊。他对人说，李克农对我这么宽宏大量，我深受感动。我写检讨是出自真心的。
